1，前言
近现代的西方为何物？它表面上和形式上是上古西洋的复兴，实际上和内容上传统中国的派生。其根据有两：一是“文明支流”汇入“文明主流”才发生“文明边缘”和“文明中心”的易位的；一是作为非宗教的“俗世文明”，近代西方的文物制度大抵是模仿中国的结果。本文只谈前者，后者另论。进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文化的平天下的“节外生枝”或“变异之果”，后者已经畸形壮大而使文明母亲与自然母亲及其所影响的世界，面目全非；以致全人类与生物圈面临“终劫”，尽管今之天下，已在科技和经济的方面实现了“大同”（车同轨），而在政治和文化的方面，尚有“一步之遥”（汤因比说，除非中国文化及时复兴，人类没有出路）。中古后期，中国从“死神”手中救活了西方人，也救活了“死神”本身；结果，两者“合魔”而害人。西方之神即基督教，其魔鬼即“浮士德”，亦即霍布斯所云“利维坦”——吞噬异文明与生物圈的怪兽。老子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西方撷取中国文化及科技，但舍弃她的“和谐之道”，所以其“鬼神伤人”。近代西方和中华文明的关系，虽是“母子关系”，更像“农夫和蛇”！在《圣经》中，“蛇”要人变“聪明”，从而引发了人的“原罪爆炸”，去摧毁“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作为中华“子文明”的西方，一直在“弑母”——扼杀文明母亲和自然母亲。
2，近现代“海洋文明”的滥觞
近现代西方经纬几大洲，摇荡数百年；挟其骤起之强势，妄自尊大——正名定分，居世界之正统；演义古今，操未来之演变；而将异文化置于无地自容，使他民族难以安身立命。然而，这种以偷天换日所得之伪论，竟能成为东西方的文化主潮和学术常理——“众流合派银河倾”！天下悖道，世荡劫浩，众煦漂山，人心狂躁。
上溯其“源头活水”，纵观它“因缘聚散”。今之西方，其文化乃宗本于“两希”（古希腊、希伯来），而渊源于“大河文明”和古地中海文明（二者也是主从关系）；其人种乃系古罗马时期的“北方蛮族”，它与中国北方荒漠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乃同条共贯。斯宾格勒说：汉武帝击退匈奴，使之西遁，从而“驱使着一群日耳曼部落，出现在罗马世界的防线之前”（west decline II p35）。自古罗马算起，高卢、日耳曼、斯拉夫，到匈奴为止，依次都称后者为“野蛮人”。但这“终极的野蛮人”于公元4－5世纪，一部分致乱华夏而被消灭或同化；一部分则将其他所有的野蛮人和文明人统统赶入“罗马竞技场”，让其厮杀。天殛罗马，神救蛮族。后者虽然时隔千年而变成了“文明人”，但斯宾格勒却认为他们与古代的野蛮人，乃一脉相承、一丘之貉，以洗劫“高级文明”（传统文明）为能事。（west decline II p36）
这就是说，“西方文明”原是一条汩荡于世界历史之边缘的支流，而今的欧美诸民族那时更是“边缘之边缘”。并且三者（两希＋蛮族）相汇而不容、泛滥却被堵，成了被困的洪水猛兽。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旧欧洲是“海盗式的文明区域”，其人永不和静于本土，但苦于没有出路。（china impression II 164）诚如亚当•斯密所说：“那时，人们由于不知道指南针，……害怕看不到海岸；又由于造船技术不完善，人们不敢置身于大海的惊涛骇浪之中。……驶出直布罗陀海峡，……被视为一种最了不起、最危险的航行伟业。”（Adams Smith. P 17－18）
3，文明支流汇入文明主流
在回答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把西方变成了“文明的海洋”之前，先看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若斯怎么说：
……可以断定，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人对全球的统治并不意味着西方人天生优越，它仅仅表明“在那段历史时期”内西欧人获得了天时地利而已。而在历史的其他时期，情况则完全不同。……北欧人……处于边缘地区，……与世隔绝而不发达。于是，我们便能感觉到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写给他在雅典的一位朋友的信中的含义：“你最好不要从英国买奴隶，因为他们非常愚蠢。”……11世纪时……有位穆斯林这样写道：“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种族性情冷淡且永远也不成熟；他们虽然身材高大、皮肤白皙，但在智力和才能上完全缺乏敏锐力和洞察力。”（general history I p340－341页）
是中国这个“四大古国”（大河文明）的仅存者，改变了欧洲，以致造成了“文明边缘”与“文明中心”的易位！斯塔夫里阿若斯进一步指出：
中世纪千余年间欧亚大陆上最惊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西欧从贫穷落后和默默无闻中崛起。……中国人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政治和提供社会凝聚力及思想……儒家学术。于是中国人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文明……。
（欧洲人）拿来了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发展它们，并将其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致更大的技术进步和更多的制度变化……。（general history I p297页）
这个原先的世界文明的边缘支流，就在快要干涸的时候，幸运地被华夏的“万古江河”所灌注，得以充实、进而它畸形膨胀而席卷尘世，才变为今之“海洋文明”的！并且是恶浪滔天、大有洪波陆沉之势！“力引巨海吞百川，神造大观傲九天”。
一位美国地理学家断言，1492年对于西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若非借助于中国技术而“发现新大陆”，就不可能出现“欧洲奇迹”。（the Coloniser` 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pp. 18-28.）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欧洲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幸亏有了“四大发明”给他们带来了“新世界”：
对于古老的欧罗巴这个历史的杂物库感到厌倦的一切人们，亚美利亚正是他们憧憬的国土。（history philosophy p80）。
……自从印刷术有了新发现……和火药相同，都是……供给当时的需要，使人类互相发生一种理想的联系。……航海术又因为指南针的新发现，得以大大有所作为，不再像从前那样仅沿着海岸行舟；所有各种技术的工具，当人们需要它们的时候，就一一地出现了。……好像在长时期暴风雨之后，第一次又预示一个美丽的日子的来临。……它经过了中古时代的森阴可怕、漫漫悠长的黑夜，终于破晓了！一个因富于科学、艺术和发明欲而著名的日子，……由教会解放出来的人类精神，显示出永恒的、真正的内容。（history philosophy p385）。
4，文明再次面临“上帝的洪水”
获得了中国的“法宝”之后，欧洲人便是否极泰来、柳暗花明，从而迎着“新时代”的曙光，奔向远方！试想，如果没有中国因素，欧洲的前景会是怎样呢？那是完全相反的！当时宗教与世俗已是势如水火，另一方面，面对着矛盾聚爆，那既腐败、更不能再以“十字军”向外突破的神权，则不仅穷途末路、智尽能索，而且自身难保、不可终日；这样，欧洲就会陷于一场灭顶之灾——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大群互戮）＋“马尔萨斯陷阱”（人口耗丧）。这仿佛是重蹈古罗马崩溃前后的无限混战的历史覆辙，但再无基督教拯救了，因为它是众矢之的，先被牺牲掉！其结果或许退回蛮荒，甚至湮沉史殇。啊，真是中国拯救了“上帝的选民”和上帝本身！（但得救以后的“选民”，便把基督教之善抛到了九霄云外，而挟其恶到天涯海角“传福音”去了。自古迄今，西方人离不了神，但在其得势之时，则只要“神力”，不要“神约”）。
意大利哲学家维科（1668－1744）认为，中古后期的世俗化的欧洲是通向毁灭的，但会重获宗教拯救，遂致历史循环。（world history & save. p156）不妨推演其论，让我们俯瞰全景：如果西方人不能“出海”，他们必自毁于内，或许再被拯救，然而绝非原先宗教；不过，他们终于成功地走向了世界，但即使这样，他们是不是更大循环、更大毁灭，只是多活一程而已？几位唆使欧洲人漂洋过海的学界“巨臂推手”，除了黑格尔把有限的海洋看作“无限”之外，其余皆不乐观——牛顿认为“世界末日”是2060年，康德担心“万物之终结”（The End of All Things, Immanuel Kant PP.93-103）；亚当•斯密也说凶吉未卜：
美洲的发现，以及经好望角到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但其全部影响，不可能在这两大发现之后的二三百年间展现出来。这些重大事件此后为人类带来的是利益还是不幸，是人类智慧不能遇见的。（Adams Smith. P445）
再论“文明中心易位”。因为迥异的地理环境及其在前工业时代所具有的决定性，那相对先进的中国科技，被用于她自己的广土众民跨越海洋、外倾发展乃不足，而用于海洋性较强的欧洲打通“地球天堑”则有余。换言之，虽然历史中国的航海事业最为发达，但她面对着艰难险阻也最大（因而远航的成本极高）；而另一方面，人类从欧洲去征服海洋，所需要的“技术量”则最小；因此，通过科技传递，欧洲人在这里克服了“天造地设”。西方学者是这样对照客观条件的：古代中国属于内陆性，她的海洋风浪大、陆距远；而欧洲则像是一个伸入海洋的半岛，特别是南北的两个良好内海，使其人谙熟海事，习于远征。（china impression. p116）甚至黑格尔说，“地中海是旧世界的心脏”，它激励欧洲人去怀抱外部世界。（history philosophy p80-83）这就是说，“善用”中国科技的欧洲人终于从地球的“薄弱环节”，突破了生物圈的“自我保护系统”。所以其影响之大，远不止“文明中心易位”！数百年后的今天，在西方科学及其联通世界的条件下，中国也成功地以利用“全球性生态”（参与世界市场），来平衡她自己大竞争大发展（现代化），这势必就像欧美智士所预测的那样，再次发生“文明中心易位”。然而，东西方的科技接力和诸文明的轮番冲刺，其终点是什么？谁将是最后的赢家，是欧美，是中国，还是别的？——自从两千多年前管子－司马迁倡导自由经济，由于文化限制和地理阻碍，直到今天，竟因为“迂回西洋、曲全其事”，中国人终能如愿以偿地拥抱资本主义！但愿这不是“最后的晚餐”，大地母亲尚留余地！在西方宰世之时代，不发展则无以为生，我们已退不回那田园诗般的家园了；发展则也遗患无穷，因为这毕竟是在冲击生命的栖息地；现代人总在进退维谷之中求生存、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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