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顽强性
下面说说由我们历史的连续性引起的第二个大的特点,那就是哲学上、思想上道的顽强性。这顽强性是指万事万物都归结为道,道成为事物的起源,行动的规则和归依处。任何事物在中国人的眼里,都有一个形上的追求。
比如政治,在中国人看来,政治不仅仅是治理和被治理,不是权利和义务,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和谐,是一种道义追求途径,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和谐。这和谐不是一团和气,而应从哲学高度来理解的和谐。
那这道是什么呢?各家有各家的理解,有儒家的道,有道家的道,有玄学的道,有禅宗的道,有道学的道。但无论内容有多么不同,他们都名之为道。就连强调以吏为师的韩非,也写了注解《老子》的《释老》、《解老》两篇文章来解说他的道。学习罗素数理逻辑的金岳霖也把他的哲学著作命名为《论道》。为什么他们对道这个词如此喜爱,不用不足以表明他们的最高追求呢?这源于我们历史的最深处,源于漫长历史记载中的活水源头。
最初的道已找不到记载了。让我们来联想一下。在原始的靠天吃饭的状况下,当人们丰收或面临饥荒时,就会跳舞娱神欢庆,或者通过巫术和上天联系,把灾情告诉上天,让它可怜可怜人类。经过这样一番活动,灾荒过去,或来年又获得了丰收,于是,这类活动就被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特定日子的礼仪性活动。这巫术中的精神、身体合一的癫狂状态,与天地万物交流、相娱的状态,就成为道的发源。
李泽厚先生最早讲到了巫史传统。他说道:巫史传统下,中国人的观念中,人神是分而未分。分,礼仪、占卜、舞蹈、音乐、道德、政治治理等从巫史中分离出来,独立发展;未分,最高的追求还归依于此,中国精神的特点是政教合一,政治、伦理、宗教三结合,这个三合一实际上是来源于巫术。可见这道是神圣性、神秘性的天人合一状态的哲学表达。
李泽厚只是从哲学上提供了一个思路,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证。黄奇逸先生以人类学研究为基础,对甲骨文,《尚书》、《诗经》、《易经》等典籍,从巫史、祭祀的角度进行了全新的研究,写了专著《历史的荒原》、《商周研究之批判》,得出了和李先生差不多的但更切实的结论。下面简单说说我的读书收获。
《尚书·尧典》说道尧的品德时,说道: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对“格于上下”句历来的解释是:“格”本是祭祀的意思,但在这里应理解为“至”。“格于上下”,就是说尧之德充溢于天地上下。从历来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道德上的“格于上下”来源于祭祀上的“格于上下”,而祭祀的“格于上下”还应该有来源,那应该就是“格于上下”的巫术活动。巫术的天人合一的“格于上下”需要肃穆、诚敬,于是才有了用于称颂德的“格于上下”。
后文的“克明俊德”的“俊”字,历来的解释有“驯、训、顺”三义,但大都理解为“大”之义。我觉得应该用“顺”之义。前文说“格于上下”,与上下神祗相沟通,又说“钦”(敬之义),那敬的是谁呢?除了上天恐怕不会有其他了。那么连起来看,就应该是尧是大巫,敬天,顺天,常通过巫术和上下神祗沟通,使得上天都听他的,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信任他,团结在他周围(“以亲九族”)。
《庄子·大宗师》说道:“何谓真人?……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真人在水里不会被淋湿,到火里不会被烤热,这看起来有点像神话人物。但有报道,一些原始部落的人是有这些异能,比如赤脚在火上走,伸手在很热的水里探取东西等。这些就是远古巫术的遗留。如果从这方面去理解,那《庄子》中的描写就可看成是对远古巫术的记载。
春秋战国时,礼坏乐崩,政治统一局面结束,思想上的火花就绽放出来,“道术为天下裂”。于是各家各派出来写作著书,但总的来看,都是对周以前及周以来的历史的总结、继承和发展。儒家继承了政治统治的一面,道家继承了巫术、超越的一面。除了上面的话,《庄子》中这类话语比比皆是,人们既可以从哲学上理解成超越,也可从历史方面来理解为对巫术的记载、总结。如“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这种不梦不醒、恬淡无忧的状态,多么像巫术中人们入神的样子。“(古之真人)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无我无知的境界,与天地万物为一的精神,恐怕只有巫术活动中的人才能做到。
先秦各家的思想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哲学。这是中华精神的特质。政治哲学在我看来不是说中国人太过热衷实务,不追求超越,而应该理解成,中国人把两者结合为一了,即在实务中追求超越,达到超越。以儒家来说明一下。儒家典籍《中庸》说“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就是哲学的形上追求;“道中庸”就是在平凡的庸常生活中追求,不脱离平常,在平常中达到高明的道。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几句话中,学、立、不惑、顺都缺宾语。学的是什么呢?立的是什么呢?不惑的是什么呢?顺的是什么呢?我们通读整句话,就会看出这是承前承后省略,被省略的就是“五十而知天命”的“天命”。孔子十五岁时学习各种知识,三十岁时开始形成自己的一些观点,到四十岁时观点更加确定,五十岁时就知道得更深,知道以前的学习、观点是都是围绕天命的,离不开对天命的体悟。这之后,不再是去学习知识,更多的是去运用、体验,到六十岁时,就可以不违背天命而做事,到七十岁时,几乎和天命合一了,随心所欲做事,但无不中节、合礼。天命,就是极高明的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矩”是体现天命的社会礼节,是社会规则,是道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
这之后的哲学发展异彩纷呈,但都强调一个道。这之后的政治实践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追求,追求天下的和谐。如董仲舒的哲学,把天人对应强调到了机械的地步。上天降灾,那是在示警,统治者要斋戒沐浴,减衣缩食,以求得上天的原谅。玄学,自然即必然,无为而有为。自然、有为,就是平常的生活、政治活动;必然、无为,就是极高明的道。两者合一,是玄学家们的追求。禅宗和尚们直接说:平常即道。道学家们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宇宙事即我份内事,我份内事即宇宙事。”
其他方面,如不涸泽而渔,尊重万物的天性,绘画、书法等艺术方面追求恬静、冲淡的神品,政治治理上,崇尚节俭、不扰民,内外关系上,追求天下万民一体,又从俗从宜治理。在医学养生方面,以阴阳为指导,顺从天地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天,夜卧(晚点睡)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夏天,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秋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冬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去寒就温,无泄皮肤。——几乎是根据太阳起落来进行养生、锻炼。
可见,天人合一,与万物同体,已深深嵌入中国人的血液,成果中国人历来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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