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量力、不讲逻辑的癫狂
____评黎鸣对儒学的攻击
在网上看到黎鸣先生的耸人听闻的议论，标题是《中国人，一个只会读死书的民族》，他把《易经》、《论语》称为“死书”，认为“中国人只会读死书”，“永远都只能用读‘死书’的方式去读一切书，甚至根本就读不懂任何‘活书’”，他还断言“孔儒们的‘书’几乎全都是没有任何逻辑系统性的‘独断之书’”，如此等等。对于这种无故生端的不负责任的攻击，敝人有几点反驳，不吐不快。
一、不懂逻辑的信口胡说
虽然黎先生对逻辑系统性异常推崇，但令人遗憾的是，他这篇议论中却给人留下一个最突出的印象：不懂逻辑的信口胡说。
首先，这个标题就不合逻辑。说“中国人，一个只会读死书的民族”，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哪国人，从其用“我亲爱的同胞”来称呼我们中国人来看，他似乎不是外国人，更不是外星人，作为生长在中国土地上吃着中国农民种的粮食的人，怎么可以用这种污蔑不实之词来责怪自己的民族。如果说中华民族此前真的是这样只会读死书，那也还是出了一位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人，那就是黎鸣先生自己。由于“理解便是克服”，所以，发现问题的人当然也就不再是读死书。而对于像“中国人，一个只会读死书的民族”这样的全称判断，我们只要找到一个不读死书的中国人，就足以否定它了，而这个人恰好就是黎先生自己。于是我们就发现，本来黎先生想把耳光搧在中华民族的脸上，却一不小心，打在了自己的嘴巴上。
其次，什么是“死书”，黎先生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定义”，[即：凡是只有独断（而无任何逻辑系统性），从而只能死记硬背，而根本就无需也无法进行任何分析理解的书，都可以称作是“死书”。]黎先生列出了两本[最典型的“死书”，它们简直就是全部中国“死书”的父母。]第一本即被中国人称之为“六经之首”的《易经》，第二本即为可以称之为“四书之首”的《论语》。
但是，这个定义套在《易经》和《论语》上，很是讲不通。关于《易经》，人们只能死记硬背、无需也无法进行任何分析理解吗？我虽然不懂《易经》，但看过百家讲坛上那位来自台湾的老先生讲《易经》，把那些枯燥的符号讲得很生动，并不是“根本就无需也无法进行任何分析理解”。而且有史以来关于《易经》有大量的研究著作，如果没有分析理解，又怎么能写出这些著作呢？而且说《易经》“只有独断（而无任何逻辑系统性）”，这也不符合实际，很明显，《易经》作为一套符号系统，如果没有逻辑，怎么可能排列组合起来呢？虽然黎先生和我一样不懂《易经》，但却敢于对自己不懂的东西信口开河、妄加评议，对于这种勇敢精神，并不值得赞赏。
关于《论语》，要认为人们对它“只能死记硬背、无需也无法进行任何分析理解”，那同样说不通。很简单，一个只能死记硬背、无需也无法进行任何分析理解的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延续几千年。而在我看来，对《论语》的理解也不同于纯粹的知识系统的学习理解，它是需要在人际交往实践中不断深入理解的过程，它为人们开辟了一条向上成长的路径，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闻道”，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学习过程，怎么可能“无需也无法进行任何分析理解”呢？
而且我们还搞不明白，黎先生是怎么知道别人在学习《易经》、《论语》的时候“只能死记硬背、无需也无法进行任何分析理解”呢？你提出这个判断，有些什么样的依据？假如别人要你提供证据，你能把中国几千年来人们学习《易经》、《论语》的过程一一地用你的这个标准来对照一下吗？
因此，黎先生的这一番高论，完全符合黎先生自己关于死书的定义：“只有独断（而无任何逻辑系统性）”。这里所谓的“独断”的意思是黎先生独自作出的判断，与康德所说的独断论并不是一回事。
其三，下面这段话，也完全是黎先生独自作出的判断，因而也很“独断”，纯属不讲逻辑的胡扯，我估计黎先生也无法为这一段话理出一个清晰的逻辑关系：
[再看《论语》的成书的基本形式，是什么？是对话体的语录，而且是由大量不同的人们的回忆所形成的互不相关的语句所凑合成的大杂块式的语录。它们以孔丘为回忆的中心，更是同时突出了孔丘的对于“礼乐”的无微不至的关心，正是从这种对于“礼乐”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之中产生了大量非常“巧妙的好听的”话语，例如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和为贵、有教无类，等等等等，由此而形成了实际上是大量无序的累积叠加的所谓“论语”的语录。这种成书的形式本身就已经宣判了它，不可能成为一本活书，一本好书，而只能成为一本坏书、一本死书。即是说，它不可能成为一本真正有益于人类文明的、智慧的、思维逻辑的不断获得进步的“活书”，而是只能相反，成为了一本思维混乱的、目标邪恶的、巧妙骗人的、坏人心术的、残人大脑的“死书”。事实上，迄今为止，世界上也没有一本真正的好书是通过这种“大家著”的方式构造形成的。而中国人的著书，这种无聊的“语录体”反倒成为了通例了，自然，它只能是形成“死书”的通例。不用我多说，中国人的阅读《论语》的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历史，事实上就已经作出了极其雄辩的证明：《论语》绝对是一本坏书，一本死书，它完全颠覆了中国人的大脑的功能，它造就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集体的对于文化和文明的创造性的无能，甚至理解的低能。这事实上造成了中国人是一个无法讲理的民族。]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逻辑混乱、信口乱扯，就像中学生一样喜欢用夸大其词的断言来耸人听闻。仅仅根据《论语》成书的形式就断定它是“一本思维混乱的、目标邪恶的、巧妙骗人的、坏人心术的、残人大脑的‘死书’”，这也太不讲理了吧？说中国人是一个无法讲理的民族，我倒看到黎先生自己是一个无法讲理的人，你这一段话的结论是怎么推出来的，你自己能找出把它推论出来的大前提与小前提么？
黎先生的混乱的思维，我们很难一一理清，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其信口乱扯的目标却是为了否定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么做的动机何在？这种动机又是如何形成的？这却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就像医生需要研究疾病形成的机理一样，所以就有必须研究一下黎先生的思维混乱是如何形成的。
二、指责儒学“独断”的黎先生自己正好处于“独断论”的迷雾之中
前面关于黎鸣先生的《中国人，一个只会读死书的民族》的评论中，我已经指出了一个问题，批评中国人不讲逻辑的黎先生自己其实是最不讲逻辑的。下面再谈一个观点，批评儒学“独断”的黎先生自己正处在“独断论”的迷雾之中。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关于“独断”这个词，黎先生与通常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黎鸣先生的头脑中，所谓“独断”，即是与逻辑演绎推理相对立的东西，可能他认为那就是不要任何说理的主观任意的判断，由于其主观任意性，所以就是独自作出的判断，于是便被他简称为“独断”。这可以从黎先生的下面这段话中看出来：
[孔儒们的“书”几乎全都是没有任何逻辑系统性的“独断之书”，更是惟一只要求人们“死记硬背之书”。说白了，孔儒的“书”全都是只要求读者死记硬背，而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真正理性的分析、理解、推论演绎的“书”。由此，我们即可以得到关于“死书”的一个标准的定义，即：凡是只有独断（而无任何逻辑系统性），从而只能死记硬背，而根本就无需也无法进行任何分析理解的书，都可以称作是“死书”。还可以进一步说得更简明一点，即是完全都只有“独断”，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逻辑”演绎、推理的“书”，即可称为“死书”。]
而根据词典中的解释，所谓“独断论”，即是在认识问题上，不先去研究认识的条件和范围，不知道认识的条件是什么，范围有多大，就狂妄地作出武断的、绝对的结论，譬如说，上帝是存在的，人的灵魂是不随肉体一起死亡的，等等。与之相对的不是逻辑推理，而是康德所说的批判哲学，它要求人们“在认识之前就先对人的理性作一番研究，看看人的认识能力究竟有多大，它的条件是什么，什么是可以认识的，什么是绝对无法认识的，防止超过自己的能力去强求认识，做自己所做不到的事。”
因而所谓独断论，并不是说不要逻辑推理和演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灵魂不死，也下了一番推理和演绎的工夫，可他们仍然处于独断论的迷误之中。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没有对自己的认识能力进行考察，认识那些超出自己能力的对象。这才是关于独断论的公认的约定俗成的理解。
其次，关于儒学这个认识对象，黎鸣先生正好处于独断论的迷雾之中。
我经常看中央台第10套的《动物世界》，从上面了解到，老鹰的视力是人的视力的8倍，大象脚下有一种感觉器官，可以感知很远的地方的动静，蝙蝠有一种感觉器官，可以在黑暗的地方感觉到昆虫的存在，与它们相比，我们人类的感觉器官是很有局限性的。如果人们认识不到这个局限性，硬要像大象一样用脚来判断远方的动静，像蝙蝠一样断言黑暗中的昆虫在什么位置，那就是独断论。当然人们通常不会犯这种独断论的错误，即使有人认认真真地说自己会用耳朵听字，大家也只是哈哈一笑算了。
但在知识的探索上，则经常存在认识的条件和范围，超过了认识的条件和范围，对自己所没有能力评价的事物发表意见，那就是独断论。假如有一位刚会加减法的小朋友对某大学教授的微积分研究发表意见，作出武断的绝对的结论，并把他的结论贴在网上，我们就可以认为，这小朋友处于独断论的迷误之中。
在对大道的认识上，人们的认识水平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人生而知之，有的人学而知之，有的人困而学之，还有的人困而不学，终生不悟。在这几种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不亚于小朋友与数学教授的差距。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世界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闻道者，一类是未闻道者。我们也可以把世界上的书分为两类，一类是闻道者写的书，一类是未闻道者写的书。未闻道者如果想谈论自己认识能力以内的事情，那就不是独断论，如果他超越自己的认识能力的范围，想要去评论闻道者的著作，就会出现独断论。
比如说某些人对毛泽东的评论，就超出了自己的认识的条件与范围，所以便完全处于独断论的迷误之中，无法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对儒学的评论也是这样，如果人们自己没有闻道，没有能力作出公正的评价，即使是他想恭维，也恭维得不是地方。即使是他们也想进行演绎推理，但由于缺少一个可靠的大前提，所以就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
这个大前提不是一个明确的判断，而是人格成长的高度，是闻道了还是没有闻道了。所以笛卡尔就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大前提，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这个“我思故我在”都是其推理的大前提。由于这个“我”的成长高度不同，有的闻道了，有的没有闻道，人们对同样的事物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人们要想对一本书或一个人得出正确的认识，就首先要估量一下自己与认识对象在对大道的理解的差距，只对那些比自己水平低的人与书发表意见，这才是比较稳妥的。如果真想考察一下那些水平比较高的人与书，那就先研究一下自己是否闻道的问题，对自己的价值体系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这样才能打破独断论，使自己的价值体系不断成长，这也就是说，为自己的推理过程找到一个日益完善的大前提。
黎先生对儒学的无端攻击，表明了他还没有闻道。如果闻道了，哪怕是似懂非懂，也不会这么无理。他甚至于拿《论语》的语录体作为借口，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种语录体不过是形式，关键在于它所记录的是闻道者的体验。这种体验是最宝贵的，哪怕只是片言只字，也要高于未闻道者的长篇大论，二者的区别是金子与泥土的区别。黎先生从这里来攻击儒学，认为“这种成书的形式本身就已经宣判了它，不可能成为一本活书，一本好书，而只能成为一本坏书、一本死书”，只能表明其价值体系的浅陋，这种浅陋使他无法理解闻道者的言语与行动，这超出了他的认识范围，如果他想对闻道者的著作发表批评意见，那就必然堕入独断论的迷雾之中。
我们注意到，黎先生对《道德经》极为推崇，认为它“是惟一代表中国智慧的书，是真正的活书”，但由于黎先生对《论语》的无端攻击，我可以推论，他并没有看懂《道德经》，他的推崇也是假的。老子讲闻道勤行，孔夫子也讲“朝闻道，夕死可矣”，都把闻道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区别在于老子看到民智未开、闻道太难，所以便骑着青牛走了，如果不是关尹喜逼他写经，他甚至于连五千言也不想留下；而孔夫子则知其不可而为之，虽然未闻道者“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他依然不辞辛苦，为把其对大道的领悟传播开来，付出毕生精力。作为闻道的先驱者，他在私有制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开始倡导大道，虽然遇到很多非议，也有很多缺点，甚至是被统治者利用来作为维护旧制度的工具，但我们不能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倒掉，这个婴儿仍然是最最宝贵的。
三、宣传那些帝王将相没有实现过的东西，就是欺骗吗？
在人们思考问题的过程中，经常会把一些未经考察的论断作为大前提，从而在不知不觉中误入歧途。比如在黎先生的文章中的这一段话：
[请问，大家最欣赏的孔丘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等等等等，究竟有谁真正在中国的历史之中“实现过”？尤其是在中国历史之中的那些历代的帝王将相们的身上，他们真是按照这些“巧妙的好听的面子话”实行了吗？为什么中国的普通人，老百姓们就那么容易地就被欺骗了，而且整整地被欺骗了两千多年，甚至至今还仍旧不能醒悟？]
对于上述议论，我们来推敲一下，在黎先生的头脑里，其实是有一个推理过程的，我们来帮他整理一下，于是便有下面这个三段论：
大前提：宣传那些帝王将相没有实现过的东西，就是欺骗；
小前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在历史上没有真正实现过；
结论：老百姓相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就是被欺骗了。
在黎先生的这段话中，只有小前提和结论，大前提是我们帮他补上去的。它存在于黎先生的头脑中，却没有被黎先生清醒地意识到，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不证自明的东西，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所以就用不着特意在推理中说出来。可我们发现，正是这不言而喻的东西会把人们引入歧途，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个大前提保持警惕。一旦我们把这个三段论中缺失的大前提“宣传那些帝王将相没有实现过的东西，就是欺骗”补上，把它置于理性思考之下，便会发现问题之所在：宣传那些帝王将相没有实现过的东西，就是欺骗吗？
通常说来，人们如要宣传某一种东西，不是看帝王将相们是否实现过，而是看它是不是符合社会集体的共同利益，是否有利于自身健康成长的要求。借助于孔夫子的这些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们是可以形成良好的人格的，比如说在家庭里，我们要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了保持家庭的和谐，还是需要这么做的；如果黎先生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对自己大打出手，那也就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大打出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说法对于家庭的稳定来说，也是非常需要的，你黎先生要吃饱穿暖，也要让一家人都吃饱穿暖，你自己当了哲学家，肯定也希望孩子们也都明达聪慧。由此可见，这些话并不仅仅是“巧妙的好听的面子话”，而是实实在在的有利于个性成长和家庭和谐的规则，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即使以往的帝王将相们没有实现，我们也要把它实现起来。
在家庭里是这样，在社会上也是同样道理，要想构建和谐社会，也同样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的儒家学说并不把个体摆在社会的对立面上，而是摆在社会之中，以承担社会责任的大小来评价人格成长的高度。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理论，所以也就能够培养出一些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奋斗的伟大杰出人物，“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所以，无论遇到多少内忧外患，我们中华民族依然能够一次次地从废墟中站起来。
当然黎先生的理论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在某些时代，帝王将相们确实会把自己也没有实现过的东西宣传给老百姓，比如说，蒋介石就宣传“不成功、便成仁”的格言，把它刻在剑上，作为奖品，奖励部下，但他自己却没有这么做，日本鬼子一来，他自己先跑了，连首都也不要了，这就是欺骗。当时也有很多人持黎先生同样的看法，蒋总裁宣传那些自己没有实现过的东西，就是欺骗，所以便各自逃命要紧，结果便成了一盘散沙，让鬼子像赶鸭子一样追杀。幸亏还有那么一些人，不把中华民族当成蒋介石一个人的，不管你蒋总裁如何消极抗战，依然奋不顾身，坚持抗战。如果不是这些人的存在，中华民族早就不存在了。上述两种人，前一种人看起来很聪明，不被蒋总裁所欺骗，后一种人看起来很傻，主动地承担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现在，历史的烟尘已经散去，他们究竟谁聪明谁傻，结论应当是清晰的。那些脚踏在地上，切切实实地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忘我奋斗、不惜流血牺牲的人，才是真正的大聪明。
下面这句话也同样表现了黎先生的轻率任性，把自己的独断以反问的语气塞给读者：“为什么中国人阅读《论语》了两千多年，竟然始终都出现不了一位真正有智慧的思想家、哲学家呢？”正像黑格尔说的那样：“仆人眼里无英雄”，你凭什么断言中国两千多年里没出一位真正有智慧的思想家、哲学家呢？你判断真正有智慧的思想家、哲学家的标准是什么呢？就算是真的没有真正有智慧的思想家、哲学家，你又凭什么就肯定是因为中国人阅读《论语》的缘故呢？由于这样一种眼光，黎先生对《道德经》的推崇也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并不真懂。
同是读儒家经典，有腐儒，有拘儒，有乡愿，有伪君子，但也有鸿儒，有醇儒，有真君子，有大丈夫。我们不能因为出现前者的原因归罪于儒家经典。一个人阅读什么样的书，其实所表现的是他自身的价值倾向，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人们的内在素质会引导人们本能地选择适合于自己的读物，具有向上倾向的人便会自然而然地选择那些向上成长的书，具有堕落倾向的人则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那种放纵低层次欲望的书。《论语》是中国人进德修业的入门之书，通过阅读《论语》，人们才能深入反思自身的内因，接受那些基本的人生规则，包括“仁者爱人”这样的道理，它所唤醒的是人性中真善美的倾向。如果人们成为乡愿，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读懂儒家经典，还是要查查自身的原因。我们可以断言，不管社会道德风尚如何堕落，都还是要靠那些真君子、大丈夫挺身而出，也还是要按照儒家经典所设计的方向，从修身齐家做起，不管那些帝王将相们如何行事，自己承担起拯救世道人心的责任。如果否定了儒家经典，那就会否定人们进德修业的起点，自然也就毁掉了社会道德进步的机会。
有网友告诉我，黎先生“自称是哲学界的乌鸦；他的文章和观点的确是这个风格，喜欢用一些偏激的语言来讽刺。但他是有存在价值的，没有他哲学就会显得死气沉沉，有了他可以帮助我们展开思维，敢于向权威挑战；”对于黎先生的这种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精神，我们很赞赏，但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他的聪明与当年那些看破了蒋总裁的欺骗的人属于同一种水平，所以是小聪明而不是大道。这种小聪明，用于识破蒋总裁的欺骗来说是够用的，但对于理解儒家学说来说，却是不够用的。凭着这点小聪明，想要挑战《论语》，我看那是徒劳的。《论语》中有糟粕，但也有大智慧，要想使人类在地球上幸福地生活下去，就必须发掘这个大智慧。它代表着人性中向上成长的倾向，代表着人类趋向和谐的倾向，不管以往的帝王将相是否实现过它，为了自己的幸福，我们都必须拥抱它，坚持它，努力地实现它。它是人成长为真正的人所必须经过的发展环节，只要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着，就必须坚持大道。黎先生一方面对许多社会现象不满，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又对引导人性向上的我们自己的“国宝”进行疯狂的咒骂，这种自相矛盾的癫狂，很像韩国的那个姓蔡的老头，为了发泄对自己的某种不满，竟然纵火焚毁了韩国第一号国宝、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崇礼门。
概括起来说，黎先生对《论语》的议论显示出一种不自量力、不讲逻辑的癫狂，这样下去就会关闭自己闻道的大门，使自己自绝于大道；所以我们建议黎先生注意，还是先检点一下自己的价值体系吧，虽然年龄已经很大，却也仍然要追求闻道的目标。如果一个人毕生不闻道，那是极其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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