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商道：“上兵伐谋”说孙子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浑然若昧”说秦穆》提到，所谓华夏华人，便直接源于渭河流域“华胥之渚”的华胥氏部族。昔有女娲氏和伏羲氏出于华胥氏部族，后有神农氏部族亦出于华胥氏部族。华胥氏部族开枝散叶有分支，后世伏羲氏部族和神农氏部族亦有分支，但又能说谁家是华夏“正宗”之族？而谁家是“偏支”的“戎狄蛮夷”之族？

再从上古“公天下”时代的民主推举与“禅让”历史来看，炎黄之前为神农氏世代。神农之前，是伏羲氏世代。所谓“神农氏炎帝”或“炎帝神农氏”之称，则显示炎帝比黄帝距神农氏“天子”血缘关系更近一些。而黄帝代神农氏为“天子”，才正式宣告了神农氏世代的终结。在黄帝之后，伏羲氏部族的后裔“帝挚少昊氏”也曾登基为“天子”。至虞夏之际，“少昊氏”部族的“益”也曾被确定为“禅让”接班人。只是由于夏朝“家天下”的自私与霸道，中国的历史才自此拐弯。于是，便有了儒家精英编篡的炎黄世系“正宗嫡传”神话，也便有了分封建藩制的“五服贡赋”与“戎狄蛮夷”的三六九等。那么，在经过夏商周三代之后，这个“少昊氏”部族，会不会再次打破这个三六九等的“国际惯例”神话呢？有道是“人算不如天算”，最后彻底摧毁这个三千年封疆建藩“诸侯经济”体系的主攻手，恰恰是“益”的子孙秦嬴部族。而且，这个秦嬴部族，也正是崛起于“西部”的渭河流域！这个“西兴东衰”的否极泰来，或许便是万年“华胥古国”生生不息的明证。

“礼崩乐坏”与“西兴东衰”的周期轮回

历史上偶然与必然的不解之谜，只有当我们蓦然回首并细细品味时，才会感到似曾相识的心灵震撼。人生一世，不过百年。一个人一生有效作为的时间，也不过三五十年。而如果是在重复前人的失败教训，那么三五十年乃至三五百年同样也是弹指一挥间！

孙子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所谓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决于“兵战”也。《孙子兵法》可谓神乎其神，但当年吴国为何手持“兵圣宝典”而不能一统天下呢？乃“术”不制“道”也！

自盘古氏“开天辟地”以来，中国地理的总体特征就是西北高东南低，这是自然之“形”自然之“势”。若从生存条件和资源禀赋而言，总体上则是“西贫东富”，这是自然之“时”自然之“位”。形胜于西，势成则东。人合时位，天下归心。盛极必衰，否极泰来。东奔西走，周而复始。恰如水无常形，下流不歇自达九天，西极高远上善则明。昔经有巢氏和燧人氏到华胥氏，而有华夏部族在渭河流域“华胥之州”的繁衍昌盛。尔后有华胥氏“生伏羲于成纪”、继而“徙治陈仓”、最后“都于陈宛丘”。再复有“神农氏起于姜水”，再复有“炎帝起于姜水”而“黄帝起于姬水”，再复有周人部族起于“姜水”之滨，再复有秦嬴部族起于渭河之滨。然后，便是“汉承秦制”和“百代皆行秦政治”。这万年中华文明史，便是一部“进城赶考”和“西兴东衰”周期往复的历史长剧。

司马迁的《史记》劈头就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暴，莫能伐。炎帝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

但神农氏以前是怎么回事？司马迁没有讲。那么神农氏“天子”世代有多少代，司马迁也没有说，而仅用神农氏“世衰”这俩字就省略过去了。不过先秦时期的《尸子》记载称，神农氏“天子”传位有七十多代。若按每代平均三十年计算，则仅此神农氏时代就长达两三千年。想当年“神农氏起于姜水”之际，则必为伏羲氏部族“都于陈宛丘”盛极而衰之时。神农氏“尝百草”而“育五谷”，自然是泽被万民四海归心。而轩辕氏“起于姬水”而“习用干戈”，则又是神农氏部族“东出”函谷关七十代而“世衰”之秋！

神农以前上五千年“西兴东衰”的世代“禅让”详情，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不幸的是，炎黄以来“下五千年”的世代兴替史，却是以“诸侯相侵伐”鼓角铮鸣的战争杀戮为开篇！从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的“阪泉之战”，到炎黄联军与蚩尤部族的“涿鹿之战”，华夏神州骨肉相残动辄“伏尸百万”的波澜壮阔，又岂至于秦灭六国的“虎狼之师”？可是，既然“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那么不畏强暴且能够“以暴制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难道又不是中华民族“被增长”的勇敢、智慧与伟大？故此，为何会“诸侯相侵伐”？为何要“习用干戈”？怎样才能“修德振兵”而“度四方”？战争的目标与获胜的标准是什么？应该说，中国的这些“兵之道”，实源自“伏羲八卦”。而中国的“兵之祖”，乃为轩辕黄帝。所谓“黄老之说”，亦为“兵道之说”。而“兵圣”孙子，则是援“兵之道”以求“兵之术用”罢了。

“等级礼制”与“兵戎争霸”的文化嬗变

据《竹书纪年》记载，帝尧陶唐氏“十二年，初治兵”，“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锡虞舜命”，“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七十六年，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这里意思是说，帝尧在位的第十二年开始建立正规军队。第七十年时，命令四方部落首领授予虞舜摄政权。第七十五年时，授命司空禹治理江河。第七十六年时，授命司空禹征伐曹魏一带的“戎”人，并征服了他们。这大约是迄今为止中国古籍对“戎”的最早称呼记载，也是阶级社会君主制国家政权形成过程的清晰记录。在古汉语中，“戎”既是华夏族对异族的蔑称，也同“兵”意相通。其逻辑关系也显而易见，“戎”是非我族类的叛逆，也便是战争的祸端和战争的必然对象。“夷”的称谓出现比“戎”晚，说明“夷”是对“戎”的进一步细化归类，直至最后形成“中原”与“西戎北狄东夷南蛮”的完整概念。其实，这些四方“戎狄蛮夷”概念，在当年“大禹治水”而形成的诸侯“五服”朝贡等级制度中就可找到影子。

由此，我们即可以想见，当年轩辕“习用干戈”，就是因为“诸侯相侵伐”的“礼崩乐坏”。“而神农氏弗能征”，便是说“天子”也丧失了“用干戈”强制执行“礼法权威”的能力。可既然到了如此地步，则证明这时的“天子礼法”，早已不是当年神农氏出函谷关得天下时的“道法自然”了。在那个民风淳朴的远古时代，即便是“诸侯相侵伐”，大约也依旧会有“大逆不道”与“讨逆”乃至“挟天子以令天下”的阵前叫骂。可最终，还是“诸侯争霸”得“用干戈”来表决。轩辕氏“乃习用干戈”而“诸侯咸来宾从”，也是“替天行道”战炎帝杀蚩尤建立“国际惯例”新秩序的结果。

至帝尧陶唐氏“十二年，初治兵”和“伐曹魏之戎”，则说明到了尧舜禹时代，“用干戈”已经成为常态化制度化的习惯思维。当然，从尧到舜的“禅让”，自会伴有“天道礼法”的说辞。从舜到禹的“禅让”，同样会有“天道礼法”的说辞。再从夏禹到夏启的夏朝“家天下”传承，也依然会有“天道礼法”的说辞。乃至到夏商周三代的更替，便累年积淀出了一整套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等级礼教。春秋之际孔子的“克己复礼”，即为此“王道天下”诸侯分封等级礼制的集大成者。然而，如此等级壁垒严明之日，也便是社会不公至极之时。此所谓盛极而衰，即有“诸侯相侵伐”的“干戈争霸”。于是，便复有“起于姜渭”的“天下为公”。兴于“为公”而衰于“不公”，周而复始皆因“平等”与“等级”。或者说，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天下苍生99%之“公”与1%权贵阶层之“私”。

先哲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日复命。复命日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是故，“西兴”之初者言“天道”，求“公”也。“东衰”之极者言“王道”，守“私”也。“天道”在“合”，“王道”在“分”。而诸侯分封等级礼教之说，实为“王道”之文化“霸道”。所谓“戎狄蛮夷”，乃是贵族世袭观念三六九等的“天经地义”。所谓“仁义礼智”，除了是对“天道礼法”伦理规范的道德美化之外，便简直就是对“化外”之民的直言辱骂了。于是，在旧的“天道礼法”秩序已经“礼崩乐坏”，而新的“天道礼法”等级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时期，便只能是“用干戈”来表决的“诸侯争霸”了。

或许是自尧舜禹到夏商周三代“天道礼法”积弊太深，因此春秋战国“诸侯争霸”，这一打就是五百多年！而自虞夏之际“伐曹魏之戎”起，“戎狄蛮夷”之患便愈“伐”愈成燎原之势了。周人兴于西岐，便是起于文王伐西戎。“礼崩乐坏”平王东迁，亦是缘于镐京被西戎攻掠。至春秋之际，就已经是“戎狄蛮夷”蜂拥而起“华将不华”了。不过在当时，包括“百家争鸣”的诸子先贤，也很少有人能够理清“伐戎”与“戎祸”的因果关系，更遑论“大中华”本该是个什么概念了。于是，管子的“尊王攘夷”，即算给“春秋争霸”定下了“国际惯例”。但这个“国际惯例”的本质，还是“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和“作内政而寄军令”。归根到底，还是“用干戈”说话才是硬道理。

基于此，便有了从齐桓公到晋文公和秦穆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当此期间，在“春秋首霸”的始发地，正在孕育着一部被后世奉为“兵家圣典”的“孙子兵法”。孙子开宗明义即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也就是说，只有从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才能真正理解治军用兵之道。这句话，也可看作是从军事角度对历史兴亡规律的高度概况和总结。

“兵家圣典”与孙子的千古遗憾

孙子名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人，为“诸子百家”中兵家流派的代表人物。其曾祖、祖父均为齐国名将，自齐桓公至齐景公累有封功。这种贵族家庭环境，给孙子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使他得以遍阅古代军事典籍，了解黄帝的用兵谋略以及伊尹、姜太公、管仲等人的实战经验。加上当时诸侯争霸战乱频繁，又使他从小就耳闻目睹了战争的惨烈。但孙武生活的齐国，齐桓公当年“霸诸侯一匡天下”的辉煌早已不在，而且陷入连年内乱。大约在公元前517年，已至18岁的孙子感到无用武之地，于是他便离开齐国到了南方的吴国，在吴国的都城姑苏过起了隐居生活，潜心研究兵法。在这里，孙子结识了从楚国逃来的伍子胥。当时，伍子胥欲借吴国之力报复楚国，而吴国国君阖闾为图霸业，也想攻打楚国。两人一拍即合，但却苦于没有良将。于是，伍子胥向吴王推荐说，孙子“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诚得此任为将，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最后，经伍子胥先后七次推荐，吴王终于决定让伍子胥拜请孙子出山。

据载，为考察孙子的统兵能力，吴王挑选了180名宫女由孙子操练，这就是传说的孙子“吴宫教战斩美姬”典故。公元前506年冬，吴国以孙子、伍子胥为将出兵伐楚。孙子采取“迂回奔袭、出奇制胜”的战法，溯淮河西上，从淮河平原越过大别山，长驱深入楚境千里，直奔汉水重创楚军。接着五战五胜，一举攻陷楚国国都郢。孙子以3万军队攻击楚国的20万大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

在战胜楚国后，阖闾的锋芒又转向了越国。公元前496年，在两军交战时，他却中箭身亡。阖闾去世后，由太子夫差继承王位，孙子和伍子胥整顿军备，以辅佐夫差伐越复仇。公元前494年春天，吴军大败越军，越王勾践带着5000名甲士跑到会稽山据险抵抗。但由于吴军团团包围，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夫差不听伍子胥劝阻，同意了勾践的求和要求。公元前485年，夫差又联合鲁国，大败齐军。公元前482年，夫差与晋、鲁等诸侯国君在黄池会盟，争得霸主地位。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随着吴国霸业的蒸蒸日上，夫差逐渐自以为是不纳忠言。伍子胥认为必须彻底灭掉越国，绝不能姑息奸留下后患。但夫差听了奸臣的挑拨，不仅不理睬伍子胥的苦谏，反而制造借口逼其自尽。孙子深知“飞鸟绝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的道理，对伍子胥的惨死下场十分寒心。于是，他便悄然归隐深山，继续研磨他的兵法13篇。事情果不出伍子胥所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公元前482 年，越军乘吴军主力北上黄池与中原诸侯会盟之际，发兵袭击攻入吴国国都。公元前473 年，吴国正式被越国所灭，夫差愧恨交加，自刎而死。孙子所亲手磨砺打造的吴国铁旅，及其“百战不殆”的军功梦想，至此也便匆匆消失于历史的深处。

在风云激荡的“百家争鸣”之际，管子相齐而为法家之先驱，孙子将吴而为兵家之鼻祖，此皆生逢其时之盖世英杰。齐公吴王先后称霸天下，固然是管子与孙子的赫赫伟业。但霸极而衰，天下依然烽火连绵争霸不休，恐非诸子平生之所愿，或亦为其“术”之力所不逮。故此，为何会“诸侯相侵伐”？为何要“习用干戈”？怎样才能“修德振兵”而“度四方”？战争的目标与获胜的标准是什么？这便又归源于“兵之道”了。

孙子曰：“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在这里，孙子便已经将“道术用”及“时势位”的关系，高度概括于“天人合一”的“道法自然”了。那么，何谓“兵之道”？“令民与上同意也”！能让军与民、官与兵、民与官“同心同德”，这不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人民战争”思想吗？“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这不就是为了共同的理想信仰奋斗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吗？但若没有“大公无私”的现实基础和理想目标，又怎么能够占据这个“兵之道”的制高点呢？

如前所述，“礼崩乐坏”而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往往兴于“为公”而衰于“不公”，周而复始皆因“平等”与“等级”。或者说，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天下苍生99%之“公”与1%权贵阶层之“私”。所谓“术”不制“道”，这是孙子的历史遗憾与无奈，也是他留给后世的无穷智慧与启迪。“道”为“术”之本，“术”为道之用。看《孙子兵法》，若不察其“道”而惟求其“术”，则舍本而逐末矣！而怎样才能“有容乃大”？怎样才能“全胜有道”？怎样才能基业永固“长治久安”？则恰如老子所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此所谓，九九归一，“大道惟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