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叔郑其人其事考（修订稿）
文/毛天哲
周文王之子毛叔郑乃毛姓之开宗鼻祖，已然是毛氏族人的共识。但大多数毛氏宗亲对我族鼻祖毛叔郑其人其事并不甚了了，就算某些研究毛氏族文化的文人学者也是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昭昭。近日毛氏网首页就挂了篇名为《毛氏得姓鼻祖姬郑封地在武陟》的帖子，阅后令我担忧。这种不顾历史基本史实的文章出台只会把毛氏族文化研究搞乱。
稍有点历史考古知识的人都知道，毛叔郑乃西周文武周王时期人，在司马迁《史记》中就有记载。毛氏族得姓始祖毛叔郑与西周末期周宣王始封的 郑国 君多友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个人，奈何混为一谈，可见此文大谬。哲认为，任何在西周京畿之地外寻迹毛叔郑封地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关于毛叔郑其人其事，哲在去年写的《毛氏源流考》就有所涉及，但限于篇幅，未能分章独立撰述，早有心另撰一文以清其本源，今有鉴于很多人还对毛氏族鼻祖叔郑公史迹不甚明了，哲深感怵惕，怏怏于心。故不吝揣陋，考章索古，集十数年来研究心得，以作《毛叔郑其人其事考》一篇。
西周郑（奠）地的来由与区域
为何开篇要先谈西周郑（奠）地呢？因为西周郑（奠）地与毛姓之开宗鼻祖毛叔郑有莫大的关系，与毛氏族有密不可分的渊源，甚至可以说是解密中国先秦文化的一把钥匙。毛氏族先祖乃西周王族重要成员，他们的活动痕迹贯穿了整个西周乃至东周时期，具有非常显赫的地位和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毛氏族人参与了先秦文明的累积和创造，开启了诸子百家学说的倪端。当然还有先秦史籍典册的不翼而飞也与毛氏族有关，功功过过，是是非非，可以说是先秦文明发展史的主线，研究毛氏族先祖源流是研究西周史最好的切入点，可以说毛氏族先祖源流搞清了，西周真实历史的面目才能逐渐一一清晰起来。
有人会说我是耸人听闻，不是的。哲认为，毛氏族对中华民族确实是有功有过的。最大的功就是将周王室收藏的上古典籍和史记流散到了民间，导致了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产生，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过也在此，把周王室收藏的上古典籍和史记给埋藏了，到现在也不知所终，附带着把自己的毛国世系也搞的扑朔迷离。直到现在，我们还在花费千万元级别经费的投入，组织数百名专家晨抄暝录、觅字搜句，上溯上溯再上溯，花费数十年搞三代断代史工程，力图破解中华文明源之谜，而搞出来的成果还是争议极大。
何哉？因为实物尤其是文字的缺失，我们已很难对先秦历史有更清晰的描述，所有已知的远古信息不过是历史冰山一角，有太多困惑还无从解答。就拿这个简单的西周郑（奠）地来说吧，至今也还是众说纷纭。西周郑（奠）地是什么，简单通俗点说就是西周的王陵所在地。但西周王陵在哪里？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挖到过任何一位西周王的墓，持续了半个世纪的考古结果依然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有人说在北周原，但大量的考古发掘并不支持。有人说在丰镐周围，几乎翻江倒海的考古发掘依然没有结果。咸阳原上的所谓周王陵只是张冠李戴的秦王陵。从2004年开始就曾经轰动全国的周公庙大墓考古至今也只是令人失望的结局。
理论研究决定行动的方向和成果，可见，西周郑（奠）地所在区域的框定还存在不少理论上的缺陷。据哲所知，西北兰州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的 张志强 教授（网名邰氏姜）对西周王陵的研究倒是有些清晰的认识，奈何其和我一样都是“外行”业余研究，其成果也未能被业界所重视。哲倒是很赞许他的独到眼光和非凡的想象力，认为他的某些研究确有独到的见解和正确的判断。当然我的有些观点也不尽与他相同，但总体上来讲是他的某些思路给了我启发。所以在此篇文章里会引用他的一些看法，不能一一指出，特此说明并向他表示感谢。
哲在写此篇文字前也是颇有踌躇，害怕被毛氏先祖在天之灵责备。因为现今盗掘古墓之风猖獗，怕文字被坏人利用。而我毛氏先祖是文武懿亲，有世守奠地之责。说实话，西周各王的坟墓至今未被发现，毛氏族先人居功甚伟。嘿嘿，两千五百年前发生在我国的周王室藏书整体失踪案，毛氏族先人就有份参与，当然那也是历史的选择，非毛氏族先人主观之过。但其直接后果就是搞的“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仅剩下一半是历史，另一半是传说。
没有文字，就没有历史。所以胡适说过“东周以上无信史”，复旦大学的 历史系副 教授金寿福也说了：“中华源头一片迷惘，不忍开卷。翻看最新版《辞海》里的中国纪年表，中华历史的开端是，距今不到3000年的公元前841年，因为直到这时才有较确切的纪年。再早的夏、商、周呢，全都羞答答地藏进了附录，藏头缩尾。”按史学家顾颉刚的观点，我们所知东周以前的历史，多是后人书写，添油加醋“俱不足信”。
所以西周王陵找不到也就不足奇怪了，西周郑（奠）地所在云山雾罩也是可想得知。但要对毛氏族鼻祖毛叔郑其人其事作一番考证，西周郑（奠）地的研究又无法绕过，又想科学考古发掘和阻止窃贼盗墓那都是国家的事，我等小辈何必杞人忧天。当然显扬毛氏族先祖之声名和研究毛氏族之文化是我毕生兴趣所在，只好冒着被先祖责怪的可能继续文字。
“奠”字在西周金文里常见，一般释读为“郑”，哲从俗。“说文”解释为置祭也。本义:设酒食以祭。可见西周郑（奠）地是一个地域概念，而非具体的方国名和地名，确切说就是指西周王族祭祀上天和先祖之地。周人的郑（奠）地指王陵所在的祭奠圣地，邰氏姜说：“西周有两个王陵区，一个是太王、太姜的京当陵区，称为北郑，一个是王季以来的邰城陵区（太姒残墓在邰城，出土周武王所作《后母姒康鼎》），称为南郑。”哲以为不确，西周应该有三个王陵区。按照文献记载，王季、文王、武王、周公、姜尚、成王、康王、穆王等都葬于宗周的毕陵。毕陵在邰城上原（今陕西省西安市杨凌区的太子藏），邰城是西周宗周所在地，所以姬水邰城为京奠（郑），金文里出现的奠（郑）大抵指西周立国后的京师所在，也即宗周，是西周王朝的京畿所在和政治经济中心。
另一个王陵区在盩厔（今周至县竹峪一带），盩厔位于南周原，是周人故土。竹峪南原是相对周原地区的北原而言的称谓。这里大约在五千年前是炎帝姜姓部落一支的领地。公元前30世纪左右，姜姓部落的一支沿渭河到了今眉县西端、周至东端，在渭河两岸的二阶台地定居，称有邰氏。一千年左右以后，姜嫄在邰城生后稷。竹峪南原及其二阶台地距后稷出生之地不足 十公里 ，仅一河之隔。后稷为尧帝农师，受封于邰，帝赐姓为姬，为周人始祖。
据史料所载，在周族早期一千余年的历史中，周先祖曾经以邰为起始，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迁徙。第一次大迁徙便是在“夏之衰也，弃稷不务，不窋因失其官，遂去豳，度漆沮，越梁山，自窜于戎狄之间”。
周部族第二次迁徙，其实是回迁南周原周人故土。夏桀31年，成汤在兴平犬侯的帮助下，消灭了居住在邰城的夏桀，并在邰城建立了商朝初都。太甲7年时，商人迁都于郑亳。不窋的孙子公刘因受戎狄侵扰，又听到商王离开邰城之后，带领周人又迁徙回祖居地南周原豳地（邰地），因此公刘别称豳公。公刘迁豳建邑建家园，在竹峪南原山地采伐木料，在《诗经·大雅·公刘》中有描述。公刘回邰，恢复了后稷所从事的农业，人民逐渐富裕。
第三次迁徙在古公亶父时期。商代后期，公叔祖类（《史记》是把古公亶父之前的四个平辈先王太公、组绀、诸盩、公祖统称“公叔祖类”。）平辈先王四次更迭，在历代王朝世系中都是少有的。可见是在周人与鬼方、昆夷之戎的战争中相继被害。古公亶父最先在竹峪南原建造祭祀先王的盩庙也在情理之中。
周太王后期“离豳迁岐”的最根本原因是“昆夷逼周”，即昆夷打败了周人。周人才由邰地再迁于北周原岐下建邑，结束了和戎狄共处的生活。后经过了太王古公亶父21年的休养生息，周的实力大增，周王季继位后的第一战是“打败昆夷，收复豳地”，周文王继位后的第一战是“消灭昆夷，建立豳师”。在文王时代又迁都于丰邑、镐京，完成了先周时期的第四次迁徙。
可见，盩厔是周人故土，自然也是周的先祖葬地、宗庙所在。“盩先王宗室”应该说是指称竹峪南原的诸盩宗庙，是周人祭祀周太王之前各先王的重要场所。在文武周王败商后，这里也属于西周奠（郑）地的范畴，金文中常出现的南奠（郑）即就是盩厔竹峪南原所在区域。
西周的第三个王陵区就是邰氏姜所说的葬有太王、太姜的京当陵区，称为北奠（郑）。京当陵区可能不仅仅葬有太王、太姜，还包括一些在周文王攻占邰地之前就已经死去的其它周人贵族。京当陵区大致范围在现岐山县以北的凤凰山到扶风县城以北的首阳山一带。
《孟子‧梁惠王下》：「太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即是邰（文献传衍字误），豳地在邰城。自东周以来，南周原之豳一直被误解成了现在的彬县，是不对的（邰氏姜曾对此有过论述，哲以为他的观点是对的）。因受戎狄威逼，古公亶父率族人自豳地（邰城）来到岐山脚下，建筑城邑房屋，设立官吏，改革戎狄风俗，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使周族逐渐强盛起来，奠定了周人灭商的基础。
自古公亶父始迁岐下，经过20年左右的生养休息，至于王季（周文王父）三年，即（武乙）二十四年，《纪年》曰：周师伐程，战于毕，克之。就是说，周人夺回了原先古公被迫迁徙的周人故土毕邰之地。
《纪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里，玉十□，马十匹。就是说，商王当时承认了周王季收复周人故地的行为。周王季十五年，（文丁）五年，周作程邑。（《路史‧国名纪》：「程，王季之居。」由于害怕周人的勃兴，（文丁）十一年，王杀季历《纪年》。王季死后初葬于邰，后迁于毕陵。纣王六年，西伯初禴于毕《纪年》。因父王王季葬于斯地，故文王在毕陵第一次祭祀称为“初禴于毕”。
毕陵后成为西周重要的王陵区，王季、文王、武王、周公、姜尚、成王、康王、穆王等都葬于毕。文献里记载很多，如《孟子•离娄下》曰：“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汉书•刘向传》曰：“文、武、周公葬于毕”。《史记》曰：“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纪年》曰：“夏六月，葬武王于毕”。《逸周书•作雒解》曰：“（成王）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史记》曰：“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纪年》曰：“（成王）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丰。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毕”。《尚书序》曰：“周公在丰，将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
自王季改葬宗周上原后，毕陵成为西周最重要的王陵区，所以毕地的程邑成了周人的重要王都。为了和周太王营造的王都岐周有所区别，周人将程邑（邰城）称呼为宗周、京郑（奠），意即周宗庙所在。西周（奠）地即宗周邰城（程邑）附近的王陵区，也即京畿所在地。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周王季前的各先王葬地有两处，即把周太王营建的城邑岐周附近的京当王陵区称为北郑（奠），而把周太王之前各先王的葬地和宗庙所在地（盩厔）称呼为南郑（奠）。
西周王都（宗周）的定位
其实只要厘清了西周郑（奠）地的渊源和来龙去脉，西周王都（宗周）的定位也就一目了然了。宗周一词大致是文武周王葬于毕程之地后才有的，确切地说应该是在武王灭商后逐渐使用的。
在先秦文献里，宗周一词最早出现在成王时，《周本纪》：“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可见，宗周是周人为区别周太王都邑岐周、东都洛邑成周而命名的王都名，武王灭商前，宗周称为程邑；灭商后，程邑称为宗周。
但中国学术界历来将西周宗周定位为丰、镐，却把程邑排斥在视线之外，至今也是如此。丰镐是西周丰京和镐京的统称，虽然历代学者将其视为西周王都也即宗周所在，然而，西周丰镐二京遗址的范围、界限至今尚未确定。蒋介石不学无术，将奉化溪口老家的寓所命名为丰镐房，自以为能沾点帝王之气，但事实上西周王都不在丰镐，而是在邰城（程邑）。
丰京、镐京被称呼为宗周的由来，大概是据《长安志》卷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解释：“武王自酆居镐，诸侯宗之，是为宗周”。《书·周官》：“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绥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归于宗周，董正治官。”孔安国传：“言协服还归于丰，督正治理职司之百官。”孔颖达疏：“自灭淮夷，而归于宗周丰邑，乃督正治理职司之百官。”然哲以为，无论是皇甫谧、孔安国还是孔颖达，他们的这类注疏都是错的。孔安国、孔颖达因不知宗周所在，所以将文王曾“作邑于丰”理解为丰邑为宗周，那也情有可原，而皇甫谧则有点信口开河了。宗周的本义就是周宗庙所在，后引申为周王都、周王朝的别称，绝不是皇甫谧所说的因“诸侯宗之，是为宗周”。
从《诗经》里看，“灵台”与“辟癰”，“辟癰”与“宗周”，“宗周”与“丰水”，都是在一处的。《诗经》言：“丰水东注”，是因为“丰水”发源于歧山，流向与渭河平行，后在武功境内注如入渭水。而今日长安县的“沣河”，发源于秦岭，自南向北注入渭河，不是《诗经》中所说的“丰水”。所以学术界以长安县的“沣河”为地标来确定宗周（镐京）的位置是错误的。文王曾“作邑于丰”、武王“自酆居镐”都不能作为丰、镐为西周宗周的依据，因为古代文献记载里丰、镐之地均无王室成员葬地。丰邑、镐邑只能理解为文武周王积极筹划灭商的前进指挥所。
董作宾 先生曾提出过一个“圣都”的概念，他认为商丘的“商”是殷商先王宗庙所在，是商代亘古不变的“圣都”。潘明娟在《西周都城体系的演变与岐周的圣都地位》一文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她认为在古代都城体系中，有圣都与俗都、主都与陪都等都城关系。西周的都城体系中有三个都城：岐周、宗周、成周。岐周是西周的圣都，宗周是西周的主都，成周是西周的陪都。
哲对潘明娟文章中的观点基本赞同，但对岐周是西周圣都的定论并不认可。西周圣都不在岐周，而是在宗周（邰城、也叫程邑）。当然潘明娟的文中还是以丰镐作为宗周所在的，所以她得不出宗周（邰城、也叫程邑）为圣都的结论也是可以理解的。
潘明娟认为圣都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圣都是保持较高宗教意义的都城，而这个“宗教意义”可能是祭天、祭神之地，也可能是由先王陵墓、宗庙等组成；二、圣都是先王发迹之地，是对一个政权或王朝有较大意义的发迹之所，虽然不是最早的都城，但必须对政权或王朝有重要意义。
她归纳的挺好的，那我们就以这两个标准来分析下西周宗周（程邑，也叫邰城）是不是比岐周以及丰镐更具有圣都的脉象。前面已经说过了，王季、文王、武王、周公、姜尚、成王、康王、穆王等都葬于毕邰之地，而岐周只是葬有周太王。周灭商朝后，认为“王气”始于姬亶父，才追尊古公为周太王。其实西周称王始于王季，但这个王是自封的，不被商王承认，故被杀。文王承继大统，在位50年，前41年俱不敢称王，史称西伯昌。
《纪年》曰：（帝辛）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逸周书‧大匡解》：「惟周王宅程。」）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史记‧殷本纪》：「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得专征伐。」）王国维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统未集，盖得专征伐，受命自此年始。从文献上可知，文王受命之地在程邑，可见程邑在周人中的地位是其它城邑不可比的。
《诗经•文王有声》曰：“文王受命（得到平叛之权），有此（机会回到）武功（程邑）。既伐于崇（继伐崇之后），作邑于丰……沣水东注，唯禹之绩”。《纪年》曰：“帝纣二十九年（文王40年），释西伯，诸侯逆（迎接）西伯，归于程”。《逸周书•程寤解》曰：“文王去商在程”。周武功是程邑的别称，周人因文王受命于兹而命名。因为同一个事件的发生地点在《左传》、《纪年》、《逸周书》中记为“程邑”，而在《诗经》中记为“武功”。
《元和郡县图志》曰：“邰县，古有邰国，尧封后稷之地。周平王东迁，以赐秦襄公。孝公作四十一县，邰县、美阳、武功，各其一也”。可见秦武功源于周武功。《纪年》曰：“帝纣三十四年（文王45年），周师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帝纣三十五年（文王46年），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文王迁丰不是定都丰邑，是因为“周大饥”，据后人推算，西周百里地养活不了15万人，故周文王迁徙了部分周人于丰地，并派世子发营镐。其实都是为了领土扩张、阴谋灭商作准备的。
周人向东发展直接威胁着商人的利益，这是商王最难容忍的事情，所以周人刚一冒头，商王就杀了王季。由此可见，周人向东发展是“寸步难行”的，因此“程邑”在咸阳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在肯定程邑是周武功之前，需要肯定程邑是周王季的新都，而且是文王迁丰之前的王都。而从文献中可知，王季被杀前六年，程邑即为周王季的新都。《纪年》文丁五年，周作程邑。（《路史‧国名纪》：「程，王季之居。」）因此可以说，文王继统后，在作丰邑前一直也是以程邑为都城的。程邑的都城历史远比岐周长远，岐周建邑不过三十五年左右。
据邰氏姜的研究，周文王的丰邑在东流的丰水之阳，即周武功的东侧，亦即秦邰县，而不是北流的沣水之西。周之武功恰是夏禹之都，故有“沣水东注，唯禹之绩”。西周的丰邑应该是东汉武功（秦邰城），不是今人所认为的丰、镐之地。程邑（邰城）距丰邑甚近，相距不到 4公里 。因为近，所以周王常常“步行”其间。
这类记载文献里有很多。如《召诰》曰：“王朝步自（宗）周，则至于丰”。《毕命》曰：“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晋侯苏钟》曰：“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周书•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宗）周，于征伐商”。显然，文献里的这类记载都明确表明了宗周不是丰邑，不然《毕命》里的“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纯属废话了。所以宗周之地必在丰邑（秦邰城）以西，且相距不远，即西周程邑（邰城）。
前文已经说过，周人是以邰为起始，经过四次大迁徙又回到周故土邰地的，并以此为根基一举灭了商，立下了脉衍八百年的王朝基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王都所在绝不会远离先王陵墓、宗庙。程邑作为周人元祖后稷生养之地、周人发迹之地、文王受命之地、武王“于征伐商”之地、“王季、文王、武王、周公、姜尚、成王、康王、穆王等”之葬地，无论如何都是西周宗周的不二选择，别无他处。
周文王子冉季载正名
冉季载，周文王第十子，是西周王室成员里一个很有趣但又是扑朔迷离的人，哲将其称为“西周王室最重要的非知名人物”。说其重要，是因为若搞清了他的真实，那么西周现知的历史一小半需要重写。司马迁曾在《管蔡世家》里感慨：“管蔡作乱，无足载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属十人为辅拂，是以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可见冉季载是西周开国时期的重要王族成员。说其“非知名”，是因为冉季载在文献里记载很少，至于司马迁写《史记》时就已搞不清冉季载有没有被分封，或者分封地在哪里，冉季载的后人是谁等等，都是一笔历史糊涂账。
金文“冉”的几种写法：
冉季之名唯见于司马迁《史记》中缈缈数条，《卫康叔世家》载：“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管蔡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又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而分殷馀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 卫 君，是为卫康叔。封季载于冉。冉季、康叔皆有驯行，于是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冉季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
司马迁公说“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此言恐失之于考。《左传·定公四年》即有子鱼言及分封康叔、冉季之事，称“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
大家都知道周公平叛三监之乱后转封康叔于卫国的史实，但对康叔原采邑（或封国）在何地均不甚了了，连司马迁公也不例外。其实子鱼这段话就明确告诉了康叔封在京畿之原采邑在何处，只是千百年来无人能懂而已。
康叔封原在京畿之采邑就在毕陵以南至于现今的杏林镇一带，再北即召公采邑。子鱼说的话里关键点在于“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境），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这段。
《穆天子传》曰：“祭父自圃郑来谒……乃遣祭父入圃郑……甲寅，天子作居范宫……庚寅，天子西游，乃宿于祭。壬辰，祭公饮天子酒……天子命歌《南山有台》。丁酉，天子作台以为西居……季夏庚■，休于范宫……天子北入于台，与井公博，三日而决。辛丑，至于台，乃大暑除。天子居于台，以听天下之”。古代地名“台”专指邰城，也称台桑。邰丘所围玄圃古称圃郑。子鱼所说的圃田即指王城周边的公田，也即郑（奠）地之田。
子鱼的话的意思是康叔封采邑于自武父（武王父亲葬地、即毕陵）以南，及圃田（王陵祭祀田）之北竟（境）。而且哲认为，康叔封的这块采邑非周公所封，其实在周文王迁邰城后大概就已经赐予了康叔，所以康叔封采邑地在西周早期应该就叫康地。
邰氏姜据邰城出土的《司母姒康鼎》分析认为：“太姒谥号为“康”，其陵墓称为康陵，其庙称为康宫。因此邰城别称“康邑”，周康王之称与其出生地有关。文王受命前，召公受封于康邑之地。文王受命后，召公改封于邵燕之地。故称召康公。召公改封邵燕之后，其康邑之地封给了康叔。周成王改封康叔于卫，故康叔称为卫康公。”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仅仅是一种假设推测。
当然，哲以为，邰城未必别称为“康邑”，可能是邰城之西北郊地有子城名康邑，或者说如子鱼所说的“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境）”这块区域是康叔的采邑，也未必一定会有城邑存在。
冉季载也有类似情形。虽然文献里未能找到冉季载的始封采邑地，但哲认为大致是在周王都邰城以西，大致在今天的宝鸡以东至于周王都毕陵以西这个范围里。《左传•定公四年》子鱼曾言及“聃季授土，陶叔授民”。杜预注：“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司徒”。《传》又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可见司马迁《史记》中所说的“冉季”和《左传》中提到的“聃季”实是指同一人，但那个才是正确的指称呢？哲以为，两者的准确性都似乎有些出入。
在检索冉季载的相关记载时你会发现，通行本的先秦典籍里对冉季载的名称记载也是五花八门，说法不一的，但大体能知道描述的是同一个人。如《史记》中作“冉季载”，《左传》中作“聃季载”，而三家注《史记》版本中作“厓季载”，又有其它版本作“焻季载”，贾逵注为“文王子桞季”也。可见，千百年来的文字辗转抄录导致了不同版本的记载，“鲁鱼亥豕”在所难免，以至于后人的史学研究陷入于茫然之中。
在网上，哲有幸阅读到吉林大学古籍所 吴振武 先生所著“新见西周爯簋铭文释读”一文。 吴 先生虽然正确地判定出了器主为“爯”，并将此铭命名为“爯簋”，但并没有进一步地考证出“爯”为何人。
哲认为，该铭文里的“爯”就是文献里所记载的“冉季”。就如 吴振武 先生所言：“从器主爯能摹仿天子的口气自称‘余一子’来看，器主的身份恐亦不低，推想其当是小宗之长。”哲认为 吴 先生的判读非常正确，但是由于他没有注意到铭文中的“文考”是周文王的特指代称，从而没法得出“冉季”就是该器器主的结论来。
周文王死后，武王颂之为文考。如《尚书•泰誓下》：“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孔传：“言文王无罪于天下。”哲认为，“文考”一词和“余一人”一样，在西周铜器铭文中都有着特定的含义，“文考”指的是死去的周文王，“余一人”通常是天子自称。
郭沫若 先生在研究《班簋》铭文后曾经指出：“虢城公之虢当是西虢，虢城公当是始封于西虢的人。彝器中的《虢城遣生没》与《城虢仲遣》，即是因城公之号冠于虢上……，虢城公遣当与文王同辈。”哲则认为，虢城公当释读为虢郑（奠）公，是因为虢仲遣守西虢，在西周郑（奠）地范围内，以便区别已经迁徙到三门峡的东虢（虢叔）而称。“爯簋”里的“遣白（伯）”即是虢仲遣，即周文王之异母弟，冉（爯）季载的叔叔。
故哲认为，器主“爯”就是周武王同母亲少弟“冉季”本人，至于文献里误写为“冉（冄）季”或者“聃季”者，当是秦汉先儒（如司马迁公等）对“爯”字的讹差误读有关。
哲将自己理解并考订后的“爯簋”铭文恭录于下，以佚后考：
“爯簋”铭曰：“遣白（伯）乍（作）爯宗彝，其用夙夜享卲（昭）文神，用禩（祀）旂（祈）沬（眉）寿。朕文考其巠（经）遣姬、遣白（伯）之德言，其競余一子；朕文考其用乍（措）氒（厥）身，念爯（哉）!亡匃（害）！”
白话释文：
（虢仲）遣伯为爯制作了用于宗庙祭祀的礼器，拿它们来朝夕享祭已故的周文王之神灵，以祈求爯能够长寿。我的亡父（文王）遵行了遣姬、遣伯夫妇之吉言，使我这一个儿子身体得以强盛。我的亡父（文王）会将遣姬、遣伯夫妇之吉言置于我的身上，并长念爯啊，无灾无祸。
明白了冉（爯）季载名字的这些曲折，那你就能明白了尚书《康王之诰》、《顾命》中的“芮伯”是谁了。《顾命》中的“毛公”是冉（爯）季载长子。而“芮伯”就是冉（爯）季载，是周王室的小宗伯，是成王的顾命大臣之一。
尚书《顾命》正义曰：召公为冢宰，芮伯为司徒，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与芮伯咸进”。而《左传•定公四年》子鱼曾言及“聃季授土，陶叔授民”。据周礼，地官长即“大司徒”，司徒就是司土，也就是管理土地。而杜预注为：“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司徒”。
哲以为，杜预注明显错误，主要是受司马迁《史记·管蔡世家》的影响，从子鱼的话看，聃季应该是大司徒卿，而陶叔是小司徒中大夫。周成王时，司空一职为聃季子毛公所任。这也是后人将毛公和聃季混淆的原因之一。从文献记载里的逻辑关系而言，可以确定聃季就是芮伯，也就是冉季载是无疑的。
可以看出，在成王交代后事时，到场的有“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以公侯子伯男的顺序排位，似乎“芮伯、彤伯”皆不该列为于“毕公、卫侯、毛公”之前。这样的排序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太保奭、芮伯、彤伯”皆是成王的叔伯辈，而“毕公、卫侯、毛公”是成王的同辈，文中的“卫侯”非卫康叔封，显然是文献记载的“卫康伯”，卫康叔封之子。
联系到末段太保奭的角度直接称谓“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毛公与齐侯吕伋也是同辈的，只不过齐侯吕伋为周王外姓，而毛公为周王同姓。所以文献记载里内外有别，齐侯吕伋为伯舅，畿外诸侯。而毛公为康王叔父，即同姓卿大夫。
以上太保奭“命仲桓、南宫...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这段话千百年来人们大多断读为“仲桓、南宫毛、吕侯”三人，其实这段话里是四位人物，即“仲桓、南宫、毛俾及齐侯吕伋”。但是否就是叫毛俾，尚且可疑。典籍中文字衍错是常有的，没有别的佐证能证明尚书中“毛俾”的记载就是正确的。
从《尚书•顾命》的文字连贯记录看，“毛俾”不会是“毛伯、毛叔”的衍文，因此哲认为，毛俾即芮伯（冉季载）的长子称谓，也就是《尚书•顾命》中的毛公其人。因太保奭比毛公长一辈，故直呼其名。
其实文字问题是治史者首先要过的一个难关，文字、音韵、训诂缺一不可。中华典籍浩瀚，然错误的记载还是不少的，尤其是对先秦典籍的整理上，衍生出很多错误是众所周知的。
哲发现，无论司马迁也好，《尚书》的记载也好，只要一涉及毛叔郑（奠）或者说他的儿子的名字就会产生糊涂的记载。存世出土金文里也有“叔噩父”、“叔邦父”、“叔尃父”等文字，后人没一个释读对的，其实这些都应该释读为“叔鄜父”，是对毛鄜的父“冉季载”的避讳称谓，也是敬称。哲只能怀疑相关记载人对周代原始文字"鄜、郑、奠、爯、冉、聃"不能正确识别导致的。
司马迁史记“封季载于冉”恐怕也是“封季载于芮”的误解。冉（爯）季载封国可能初在芮地，是周文王始迁程邑时即有。史上的“虞芮之讼”恐怕就是发生在冉（爯）季载封地与虞仲（周太伯弟弟，也即周文王之叔）封地之间的土地纠纷。现今学者将虞定位于今山西平陆县，而将芮定位于在今陕西大荔县实在是愚不可及。
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时，周人的地盘不会大于秦美阳、秦邰县、秦眉县这么个范围，怎么会扯到山西之远去呢，况且山西平陆县和陕西大荔县地域相隔也够远的。另外有人还理解为虞、芮两国皆当时商王朝之封国，因受周文王之教化而惭愧，后自息其讼。这也是后人胡扯，说白了，就是周人自己的内部封邑之间的争讼而已。
周太伯逃荆楚是在今天的陕西宝鸡西北的千阳县一带，而非后人认为的春秋楚国。《汉书·地理志》说，“吴山在西，古文以为千山，《国语》所谓虞也”。在现在的千阳县境内西域有山，我不知道现在叫什么名字，但应该就是古书里指的吴山（千山）。以此山为标注，（吴）山之西即吴太伯逃荆之地，（吴）山之东即周太伯初封吴太伯（东吴）之地，（东吴）之地后称虞地。
甲骨文里“夨、呉、吴、虞”互通。千阳河流域的“夨仲国”是周太伯建立的姬姓国。《穆天子传》引穆王言：“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因周太王欲传位季历及其子昌(即周文王)，太伯乃与仲雍（一作虞仲）让位三弟季历而出逃至荆蛮号勾吴。王季14年伐西落鬼戎之时，周太伯战死，全家被杀。大伯身后无子，其弟仲雍继位。在虞地立国，即西虞国，地接壤宝鸡陈仓一带。
王季5年，周人夺下邰城，王季19年，周人始建邰城，王季24年被杀，文王接位。自文王元年到四十年，程邑作为周人向东扩张的指挥前线，一直不是很稳定的。直到文王四十五年赶走密人后，周文王始“迁宅于程”。
联系到《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的记载，那么冉季载封于芮地大概是在文王四十五年前后。可能冉季载的被封地与仲雍原先建立的虞国地界产生了纠纷。因康叔和冉季在文王时就有封邑，故武王灭商时，并无记载其二人被封事也在情理之中。
文王死后，武王即位。冉季载作为文王最少子，武王亲母弟，受到的优待自不必言。至于周公、成王时，冉季载作为周王室嫡裔，周王室之小宗伯，地位显赫。领衔司徒，世居郑（奠）地也就不奇怪了。所以冉季载在西周王族内世称郑（奠）公，又称圃公。武王灭商时，司马迁所述的“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的“毛叔郑”其实是指“叔郑（奠）”，即冉（爯）季载。
从《史记•周本纪》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公在撰写“周武王克殷”这段史实时主要抄录《逸周书•克殷》段，几乎是大量原始文字引用。然据哲推断，《逸周书•克殷》中的“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封傅礼”的“毛”字乃后人所加，且“卫叔封傅礼”可能为“康叔封傅礼”。“叔郑奉明水，康叔封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是很对称的句式，没必要在前面加上个“毛”字的。司马迁不加详考，又演绎成“毛叔郑（奠）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那么是谁改动了《逸周书•克殷》段的呢，哲推断就是春秋时因跟随周王子晁参与了西周王位之争，失败后奔楚的毛伯得或者其后裔改的。
公元前516年前后，周王室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大事件。一是周王室卿士毛伯得介入周王位之争，因袒佐王子晁而以失败奔楚，这样周王族嫡裔毛氏国的采邑被东周收归其所有，毛国宣告灭亡。二是王子晁携周典籍入楚。《左传·鲁昭公二十六年》载：“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公元前505年，周敬王派人入楚刺杀了王子晁，《左传》记录了此事时却没有再提及周室典籍的去向。从此，这批无价之宝的图书文献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记载的中国古代历史文明与文化信息也随之而去。
应该说在司马迁时代，就已经缺失了春秋战国以前的典籍，加上秦始皇的“焚书”，史记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无疑是受到非常大的挑战的。事实上，到现在为止，除了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之外，我们也没有见到任何春秋战国以前的图书档案文献的实物，以致我们今天不得不下大力气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为的是搞清楚西周、商代、夏代的编年史。
虽司马迁所处年代离先秦不远，但先秦资料的匮乏已经是个事实。毛叔郑世家在《史记》里无传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同是文王子孙，卫康叔就有传，而对毛叔郑却无有撰述。当然在周《世本》中无考也就能理解了，执政的周王室是不会将叛逆王子朝及其附逆者留在谱牒中的。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中记有孔子曾准备把自己的著作送到周王室图书馆，似乎表明周敬王有意征集天下图书重建王室图书馆；此外，所谓孔子五十岁才读到《易经》的说法，以及孔子删编《诗经》的记载，均表明着周室典籍的外传。事实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恐怕更是直接受益于周室典籍的外传。
据此，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看法，即王子朝被杀之后，跟随他亡国的召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等人及其族人把周室典籍秘藏了起来，复国无望后为了谋生而开始了抄书、编书、卖书的生涯，当然外传的并不是全部的周室典籍，而且也不都是周室典籍的原本或原始文献，而是有选择的抄写本。而那个时候，私学的勃然兴起是否与之有联系呢？
史书上说《诗经》得以保存是因为口传耳诵的缘故，其实未必如此。哲推断毛亨、毛苌传《诗经》是有本的，就是有典籍在手的。原因显见，毛亨、毛苌作为毛伯得的后裔极有可能得到过周室典籍的一部分原件或传抄件，所以毛诗虽后出，但得以独传。其余三家诗传因没有毛诗传准确和令人信服，遂亡。
《逸周书•克殷》中的窜改可能源自亡楚之毛氏，在抄写时可能为了强调叔郑（冉季载）就是毛氏族的先祖而特意在前面插入了个“毛”字。这倒不能说标注错了，冉季载确实是毛氏族的授姓元祖。但冉季载不光是毛氏族的先祖，也是是郑、芮姓氏的先祖，而且后来还衍生出了聃、冉、沈姓氏的先祖。经亡楚之毛氏这么一搞，把司马迁搞糊涂了，也把后世之人搞糊涂了。
冉（爯）季载的封国与采邑
前面已经剖析了西周文王时“虞、芮之讼”的史实真相，则我们可以推断，《左传》中富臣言及“鲁卫毛聃”者，概东周时期人对西周冉（爯）季载封地“芮”的误衍也。其若司马迁误“爯”为“冉”，而《尚书》、《纪年》里又误“爯”为“芮”，至于春秋战国时，更是误“冉季”为“叔聃”也。皆是后人对先人文献的误读，可谓“千里传音，虽一脉承接，唯声不若先”是也。
维地下西周青铜彝（金）文的真实性最经得起千年的考验，所以哲倾向于文王第十子冉季的真实名字为“爯季”，但为了千年史学误导了的习惯，哲还是从俗，在文中有时也还是称其为“冉季”或者“叔聃”。
司马迁公之所以会认为在“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时，“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是因为他对文献的理解有误。后人的所谓文王有十子的说法大体出自迁公说，而世人现在还认为文王有十七子的主要依据是《左氏传》里富辰之言。但两者都有点出入，迁公说混淆了周文王子的嫡庶之别，而十七子说主要是后人对富辰之言理解错误造成的。
哲以为，周文王共有十子二女，有嫡有庶。文王与正妃太姒所生的共有五子二女。五子分别为：长子伯邑考，次武王发，次周公旦，次康叔封，老儿子冉季载。太姒为文王正妻，所以这五子为文王嫡子。其他庶出的有管叔鲜、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文王王姒长女名太姬。《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说：“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阏父子)而封诸陈，以备三恪”是其证。恪，《说文·心部》引作“愙”，是敬之义。另一个女儿叫“豙姑”，有《王姒鼎》为证，铭曰：“王姒作豙姑宝尊彝”。
《左传》鲁僖公二十四年周大夫富辰说到周初封国提及到：“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大家多理解为周文王子的有十六国，为周武王子的有四国，为周公旦子孙的有六国，其实是误读了。
稍有点古文知识的人就会看出富辰这里提到的周公旦子孙只有四国。“凡蒋邢茅胙祭”的意思是“凡、蒋、邢、茅”之国胙土自祭（公）。祭公何人？周 公次子 君陈之次子也。周公去世后，君陈担任冢宰，称为明公。《尚书》里有“君陈”篇即是周王对他的受命。金文里称其为明保，《令方彝》铭曰：“唯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
君陈原在京畿采邑为长子继承，其次子被周王封于河南祭城。君陈之次子后来任周室冢宰，便称祭公。祭公胙土于自己的几个儿子后即为“凡、蒋、邢、茅”四国。但事实上，周公子系受封的还有前面提到的“鲁”国。由此可以看出，富辰说的是个大概的话，并没有实指“文之昭也”即文王子，“武之穆也”即武王子，而是指是文武周王各自的子嗣，包含孙子辈。
事实也是如此，富辰提到的“文之昭也”的十六国里有几个并不是由文王子受封而得，与“凡、蒋、邢、茅”之国胙土自祭（公）有类似的情形。据哲的多年研究，如“毛”即胙土自郑公（冉季载），也即叔郑（聃）。所以文王有十七子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的。况且富辰对西周封国了解也不甚了了，并没有提及西周一个重要人物召公之封燕国。司马迁也讲的含含糊糊，《燕召公世家》曰：“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於北燕”。司马迁在《史记》里也只记述了诸侯国燕、鲁的世系，而没有记述召、周两族人在京畿之地世系的情况。类似的情形在《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卫康叔世家》、《管蔡世家》等篇里比比皆是，更别提他自己也自谓搞不清的文王老儿子冉（聃）季载、也即毛叔郑（奠）世家的世系了。
燕，甲骨金文写作“匽”或“郾”，西汉以后之文献始作“燕”。召公奭在周王室历任太保一职，有采邑在京畿郾（燕）地。《纪年》曰：“公季16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此“燕京”即召公后来的受封采邑，大致位置在今岐山县南部，即常兴镇与蔡家坡之间。因位于“岐周”之南，周太王、文王时期即称为“南燕”，而在武王灭商后立邰城为宗周，因在周王都之西，故文献里又称“西燕”。周公、成王封建诸侯时，封召公元子克于现北京的琉璃河遗址，史称“北燕国”。畿外诸侯“燕”国之名来源于畿内“燕京”之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迁徙名称。
在古代文献里，西周同一地名演绎成不同称谓的例子还很多，被东周以后的人“指鹿为马”般乱注释一堆后更是显得眼花缭乱，是研究者倍感头疼的事。其实只要把握一点，就是西周地名、乃至封国名的演变大体是因为西周王都的变迁或者自身的变迁相对而言的。
如西周封国“虢国”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先后出现了五个虢国，有“东虢、西虢、北虢、南虢、小虢”。其实虢国只有一个，绝不是人们臆想的虢仲、虢叔各自受封而造成了几个“虢”国。虢仲、虢叔在京畿的采邑地在两都（岐周、宗周）之西，故称西虢。周公、成王大封诸侯时，虢仲被转分封于三门峡为畿外侯，故又称为东虢。虢叔继续留守西虢，为畿内伯。三门峡之“虢邑”因傍河之南北两岸而建而分“南、北”两虢。“小虢”可能是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留在原京畿之地的虢叔后人坚持下来的一个小国，在春秋初年被秦武公所灭，大体如此，详细考据就另文再撰了。
召公奭是历经文、武、成、康的四朝老臣，在周初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积极而巨大的影响力。曾与周公一起协助武王灭商完成统一大业，平三监之乱，挽救了周初政权的危难局面；南征淮夷，巡视江汉，经营了周初的基业；负责营建东都洛邑，镇慑和稳定了东方形势，扶立康王即位，使周政权得以巩固和延续。其敬德爱民，修文王之德，改变了社会风气，受到民众的赞扬与怀念。其葬地当在采邑岐山西南的刘家原一带。《风俗通义》说他寿百九十余岁，王充《论衡》说他百八十岁。“寿百”指高寿，不是分开读的，被王充演绎成了一百八十岁，是理解错误。即召公活了九十余岁，故民间有“寿若召公”之说。
召公奭为文王庶子，伯邑考之弟，武王之兄。这一说法最早见诸于汉。谯周说召公奭为周之支族，“食邑于召，谓之召公。”司马贞索引也说：“召者，畿内采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或说者以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故《诗》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阳，故言南也。”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邵公为文王之庶子”。因为这些说法后出，所以受到怀疑也是必然的，顾炎武《京东考古录》就指上述说法“考之史传，更无所出”。但怀疑归怀疑，要否定汉人的说法是比较有难度的，这一历史公案暂且不谈，留待以后有更多的铜器铭文出土再论。
这里主要谈谈召公的采邑与封国的历史。在周公、成王封建树屏之时，召公奭元子克被封于现北京的琉璃河遗址，为畿外诸侯，于是燕国始建。召公奭与次子继续食邑于扶风县的召公镇，在宗周任太保。哲之所以举例召公奭的封邑与封国的历史，是要开宗立言一个重要的论断，就是在西周早期，大部分周王室贵族在京畿内既有采邑，在京畿外又是有封国的。如周公家族、毛公家族、毕公家族、召公家族、卫康叔家族、郑桓公、郑父家族等等。
《礼记·王制》云：“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若以东周以后的人视京畿采邑亦为“封国”看，则谓若《王制》“畿内九十三国”，亦诚不虚也。只是司马迁公对“畿内封国”失之考多矣。
召公奭这种在畿内和畿外同时有两个封国（采邑）的情况，和周公旦同时受封周、鲁一样，并不是一个特例，卫康叔也是。如前面提到的《左传·定公四年》子鱼言及分封康叔、冉季之事，已经清楚地表明康叔封京畿内采邑在“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境)”，即采邑于京畿“康”地之土，以共王职。周公平叛三监之乱后又封康叔于殷墟，称卫国，属于畿外侯。
《尚书·康诰》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汉书·地理志》说：“周公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颜师古注：“孟，长也。言为诸侯之长。”可见，康叔封卫，为周初诸侯之长。当然康叔在周也还担任周王卿士，司马迁说的很明白，“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冉季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
卫康叔比较特殊，因殷墟之地的重要性而不得不亲自就封于卫。周公旦连作《康诰》、《酒诰》、《梓材》三篇给康叔的诰命，从中也可以体会到周公对康叔的期望和治理殷墟故地的重要性。召公、周公旦皆没有去燕、鲁国就封是因为两人在周担任重要的“三公”之职，故均由长子就封于外。
西周的这种元子就封于畿外、次子留封于畿内以相王室的做法可能就是一种惯例、制度，而大祖一般与次子留于原京畿采邑地。直到现在，大家常见的大家族分家时长子、次子等另立门户，而父母亲一般与小儿子住在一块，依稀还有着西周分封制度的影子。
从文献和出土铭文中可以看出，西周分封制来源于采邑制。周人的采邑制在文王时已经形成并完善。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云：“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西周早期的“吴太伯、虢仲、虢叔、管叔、蔡叔、郕叔、霍叔、曹叔、康叔”等的采邑也应该是这一时期先后受封的，且大都以封地为氏。冉季载也是，因封于爯地（鄜畤），故称爯季载，但在后来的文献里被误衍为“芮、冉、聃”。
在武王灭商后，因获得了广褒的国土，封功臣昆弟为畿外诸侯时才出现“封国”的概念。封邦建国，是在保证周王室强大的条件下，将宗族姻亲和功臣分派到各地，广建封国，叫做诸侯国。这一次受封主要对象是武王灭商时的功臣、昆弟和“前代帝王的后裔”。康叔封、冉季载为周武王亲母弟，没被授封于东土，是因为有亲庶之别，且原先即有封地在京畿重地，而非因年少而不封。周公、召公被封鲁、燕（此燕为西燕，不是后来的北燕）分陕而治与后来的卫康叔封于卫有类似的意义。
至于周公、成王时，因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大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才惠及文王子、武王昆弟之后裔。故周公元子伯禽受封于鲁，召公元子克受封于燕（北燕），卫康叔封于卫，虢仲转封于三门峡，称东虢。管、蔡、曹、成、霍等也各有采邑在京畿。如蔡叔度的京畿采邑在现岐山县的蔡家坡一带，靠近召公采邑。管叔鲜作乱诛死，无后。蔡叔被放逐，“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两叔在京畿采邑被周公收回，可能被转授予了冉季载、康叔封。后蔡叔子胡率德改行，又得复封于畿外蔡地。
周公、成王时，冉季载为周王室小宗伯，原采邑地由岐周以南的爯地扩大到宗周京郑（奠）所在，故也称为大郑（奠）公、圃公。《氏族大全》所述：“…毛有姓实始郑公，文王第十子，武王之弟也。武王即平殷乱，封建诸侯，郑胙土于毛，故曰毛伯，又曰毛伯郑”。
哲认为此段记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只是文中有衍文。从文意里可以看出，文中的“郑公”和“毛伯郑”是俩人。“郑公”是大郑公冉季，“毛伯郑”是冉季元子“毛伯鄜”的衍文。周公、成王时析大郑公冉季之采邑地为二，元子毛伯鄜受封于宗周京畿郑（奠）地，称毛伯；《班簋》中所言“受京宗懿釐”大致即是指毛伯鄜被授土授姓之事。冉季载次子继续守祀于岐周故邦之爯地，文献里称“芮伯”。
西周分封制自文王分封同姓、异性采邑为始肇，至于周公制定了分邦建侯的制度后始为完备。经武王、成王两次分封，同姓、异性兄弟、姻亲遍布四方，东有齐、鲁，南有吴、楚，北有燕、晋，原商王都城及近畿地区有卫，宗周、成周之间有虢仲据守。西是周人发祥之地，周公家族、召公家族、毕公家族、毛公家族等各有城邑在京畿，拱卫王室。西周初期就形成了以周王室宗亲为主干的亲疏兼备的巨大关系网，对东西两周能延脉八百年起了巨大的作用。
班簋中的“毛父”即是冉季载
<毛公鼎>、<班簋>、<毛伯鼎>、<毛伯敦>、<龚伯彝>是现有已知带有铭文的与毛氏族有关的西周青铜器。毛公鼎不必说了，众所皆知，是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铭文共497字，记述了周宣王告诫和褒奖其臣下毛公瘖（外厂内音）之事，为皇皇巨制，被郭沫若誉为“抵得一篇尚书”。被誉为国宝，被蒋介石带到了台湾，现存放于台湾故宫。
毛伯鼎是1928年党玉琨从宝鸡斗鸡台戴家湾一座西周大墓旁边的祭祀坑内盗掘出土的。内有铭文五行八字，字多漫泐，不可尽识，知其中有“毛伯内（入）门”之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件珍贵的毛伯鼎和毛公鼎、毛伯班簋一样命运坎坷。党玉琨所盗戴家湾的铜器资料中虽然有对毛伯鼎较详细的记录，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至今依然无法知道这件毛伯鼎的下落。
班簋 何尊
<毛伯敦>、<龏伯彝>两铭文见于宋欧阳修笔记《集古录》，有铭文拓本传世。欧阳修在札记中详细记录了此器的发现来由，说“此敦，原父得其盖于扶风而有此铭。”并引述了好友原父的话，认为《毛伯古敦铭》中的毛伯就是毛叔郑，从而断言“此敦乃武王时器也”。在笔记里欧阳修还记载了“龚伯尊彝”铭文，并说明此彝出土于盩厔。虽然哲认为欧阳修的铭文判读存在问题，但这些记载弥足珍贵，千年之下哲还是对他深表敬意。关于这两尊彝器铭文的观点我留待下文再解，此节里主要想谈谈班簋。
班簋是周初伐反夷的重要青铜器之一，在学者而言，在对西周初年历史的研究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对于毛氏族人来说，班簋的重要性不亚于毛公鼎，在姓氏文化研究方面甚至超过了毛公鼎。因为班簋铭文记载了毛氏先祖上三代的历史，并在铭文里明确表明了毛氏先祖是文王、王姒的嫡系子孙。这是现已知西周铭文中唯一明确姓氏来源于周文王的重要实物资料。
班簋的铭文最早见于清高宗敕编的《西清古鉴》，不知何时何地出土。因是乾隆爱物，实物被秘藏在清宫，一般人也无缘得见。 郭沫若 先生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收录了班簋，却从未见过实物，其所用图片还是翻刻《西清古鉴》中的旧图。1972年的一天，北京文物管理处负责文物拣选的程长新、呼玉 衡两位 先生，在北京市物资回收公司的废铜仓库内发现了一些带有铭文的铜片。他们把所有相关的铜片聚在了一起。经初步的拼合比对，专家们惊喜地发现，失传七十年的班簋出现在了眼前。虽然它已残破不堪，但所幸的是，铭文不缺；口沿、耳、腹部尚存近半，他们以《西清古鉴》所载图片为本修复，才使这件毛氏家族珍宝得以保存。
班簋重现，兴奋之最当属 郭沫若 先生。他于当年即特撰《班簋再发现》一文进行论述，一时轰动了文博界、学术界。经过精心修复后的班簋，为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至今。由于长期以来，该器深藏于宫廷，秘而不宣，一般学者甚少见到，《西清古鉴》的著录又仅为摹本，不能放心使用，以至于在郭氏之前，甚少看到前人对该器的研究撰述。而郭文问世后，由于当时特殊的学术环境，也甚少有人对郭氏研究结果提出异议，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来多以郭说为主。此后数十年间，又有李学勤、孙稚雏、李义海等众多专家学者对它进行了考证研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
但哲观数十家言，其对班簋铭文的释读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有的甚至是方向性的误判。网上也甚少完整象样的白话译文，就算找到一些片段的译文，也是前言不答后语的。大学问家郭沫若的译文也不免错漏，观之甚为可笑。如第一段，他是这么翻译的：“八月初，成王在镐京。甲戌这天，成王命令他的叔父毛伯替代虢城公的职务。成王走出王宫，登高四望，环顾秉（在今江苏北部）、繁（在今河北境内）、蜀（在今四川省）、巢（在今安徽南部）四国。...成王命令毛公率领友邦首领、战车和冶铁工人，征伐东夷。”骇!“作四方极”被他解释为“登高四望”，“秉令”两字被他拆解，把秉当作了个方国，还环顾什么“秉、繁、蜀、巢四国”，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此说误人子弟也。
从事金文研究，铭文的正确释读是基础，也是关键。当然也还需要其它方面的知识，不应仅囿见于字里行间的句读。如对班簋的解读，人们没能深刻领会铭文是一篇毛班记录毛氏族先人煌煌事迹的回忆文字，只着眼于重点字词和语句的诠释，才导致了自相抵牾、前后无可圆说的诸端遗憾。诸多专家对其铭文的释解纷乱异呈，各呈其说。有的过繁，有的过简，有的只留心于片语只言，考据却是离题万里，有的甚至连金文原字都没见过，却在传抄的错漏甚多的铭文上信口开河，让人不忍卒读。
研究者对班簋铭文的释读有争议的地方有那么几处，但关键点还是对铭文中出现的“毛伯”、“毛公”、“毛父”与器主“毛班”的关系定位上存在有诸多分歧，这直接影响了毛公所属王世、伐东国狷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彝器所作年代以及毛氏族得姓先祖为谁的正确判读。
人们在研究班簋时常被铭文里出现的“毛公”、“毛父”所困扰，有人认为是同一个人。哲认为，铭文中出现的“毛伯”、“毛公”、“毛父”各有所指， “毛公”、“毛父”是特指的两个人。铭文中毛伯、毛公为同一人，毛伯因“更虢城（奠）公服”升格为“毛公”。而铭文里连续出现的两个“毛父”、两个“父”都是毛公转述周成王的原话，是周成王自身的角度对铭文中的“毛公”父亲的称谓，也是周成王作为子侄辈对文王子冉季载（叔郑）的正确称谓。若以“毛公”即“毛父”论，那么文中周王应该比铭文中的毛公差了一辈。但大家一致认可铭文中“毛公”是“毛伯”替换虢城（奠）公的职位后所称爵位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公”与铭文中的“吴伯”、“申伯”是平辈的，不可能是他们的父辈。
从铭文文意上看，“毛父”只能是周成王的父辈。如铭文所示，“王令吴白（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白（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还）令曰：（以）乃族从父征，诞城（竭诚）卫父身”。周成王如此谆谆告诫，这在西周其他铭文里是少见的，无非是表明了“毛父”是周王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否则何必要“吴伯、申伯”左右庇护着出征，还特意嘱咐“毛公”竭诚保护“毛父”呢。从“（以）乃族从父征，诞城（竭诚）卫父身”句看，“毛父”就是毛公的父亲，周成王的叔父冉季载。从铭文后段的“班拜稽首曰：乌乎（呜呼），不（丕）丮皇公”句子看，在毛公对毛班讲述先人史迹时，“毛父”已先于“毛公”去世了。所以“皇公”绝非“毛公”，而是“毛公”父亲。
我们在研读班簋铭文时一定要留意一个关键点，那就是毛班所撰铭文是追述了先人皇公、皇祖伐东国的功绩，而这些事迹都是他的皇祖（铭文中的毛公）以回忆的形式告诉幼小的毛班的。班簋作器当在康、穆时期，但铭文中所述皇公、皇祖征伐东国以及皇祖受封京郑邰邑都是发生在周成王时期。以上才是释读班簋铭文的关键所在，如同人之任督两脉，此处一通，则全文皆解。
《古本竹书纪年》载：“（康王）十二年秋，毛懿公薨。”哲以为，此毛懿公即是班簋铭文中的“毛伯”、“毛公”，也即毛班祖父毛伯鄜。这些观点可以通过班簋的铭文和我前面的阐述中能得到互证。
如毛氏族人引以自豪的能确定自己是周文王后人的就是班簋里的这段话：班拜稽首曰：乌乎（呜呼），不（丕）丮皇公，受京宗懿釐，育文王王姒圣孙，隥于大（服），广成氒工（厥功），文王孙亡弗褱井（怀型），亡克竞氒■（厥烈）。翻译成现代文就是：“呜呼，超凡伟大的太公（冉季载，也即叔郑）啊，授封了京郑邰邑之地，养育了英明神武的文王、王姒圣孙（毛伯鄜），接掌了周王朝执政大臣的职位，建立了征伐东夷的丰功伟绩。文王的子孙们无不感念在心，无不敬佩毛公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据 邰氏姜 先生考据，“姬水邰城是周人的京宗圣地，故称懿斄、懿厘”。哲认为西周郑地指的是王陵所在的祭奠圣地，郑与奠同假，郑邑即奠邑邰城，也叫程邑。前面已经说过，周文王时，冉季载因封于爯地（鄜畤），故称爯季载，但在后来的文献里被误衍为“芮、冉、聃”。在武王灭商后，冉季载原采邑地由岐周以南的爯地扩大到宗周京郑（奠）所在，故也称为大郑（奠）公、圃公。后在周公、成王时，爯季载裂土分封长子毛鄜于懿邰，所以毛鄜亦别称毛懿公。
在周王朝，凡方国部族皆有各自的名号，以便称道。不同的方国名号，各有不同的含义。或从封地名，如叔鲜分封于管，故称管叔。虢氏有统领锐师、捍卫王室、征伐叛逆的职责，故以“从虎，作持械击虎状”的“虢”字作为国名。哲以往多不可解，既然西周京畿一带古代并无被称呼为毛地的说法，那么毛国名称因何而来的呢。
班簋铭文为我解惑了这一谜题。在古代，“釐、嫠、斄、氂、犛、漦”都是“毛、邰、厘、来”等字的通假异体字。《康熙字典》曰：“《史記·樊噲傳》从攻雍漦城。通作斄，又作釐”。“《广韵》、《集韵》、《韵会》曰：氂，音毛，义同。亦作斄、髦、牦。又《集韵》音来，义同。按《周礼·春官》或作牦，或作斄”。“《集韻》漦，音釐。又音來。地名，在扶風（邰城）”。《五音集韻》曰：“釐，音胎，地名。邰或作釐，后稷所封也”。邰城通假于斄城，斄牛通假于牦牛。邰城也可以叫毛城。
在班簋铭文中，比较“懿釐”与“圣孙”可知，“懿”与“圣”同义，通常所说的“懿旨”就是“圣旨”之意。因此“懿釐”等于“圣斄、圣邰”。邰城既然是京宗圣地，周文王之老儿子冉季载将长子毛鄜安置于此也是无可厚非的。又《说文》中“冉”，同冄，毛冄冄也，象形。本义：毛柔弱下垂的样子。联系到上述这些史料记载，哲再将“冉、毛”两字的金文一对比，心中有豁然开朗之感。“冉”字的金文一分为二就是金文“毛”字。故哲可以大胆推测，冉季载，周文王第十子，武王同母最少弟，确实是毛国授姓始祖。在古代文献记载里，也被称为毛叔郑（奠）、叔聃、大郑（奠）公、圃公。长子鄜因被授土分封于懿邰而派为毛氏，为毛氏族得姓元祖。
毛懿公薨于（康王）十二年秋。毛班作器时，毛懿公尚在世，那么可知毛班作器必在（康王）十二年之前。铭文后段“班非■（敢）觅，隹乍卲（唯作昭）考爽”句又为我们表明了毛班父亲名“爽”，即毛伯爽。
毛班所作的班簋铭文告诉了我们一个清晰的历史真实：那就是毛班曾祖父、祖父是文王、太姒嫡子嫡孙，毛班祖父（铭文中的“毛公”、“毛伯”）胙土自毛班曾祖父（铭文中的“毛父”、“皇公”，也就是冉季载），受封于京郑邰邑。这样我们就能清晰地排出了毛氏先祖上三代之名了。即冉季载（也称毛叔郑、叔聃、大郑（奠）公、圃公，文王第十子，毛姓授姓始祖）——毛懿公（毛伯鄜，毛班祖父，毛姓得姓元祖）——毛伯爽（毛班父，西周执政大臣）——毛公班（即穆王时的毛斑）。
毛渐修谱纠谬之误
毛渐，字正仲（谱作进仲），江山县礼贤溪西人，清漾毛氏二十七世，宋治平四年（1067）进士。出知宁乡县。熙宁年间(1068—1077) 以著作佐郎兼知安化县。奉朝廷令治理“五溪”(沅江5条支流)。因开发湘西政绩卓著，召为司农丞。元祐初（1086），毛渐知江苏高邮军，不久升任广东转运判官。后提举京西南路(今汉水流域)常平。
在元祐三年正月十七日，哲宗皇帝曾降旨召毛渐为秘书丞。《江山县志》和《清漾毛氏族谱》中均载有这一皇帝圣旨。元祐四年(1089)任两浙路转运副使，值太湖沿岸洪水泛滥成灾，渐动员当地官民在长安镇至盐官间筑堤堰，变水患为水利，加授集贤院校理，任吏部右司郎中、陕西转运使等职。不久，任边镇元帅，领兵驻泾原，防御西夏，治军严谨。西夏进犯，毛渐出劲旅袭其后，攻破没烟寨。绍圣元年(1094)升直龙图阁，出知渭州，命方下，因病逝世，享年五十九岁。朝廷以其功，优赠“龙图阁侍制”。
毛渐是个饱读诗书的人，生前与“铁面御史”、参知政事（宰相）赵抃相交甚厚。毛渐族弟毛滂也是赵抃亲自选中的孙女婿，算起来也算是有姻亲关系。熙宁五年赵抃受命再往四川，毛渐与他有诗书往来，赵抃有《谢毛渐诗》回赠云：“去赣八千里，于今二十年。无缘久东浙，有命再西川。吏散庭空讼，僧高寺款禅。老来师旧治，尤喜获佳篇”。从赵抃诗看，毛渐当时在江西为官。
毛渐博闻古今，文武兼备，通识时务。遗著有《地理五龙秘法》、《古三坟书》、《毛渐诗集》十卷、《毛渐文集》、《清漾毛氏世谱》等，均收入《宋史•艺文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毛渐编纂的《清漾毛氏世谱》，史料翔实，源流清晰，考订较严谨。不仅为清漾毛氏，而且为江南毛氏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氏族历史资料。时空跨度，上溯西周初年，经后人历次纂修，至今已有三千多年。2002年3月，《清漾毛氏族谱》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堪称国宝。毛渐作为初纂人，功不可没，名垂青史，永世流芳。
毛渐大概是在任秘书监丞期间，完成了《清漾毛氏世谱》的编纂，元丰六年付梓印成。毛渐修谱大体依据宗人府“所藏旧本”，即“梁尚书兵部知谱事贾贽所上”之谱牒。以“疑者阙之，旧者因之，合族之有据可信者谱之”的科学态度重新作了编纂。对传闻中的谬误之处，一一予以辨正，如“白龟渡江”是传说而非史实。考证并修订了“修之、瑾之子也，于宏之为从兄弟焉”，而非贾贽本所认为的“五世为修之之嗣曰宏之”的错误说法。
在编纂清漾谱的过程中，毛渐匡正了旧谱许多错误，不能一一细表，其中最大的一个纠误是纠正毛氏鼻祖之误。旧谱贾贽本记载，毛氏得姓于叔聃。毛渐考证说：“毛伯，文王之庶子，史不著其名。旧谱谓之叔聃者，非也。岂以左氏云‘鲁卫毛聃’，遂以为名聃也？按扎原父得鼎盖于扶风，其上载文，乃武王弟‘毛叔郑铭识’，由是而公名郑可知也。”世人对毛渐的这个说法大多予以认可，千百年间甚少有学者提出过异议。已故的毛氏谱牒资深研究者 毛永国 先生曾撰文称赞毛渐此说“独到”，曾考证出“毛泽东祖籍在浙江衢州”的 郑艮安 先生也对此说深以为然。然哲以为，毛渐此说大谬也。
毛渐此说主要的依据是来自宋欧阳修的笔记。欧阳修在他的《集古录》中记载有【古敦铭〈毛伯敦龚伯彝伯庶父敦〉】这一条目，说“此敦，原父得其盖于扶风而有此铭。”并说“原父为予考按其事云：《史记》武王克商，尚父牵牲，毛叔郑奉明水。则此铭谓郑者，毛叔郑也。铭称伯者爵也，史称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时器也。”可知，将此敦盖铭文中的器主定位为“毛叔郑”者，首倡者为欧阳修好友原父。从欧阳修笔记看，他也是认可了这一说法的。
郑艮安 先生在《毛渐初纂清漾谱》一文中在引述毛渐考证的话时释读为“...按扎原父得鼎、盖于扶风...”是不对的，在下文里又说“这里的‘鼎’指毛公鼎。毛渐用毛公鼎铭文记载确认：毛氏鼻祖是毛伯郑。”那更是理解错误了。毛渐的原话应该是“按扎原父得鼎盖于扶风”。毛渐说的“按扎”指的是“按（欧阳修）札记”，“鼎盖”就是欧阳修札记里谈到的“（毛伯）敦盖”，而不是大名鼎鼎的于清代道光末年才出土的“毛公鼎”。
而恰恰要命的是欧阳修札记里的判断是有误的。欧阳修在他的《集古录》中记载了〈毛伯敦〉铭文的同时、还记载了<龚伯彝>铭文，通过对两铭文的互证对比，仔细研读后你就会得出这一结论。而这两彝器铭文又是解开我毛氏先祖与“爯季”千年迷踪关系之钥匙，故不吝篇幅将其文录于后：
右《毛伯古敦铭》。嘉佑中，原父以翰林学士侍读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读古文铭识，考知其人事迹。而长安，秦汉故都，时时发掘所得，原父悉购而藏之。以予方集录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摹其铭文以见遗。此敦，原父得其盖于扶风而有此铭。原父为予考按其事云：《史记》武王克商，尚父牵牲，毛叔郑奉明水。则此铭谓郑者，毛叔郑也。铭称伯者爵也，史称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时器也。盖余《集录》最后得此铭，当作《录目序》时，但有《伯冏铭》“吉日癸巳”字最远，故叙言自周穆王以来叙已刻石，始得斯铭，乃武王时器也。其后二铭，一得盩厔，曰龚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风，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为何人也。三器铭文皆完可识，具列如左。
【毛伯敦铭】
△铭文（略）
薛尚功释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宫。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内门，立中廷，佑祝弁阝（哲注：弁阝是金文“郑”的代写字，下文同）。王呼内史册命弁阝，王曰：“弁阝，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继五邑祝。今余惟疃京，乃命锡汝赤芾、彤冕、齐黄、銮旗用事。”弁阝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弁阝用作朕皇考龚伯尊敦。弁阝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龚伯彝铭】
△铭文（略）
薛尚功释云：奠（乍）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龚伯尊彝。其熙熙万年无疆，令终令命。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于宗室。
要判断此“郑”非毛氏得姓鼻祖很简单。【毛伯敦铭】中器主在最后一段铭文中按惯例写上有“弁阝用作朕皇考龚伯尊敦”。可知器主“弁阝”的父亲叫“龚伯”，而非周文王。联系【龚伯彝铭】文看，两铭文器主为同一个人，即“郑”。“郑”之上有“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龚伯”二代人名，故可知，“皇祖懿公”即毛懿公（冉季载），“文公、武伯”当为器主父亲“龚伯”的两个哥哥。哲推测（毛）文公可能为班簋里的毛班祖父,毛班与器主“弁阝”是从兄弟。因此哲以为，毛伯敦盖铭文中的“郑”不是指毛叔郑，而是指周共王时的毛龏伯之子，即青铜铭文里常见的“郑父”之子。毛龏伯与毛班父毛伯爽为叔伯兄弟，自毛龏伯之子因受周王封赐后得姓为“郑”，故郑姓宗谱里常说的“郑自毛出”即来源于此。
而毛渐引欧阳修札记后说“盖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封建宗亲，以弟郑封于毛。逮至周衰而国亡，秦并天下，其地入于荥阳，子孙因以为姓焉。毛氏之始其源于此也……”若要说器主“弁阝”为武王弟，那么其父必不可能是“龚伯”，由此可知，欧阳修札记里好友“原父”所论是错误的，而毛渐依据了此一错误的判断来纠正旧谱贾贽本对毛氏得姓先祖的正确记载，可谓是以错纠正之误。以哲前面所述，贾贽本所载“毛氏得姓于叔聃”是对的，无非是因东周以后的人，在古代文献里将冉季载误衍成了“叔聃”而已。
周王室典籍失落之谜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转折点。毛氏先祖之一的毛伯得在周敬王时因参与了王子晁争夺王位之争，以失败告终。周景王卒后，周大夫单旗、刘耿感到王子朝当周天子，他俩必然失去权势，于是暗中派刺客刺杀了周景王安排的顾命大臣宾孟，不承认周景王传位于王子朝的遗诏，拥立王子猛为王，是为周悼王。
晋国闻周王室有乱，借机以尊周悼王猛为由，遣大夫籍谈、荀跞率晋军攻打洛邑。王子朝不敌晋师大军围王城，遂带百官、周王室列祖神主、祭祀重器、史料典籍，迁居于尹文公之邑京（今洛阳西南）。晋军将悼王护送入王城。然而悼王猛虽借晋军复辟，可心中惊惧，没几天就死了。单旗、刘耿又立猛的亲弟弟匄为周敬王。晋军攻王子朝。王子朝受挫，退守于京。
周敬王元年正月，晋军撤走。六月，王子朝帅师击败敬王匄之师，重回周都王城。周敬王匄退居王城东的翟泉（今汉魏故城一带）。因为晋、鲁、宋、卫、郑、曹、邾、滕、薛、小邾等国宁愿有一个懦弱无能的晋国傀儡周敬王匄，而不愿意有一个强势的、有勇有谋，有王者风范的王子朝为周天子。三年夏，晋、鲁、宋、卫、郑、曹、邾、滕、薛、小邾等国会盟于晋境之黄父，商议以“扶嫡灭庶”为平定王室之策略，扶嫡即以周敬王匄为周天子正统，灭庶即不承认周景王传位于庶长子王子朝的遗诏，灭掉王子朝。
晋赵鞅令其他诸侯国向敬王输送粮草，派兵保护翟泉的敬王匄。四年七月，晋荀跞、赵鞅率晋军入周，攻王子朝。十一月，王子朝兵败，遂带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文公、挟周王室列祖神主、祭祀重器、史料典籍，南奔楚国。后来晋又派人到楚地刺杀了王子朝，但周室典籍却不知下落。后世司马迁作《史记》，周的确切纪年只能到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再往上的确切纪年弄不清，就是因为再往上的周室典籍丢失了。
自周室典籍丢失后，东周人对西周初年的一些事也就有些含糊不清了。将冉季载误衍为了“叔聃”也在情理之中。在司马迁时，就喟叹“冉季载，其后世无所见”。哲在前面已经论说过司马迁史记所载“毛叔郑奉明水”盖为逸周书里“叔奠奉明水”，乃大郑（奠）公冉季是也。古代文献的不断误衍，故造成了欧阳修札记里误认为毛伯敦盖铭文中的“弁阝”为毛叔郑也。而司马迁、欧阳修名震千古，甚少有人对其论说予以怀疑。而毛渐所修《清漾毛氏世谱》流播甚广，毛氏族人从毛渐说的不计其数，多奉“毛叔郑”为毛氏族鼻祖。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叔郑”为毛氏族鼻祖的说法也并不错。但应该明确的一点就是史籍中的“毛叔郑”与冉季载就是同一个人，也就是周文王第十子、宗周小宗伯、大郑（奠）公。而不是欧阳修、毛渐所论的毛伯敦盖铭文中的“弁阝”即为毛氏得姓先祖毛叔郑。
爯季载（毛叔郑）之姓氏来源
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距今五千年）就有了姓。那时是母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字是“女”和“生”组成的，说明最早的姓是随母系的。上古最早的姓，均带“女”字旁，如姬、姜、妫、姚、赢、姒等。
《通志•氏族略》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天下同姓是一家，故而同姓不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
中国人的姓氏文化演变与西周食邑分封制有极大的关联。分封周代的贵族阶级既有姓又有氏——这一点相对于庶人阶级是否有姓氏的疑案来说已是毫无疑问的。爯季载（毛叔郑）作为周王室懿亲，有姓有氏是显然的。爯季载（毛叔郑）是姬姓，氏名为“爯”，本人名为“载”，排行老幺。
对于“姓氏”问题， 王力 先生的《古代汉语》中引《左传·隐公八年》：“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认为“姓，生也”；姓是一种族号，氏是姓的分支。但此观点概而不凿，何谓“生”？何种“族号”尽未明了。周制，始祖之姓曰正姓，百世不改。正姓之外，别有所以表支派者，即氏也。也就是说，姓是大宗的族号、始祖的族号，氏是同一大宗(姓)分出去的支系——小宗的族号。
唐宋以后有出现将皇族姓名或其他姓名赐于有功之臣的制度，这类制度的起源可能就是出自对《左传》里“因生以赐姓”的误读。在西周，氏作为姓的分支，必须要有个前提那就是封建赐民。《左传·隐公八年》说的很明白。全文如下：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日：“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
汉儒及后来的儒者大多爱断章取义，这是备受后人诟病的。传统儒家往往割裂“因生以赐姓”的前后句而简单解释为“因人出生的地方或出生的原因而赐以姓氏或族名”。《左传》中原话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是完整的一段表达句子，不能拆分来理解。
哲认为，“氏”乃“赐姓”也，“赐姓”是与“姓、本姓”相对而言的。正确的理解是：天子封邦建藩（哲注：天子建德，不光指分封畿外侯，也包括分封畿内公、伯、子、男），因受封者生的地方或其他原因而赐以某姓，并赐给其一方土地及土地上的属民、百姓，然后命其以赐姓为氏。
降绪于诸侯，因天下之土，莫非王土，不再有裂土再封子弟的权利，若要封子国，必须要经周王认可。按照宗法制度，公族只包括 诸侯国 君的近亲三代，公孙之子不属公族而须另外立氏。因此各诸侯子嗣的“别有所以表支派者”，唯有“以（其君父、祖父）字为谥，因以为族”了。当然庶姓者为官后也可以官名作为“氏族”名，如晋国的林父为步兵组织三行里中行的军帅，称中行桓子，其子荀偃称中行偃，以中行为氏；宋国执政卿乐喜（子罕）称司城子罕，其孙乐祁（子梁）称司城氏，是以司城为氏。京畿内采邑地也类似如此。
周代实行宗法制，有大、小宗之别。一个氏的建立表示一个小宗从大宗（氏）分裂出来，另立门户。卿大夫另立新氏也要得到本 国 君主允许，如前面所述的“无骇卒”后“公命以字为展氏”即是。姓和氏所代表的是血缘关系，它们是同血缘关系一道由原始社会保留到周代社会的。随着西周王朝的建立，周人上层统治者利用“同姓”关系来收族这一点，在西周初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对于掌握着社会公共权力的天子诸侯来说，血缘关系更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他们既要利用血缘关系拉拢族人来为其政治统治服务，又不能允许族人凭借血缘关系超越政治关系，以“亲亲”而害“尊尊”。基于这两点，周人上层统治者对血缘关系就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的措施，表现在姓氏上，就是既要通过强调“同姓”关系来收族，保证其有一定的统治基础；又要限制近亲族人的国氏使用权，防止王权、君权的旁落。（《张淑一：周代天子诸侯、卿大夫阶层的姓氏特征》）所以分封赐姓派为“氏”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理清了上述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会对爯季载（毛叔郑）之姓氏来源有个初步的判断。周文王时，武王为世子，乃大宗。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冉季载等文王嫡庶子皆为小宗。于周太王而言，皆属于公孙之子，除了周武王乃大宗可以承继姬姓外，其他的都需另外立氏。
幸喜战神周王季的开疆拓土，以及周文王的苦心经营，至于周武王承位时，周人的疆土已经拥有西至于宝鸡，东至于礼泉，南跨渭河，北至于岐、梁之地。基本上拥有了整个关中大部地区。这样，分封赐姓派为“氏”才有了可能，也有了封邦建邑的需要。
在开疆拓土的同时，文王嫡庶子不断被分封于各个重要的区域。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云：“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如管、蔡、曹、成、霍等也皆有采邑于周邦，各以地为氏。康叔封、冉季载两人的受姓得名都挺有意思的。康叔名“封”，大概是生于文王受命那年，故名。采邑如前面所述大致在程邑以北康地，故赐姓康，以康为氏。后转封于畿外侯，为卫。
冉季载为周文王幺子，取名“载”具有传宗接代、薪火传人之祈愿意思。“载”在金文（见【周公东征方鼎】铭文）里就有，但人多不识。该字的构造分上中下三层，上为方向朝下的左右两手状，中为“再”形，即篝火状，下为“土”，即用于祭祀的祭台，整个字形表现了用双手将篝火架在祭台上的完整的情况。字形原义是将燎祭用的“交积材”一再地放置在土台之上，后大概又以“车运物件于土上”而转写为“载”。如《周易》中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中的“载”字也有这类的意思在里面。
而冉季载的受氏也就更耐人寻味了。哲前面已经说了，东周以后的人误“爯”为“芮”，误“叔奠”为“叔聃”；而司马迁误“爯”为“冉”或误“芮”为“冉”，反正是一笔糊涂账。史上的“虞芮之讼”恐怕是传错了几千年了，正确的当是“虞爯之讼”。考古显示，虞地在千阳，那么爯地必在宝鸡一带。
古史研究者都知道秦文公的“昔周邑”是陈仓，即现在的宝鸡市。但大多人不明白陈仓之地名的由来。哲可以告诉你们，陈仓即冉季载的封邑“爯”地与古“仓侯国”合并而来的。
《纪年》曰：“公季18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余无之戎”指宝鸡西部的“剩余之戎”，主要是仓侯国。商代武丁时，陈仓之地的仓侯虎东征周人，南伐巴蜀，深得商王器重。
周王季所伐余无之戎实际上就是仓侯之国。周人伐完仓侯，基本上统一了统一了宝鸡地区。《纪年》曰：“公季19年，周作程邑（邰城）”。王季建邰城，目的是为了东进方便。
到了西周末年，周平王与犬戎联手灭掉了周幽王，此后犬戎占据了乾县、礼泉、晋阳、三原等地，其中包括一部分岐丰之地。犬戎言而无信，挟持宗周，最后迫使周平王东迁。
《秦本纪》曰：“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秦文公4年在陈仓修建汧邑，并迁都于此。世人皆知秦文公在“昔周邑”建陈宝祠、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殊不知“昔周邑”就是周人早先的祭祀天地之所。
《封禅书》曰：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
司马迁公说的很明白，武畤、好畤皆在雍地，是因为“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最近天，故立畤郊祭上帝。从黄帝时就如此，到了晚周时期亦还继续。虽然缙绅者不知道，但民间自古有流传。著名的宝鸡“社火”就由来已久，一直沿袭至今，且与各地的社火有所区别。宝鸡“社火”很血腥，狂呼狂舞，带有巫术性，并兼有图腾崇拜。这种古老的习俗大致是周人祭祀天地的遗传。
“鄜畤”非秦文公初建，哲认为周人时即有，其时叫鄜衍。周人的鄜衍就是后来秦人的鄜畤所在，地在今陕西陈仓毛家坡附近。如《封禅书》曰：“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爯季载长子“鄜”得名源于此，也就是后来爯季载奉周王命裂郑（奠）地而封的毛伯鄜。【何尊】铭文中的“唯王命鄜宅于成周”的“鄜”也是指他。
冉季载的封地就在古陈仓，周初称爯地。“爯”字，甲骨文形体为手举起树枝加到篝火之上状，当然，这篝火是用于祭祀目的的。《说文》释“爯”之形为“从爪，冓省”，解为“并舉也”。
自王季占有宝鸡之地后，周人就将此地营建为周人的祭天之所。至于周文王迁都于邰，并作邑于丰时，将老儿子冉季载分封于此，绝非司马迁所说的“冉季载封于冉”。季载因封于爯地，赐姓为“爯”，故“爯季载”才是文王第十子正确的称谓
爯季载后又称为叔郑（奠）,是从成王角度的称谓。武王灭商后，定邰城为宗周。后因文王、武王均葬于毕地，祭祀地有所偏重于京郑（奠）。故周公旦、成王平三监之乱后，收毕陵以西的管、蔡采邑地转封爯季载或者爯季载子毛伯鄜，并命毛伯鄜为周王室司空，负责大肆营造周庙、京室、王陵、鼎器。故爯季载又被称为圃公、大郑（奠）公。自长子鄜“受京宗懿釐”而得氏为毛后，在班簋铭文里也被成王在“吴伯、申伯”前称为“毛父”。故说毛叔郑（奠）为毛氏得姓先祖也没错。
周代金文里常有“毛父”、“师奎父”、“白（伯）懋父”等称谓，皆是指器主或事主的父亲，是一种尊称，不直呼其名，就如现在的人称呼“某人父”一样。类似这样的称谓，“春秋左传”里也能常见。如“王孙满观秦师”不是说一个姓王名孙瞒的，而是指周王的孙子名瞒的去“观秦师”。又如《左传·襄公九年》:“十一月已亥,同盟于戏,郑服也,将盟,郑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虿、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这里的“郑六卿”皆是郑伯的儿子和孙子。这些是我们在阅读古文中需要注意的。
毛叔郑（冉季载）葬地在宝鸡戴家湾
2004年初，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考古队在陕西岐山县北周公庙附近凤凰山南麓意外发现了两片刻有甲骨文的周代龟甲。进一步的考古钻探和大面积调查结果确认，凤凰山南麓山梁上存有墓葬22座，其中具有四条墓道的就有10座，三条、两条和一条墓道的各4座，另有陪葬坑14座。
前面已谈到，到目前为止，考古界还从来没挖到过任何一个周王的墓。商代和秦代王一级的墓道又大多为“四条墓道”，即“十”字形墓道。考古界一般的看法是，“四条墓道”乃西周王侯一级规格墓葬的标志。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界为寻找周王陵，考古学家按照史书中的记载，在陕西长安、丰镐和周原等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和钻探，有些重点地区还动用飞机进行了遥感探测，但几十年来一无收获。
过去，发掘的周代墓葬墓道最多只有两条，周公庙遗址中的四条墓道是西周考古中前所未有的发现，被认为是“新中国最大的考古发现，至少对于西周考古如此”。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 家李伯谦 教授当年据此则向媒体表态：“周公庙可能就是周王陵的所在地”。
哲以为， 李伯谦 教授的判断过于乐观了。四条墓道应该是西周“公、侯”级贵族即可享用的葬制。若判断为周王一级的墓地，怎么墓群周边又会同时出现了四条以下墓道的墓葬？这只能说明，周公庙遗址是西周早期京畿内周公家族在封邑内的葬地。有人说周公旦葬于此，此说属臆想。周公旦葬于毕陵，史籍中明确有载。周公旦享受王陵葬制葬于毕，应该是符合西周历史的。
说周公庙遗址是目前唯一发现有“四条墓道”的西周墓葬，也不是很准确。其实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曾有发现，只是此次发现非科学考古，而是破坏性的盗掘。一九二七年的秋天至一九二八年的春夏之交，盘踞西府凤翔的土著军阀党玉琨（又名党毓坤，绰号党拐子），征发宝鸡、凤翔、岐山等县的民众上千人在戴家沟持续进行了半年之久的大肆盗掘文物活动，共挖出青铜器上千件，其中举世罕见的“青铜禁”再次出土。这就是当年震惊海内外的民国时期三大盗宝事件之一的“党玉琨盗宝案”。党玉琨也与靳云鹗、孙殿英齐名成了民国时期的“三大盗宝枭雄”。
由于是掠夺性的挖掘，出土文物的资料完整性受到了破坏。但此次盗掘涉及的文物多在商周之际，挖出的青铜器质量极高，在中国文物考古上颇具影响，许多考古界的专家学者后来对此都展开过调查。高次若、刘明科在综合了多数人调查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执笔编写的《党玉琨盗掘宝鸡斗鸡台（戴家湾）文物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党玉琨盗掘案调查报告》）颇为详细还原除了此次盗掘情况的原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此报告中提到了十六号大墓带有四条墓道，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引起学界的关注。
党玉琨盗掘案的发生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时间了，盗挖出的珍贵文物绝大部分已流落到了海内外。戴家湾墓地的年代问题比较明确，大家从出土器皿的时代特征上取得了一致的见解，认为戴家湾墓地是一处高规格的西周早期的贵族墓地。但对如此高等级的贵族墓地，其墓主到底是谁？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论断。 卢连成 先生曾认为戴家湾墓地属夨国墓地。这是迄今为止对戴家湾地最为明确的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意见，认为戴家湾墓地应是姬姓贵族的一支，出土的器物中虽有多种族氏标识，这些标识多是姬姓墓主的陪葬者，墓主可能是毛伯和鲁侯熙。
哲认为，结合《党玉琨盗掘案调查报告》中的一些论述和出土文物的铭文记录以及参考古代文献记载来看，戴家湾墓地与周公庙遗址类似，是周文王第十子冉季载（毛叔郑）本人及其家族的群葬地。
在周公庙遗址未被发现之前，有人猜测戴家湾墓地属周公家族墓地，这种观点是值得理解的。因为到目前为至，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涉及周公的并不多。而戴家湾墓地出土的周公东征方鼎、鲁候熙鬲非常明确的表明其与周公有关。另外一件虽初见出土地不在戴家湾墓地，但经后人反复论证后，确定了初始出土地也同属于戴家湾墓地的【何尊】铭文所反映的时间和内容也与周公有直接的关系。从十五、十六号墓均带有墓道的规格和六鼎（或七鼎）的等级，“禁”的王器性质，出土青铜器的数量规模及商末周初的时代特征等等综合考虑，此葬地属周公家族墓地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
但周公庙遗址的后来发现直接排除了此种可能。从西周分封采邑制度来看，周公家族葬于此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按照惯例，西周贵族的葬地一定是在其采邑或者封国都邑周边。从《史记·秦本纪》中可知，秦文公徙都汧渭之会时把古陈仓称作“昔周邑”，从这里出土的青铜器和墓地规格也得到了证实。但古陈仓是西周谁之邑城？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哲在前面已经论述了，古陈仓是西周文王第十子爯（冉）季载之封邑，也是被司马迁误为一谈的毛叔郑（奠）之封邑所在。
从《党玉琨盗掘案调查报告》中可知，编号为十六号坑（墓）是党玉琨在戴家湾墓地的盗掘中发现器物最多的一座墓。出土鼎6件、簋3件、鬲4件、甗2件、尊1件，爵2件、觚1件、卣2件、方彝1件、觯1件，盉1件、盘2件、大小禁各1件、铜铃9件、大刀1件，共计38件。另外，还有戈、矛、等兵器和玉器未计算在内。著名的“周公东征方鼎”（《载方鼎》）就是出在这座墓中。据当时负责登记的 杨紫梁 先生的记录看，这是一个为七鼎四簋等级的墓。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是该墓室的南部发现的一大一小青铜禁，当地老百姓都把它叫作“铜桌子”。最大的“铜桌子”上置有方鼎、尊、觯、觚、爵、卣等铜器十多件。较小的一件“铜桌子”上置三件铜器，中间放的是一件卣。
根据当年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材料看，这座大墓位于戴家沟东的一处台地上，顶部呈穹窿状，墓内还有用硃红色颜料画成的壁画，壁画虽然有脱落，但大体完好。《党玉琨盗掘案调查报告》说：“ 从杨紫梁 先生的记录中还看出，这座墓有墓道。但墓道的详细情况看不出来。后来我们和戴宏杰老汉交谈中，反复核实这一点，他的记忆中，这座墓确实有墓道，在墓的南边。”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与毛公鼎齐名的毛伯鼎也在此处出土。西周毛氏家族已知的青铜器除现存台湾故宫的毛公鼎、北京首都博物馆的班簋（又称毛伯班簋）外，再就是这件毛伯鼎了（欧阳修笔记里的毛伯敦盖有铭文无实物）。毛伯鼎是戴家湾出土器物中带有铭文中能够确定族属的又一件重要铜器。《党玉琨盗掘案调查报告》说是在十六号坑（墓）旁边的祭祀坑出土的。据说这件鼎出土时，鼎内置放一小黑羊羔，身体卷曲，骨架完整，并留有少许黑毛。
哲还注意到，匪徒党玉琨所盗掘的这五十多座墓葬中有“七鼎四簋墓一座，四鼎一簋墓二座、三鼎二簋墓二座，二鼎一簋墓一座，一鼎一簋墓四座，一鼎墓二座”。《党玉琨盗掘案调查报告》还称：此次盗掘文物中唯一确定是族徽的仅一件，说此“以鸟和树作族徽标识”的器物出自编号为M9的“三鼎二簋”墓中。而我毛氏族的图腾恰恰是“以鸟和树”为组合的形状。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件珍贵的毛伯鼎内虽有铭文五行八字，字多漫泐，不可尽识，只是能知其中有“毛伯内（入）门”之字。而此毛伯鼎和毛公鼎、毛伯班簋一样命运坎坷。党玉琨所盗戴家湾的铜器资料中虽然有对毛伯鼎较这详细的记录，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至今依然无法知道这件毛伯鼎的下落。
虽然毛伯鼎目前下落不明，但其在十六号坑（墓）旁边的祭祀坑出土显然有着重要的考古意义，但未能被研究者所重视。从哲以往对戴家湾墓地出土的周公东征方鼎、何尊等铭文释读研究看，铭文所反映的时间内容都与冉季载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周公东征方鼎、何尊”就是毛叔郑（冉季载）的陪葬器。
祭祀坑出土的毛伯鼎更能证实这一点，那就是戴家湾十六号坑（墓）所葬的就是我毛氏鼻祖毛叔郑（冉季载）本人。大墓周边群葬的可能就是毛叔郑（冉季载）的子嗣后裔。匪徒党玉琨所盗掘并散逸四方留存于世的近千件青铜器（鼎、簋、尊、卣、甗、玉器、兵器等，包括罕见的亲铜王禁）中至少一半多是我毛氏族先祖遗物。
呜呼，我毛氏赫赫先祖啊，被文王封为京畿内宗懿亲 国的国 君，养育出了英明神武的文王圣孙，子子孙孙，延载周脉，世为王佐。自平王东迁洛邑而后名不显于典籍，事迹淹没于无寻。今哲得以遁迹明了先祖之封茔所在，而又获知盗贼之事劣，倍感痛心。后世毛氏族人当牢记先祖封茔之所在，铭记党玉琨盗掘先祖陵寝之劣迹，子子孙孙，永世不忘。
“周公东征方鼎”器主为毛叔郑（冉季载）
“周公东征方鼎”是个西周早期凤鸟纹的方鼎，最早著录于《金文历朔疏证》一书，书中记作“凤翔秦文公墓出土”。《金文分域编》又以为宝鸡出土。因器主名释读不了，一般以※号代替记为《※方鼎》。因铭文内容有伐“丰白”字样，故又名丰白鼎。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一文中按照铭文内容将其命名“周公东征方鼎”，记作党玉琨在凤翔西40里之灵山盗掘出土。后学者引述时多依陈梦家此法命名此鼎。
根据 陈梦家 先生的笔记，高次若、刘明科两学者又作了深入调查，证实此鼎确实为宝鸡斗鸡台戴家湾十六号大墓出土。两学者的《党玉琨盗墓调查报告》称：“《金文历朔疏证》是1934年出版，从时间推测，收入此器的拓本可能是吉鸿昌将军 1931年10月8日 参观美国博物馆时发现并带回的，因宝鸡当时属凤翔府辖，所以注明凤翔新出土”。对此说学术界大都予以认可。
2007年，陕西王学理先生从美国传回了“周公东征方鼎”的照片和铭文拓本图片，引发了诸多学者和考古爱好者的研究热情，对其铭文纷纷做了栓释和研究，其间不乏有独到见解，很有参考价值。但大家对铭文中的器主是何人？涉及的丰白、薄古等地名封国问题；器主※与周公的关系问题；铭文中的周庙问题等等问题都有着一时难解之处，没有确凿的定论。
哲以为，“周公东征方鼎”的器主为冉季载（也即毛叔郑），《※方鼎》应该叫做《载方鼎》。此鼎为毛伯鄜的父亲冉季载（毛叔郑）所作，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毛氏族的重器。
对“周公东征方鼎”的铭文解读大家困惑于铭文器主为何人是可以理解的。前面已经谈到，因为“冉季载”在古代文献记载极少，又被东周以后的人误为“叔聃、聃季”，以至于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已经把“毛叔郑”与“冉季载”判读为两人，也没能搞清冉季载有没有被分封，或者分封地是在哪里，冉季载的后人是谁等等，都是一笔历史糊涂账。
要判读“周公东征方鼎”的器主为谁并非一件难事，其实 陈梦家 先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陈梦家 先生认为：《※方鼎》铭中的“※”与《再盨》中的“再”是一个人，《再盨》中的“叔邦父，盖即康叔封”，“周公征服东土四国之后，即使其弟康叔封移镇其地……。”“又为叔邦父之子”。由此可知，周公东征方鼎中的当是周公旦的侄儿。
哲以为， 陈梦家 先生认为的“《※方鼎》铭中的“※”与《再盨》中的‘再’是一个人”的判读是对的，但他的引申结论是有错漏的。所谓“叔邦父，盖即康叔封”中的“叔邦”当是“叔鄜”（即毛伯鄜）的误读。“叔邦父”也不是他所猜测的“盖即康叔封”，其实是冉季载(毛叔郑)。不是他所说的是“周公旦的侄儿”，而是周公旦的亲少弟。
哲本布衣，较少接触到西周鼎器的实物或者铭文拓本，有接触到的也是最近几年网络普及后，散落在网络上一些资料的零星碎片。但凭借自己对毛氏族研究的执着，遁寻着毛氏族先祖留在典籍和青铜器皿上的蛛丝马迹，我还是有了一些重大的发现，足以解惑西周研究史上的某些重大难题。
在这里，我又要提出自己的一个独到的观点：那就是冉季载(毛叔郑)是有长子名“鄜”的，他就是班簋铭文里“受京宗懿釐”的“毛公、毛伯”，也就是“何尊”铭文里的“唯王命鄜宅于成周”的“鄜”。而大多数学者将“何尊”里的金文“鄜”释读为“雍”或者“迁”。
也难怪 陈梦家 先生会引申出错误的结论。历代以来，诸多专家学者对金文“鄜”字的释读都是错误的居多。诸如【叔噩父簋】铭文：“叔噩父作鸞姬旅簋，其夙夜用享孝 于皇 君”；又如【叔尃父盨】铭文：“叔尃父作鄭季寶鐘六金、尊盨四、鼎七”；又如【叔邦父簠】的器主命名。哲虽然没能亲眼看到实物或者铭文拓本，但很是怀疑三铭文中的“叔噩父、叔尃父、叔邦父”其实都是“叔鄜父”的误读。其实不光是这三铭文，类似的铭文误读可能还有很多，我将继续寻找下去，也请诸位同好以此为启发一并来寻找历史的真实。
理清了“周公东征方鼎”的器主为毛叔郑（冉季载），我们就能对铭文作出正确的释读了。“周公东征方鼎”有铭文35字，哲以 王学理 先生传回的铭文拓本图片为据，试为铭文解。
哲以为正确的铭文释读应该是“隹周公于征，伐東夷、豐白、蔑古，咸，公歸薦示于周廟。戊辰，飲秦飲，公賞載貝百朋，用乍尊彝”。
有 邰氏姜 先生将“于征”释读为“邘征”，继而指言“邘征为周武王二子邘叔。东征主帅为周公，副率（帅）为邘叔”，哲以为是不对的。又如 邰氏姜 先生把“薄”读为“尊”，并把“丰白、尊古、咸”作为周庙名称来释读，这简直是有悖于现已经明确的历史考古结果的。如周初《圣方鼎》就指明“周公伐东尸、丰白、尃古”，《保卣》铭："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 黄盛璋 先生认为它记载成王初年征伐殷东诸叛国，其中"五国有薄姑在内，定无可疑"。薄古当为地名已为学界所公认， 邰氏姜 先生的这个案恐怕是翻不了的。
对铭文中“于征”两字的正确释读其实很简单，答案就在此铭中。如铭文中“公归薦于周庙”之金文“于”字和“隹周公于征”是同一个金文字，哪有前读作“邘”而后读做“于”之理。“于征”词组的用法在诗经里常有，是“远征”的意思。至于大家所谈到的伐四国问题，其实是画地为牢了。铭文中只是提到了伐东夷、丰白、薄古，而不是大家想当然的四国。
哲知道大家对“咸、”两字不可理解，以为是国名，其实不是的。咸，训为竟、终，引申为不久。在班簋（毛伯彝）中就有金文“咸”字。“”字在现在电脑汉字字库里还有，但已经没人这么写了，写了也很少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是“哉”字的金文写法，语助词。
至于“公归薦于周庙”这句，哲有两种判读，一是（周）公胜利归来后献俘于周庙；一是（周）公胜利归来后得到了（神位牌）被引荐到周庙，与周太王、文、武王一样配亨于周庙的待遇。哲偏向于后一种，因为献俘于周庙是很常见的事情，作器者不值得为之特写。联系到周公旦在西周初期的显赫地位和功勋，和后来被成王葬于毕，享受王的待遇。哲认为后一种可能是合理的。另外，冉季载是周公旦的亲少弟（亲哥周武王已死），自己的亲哥哥姬旦被祈亨于周庙确实是一件值得大书特写的功勋懿迹，作此器铭其事是理所当然的。
以下的“戊辰，饮秦饮，公赏载贝百朋，用乍尊彝”是交代了作此尊彝的来由，和前面一段记事应该是两件不同时间里的事。对于"饮秦饮"的释读，汉唐论坛里的“渭水秋风”网友已经讲的很清楚，我这里引述下他的文字：“《※方鼎》有“饮秦饮”句，第一个 (饮)酒礼，第二个字是清酒，秦饮当是秦地的清酒。从《※方鼎》铭文看，“饮秦饮”是庆祝凯旋的礼仪”。
整段铭文的意思是：周公远征东方，讨伐作乱的东夷、丰白、薄古，胜利后不久，周公被祈亨于周庙。在戊辰这个日子，大家畅饮秦地产的秦酒以欢庆东伐胜利和周公被祈亨于周庙这件大事，当时周公赏赐给贝百朋，（冉季载）用来制作了此尊宝鼎彝。
大家不必汲汲于铭文中之“周庙”在何处，其实“周庙”还是在宗周，但宝鸡（古陈仓）为冉季载（毛叔郑）的封地当无疑了。《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关于周公投奔的“楚地”在哪里，历来有不少的争论。
周公投奔的“楚地”与《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说的“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 的“楚”其实是一个地方。西周时，楚和荆经常连用，楚就是荆，荆就是楚，有 尹盛平 先生认为，“太伯之奔荆蛮”是说的今日之宝鸡市区之吴山、楚山一带，哲很同意他的见解。
尹盛平这个观点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符合西周早期的历史背景，比较容易解释史料和考古中的问题。如此说来，周公奔楚是到了宝鸡（古陈仓）。因为宝鸡一带不但是周太伯早年投奔之地，也是王季以来拓展疆土时期最早建立的根据地，更是文王时期周人祭祀天神之所。以毛叔郑（冉季载）与周公旦的同母亲兄弟关系看，在受人讥谗而成王猜疑又不可自辩的情形下，周公旦避难到毛叔郑（冉季载）封邑地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典籍里记载的“周公奔楚”也可反证“周公东征方鼎”器主必为毛叔郑（冉季载）。
毛伯鄜與西周郊天之圆丘
“畤”是古時候中國帝王專門用來祭祀天神上帝的固定場所，指神到此止的意思。司馬貞《索隱》謂：“畤，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謂為壇，以祭天也。”哲以為，“畤”乃秦人的稱謂，先秦三代及漢之後帝王祭天之所皆稱“圓丘”，以象天也。
唐人杜佑《通典》雲：“秦始皇既即位，以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為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東遊海上，禮祀八神。二代尊雍四畤上帝。” 杜佑注曰：“名其祭處曰畤也。”其實“畤祭”與“郊圓丘”皆古代帝王祭祀昊天上帝的不同稱謂，文獻裏亦稱為郊祭、郊天。
汪受寬 先生考證說，畤祭在周代就已經出現，“早期畤祭應為農民祈禱上天保佑的祭典”，哲以為此說大謬也。“畤祭”乃大祭也，王之專也，民豈能與。凡大祭曰禘。爾雅釋天雲：“禘，大祭也。”尚書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可見汪此說乖謬。
郊天之禮，古自有之。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後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皆上古郊祭之謂也。周孝經雲：“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為周代之郊天儀禮。然今人談及“畤祭”之禮及祭地，多數僅涉及“秦雍四畤”、“漢雍五畤”，而極少奢言周人祭天之所，何哉？概因不明周代之“郊圓丘”與秦人之“畤祭”本為一事也。
“圓丘之與郊祀，實名異而體同”，唐人杜佑此說甚當。哲以為，周人“郊丘”與秦人“畤祭”之禮亦如是，皆為帝王之“郊祀”是也。考之郊天之禮，周代最接近古禮而周詳。周人以昊天上帝為外神，以為祭外神必有主者，公羊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以人帝配神作主。
周禮祭天於圓丘，中築方壇其上，名曰太（泰）壇。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乙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 杜佑注曰：如其方壇者，以其取象當方各有方所之義。按昊天上帝，天之總名，所覆廣大，無不圓匝，故奠蒼璧，其神位曰圓丘，皆象天之圓匝也。餘五帝則各象其方氣之德，為珪璋琥璜之形。祭法謂其神位于太壇，是人力所為，非自然之物。以其各有方位，故名方壇。
周制，大司樂雲：“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爾雅雲：“非人力為之丘。”又周禮雲：“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鍾為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次則積柴於丘壇上。王親牽牲而殺之。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次乃掃於丘壇上而祭，屍服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屍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故可知太（泰）壇必建於圓丘之上。
然自秦襄公在西垂始作西畤，其後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作都邑且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后。秦侯在雍共建有五“畤”，五人帝配祀地於是分焉。《史記•封禪書》雲“秦宣公（前672年）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又雲“秦靈公（前422年）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又雲“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前367年）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從西畤起又始建鄜畤，當為祭天之地的遷移，然秦人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不知為何據？哲以為是當時的秦人承繼周文化不夠明瞭的緣故。如杜佑《通典》對秦人畤祭之禮用“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就百思不得其解，只能雲“不知何憑，如此乖謬”。
自秦人始肇，又經焚書坑儒，後人對周之禮典更無所憑。故對“郊丘”之說，眾說芸芸，互有不同。漢之下歷代諸儒，各執所見，爭論紛起。據唐人杜佑《通典》大體不外乎兩說，有宗王子雍（哲注：王肅）之說者，以為“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圓丘之與郊祀，實名異而體同。所雲帝者，兆五人帝於四郊，豈得稱之天帝！一歲凡二祭也”。又有宗鄭康成者，則以為“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概以為“天有六名，歲凡九祭。蓋以祭位有圓丘、太壇之異，用樂則黃鍾、圓鍾有差，牲乃騂蒼色殊，玉則四珪蒼璧，祭名且同稱禋祀，祭服又俱用大裘。”
唐長孫無忌等人則認為“鄭玄六天之義，唯據緯書，舛謬特深。”然後來歷代所行祭天之禮大多以鄭說為參照，或與“王肅說”並行、或自度、或增刪，自漢、晉、南北朝至於隋、唐，爭論從未有休止。至於唐武則天時，為此類紛爭還特發過一道聖旨，可窺一豹。
永昌元年九月敕：“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為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渾。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
神無二主，禮崇一配，哲以為王肅所論近是。于祭天之法，周之禮甚備焉，可見諸于《周官》、《祭法》、《孝經》、《尚書》等典籍。然今人唯知有“秦畤”而不知周有“郊天之圓丘”，仿佛若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更不要妄談周之“圓丘”在何地了。
哲以为，西周祭天之所在毛叔郑（即冉季载）封邑内，也就是在秦雍三畤原之范围内，说的更确切点就是秦文公所作“鄜畤”就是周人郊祭之地。然“鄜畤”在何地到今天为止也还没人搞个明白， 邰氏姜 先生认为鄜畤在周眉城，其说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说其对，是因为“鄜畤”确实在“周眉城”，但这个“周眉城”不是 邰氏姜 先生所论的“昆仑城”五个子城之一，更不是在其提出的什么“周雍”的概念内。
“周眉城”应该是毛叔郑（即冉季载）子毛伯鄜的封邑，采邑范围西接爯地（现在的陈仓镇），东至于今眉县地界。“鄜畤”在西周爯地（现在的陈仓镇）与毛伯鄜采邑地的交界处，也即现在的宝鸡陈仓区的西秦村附近的山坡上。
正像哲提出的毛叔郑（即冉季载）有子名“鄜”的观念不是凭空而来的，秦文公作“畤”名为“鄜”也不是凭空而名的。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駒、黃牛、羝羊各一。後十四年，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
又《史记•封禅书》曰：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史敦以为神，故立畤也。唐人杜佑解：山阪間曰衍，但未提及“鄜”地望何处。从以上文献可知，“鄜”地在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作“汧邑”前即存在也，否则秦文公梦以何据？因此“鄜”地一定是周人在秦人入主岐丰之地之前就有的称谓。
且秦文公之梦又有特定的政治含义。秦本周之附庸，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赐予岐、丰之地，位列诸侯。自秦襄公、秦文公入关中后，势力迅速发展。尤其是秦文公拓疆事业的成功，野心有所膨胀，需要以某种方式伸张自己的欲念，表达自己征服天下的意志力，于是仿周人建祠立畤，寻求与天帝直接通话就 成了秦 君当时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不管是以梦掩饰政治欲求，还是真的梦见了黄蛇，蛇口止于鄜衍者，必为周人原先的祭天之圆丘，否则毫无意义。
祭祀天帝本是西周之前的历代王朝天子独有的特权。秦人因长期僻居西垂，受周室传统观念的影响相对小些，尤其是他们拓疆事业的极大成功激勃了其征服天下的豪气，入关中西部后大概会以早期周室的地位自居，开始立畤祀天，要越过周室直接联系天帝，这是对周室的郊祀之礼及其权威作出的公开挑战。据说与秦文公同时的鲁惠公听说秦国僭(超越本分而行事谓之“僭”)祀天帝，亦在周平王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与秦攀比，祭祀天帝。可见秦文公的“梦黄蛇”绝对是个掩饰，其实是在周室的郊祀之地上重建了“鄜畤”。
那么秦人的“鄜畤”，也即周之祀天之圆丘到底是在哪里呢？许慎说文解畤说：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從田寺聲。右扶風有五畤。好畤、鄜畤，皆黃帝時祭。或曰秦文公立也。许慎说的比较含糊，若“好畤、鄜畤，皆黃帝時祭”，则在周时为何文献缺载。可见还是如哲上述所言，概因不明周代之“郊圓丘”與秦人之“畤祭”本為一事也。
史记集解徐广曰：“鄜县属冯翊。”正义括地志云：“三畤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封禅书云秦文公作鄜畤，襄公作西畤，灵公作吴阳上畤，并此原上，因名也。”哲以为，括地志所云近是。按周礼郊祀祭法曰：「燔柴於泰壇。」在國南五十里。司馬法：「百里為遠郊，近郊五十里。」又文献里有记载周文王时“凤凰集于歧山，飞鸣过雍”，故哲蠡测文王时都城岐周非在今天的岐山县，而是在今天的凤翔县，即后来的秦雍邑所在地。自秦雍邑城古址到现在的宝鸡陈仓区的西秦村附近的“鄜畤”恰好是三十里。（哲注：周里300米为一里，司馬法所云“近郊五十里”即现在的三十华里）。括地志所云“三畤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的说法是对的。但有一个错误，即秦人三畤是指鄜畤、吴阳上、下畤，而不包括襄公所作的“西畤”。西畤在西垂，典籍已明。
许慎著说文，功莫大焉。如果没有这部书的流传，我们将不能认识秦、汉以来的篆书，更不要说到商代甲骨文和商、周的金文与战国时的古文了。但许慎说文的缺陷也还是有的，如对“鄜”字金文的写法就缺少记载，其他还有诸多金文字的认识我们也是识无所据。在对西周金文的释读上衍生了很多不同的判读，有些简直算是连蒙带猜，导致了很多不可预料的错误发生。当然也怪不得他，汉代之后，人们就对周代文字就罔若天书了。
若邰氏姜所言“出土于宝鸡市渭滨区竹园沟的《冉簋》表明，商末的仓侯之地的确存在冉氏国”，以此证明周文王之幼子确实称“冉季载”。但哲不是太相信别人的释读，我想还是要看看原拓本文字是如何的。因为仅仅欧阳修笔记里所载的《龚伯彝》、《毛伯敦盖》铭中的铭文中的“龚”字就有细微的差别，但两者确实是指向同一个人。可见西周早期金文是在不断完善中的，这个也导致了我们释读金文时的困难。
毛伯鄜被误读为毛叔郑
毛伯鄜是毛叔郑（即冉季载、也就是叔奠）的元子，周公、成王时析大郑公冉季采邑地为二，元子毛伯鄜受封于宗周京畿郑（奠）地，称毛伯；但史籍里往往将叔奠和毛伯鄜混为一谈。此谬误有点类似于卫康伯和卫康叔，卫康伯是卫康叔之子，卫考伯之父，是成康时期西周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史失其名，以卫康伯称之，但哲认为“康伯”绝非其名也。
谯周《古史考》作卫牟伯，姬姓，卫氏，根据《世本》其名为髡。卫国第二代 国 君。卫康伯为周文王之孙，因此又称王孙牟。毛伯鄜也是文王之孙，与之类似，因此亦可以称为王孙鄜。杨宽认为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的“伯懋父”就是卫康伯，杨宽认为是“懋”与“牟”音同而通用。但哲认为“伯懋父”是器主对“伯懋”父亲的尊称，“伯懋父”指的是卫康叔。
毛伯鄜之名在著名的《何尊》铭文中就有，只是世人到今也未知晓。何尊是国家明文规定永久不准出国展出的六十四件青铜“国宝”之一，文物历史研究价值之高，恐怕目前唯有“毛公鼎”可与之匹敌。
由于《何尊》铭文是西周早期出土青铜器皿中字数较多的，而且记录了武王、成王营造东都洛邑这一重大史实，所以众多学子对其研究不断，也获得了不少成果。但长期以来，因铭文末句“公”字前尚缺一字，此公到底是谁专家们尚有不同看法。由于此公的难以界定，加上出土地点的不明确清晰，直接导致了对铭文正确的解读，学术界产生了不少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哲以为，要还原出一件古彝器的历史真实，能否正确地释读彝器铭文相当重要。青铜铭文，就是用青铜器物为载体记录下的远古历史。除了印证史籍或弥补史籍的不足外，它们又代表着真实、诚信，代表着久远和不朽。故现在文物贩子有“铭文一字值万金”之谓，当然作为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实物，青铜铭文的价值那是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就拿这件《何尊》来说，当初六十年代区区30元钱就从农民手里收购进了文物馆。后来也就在博物馆里闲躺了十多年，最后据说还是马承源老先生（一说是 唐兰 先生）发现了尊胆内壁底122字的铭文，才使《何尊》的价值一步登天，从原先的30元估价到现在的无价之国宝，皆铭文之力也。铭文价值的重要性在《何尊》上面体现的淋漓尽致。
对于科学考古研究来说，正确解读铭文需要了解该文物出土年代、地点及周边同时出土墓葬相关物件等等以作参考。以《何尊》来说，由于年代湮远，器皿底部的锈蚀，使得关键的两三个字难以清晰辨认，又加上出土地点的不明晰导致了铭文解读的困难。
《何尊》据说是一九六五年于陕西省宝鸡市贾村塬出土。但高次若、 刘明科两 先生发表的“何尊原始出土地的再思考”一文对此做了很详尽的考据和论证，为我们明晰了《何尊》真正的原始出土地应当在陕西宝鸡斗鸡台（哲注：民国时党玉琨盗掘文物案的事发地），也就是同时出土了《周公东征方鼎》的斗鸡台区域戴家湾十五、十六号西周大墓。
哲一直以来非常关注对《何尊》铭文的释读。经过长时间的揣读和研究，结合高次若、 刘明科两 先生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哲敢断言，《何尊》乃毛氏族先祖毛叔鄜的祭祀礼器，是我毛氏族先祖为大中华留下的又一瑰丽国宝。因其铭文记载的相关史实之重大，可以媲美另一件毛氏族重器--毛公鼎，是我毛氏族先祖以青铜铭文为形式书写中华文明、流传后世的又一大功勋。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何尊》铭文内容主要涉及西周初年营建东都洛邑的这一重大事件，那个难以辨认的某公是周公旦的同辈或者是成王的前辈。其二，某公可能是营建洛邑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之父。其三，能在宗周的周庙（京室）里，聆听周王训戒宗小子的当为文武周王的血懿宗亲，但比铭文中的周王小一辈。因此可以判定此公当是周王的直系兄弟或者叔伯之类的人。
基于以上几点的理解，哲对何尊铭文的释读与世人有所不同。哲将考订后的《何尊》铭文恭录于下，以轶后考：
铭曰：“唯王命鄜宅于成周，復爯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父，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天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父，有爵于天。彻令，敬亨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史：赐贝卅朋，用作圃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竹书纪年》载：“（成王）五年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东土平定后，周公、成王开始“迁殷民于洛邑，遂营成周”。此时洛邑营建应该说尚处于准备阶段，仅仅居其民以繁荣其地。据《尚书大传》言：“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如此，则周公始建成周在其摄政第五年这一史实，与《何尊》铭文是可以相印证的。
哲以为，《何尊》铭文中的“王”指的是周公旦，这是哲与世人释读的重大不同之处。周公旦“摄政”伊始，即以“王”的口气教训成王及群臣见诸于史籍。在《尚书》的《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告》等文献中都以“王若曰、王曰”自称。在《梓材》中更是直称“王曰”。
《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意思很明白，就是周公摄政象天子一样“践阼”面南朝见诸侯。这些材料都证明了周公旦曾称“王”，至于后世儒家称周公旦辅助成王自任“摄政王”之说，那是为了维护君王一统的思想对“周公旦曾称王”这一史实作了曲改和粉饰，不足信也。显然，周公“摄政七年”之中的“王”都当作周公旦之想。故哲以为，《何尊》铭文中的“王”不是周成王，而是周公旦。
周公旦应该是营洛的决策者，而执行者就是毛伯鄜。史籍载毛叔奠（冉季载）以下毛氏世代担任周王朝司空一职，营洛大事无毛氏参与不可想象。“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祀的当要就是王陵、宗庙、祭坛、城邑等的建设和宝鼎、器乐、祭祀物等的制作。在周公、成王时，冉季载为大司徒卿，冉季载子毛伯鄜为大司空卿。同是周公旦亲弟的卫康叔任大司寇卿，而康叔子卫康伯任殷八师的统帅。这些任命绝非偶然，在于康叔和冉季及其子嗣皆文武周王之懿亲也，也是周公旦的同母少弟及亲侄子。毛叔鄜被周公任命为西周初年营建东都洛邑的组织者和执行者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何尊》铭文中“鄜”字金文写法与“毛伯敦”铭文里多处出现且被欧阳修释读为毛叔郑之“郑”字非常相似，只是在右边“邑”部字形上面多了个“口”字。但哲已经专章论证了欧阳修释读有误，“毛伯敦”铭文器主是毛龚伯之子“郑父”。反过来推想下，《何尊》铭文中“鄜”倒是极有可能为冉季载之子毛伯的真实名字。可以参见说文里的“鄜”及“郑”字。
世人多有将“爯”释读为“稟”，哲认为是不对的，金文的原字就是个“爯”，而且这个字古已有之。说文：“并舉也。从爪，冓省。處陵切”。故全句意思是毛叔鄜既在东都洛阳营建城邑，又返回镐京协助周公举办了祈求周武王降幅于天的大典。于是有了下面“在宗周的周庙（京室）里，聆听周王（周公旦）在给宗小子进行训戒”之事。
青铜铭文的解读不可避免涉及到器主的界定问题，自马承源老先生界定器主为“何”，并将该尊彝宝命名为《何尊》后，大家也就习惯地接受了“王咸诰何：赐贝卅朋...”这个释读。
但哲认为马承源老先生的释读是错误的，直接导致了后人在他圈定的框框内越读越糊涂，衍生出了很多莫名其妙、不能自我圆说的解读。其实在《何尊》铭文首句里就已经表明了器主与毛叔鄜有关。
仔细观看《何尊》铭文拓本，其实明明是个“史”字。另外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何尊》铭文行文格式与现知的其他西周青铜器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情况下，在受到周王的赏赐后，作器主都会交代句“……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某某用作某某尊宝彝”，然后是祈福词，诸如“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之类的词句。但在《何尊》铭文里却没有，奇怪不？
其实不奇怪，哲认为，《何尊》属于王家制器，铭文中的圃公是生称，是周王（周公旦）送给毛叔鄜父亲圃公（冉季载）的一件带有王室器彝特征的礼器，而不是祭祀器。因奉周王（周公旦）诰命所作，铭文中“王咸诰史：赐贝卅朋...”的“史”字必不是“何”字，是内史的意思。
当然，因何尊和毛叔鄜及其父冉季载有关，所以铭文中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毛叔鄜的身影。而且，毛伯鄜为周王室司空，亦分掌王家彝器制作，所以何尊铭文也极有可能是出自毛伯鄜本人之手。
在古籍记载和考据里，毛伯鄜常常被误读为毛叔郑，因为历史的原因，人们将毛叔郑和毛伯鄜混为一谈已经根深蒂固。但本质上毛叔郑（冉季载）应该是毛氏族的授姓元祖，毛伯鄜才是毛氏族的得姓始祖。尊称毛叔郑为毛氏族始祖也没有什么大错，因为人不可能从石头缝里自个蹦出来。何况成王亦称呼冉季载为毛父，因此，毛氏族人以毛叔郑为毛姓之开宗鼻祖的说法可以保留，但要明白毛叔郑其人其事的一些历史本源。
补白：典籍中对“毛叔郑”的一些误断
意犹未尽。哲自知人微言轻，虽煌煌万言立论，尚不足以推翻人们千百年以来就已经形成的对毛叔郑（冉季载）认知的一些故有观念。但哲的研究成果自认是有开创意义的，可以对古代典籍里对于毛叔郑的一些错误认知作一个系统的正确梳理，以达到清源达流之功效。
《礼记》云：“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把散见于各史籍中的不同记载搜集汇总、排比分析，这是治史的好办法，也是清代考据学者常用的方法。于是哲将典籍中有关对毛叔郑（冉季载）的一些误读误断而延伸出来的一些历史误会整理出来，分别剖析，附录于此文之后，以作补白：
朝歌告天中的“毛叔郑”是“叔奠”，也就是冉季载，和后世典籍里所传的“毛叔郑”是不同概念的两人。牧野之战后，周武王和群臣进入朝歌，“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封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此段话中的“毛”属于后人添加，直接造成了自司马迁以下后人对“毛叔郑”为文王子的误判。近年来，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所发现的甲骨卜辞中，有甲骨卜辞“叔郑”，被学者认为可能就是毛叔郑。但哲认为，此“叔郑”还是指的是“叔奠”，即冉季载。
《史记·管蔡世家》中所列举的周文王嫡子并没有“毛叔郑”，孔颖达认为“毛叔郑”是周文王的庶子，《尚书正义·顾命》：毕、毛，文王庶子。但杜预却认为“毛叔郑”是周文王的嫡子，竹添光鸿和林泰辅也认为“毛叔郑”是周文王的嫡子。正解：典籍里的“毛叔郑”是冉季载子，即文王嫡孙，也即尚书顾命中的毛公。且典籍里的“毛叔郑”的名字记载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毛伯鄜”。参见后世出土的班簋、何尊铭文可知。
左传中的“文之昭也”非专指文王子，而是指文王子嗣，包括了文王孙子辈。《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二十四年》：十六国皆文王子也。此说错误，正解：十六国皆文王子及子孙也。可参见哲本文的考据。
对于《尚书·顾命》中的毛公是谁历代诸儒一直有不同争论。《尚书正义》孔颖达疏引王肃云：“彤，姒姓之国，其馀五国姬姓。毕、毛，文王庶子。卫侯，康叔封，武王母弟。”认为这个毛公就是毛叔郑，而阎若璩则认为这个毛公可能是毛叔郑的儿子。哲认为阎若璩观点最近乎是，但他没考据出典籍中的“毛叔郑”即冉季载。
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毛公条下：古今人表第三等有毛叔郑，注曰文王子。又有毛公，师古曰：周司空也。案：据此，则毛公与典籍里常说的文王子“毛叔郑”亦非一人。而《逸周书汇校集注》陈逢衡注曰：毛叔郑即《尚书·顾命》之毛公，余以《左传》富辰所云鲁卫毛聃证之，则毛公为叔郑无疑，《汉书人表》不解毛公即毛叔郑，故于第三格列毛叔郑于前，又列毛公于后，误矣。哲以为陈逢衡误也。正解：《尚书·顾命》中的毛公即冉季之子毛伯鄜，即顾命中的毛俾（文献字误）。
又有古代学者认为此毛公不是毛叔郑的理由是左传中的“五叔无官”，这不得不牵扯到“五叔无官”的这段公案。《左传·定公四年》：“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耼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 杜预注：“五叔：管叔鲜、蔡叔度、成叔武、霍叔处、毛叔耼也。”《史记·管蔡世家》：“周公言於成王，复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馀五叔皆就国，无为天子吏者。”司马贞索隐：“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 ”。哲以为，杜预注是错的。管、蔡、成、霍、曹，皆为四方诸侯，无在畿内者，故言无官。康叔、耼季在畿内，虽年少而辅佐周公治。祝佗言康叔、耼季领司寇、司空之职，恐为误记,或者是将冉季任司徒与其子毛伯鄜任司空职一事混为一谈。
瑾以此文献给毛泽东主席诞辰118周年
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八日 起稿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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