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句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在发笑。
这是说人类的思考是做不到全面完美的,但是人类又在梦寐以求的追求思想的完美和全面。每每人类自以为找到完美的思想理论后,上帝总是会看到和嘲笑这种思想的缺陷。
这句名言和中国的井底之蛙意义相似,无论人类的文明多么发达,都逃脱不了井底之蛙的认识命运。
因此,西方文化否定人类活动的万知万能,但是人类文化又是永恒的在追求万知万能,于是人类把信仰对象从凡人有限(缺陷)的精神载体转移到超人的无限(缺陷)的精神载体上帝身上,于是上帝事实上是宇宙全部和无限精神的代名词,于是上帝戴上万知万能的桂冠(它的意义就是任何凡人不配这个资格)。
上帝成为人类完美的精神代表。
于是人类在对上帝(客观的绝对精神)的信仰中,找到了自己永恒的精神价值,克服了虚无、恐惧、孤单、渺小、自甘堕落(比如好死不如赖活),因为人类实现了主体和客体(上帝)一致,犹如一滴水流入大海,而获得永恒的生命。
因此,上帝的意义是什么呢?
是人类智慧对宇宙绝对精神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
是人类的世界精神上升到很高级的纯粹抽象思辨的水平。
是人类摆脱了物质的生死桎梏,而去追求精神生命的永恒,于是人类精神变得崇高。
是人类抛开了物质性的社会不平等(政治等级,贫与富)带给人的虚荣或者耻辱。
是人类通向人人平等!人类对上帝的信仰是精神的信仰,因此谁都不会比他人距离上帝更近或者更远;而世俗权力的信仰,是通过血缘或者关系亲疏的规则,形成各式各样的物质等级。
对上帝的信仰,有何意义?
西方文化历史上,对上帝的信仰有很多种意义的理解。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对上帝的理解。爱因斯坦心中的上帝,就是侧重于宇宙神秘而奇妙的有序的自然秩序,这种天然秩序只能以上帝精神来说明原因。爱因斯坦的上帝思想和斯宾诺莎、康德的思想接近。
我所理解上帝信仰的意义有两种:
一是上帝的信仰使人类在积极的意义上去对待认识论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
中国文化在认识这一矛盾时是持消极的态度,代表性的思想就是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己。”
西方文化认识这一矛盾,创造了上帝的概念,上帝的绝对可靠性,上帝的万知万能,成为人类的绝对认识对象,只有认识对象绝对可靠后,人类才可能产生认识的兴趣,相比较,老庄思想是彻底否定认识对象的可靠性,因此同样是世界宇宙观,老子思想产生不了科学的兴趣,即具体认识对象没有绝对精神的意义,对世界万事万物的认知兴趣从何谈起?
因此,西方的很多科学巨匠是信仰上帝的,而且这种信仰是他们科学兴趣的原动力。
二是上帝的信仰使人类把真善美的道德信仰建立在神圣和绝对的基础之上。
康德始终敬畏心中的道德律,孔子也是要求弟子在道德价值的意义上一日三省,找回心中的道德。无疑每个人心中都有道德良心,即使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也会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道德境界。
但人性的矛盾是:人性又是充满着恶的自私和贪婪。只要和物质打交道,人性的表现一般是物欲横流,而人类的日常生活就是和物质打交道,因此人性普遍的表现出恶的自私,正是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建立了人性原罪思想。
于是人类文化产生了一个最基本的矛盾:人人都会有真善美的精神向往,但是现实世界虚假、恶意、丑陋是比比皆是。人的真善美的信仰更多的是精神的务虚,而人性恶的本能却有实实在在的强大的物质诱惑。
人的存在第一性的是本能生存的物质感性。因此上述文化矛盾双方力量是不平衡的,即表现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上帝精神信仰的建立,无疑是大大的加强了人类真善美精神一边的力量。
于是西方文化在精神和物质发展的矛盾中,趋向平衡。
中国文化不乏对真善美绝对精神的追求,但是事实上这种追求和信仰是很难上升到神圣和绝对。
因为中国文化把真善美的精神桂冠送给了圣人,而事实上他们又都是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凡人。中国文化认识到这种矛盾,因此孔子首先把真善美的桂冠送给最远古的圣人——尧舜,因为他们根本无从考据,他们的人性缺陷也就找不到,也就可以把人性的所有优点送给他们,让他们代表真善美。
但是让传说中的人代表真善美,不是中国文化目的,如若它是目的,中国文化也必然走向上帝客观精神形式的绝对信仰。
中国文化的目的是让世俗的权力者代表真善美。
中国文化的圣人,同时是权力最高代表,或者服务于权力的秩序。但是事实上这些人和任何凡人一样,是经不起道德推敲的。
这样由有缺陷的凡人来代表西方文化中上帝,让他们担任真善美的形象大使,来培育社会的精神道德文化,必然就普遍的出现社会道德文化的理论脱离实际(挂羊头卖狗肉),于是社会就日渐失去真实的、绝对的道德信仰,代之以是对物质权力的崇拜和绝对信仰,社会关系就成为一堆物质关系,而物质关系的特征就是一盘散沙。
让圣人担当道德楷模,是强人所难,中国文化的一系列深刻矛盾和社会毁灭,因此而命中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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