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礼法”说孔子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一鸣惊人”说楚庄》提到，在吴越争霸中，越王勾践在范蠡、文种的辅佐下，用“计然之计”实现了复仇灭吴的夙愿。这里涉及的三个关键人物，就是计然、范蠡和文种。这位计然是游走江湖的晋国公子，也是一位承传“黄老之学”的隐士。范蠡为楚之宛人，文种为楚之郢人，他俩都因不满当时楚国“非贵族不得入仕”的社会不公，便一起投奔越国施展个人才干。而曾给吴国效力的伍子胥也是楚国人，给吴国操练军队的孙子却又是齐国人。从齐桓公“春秋首霸”，到晋文公效管子变法“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作内政而寄军令”，再到“晋楚争霸”和“吴越争霸”，诸侯混战攻城略地的背后，其实也是中华文化板块的激烈碰撞与交融。所谓“西域文化”、“北国文化”、“华州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中原文化”、“东夷文化”、“齐鲁文化”、“楚湘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吴越文化”和“闽台文化”及“桂粤文化”等地域板块雏形，就已经隐约乍现了。而沿着“周原文化”的共同主脉，我们又都可以追根溯源到“炎黄文化”、“神农文化”、“伏羲文化”乃至“华胥文化”。

齐桓公“称霸”时代结束后，从前一直紧跟“尊王攘夷”大旗的宋襄公，就迫不及待地登上国际舞台。他大讲仁义礼制天下和谐，并企图以新“霸主”自居召集诸侯会盟。可参会的楚成王却暗伏军队，把“会盟主席国”的宋襄公囚禁起来。最后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国才释放了本想当霸主却成了囚徒的宋襄公。宋襄公羞恼成怒，联合卫、许、滕等几个小国去进攻倒向楚国的郑国，以示报复。结果，“泓水之战”宋军大败，宋襄公的大腿上也中了楚军一支毒箭。不久，宋襄公就因伤毒发作而亡命，宋国从此一蹶不振。在有些史籍和中学课本教材里，把宋襄公也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其实，在当时春秋战国弱肉强食的“国际惯例”下，空讲仁义沽名钓誉的宋襄公，恰恰是最可悲的历史笑料。

宋襄公与孔子的“异曲同工”

在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之际，宋襄公曾为齐孝公继位提供过帮助。宋襄公认为按照周朝礼制，宋国的册封爵位等级原本就比齐国和楚国高，自己坐“霸主”的交椅也是“天经地义”。但若认为宋襄公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谦谦君子，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且不说他受到强悍的楚国羞辱，一怒之下就发兵拿弱小的郑国出气。在召集齐楚等大国会盟前，为了给自己当“盟主”大造声势，宋襄公提前就在周围小国耀武扬威，固桩“拉票”。公元前641年，宋襄公扣押了滕宣公，又邀曹、邾两国在曹南会盟。而后，又命邾文公把鄫国国君当作祭品押到次睢之社去祭祀，想借此来威胁东夷臣服。同年秋天，宋襄公又因为曹国不服，发兵包围了曹国。就这样，在公元前639年正式召集齐楚开会前，宋襄公已经得到了卫、邾、曹、滑、滕等一系列小国的“选票”支持。只可惜，这位“满口仁义道德”的宋襄公，最后却栽在了“说真话动真格”的楚国人手里。

宋襄公这种固守等级礼制而恃强凌弱的虚伪做派，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宋襄公远房本家孔子。因为他们俩，都是商朝王族的后裔。按照虞夏以来形成的政治礼制，在改朝换代之际，不能让前朝王族的宗祀礼仪断绝。同时，为了显示新朝政权继承的正统性，安抚笼络天下人心，一般都要对前朝王族后裔赐爵分封。而且，还会追根溯源至前三代，称为“二王三恪”，也就是孔子所称的“兴灭国继绝世”。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周武王封殷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后武庚叛乱被诛，周天子另封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为周朝的“二王三恪”之一。宋襄公认为宋国比齐楚的爵位等级高，就是凭据此“礼”。

据载，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继宋君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孔子曾祖父孔防叔为了躲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施氏曜英，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名孟皮，但有足疾。按当时礼制，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能继宗嗣。叔梁纥后来又外纳颜氏女为妻，生孔子。因出生之前曾在尼丘祈祷，故起名曰丘，排行第二，故字曰仲尼。《史记》云：“孔子生鲁昌平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书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与尼丘得孔子。”

在两千多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熏染下，一般人对孔子的印象，大约都是诲人不倦和善之至的神态。其实，孔子的强悍勇猛也是超乎常人的。特别是一旦手握生杀予夺权力，孔子的行事作风绝对硬朗。孔子年轻时就“博学好礼”，并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所谓“学而优则仕”，孔子也曾有过官场得志的仕途风光。其最具历史影响的政绩，大约就是“以《礼》杀人”。

据《史记》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以杀人为乐，孔子为何会这样？那么，这位名叫少正卯的鲁国大夫又是怎样“乱政”了呢？《荀子》对此事详细描述道：“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于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对于孔子给少正卯所列的“五罪”，《礼记》中这样解释:“行伪而坚者，行此诈伪，而守之坚固，不肯改变；言伪而辩者，谓言谈伪事，辞理明辨，不可屈止；学非而博者，谓习学非违之书，而又广博；顺非而泽者，谓顺从非违之事，而能光泽文饰以疑于众；如此者，杀！”而著有《论衡》的王充，还记录有这样一段隐情:“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

把这些信息碎片拼接起来，就还原出这样一个事件轮廓。孔子与鲁国的文化名人少正卯，是开私塾学堂的教育市场竞争对手。每当少正卯的学堂开课时，孔子学堂的学生就跑空了。所谓“三盈三虚”，这样的事已经发生了好多次了。只有一个名叫颜渊的学生，始终没有被少正卯“饰邪营众”过去。就纯粹的民办教育家来讲，少正卯的存在，直接威胁着孔子的市场生存。就亦官亦学的双重身份而言，学界声望市场影响力的“三盈三虚”高下立见，让身为官场同僚的孔子很丢面子。而当孔子“摄相事”，官位已经高于“鲁大夫”少正卯时，学界市场的“三盈三虚”，就更让孔子颜面无存。于是乎，少正卯必须被杀之而后快。至于罪名，有刑事实证最好。就是没有“乱政”事实，也照样可据《礼》推测出“乱政”的心理犯罪和思想犯罪。甚至连《诗》，都是判罪的法理依据。所谓儒家诗书礼乐“六经”，原来真是处处掩藏杀机！

孔子以《礼》杀人，还有一案为证。据《史记》记载：“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齐侯惧，乃止。”这里所讲的，是齐鲁两国“以会遇之礼相见”的一次外事活动。当时齐国是东道主，礼宾官安排了一场“优倡侏儒为戏”，孔子“历阶而登”，以“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大声呵斥，从而使“优倡侏儒”艺人被现场正法“手足异处”。此所谓，“诛齐淫乐”。可见孔子所凭据的《礼》，的确是法力巨大。当然，这也是遇到了齐景公这位“遵礼”的迂腐国君。假若是碰到宋襄公所遭遇的楚成王，孔子的这套礼制招法显然是不会奏效的。

可惜的是，孔子“行相事”的威风官运短促，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仅仅只有四年光景就黯然落幕了。至周游列国“累累若丧家之狗”时，孔子便再也没有手握权柄“以《礼》杀人”的爽快了。

满口“仁义道德”的宋襄公，动辄发兵攻打周围的弱小国家，并“把鄫国国君当作祭品押到次睢之社去祭祀”。“仁义道德”不离口的孔子，一旦大权在握，杀政敌斩艺伎也是毫不眨眼。而且他俩都有一个共同的法理依据，那就是周朝的等级礼制。所谓“礼仪之邦”之《礼》，究竟是道德乐舞还是法律之剑？孔子到底是“儒家”还是“法家”？恐怕我们都得从头来细细打量。

儒家学说的“礼法”之惑

“礼”，原本是宗教祭祀仪式上的一种仪态。《说文解字》称：“礼，履也，所以事福致福也。”由此可见，“礼”原来并没有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含义。只是在阶级社会出现后，社会成员才开始有等级之分，宗教祭祀也随之出现了身份的限制和区分。于是，作为宗教祭祀仪态的“礼”，便开始具有了社会身份区分的内容，并逐渐转化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一种身份制度。中国社会，大约是自虞夏之际，随着公有制社会的解体和私有制的产生，“礼”便开始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差别性。夏商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所谓“周公制礼”，是指到西周初年，经过周公整理完善而成的周礼，已十分系统化制度化了。自此，礼便成为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总规范，既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也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孔子对此是推崇备至，他赞美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克己复礼”，便是企图复辟周朝的这套诸侯分封等级礼制。

到春秋时代，“周室微而礼乐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等级制度“礼崩乐坏”。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便是致力于“克己复礼”。因此，“礼”与“仁义”，是儒家学说的思想核心。儒家宣扬的理想社会，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荀子曰：“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给汉武帝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亦云：“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礼是因人而异的行为规范，所以“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但王公贵族和庶人，都要受礼的约束。所谓“礼不下庶人”，并非庶人无礼，只是说庶人限于财力物力和时间，不能备礼。更重要的是贵族和大夫的礼，不适用于庶人。例如，庶人无庙祭而祭于寝。荀子云：“国之命在礼”，即国之治乱系于礼之兴废。

由此可见，礼作为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总规范，既是中国古代法理的基础，也是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礼入法”和“以礼代法”，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区别于其他法系的最大特色。所谓礼法制度，就是法律为礼教所支配的社会架构。所谓“明刑弼教”，实质上便是以法治的合法性和强制性来维持礼制。这种中国特色的“政教合一”，就是合乎礼的道德，便是合法的。而违背礼制的，就是不道德不仁义的，也是违法的。《礼记》直言：“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明丘濬《大学衍义补》亦云：“人心违于礼义，然后入于刑法”。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士在起草解释法律条文和“以经义决狱”方面，更是进入炉火纯青的境界。自此，“以礼入法”的过程，亦即法的儒家化过程。据考证，“以经义决狱”的代表，有儿宽、董仲舒、应劭等人。晋律“竣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开后代依服制定罪之先河。翻阅因袭隋律而修订的唐律，更可完整地看出有关礼的内容。除八议、官当、十恶、不孝、留养、按服制定罪等条外，还有不少条文是来源于礼的。儒家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于是律许容隐，不要求子孙作证，更不许告祖父母、父母，告者“绞”。欲望的满足，物质的享受，都区别贵贱而有所制约，详细规定于礼书中。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唐律一准乎礼。”自魏晋历南北朝，至隋、唐而集其大成。《宋刑统》沿用唐律，明清律亦深受唐律影响。除官当外，上述有关礼的规定大体保留在法典中，只是处分有所不同而已。

从孔子掌权即据《礼》诛杀政敌兼学术对手少正卯，到汉代儒生得势便“以礼入法”而“罢黜百家”，儒家师徒的文化专制与霸道是一脉相承的。其仁义礼制的道德伪善，也是一以贯之的。那么，所谓“儒法之争”，又是怎么回事呢？如前所述，儒家学说的本质是政治学，而且是保守专制的政治学。而法家学说的本质也是政治学，不过是相对具有维新变革精神的政治学。“儒法之争”的矛盾焦点，实质上是在于“等级”与“平等”之争。儒家“克己复礼”维护等级礼制的思想核心，是自不待言的。而从“管子变法”到“李悝变法”，直到“商鞅变法”和韩非子之说，“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们都已经具有起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识，并不断通过变法和改革冲击着原有的等级礼制旧体制。因此，所谓“儒法之争”，并不是儒家以“德治”反对“法治”，而是在追求维护等级礼制的“德治”与“法治”罢了。

当然，法家的平等思想，也是有着历史的局限性。就如现代资本主义的法治思想一样，其所谓平等，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由此所导致的贫富贵贱等级分化，又暴露了其所谓平等的虚伪。所谓1%与99%的矛盾与对立，都不在诸如平等与法治这些字面意思上。

“百家争鸣”究竟在争什么？

如前所述，就“知行合一”来看，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代表人物的文治武功，有“管子变法”而致齐桓公“称霸”，有狐偃等人效“管子变法”而致晋文公“称霸”，有孙子助力吴王夫差“称霸”，有范蠡用“计然之计”助力越王勾践灭吴，有“商鞅变法”助力秦国“并吞八荒”等等。五百多年间，齐晋秦楚吴越次第大国崛起“称王称霸”，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却难觅一个孔门“七十二贤”的身影。孔子亲自披挂上阵“行相事”，也未能使鲁国有“大国崛起”的表演记录。后世儒生把“至圣先师”神话得登峰造极，不知对昔日“百家争鸣”五百年的实践检验又做何解释？或许，儒家“以经义决狱”，原本就是不需要实证的。继齐桓公、晋文公和秦穆公之后，在楚晋吴越大国争霸烽火连天之际，也正是孔子在鲁“行相事”和求聘进仕周游列国之时。当初期间，孔子也曾有一次被“尊礼”的齐景公所青睐，但却被晏子给阻断了仕途。

据《史记》记载，孔子三十五岁那年，曾离开鲁国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并通过高昭子的关系见到齐景公。“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齐景公对孔子的“礼治”才华颇为欣赏，接着就继续向孔子询问为政的要诀，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很满意，便打算封赐田地重用孔子。齐相晏婴提醒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随后，景公见孔子，再不问礼的事。后来，孔子听说齐国大夫欲谋害自己，便急忙求见齐景公，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无奈，只好离齐国返鲁。

儒学唯一有用的价值，恐怕就在于以“礼”来规范社会等级伦理。所谓天命纲常仁义道德扯来扯去，就是在阐释“礼”的天经地义。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便是指欲从修身养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都“一网打尽”于“礼”的箩筐中。对于“百家争鸣”，司马迁在《史记》这样评价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直所以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国策政治高压之下。在黜“百家”而尊“儒术”的“礼法”底线上，而他对“儒术”的恭维，也是仅限于其以“礼”来规范社会等级伦理的功用。

在春秋战国图强争霸弱肉强食的“国际惯例”下，“儒术”未显其功。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其“非所以先细民”的文化鸦片作用，却屡屡招来内忧外患之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礼”，使中华民族的精神从此跪拜于强权。所谓“五胡乱华”，所谓“大宋天朝败于西夏辽金而终亡于蒙元”，所谓“大明天朝亡于满清”，所谓“大清天朝频遭列强宰割”，均是内患于“汉奸”而肇始于“独尊儒术”与“宋明理学”！

从虞夏之际等级礼法形成的历史脉络就可发现，在此之前的“上五千年”，是“大道惟公”的“公天下”时代。那个“公天下”时代，就是人人平等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自虞夏之际到春秋时期，已经是等级礼制社会矛盾积累突变的动荡时代，也是社会大反思大变革大转型时代。尽管，老子已经最先察觉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并警示人们：“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慈孝。绝巧弃利，民不为盗。”但后来的“百家争鸣”，还是很难跳出“夫礼者”的旧框框，更难觉悟到“大道废有仁义”的玄机。

甚至，老子都已经指明了危机突围的出路和方向。这便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此所谓，“大道惟公”。然而，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百家争鸣”中法家与墨家仅有的丁点“大道惟公”平等思想，就此即被“罢黜”扼杀了。源自周朝奴隶制社会的诸侯分封等级礼制思想，又在新的“大一统”体制上借尸还魂，隔代复辟卷土重来。于是，中国社会便又在等级礼制系统的周期性崩溃重构里，重复循环了两千多年。直至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国历史才真正揭开了“大道惟公”的新篇章。

等级礼法思想的实质，是1%贵族阶层自私自利的“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的腐朽性、保守性及霸道性，依然会有顽固的历史惯性。中华文化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强大，最大的障碍和阻力，也首先是这种源自等级礼法思想的“贵族思想”和“精英意识”。其实，维护贫富不过的社会等级特权，是随波逐浪般省力，是根本不需要什么智慧的。只要再自私、再虚伪、再专制霸道一些就够了。此间太多的智慧，便是仁义道德的虚假骗术罢了。反而是追求平等的“大道惟公”，是需要太多逆水行舟的意志与智慧。自虞夏之际的由公有制到私有制之变，再到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由私有制到公有制之变，中国社会上五千年与下五千年的两次历史性社会大转型，即在此公私之变的循环往复。至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只是“私天下”等级礼制铁屋子里的一次文化梦醒和躁动。未体察到“公私之变”的大道真谛，所谓的“百家之术”也便全都是在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