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世和早年的生活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还用过其他别号①。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于石船山（今衡阳县曲兰乡湘西村），敌人尊称船山先生。明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1619年10月7日），生于衡州府城南回雁峰下的王衙坪（今属衡阳市大码头横街）。
王氏有谱牒可稽的始祖王仲一，居住扬州高邮的打鱼衬。明洪武间，因跟随朱元璋渡江作战有功，授山东青州府（治今山东益都）左卫正千户。其子王成，参加燕王朱棣为夺取帝位而发动的“靖难之师”，以功升任衡州卫指挥佥事，迁居衡阳。到王夫之出生时，已经住上十代了。
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多次参加乡试，只取为“副榜”，以后到北京国子监肄业期满，也未授与官职。他少年时跟随衡阳有名的学者伍定相学习。伍“为学综天文、地纪、人官、物曲、兵农、水利之书，以淹贯为主”②。王朝聘又拜邹德溥为师。邹德溥是理学家邹守益之孙。邹守益先宗程朱，后师事王守仁，故学主折衷，一方面讲良知，一方面又不愿杂于禅，而兢兢于“戒惧慎独”①。王朝聘受到启迪，“以真知实践为学”②。王朝聘这种思想和治学宗旨，对王夫之有很大影响。
王朝聘有三个儿子：长介之，次参之，夫之最小。天启二年（1622），夫之四岁，与二哥参之入家塾，从大哥介之受读。十四岁时考中秀才，十六岁时从叔父王廷聘学诗，接受了“深不喜竟陵体”③，坚持“斟酌开、天，参伍黄、建，拒姝媚之曼声，振噌吰之亢韵”④的诗歌创作主张。崇祯九年（1636）赴武昌参加乡试，落第。次年夏，从王廷聘读史于“曳塗居”（王廷聘的居室）。崇祯十一年，王夫之入岳麓书院肄业。他与旷鹏升等订“行社，聚首论文，相得甚欢”⑤。崇祯十二年秋，赴武昌参加乡试，又落第。十月间，他和郭风蹮、管嗣裘、文之勇等设“匡社”，揣摩制艺，互相匡正。崇祯十四年，王夫之建造乾涛园，潜心读书其间。这时，湖广提学道高世泰至衡州主持岁试。王夫之的试卷，为高世泰所称赏，并写下评语：“忠肝义胆，情见乎词”⑥。未几，他赴武昌参加乡试，以《春秋》试卷列第一，中式举人第五名。十一月，王朝聘督促王夫之和王介之取道南昌，到北京等候会试，王夫之兄弟立即动身。他们于十二月初旬到达南昌，在那里度岁。由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已在席卷河南后进入承天（治所今湖北钟祥），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袭破黄梅，因而朝廷于崇祯十六年正月命将本年会试改为八月举行。王夫之由南昌返归衡阳，编印《乾涛园诗集》。五月三十日（7月15日），张献忠率军由蕲水攻占武昌，自称“大西王”。九月二十九日（11月10日）大西军攻入衡州。张献忠下令“开科殿试”，“考授”官吏①。王夫之和王介之因在郡有名望，就成为被延揽的对象。他们不愿与大西军合作，就在舅父谭允琳的引导下，连夜奔往南岳莲花峰下“草舍”藏匿，在生活上得到常居该地的夏汝弼和僧性翰的照顾，可是他们的父亲王朝聘，已经衰老，不能徒步，却被张献忠手下的人找去，要他通知王夫之兄弟出来佐助，王朝聘加以拒绝，准备投缳自杀。王夫之闻讯后，连忙“剺面刺腕”②，用毒药敷在伤口上，叫人把他抬到大西军的有关“官庭”中，“示不可用”③，同时谎称王介之已死。张献忠的部下见王夫之已到，就把王朝聘释放了。这天晚上，王夫之也伺机逃走。他奔往南岳莲花峰下（王朝聘也来此），在黑沙潭畔作《九砺》。此诗只有一首保存下来，其序云：“缘从贼者斥国为贼，恨不与俱碎，激而作此。”④可见王夫之当时的立场是与农民起义军和投奔大西军的知识分子完全对立的。
第二节 坚持抗清斗争
崇祯十七年五月，王夫之听到李自成指挥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和宁远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以及清统治者进入北京等消息，非常震惊，“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吟已辄哭”①。不久，王夫之听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即弘光帝），感到十分激奋。②十月，他赴东安访友，了解到弘光朝廷的君臣对占据北京并调兵南下的满洲贵族缺乏警戒，不禁发出了“击楫意不伸，臣浪终难弭”③的慨叹，表现了对时局的深忧。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他决定继续在南岳的深山中隐居，并在那“层峦耸翠，瀑布飞溅”， “景色清幽，人迹罕到”④的莲花峰的半山腰建造“续梦庵”，作为自己和父母等的“避兵常居之所”⑤。
顺治二年（1645）夏，明湖广提学道堵胤锡兴修南岳的二贤祠（祀朱熹、张栻），嘱咐王夫之和王介之、夏汝弼经营其事，增建前栋。未几，王夫之听说清军攻破南京弘光帝在芜湖被俘，续写了《悲愤诗》一百韵。闰六月，南明驻扎于衡山燕子窝的黄朝宣部和驻扎于攸县的张先壁部，肆行抢掠，“弱肉强食”⑥，当地和邻近地区的人民，备受荼毒。王夫之和二哥参之侍奉父亲王朝聘到耒阳、兴宁（即资兴县）和永兴避难。十一月，他们才回到南岳“续梦庵”。适堵胤锡重建方广寺，便托王夫之和王介之、管嗣裘、夏汝弼襄助。
顺治三年，王夫之开始研读《周易》。他将研读《周易》的一些心得，分别写成札记（后编为《周易稗疏》），为以后进行系统的探索作好准备。接着，他编纂《莲花志》五卷，对南岳莲花峰的“沿革”、“形胜”、“古迹”、“名游”、“祀典”、“禅宿”、“物产”等，都作了简明的叙述。三月，王夫之到湘乡访友。他通过耳闻目见，觉得湖广地区存在着危机：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于上年九月接受了大顺军将领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等联合抗清的要求。不久，何又同意与统率大顺军主力部队的李锦、高一功和李自成之妻高氏联合抗清，并奏准隆武帝，将这一部分大顺军称为“忠贞营”，由提学道堵胤锡负责“节制”①。隆武帝擢堵胤锡为佥都御史，巡抚湖广。由于湖广地区驻军近百万（包括南明部队和大顺军），筹划粮饷，极为困难，因而何腾蛟便创办 “义饷”，增加租税，每亩田地较原额增加五倍多，仍不敷开支，又预征两年的钱粮。“赇吏承风，追呼每剧，又开告讦，籍没民财充饷，旦夕倾数十家以为常。” ②弄得物议纷腾，人心动摇。同时，何腾蛟和堵胤锡各为督师（何为湖南督帅，堵为湖北督师）存在矛盾，互相倾轧，这对于开展抗清斗争，是极不利的。王夫之了解到上述情况，非常焦急，就冒着“盛夏”的酷热，前往湘阴，会见了湖北巡抚章旷（王夫之于崇祯十五年参加乡试时的房考官）“指画兵食，请调和南北督师，防溃变”③。对于筹划“兵食”一事，章旷只是点点头，而对于王夫之请求他调解何腾蛟和堵胤锡之间的矛盾，他却有所讳忌，竟对王夫之说：“本无异同，不必过虑。”④王夫之不敢再说，就失望地回去了。他提出的意见，章旷既未付诸实现（当然，也难以实现），所以他忧虑的问题终于发生：一方面，苛峻的征敛仍未能满足境内驻军的粮饷的需要，那些驻军（主要是南明原有的军队）就肆行劫掠，大失民心，而刘体纯、袁宗第率领的大顺军，则因缺乏粮饷而考虑脱离何腾蛟（冬，刘、袁率军离开长沙北上）；另一方面，何腾蛟和堵胤锡之间的矛盾未能解决，而“两府幕宾，半无赖士，益相构煽，遂成猜离，湖南北不相协应，而瓦解之形势成矣”①。九月，王夫之得到隆武帝于汀州（治今福建长汀）被清军擒杀的消息，又续作《悲愤诗》一百韵。此时，王朝聘也很悲痛，为了假经术以议政，他命王夫之记录他关于《春秋》的学说。他认为胡安国所著《春秋传》中的一些内容，如强调“兵权不可以假人”②，旨在重“内防”而“削指臂之势”，乃是“以赵普猜制之术说《春秋》”③，对后世十分有害；又如沿袭刘向、刘歆“尚变复”的观点而“核灾异，指事应”④，也是荒谬的。因此，他要王夫之把他这些研究《春秋》的见解记录下来，以期有裨于世。当时王夫之只录其梗概，作为以后撰写专著的基础。十一月初四日，王夫之的妻子陶氏病故，年仅二十五岁。
顺治四年四月，王夫之听说永历帝因清军的追攻而辗转来到武冈，感到很兴奋，就和好友夏汝弼商量，决定奔往辰、沅（今湖南辰溪、沅陵一带），寻找督师堵胤锡，想通过堵的推荐，然后间道往武冈，在永历朝廷供职，为抗清事业出力。不料刚走到车驾山（在湘阴县西南九十里），因大雨连绵，风雷交加，道路泥泞，难以行走，就被迫停留下来。正当他们困顿不堪时，忽然遇到当地士人萧常赓。萧和夏汝弼是旧相识①，就邀他们到自己家里去，“破壁相容”②。由于孔有德率领清军经长沙攻入湘潭，侦逻四出，人人自危，王夫之就和夏汝弼“披榛径”，登上了“特立于群山之表”的白石峰③，在那里躲藏。八月十四日，王夫之的二哥王参之病亡。王朝聘于悲伤之际，写信将此事告知王夫之，并叮嘱：“汝若自爱，切不须归，勿以我为念。”④寄出这封信的第二天，王朝聘也病倒了。王夫之收到父亲的信后，获悉家中变故，心里非常不安，就日夜奔波，回到了家里。他的大哥王介之已“踉跄先归”⑤。王朝聘见两个儿子都冒险回来，很不高兴，立刻叫人抬了他，和妻子谭氏及两个儿子到南岳潜圣峰居住，以免儿子遭受清统治者及其爪牙的迫害。十一月十八日王朝聘逝世，年七十八岁。他病危时叮嘱王夫之兄弟：他死后，要把他葬在这“幽迥远人间”的山麓，勿载“遗形过城市，与腥臊相涉”⑥。这几句话，充分表现了王朝聘仇恨清统治者的思想，这对王夫之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夫之自父亲死后，就和母亲谭氏及侄儿王敉（王参之长子）隐居于南岳莲花峰的“续梦庵”。他遵礼“守制”，一面潜心研究《周易》，一面注视着时局的发展，期待着出现有利的时机去参加抗清斗争。
顺治五年十月，湖广总督何腾蛟趁着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副总兵王得仁和广东提督李成栋先后叛清归明、牵制了清统治者的很大兵力的机会而发动反攻，收复了湖南很多州县。王夫之见抗清形势好转，也和夏汝弼、管嗣箕、管嗣裘及僧性翰密商，在南岳方广寺组织起义，成立了起义军（夏汝弼因母病和母死后办丧事，没有在军中）。但机事不密，起义军正要进行战斗，却被那充当清统治者鹰犬的湘潭人尹长民袭击，致遭溃败。性翰受重伤，王夫之脱逃。这次起义失败，王夫之受到很大的刺激，他后来追忆此事，还说：“虽云与仇战者，败亦非辱，而志事不遂，亦何荣耶！”①
王夫之在衡山起义失败后，为了避免清统治者的缉捕，就带着侄儿王敉奔往永历帝的都城——肇庆。王夫之到肇庆后，堵胤锡（时以武英殿大学士督师常德②）奏荐他为翰林院庶吉士，但他因正在“守制”，同时看到永历朝廷的一些官僚，苟且偷安，营私舞弊，感到很失望，就坚决地推辞了。
顺治六年春，王夫之了解到永历朝廷的大臣，只有以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少保督师于桂林的瞿式耜，力主抗清，锐意兴复，他甚为钦佩，就离开肇庆，赴桂林暂居。这时，江西金声桓、王得仁兵败身亡，而从广东率军赴赣支援的李成栋也在信丰战败渡河时溺死，致使江西又被清军占领。与此同时，湖南也因何腾蛟在湘潭被清军袭擒杀害，南明各军相继溃退，致使湖南又遭沦陷。王夫之了解这情况后，不仅忧心国事，而且对处于清军践踏下的家乡和他的母亲，非常挂念。因之，他便于初夏时和王敉离开桂林回家乡去。他先到南岳莲花峰的“续梦庵”，清理残书，然后携带自己近数年来所写的诗稿《买薇集》，前往衡阳县西长乐乡石仙岭。这时他的母亲谭氏居住岭下很荒僻的“耐园”，由其长子王介之赡养。不料到达那里时，“土人弄兵”，欲杀害王夫之，虽然王夫之逃匿脱险，但家中财物却被抢劫一空，连《买薇集》稿也被抢去了。谭氏担心王夫之的安全，命他立刻离境。他只得又和王敉前往肇庆。未几，赴桂林，寓居于曾和他“相雅善”①的张同敞的“小东皋”里②。张同敞是瞿式耜的好友，由于他的游扬，因而瞿式耜便推荐王夫之和汪郊等一起参加“阁试”，以便永历朝廷正式授予官职。王夫之闻讯后，上疏请准“终制”。他在桂林，结识了富有爱国思想、精研自然科学的有名学者方以智。当时方隐居于平乐之平西村，王夫之与之“常相闻问”③。
顺治七年二月十八日，王夫之“服阕”，瞿式耜推荐他为永历朝廷行人司行人。这时，永历帝因清军攻破南雄和韶州，已仓皇地逃到梧州，以舟为宫殿。尽管时局极为杌陧，但永历朝廷的党争却趋于白热化。二月初旬， “吴党”中的吴贞毓、郭之奇、程源、万翱等，在党魁朱天麟（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王化澄（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的指使和梧州总兵陈邦傅的支持下，对那主张“厘纲纪，慎黜陟，重名器”④的被诋为“五虎”的“楚党”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蒙正发进行猛烈的攻击，上疏控告他们“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当死。”⑤永历帝以袁彭年劝李成栋“反正有功，置勿问”⑥，而将其余四人廷杖各八十。金堡被杖时，“受刑独重”，腿竟残。①廷杖后，永历帝命将四人下锦衣卫北镇抚司狱，并写下“密旨”给主持审讯的张凤鸣（都督），令其将金堡杀害②。王夫之听说“楚党”遭受这样的灾难，连忙从桂林赶到梧州就职，决定尽力营救。他和好友管嗣裘（中书舍人）同去谒见比较清廉正直的内阁首辅严起恒，请求严向永历帝进谏，不要杀害金堡等，否则，“志士解体”，谁也不会奔赴国难了③。严起恒听了这话，很受感动，就立刻“请对，不得入”。又“跪沙滨申救”④，谓“谏臣非今所宜谴，严刑非今所宜用，请贷堡等”⑤。永历帝不理睬。与此同时，瞿式耜也“亢疏申理”，永历帝仍“不听”。⑥三月，王化澄“入直”，他为了排挤首先请贷金堡等的严起恒，就于四月间和朱天麟（时永历帝敕召入直）一道嗾使刑科右给事中雷得复奏称严“奸逾严嵩，结虎招权，谋危社稷，买黄金通虏，拒杀诏使”。⑦眼看严起恒就要遭受迫害了，王夫之“悲愤有怀，不能自匿”，决定进行 “死诤”⑧，就和董云骧（亦任行人司行人）上疏，谓“大臣进退有礼，请权允辅臣之去，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⑨疏入，永历帝下诏，以王夫之 “职非言官”而奏事，严词加以指责⑩。“吴党”中的万翱、鲁可藻又奏请逮治王夫之。这时，握有兵柄的焦琏、马进忠、赵印选、曹志建等相继上疏反对大兴党狱；而“忠贞营”统帅高必正，在五月间入见永历帝时说，“阁臣严起恒虚公，宜专委用，金堡等处分过当”，并面责王化澄“徇私植党”①。对于万翱、鲁可藻的奏请逮治王夫之，高必正也“力争不可”②，这样才使万、鲁的阴谋未能得逞。由于焦琏、高必正等将领力救金堡等，永历帝不得不免除金堡的死罪，改为削职远戍，同时释放刘湘客、蒙正发、丁时魁。但是，“吴党”对于同情金堡等和支持严起恒的王夫之，却切齿痛恨，决定伺机构陷。恰巧攸县一狂人作“百梅诗”一帙，假冒王夫之的名义为之作序。王化澄看了这篇序，认为词语不逊，就想制造文字狱，把王夫之害死。王夫之受冤难伸，“愤激咯血”③。幸亏高必正极力营救，永历帝才批准王夫之休假，事实上就是撤销他的“行人司行人”的官职。七月，王夫之和侄儿王敉，离开梧州，前往桂林依瞿式耜。他经人介绍，与郑氏（襄阳郑仪珂之女）结婚④。不久他接到家信，知道母亲谭氏害病，就在清军逼近桂林时，决定和妻子郑氏及侄儿王敉一道返湘，但因“霪雨六十日，不能取道。”⑤延至次年（顺治八年）正月返家，王夫之的母亲早已去世。他遵礼守制。顺治九年二月，他和大哥介之避居耶姜山（又名大云山，跨衡阳、祁阳、邵阳三县）。四月，大西军对清朝发动猛烈的进攻，李定国在率军横扫广西后由永州攻入衡阳，他派人邀请王夫之参加抗清工作。王夫之虽然对李定国“屡有克捷，兵威震耳”表示钦佩，但他认为大西军的首脑孙可望挟制永历帝，“拂君臣之大义”，因而不可“托足”。①于是，他辞却李定国的邀请。次年正月，又有人邀他赴安隆。他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孙可望还是不足有为而不愿贸然前往。他作《章灵赋》，抒写自己“退伏幽栖，俟曙而鸣”②的思想感情。
第三节 不朽的著作 光辉的思想
顺治十一年，清统治者加强了对湖南的统治，并对一些曾经响应大西军的群众和怀有“光复旧物”之志的明臣，加以缉捕杀害。八月，王夫之和妻子郑氏避居于零陵北洞的钧竹源、云台山等处。他听说侄儿王敉在衡阳被清军杀害，甚感悲痛。是年冬，徙居常宁西南西庄源的山寺，日常生活得到当地隐士王文俨的“供赡”③。王夫之改换姓名，变易衣著，自称是傜人。顺治十二年春，王夫之一面设馆授徒，讲授《春秋》，一面开始作《周易外传》，通过探索象数以穷理，也就是他所说： “外传以推广于象数之变通，极酬酢之大用”④。在这部著作中，王夫之精辟地阐述了“器”（客观存在的各种具体事物）和“道”（事物的规律）的关系，指出： “天下唯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⑤，以此反对程朱理学家的道在器先，器外求道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他希望人们“勉于治器”⑥，即致力于制作器物以备用。他强调“天下日动而君子日生，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动”，认为“动”是道之枢，德之牖①。就是说，“动”是人们理解世界各种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的关键和认识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的门径。据此，他批判了老子“虚极静笃”和周敦颐“主静”、“禁动”的学说。他反复说明“乾坤并建”的道理②，认为“乾”的 “阳”性和“坤”的“阴”性的正反两方面既互相对立，又同时并存，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他指出：世界上没有“截然分析必相对待之物”③，认为一切事物不是截然分割，绝对对立，而是互相包容，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因之，他希望人们不要担心事物的对立面“终相背而不相通”，必须看到“相反而固会其通”④，即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也就是一切矛盾的双方都具有同一性。他又指出，事物的运动变化，既有只发生量变和部分质变而仍然保持原有根本性状和规律的 “通而自成”的“内成”，又有发生完全质变的“变而生彼”的“外生”。前者是“变必通”，后者是“穷必变”⑤，它们构成了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以上所述各点，是《周易外传》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八月，王夫之撰完《老子衍》。他摒弃了过去注释《老子》者的陈言，采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⑥的方法研究《老子》，既对其中的“道”在“物”先、“有”生于“无”的唯心论和把矛盾转化看作是循环往复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又改造和吸取了其中某些关于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观念，用来丰富自己的哲学思想。此外，王夫之认为《老子》主张统治者行“无为而治”，可以“节取”，因为统治者于人民困敝之际，“使测老子之几，以俟其自复，则有瘥也”①。顺治十三年三月，王夫之撰《黄书》，他着重阐述了防御外来民族入侵维护本民族的独立和安全的重要性，强调“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②。他认为从秦到宋的统治者为了“长久一姓”，竟对臣民猜忌防制，而宋统治者尤甚，致削弱民族自卫力量，亡于 “女直”、“鞑靼”。这实际上是批判明统治者的。王夫之还针对明朝衰亡的情况，提出了增强边防、慎选举、任贤能和关心民瘼等主张。冬，由常宁回南岳，仍居于“续梦庵”。至顺治十七年，王夫之在衡阳金兰乡高节里的茱萸塘建造茅屋，称为“败叶庐”。搬进这简陋的新居十多个月，不料他的妻子郑氏病亡，年仅二十九岁。
康熙元年（1662）夏，王夫之听到永历帝及其皇后、太子被吴三桂在昆明绞杀，极端悲痛，又续写《悲愤诗》一百韵。次年九月，王夫之撰写了《尚书引义》初稿。他引申了《古文尚书》中的某些论点，从哲学和政治上总结了明朝衰亡的教训。在政治上，他指责“明代自太祖废丞相不设，数传后权移于寺人”③，又批判明朝实行严刑峻法而失民心。在哲学上，他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明辨“能”（认识的主体）“所”（认识的对象）关系及其性质，驳斥佛教和受其影响的宋明理学家的“消所以入能”、“以能为所”①的以主观吞并客观的谬论，提出了“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②的命题，强调必须有客观对象才能引起人们的认识作用，而人们的认识也必须与客观对象相符合。他又对“知”和“行”的问题进行了论证，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守仁等的 “以知为行”③的学说，认定“知必以行为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④。这样突出“行”对“知”的决定作用，是符合反映论原则的。王夫之在书中提出的“性”乃“生理”、“日生则日成”⑤的观点，对于否定“悬一性于初生之顷，为一成不易之侀”⑥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是非常有力的。
康熙三年，王夫之在“败叶庐”设馆讲学。他将上年已动笔的记述永历朝史事的《永历实录》二十六卷撰毕⑦。他秉笔直书，对坚持抗清的爱国者，都加以褒扬，即使对曾经反抗过明朝而后来联明抗清的农民军将领高必正、李定国、李来亨等，也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肯定（对李定国则几乎无微词），而对那些贪鄙庸劣和降清求荣的官僚，则严厉贬抑。这部著作，论述湖南、两广用兵和党争较翔实，而对永历帝逃往云南、贵州和缅甸的复杂情况，则记载简略，且有失实之处。次年，王夫之重订《读四书大全说》。他对胡广等主编的《四书大全》中辑录的宋元以来理学家解释《四书》所表现的一些唯心主义观点，进行驳斥，例如他肯定“理即气之理”，“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①，就是驳斥朱熹的“理生气”和将“理”夸大为脱离“气”而独立存在的宇宙之根本的学说；他否定“不待学而能”的“生知”，也是针对朱熹“以尧、舜、孔子为生知”②而言的。在知行问题上，他不仅再次强调“无先知完了方才去行之理”③，用以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而且认为知中“亦有行”，行中“亦有知”④，阐明了“知”、“行”的辩证关系。此外，王夫之在“理”、“欲”问题上不赞成朱熹讲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⑤；在“理”、“势”问题上，他强调“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认为“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⑥。这是他历史哲学中的非常深刻的见解。
康熙六年，王夫之和王介之由于平日的言行表现了与清朝不合作甚至反清的倾向（如不剃发，不用清朝皇帝年号），因而几乎被人控告，幸亏好友刘象贤为之“排难”⑦，才避免一场大祸。次年春，唐端笏（字须竹）来就学，这是追随王夫之二十多年、深受器重的学者。七月，王夫之撰《春秋家说》三卷、《春秋世论》五卷。前者主要述其父王朝聘对《春秋》的见解，后者则为借论述春秋时代的“合离”、“盛衰”的变化，为后世提供“守经事”而“知宜”、“遭变事”而“知权”的经验⑧。又次年，王夫之辑三十岁以来所作古近体诗为《五十自定稿》。续娶张氏为妻。初夏时，王夫之应唐端笏之请，到馺阁岩为唐端笏讲述宋明理学源流，使唐端笏知“朱陆异同及后来心学之误”①，冬，王夫之造草庵，名 “观生居”。这时，他已编成《春秋左氏传博议》上下卷。这是他评述春秋史事而为后人提供鉴戒的论文集，其中提出的“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②的命题和强调“相天”（根据自然规律而能动地改变自然），反对“任天而无能为”以及要求“竭天”（竭尽自然界赋予人们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的思想③，都是非常精彩的。
康熙十年，王夫之因好友方以智（时在江西庐陵县青原为僧）多次劝他前往“逃禅”，他虽曾以“人各有心”之语辞却，但方以智仍苦劝，故作诗述怀而答之④，表示自己“终不能从”⑤之意。夏，方以智赴吉安谒文天祥墓，道卒（一说方被清统治者捕送广东，途中病故）。次年三月，王夫之听说他所尊敬的前辈郭都贤因文字狱遇害于江陵，即作诗悼之⑥。八月，得方以智暴死噩耗，“不禁狂哭”，又作诗深表哀悼⑦。
康熙十二年，王夫之撰写了《礼记章句》部分初稿。十一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吴三桂叛清，揭开了“三藩之乱”的序幕。次年正月，吴三桂遣军先后攻入沅州、常德、岳州、衡阳。从这时到次年九月，王夫之多次出游，往来于湘乡、湘潭、长沙、湘阴、岳阳和萍乡等地。他的思想存在矛盾：一方面他和蒙正发（时居衡阳斗岭）一样，不屑接受吴三桂的“延致”①，“坚避不出”②；另一方面，他听到吴三桂宣称要奉崇祯帝太子“登大宝”的消息，又为之“喜欲狂”③，不仅自己考虑置身“铁马”之中④，而且希望那些他所认识或和他有某种联系的已参加吴三桂阵营的官员勇于北上攻战⑤，从而“涤六宇之霾云”⑥。但是，他在觉察到“兴亡多事天难定”⑦时（康熙十四年八月），不免有所傍徨⑧，就在荒僻的石船山下建草堂（即“湘西草堂”），由“观生居”迁到那里，一面治学，一面静观大局。
康熙十五年春，王夫之开始撰《周易大象解》，认为“象”与彖爻“别为一义”，不可用“象”来“释彖爻”，指出“象”乃“纯乎学《易》之理，而不与于筮”⑨。夏秋间，王夫之赴长沙、湘乡，和蒙正发、刘近鲁、唐端笏、刘象贤及明宗室朱翠涛对时局有所商谈。次年二月，清军“夹攻长沙”⑩，三月，清军击败吴三桂据守吉安之军。王夫之见吴三桂接连失利，且无复明之意，就决心退隐。七月，他将《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定稿。这部著作，不着重于立言，乃授徒讲义（时唐端笏和章旷之子章有谟从王夫之学《礼记》。《大学》、《中庸》两篇，仍用朱熹章句。因此，内容多陈旧，表现对封建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崇尚与维护；但其中亦不乏精义，如在认识论上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①，提倡“勤于力行”②；在教育思想上认为“教”与“政”是治国的关键，“语其本末，则教本也，政末也；语其先后，则政立而后教可施焉”③；又强调教师对学生必须“因材而授”、“因量以善诱”④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十一月初五日，吴三桂败走衡阳⑤，到第二年（康熙十七年）二月谋称帝，其部下决定上表劝进，并派人请王夫之执笔。王夫之拒绝说：“我安能作此天不盖、地不载语耶？”接着又说：“某先朝遗臣，誓不出仕，今何用不祥之人，发不祥之语耶？”⑥那个人惊愕地退出。王夫之随即逃藏深山。当三月初二日吴三桂于衡阳回雁峰前的馒头岭建坛即位时，王夫之愤慨地作《祓禊赋》，抒发了对吴三桂称帝的鄙视和自己有所追求的思想感情。八月十七日吴三桂病死，王夫之才消除了将受玷污的顾虑。
康熙十八年二月，清军攻入衡州，王夫之避居楂林山中的石鸡村（在蒸水南岸），撰《庄子通》。他对于庄子的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固然不满，但认为“因而通之，可以与心理不背”⑦。只要“以物为师”而不“师心”⑧，并坚持“有经”⑨，就可以运用改造过的庄子之“术”来对待当时充满矛盾的社会环境。三月，王夫之返草堂。清统治者对他很怀疑，常派人暗中侦伺①。在这种情况下，他毫不畏惧，仍然撰写着《四书训义》（后编为三十八卷）。这是一种授徒讲义，保留了程朱学派特别是朱熹的很多观点（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按照朱熹的《四书章句》进行阐述的），但也间有新意，如在人性论上不赞成朱熹的“性即理”的观点，强调性受之于“天”，即接受自然界的给予而成②；在教育思想上强调“必以学为成人之道”③，并提倡“学”与“思”相结合④；在经济思想上承认商贾具有“通天下之货贿”的社会职能，强调“禁暴而安商”⑤等等，都是可取的。次年春，编《六十自定稿》（诗集）。
康熙二十年春夏间，王夫之患哮喘病，但仍致力于学术研究。秋，应僧先开之请，撰《相宗络索》，对佛教法相宗的思想及其范畴体系作了简明的介绍。同时，他又给弟子讲解《庄子》，撰《庄子解》三十卷。它虽与《庄子通》一样，批判了庄子的唯心主义、相对主义，但对庄子颇表同情，认为其持论“皆通于一，而两行无碍”，“其高过于老氏，而不启天下险测之机”⑥，甚至说其“救道于裂”⑦，表示有所肯定。次年九月，撰《说文广义》两卷。他对许慎《说文》所收之字，从宗六书而不泥古的角度进行了较全面的探索。他不仅重视从字形推求本义，据本义推求引申义，而且根据本字本义推求“孳乳”之字。他还注意从不同的方音分析字义的多样性，但在读音上却不赞成字义同而发为数音。他纠正了《说文》中的某些舛错，弥补了其中某些阙漏，但亦有不够精审之处。十月，王夫之撰《噩梦》，旨在救时政之“极弊”而“苏人之死，解人之狂”①，如指责 “夫家之征，并入田亩”，使农民“以有田为祸”，希望减轻对农民的征敛；主张“军卫聚屯于边”，以“固中区”；反对“问刑官故出入人罪”，认为对“故入决遣”者尤应严惩；反对“鬻官”和“鬻士”；主张废除“班匠制”，代以“招募和雇”等等，都是针对明末积弊而提出的改革意见。又次年，王夫之将自己所作的《诗广传》重新订定（编为五卷）。他从儒家的“诗教”出发，对《诗经》中所表现的“情”，提高到“治道”上进行分析，认为“古之善用其民者，定其志而无浮情”，主张“导天下以广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发”②。因此，他推重“夷犹婉娩”的作品，而对于“迫矫而无馀思”和带有揭露性、怨恨性的诗篇，都非常不满。但这部著作也有不少进步的精辟的内容，如同情在暴君贪官压榨下的人民，主张适当地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欲望；强调“善取民者，视民之丰，勿视国之急”；认为 “事起而时异，时异而道不可执”和希望“善用人者无弃人，善用物者无弃物”以及肯定社会历史进化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
康熙二十三年春，王夫之患病，至秋末始渐愈。他在病中撰《俟解》，勉励人们不为“习气”所移，而注重道德修养，同时批判了王守仁和其后学所宣扬的“无善无恶”观点。但他诋 “庶民”为“禽兽”，则表现了严重的阶级局限性。次年春，王夫之撰《张子正蒙注》九卷①。他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认为气是宇宙的根本，它有“聚散”而无“生灭”；指出“非有一，则无两”，“惟两端迭运，遂成对立之象”②，看出了事物的统一中有对立；并且承认矛盾的斗争性：“刚柔、寒暑、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但彼此“无终相敌之理”，结果还是“和而解”③。这就宣扬了矛盾融合论。他认为“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④，即必须由感觉器官与客观对象相接触而引起思维活动，才能认识事物。他看出了“见闻之知”不能使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但将其否定而夸大“德性之知”⑤，却表现了唯心论唯理论的倾向。他认为作为“生之理”的人性本来“无恶而一于善”，但“才有不善”（他将以前荀悦、韩愈等所说的“性”改称为“才”）而又“染于习”⑥，就使性受蔽而行为趋于“恶”了。这种论证，比以前的人性论前进了一步⑦。八月，王夫之撰《楚辞通释》十四卷。他根据王逸的《楚辞章句》进行改编， “删汉人无病呻吟之剿说”⑧，即将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王逸用骚体所写之赋删去，增入江淹的《山中楚辞》和《爱远山》，殿以自己所作之《九昭》。他联系所处的明清易代之际和自己的亲身遭遇，深刻地阐述了屈原热爱祖国而上不见信于君、下为群小排挤致被放逐的愤慨思想，抒发了自己类似屈原的“宗社人民瓦解之哀”①。这种思想感情，在《九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注释颇多新意，纠正了王逸的一些注释失当之处，但他也不免附会，特别是以“黄老修炼之术”②释《远游》，并及《离骚》，显系穿凿而不足据。九月，王夫之病中勉为门人作《周易内传》十二卷。这是他系统地具体地研究《周易》的著作。对于以前的“言易者”，他既反对汉代襄楷、郎、京房、郑玄、虞翻等“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诸理”和邵雍的“先天学”以及朱熹之“专言象占”，又不满意于王弼黜象数而专重义理和受其影响的唐宋之易学（宋代惟推重张载）。他指出：“易之为道，即象以见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即占以示学”。又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君子之谋于易，非欲知吉凶而已，所以知忧知惧而知所择执也。”③这是王夫之对待《周易》的基本态度，也是他撰写《周易内传》的主要原则。在这部著作中，他对《周易外传》所揭示的“乾坤并建”、“道”不离“器”等哲学思想，进一步加以发挥。他企图从《周易》中“体天人之理”④，即力求体察“天道”以善应人事。次年正月，王夫之的大哥王介之死，他扶病至长乐乡耐园治丧事，回来后写了《孤鸿赋》，抒发对介之的悼念和自伤孤零的感情。六月，书写《传家十四戒》给长孙王生若（王攽之子），其中有“勿为僧道”、“勿作吏胥”、“勿习拳勇咒术”、“勿作师巫及鼓吹人”、“勿立坛祀山■跳神”等戒；并嘱其后裔“能士者士，次则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与其时”①。
康熙二十六年，王夫之在体衰多病的情况下，坚持写作《读通鉴论》②。在这部著作中，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既是“势”因“理”成：“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又是“理”随“势”变：“势相激而理随以易”③；他肯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反对“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④。既然历史不断进化，因而他强调“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主张“一代之治，各因其时，建一代之规模以相扶而成治”⑤；他认为“生民之生死”重于“一姓之兴亡”，所以权臣篡位而能够使人民避免“原野流血之惨”，是不可非议的⑥；他不满意于君主“任独断”和“擅天下之士”⑦；他强调“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主张对人民“宽其役，薄其赋”⑧；他反对以申韩之术施政，但又认为“治道之裂，坏于无法”，因而主要用“法”来“饬吏治，恤民隐”⑨；他反对经济封锁，强调“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⑩；他希望汉族与少数民族“各安其所”，做到“我不尔侵”，“尔不我虐”，同时强调维护本民族利益，使之不受损害，认为如此才符合“古今之通义”①。这些思想和主张，在当时都具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九月，王夫之送大哥王介之灵柩归茔，回家后又患病，从此他不再出门了。次年五月，他追忆平生交游和诗赋往还情况，写成《南窗漫记》。十二月，编《七十自定稿》（诗集）。次年四月，将《尚书引义》修订。秋，写成对当时服饰礼制进行考据的《识小录》。九月，刘思肯来访，给他第二次画像（第一次画像是康熙十四年二月王夫之在长沙水陆洲遇见刘思肯时），他自题《鹧鸪天》以抒情：“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②这一年夏秋，衡州等地又发生旱灾，王夫之一家人的生活很困难，他不禁有“俭岁无多芋栗收”③之慨。偏沅巡抚郑端了解到这种情况，又钦佩王夫之的学问和操守，便命衡州府知府崔鸣鷟“馈米币”，“嘱以渔艇野服，相晤于岳麓，并索所著述刊行之”，但王夫之“病不能往，且不欲违其素心，受米返币”，致函自称“南岳遗民”以谢之④。这说明王夫之年迈犹不愿与清朝合作，坚持民族气节。
康熙二十九年正月，王夫之将以前（居败叶庐时）编选的各代诗文，加上评语⑤，并在此基础上，撰《夕堂永日绪论》内外篇。内篇论诗，兼及古文；外篇则侧重于论制艺。在这部著作和另外的《诗绎》（大约作于居败叶庐时）中，王夫之提出了自己的诗歌见解。他主张诗歌将 “兴观群怨”冶为一炉，坚持“以意为主”，并重视“宛转屈伸”地“取势”①。他强调诗歌创作不能脱离“身之所历，目之所见”②，即应以的生活实践为基础。他认为优秀的诗歌主要由于做到情景融合：“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③对于那些立“门庭”、矜“家数”的徒以模拟、雕琢取胜的诗歌，他都加以指责。次年四月，王夫之在喘咳中将《宋论》十五卷写完。他在这部著作中，较《读通鉴论》更为集中地寄寓了借论史来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的深意，如指出宋朝君主不但对武将猜忌，“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甚至加以“虐杀”④，而且对中枢文臣也“忌其持权”而任意黜退，使其不能“尽所长以图治安”⑤；指责宋朝君主“倚任奸人”，“大坏军政”⑥；认为宋朝不加强防御，对入侵的契丹（辽）、金、蒙古贵族妥协求和，而对国内人民则多方聚敛，并实行严刑峻法，必然难免于败亡；批评当时朝臣结“朋党”，“宰执与台谏分为敌垒，以交战于廷”⑦等等。这与明朝后期（特别是崇祯朝）的腐朽和黑暗的情况十分类似，所以王夫之在分析时就鞭辟入里，发人深省！九月，王夫之作《船山记》，表达自己在明亡后不愿他往、乐意退隐于这非常荒僻的石船山下而终老的思想。不久，他的病情日益严重，自知不起，便预先写好墓石题名，以“明遗臣行人”自称，并作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①
康熙三十年正月初二日（1691年1月30日），王夫之逝世，享年七十四，葬于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王夫之的著作很多，除散佚的外，传世的尚有一百种，三百九十八卷。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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