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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河葡萄:何谓天命

西西河葡萄 · 2012-02-27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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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身边的大小事情不断,尤其是从科索沃独立联系起了台海,因这些由头重新联系上一些许久不见的老朋友,其中一个是极喜民国历史的,曾经买下了大陆这里公开的民国档案的全套资料。他对我说过句话,至今记忆犹新:历史不在书本上,在档案里。

记得当时,他给我举的例子是7.7事变前到7.7事变爆发一年中宋部和中央军的调度命令。其中引起我们当时讨论的两条命令是这样的。一条是7.7事变前不到一年,民国政府告知宋部日本有挑衅的之可能同时派中央军准备进入宋的防区。结果宋部调主力南下以拒之。另一条是7.7事变爆发当时,宋部令监视中央军的主力不可北上。这个就是我眼中真实的历史。或者说,是民国年军阀之间的关系的真实写照。

酒兄也承认,9.18之祸之余抗战全局意味着什么。其下,抗战之难全民救亡之艰巨说中华民族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不为过。从这一点进一步说,蒋介石带领着中国政府走过了这一劫数,当的起这个雄奇。只是这里我要问几个为什么?

第一是,为什么有军阀混战之乱?

第二是,9.18之局是蒋介石和张学良自身能左右的么?

第三,为什么,有黄金十年美誉的民国时代到全面抗战之时抵御日寇所赖制造子弹之铜需仰赖进口,而当时在关内地区日本人可以垄断中国钢铁生产份额达80%之巨大。(这个数字有不同出入,但是到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在关内钢铁业投资占民国同期钢铁业[不计算关内]总投资80%确是事实。)再联系抗战八年敌后钢铁产量总量不过八万吨规模,尚不及民国初年武汉铁厂产量的1/3。扪心自问,除了煌煌20个德械师的装备,民国究竟为必来的战争做了什么准备,而对比日本的战争准备,我们在1931年和日本的军事实力的差距是加大了还是减下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原因在哪里?

第四,民国年尤其是南京政府执掌政权之年,集结中国精英之众即使是现在人才济济的共和国政府都是远不能相提并论的。甚至是数遍世界古今历史,在一个政府里有那么多世界第一流大学出来的博士群体组成官僚阵营都是不多见甚至是没有旁例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政府,这样一个官僚集团在抗战胜利之后在不到4年的光阴就丢失了政权,为什么?

第五,数遍世界古今历史,夺取政权的执政集团有今天中国执政党团体流过那么多血走过那么的坎坷甚至几次陷入毁灭边缘最后能获得夺取政权的先例即使有也是屈指可数。是什么力量与什么让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毛泽东和他的所在的政治团体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为什么使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最终成功夺取政权的力量,一个可以集结世界政治精粹的团队一个对于他的对手获得压倒性优势的政权却没争取到?

这里我要说的是我的基本思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要摆脱被奴役被侵略被压迫的命运,究竟要走什么样的路才是出路。而这里基本之路的区别,对于当年滚滚红尘中的一代英豪们又意味着什么样的选择.这才是我评价那个时代的开始,是我判断那个时代人物的基本标准.

多少次打开历史长卷,多少次我问自己,在民国之初为什么各路军阀不能携手共和?在抗战结束之初,国共为什么不能为中华民族的利益坐下来以和为贵?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中国的复兴之路走的如此坎坷波折。看着史卷,看着当年生死搏杀的敌对阵营不禁曾想,如果他们能共事一个中国,今天的中华又如何,每到此总是要掩卷长思,不能自已。

说到抗战局势之危,我说段密闻。文字是载自顾维均先生的回忆录,先生一生不认同中共不认同共和国,但是这不代表先生之操守。在那段记载中,顾先生曾说,在抗战初期苏联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基本政策:既首先全力支持中国抵御日本,如果中国不能抵抗日本那么苏联就应坚决出兵新疆与内蒙一线以长城为界与日本分割中国。尽管历史没有假设,当回想中国正面战场种种不堪,尤其是我们看到抗战后期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在他们所谓大陆交通线之战国军之种种,终究是导致了雅尔塔分裂外蒙之祸。有热血者能不拍案狂呼:还我唐乌努梁海,还我江东六十四屯。又长想,假使苏联的预案当做了真,今日你我何以相处或在两说。所幸历史没有假设,所以苏联的预案于今只能是一种假设。

说这段古,不是说谁是谁非,是说我眼睛里的游戏规则,这个世界舞台的游戏规则。也许你鄙视,你唾弃,你憎恨,但是我眼中的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就是丛林法则。丛林法则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很多人熟悉的弱肉强食,另一部分却是很多人忽视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我眼睛里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比如,非洲大陆动物世界的王者无可争议的是狮子。但是如果仅仅只有弱肉强食的规则,那么非洲大陆的动物世界的今天就应该是先吃完草食动物,在吃完中小型肉食动物最后只剩下最强的那只狮子活生生被饿死,这个就是只存在弱肉强食法则下最符合逻辑的结局。但是,不需要任何逻辑,常识就可以告诉我们,这个逻辑的结果是荒诞的。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平衡法则,哪个平衡弱肉强食法则的逻辑就是适者生存。简单的讲,我打不过可以跑可以上树可以下水。至于,那个强的跑的不够快,上不了树又下不了水,那么适者生存的法则就要规范他了。(后面打住,喜欢这个话题的去看看动物与自然或者探索频道,比我专业)

我在讨论经济与政治的时候很喜欢思考拿破仑的一句话:狮子可以范狐狸的错误,而狐狸绝不能范狮子的错误。我对这个话的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你对比你的对手或者在博弈中一方自己对对手的判断是出于狐狸的角度还是狮子的立场。有时候对这样角色定位的基本判断,决定一个人的成败,决定一个企业的存废,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死。

最近看科索沃独立,有些感慨。这个感慨就是经典的大国政治时代又回来了。一个属于俾斯麦的时代,一个更适合塔列朗和梅特涅们活跃的时代回来了。无论联合国中大国们信誓担保的约文,还是不惜出卖自己国家元首的求全,科索沃终究还是独立了,并且基于科索沃阿族独立的堂皇理由之于科索沃塞族对于大国而言就是荒谬的与不符合逻辑的。总而言之,我没有说你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是你的造化,你个该干啥老老实实听老大招呼。不然就和在伊拉克自治的谁,用完了我就会放狗咬你。如此鲜活,鲜活的诠释着抗战那个时代活生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今天的时代,台海那边口呼着他们站在世界潮流的潮头,站在在世界文明的大势上,你不从我我何必与你瓜葛。诚然他们有他们的逻辑,而大陆这里的逻辑就是,搞定美日,到时候你谈不谈由不得你。直接点说,在台湾看来的是中美台和中日台三角,在大陆看就是中美日三角甚至仅仅是中美国双打。如此逻辑思维下,海峡双方的谈无非是争自己所谓的时间表,符合自己利益最大的时间表而已。这里提到台海,说的是在现在政治舞台上相互为对手之间的各自定位与逻辑,和前面说的中国的路有点关系,和前面掩卷所思考的也有点关系,暂且按下容后道来。

这一段,说了古又道了今,这里才挑开了心里想说的话题:中国在昨天、在今天在明天基本定位应如何进而选什么样的基本国策并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酒兄曾经说到蒋之余民国时代的种种手段。这里我到想起一朋友上周彻夜长谈的一句妙谈:某年某苏联领导人:谁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视同对苏联使用核武器。又某年,某美国领导人:谁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视同对美国使用核武器。啥叫翻手为云,啥叫覆手为雨。看中国近代历史,看中国现代历史,看中国当代历史。国政离不开欺诈,真诚的欺诈,为的无非是利益。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利益,什么符合中国的利益?什么走什么样的路才能做到符合中国的利益?一万个人有一万个答复,我有我的。

前面开篇说了点抗战的旧事,也问了几个问题。这里我边展开自己的观点,边结合上面的话说下去。

在7.7事变当日,大敌当前之下。宋部防中央军甚于防日,这里既可以说明蒋之手腕,也可以说明,作为军阀在生死厉害关头的利益选择。我们的教科书尽管烂,但是一句封建军阀却是说的很形象。一个军阀就是一个家天下,蒋和他的嫡系尽管是他们中的最强者,但是也不过是他们中最强的那个家天下,而且着家天下还要加上一个封建的。无论蒋也好,张也好,在9.18事变的当日,他们依旧摆脱不了他们家天下的本位思想,无论他们个人才智、品行和操守如何,跳不出这个范畴,封建的家天下。况且,蒋的这个家天下的前面还需要加一个买办的。

买办在今天算是一个中性词,买办的利益在于在强者与强者之间周旋,利用他们之间的利益和矛盾获取他们的最大利益,一方或依附其中一方,两者相持多吃定两家。买办的基本利益诉求模式不外呼:造不如租,租不如买。无他,资本周转最快尔。的确是一种可行的生存之道。只是之余中国又如何呢?

曾经和朋友们一次又一次说各国的崛起,尤其是最近热议的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比较。我做这样一个结论,象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过十亿的大国,一切生活所需首先要依靠自给甚至只能依靠自给。不为了什么其他,我们是大国,是人口大国,我们日常所需,对之外援只能求助一时,不可能求之一世。引用当年欧盟主席在讨论俄罗斯加入欧盟申请时候的的比喻老说就是:池子里就那么点水,来了只大象你说怎么分。中国不能自给,所谓自立就无从说起。

那么中国要自给要自立,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戊戌变法,到民国五族共和,到五四运动,无不寻求中国的变革道路,求新求变。要中国这样的大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要做到自给自立,仅仅靠买卖倒腾而不事基本物质生产在我看来是不可能满足多数人需要。要搞工业化,就要从基础做起,办一个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需要道路铁路公路,自来水和煤气以及通邮和通电,这个还是基础。接下来是原料来源,原料加工,还有机器来源,机器另部件日常维护来源,人力资源来源,人力资源培训师资来源等等等等。且慢,最要紧的还没有说,这个就是资本的投入。以上所说的投入 ,一般在今天称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且这样的投入不但金额巨大而且投资回报周期长,远比不上买办一买一卖来得回报大周转快。更不要说,如果控制住一国之金融,就更是日进万金的巨利,轻松且不费时不费力。如果仅仅从经济学观点,尤其是现代经济学通行观点上看蒋政府之黄金十年的确可圈可点。并且,民国年的法币改革第一次在中国货币历史上统一了币值,堪称上乘手笔。这里插一段小故事,说蒋对于金融的重视程度:当年游历,遇到一老克勒。时上海股市和黄金市场刚开放不久,老克勒对土共嗤之以鼻,说当年老蒋让戴笠的军统渗透各大外国银行截取经济情报来获取在股票债券市里的暴利的。说了,那么多。无非是说,买办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考虑,是不会做出多少认真投资实业的考虑的。买办如此,买办阶级如此,买办的军阀亦如此。所以,到了全面抗战的那天爆发,国民政府除了买还有接受的军备援助,其军备的自给能力不仅仅是一句:每日子弹所需之铜亦仰赖进口可以蔽之的。不夸张的说,1937那一年中国的军备自给能力尚弱于请末民初。无他,统治集团基本利益取舍所致。

如果易时空间处之全球经济自由化一体化的今天,蒋和他那群执政精英之经济治国哩念或有用武之地。但是,历史不能假设。当时的中国,首要任务就是救亡图存。无论国共双方的精英都不会把当时的中国看作一个强者,一个食物链条上的猎食者,而是把中国看做一个或者只能定位在一个世界舞台竞争中的弱者。看不清楚当年中国的这个弱,没有资格讨论中国近代历史。可是作为一个弱者,我们应该的怎么在适应中求存,这是个问题。也是最后决定国共在中国命运的大问题。

在前面文德几个问题里我最后两个问题问的是:为什么精英云集的国军最终失去了中国大陆,而土的掉渣的土共赢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为什么,和家天下的军阀们一样的一门心思抢钱、抢粮、抢地盘的“家天下”的土共赢了。我的着眼在土地上,土共看家起家的手段叫土改。我这里说的土改,不仅仅是说给农民分配土地。而是说,土共的土改不仅争取了当时中国人口最广大人群农民的支持,更为土共建国后大建设服务于规模工业化生产的社会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土共的手段暴力直接,但是有效。为什么自蒋介石以降大小家天下的军阀们做不到,无他:封建的。

封建的家天下的军阀们的统治依托的是主要来自地主阶级子弟的军官团体组成的军队。尽管他们中不乏能超越自身阶级利益局限的先行者,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阶级,要他们自我切割搞土改是不可能的。从历史上看,各个能最后被称为列强的那些国家都或长或短的经过土改的阵痛。即使那个历史上最年轻的列强在明治维新的起步也有赖于地税反正等有利于开展资本主义工商活动的基本政策的成功实施后,才谈的上我们今天谈论明治维新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这三大基本政策的推行。简单的说,建立在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之上的经济体系在本质上与建立在封建农业社会经济体系上是天然对立彼此矛盾的,两者非此既彼。我曾经,问过自己。既然历史上有过尽量减少社会转型阵痛,减少社会各个阶级矛盾与冲突的同时实现国家富强和崛起的例子(比如保留相当封建特征的明治维新和施泰因改革)。那么,在民国时代的中国能不能做到。到现在,我的回答是:做不到。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的就是救亡图存,摆脱国家与社会的生存困境。谁能给中国人解决这个问题,谁就能获得多数中国人的支持,不管谁用什么手段用什么方式多数中国人都将支持。土共们能做的,封建的家天下的军阀们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即使他们能历史没有给他们磨合的时间,或者说中国没有等的时间。所以,堪称精英群落的执政集团终究还是败了。带着你们比我们更会杀人的不屑,带着无尽的怨恨去了台湾。他们的确是带着反思去了台湾,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土地赎买,有了2.28一路走到今天的台海。

满清之败,在于其本质不可能为其封建皇权为历史为国家民族做丝毫让步。所以武昌首义,未几全国已成燎原之势,推倒满清的是袁世凯、是孙中山是黄兴们,是历史选择的他们。同样,中国自强之路,无论在昨天今天还是明天都必须依托于并且只能依托于独立自主的自强之路。中国的独立自主的自强之路维系在进入工业文明社会掌握现代科学不断掌握现代科技并独立自主经营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工业化社会上。对于一个长期落后于世界,蒙昧于现代并缺乏现代化工业各项基础的国家来说,既急需要一个可以建立工业化大生产所必须土地所有制度,又需要一个能长期给予服务于独立自主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稳定投资的高积累体制。而对于建立工业化社会生产所必须的土地所有制度,特别是在短期里做到,封建的军阀们做不到。而要建设一个能服务于独立自主的长期稳定对工业基础设施投资的高积累体制显然又是不符合买办们的利益的。

我很同意河友物格修齐的观点,这就是看那个时代看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看的是时势,看的那些人和他们代表的组织集团或者利益是不是能让中国摆脱救亡图存的窘迫,走向独立自主、走向富强。中国强盛之路怎么走其实粗学历史或者偶涉政经的人都能明白,那是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等国家各个方面的合力。对于一个人力物力资源有限的国家,在选择立国之本上的不同,对于一国在国家基本国策上对于国家各个方面的侧重取舍不同那么相关的资源分配的先后次序和谁获利的轻重自然不一样。这里多了,那里自然就少了。所以,蒋介石在选择抗战准备的时候很自然的就选了符合他最大利益的买军火,而不是造军工。所以,在9.18爆发的时候,蒋介石就选择了仰赖国际调停,之后日本越是步步进逼越是求助于大国调停,大国、列强才是蒋和他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根本。所以,才有了宋子文让人回味的话:美国的盘尼西林多的买不完,中国为什么还要造。而作为从一无所有起,基本也是靠国产国际援助,一度把苏联视为依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团队在血泊里明白一个道理:只有靠自己双手血汗抓住的才是自己的。所以,在长征中中共终于选择了毛泽东。于是土共即使跑到了陕北一隅,一样搞出了南泥湾。是的,南泥湾的土,就是土共的土,那种对依赖自己双手的顽固和一定要把把自己的脚跟扎在属于自己大地之上的那种毫不退让。无他,不过土共在那时和大多数在中国这片土地的大多数人一样,除了这片属于中国人的土地,土共别无去处,多数中国人别无去处。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由封建地主阶级组成的军官团体和买办集团代表为主要成员官僚集团,即使他们的个人甚至他们中一群能充分的认识到中国之路的方向在哪里和中国需要走向这个方向的迫切性,他们也是不能和自身代表的那整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取舍相抗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如同曾经和人反复讨论过的那样:在现代社会个人的能力与其服务的社会组织相比哪个更重要,我更强调一点的是:无论一个人品行操守如何,只要其服务的团体或者利益不符合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其能力越大,其多这个国家民族的破坏力就越大,而这个国家走向繁荣的时间就越晚。中国要自强自立,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不是由某个中国人的意志甚至某个中国利益集团的意志决定的,中国太大大到我们即使愿意投靠谁谁也养不起的那种大,是中国自身的地理位置、地缘政治地位和综合国力决定了中国人要解决中国人自己的大小问题都只能依靠自己的那种大。更直接点说,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大大小小家天下们只要存在一天,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自强自立于这个这个列强林立的世界之中。而要做一个大国,首先你必须是一个强国,而不是一个列强随便拉上几杆子枪到中国边境摆上几门炮几架飞机甚至是几艘军舰就割地赔款屈膝投降的强国,而不是一个不放一枪就可以放弃本国1/10领土的强国,一个真真正正国民不必担心列强随时可以闯进来任意打之抢之烧之杀之然后扬长大笑而去的强国,一个中国人可以从容的长治久安喜居乐业的强国。河友物格齐休修说的实在:不是中国选择了GCD,是GCD选择了中国。至于台海,换之彼时一心仰赖国联调停的民国政府及其大大小小的精英们当时的滋味,如今我能从塞族总理面对科索沃的种种宣誓里可以感受一、二:坚决不承认,承诺不使用武力,而大国们依旧是反复磋商了,然后杯盏交错敬礼有之,似曾相识。

还记得当年法国资本家们推出拿破仑做皇帝的时候说过点心里话:喂饱一个显然比喂饱一群划算的多。都是家天下,都是建立在封建的不能随时代自我更新的家天下,如果军阀们当的起这个千古雄奇,那我们去反满清做什么。

(完毕)

其实,写那么多不过是,民国和当年那些继承道统者的人当年守不住的东西,今天依旧拿不回来。

时代变了。

你以为如何,然后看了这篇再和我写的联系起来有什么脉络又如何,其下你心里就知道 因何, 如何 ,为何。

于是你选择就不再有犹豫和迟疑。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648127

我说的大致意思是。民国年有几次土改努力结果失败了。失败原因不复杂,一直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基层掌握在士绅手中。民国土地改革最重要的两个部分一个是通过土地税制,一个是通过地方自治法规想收回县一级的行政管理权。但是,后者的失败。直接导致前者的失败。因为土地管理法基础是厘清地权。而厘清地权的关键是,丈量土地面积。这样,连县一行政权力都无法掌握的国民政府,要想在农村基层丈量清楚土地,基本就是句空谈。倒是,当时在抗涨时期,中共借用民国政府提出的二五减租在农村实现了大革命时期提出的平均地权的口号。让我吐槽的是,当时民国初年,地租平均是农民在土地耕作产出的50%甚至是60%。所以,民国政府在立法上就宣布地租不能超过37.5%。而联系到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里面的减息是把债务利息厘定本金200%为上限。这里,即使如此。减租减息的过程中,当时土共占领区还激起了当地地主激烈的反抗。甚至还有不少地主是因此直接投靠日伪的。

说到此节,聚会里一个朋友脱口而出的就是阶级矛盾,然后补充说这个就是阶级矛盾。我这样写,是因为前几天看到有人假设蒋介石政府如果事先土改如何如何。恐怕,这个假设是脱离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在大革命失败后,来自士绅阶层的黄埔军官在黄埔六期后达到近60%。这样的权力分配结构,注定老蒋不能在大陆本土实现土改。也注定被在土改中解放了农民支持中共最终打败。而作为现实中可以劲健的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开国是1947年,当时控制土地67%的地主阶级控制了国会议席的三分之二,而到2007年统计,控制国会三分之二多数的国会议员他们在今天控制了印度64%的土地。到2007年,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公有土地没有超过土地面积的2%。而在美国政府持有土地面积在2003年超过国土面积54%。

这个就是阶级斗争。失败的一方没有尊严。

PS:中国乡镇一级自古以自治而别成一体。国民党当年欲求土改空有土地法之名而无土地清丈之实,根子上就是那些自命道统的继承人在中国基层架空了中国政府。这个架空限制了国家的动员力量,也只有土共在土改之后打破了这个限制实现从中央到乡镇的垂直管理,这才有了开国一战朝鲜之力,也有了胡总提及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能力。纵观工业革命以来各国兴替,总是更有组织动员能力的一方打败竞争者的此起彼伏。谁能动员更多数人,有效的组织并赋予其满足分工组织的纪律性与自觉意识,谁就是赢家。这一点上,空谈道统是徒劳的,也是致命的。


西西河葡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西西河葡萄     

现在能在当今世界上称得上强权的无不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宣导,都讲现实性,甚至都是排他性的存在。当年基督教改革自身的过程中,创制了普世价值新理念,这个新观念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喊出了自己的口号。他们在创制这个新理念的过程中,曾经从全实际征召熟悉各个大宗教与各国传统文化的学者进行反复讨论,试图在借助这些来自世界各大文明的力量获取基督教的新生。其中,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中就有专门的儒家学者。所以,从中国现在的基督教热来看,在填补中国部分地区意识形态上的空缺上,基督教是现在扩张势头最猛扎根最稳定的,无他有的放矢罢了。而这个让基督教焕发新生的普世价值就是,只要心中相信有神,既是基督徒或者潜在的基督徒,最终都会归于基督的福音。

不知,这里推崇儒家的有几个治过经史,明了儒家兴替。你提那个那个。即使没有儒家,也有人套用大白话就是有奶就是娘的。同为现实,同为求利,何须儒家这层皮。至多不过想靠在儒家这层皮上自诩道统,捞取现实利益罢了。但是自古儒家儒术只有依附强权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或者凭借强权一展所长。现在口中喊儒家既靠不上强权,本身又不关心这片土地上的人真正在于与关心的实际事物,更不关心这个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此不知己又不知彼,怎么不会每战必怠。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儒家数千年来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不断求新求变。走这个路子的,是当下新儒家里最切合实际的路子。现在这里空喊儒家的,有除了能说说。除了谁这个不懂,那个我相信,结合现实的儒家新路他们能提出半句么。如何打败各种意识形态对手,他们有点靠谱的东西么。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走这个路子的,是当下新儒家里最切合实际的路子。这里推崇儒家,有谁能说说国内是如何结合现实走这条路的么。中国人如今竞逐天下利,不管什么主张,不能指导中国社会多数人带来实际利益,就没有人去信奉。不明白这个,就没有出路。

曾经就有关部门的人问过为什么不扶持国学,振兴国学。答复是,这些当一门学术科目足够了。当做国家根本,先不说这些是否关系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即使其中有关心的,骨子里是反政府的,划个圈子,其他自生自灭就是了。就拿前面提的那些走维新路线的新儒家吗,即使走这个路子的那批人中间有人走的激进,也落了给试图以架空国家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名义架空政府的评价。

逐天下利,君子之泽,三世而失教,五世而斩。不管什么主张,不能给社会多数人带来实际利益,就没有人去信奉。不管什么学说与主张,过去有多少辉煌,他的成就已经在辉煌中得到补偿。而今日乃至明日,这些学说和主张不能服务在当下,立功业在明天,那也只能最多不过是在强权下画个小圈子里自生自灭的事物,谁会真在意。

司徒掌邦教,儒家以六经设教 [ 葡萄 ]

儒家思想指导的中华法系具体有别于世界五大法系其他法系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春秋决狱。

我一再提儒家思想与伊斯兰教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其根本在于,其对社会生产组织的方方面面的直接干预。这种干预在表现在历代皇权统治阶级立法中,而春秋决狱就是其具体主张之一。其思想服务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你所看重的那些人伦之余,儒家思想如何规范的你不妨以你所知一一表述出来,看看和现代社会行为规范有多少契合。不过我劝你在讨论这些规范前,需要注意在各种规范之间的秩序与等级关系,如果你绕开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儒家,那只是你心证的儒家不是历史上的那个。

另外,你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可以从封建主义延伸到工业化社会形态。从你的回复里可以看到,你既不熟悉十三经经解以及其服务的社会指导思想,也因对各国法律体系渊源脉络没有相应的知识,进而才有这种似是而非的思路。就拿法国大革命来说,之前欧洲大陆的法律体系,分别代表教会利益的教会法,代表王权贵族利益的王权法,还有就是从城市居民生活衍生的市民法。而我们通常说的第三等级革命,这个第三等级的来由就是,作为市民法阶级利益代表的商人与市民在法国封建时代是划分在贵族僧侣之外的第三类。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的就是代表贵族势力与僧侣势力国家统治。很遗憾的说,这种三位一体的法律存在,其关系在于王权法直接干预国家事务与社会组织,教会法通过管理教会财产与教会事务对社会组织干预是间接的,或者服务于前者的正当性的。这种间接在于,教会法只能在宗教信仰领域对人的行为加以处置。具体表现方式就是教会法最严厉的惩罚之一就是宗教弃绝,既不许被惩罚者参与宗教事务与宗教仪式,说白了就是把被惩罚者隔绝于大众社会。而市民法,在欧洲封建时期,其存在和延续基本是断断续续的,或者说在多数时间中只以行业工会形式延续。比如法国国王,最初召开第三等级大会,是试图争取城市市民阶层获得对教会的谈判优势,当国王和教会达成妥协后,第二次第三等级会议的召开时间间隔了数百年,而这次召集直接诱发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这种法律上的相互关联和你想象中的那个真的不一样。

这里最后插一句之前有人提到的希腊精神和基督教之间的裂痕。其背后,对现代社会组织关系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在于:1.三权分立思想原本衍生自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假说,其思想基础就是基督教三位一体这个意识形态主流。2.作为现代各国法律共同信奉准则之一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基于基督教信仰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衍生而来。(如果你可以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衍生出人人平等,我倒是可以听听)3.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立在社会契约论上的伦理关系。对比儒家文明重视家庭伦理与血缘传承的指导不同的是,在基督教思想里居于主流的是教父思维。其渊源与脉络,可以追述到以圣父替代身父的基督教传统。这种身份的转化,早就了今天西方意识形态主流中的意识形态传承与血缘身份关系相对东方传统社会远为疏离的现象。不仅如此,现代社会组织形式是基于社会生产分工合作的高度一体化形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多的是基于共同的社会联系而不是血缘关系来组织与安排。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系于社会契约关系指导的利益再分配之上。


补充儒家思想指导社会组织的中华法系 [ 葡萄 ]

内容是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46469.htm

中华法系,是中国的封建法律和亚洲一些仿效这种法律的国家法律的总称。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过程中中华法系宣告解体,同时建立了中国近代法制的雏形。中华法系在历史上不但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而且对古代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世界五大法系

  法制史上的一个概念,是世界上五大法系之一,其他四个分别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其中印度法系和中华法系已经解体,现存的共三大法系。

  中华法系开始形成于秦朝( 公元前 221 年~公元前 206 年 ) ,到隋唐时期(公元 581 年~公元 618 年)成熟。最初的国家与法产生于夏朝,以后经商朝到西周时期逐渐完备。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的大变革,成文法在各国颁布,到秦朝时中华法系有了雏形。秦朝的法律制度从现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来看,已经很完备,初步确立了中国古代各项法律的原则。

  此后,经过西汉和东汉,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八百多年的发展,到隋唐时,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很成熟,自成体系了。代表性的法典就是保存至今的《唐律疏议》,这是中华法系完备的标志。唐朝以后,宋元明清各朝都以此为蓝本创制自己朝代的法律制度。日本所学的正是隋唐的法制,至今日本还用的省(相当于中国的部)、地方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府、道都是学习隋唐法制的结果。

特点

  ①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纲常名教成了立法与司法的指导原则,维护三纲五常成了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由汉至隋盛行的引经断狱,以突出的形式表现了儒家思想对于封建 法制 的强 烈影 响。中国封建法律与西方不同,西方中世纪法律体系中涂有神灵色彩的宗教法规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起过维护封建统治的特殊作用。但在中国,早在奴隶制末期神权法思想已经发生动摇。在中国封建法律体系中,不存在中世纪西方国家那种宗教法规,儒家的纲常名教代替了以神为偶像的宗教。

  ②维护封建伦理,确认家族法规。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因此,宗法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渗入并影响着整个社会。封建法律不仅以法律 的强 制力 ,确认父权 、夫权,维护尊卑伦常关系,并且允许家法族规发生法律效力。由宋迄清,形形色色的家内成文法是对国法的重要补充,在封建法律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③皇帝始终是立法与司法的枢纽。皇帝既是最高的立法者,所发诏、令、敕、谕是最权威的法律形式,皇帝可以一言立法,一言废法;皇帝又是最大的审判官,他或者亲自主持庭审,或者以“诏狱”的形式,敕令大臣代为审判,一切重案会审的裁决与死刑的复核均须上奏皇帝,他可以法外施恩,也可以法外加刑 。而西方 国 家 中世纪在相当长时间里,各级封建领主都享有独立的立法权和司法权。

  ④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良、贱同罪异罚。中国封建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从曹魏时起,便仿《周礼》八辟形成“八议”制度。至隋唐已确立了“议”、“请”、“减”、“赎”、“官当”等一系列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从法律上划分良贱,名列贱籍者在法律上受到种种歧视,同样的犯罪,以“良”犯“贱”,处刑较常人相犯为轻;以“贱”犯“良”,处罚较常人为重。中国的封建法律,同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封建法律一样,是以公开的不平等为标志的。

  ⑤ 诸法合体 ,行政机关兼 理司法 。中国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直到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兼有民事、行政和诉讼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的混合编纂形式,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直到20世纪初清末修律才得以改变。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央虽设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但它的活动或为皇 帝所左右 ,或 受 宰相及其他行政机关所牵制,很少有可能独立地行使职权。至于地方则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事务,二者直接合一。宋、明、清的路省一级虽专设司法官,实际仍是上一级行政机关的附庸。在整个封建时代,中央司法机关的权限不断分散,地方司法权限不断缩小,这是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的结果。


为什么汉武时期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古今儒家学者皆以治经史为己任。这个传统来自伏生九十传书。《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王室诰命、誓辞和追述古代史迹的著作汇编。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那么伏生传书为什么要注,起因是始皇帝焚书过程中,伏生于家中夹壁藏书。到汉惠帝四年,废除秦协书律,伏生掘开墙壁发现尚有29篇保存完好,其中就有后世称为书经的记载唐尧、虞舜、夏、商、周史典的《尚书》。故汉文帝遣晁错亲至伏生家中学习《尚书》。又因秦朝之后一统六国文字,汉代学者多已不知道前代文字,所以伏生在通过女儿转述《尚书》的时候以当时通行的秦篆注释,这就是今文《尚书》由来。后又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全都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但是,我国宋、元、明、清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所献的这本来历蹊跷的《尚书》产生疑问。一些学者认为“《尚书》唯今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出自孔壁中者尽为后儒伪作”,清代学者阎若璩还专门写了一本《古文尚书疏证》,系统论证古文《尚书》为伪作。直到最近清华简的发掘与研究,这终于给这个千余年来的儒家公案画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除了今文《尚书》之外,今传《尚书》其余各篇均为伪书。

话说到这里不厌其烦的介绍了,今文《尚书》的来由以及之后引起的分歧。是想表达这样的观点,其实早在汉朝之后,因如何解读儒家经卷定义作为国家治理指导思想的经义,这个治经史实际就是取得注释国家治理思想的话语权。所以到汉朝就已经有儒家的今文古文之争。自汉以降,每遇朝代更迭,遭逢文化典籍的散失,儒家各派各自的学说分歧更是与现实政治结合的越来越紧密。这里,和今文学者讲求实际的那种微言大义分不开。不客气的说,就是用囫囵的话套儒家典籍,加上自己解释服务与现实社会。这种注释儒家经义的实际用途,随着德主刑辅思想萌芽于西周,形成于春秋,理论化于汉代中期,法典化于唐朝,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德主刑辅,不仅体现在封建王朝时期所谓的慎刑于特定阶层与阶级,更体现在春秋决狱这样的法制传统之中。更在这样的知道思想下,发展出了与国家基本法典并行的地方宗族法。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亲亲相隐制度。举例,父母尊长犯法子女告发有罪,隐匿无过。而父母尊长告自己子女违法为大义灭亲隐匿无过。这里在制度安排中,起决定指导思想的就是儒家在封建社会倡导的依附于封建土地等级关系之上君臣父子阶级秩序的法律位序上。对这种基于儒家君臣父子指导思想下的阶级体系破坏的罪行,自北齐列重罪十条以来,皆作为国家法律不赦免之列。这里提破坏严重违背封建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为不道、不孝、恶逆、不敬。成语大逆不道,十恶不赦就是这样来的。这里作为补充,在上世纪日本战后,有长期被父亲奸占的女子奋起反抗杀了自己父亲,依照当时日本刑法规定,属于死罪不赦,其定罪法理就是演习自昭和法律改制中对古代法律的继承。这个继承就是继承自,唐永徽律,德主刑辅思想的第一部法典化的国家大法。

简单点说,治经史在历代学者而言。一旦,自己宗派的注释成为国家学说。不但可以一门显贵累世为官宦跻身权贵。更重要的是,这种注释权力直接指导者规范社会组织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标准。历代儒门,怎么不争怎么不治。都不过是托儒家学说夹带自己私货的之类了。

至近现代,西学东渐。西方文明挟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至此,浸润在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不禁惊呼,此前年未有之巨变。这种巨变,不禁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掠夺。更来自于,中国在世界文明历史上,第一次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思想意识形态,以及对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认知第一次全面落后于一个强势文明。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华文明在一次次耻辱的失败中不断的寻找自己的出路。在这样的摸索中,自五四之后以一种全面学习与接纳的姿态面对异质文明姿态,中国人总算走出救亡图存的阶段性达成了百年使命。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被中国人,被这个国家和民族打倒的就是孔家店及其思想体系。这里原因有很多,也在这个过程冲,在救亡图存,全面追赶西方文明的进程中,被打倒的儒家,希望通过一种途径获得自己的新生。甚至有人寄希望回复到曾经的历史地位,至今这条路没有走通。

甘阳算是当代新儒家中和共产党体制契合的最默契的学者之一,他在儒学与现代——简论儒学与当代中国 一文中,提出这样的基本观点:认为力图从儒学中开辟出一条能顺应或者促进工业文明、商人精神、自然科学方法以及民主政治的种种努力未必是儒家最佳发展道路。(这种道路本身是否走的通姑且不论)并进一步把这个基本观点阐述为,这种所谓追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如果局限在这类努力上的话,实际是一个“Pseudo——proposition”既伪命题。他进一步论述中,他把此类迎合现代标准的“usefulness”既从对社会是否实际有用观点恰恰脱离了儒家自身推崇的为己之学这个本意,实际抽空了儒家自身的独立价值。甘阳认为,儒家倒退到这种功利地步实际是对儒家的传统价值丧失信心。

话说到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甘阳批判的新儒家学者。比如,甘阳承接以赛亚柏林在《自由四论》中所论证方法论,以现代文明基础,不仅在中国从未有过,而且西方历史希中腊人、犹太人、罗马人中也从未有过。因此,他进一步论述,面对现代工业文明这种全新的文明形式。根本没有必要要求某一文化传统必须具备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以此来批驳熊十力的创新必依据其所有说。这也是,这里支持儒家秉承的主要主张。同样,甘阳认为,牟宗三力图从道德主体转出认知主体一边奠定自然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基础,又从认知主体开出民主政治之道路,既道统之肯定,学统之开出,政统之连续。其方法论是黑格尔的实质统一,与儒家实质统一的结合。但是,西方已经总结黑格尔的方法论存在归约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存在一种悖论。既以儒家理想道德价值观凌驾于各种价值观之上指导一切,安排一切同时把这种指导一切安排一切基于各种彼此不可归化的价值领域之中。这种所谓凌驾之上,实际是一种对现实中各种所谓主流价值观的默认,一种儒家惯有的顺从。这种顺从具体表现为,这里支持儒家的试图把基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概念整合到自己的语境中来。举例来说,就是宁可大讲儒家的普世价值,却不敢提儒家的大同理想。这个就是甘阳批判的,实际失去自身信心的典范。

而甘阳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呢,他把儒家的现代性定位在对现代社会各种矛盾冲突互补均衡与调配这个位置中。具体怎么做,甘阳2005年在清华大学发表的著名演讲“新时代的通三统”,提出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以及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儒家社会主义”,在海内外引发重大反响,西方学者Daniel Bell等将甘阳的“儒家社会主义”提法命名为“左派儒学”,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关注。2007年初甘阳在南韩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提交论文,提出“中国道路六十年”的概念,强调不应以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应以改革以来的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该文随后以“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发表于《读书》2007年6月号,这一“两个三十年连续”的观念目前已经成为思想界最重大的话题。2008年12月甘阳应邀做客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开讲“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提出“第二次思想解放”即从对西方迷信和美国迷信中解放出来的观念,视频播出后引发巨大反响。

说白了,甘阳的路还是中国传统儒家试图以自己开创性的学说或者解释性学说,以独立学者的姿态跻身中国政治舞台开创一片新儒家的安身之所摆脱儒家及其学术研究中在社会中被边缘化后的立足存身之所。从某种角度上说,甘阳这个目的随着孔子学院的设立而获得成功。这种成功是基于契合甚至迎合,中国现实政治需要中必要的妥协产物。他只能解决儒家在现实中的生存延续,不能解决儒家究竟在现实社会中如何自立的问题。

你可以从我此前在本楼里的描述中,通过伊斯兰社会传统与现代化矛盾的类比,来阐述新儒家的困境。实际我在说,儒家的千年传承和伊斯兰教最类似的地方在于,儒家是现实的或者对比宗教存在而言他是入世的。这个入世存在于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组织生活的干预。儒家一日不实现这种干预,儒家就找不到自己的现实存在的价值。

反观本楼中对儒家推崇备至的那些人,不仅表现于于霍克海默尔所调侃的:传统本身必须被高唱,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传统已经丧失了他的力量。更基于甘阳描述的那种,对儒家本身价值的独立存在失去了信心。这样的失去信心,不仅基于那种不知道儒家经史典籍的存在。更存在于一种对西方文明主观意识理解下的误读。这种误读,具体表现在很多推崇儒家的河友身上非常明显。这种表现就是,一而再的论述,西方文明之概念与基因中国古已有之。进而论述为,这种古已有之的东西我们早已凌驾在西方文明之上。甚至直接有人在本楼里表述为,我们有了凌驾在西方文明之上的文化,欠缺的只是科学文化技术。这样奇妙的误会实际来自晚清学者翻译过程中,习惯以中国典籍中对应一词的习惯,或者来自这些学者内心的骄傲甚至傲慢。

举例

共和取自《史记·周本纪》:“ 召公 、周公 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西方对应的共和一词来源于拉丁语respublica,意思是“公共事务”。共和制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共和政体区别于君主政体,而且是作为君主政体的相对面而存在的。

那么在这里,不妨各位可以请教下支持儒家学说指导社会基本规范的人。认为我们已经有存在凌驾西方文明之上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为什么没有衍生出西方那种与君主制相对应的共和制。儒家基于共和制如何以治经史来入世。既儒家如何解释源于西方文明的共和体制。用儒家的,这里支持儒家学说的人用非西方的且凌驾于西方文明之上的中国文明解释与说明。

如果可以,我们来阐述在共和制的基础上阐述下民主。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或者公民公众。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从这个阐述上说,民主的在今天这个世界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为共和制。

那么在这里,不妨各位可以请教下支持儒家学说指导社会基本规范的人。认为我们已经有存在凌驾西方文明之上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为什么没有衍生出西方那种与君主制相对应的共和制。儒家基于共和制如何以治经史来入世。既儒家如何解释源于西方文明的共和制与其之上的民主制度。用儒家的,这里支持儒家学说的人用非西方的且凌驾于西方文明之上的中国文明解释与说明。

最后我们不妨用这里推崇儒家试图导入的儒家普世性来说说普世价值。普世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umene,意为“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目前,中文里的“普世价值”在拉丁文中对应Oecumenical value和Universal value。Oecumenical value来源于基督教会的普世教会运动(Oecumenical Movement),该运动兴起于19~20世纪间,其目的是为了协调世界各地基督教内部各派别的关系,形成统一的传教活动,该运动鼓吹教会的普世性,主张“教会一家”,终止基督教各大教派及各大宗教的对立,提倡相互间的对话,建设“以自由、和平、正义为基础”的“大社会”。从Oecumenical中,又衍生出普世主义Oecumenism,指各教会(专指基督教)之间的教义统一运动。 在经过19世纪末,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失败之后。在反思两次世界大战的基础上,罗马教廷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重整西方自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体系缔结以来为核心的世俗社会体制全面重组的契机。果断召开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教廷不仅最大限度解决的导致第一次会议失败的分歧。还在基于,对世界各大宗教与传统文化(包括对儒家文化的整合)的整合中创制了今天我们熟悉的普世价值概念。鉴于,基督教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息息相关,在美苏争霸的冷战过程中。世俗的美国,基于本国与西方文明的传统,直接对这个教会创制的普世价值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白其中概念转换为,我们今天熟悉的关于美式普世价值的基本论述:既基于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的定义,在全人类社会行为规范的普遍适用性。

那么在这里,不妨各位可以请教下支持儒家学说指导社会基本规范的人。认为我们已经有存在凌驾西方文明之上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为什么没有衍生出西方那种与君主制相对应的共和制。儒家基于共和制如何以治经史来入世。既儒家如何解释源于西方文明的共和制度与在此之上的民主制度及其在现实中作为西方民主今日之指导的普世价值观。用儒家的,这里支持儒家学说的人用非西方的且凌驾于西方文明之上的中国文明解释与说明。

在这里,为了避免那种基于自己自古老子天下第一的自我价值实现中的西方文明阐述混淆视听。这里要引入几个在西方文明中重要的词汇。及其在西方价值体系内起的作用,例如:Trinity。

英文Trinity(三位一体)不是好的用词,因为Trinity只强调神的三个位格,而未能强调三个位格的合一。德文Dreieinigkeit(three-oneness)则能较为准确地表达出三位一体的观念。正确的定义必须能说明,三位一体中三个位格的独立与平等,也能说明三个位格的合一。英文有另一个字Triunity,是可以较为恰当地表达这个教义的。其实,就理解基督教文明而言,三位一体是基础中的基础。但是这个基础非常难以在中文典籍里找到准确的对应。这里基于篇幅,不可能在解释三位一体教义本身来说明三为一体是什么。(想了解的除了百度和谷歌外可以直接读圣奥古斯丁的 论三位一体)但是,在拉丁语中三位一体中我们中文中暂时定义为格的原文,词源就是希腊语中的逻辑。而这里包含的西方文明的传承本身的历史脉络就是,有关三位一体说的看法在基督教的早期曾有过长期而极端激烈的争论。早在公元1世纪里,有关圣子的性质问题导致了伊比奥尼教派和诺斯替教派的互相对立的两种异端。到了该世纪末,这两种异端都被第四福音书的圣约翰所驳倒,他用基督教的观点解释了柏拉图的宇宙论:他解释说,耶稣基督就是柏拉图所谓的逻各斯,或理智的化身,而这理智对于上帝则是与生俱来的。公元313年的“米兰敕令”使基督教恢复了平静和安宁。之后,有关三位一体的论争又复活了,并且这种宗教纷争的火焰也迅速从学术界传到教士中,传到人民中,传到罗马帝国各省--包括巴勒斯坦和埃及。在多年的争论之后,圣父圣子同体的学说在具有最高权威的尼西亚会议上得到了确认,后来希腊、拉丁、东方以及新教的教会都一致同意它是基督教的根本信条。而对应这些教义分歧的背后,是罗马的内乱和罗马最终被野蛮人攻克带来的震撼。圣奥古斯丁的 《论三位一体》写作就始于罗马教义争议背后的政治斗争。而公元410年罗马被哥特人攻克之后,在公元413年圣奥古斯丁还写作了《上帝之城》,以上帝之城代替曾经罗马人心中的信仰——永恒之城罗马。这里可以看到西方文明中,那个建立前年帝国的夙愿的历史脉络。不理解这个上帝之城及其背后的千年帝国理念,不会明白普世价值的指向。

同样,最早阐述三位一体政治思想的是孟德斯鸠。他主张下的三权分立对应的是,国王之下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在这个阐述下,出现了一个异端。这个异端就是推崇绝对三权分立的美式民主模板。这个对于美国开国者来说这样背离宗教教义的行为并不算出格,因为那些美国的国父本身遵从的教义对罗马教廷而言就是异端。这样的异端,延伸到今日就是美国在冷战中对罗马的教廷提出的普世价值的再次拿来并自己表述把宗教理念的普世价值阐述为世俗意义的政治理念。

在这里我们回归现实西方政治现实一个重要基础,马基雅维利。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基雅维利重塑了整个西方国家理念。这样的重塑不仅仅是基于世俗国家利益的需要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具体指导。还在于,这种指导思想下一个在马基雅维利本身表述中就显得含混的概念:Virtu。这个词有时在君主论中处理与邪恶对立的道德或者善良品质。但是,在论述中更多的转述为能力、技能、能量、决心、力量、活力、勇气或者坚毅。至少有关马基雅维利研究

表面,Virtu至少存在十种意义上的用法。甚至在具体阐述中,Virtu是公然违背公共道德基本原则的。对于此,研究者揶揄的说,Virtu在这里既是不是违背基本道德的也最起码是对公众判断力的愚弄。这里就涉及对马基雅维利批判的一个论述:即君主可以为达目的不惜欺骗。而Virtu在国内多数翻译就是德行,新君主的德行。

话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源于基督教三位一体理念下的,三权分立如何成为现代共和体制的基本制度框架。同时在这个框架里,我们现在熟悉的现代西方国家,如何以践踏各种文明基本道德准备的方式实现其利益同时还如此煞有其事的振振有词。这个,如果脱离基督教价值观,及其实践。以及现今依旧以为西方世俗国家基本指导的马基雅维利式的Virtu。对西方文明价值观的基本理解,脱离这些在中国文明里找不到具体对应的词汇和概念。解读西方文明,基本是盲人摸象。

西方文明及其制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历史性进步我们有目共睹。西方文明及其指导思想下给当今世界各国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我们感同身受。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一味的站在西方中心论的语境中寻找自己的本国家本民族的定位不仅不可取而且更多的是接受其弊多过其利。同样,那种试图不加区别的把自身传统文明嫁接在西方文明成果上的自以为是,在现实的尝试中也是走不通的。尤其是现在作为世俗社会各种规范基本指导的,不是宗教理念,也不是什么传统道德。而是,基于现代社会各种利益关系认知上的科学发现及其价值观与方法论。有人把儒家文明凌驾在西方文明之上的同时,很勉强的成为我们仅仅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西方文明。这恰恰是对现代社会理解的本末倒置。

有人说我们领先于世界2000年。这个说法有点牵强,实际点说我们全面领先世界,是在唐朝之后到明朝及清朝中期。即使在这个有人自诩我们领先的文明时期。对我们文明发展的重大物质基础推进,往往是整合了外来文明成果的。比如,道藏成就于大藏之后。比如,占城稻在中国的推广。再比如,来自南美的烟叶、玉米、马铃薯以及西红柿,还有诸多生物种群在中国的改良对人口增长的促进。我们可以看到,每次中华文明在历史进程中积极的拥抱外来文明的时刻,之后就是中华文明走向历史新辉煌阶段的时代。这种拥抱和学习,本身并不是中华文明固有的独立特质。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还在传统与现代化之中寻求生机的伊斯兰文明,他们的先知穆罕穆德说过:去求职吧哪怕远在中国。那个时期的阿拉伯人,不仅在哈伦与马蒙的智慧宫里保存了希腊罗马智慧的种子。(比如亚里斯多德全集,就是通过翻译阿语本转译于欧洲的)与孟德斯鸠同为法国启蒙运动先驱的伏尔泰,在他的《风俗论》中对中国当时的官僚制度赞叹备至。同样开狂飙突进运动的先驱之一歌德,把《赵氏孤儿》引入德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正如马克思韦伯在自己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阐述的那样,西方文明集当时世界各国文明精粹于一身,然后创制出自身独有的优势。

在过去两千多年中,那个有人自诩的我们领先于世界的历史阶段里。我们直到民国末年,人均寿命始终没有越过35岁的关口。而在1900年后,工业文明全面爆发之后不到50年,工业化国家创造的物质财富总量已经超过此前人类本文明阶段所有物质财富的总和。诸如天花、疟疾、鼠疫、血吸虫症等各种肆虐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大规模传染病在科学与技术开始普遍惠及多数人的时候。人口的增长上限,生命的极限,包括婴儿死亡率这样的文明标准指标,在二战后对比此前人类社会有一个显著的提高。虽然,这带来的对此准备不足的各国在养老社会体制上的制度性缺陷。但是,我们在两千年来领先世界时代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在进入二战后的现代科学文明高速的发展时代看起来好像轻而易举的做到了。好一个,仅仅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

那么为什么在今天,那些儒家的推崇者,会把我们自己曾经的过去判定为在今天远远超越于今天的西方文明之上这种自负或者自大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那个随着帝制一起在孔家店被打倒前尽管领先了世界各个文明两千年——自诩的。但是,即使到那个时代结束,我们的识字率始终在35%徘徊。也许你要说,限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尤其是生产力的不足,识字率始终无法提高。那么,我对比同样汲取中国儒家文明的日本文化来说,在德川时代,幕府在开国之前,识字率普及到近80%。识字率的普及,对于日本民众迅速转换思想,跟上时代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到明治末期,日本识字率已经接近100%。曾经有学者提过,掌握工业化的基础在于通过简单读文识字掌握工业操作规范的工人数量的普及。而这个工人数量的普及,和识字率有着正比例关系。曾经有人讨论过印度发展模式下走精英世界经理模式的道路如何先进,并为我们在此之上的欠缺暗叹不已。(延伸出的是印度民主追赶论)但是,在我们为我们放弃所谓精英教育模式之前。启动印度全面经济改革的拉甘地很早就阐明了,他给印度做的选择根源在哪里。印度已经错过了工业化,印度不能错过信息化,印度只能跳过工业化发展信息化。在2000年,印度软件产值是中国软件产值数十倍的时候,印度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对比开始方兴未艾。到今天,十年后。中国软件生产总值,从弱小到依靠自身工业化发展,已经接近印度软件总产值的五倍。而现在,看到中国的成长,印度开始重新开始自己工业化的脚步。但是这一步依旧启动的无比艰难,到今天为止,印度识字率还在50%徘徊。对比印度曾经精英式的自诩和今天的再追赶工业化脚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怎么解决现实问题,追赶对手,甚至打败对手,靠阿Q精神,没有用。

曾经有一个文明,领先世界各大文明三千年。美尼斯石板记录了第一个统一上下埃及的法老美尼斯曾经的辉煌,那是公元前3100年。距今5100多年,比我们自诩的5000年文明史还要长一些。在此前近千年,埃及文明已经发展出了可以被称为文明四要素的城市、国家体制、文字以及金属工具。在此后尼罗河养育下的埃及人发展出了当时无可匹敌的灿烂文明。埃及的纸莎草,横越数千年依旧给我们留下了在时间长河中仿佛亘古不变的埃及文字的烙印。金字塔,阿布辛拜勒神庙前的阳光还有卢克索神庙的廊柱群,对于他们的建造中应用的各种技术我们至今还不能有所了解。埃及还发明了最早的啤酒,最早的面包。埃及的医学成就,让我们在今天女人们还可以受惠于埃及人开始美容发现。这样的文明至今给我们带来的无数的谜团去一探究竟。埃及的尼罗河文明,不仅衍生出了最早的几何学,还通过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的五芒星崇拜,源自埃及的努特女神崇拜,努特是埃及的天空女神她的象征数字就是五【努特常见于法老墓室或者神庙的穹顶,张开羽翼护卫众神和法老的就是努特。这个形象后来在基督教文明中形象为张开羽翼的守护天使】)在天文与数学上的传承给希腊文明注入难以磨灭的痕迹。到埃及最后一个王朝灭亡迁徙,尼罗河赐予的谷物提供了整个罗马地中海世界的繁荣。在罗马灭亡后,在基督教狂信者来临前,来自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学者们在亚历山大固守着自己最后的精神家园。即使如此,源自埃及的伊西斯崇拜其精神及其理念,在基督教崛起的过程中被传承为圣母崇拜得以存续。在埃及人领先世界的3100年中,曾经在这段历史中泛起过瞬间的宗教变革波澜: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最终影响通过今天遍及世界的各大一神教功成名就。那么埃及呢?

今天的埃及,他们的50%以上的外汇收入来自旅游。来自对埃及古老文明敬仰或者仅仅出于好奇慕名而来的游客们。埃及,今天60%的谷物仰赖进口。埃及,在今天是一个用简单工业品就可以交换各种旅游商品的国度。(我同学在1998年用一包白猫洗衣粉交换了十张埃及纸莎草工艺画,回来后每张卖到50-120人民币)而那些可以自诩领先世界3000多年的古埃及人后裔呢。是的,最近关于他们的报道是。埃及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族裔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族裔爆发流血冲突。是的,这些少数族裔就是那曾经固守古老埃及文明亘古不变三千年之久知道最后灭亡的古埃及人的后裔。

是的古埃及人曾经在铭文这样说。记住我的名字,我既永生。古埃及的文明一切围绕着死亡与重生。从现代技术而言,那些集中在古埃及圣牛神墓中的埃及历代法老的木乃伊,包括那些在三千年前甚至四千年前就赫赫有名的法老,拉美西斯一世,拉美西斯二世(古埃及帝国最有名的法老),图特摩斯一世,图特摩斯三世(古埃及版图最大疆域的开拓者),哈蒙谢普苏特(古埃及唯一的女法老和同年图特摩斯三世共同执政)。我们通过他们的木乃伊,可以通过现代基因基础复活他们,使他们获得重生。从这个角度说,埃及人依旧在观念与认知上领先了世界五千年。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畅游尼罗河上下埃及的时候顺路以猎奇的心态拜访下那些古埃及人的后裔。虽然,我们可能难免有一种遗憾。一种类似今天,我们同样畅游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时候,那种以文化保护的名义——以游客的身份观看兴高采烈的原住民--用自己自豪的原住民舞蹈——欢乐的歌唱自己为傲的原住民古老歌曲(如今在新西兰毛利语都是英语注音及注释)——那种豁然以为看到了毛利人传统文化真髓的畅快淋漓。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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