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民生：宋人生活水平考察（下）

宋代粮食价格（1）

《宋代物价研究》第三章（1）

程民生

       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粮食等饮食作为人维持生命的必需品，也是流通最广泛的商品，其价格于社会生活关系极大，影响着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农业与手工业、商业。尤其是在灾荒年间，粮价不仅对人民群众而言关乎生死，对统治者而言，如果人民买不起粮食而挨饿，就会引发变乱，所以官府对粮价同样十分重视。其价格所呈现的两大特点，一是空间上地区差价明显，二是时间上年份、季节差价多变。有关宋代粮价，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这里在前人基础上再作概括、补充或订正，并按地区论述，以探讨各自的规律和差异。

       【一、粮食】　　

       1．全国粮价的基本趋势

       宝元二年(1039年)，吏部流内铨由于地方官职田问题，透露出各地粮食价格的不同：

       相度欲以幕职令录与判司簿尉各作一等，大约随路分斛斗贵贱分定石数。如京东、京西、河北、淮南、两浙、江南，皆物价中平，其幕职令录以岁收一百五十石已上、判司簿尉一百石已上者为有职田；陕西、河东、荆湖、福建、广南，土薄物贱，即幕职令录以二百石、判司簿尉以一百五十石为限；唯川峡谷贵，与(诸)路不同，其幕职令录断自百石已上、判司簿尉五十石已上，并为有职田处。①

       怎么看待这条史料呢?有以下几点应该注意：一，同样职位石数少者，意味着当地粮价贵，与石数多者在那里卖出的价钱大致相同。二，照此可大致分为3大区：京东西、湖北、淮南、两浙、江南粮价比较便宜：“皆物价中平”；陕西、河东、荆湖、福建、广南“土薄物贱”，粮价更低；川蜀4路粮价最贵。三，这是的当时情况，未必十分准确，更不代表前后期各地粮价，仅作参考。

       我们主要想谈的是，根据有限的资料，勾勒出不同时期全国平均粮价的变化。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京西、京东、河北、河东、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路都获得大丰收，官方报告每斗米的价格为7至8文，②每石70至80文。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说道：“窃以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钱。”③当时全国粮价一般为每石300文。与前相比，增长4倍左右。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58之7至8；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宝元二年二月癸亥，第5册第2895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第3册第1567页。　　

         ③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文集》卷10《上资政晏侍郎书》，]第233页。　　

       熙宁元年(1068年)以前的15年间，即皇祐后期至治平年间，全国的平均粮价是：“贵价每斗七十五文，平价七十文，贱价六十文至六十二文，九十八陌。”①也即中等价是每石700文(98陌)，合686文足。是天圣八年的2倍多。

       元祐元年(1086年)，知枢密院章惇言：“凡内地，中年百石斛斗，粗细两色相兼，共不直二十千钱，若是不通水路州、军，不过直十四五千而已。”②内地广大地区正常年景的粮价是每石200文，偏僻的地方更便宜，每石仅140至150文。价格明显回落。

       宣和四年(1122年)，榷货务报告道：“古有斗米斤盐之说，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时盐价斤为钱六七十；今米价石两千五百至三千，而盐仍旧六十。”③这条史料一方面进一步证实了熙宁以前全国的平均米价大约是每石600文至700文，另透露出当时全国的平均米价大约是每石2贯500文至3贯。以前者700文、后者3贯计，50多年间价格增长率为428％。

       绍兴九年(1139年)，东南地区米“三万石以中价计之，自不下十万缗”，④每石约3贯300余文，高于宣和年间的价格。比较同时的北方金国，粮价却很低廉：在完颜亮正隆以前即绍兴

       ①《永乐大典》卷7507《仓》，引曾巩《元丰类稿·奏论常平三等粜籴斛斗不便状》，第3370页。按《曾巩集》未收录此文。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第15册第8826页。　　

         ③《宋史》卷182《食货志》下4，第13册第4451页。　　

         ④廖刚《高峰文集》卷2《论赐圩田札子·又札子》，第1142册第337页。　　

二十六年前，“米斛极贱，米不过二三百一石”。①每石仅200至300文。

       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户部尚书韩仲通报告：“今斗米为钱，不满二百，正宜积谷之时。”②每石不足2贯，价格回落。

       绍兴二十九年，王之道言：“今兵食计之，大率不过三百万斛，略论中平之直，为钱不过五百万缗。”③平均每石l贯666文，比以前降幅不少。

       乾道三年(1167年)，有臣僚指出：“自近年岁歉艰食，富有之家放米人立约：每米一斗，为钱五百。细民但救目前，不惜倍称之息。及至秋成，一斗不过百二三十，则率用米四斗方粜得钱五百，以偿去年斗米之债。”④当时秋收后的粮价是每石1贯200文至1贯300文，再次下降。

       乾道六年，户部侍郎、江浙荆湖淮广福建等路都大发运使史正志说道：“户部去岁降本钱三百九十五万余贯，每斗约三百文省为率，约籴米一百三十万硕。”⑤乾道五年，朝廷在东南地区籴买130万石粮食，每石平均价钱是3贯省。粮价开始上扬。

       南宋后期，未见全国性的一般粮价数据，但就各地的总体情

       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2，绍兴三十一年九月庚辰，第3219页。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戊戌，第2836页。　　

         ③王之道《相山集》卷21《乞卖度牒籴军粮札子》，第1132册第682页。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58之5。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49；41之6。　　

况来看，呈普遍上涨态势。

       下边分路考察具体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粮食价格。

       2。开封府

       端拱二年(989年)李觉报告道：“近岁以来，都下粟麦至贱，仓库充牣，露积红腐，陈陈相因，或以充赏给，斗直十钱”。①开封府的粟、麦每斗仅10文。至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的秋天，“京师粟斗钱三　十”　，②粟每斗30文。虽然比以前增长不少，但仍是很低廉的价格。

       熙宁二年(1069年)，朝廷“令诸军余粮愿籴人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于仓”。执政大臣王珪表示反对，奏道：“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于京师。今京师乏钱，反用钱百坐仓籴斗米，此极非计。”③由此可知，开封周边市场的米价是每斗40文，朝廷打算用每斗100文的价钱收购驻军士兵的饷粮，显然是很不合算的，所以遭到反对。熙宁三年，郑侠指出：“自三月初十日以来，闻知市易司抵当米(往)[住]支，十一日以后，闻米价日有增长，自八十五文一斗，增至二十五日米一斗一百五文。准三月二十七日勅，京城差官于诸寺舍粜米，当日米价顿减，至三月三十日，在市米价斗七十五文。”④则是当年三月间，米价自每斗85文增至105文，最后又降至75文。熙宁七年初，“都下米麦踊贵”，米价每斗150文。朝廷调出200多万石以平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四月，第2册第679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九月末，第3册第1635页。　　

         ③《宋史》卷175《食货志》上3，第13册第4243页。　　

         ④郑侠《西塘集》卷1《开仓粜米》，第1117册第374页。　　

籴粮价，市场价降至每斗100文；至三月，又降到90文。①当年四月，又诏令三司：“以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于乾明寺米场听民赊请，中等粳米每斗为钱八十五文，零粜与贫民。”②上等粳米以每石1贯的价钱赊给百姓，中等粳米以每石850文的价格零售与贫民。熙宁八年九月，吕惠卿记载道：“八年九月十六日，进呈罢运米，令市易俵放文字。余曰：‘元初只见在京八十价籴了米，司农寺以一百价赊籴了米’”。③米价在每斗80文到100文之间。与北宋前期的价格相比，增长数倍。

       宋哲宗元祐初，右司谏王觌上奏，请求提高京师常平米粜价。当时开封诸仓出粜常平米，价钱是“每斗六十文至六十五文省”，他认为虽“有以见朝廷不惜亏损官本，而惟以利民为务也”，但“官粜甚贱，非所以致商贾也……京师之民，旧多食麦，而今多食米，以米贱故也。使旁郡之米、麦人京师者浸少，岂长久之策哉”。他希望“京师常平米，一斗其价，以百钱为定”。将官方粜价提高到每斗100文省。④大概每斗100文省，是适应当时情况的一般价格。

       宣和四年(1122年)，榷货务的报告中指出：“今米价石两千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甲子，第10册第6137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乙亥，第10册第6156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5，熙宁八年六月戊申注，第11册第6489页。　　

         ④(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45，王觌奏，第4册第3227页。　　

五百至三千”，①虽没有明确是哪里，但至少应包括开封，粮价已涨到了每斗250文到300文之间，比北宋中期又增长了二三倍。

       3．京西

       京西路的粮价，与土旷人稀、消费有限有关，常年低贱。

       景德四年(1007年)，蔡州等地的麦子每斗10文，粳米“斛钱二百”，②即每斗20文。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襄州、邓州粟每斗30文，菽、麦每斗]O文；许州米每斗30文，麦每斗l2文。③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据说京西以及其他各地都获得大丰收，米斗卖钱7至8文。④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负责宋真宗前往泰山封禅供应的行在三司使丁谓报告说：自东京至泰山即京西路东部、京东路西部地区，粟麦每斗不及10文钱。⑤考虑到当时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天书、封禅等活动，必须祥和的气氛配合，所以这些丰收的喜报和低廉的粮价当打折扣。天禧二年(1018年)四月，据陈州知州冯拯报告说：“部内麦斗三十钱”，⑥当地的麦子每斗卖30文。

       ①《宋史》卷182《食货志》下4，第13册第4451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景德四年八月末，第3册第1486页；《宋史》卷7《真宗纪》2，第1册第135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末，第3册第1524页；卷69，大中祥符元年七月末，第3册第1552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第3册第1567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丙午，第3册第1570页。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1，天禧二年四月乙卯，第4册第2112页。　　

       天圣六年(1028年)十一月，京西路报告的当地谷价是每斗10文：“谷价每斗十钱”。地方官因此忧心忡忡：“恐太贱伤农”，请求三司及早籴买。①天圣年间，襄州营田务历年收获的粮食，“都计三十三万五千九百六石九斗　二升　，依每年市价，纽计钱九万二千三百六十五贯”，每斗约27文；唐州营田务的历年收获，“所得课利计六万四千九百三十一石四斗　六升　，依每年市价，纽计钱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八贯五百三十四文”，②平均每斗40文。庆历四年(1044年)，据包拯报告：陈州“见今市上小麦，每斗实价五十文”。③小麦每斗50文。皇祐年间，孟州政府“每岁抛降和籴小麦万数，多是过时收籴，每一斗官支价钱不下九十文以上至一百二十文，比之民间麦熟之时所直市价，常多三四十文……麦熟时民间价例，止于六十文”。④麦熟时的市场价为小麦1斗价钱60文。与宋真宗末期的陈州麦价相比，增长了一倍。

       元丰七年(1084年)八月，“京西麦斗钱不过三　十”　。⑤京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天圣六年十一月末，第5册第2485页。全汉昇《北宋物价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4年9月)、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47页)均误作乾兴元年。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2之2；参见<宋史)卷176《食货志》上4，第l3册第4267页。　　

         ③包拯著，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卷1《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第l7页。　　

         ④陈襄《古灵集》卷6《知河阳县乞抛降和籴小麦价钱状》，第1093册第534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8，元丰七年八月戊辰，第l4册第8342页。　　

西路麦子每斗30文以下，恢复到了宋真宗末期的价格。元祐六年(1091年)，颍州常平仓“元籴价”的粮食价格是：粳米每斗118文有奇，绿豆每斗72文有奇，小麦每斗54文。是年逢淮南、两浙发生自然灾害，流民即将进入境内，官方准备出粜封椿库粮食，按当时市场价格估定为粳米每斗80文，小麦每斗60文，绿豆每斗55文，粟米每斗90文，豌豆每斗60文。①

       至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京西路诸州“数年以来，物价滋长”，如“小麦孟州温县实直为钱一百二十，而折科止五十二，颍川汝阴县为钱一百一十二，折科止三十七”。②孟州温县小麦每斗120文，颍州汝阴县小麦每斗112文，比之元丰七年的每斗30文，20余年间增长4倍。但与全国粮价相比，仍是低廉的。

       4．京东

       与缺京东路的土地价格资料一样，也未见京东路有效的粮价资料。除了在京西路中涉及京东的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十月两条可疑资料外，仅见三条，还不属于正常的或真实的价格，仅供参考。

       一是元丰二年(1079年)二月，宋神宗的一道诏令中说：“闻齐、兖、济、郓州穀价贵甚，斗直几二百，艰食流转之民颇多。”③每斗将近200文，属于灾荒年间的粮价，平常价格肯定低于此。

       二是元丰七年宋神宗的一条批语：“知青州邓绾言：‘本路夏秋丰稔，米斗直五七钱。”未知虚实，宜令京东西路提举司具

       ①苏轼《苏轼文集》卷33《乞赐度牒籴斛斗准备賑济淮浙流民状》，第948—949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22。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6，元丰二年二月辛亥，第12册第7206页。　　

州县米穀市价以闻。’既而绾言：‘昨以秋成，故奏菽粟斗六七钱，今虑提举司奏物价稍增，乞照察’。上以绾佞，知其初奏不实也。”①每斗价钱仅5至7文，是地方官邀功谎报的虚假价格。真实价格如何?却没有记载。

       三是宣和七年(1125年)，陈东在上皇帝书中披露：“去岁东京(按：应为京东)盗起，米斗千钱”②每斗1贯，是兵荒马乱情况下的非正常价格。

       5．河北

       地处边防、屯驻重兵的河北粮价较高。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河北米斗7至8文。③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宋真宗对宰臣王旦等人说：“近览边奏，皆言今岁物价甚贱，刍藁三钱易两围，麦粟斛百余钱。”④河北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9，元丰七年十月乙酉，第14册第8370页。　　

         ②陈东《少阳集》卷l《登闻检院上钦宗皇帝书》，第1136册第2s8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第3册第1566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癸未，第3册第1578页。汪圣铎《两宋货币史料汇编》第590页，将年代误作“大中祥符二年”，将地点误作陕西。按原文为：“上谓王旦等曰：‘近览边奏，皆言今岁物价甚贱，刍藁三钱易两围，麦粟斛百余钱，此民间储蓄之时。岁有丰约，固亦常理，古之善教不若备预也。况北戎愿保欢好，颇见其情。但固守封疆，足以安吾生聚。或言敌多狡诈，急当为寇，此非远识也。’旦曰：‘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昨陛下登封告成，天地助顺盖。人事和而天象应也。’”足见所言“边奏”来自河北而非陕西。　　

边防地区粮价每斗100余文。大中祥符二年四月，镇州、定州地方政府向朝廷报告说：“乔麦斗直百钱。”①乔麦每斗100文。

       至和二年(1055年)，虞部郎中薛向陈述河北籴法的弊病道：“被边十四州，悉仰食度支，岁费钱五百万缗，得米粟百六十万斛，其实才直二百万缗尔，而岁常虚费三百万缗，人于商贾蓄贩之家。”②如此看来，当时河北沿边地区的实际粮价是每石1贯250文。熙宁二年(1069年)河北农业丰收，米“每斗不过七十五文至八十五文省”。③每斗75文至85文省，与全国平均价格“贵价每斗七十五文，平价七十文，九十八陌”相比，④还要低廉。同样是河北沿边地区，元祐元年(1086年)按中等年份“百石斛斗粗细两色相兼”，“不过可直三十来千”，每斗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己亥，第3册第1602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l81，至和二年十一月丁巳，第7册第4382页。　　

         ③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笺注》附录《韩魏公家传》卷8，第1843页。原句断作“……至八十五文，省以来……”误；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20；《宋史》卷176《食货志》上4，第13册第4282页。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7，熙宁三年二月壬戌纪事(第303页)作：“常平所籴白米，斛钱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以来”，每斛75文至85文，明显太贱不可信。　　

         ④《永乐大典》卷7507(仓)，引曾巩《元丰类稿·奏论常平三等粜籴斛斗不便状》，第3370页。按《曾巩集》未收录此文。此为熙宁元年以前15年间的全国平均粮价。　　

30余文，而全国内地的平均价格是20文。①绍圣元年(1094年)，知定州苏轼报告说：“本州见管常平米二十七万余石，每斗衮纽到元本一百四文，比在市实直，尚多二十二文，以此无人收籴。”②定州常平仓米收籴时每斗104文，绍圣元年的市场价格是每斗82文。政和五年(1118年)，河北东路提刑司奏：“准朝旨，沧州无[棣]县民昨发政和元年内输均籴白米，每斗支价钱六十至四十，政和二年内，又斗支一二十，而市价为百二十，并今体量到逐年均籴白米价例，比街市私籴价钱委有低少钱数。”③政和二年，沧州无棣县白米的市价是每斗120文。宣和末年，真定府“米麦”每斗550文。④在此不妨比较一下：北宋后期，辽国燕京地区的粮价相当廉价：“承平时年粟不过百钱”。⑤每斗一般不超过100文。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第15册第8826页。　　

         ②苏轼《苏轼文集》卷36《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第1035页。③《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24；70之154。　　

         ④(清)沈涛辑《常山贞石志》卷13《石香炉题记》，第41页。　　

         ⑤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46，宣和五年二月丙戌，第1414页。　　

       6．河东

       河东路地处山区，又是边防地区，但出乎意料的是，其粮价在北宋时期非但不高，而且长期低贱。

       河东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收复，人宋以后的几年中，“人希物贱，米一斗十余钱”。⑥每斗仅10余文。吕惠卿曾回顾河东路收复后的情况道：河东路太原、汾等13州军，

       ⑥《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l8。　　

“正税之外，别有和籴。体问得始据田亩，视其苗稼，等第科籴。米每斗钱三十文，粟十六文，大豆二十二文，草每束十文，虽估价颇贱，而民于登稔之际，先期得钱，未以为病”。①这种和籴，是在两税额很轻的情况下筹集军需的强制措施，但还属于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从反映当时草价的另一条资料草1围8文，②也可看出这点。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河东米斗7至8文。③大中祥符四年，代州报告说粟每斗10余文；次年十二月，“河东丰稔，米斛百钱”。④每斗10文。大中祥符九年，河东粟、豆的价格是每斗19文。⑤由此也可看出，前此每斗30文的官买价格，是比较优惠的。天圣年间，“麟州粟斗，实直钱百”。⑥地处边防前线的麟州，每斗粟的价钱是100文。

       元祐元年(1086年)，知枢密院章惇言：“凡内地，中年百石斛斗，粗细两色相兼，共不直二十千钱……河东缘边州郡四五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0，元祐二年五月乙卯注，第16册第9746页。　　

         ②岳珂《愧郯录》卷15《祖宗朝田米直》，第865册第198页。“围”，苏轼《苏轼文集》卷]6《司马温公行状》(第486页)作“束”，可知二者可互用。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第3册第1567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己亥，第3册第1808页；《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7。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8，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庚申，第4册第2019，页。　　

         ⑥《宋史》卷185《食货志》下7，第13册第4534页。　　

十千。”①当时河东路的边防地区粮价最高，也不过每斗40至50文。

       7．陕西

       陕西虽是北宋时期的边防重点地区，在一股隋况下粮价并非想像的那样高昂，只有战争期间由于供应军队等因素，才明显上涨。但由于陕西战事经常发生，所以粮价在北方地区中是比较高的。

       庆历年间，“陕、虢以西，米斗钱五百至六百”。②每斗500到600文，是宋夏战争导致的异常高价。宋英宗治乎末年，是和平时期，“长安钱多物贱，米麦斗不过百钱，粟豆半之”。③米麦粮价在每斗100文以内，粟、豆杂粮只有50文以下。

       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司马光指出由于当年陕西饥馑，粮食“在市贵价”，陕西常平广惠仓司准备将“陈次斛斗(细)[纽]作见钱，支散与人。又豫定将来粟麦之价，粟每斗二十五文足，小麦每斗四十文足”。“今将陈色白米每斗(细)[纽]作见钱七十五文，若折计作小麦价钱支偯，每斗四十文。”④所预定的粮价，应是当地一般情况下的价格，即粟每斗25文足，小麦每斗40文足；当时准备散放的陈旧白米价格是每斗75文，小麦40文。熙宁五年(1072年)，据司马光报告：陕西“即今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第15册第8826页。　　

         ②晁补之《鸡肋集》卷68《殿中侍御史赵君墓志铭》，第6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甲戌注，第20册第2269页。　　

         ④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44《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第5页，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司马光《传家集》卷46《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校正。　　

每斗白米价钱一百文足”，①每斗100文足，保持着治平末的价格。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边防地区熙、河州每斗米的市场价是120文：“在市乃百二十，”②与陕西内地相比，仅高出20％。沿边的鄜延路，“熙宁、元丰十余年间米价，除元丰五年系军兴，每斗三百四十文外，其余年分，贱止八十文，贵不过一百八十文。自元祐、绍圣以来，铁钱日益轻，故米价日长”。③在宋神宗时期，除了元丰五年(1082年)因战争米价涨至每斗340文外，其他年份低者80文，高者不过180文(均为铁钱)。元祐元年(1086年)，沿边地区与河东沿边相同，每斗40至50文。④渭州原来米麦每斗不过100文，元符二年(1099年)，每斗300文以上，在新边城寨，官方收籴价更贵，至500文到600文；⑤同月，延安府“官籴米价五百二十文足，市新米七百八十文足，陈米七百二十文足”。官籴米价每斗520文足，市场新米价格是每斗780文足，陈米720文足(均为铁钱)。主要原因就是“钱轻”即铁钱贬值。⑥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范纯仁报告：“去岁夏秋，两经丰

       ①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43《乞不添屯军马》，第9页。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2，元丰元年九月己丑，第12册第7138页。　　

         ③同上书第12182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第15册第8826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2，元符二年七月癸卯，第20册第12181页。　　

         ⑥同上书第12182页。　　

穰，而物价未甚减少。如鄘延路新城堡寨，今春籴买米斗，犹有至一贯四百文者，则一方艰食，可以概见。”①每斗1贯400文。以后不断增长，至宋徽宗政和年间，“陕西斛斗价高，数倍于昔时”。②主要还是由于战争造成的。如宋徽宗时经营河湟地区，大开战端，“竭府藏以事边，募商人运粮，不复问其直贵贱，鄯、廓至斗米钱四千”。③每斗米竟高达4贯，但不属于市场价格。

       8．淮南

       北宋时期南方地区的粮价，大多像北方京西地区那样长期比较平稳，淮南就是一个典型地区。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淮南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据说米斗7至8文。④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淮南地区米价每斗70至100文足。⑤熙宁三年(1070年)，宿州上色绿豆每斗75文，次色绿豆每斗72文。⑥宋神宗时，据在当地居住的苏轼记载：黄州“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⑦外县船运贩卖到黄州的米，每斗仅20文。元祐元年(1086年)，受灾的

       ①范纯仁《范忠宣集》附《恭献遗文·议进筑非便》，第1104册第808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22。　　

         ③《宋史》卷472《蔡卞传》，第39册第13730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第3册第1567页。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2；42之11。　　

         ⑥《宋会要辑稿·职官》5之6。　　

         ⑦苏轼《苏轼文集》卷52《答秦太虚》，第1536页。　　

淮南，“米价斗直一百七十”，①每斗170文。元祐四年至七年，扬州糯米每斗“不下八、九十文足。”而此前不过50文足。②元祐六年三月，淮南宿、亳等州发生灾伤，“米价高处七十七文”，③每斗77文。即使在受灾的情况下，粮价仍不高。两宋之际，叶梦得说道：“淮南、京畿去年种粟麦甚广，冬春之间，金人驱虏强壮过河，夏田成熟，收多食少，谷价甚平，小麦一斗一百三十文省，大麦一斗八十文省，粟一斗七十文省。”④每斗合足钱为：小麦100文，大麦61．6文，粟54文。

       进入南宋时期，淮南粮价发生变化，增长幅度较大。但与东南其他地区相比，仍属低价地区。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淮南米价最低贱的地方，每斗120至130文，因“米价极贱”，朝廷有伤农之忧。⑤与元祐六年遭受自然灾害时的粮食高价相比，此时的最低价也高出64％。当年四月，户部尚书韩仲通报告了全国平均粮价：“今斗米为钱，不满二百，正宜积谷之时。”⑥每斗不足200文，当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6，元祐元年四月己酉，第l5册第9114页。　　

         ②苏轼《苏轼文集》卷35《申明扬州公使钱状》，第985页。　　

         ③苏轼《苏轼文集》卷32《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贴黄》，第911页。　　

         ④叶梦得《堂白乞降盐钞淮南京畿收籴粟麦札子》，《全宋文》第147册第241页。　　

         ⑤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l74，绍兴二十六年八月癸未，第2866页；《宋会要辑稿·食货》62之32；《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29。　　

         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戊戌，第2836页。　　

时显然已是低价了。那么淮南的最低价格120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低价。绍兴三十二年，在淮南路的舒州望江县，糯米每石(绍兴斗)1贯500文足，在其州城怀宁县，糯米每斗160文省。①DN

       乾道五年(1169年)十二月，楼钥路过宿州，看到“城中人物颇繁庶，面每斤二百一十，粟谷每斗百二十，粟米倍之，陌以六　十”　。②小麦面粉每斤210文，粟谷杂粮每斗120文，小米每斗240文，都是60陌。折足钱的话，面粉每斤126文，粟谷杂粮每斗72文，小米每斗144文。乾道六年正月，朝廷诏左藏南库“支降会子十二万贯，均付两淮总领所，差官置场收籴马料十万硕。”③每石价钱1贯200文。乾道七年，奉使淮西的薛季宣言：“浮光比岁不稔，谷价高过常年四倍。盖光之市用钱，旧以四百为贯，米石一千，今为钱千六百矣。”④“浮光”是光州的别称，米价在此前的正常年景为每石足钱400文。乾道八年底，黄州丰收，“米价每硕不过一贯四百文”，⑤每斗不超过140文。乾道九年闰正月，官方在鄂州置场收籴粮食，淮南等地的下等大米，每石2贯700文省；来自淮南的下等占米，每石2贯300文省，均为会子。按当时“若用会子一贯四百文省得米一硕，以见钱纽算，每升计钱八文四分足”换算，1贯400文会子

       ①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博物馆编《宋人佚简》第5册《舒州使院孔目官陆彦伸等帮借申覆状》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在城酒务账》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②楼钥《攻娩集》卷111《北行日录》上，第12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49。　　

         ④薛季宣《浪语集》卷17《奉使淮西与虞丞相书》，第1159册第292页。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54。　　

等于800文铜钱。则是来自淮南下等大米的每石2贯700文省，实际等于1贯540余文；来自淮南下等占米的每石2贯300文省，实际等于1贯310余文。①乾道九年，扬州1石稻子约1贯500文，折合为米约为每石3贯。②

       绍熙二年(1191年)十二月，知扬州钱之望报告：“本路旱伤，民户已自乏食，赈粜诚不可缓……见用铁钱内有破缺并私钱，艰于行使……乞念疲民，将赈粜米每升并作二十文足，不问官钱、私钱，衮同交受。伏准十　二月十日　诏，支拨镇江府陈次米十五万石，令淮东转运提举司曰下般取，每石计破缺钱及私钱一贯四百文足收换……已降指挥，分拨镇江府桩管陈次米一十五万石付本路转运、提举司，收换破缺及私钱，每升十四文足。”③据此可知，在灾荒年间，官府照顾性的粜粮并允许人们使用破缺钱及私钱购买，每石1贯400文足，相当便宜。绍熙五年闰十月，“今岁淮东、两浙多被旱潦，如常、润、扬、楚、盱眙等处，当此收成之时，斗米至为钱四百上下，无下三百足陌者”。④受灾的淮东地区，每斗米价在300文到400文足左右。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54。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6之23；61之87。按《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45，乾道六年，有“稻子两石折米一石”的记载。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92。　　

         ④彭龟年《止堂集》卷5《论淮浙旱潦乞通米商仍免总领司籴买春》．第2024册第70页。　　

       9．两浙

       开宝三年(970年)，睦州米每斗20文：当地的一个古井陶栏上“识岁月其上，盖开宝三年三月也。且识‘是年米斗二十钱’”。①三月份米斗20文，在当地显然是少见的低价，所以铭记了下来。咸平三年(1000年)二月末，处于灾荒年景的杭州，米价每斗65文足：“彼处米价，每升六十五文足”。②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两浙米斗7至8文。③大中祥符六年正月，两浙杭、润等州米斗60文。④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等人说：“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贯省。”每斗60文至77文足，与五代吴越国时苏州50文籴1石相比，“其贵十倍”。⑤熙宁年间，据在苏州典有土地的吕惠卿说，苏州白米每斗50文。⑥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日僧成寻在越州用400文钱，买到5斗米：“以钱四百文买米五斗”，⑦则是每斗80文。元祐五年(1090年)九月苏轼言：“去年八九月间，杭州在市米价，每斗六十文足，十一月长至九十五文足……今来在市米见今已是七十五文足……今访闻苏州在市米价，

       ①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4《古迹》，第5册第4380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咸平三年三月，第2册第1003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第3册第1567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0，大中祥符六年正月乙巳，第3册第1815页。　　

         ⑤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第534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第6册第3440页。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戊午，第11册第6557页。　　

         ⑦[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1，第20页。　　

已是九十五文足。”①杭州米价在每斗60文足、95文足、75文足的价格间波动，苏州当年最后米价为95文。、元祐六年三月，水灾后的杭州米价每斗70文足：“浙西去岁米价例皆高贵，杭州亦是七十足钱收籴一斗”。②上虞县文化馆藏有一宋代青瓷砚，上有题记云：“置此研子永不失者。其年米佰价正。绍圣五年二月十一日。”③似可表明，绍圣五年(1098年)冬季，越州上虞县的米价为每斗100文。北宋后期，台州“米斗百钱”，④米每斗100文。总之，北宋时期，两浙米价通常都在每斗100文以下。

       南宋时的东南地区，米价扶摇直上。⑤绍兴元年(1131年)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1，元祐五年十一月末纪事，第18册第10832—10834页。　　

         ②苏轼《苏轼文集》卷32《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第910页。　　

         ③孙彦、张键、万金丽《中国历代陶瓷题记》，第84页。　　

         ④林表民《赤城集》卷1，陈公辅《临海风俗记》，第1356册第624页。　　

         ⑤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专列《南宋江、浙米价》表(第191页)，第1例为平江府建炎四年“平时价格”米升50文。史料出自王明清《挥塵录·后录》卷l0。按，史料原文为：“故自金人南渡硇砂，破金陵、广德、杭、秀、常、润、明、越，惟平江被害最深。盖以兵多将庸，民始倚之而不去，既堕敌计，则又再遭官军之毒。是夏疾疫大作，米斗钱五百。有自贼中逃归者，多困饿僵仆，或骤得食而死，横尸枕藉，道路泾港为实，哭声振天地，自古丧乱之邦，未有如是之酷也。”(第206页)此价显然是兵荒之后的非常价格，不宜作为“平时价格”，本书不予采用。其表所载价格，既不说明省陌、足陌，也不说明铜钱、纸币，似也不妥。如言乾道九年，江西米价每升14文，实际是会子价，而“朝廷行下会子，不无折阅，若用会子一贯四百文省得米一硕，以见钱纽算，每升只计钱八文四分足。”(《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54)每升实为8．4文铜钱。　　

七月，宋高宗问大臣道：“昨夕闻已籴新米，莫少减价否?”张守回答道：“有人自浙西来，前此每斗一千二百者，今减作六百。”宋高宗大喜道：“不但军不乏食，自此可免饿殍。在细民岂小补?当须及时广籴，以备岁月。”①每斗600文，就使皇帝喜出望外了。绍兴二年七月，常、润、苏、秀等州获得大丰收，“米价极贱”，据吕颐浩的报告是“米斗二百”。②所谓极贱的价格，已高出北宋时期最高价的一倍了。正如绍兴四年有官员所说：“今来米谷、饮食，时价高贵。”③绍兴五年，据知湖州李光报告说：“近来两浙米价(倒)[例?]长，街市每斗已七百文。”④每斗高达700文。绍兴八年，侍御史萧振上奏道：“臣尝询浙西凡秋成米贱之时，其价概以官斗，每一斗民间率用钱三百足，亦有三百已下。今来收籴，须是量增价直：如民间每斗用钱三百足，宫中须用钱三百三十至四十文足。”⑤每官斗米的民间市场价为300文足或不及300文足。绍兴十四年六月，秘书省正字吴芾奏云：“江浙昔号粒米狼戾，虽歉岁，斗值二百。今岁丰反倍之。盖由州县重征，税监官觊美赏，巡拦利掊取。若蠲其算，价自平矣。”⑥按他的说法，北宋后期即使灾荒年景，东南地区的粮价每斗也不过200文，而绍兴中期即使丰收年景，每斗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13至14。　　

         ②熊克《中兴小纪》卷13，绍兴二年七月己卯，第1册第353页。③《宋会要辑稿·兵》3之22。　　

         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庚戌，第1468页。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23。　　

         ⑥周必大《文忠集》卷55《吴康肃公芾湖山集并奏议序》，第1147册第580页。　　

也要400文，原因在于官方对流通的粮食多方征税，提高了成本。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据户部尚书韩仲通言：“今斗米为钱，不满二百，正宜积谷之时。如辇毂之下，诸军云屯，仰哺太仓，终岁之用，亦有余数。若岁取所余之数，别置仓廪贮积，以一百万石为额，常以新易陈，阙即补之，遇有水旱，助给军食，减价出粜，以资民用，实为经久之利。”朝廷因而建立了丰济仓。①说明两浙的粮价是每斗200文，与前相比，下降幅度很大。

       乾道七年(1171年)十一月，处州官方籴米价钱是每石2贯900文：“每石价钱二贯九百文。”②淳熙四年(1177年)，朝廷在江浙一带州郡和籴大米，每石的价格大约是(新印会子品搭钱银)2贯500文省：“每石大约价钱二贯五百文省。”③淳熙五年，朝廷在东南各地和籴粮食，每斗价钱300文省即每石3贯省。④淳熙七年，处州籴米价是每石2贯900文(会子)。⑤淳熙九年，两浙发生旱灾，朱熹请求朝廷拨款200万贯，“则一路可得米五十万石……今乃仅得三十万贯，则是一路得米不过七万余石”。⑥平均每石4贯。同年，据衢州诸县报告的米价，每升均为40文上下，⑦即每石4贯左右。淳熙中，江、浙地区大丰

       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戊戌，第2836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　4l　之10。　　

         ③同上书41之5。　　

         ④同上书　4l　之6。　　

         ⑤同上书41之10。　　

         ⑥朱熹《朱熹集》卷17《奏救荒事宜画一状》，第697页。　　

         ⑦朱熹《朱熹集》卷21《申知江山县王执中不职状》，第862页。　　

收，“斗米之直，百五六十钱”，①每石1贯500至l贯600文。淳熙十三年十月，司农司以每石2贯200文的价格籴米，朝廷认为“每石作二贯二百文价(大)[太?]贱，可增一百以利农”。②要求加价100文即每石2贯300文，以保护农民利益。淳熙十二年，司农司以会子20660余贯籴到马料14430余石：“已支二万六百六十余贯，籴料一万四千四百三十余石，”③每石合会子l贯400余文。淳熙十三年八月，诏令封桩库“更支降会子五万贯，接续收籴马料桩管，截日已籴过三万三千三百八十余石，价钱不等，共用过钱四万四千四百余贯，目今止有见在钱五千六百余贯文，可以五七日间籴足。窃缘马料稻子系用早谷，今来正是秋成，早谷到来数多，每石一贯二百文，宜趁此价平，广数收籴”。④每石1贯200文。淳熙十四年，司农司报告的马料市价是每石1贯200文：“即月市直，每石一贯二百文省”。⑤淳熙末年，蔡戡指出：“自去岁江浙大稔，斗米之直百五六十钱。今浙西雨旸时若，高下之田，皆有丰登之望，新谷既升，其直愈贱。老农咸谓数十年来所未尝有……今也负担适市，人莫之顾，不得已而委之，仅得千钱而去。一岁所人，不足以纾目前之急。”⑥因为大丰收，粮价大幅度下降，每石最多能卖到600文，是整个南宋时期两浙的最低粮价，与大中祥符六年的价格相同。

       ①蔡戡《定斋集》卷4《乞平籴札子》，第1157册第602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6。　　

         ③同上书41之11。《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2载：淳熙十一年，马料稻子(旱谷——旱稻?)每石l贯200文。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2。　　

         ⑤同上书41之]9。　　

         ⑥蔡戡《定斋集》卷4《乞平籴札子》，第l157册第602页。　　

但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如此低的粮价损害了农民利益。

       绍熙三年(1192年)，蔡戡报告说：“臣所历淮、浙八郡，苏、秀中熟，常、润所收仅六七分，自江而北，截长补短，大率不减六分，斗米不过二百五六十钱，钱会流通，民旅安便，盗贼不兴，边鄙帖然。此正陛下垂衣拱手，优游无为，两宫交欢，朝野多娱之日。”①中等年景的一般粮价，每斗250至260文，已让统治集团很宽心了。绍熙五年闰十月，周南报告说：“今岁淮东、两浙多被旱潦，如常、润、扬、楚、盱眙等处，当此收成之时，斗米至为钱四百上下，无下三百足陌者。”②每斗400文左右。

       大约是在庆元年间，浙西地区“米仅及二百，父老皆谓二十余年未有此稔。及今广籴，恐正其时”。③大丰收后的米价是每斗200文。宋宁宗开禧时，湖州米的市价是每斗405文官会：“见在市价，每斗四百五文官会。”④嘉定初，越州政府“粜谷五百石，得官会一千八十贯”。⑤每石是会子2贯160文。

       ①蔡戡《定斋集》卷5《论时事札子》(第二首)，第1157册第618页。　　

         ②彭龟年《止堂集》卷5《论淮浙旱潦乞通米商仍免总领司籴买奏》。第2024册第70页。　　

         ③周南《山房集》卷2《代监司乞行下浙西广籴札子》，第1169册第27页。“米仅及二百”，不言单位。按原文前有：“臣闻汉谷石五钱，遂置常平；隋人社仓，亦因谷贱。臣询问今米仅及二百”云云，则应为石。但每石米卖200文，在南宋显得太贱。不可信。接合前边的史料考虑，当为斗价。　　

         ④王炎《双溪类稿》卷23《申三省枢密院公札·内小贴子》，第1155册第697页。　　

         ⑤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下《银花》，第273页。　　

       宝庆三年(1227年)，庆元府酒务耗费的粮食原料数量及价格为：“糯米九千六百八十五硕三斗　六升　五合，每硕钱三贯九百九十文，计三万八千六百四十四贯六百七文。”①1石糯米价值3贯990文。端平二年(1235年)，嘉兴府官府以1万贯籴米3000石，②每石合3贯333文。嘉熙初，华亭县“取樽节余钱一万缗，籴三千石，规县东为屋五楹别储之，华亭于是乎有平籴仓。”③则是每石3贯300文。嘉熙二年(1238年)的春天，苏州“米斗二　十千”　即20贯，④此数应是纸币。嘉熙四年，嘉兴府华亭县“楮币一缗，仅得米　二升　有半”。⑤每斗4贯纸币。淳祐元年(1241年)，温州“目今米价，每升正是四十见钱，比之台、处诸州，米价最下”。⑥则温州米价每石4贯铜钱，台州、处州等地米价更于此高。淳祐元年(1241年)十月，庆元府两次兴工淘沙，支付工钱的方式不同：“本月初十日兴工至二十六日毕，自马家营至堰上水口，共五百十三丈，为工四千，每工官钱五百文、米　二升　半……本月十三日兴工至二十日毕，为工一千，每工支官钱一贯五百文，不支米。”⑦推算可知，1贯官会折米2．　5升　，4贯1斗，1石米的价格就是官会40贯，是为淳祐

       ①罗浚《宝庆四明志》卷5《酒》，第5册第5048页。　　

         ②《永乐大典》卷7514《仓》，引《松江郡志》，第4册第3428页。　　

         ③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8《华亭县建平籴仓记》，第18页。　　

         ④谢采伯《密斋笔记》卷5，第18册第246页。　　

         ⑤(元)陈栎《定宇集》卷9《通守陈公传》，第1205册第276页。　　

         ⑥吴泳《鹤林集》卷23《与马光祖互奏状》，第1176册第222页。　　

         ⑦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淳祐元年十月余参政委淘沙》，第576册第28页。　　

年间明州的粮食价格。淳祐四年在庆元府，“制帅殿撰赵公纶拨钱五十二万三千贯，籴米一万九千五百石有零”。①每石合计26贯825文(会子)。当时庆元府的17界会子1贯合铜钱70文足。26贯825文会子实际等于铜钱1贯878文。淳祐年间，“都城米升六百旧会，似更廉于外处”。②临安府米价每石达17界会子60贯，外地价钱更高。景定五年(1264年)婺州浦江县有关官员“将元桩交承之钱且照时下时价，每一秤十五斤计四贯，作急收籴，拘桩在仓”。③所籴当为大米，每斤达到18界官会260余文。

       大约在宋度宗初期，车若水记载：“台之巾山有塔焉，朔望之夕，群灯环之，光闪半空。问之僧，曰：‘檀越祈福一夕，铜镪三万。’予曰：‘嘻’此三百人一日之粮也!”④按其计算，每人每天需100文铜钱买的粮食，以日食　2升　计，每升50文。则是台州当时粮价每石约5贯左右。

       南方的农作物以水稻为主，产小麦不多。南宋绍兴初，由于北方人大量南下，需要面食，小麦价格猛然上涨，“麦一斛至万二千钱”，一石高达120贯，由此引发起种麦高潮。⑤随着麦子的广泛种植，价格自然逐渐下降。乾道三年(1167年)，平江府灵岩山一座寺院的僧人，卖掉其先师贮藏的麦子110石，得到现

       ①罗浚《宝庆四明志》卷6《桩积仓》，第5册第5063页。　　

         ②方大琮《宋忠惠铁庵方公文集》卷20《(与)福建赵仓纶(书)》，第89册第563页。　　

         ③王霖龙《社仓广惠仓收籴事申状》，《全宋文》第356册第85页。　　

         ④车若水《塔灯记》，《全宋文》第346册第204页。　　

         ⑤庄绰《鸡肋编》卷上，第36页。　　

钱330贯足。①则是当时的市场价是每石3贯足。淳熙十年(1183年)闰十一月，宋孝宗说：“闻外间米面甚平，见老兵云，三十文买面一碗，可饱终日。”②在临安府，30文钱买到的小麦面粉，足够1人吃1天。若以2升计，则是150文1斗。淳熙十三年，范成大在家乡苏州写道：“二麦俱秋斗百钱，田家唤作小丰年。”③麦收后的价钱是每斗100文，与米价比较，可谓相当便宜。宝庆三年(1227年)，庆元府酒务耗费的粮食原料数量及价格为：“曲麦二千二百八十八硕三斗九升八合七勺，每硕三贯六百文，计八千二百三十八贯二百三十六文。”④1石麦子3贯600文。

       大麦价格也有一例。乾道七年(1171年)，两浙等地“二麦丰熟，倍于常年”，朝廷收籴大麦作马料，其中在“镇江府于桩管朝廷会子内各支一十万五千贯，收籴大麦各七万硕；浙东委沈夏，提领南库所支降会子一十万九千贯，收籴大麦七万硕”。⑤显示的价钱分别是：镇江府每石2贯214文，浙东1贯557文(会子)。

       10．江东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江南米斗7至8文。⑥10多年后，便有明显增长。天圣四年

       ①释德新《灵岩山显亲崇报福院为前住当山广照和尚忌辰追修请公据状》，《全宋文》第225册第269页。　　

         ②《宋史全文》卷27上，淳熙十年闰十一月乙未，第1885页。　　

         ③范成大《范石湖诗集》卷27《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第374页。④罗浚《宝庆四明志》卷5《酒》，第5册第5048页。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52。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第3册第1567页。　　

(1026年)，江南等地米价每斗70至100文足。①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等人说：“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贯省。”②每斗60文至77文足，比以前有所下降。嘉祐初，在宣州太平县，“岁丰则斗米三十钱，歉亦自倍”。③米价在每斗30文至60文之间。元祐六年(1091年)三月，江东米价最高的地方是每斗70文：“江东米价高处七十文”。④由此可知，至少在有史料传世的年代里，北宋时期的江东路粮价比两浙还低，通常都在每斗70文足左右。

       南宋时粮价大增。绍兴二年(1132年)，“建康米斗不及三百。”⑤建康府的米价，每斗将近300文。绍兴三十年五月，朝廷拨付江东转运司银7万两，籴大麦20万斛。⑥每斛大麦价值银3钱5分。按当时银价每两约3贯400文计，⑦每斛约合1贯190文。乾道七年(1171年)至淳熙三年(1176年)，建康府马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2；42之11。　　

         ②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第534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第6册第3440页。　　

         ③嘉庆《宁国府志》卷21《艺文志》，宋·孙觉《县厅记》，第711册第347页。　　

         ④苏轼《苏轼文集》卷32《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贴黄》，第911页。　　

         ⑤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9，绍兴二年十月戊戌，第1021页。　　

         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5，绍兴三十年五月戊子，第3098页。　　

         ⑦《宋会要辑稿·职官》57之75：绍兴二十九年，中书舍人洪遵等言：“欲依旧料次，银三千两计一万二百贯”。每两合3贯400文。　　

料的价格是每石1贯200文：“每石实价一千二百文。”①淳熙六年(1179年)，南康军发生自然灾害，地方官库有钱24052贯550文省，计划“趁此米价未起之间，收籴米斛，约计可得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余石。”②每石合2贯余省。同年七月，建昌县支拨义仓所存陈米出粜，“每升计价钱一十文足”，③按市价每斗100文足。淳熙九年左右，广德军的建平县，“丰熟年分及今年五六月间，米价每升一十二文。今来缘为旱伤，米价至一十八文。”④前期为每石1贯200文，后期为每石1贯800文，虽然是丰收时与灾伤时的价钱，但差距并不算大。淳熙十三年秋，江东路池州等地大丰收，“号为大稔”，其“马料、谷价……每籴一石，为钱一千有奇”。⑤大丰收的池州等地，稻谷每石1贯。南宋中期，江东饶州乐平村民借张家大麦2斗5升，“为钱五百”，⑥则是每斗大麦200文。

       嘉定八年(1215年)，江东路发生自然灾害，“目今麦价所在踊贵，其最平处，每石为钱亦不下二贯有奇”。⑦麦子最便宜的地方，也达每石2贯余。嘉定八年，宁国府“今年六月十一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6；41之20。　　

         ②朱熹《朱熹集》卷20《申南康旱伤乞倚阁夏税状》，第805页。③朱熹《朱熹集·别集》卷9《申提举司将常平米出粜》，第5573页。　　

         ④曹彦约《昌谷集》卷9《条具赈济申提举司状》，第1167册第113页。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6。　　

         ⑥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2《张八道人犬》，第1396页。　　

         ⑦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7《乞给降钱会下本路灾伤州郡下户收籴麦种》，第1页。　　

日以前，籼米每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贯文足”。①籼米每石800文足，粳米每石1贯文足，相当便宜。嘉定九年初，知广德军真德秀报告说：“昨者制司分拨米斛，本军所得凡五万五千余石，以每石三贯为率，计钱十六万贯有奇。”②每石的价钱是3贯。宋理宗绍定年间，宁国府长官吴泳言当地“一斗之米，向者百钱，今九倍其直矣。”③则是每斗大约900文，当为会子价。淳祐十一年(1251年)，建康府设立义庄，规定：“如委的簪缨之后及见在学行供职事生员，或有吉凶，请具状经学保明申上，给米八石、麦七石，米每石折钱三十六贯，麦每石折钱二十五贯。”④当时的粮价大约是米每石36贯，麦每石25贯(均为会子)。

       11．江西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包括江西在内的江南等地大丰收，米斗价钱7至8文。⑤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江南等地米价每斗70至100文足。⑥增长10余倍。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等人说：“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贯省。”⑦每

       ①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2《奏乞将知宁国府张忠恕亟賜罢黜·贴黄》，第10页。　　

         ②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7《申省第三状》，第14页。　　

         ③吴泳《鹤林集》卷39《宁国府劝农文》，第1176册第381页。　　

         ④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28《立义庄》，第2册第1809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第3册第1567页。　　

       13．湖北

       在土旷人稀的湖北，粮价比较低廉。

       太平兴国年间，荆湖南北路转运使李惟清报告说：官场卖盐每斤为钱64文足，“百姓每以三数斗稻价，方能买一斤，此亦甚不易也”。⑤由此推知，稻子每斗约20文足。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七月，湖北的荆南、归州、峡州等地，“米斛钱三百，麦斗钱十二”。米每斗30文，麦每斗12文；同年九月，荆湖等地米斗7至8文。⑥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荆湖等地米价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末，第1册第567页；《宋史》卷267《李惟清传》，第26册第9216页。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9，大中祥符元年七月末，第3册第1553页；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第3册第1567页。　　

每斗70至100文足。①北宋后期，据方勺记载：“江湖间米直，比二十年前倍贵，他物称是。”②大概每斗超过了200文。

       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一月，有臣僚报告说：“湖南北两路二年之间，雨暘时若，年谷顺成，今米价每斗止于百钱。”③所指当是绍兴十一年和十二年，连续两年的丰收，使粮价每斗100文，可知以前肯定在100文以上。绍兴十三年继续丰收：“荆湖岁稔，米斗六七钱，乃就籴以宽江、浙之民。”④获得大丰收的荆湖地区，每斗米仅6至7文，是该地区两宋时期的最低价。绍兴二十八年，荆湖地区又获大丰收，“米升不过六七钱”即每斗60至70文。⑤由上可知，宋高宗时期的湖北粮价，即使全是丰收年景，波动也比较大：每斗有的100文，有的仅6文。

       乾道二年(1166年)七月，湖北荆门军、襄阳、郢州获得丰收，因而“米价低平”，每石不过1贯；沙市、鄂州等地由于“舟车辐辏”，流动人口众多，购买、消费量大，“米价亦不过两千”，⑥每石也不超过2贯。乾道六年二月，刘珙言：“契勘京西、湖北皆有屯、营田谷斛，民兵每人合日给米　二升　半、钱五十文省。一月计之，米七斗　五升　、钱一贯五百文省。谷每石可得米四斗，为钱可准一贯省。”⑦湖北1石谷的价钱是1贯省，1石米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2；42之11。　　

         ②方勺《泊宅编》卷中，第肋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24。　　

         ④《宋史》卷175《食货志》上3，第13册第4249页。　　

         ⑤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0，绍兴二十八年十月壬辰，第2989页；《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29。　　

         ⑥《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44。　　

         ⑦《宋会要辑稿·兵》1之　3l　。　　

为钱2贯500文。同年九月，陆游在江陵府公安县看到：“井邑亦颇繁富，米斗六七十钱。”①每石米600文至700文。乾道九年闰正月，官方在鄂州置场收籴粮食，来自复州等地的下等大米，每石2贯700文省；来自鼎、澧等州的中等占米，每石2贯600文省，均为湖广会子。按当时“若用会子一贯四百文省得米一硕，以见钱纽算，每升只计钱八文四分足”②换算，l贯400文会子等于840文铜钱，l贯会子等于600文铜钱。则是来自复州等地下等大米的每石2贯700文省，实际等于铜钱1贯540余文；来自鼎、澧等州中等占米的每石2贯600文省，实际等于铜钱1贯480余文。乾道年间的鄂州，“秋熟之时，粜谷一斛，得钱二百五十足”。③在丰收的秋天，每石仅250文足。

       淳熙年间发生了变化，价格增长。赵蕃有诗云：“东南米最贱，旧说湖南北。”大约是与江、浙、淮地区相比，过去湖南、湖北的米价最低贱。但在淳熙年间发生变化：“及今身见之，价岂下江国。”④价格与江南等地的高价趋向一致了。淳熙十二年，江陵府报告说：“淳熙五年米每升一十九文，淳熙九年米每升二十三文……今秋早晓稻收成，即日已依元籴过米数，补籴到米七万五千六百八十四石八斗　八升　三合，每石价钱不等，自一贯六百

       ①陆游《陆游集·渭南文集》卷47《入蜀记》，第2447页。黄冕堂《中国历代粮食价格问题通考》(《文史哲》2002年2期)引用了这条史料，但误为四川：“陆游的《人蜀记》记载四川井邑繁富，石米仅为600至700文”。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54。　　

         ③王炎《双溪类稿》卷19《上林鄂州》，第1155册第645页。　　

         ④赵蕃《淳熙稿》卷3《呈赵常德四首》，第1155册第59页。　　

文至二贯五十文。”①淳熙五年的米价是每斗190文，淳熙九年升到230文即每石2贯300文，淳熙十二年的米价自每石1贯600文至2贯50文不等。淳熙十三年闰七月，鄂州籴米价格为每石2贯会子。②

       庆元初，彭龟年指出：“湖北地广人稀，耕种灭裂，种而不莳，俗名漫撒。纵使收成，亦甚微薄。每到丰稔之年，仅足赡其境内……常年米价，每石若及两贯，已为极贵。”最贵也不过每石2贯。其中的江陵府，“当秋成米贱之际”，市直米每石1贯500文。③宋宁宗时，知汉阳军黄榦的报告中指出：“目今米价，四贯以上官会可籴一石”。④每石4贯会子。嘉定八年(1215年)，汉阳军“向来米价，每硕二千，目今已是七八千方籴一硕。”⑤每石2贯湖北会子，已达到前十几年的最高价，况且当时因旱灾，价钱猛增到每石8贯。绍定元年(1228年)，地处偏僻少数民族山区的靖州，“八九钱　一升　白米”，⑥每石800文至900文，多不过1贯。⑦咸淳八年(1263年)六月，朝廷“以钱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0。　　

         ②同上书41之14。　　

         ③彭龟年《止堂集》卷6《乞权住湖北和籴疏》，第2024册第86—87页。　　

         ④黄榦《勉斋集》卷30《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第1168册第334页。　　

         ⑤黄榦《勉斋集》卷30《申转运司乞候岁丰别议筑城事》，第1168册第330页。　　

         ⑥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34《答樊致政庚》，第13页。　　

         ⑦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4《跋赵安庆所藏东坡帖》(第8页)言：“靖之米斗百泉”。　　

千万命京湖制司籴米百万石，转输襄阳府积贮”。①则是湖北等地粮价为10贯买1石，当为会子价。

       14．湖南

       湖南与湖北的经济状况大致相同，粮食价格除了个别时期外，也是相当低廉的。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荆湖米斗7至8文。②10多年后，价格就增长10余倍：天圣四年(1026年)，荆湖等地米价每斗70至100文足。③北宋的资料就这两条。

       湖南粮价在绍兴初期很高，以后大幅度下降。大约在绍兴五年(1135年)，“湖南籴米一十万硕，依江西例，每石作四贯四百文支降，籴米四十四万贯。……况即今湖南之米，每升一百余钱，今所定和籴价既低小，又非一色见钱，虑恐饥馑之余，不堪如此。”④官府籴米价是每石4贯400文，而市场价是每石10余贯。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末，湖南斗米1贯五六百文，“人民阻饥，老稚转徙，饿殍相望，贼徒充斥。”经过吕颐浩的治理，加以“雨暘以时，年穀丰熟，今则新米每斗四百文，仓米每斗三百文”。⑤新米每斗400文，仓储陈米价钱低些，每斗300文。绍兴十一年八月，湖南大部分地区米斗100余文：“今每斗

       ①《宋史》卷46《度宗纪》，第3册第910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第3册第1567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2；42之　1l　。　　

         ④张嶼《紫微集》卷24《论和籴》，第1131册第556页。　　

         ⑤吕颐浩《忠穆集》卷3《乞宫观札子》，第1131册第285页。　　

百余钱，谷价之贱，未有如此时者”。①价格跌人一个前此少见的低谷。绍兴十二年十一月，有臣僚报告道：“湖南北两路二年之间，雨晹时若，年谷顺成，今米价每斗止于百钱。”②所指当是绍兴十一年和十二年，连续两年的丰收，使粮价继续保持在每斗100文的低价位上。绍兴十三年继续丰收：“荆湖岁稔，米斗六七钱，乃就籴以宽江、浙之民。”③获得大丰收的荆湖地区，每斗米仅6至7文。绍兴二十八年，“荆湖大稔，米升不过六七钱”。④同样的大丰收的荆湖地区，米斗60至70文，比10余年前已抬高了10倍。绍兴三十年九月，知道州季南寿言，本州“舟车不至，商贾不通，其民朴野，惟农桑作业，米一升八钱”。⑤每斗80文。荆湖地区米价，以湖南的中心潭州最低，自绍兴五年后，连续38年丰收，至乾道九年(1173)，斗米仅2至3文：“乙卯饥荒后，长沙富庶全。纪年四十载，斗米二三钱。”⑥乾道八年底，湖南等地丰收，米价每石不过l贯400文会子。“朝廷行下会子，不无折阅，若用会子一贯四百文省得米一硕，以见钱纽算，每升计钱八文四分足”，合每石840文铜钱。但有官员表示怀疑：“自旧即无上件价例，窃恐传闻差误，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24；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八月己卯，第2269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24。　　

         ③《宋史》卷175《食货志》上3，第13册第4249页。　　

         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0，绍兴二十八年十月壬辰，第2989页；《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29。　　

         ⑤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6，绍兴三十年九月壬午，第3117页。　　

         ⑥王阮《义丰集·代胡仓进圣德惠民诗一首》，第1154册第540页。　　

未敢擅便施行。”①但根据以前的史料看，这个价格是可信的。大约在乾道年间的薛季宣更言：“湖外谷价，低昂不等，约其中数，硕谷为钱五百。”②每石才500文。

       嘉定十五年(1222年)，湖南潭州官方和籴粮米，价格是“每石计官会三贯七百五十文”。③每石3贯750文会子。绍定元年(1228年)，桂阳军“蓄钱半万，广行收米。又无舟运，仅得米三千斛”。④即以5000贯籴买3000石米，平均每石1贯666文。淳祐中，湖南永州“市民为户，不过三千，率多贫弱，春夏之交，苦于贵籴”，官府“以其四千(贯)籴二千斛……米升为钱二　十”　，⑤每石2贯。淳祐十一年(1251年)，湖南潭州湘乡县官府“得钱二百三十万，计可籴千石，别为仓，名曰平济”。⑥每石2贯300文足。

       15．广南

       广南地区东西两路，因为人口稀少，米价是最低之处。

       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有诏书指出：“岭南管内诸州官仓米，先每岁粜之，斗为钱四五，无所直．”⑦岭南地区官仓的卖米价，是每斗4至5文。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广南等地米斗7至8文。⑧北宋末年的个别偏僻之地，如博白县的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54。　　

         ②薛季宣《浪语集》卷19《论营田》，第1159册第319页。　　

         ③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7《申尚书省免和籴尽数状》，第14—15页。　　

         ④赵汝乳《桂阳先备仓记》，《全宋文》第333册第71页。　　

         ⑤高斯得《耻堂存稿》卷4《永州续惠仓记》，第2040册第77页。　　

         ⑥高斯得《耻堂存稿》卷4《湘乡县平济仓记》，第2040册第71页。　　

         ⑦《宋会要辑稿·食货》57之3。　　

         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第3册第]567页。　　

一些地方，“皆高山大水，人足迹所勿及，斗米一二钱，盖山险不可出”。①由于闭塞，粮食卖不出去，每斗米仅可以卖到1至2文，是两宋时期全国最低的粮价记录。

       南宋初年，广西官府籴米的价格是：“每一石为钱五百足”，②每石500文足。乾道末，广西提点刑狱林光朝报告：梧、藤、柳、象等州，“粒米狼戾，岁上熟米斗三十钱，中熟、下熟以是为差，大率不过五六十钱。是西路终岁老苦，米价常低小”。③每斗低者30文，高不过60文。淳熙初，广西米一般为每斗50文：“广西米斗五十钱，谷贱莫甚焉。”④淳佑九年(1249年)上升至每斗100文，10年后的开庆元年(1259年)，广西首府静江府已涨至每斗380文足，邕州每斗500文足：如李曾伯报告所说，“臣十年前帅此时，米价每升多不过十钱，今静江米升三十八足矣，邕州米升五十足矣。”⑤80多年间，价格上涨了7—10倍多。

       淳祐七年(1247年)，广州长官方大琮说道：“向闻南米升三四钱，厥后腾踊，去秋虽稔，犹七八文。”⑥广东首府广州米价原来每斗三四十文，后来猛涨。即使在淳祐六年秋季丰收后，

       ①蔡絛《铁围山丛谈》卷6，第115页。　　

         ②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5《广西盐法》，第183页。　　

         ③(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71，林光朝奏，第4册第3546页。　　

         ④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4《常平》，第176页。　　

         ⑤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5《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第1179册第660页。　　

         ⑥方大琮《宋忠惠铁庵方公文集》卷33《广州丁未劝农文》，第89册第727页。　　

每斗仍是七八十文。但与全国同期其他地区相比，还属于低价。

       在海南岛的一些地方，尚未推广水稻等作物，居民多以薯芋为粮食，也有价格记载。绍兴年间，海南昌化军“地瘠狭，米资之泉、广，土人以薯为粮，其大径尺，每斤不过一二钱，故少饥民。”①每斤薯芋仅卖1至2文。

       16．四川

       与地旷人稀的岭南不同，地狭人稠的成都府路等地，由于生齿日繁，粮价比较高。四川是铁钱区和交子区，有时也用铜钱衡量比价，所以其只有数字的价格，尚难以确认实值，但一般是铁钱。是为其粮价复杂之处。

       宋真宗咸平末至景德年间，成都府“米斗直钱三十六”，②米每斗36文。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七月，夔州路的夔州、归州、峡州等荒凉山区，“米斛钱三百，麦斗钱十二。”③米每斗30文。麦每斗12文。中间有段米价暴涨时期，到至和元年(1054年)下降：赵拃言益州路“每岁米贱，每一斗只直大钱二百至一百三四十文以下”。④下降了的每斗米价格，尚在大铁钱130文至200文之间，数倍于宋真宗时。熙宁初，四川各地的职

       ①李光《庄简集》卷2《赠裴道人》注，第1128册第447页。　　

         ②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笺注·安阳集》卷50《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第1573页；范镇《东斋纪事》卷4，第34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9，大中祥符元年七月末，第3册第1553页。　　

         ④赵抃《清献集》卷6《奏状乞减省益州路民间科买》，第1094册第831页。　　

田，“计实直都纽作稻谷一色，每斗中价一百二十文省”，①中等价格是每斗120文省。熙宁九年(1076年)十一月，侍御史周尹说：“近成都府路盐价涌贵，每斤二百五十文足。更值丰岁，以二斗米只换一斤盐。”②每斗米的价钱是125文足。熙宁末，由于免役钱的征收等原因，“二年以来，川中见钱绝少，物价减半……米每石一贯二三百文”，③米每斗120文至130文。至宋神宗元丰年间，又提高到300文。④元祐初，米价下降，成都府路“民间米每斗六七十文”，⑤市场价为每斗60至70文。同时的吕陶也说道：“蜀中比年米谷极贱……米一石直七八百文”。⑥每斗70至80文。

       南宋时期的四川成为边防前线，频繁的战事加上驻军备战，粮价与北宋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绍兴六年(1136年)正月，四川“诸军折色米麦，各以军屯所在之直为準，故米每石少者八九千，多者至十二千”。⑦粮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58之12。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24之11。　　

         ③吕陶《净德集》卷1《奏乞放免寬剩役钱状·贴黄》，第1921册第2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9，熙宁九年十一月己卯(第11册第6826页)载：“成都路盐踊贵，斤为钱二百五六十，米二斗才得盐一斤。”再证其当时粮价为每斗120文至130文。　　

         ④范镇《东斋纪事》卷4，第34页。　　

         ⑤刘挚《忠肃集》卷5《乞体量成都漕司折科税米奏》，第107页。　　

         ⑥吕陶《净德集》卷4《奉使回奏十事状·贴黄》，第1921册第43页。　　

         ⑦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7，绍兴六年正月辛巳，第1601页。　　

价在每斗800文到1贯200文之间，与元祐初相比，至少增长了1d倍。绍兴二十七年，价格下降，当时“所有合发买兑买省司税斛及籴买价钱，依今来估钱高价从总领所支降。内成都府路每石五道四分，潼川府路每石五道半，比仿利路诸州体例，立为定价拨还，从逐路转运司任责措支兑籴，应付支遣。”①籴米价格每斗在钱引540文到550文之间。

       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知夔州张震报告说：喂养川马纲马的大麦，“每硕二贯”，②每石2贯。乾道二年，四川马料每石1贯500文(钱引)。③

       还是来看米价。夔州路此前的米价为每斗500文左右：“夔州每常米价，止是钱引五道左右”，乾道初由于旱灾，翻了1番：“今已是十道以上”。④但到了秋后，“夔路秋收，大约不均，总之可及五分，粟豆可及七分。诸州米价，每石止钱引五道上下”。广安军“其在市米价，每石钱引五道左右；。⑤可见一般隋况下的米价，为每石5贯左右。乾道五年，成都路长官晁公武，“差官往泸、叙、嘉、眉等州乘时收籴米斛，约可得六万余石，津运前来府仓别敖收贮，复韩亿永利敖所桩岁籴之数，仍以广惠仓为名，每斗减价作三百五十文，专充赈粜，不许他用”。⑥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3。　　

         ②《宋会要辑稿·兵》23之30。　　

         ③同上书23之33。　　

         ④汪应辰《文定集》卷4《御札问蜀中旱歉画一回奏》，第1986册第33页。　　

         ⑤汪应辰《文定集》卷4《御札再问蜀中旱歉》，第1986册第39、38页。　　

         ⑥《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67至68。　　

       每石3贯500文应是日常价格。乾道时，四川调民夫往边防地区运粮，成本极高，“以一夫十六万钱计之，直米五十硕”。①也即当时米价是每石3贯200文，下降了许多。乾道年间，朝廷在泸州设东川帅司，驻军增多，军需供应成了大问题：“而郡无粒米之征，岁所仰以供军者，官赋泉四万缗，使民输米二万石。方泉贵米贱，民未甚害也。而岁有丰凶，物有低昂，行之至今，往往一石为泉十数缗。”②乾道年间大约是1石米2贯，后来增长到每石10余贯。乾道末，绵州米价为每石5贯：“绵之米价，石伍千。”③淳熙八年(1181年)，处于“极边”的黎州，“重山复岭，物产荒薄，又经去岁骚动，民力凋乏，理宜优恤。契勘本州米价，每石不过五六千”。④黎州米价每石保持在5贯至6贯之间。淳熙十一年，四川官方籴粮价格是“每石价钱七道，”⑤也即钱引7贯。

       庆元五年(1199年)，四川“今次补籴到米一十万三千九百三十六石四斗　八升　，每石价直不等，共约计籴本钱引三十五万七千一百七道七十八文”。⑥平均每石合3贯435文。开禧二年(1206年)，有官员在文州问当地居民：“粮之直几何？”回答

       ①张拭《南轩集》卷39《夔州路提点刑狱张君墓志铭》，第1167册第739页。　　

         ②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48《泸州赡军田记》，第10页。　　

         ③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78《朝奉大夫太府卿四川总领财赋累赠通议大夫李公墓志铭》，第11页。　　

         ④《宋会要辑稿·蕃夷》5之55。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2。　　

         ⑥袁说友《东塘集》卷9《补籴蜀路十五州创籴七州广患仓米疏》，第1154册第246页。　　

说：“每石五千。”①文州粮价是每石5贯。嘉定元年(1208年)，利州路米价每石高达10余贯：“其实市直乃十余千。”②嘉定十六年，汉中等地沿边逃田开禁，听任民间自行耕垦，第二年就大见成效，垦田100余万亩，官方耕垦者也有3万余亩。“始时麦石为缗十有五，粟二十有五。期年，麦十有二，粟十有六，边实人足。”③麦子由15贯1石降为l2贯1石，粟由25贯1石降为16贯1石。降价幅度虽大，但价格仍是骇人听闻的。大约在嘉定年间，合州乡民创办救济的社仓，“行之巴川者合二十家，为钱一千缗，岁得谷三百石”。④每石合3贯300余文。

       大约在宋理宗前期，吴泳言汉中：“家粮一石五券钱”，⑤即纸币5贯买1石粮食。淳祐年间的“余玠任内，民间米直，大约每石四五百贯。而官司秋籴，每米一石，支第一料川引五十贯文，以京券价揆之，才比十八界五百文，仅是铜钱一百文足耳。”宝搐年间“蒲泽之权司以来，民间米直大约七八百贯。官司秋籴，每米一石，增支作第一料川引八十贯文，以京券价揆之，亦只比十八界八百文，仅是铜钱一百六十文足耳。”⑥可知钱引贬值严重。按此比价，淳祐年间的民间米价，每石相当于铜钱1贯足；宝祐年间的民间米价，每石相当于铜钱l贯600文

       ①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9，开禧二年正月乙巳，第158页。　　

         ②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1，嘉定元年三月，第195页。　　

         ③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76《朝请大夫利州路提点刑狱主管冲佑观虞公墓志铭》，第6—7页。　　

         ④度正《巴川社仓记》，《全宋文》第301册第167页。　　

         ⑤吴泳《鹤林集》卷2《汉中行》，第1176册第12页。　　

         ⑥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3《乞贴科四川制总司秋籴本钱奏》，第1179册第604页。　　

足。这一价格按说并不算贵，但此时此地并不能按当地并不行使的铜钱衡量。此前的绍定年间，四川粮价猛增，再次突破10贯大关。如泸州地方长官曾“出缗钱万有三千，籴米千斛”。①缗钱13000贯籴米1000斛，合每斛13贯(铁钱)。

       总之，北宋前期，各地粮价普遍低贱，中期以后逐步上涨。北宋上涨的地方主要在边防地区，南宋主要在两浙、四川。北宋时粮价最低者，是岭南地区博白的每斗1—2文。北宋初北方地区最低者多是10文，最高者是北宋中后期西北沿边地区的500余文。南宋时粮价最低者是绍兴年间湖南潭州的2之3文，最高价在南宋后期，但由于此时多用纸币且折阅多变，难有确切数字，据前文估计每斗当在500文以上。个别地区如两浙，据前引叶適言：“米粟布帛三倍于旧”，比北宋时增长3倍。叶適还指出：

       往者东南为稻米之区，石之中价，财三四百耳，岁常出以供京师而资其钱；今其中价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预计。惟极南之交、广，与素旷之荆、襄，米斗乃或止百钱为率耳。②

       社会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众多，粮价贵重，上涨速度快；经济落后地区粮价低贱，上涨速度慢。周去非分析广西粮价低贱的原因时说：

       ①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45《泸州社仓养济院义冢记》，第9—10页。　　

         ②叶適《叶適集·水心别集》卷2《财计中》，第662页。　　

       夫其贱，非诚多穀也，正以生齿不蕃，食谷不多耳。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粜去，曾无久远之积。富商以下价籴之，而舳舻街尾，运之番禺，以罔市利，名曰穀贱，其实无积贮尔。州郡久不赈发，一连遇大凶年，米斗仅至二百钱，则人民已有流离之祸，州县拱手无策以处之，然则谷贱之果不足恃也。①

       粮价低贱不是生产发达的结果，而是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社会保障落后的产物。此外，缺乏现金使用，也是粮价上不去的一个原因。如绍兴十一年八月，湖南大部分地区米斗100余文，有臣僚分析道：“谷价之贱，未有如此时者。今日钱荒之弊，无甚于湖南，兼并之家积谷于廪，以待凶荒。中人之产，仰给者惟田，而谷虽多，市者少，则钱益荒而民日益困矣。”②市场价格的变动，取决于商品价格、商品流通量、货币流通量三个方面，在这里的突出表现是钱荒即货币流通量少直接造成购买力低下，粮价下降。再者，剥削也会压抑粮价。南宋初年，王之道分析说：“淮南累年以来，常苦水旱相半，所人既薄，而米贱如土，直不满百。斯民艰于得钱，而私债官逋督责既严，不敢不偿，故日就贫窭。秋成之日，场未及涤而百室已告竭矣。”③在自然灾害频繁、产量有限的情况下，粮价仍低贱如土，原因在于急于卖钱还债，不得不抛售。

       ①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4《常平》，第176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24。　　

         ③王之道《相山集》卷24《论增税利害代许敦诗上无为守赵若虚书》，第1132册第705页。　　

宋代其他食品价格

《宋代物价研究》第三章（4）

程民生

       【二、其他食品】　　

       1．肉类

       宋真宗大中祥符时，“永康肉五十斤”。①四川永康军的猪、羊(?)肉，每斤50文(铁钱?)。宋英宗治平末年，“长安钱多物贱……猪、羊肉三四十钱一斤”。②在陕西京兆府，l斤肉仅30至40文。北宋中期，一位姓顾的官员肥胖如猪，有天伏案假寐，同僚苏轼开玩笑地大书案上曰：“顾屠肉案”，又以30钱掷案上，曰“且快片批四两来!”③似乎是30文钱可以买4两肉，若然，则是120文1斤。大观年间，有臣僚言：“盖一牛之价不过五七千，一牛之肉不下三二百斤，肉每斤价直须百钱”。一头牛价值5至7贯，出肉200至300斤，每斤卖100文。这样的话，以一头牛肉重250斤计，可以卖25贯，超出牛价5倍左右!因担心利厚导致民间多杀牛，希望朝廷规定：“凡倒死牛肉，每斤价直不得过二十文”。④自然死亡的牛肉，每斤只准卖20文以下。则一牛只能卖5贯，大约是按当时一头牛的价格计算的，而且没有利润。行政手段规定的价格，不知民间是否能真正落实?想必很难。有的地方猪肉相当便宜，如北宋后期的淮南黄州，据

       ①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9《记永康军老人说》，第107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甲戌注，第20册第12269页。　　

         ③胡仔《渔隐丛话后集》卷26，第1480册第544页。　　

         ④《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52。　　

苏轼说：“黄豕贱如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①猪肉价贱如土，显然是当地不喜爱食用的特殊情况造成的。

       洪迈记载，福建建阳乡民家有出生仅20天的牛犊，“不疾辄死”，屠户来买时，主人要价2贯。屠户笑道：“是有何所直?剥而尽货，岂不及此数!但有鬻牛之名，当先以酒及杯羹啖里正，又以饷四邻，乃取其赢。今唯有八百钱，幸见付，否则已耳。”遂成交。②卖此小牛犊的皮、肉钱，大约值2贯余，但因为牛是禁屠之物，一般屠宰前要报经官方批准，③为避免麻烦，必须花钱买通里正和四邻，成本就高了，所以最终只卖了800文。绍兴末，平江府“羊价绝高”，羊肉每斤900文：“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④连薪俸低的小官员也不敢吃，寻常百姓更是消费不起。淳熙年间，平江府有屠户豢养了数十头野生动物麖，每日宰杀1头。因当地很少有麞，所以居民踊跃购买麖肉，“率一斤值钱一千”，⑤每斤价值1贯。看来这种野味很紧俏。宋宁宗时，临安府中猪肉卖90文省1斤；皮、骨每袋2斤2两，卖70文省，每斤约30余文省。⑥临安大店所卖猪肉，“壮汉只吃得三十八钱”。⑦意思是38文钱的熟猪肉，足够一个

       ①苏轼《仇池笔记》卷下《煮猪头颂》，第4页。　　

         ②洪迈《夷坚志·丁志》卷5《张一偿债》，第576页。　　

         ③洪迈《夷坚志·三志己》卷5《泰宁牛梦》(第1337页)载：(泰宁)“此县故例，凡遇开剥病牛者，必投状给公凭乃许之，盖欲防私宰杀也。”　　

         ④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7《三鸦镇》，第682页。　　

         ⑤洪迈《夷坚志·支庚志》卷2《贾屠宰麖》，第1150页。　　

         ⑥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第16页。　　

         ⑦同上。　　

成年男子吃了，价钱可谓便宜。论其分量，大约1斤。①南宋后期的绍定元年(1228年)，靖州“八九十一斤猪、羊肉”，②1斤猪、羊肉卖80—90文。此地偏僻荒凉，“城中不满四十家，气象萧条，盖可想见”。③此价应属低价。

       2。水产

       鱼类价格，一般比肉便宜，多体现在长途贩运到外地上。北宋中期，湖北汉阳长江的鱼干——淡鱼卖往江西，每斤将近100文：“一斤近百钱”。④北方沿海所产的鳆鱼即牡蛎，运往江南出售，价格很高：“一枚直千金”，⑤也即1枚1贯。北宋后期有记载说，京东路登州沿海出产的名贵鱼种嘉蜞鱼(即真鲷，呈长椭圆形，一般体长15～30厘米、体重300～　1000克　)，“皮厚于羊，味胜鲈鳜。至春乃盛，他处则无”。据说此鱼贩卖到江南地区，1条就值数贯：“一枚直数千钱，盖重北地所有也。”⑥宋徽

       ①沈括《梦溪笔谈》卷9《人事》1(第67页)载：王旦的“子弟想于公曰：‘庖肉为饔人所私，食肉不饱，乞治之。’公曰：‘汝辈人料肉几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为饔人所廋。’公曰：‘尽一斤，可得饱乎?’曰：‘尽一斤’固当饱。”　　

         ②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34《答樊致政庚》，第13页。又同书卷64《跋赵安庆所藏东坡帖》(第8页)言：“靖之米斗百泉，羊豕为斤十，减米之二。”　　

         ③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36《答苏伯起振文》，第1页。④张耒《张太史明道杂记》，第17册第20页。　　

         ⑤江休復《嘉祐杂志》，第1036册第569页；又见其《醴泉笔录》卷下，第7册第509页。　　

         ⑥庞元英《文昌杂录》卷2，第862册第665页。　　

宗时的冬季，开封市场上从黄河等外地运来的鱼，每斤不上100文。①大概与同时的牛肉价相近。而在海边水乡，价格便宜。沿海地区的台州，北宋后期，鱼肉每斤30文以下：“鱼肉每斤不过三十钱。”②大观末，蔡京罢相回两浙，乘船路过高邮新开湖时，家人“呼得一艇来，戏售鱼可二十鬣，小大又勿齐。问其直，曰：‘三十金也’。”③渔舟上的20条大小不一的鱼，要价仅30文，合每条l文余。

       绍兴中，在蜀州新津的江中船上，四川一官员的厨子所剖1条数斤重的长鱼掉人江水，因害怕主人责怪，便出1贯的价钱向渔民求助，要求得到同样大小和形状的鱼。④属于悬赏必得的性质，定高于实际价格。乾道六年(1170年)，长江黄州段“鱼贱如土，百钱可饱二十口，又皆巨鱼。”⑤只需花100文，就可以买到供20人吃饱的大鱼。淳熙年间，两浙境内曹娥江中，渔翁捕获一条七八斤重的大鲤鱼，“买以钱五百”，⑥约合每斤60余文。淳熙年间，广州珠江上“有琶急棹就舟，絷二鲟鳇求售，大者长六尺，小者四尺，修鼻侈腮，口隐于颐，身无细鳞，上各

       ①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4《鱼行》，第447—448页。　　

         ②林表民《赤城集》卷1，陈公辅《临海风俗记》，第1356册第624页。　　

         ③蔡絛《铁围山丛谈》卷3，第53页。　　

         ④洪迈《夷坚志·甲志》卷13《鱼顾子》，第117页。　　

         ⑤陆游《陆游集·渭南文集》卷46《人蜀记》，第2440页。　　

         ⑥洪迈《夷坚志·支癸志》卷9《鲤鱼玉印》，第1290页。　　

有锋刃，与凡鱼不同……问所需几何？曰：四百”。①这两条硕大的鲟鳇即中华鲟，价钱是400文，相当便宜。绍熙二年(1191年)冬天，湖北武陵少年张道僧在溪水边钓到1条鱼，“溪西铁炉下人陈长三望见，度水求之。张辞以欲归遗婆。陈曰：‘随我到垆下，以百钱偿汝。’又不可。”因争执导致陈长三死亡。看来这条鱼至少值100文。张道僧不愿出卖，是因为想回家孝敬与其相依为命的祖母，并非嫌钱少。②

       “江阴县河豚”被列为宋代的“天下第一”之一，③价格自然不菲。叶梦得记载有两浙地区河豚的价格：“今浙人食河豚，始于上元前，常州江阴最先得。方出时，一尾至直千钱，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预以金瞰渔人，未易致。二月后日益多，一尾才百钱耳。”④南宋初的江阴，正月的河豚价格极贵，1条值1贯，而且必须先交钱预定；二月以后价格大跌，1条仅卖100文。南宋时，在南雄州3文可买一片如手掌大的鱼蚱：“乡里三钱买一片鱼蚱，如手掌大。”⑤

       乾道三年(1167年)秋，专门贩卖鱼鳖为业的鄱阳市民汪乙，在鄱阳湖上以2贯买得重达100斤的1只鼋(现代又名沙

         ①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10《鲟鳇鱼》，第390页。　　

         ②洪迈《夷坚志·支景志》卷10《陈长三》，第961页。　　

         ③(明)陶宗仪《说郛》卷12下，太平老人《袖中锦·天下第一》，此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76册第612页。《说郛三种》无此条。　　

         ④叶梦得《石林诗话》，第1478册第987页。　　

         ⑤普济《五灯会元》卷18《大沩鉴禅师》，第1228页。　　

鳖、蓝团鱼、绿团鱼等，是淡水龟鳖类中体形最大的一种)：“以钱两千从渔者买一鼋，其重百斤。”①平均每斤20文。乾道年间，在昆山沿海，一船中满舱的鳖大约有数百只，“问所直若干，为钱三万”，②价值30贯。淳熙九年(1182年)，长洲县丞王昭达路过吴江，见岸旁的渔舟上，渔民在用刀刮取乌龟壳，于心不忍，“询之，一枚才直一二钱。恻然动心，以一千得大小五百六十枚”，将其放生。③平均每只仅1．7文。庆元年间，鄂州针工程一，“方人市，逢壮夫四辈，扛巨鼋赴屠肆，凡重三百二十斤，商其贾为十三千”。④一只重达320斤的巨鼋，在市场上以13贯的价格卖出，约合每斤40文。南宋中期，韩元吉在福建建州，以100文从玩耍的小孩手中买了7只龟放生：“有童子市龟七，以百金得而放之。”⑤每只合14文余，但不一定属于市场价。

       宋仁宗曾食用新上市的螃蟹，价钱是1只1贯：“有新蟹一品，二十八枚。帝曰：‘吾尚未尝，枚直几钱？’左右对：‘直一千。’”⑥而在河北沿边的塘泊地区，至秋季，“霜蟹当时不论钱

       ①洪迈《夷坚志·支甲志》卷3《汪乙鼋》，第734页。　　

         ②洪迈《夷坚志·补志》卷4《村叟梦鳖》，第1577页。　　

         ③周辉著，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11《昭达纵龟》，第485页。　　

         ④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3《鄂渚元大郎》，第1407页。　　

         ⑤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4《有童子市龟七以百金得而放之》，1979册第54页。　　

         ⑥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1，第4页。陈师道《后山谈丛》卷6(第81页)作“蛤蜊”。　　

也。”①在广东沿海的南恩州，螃蟹1文钱2只。②南宋前期，有官员在舟山岛上的昌国县，“见白蟹不论钱，因买百钱，得数十枚。”③大约1只2文左右。岭南夏季水边的小虾，一捧仅一二文。④南宋末，歙县人方岳有诗云：“蟹之风月元无价，只卖百钱那是钱。”⑤大约是100文1只螃蟹。

       绍兴二十年(1150年)四月，秀州海盐县海滨有“巨鳅”——大概就是搁浅的鲸鱼，“高殆与县鼓楼等，长百丈不啻”，其肉被分食，有的带人州城出售，“每斤为钱二百”，⑥每斤200文。

       在许多海滨水浒，海鲜水产极为丰富，价钱也极贱。如北宋后期，沿海的通、泰州，“水滨积鱼如坻。土人荷罛罣往，必盈载至，无有持竿负苓笱者。间一二日不售，则往往畚取诸小鱼，投弃碛中”。⑦宋高宗时期的杭州人张九成言：“吾乡十月间，海错贱如土。”⑧南宋中期的武昌西南云梦泽中，据孙应时诗云：“平生闻说沌鱼美，满篮不受百钱直”。⑨100文可买l篮子鱼。如此低廉的价格，满足着广大贫穷人家的需要。

       ①何遠《春渚纪闻》卷3《雀鳅蛇蟹之异》，第47页。　　

         ②张师正《倦游杂录。陈亚善对》，第65页。　　

         ③张呆《医说》卷7《食蟹反恶》，第742册第116页。　　

         ④张师正《倦游杂录·蚁蚱》，第48页。　　

         ⑤方岳《秋崖集》卷8《蟹至十数日而价比异时特贵贫者只得忍口薄暮有以为饷者作诗回饷》，第1182册第218页。　　

         ⑥洪迈《夷坚志·支戊志》卷9《海盐巨鳅》，第1122页。　　

         ⑦刘貪《龙云集》卷16《上陈按察次升书》，第1119册第198页。　　

         ⑧张九成《横浦集》卷3《子集弟寄江蟹》，第1138册第306页。　　

         ⑨孙应时《烛湖集》卷15《沌中即事》，第1166册第706页。　　

       3。蔬菜

       蔬菜是日常必备的物品，买卖最为频繁，可惜缺乏一般蔬菜的确切价钱，仅见个别特例。

       北宋末，开封每到四月，一种嫩时可食用的葫芦名叫茄瓠，“初出上市，东华门争先供进，一对可直三五十千者”。①两只卖到30至50贯，属于珍奇时蔬，寻常人家断然不敢问津。

       宋神宗时，福建官方购买“干姜一十万斤，价钱一千一百六十八贯文足”。②干姜每斤约合11．6文足。

       宋高宗时的王洋有诗云：“黄门给事二千粟，日割三牲亦应足。刘翁食殂厌膻腥，千亩渭川期满腹。吴人束简如束刍，百钱可了三日厨。”③说的是花100文买的竹笋，可以供3天食用。

       宋高宗时，郑刚中在耒阳，“日以数十钱悬壁间，椒、桂、葱、姜，皆约以一二钱”。④可知这些调味菜很便宜，一两文就可卖到一天的用量。

       绍兴年间，台州仙居县的一处菜园，被人盗走1畦菜，“直

       ①盂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8《　四月八日　》，第749页；同书卷1《大内》(第41页)也载：“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茄瓠之类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诸阁分争以贵价取之。”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38。　　

         ③王洋《东牟集》卷2《又题琳师房刘行简给事墨竹》，第1132册第338页。　　

         ④罗大经《鹤林玉器》乙编卷5《俭约》，第208页。　　

一贯二百钱”，①价值1贯200文。

       蒟酱是我国古代有名的栽培植物蒌叶及其用于调味的产品．是酱制品史上的奇葩，价格也奇贵。据宋代话本小说记载，南宋初期，在夔州路南部的牂舸江上：

       又有一只船上叫卖萄酱，这蒟酱滋味如何?有诗为证：白玉盘中簇绛茵，光明金鼎露丰神。椹精八月枝头熟，酿就人间琥珀新。杨公说道：“我只闻得说，蒟酱是滇蜀美味，也不曾得吃，何不买些与奶奶吃?”叫水手去问那卖蒟酱的，这一罐子要卖多少钱，卖药酱的说：“要五百贯足钱。”杨公说：“恁的，叫小厮进舱里问奶奶讨钱数与他。”小厮进到舱里，问奶奶取钱买酱。李氏说：“这酱不要买他的，买了有口舌。”小廝出来回覆杨公，杨公说：“买一罐酱值得甚的，便有口舌!奶奶只是见贵了，不舍得钱，故如此说。”自把些银子与这蛮人，买了这罐酱，拿进舱里去。揭开罐子看时，这酱端的香气就喷出来，颜色就如红玛瑙一般可爱；吃些在口里，且是甜美得好。李氏慌忙讨这罐子酱盖了，说道：“老爹不可吃他的，口舌就来了。这药酱我这里没有的，出在南越国。其木似谷树，其叶如桑椹，长二三寸，又不肯多生。九月后，霜里方熟。土人采之，酿酝成酱。先进王家，诚为珍味。这个是盗出来卖的，事已露了。”

       原来这萄酱，是都堂着县官差富户去南越国用重价

       ①洪迈《夷坚志·支景志》卷4《宝积行者》，第909页。　　

购求来的，都堂也不敢自用，要进朝廷的奇味。富户吃了千辛万苦，费了若干财物，破了家，才设法得一罐子，正要换个银罐子盛了，送县官转送都堂，被这蛮子盗出来。①

       这罐从南越国进口的上供药酱，虽说以500贯足成交，但属于急于销赃的低价，其实际价值远远超出此数。从文中的钱陌可以看出，完全是宋人的用法，其价钱是可靠的。

       4．熟食

       熙宁年间，在湖北安州，有人“于务前饼店，以四钱买胡饼二枚。”②则是2文可以买1枚胡饼。苏辙在一首诗中说：“大麦过期当半熟，小麦未晚犹十分。东家西舍发陈积，十钱一饼犹难得。”③可见在平时，1枚面饼的价钱只是数文。宋徽宗时，开封市场上的笼饼每枚7文；建炎初宗泽任开封府尹时，笼饼每枚的成本是6文，市场价卖到20文，为平抑物价，宗泽下令只准卖8文。④据代话本小说记载，北宋开封城内，有人用6文钱买两个酸馅：“走到王秀架子边，漾下六文钱，买两个酸馅。”酸馅就是蔬菜包子，3文钱1个；另有宋四公“夜至三更前后，向金梁桥上四文钱买两只焦酸馅”，⑤则是焦酸馅2文钱1个。

       ①(明)冯梦龙编《喻世明言》卷19《杨谦之客舫遇侠僧》，第273——274页。　　

         ②王锤《默记》卷中，第34页。　　

         ③苏辙《栾城集·三集》卷1《春无雷》，第1470页。　　

         ④何蘧《春渚纪闻》卷4《宗威愍政事》，第55页。　　

         ⑤(明)冯梦龙编《喻世明言》卷36《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第536页，第523页。　　

       靖康年间，退位南逃的宋徽宗在汴河岸边用“金钱十文”买1枚蒸饼。①10文金钱买个馒头，显然不是等价交换，而是皇家的大方。绍兴二年(1132年)，江东宣州的白面蒸饼(当是现代的白面馒头之类)25文一个：“卖蒸饼者皆叫云：‘一个二十五，里外一般。’盖言一个卖二十五钱，里外皆是白面也。”②(参考资料：绍兴末，宋军收复河州，“时食物踊贵，炊饼一直钱数十。”③)

       北宋中期，有白云端禅师云：“一文大光钱，买得个油糍吃。”④油糍是种油炸圆形食品，l文钱1个。

       北宋后期，青州人刘跛子，痴情于洛阳牡丹，“每岁必一至洛中看花，馆范家园，春尽即还京师。为人谈噱有味，范家

       ①张知甫《可书·道君逊位东下》，第427页。　　

         ②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50，绍兴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第1088页。　　

         ③员兴宗《九华集》卷24《平河之功士以赏薄致怨》，第1158册第209页。　　

         ④释惠洪《禅林僧宝传》卷28《白云端禅师》，第1052册第768页。“大光钱”未详有何特意，多见之于佛教典籍。如李遵勖《天圣广灯录》卷　2l　(第一辑第二编乙第5册第405页)：“福田院里贫儿叫唤，乞与我一文大光钱”。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93《纪事》(第4册第4207页)也载：余杭县吏何某，“置两竹筒于堂，择小钱数千，分精粗为二等，时掷三两钱或一钱于简中。诸子问何故，曰：‘吾蒙知县委任’凡干当一事了，则投一钱。所以分为二者，随事之大小也。子竟不深晓。迨谢役寿终，始告之曰：‘尔曹解吾意乎?吾免一人徒罪’则投一光钱于左筒；免一杖罪及谕解一讼，则投一糙钱于右筒”。照此，则所谓光钱是指品相好的1文铜钱。　　

子弟多狎戏之。有大范者见之，即与之二十四金，曰：‘跛子吃半角酒。，小范者见，只与十金，曰：‘跛子吃碗羹。’于是以诗谢伯仲曰：‘大范见时二十四，小范见时吃碗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过一生。’”①在洛阳，10文钱可以买1碗羹。

       崇宁二年(1103年)蔡京改铸折十大钱，给民间交易带来很大的不便。“优人因内宴为卖浆者，或投一大钱饮一杯，而索偿其余。卖浆者对以‘方出市，未有钱，可更饮浆。’乃连饮至于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钱，奈何?”’②原本是1文钱1杯的浆(豆浆?)，现在没有1文的钱币了，改成10文的大钱，致使小额交易无法进行。南宋前期的汴河沿岸某地，粥店所卖粥2文钱l碗：“有一妇人青衫素裲裆，日以二钱市粥。”③

       北宋末，开封小酒店所卖的下酒菜，“如煎鱼、鸭子，炒

       ①惠洪《(日本五山版)冷斋夜话》卷8《刘跛子说二范诗》。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国内传的版本多含糊混乱，如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第60页)作：“范家子弟多狎戏之。有范老见之，即与之二十四金，曰：‘跛子吃碗羹。’于是以诗谢伯仲曰：‘大范见时二十四’小范见时吃碗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过一生。”则文中“大范”与“范老”不合，诗中“二十四”与“吃碗羹”不合，“小范见时吃碗羹”则无事实。　　

         ②曾敏行《独醒杂志》卷9，第86—87页。　　

         ③郭彖《睽车志》卷3，第1147册第244页。　　

鸡、兔，煎燠肉，梅汁，血羹，粉羹之类，每分不过十五钱。”①小吃一份15文。早晨五更所买的动物下水早餐，每份20文：“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间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②州桥夜市的“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③意思是每份15文。平常在开封的饭店中，“菜蔬精细，谓之‘造齑’，每碗十文”。④这些小吃，价格一般在10—20文之间。正月里的开封名吃周待诏瓠羹——用瓠叶、肉等煮成的浓汁食品，“贡余者一百二十文足一个，其精细果别如市店十文者”。⑤从皇宫流出民间的瓠羹1“个”120文足，一般店铺的每个10文。

       南宋时南方地区的一家小饭店，1碗鳝鱼卖铜钱l0文。⑥宋

       ①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2《饮食果子》，第190页。　　

         ②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3《天晓诸人人市》，第357页。　　

         ③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2《州桥夜市》，第115页。　　

         ④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4《食店》，第430页。　　

         ⑤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6《十六日》，第597页。该书记载北宋开封有多家“瓠羹店”，如“徐家瓠羹店”(卷2《东角楼街巷》，第144页)、“史家瓠羹”(卷3《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第274页)、“桥西贾家瓠羹”(卷3《大内前州桥东街巷》，第283—284页)等。至南宋临安，此味渐消失，耐得翁在《都城纪胜·食店》载：“有名存而亡者，如瓠羹是也。”　　

         ⑥(元)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2《杀鳝悔悟》，第98　　

理宗时，临安用奶酪做成的北方食品“酪面”，价格奇贵：“都下买物，多趋有名之家……如酪面，亦只后市街卖酥贺家一分，每个五百贯，以新样油饼两枚夹而食之。此北食也”。①每份居然高达500贯。淳熙五年(1178年)，太上皇宋高宗曾“宣索市食”即要吃市场上的民间小吃，其中就有“贺四酪面”。②可见为著名高档美味。

       5．糖果

       宋代糖业很发达，有砂糖、白糖、糖霜等，可惜均无价格传世，仅见零售的零食价格。北宋后期，僧人仲殊在苏州向卖饧(即糖)者乞讨1文钱，得到后便买饧食之而去：“仲殊初游吴中，自负一盖。见卖饧者，从乞一钱，饧(者)与之，即就买饧，食之而去。”③则是1文钱可以买到一(块?)饧。南宋时的陆游，也曾用1文钱买了一(块?)名为“<饣长><饣皇>”的饴糖：“一钱留得终羞涩，持买<饣长><饣皇>引福孙。”④显然是儿童食品。

       6．果品

       (1)荔枝

       元符年间，四川戎川所产的“荔子”即荔枝丰收，价格十

       ①耐得翁《都城纪胜·食店》，第590册第6页。　　

         ②周密《武林旧事》卷7《德寿宫起居注》，第590册第257页。　　

         ③惠洪《冷斋夜话》卷8《钱如蜜》，第62页。　　

         ④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41《一钱》，第1043页。程大昌《演繁露》卷4《饴饧》(第852册第97页)指出：“凡饴谓之饧，自关而东通语也，今人名为白糖者是也，以其杂米蘖为之也。饴即饧之融液，而可以人之食饮中者也。后汉明德马后谓‘含饴弄孙’者是也。”　　

分低贱，“大如鸡卵，味极美，每斤才八钱”。①每斤8文(铁钱)。汪元量也有诗云：“锦树高低种万颗，岁收百斛足生涯。八钱买得一斤重，鲁直诗中特地夸。”②

       福建是宋代荔枝的主要产地，也是当地名产，价格很贵。宋神宗时，福建官方购买荔枝17万颗，“额钱一十五万贯”，③大约1颗880余文。南宋后期，福建某沿海地区名为“皱玉”的荔枝，“十颗千钱品最珍，北人鲐背未濡唇……皱玉盛时，颗值百钱”。④1颗卖到100文。

       (2)柑橘

       与荔枝相比，柑橘的产量和市场都大的多。

       北宋中期，太湖流域产橘的山中，“每一百斤为一笼，或得(上?)价，笼一千五百钱，下价或六七百，不可常也”。⑤每100斤桔为1笼，按质量或行情，上价每笼售1贯500文，也即每斤15文，下价则卖600至700文，平均每斤6至7文。南宋王十朋在湖北境内，曾“以百钱买桔得十六颗”，但口感不好：“味酸。”⑥平均6至7文1颗。丰收时节，价格更便宜。如南宋

       ①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18《与王观复书·又》，第473页。　　

         ②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4《戎州》，第145页。③《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38。　　

         ④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和赵南塘离支五绝》，第15页。同书卷9《和南塘食荔叹》(第l9页)云皱玉为新品种：“自从陈紫无真本，皱玉晚出尤称雄”。　　

         ⑤陈舜俞《都官集》卷14《山中咏橘长咏》，第1096册第549页。　　

         ⑥王十朋《王十朋全集·诗集》卷20《晚过沙滩……味酸》，第350页。　　

初曾有禅僧云：“今年柑子熟，一颗一文。”①1文就可以买]颗。淳熙年间，赵蕃有诗云：“忆昔为农近石田，年年为橘走霜天。大逾三寸曾何直?裁得开元斗米钱。”②按开元年间斗米约10文左右计，③则是一颗直径3寸的橘子大约值10文左右。

       以上是普通柑橘的价钱，若是名优品种，则要贵的多。王十朋有诗云：“昔贡千金颗，遥驰万里函(原注：宣、政间，温州贡柑，每颗有一二千。)”④说明宋徽宗宣和、政和年间，温州的贡柑价格高贵，每颗高达1至2贯。绍兴后期，举世闻名的平江府洞庭柑，“每对二千”。⑤如1对指两颗的话，则是1颗1贯。这里所产的真柑，价格也不低：“真柑，出洞庭东、西山。柑虽橘类，而其品特高。芳香超胜，为天下第一……其木畏霜雪，又不宜旱，故不能多植及持久。方结实时，一颗至直百钱，犹是常品，稍大者倍价。并枝叶剪之，饤盘时，金碧璀璨，已可人矣。”⑥洞庭真柑，贵时1颗100文或200文。

       南宋时，产于江西的金橘，“商贩小株，才高二三尺许，一舟可载千百株。其实累累如垂弹，殊可爱。价亦廉，实多根茂

       ①师明《续古尊宿语要》卷4《铁鞭韶和尚语·小参》，第26页。　　

         ②赵蕃《淳熙稿》卷17《从俞少盂觅橘》，第2259册第382页。　　

         ③《新唐书》卷51《食货志》(第5册第1346页)：开元年间，“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又《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上(第1册第189页)，开元十三年十二月：“时累岁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　　

         ④王十朋《王十朋全集·诗集》卷28《知宗柑诗用韵颇险予既和之复取所未用之韵续赋一首三十韵》，第532页。　　

         ⑤《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53。　　

         ⑥范成大《吴郡志》卷30《真柑》，第445页。　　

者，才直二三镮”。①按1镊为100文，②则1株上好的金橘价值2叨—300文。

       (3)鸡头米

       北宋末，开封的立秋时节，鸡头(即芡实，睡莲科植物芡的干燥成熟种仁，又名鸡头米)上市，“则梁门里李和家最盛。中贵戚里，取索供卖。内中泛索，金合络绎。士庶买之，一裹十文，用小新荷叶包，糁以麝香，红小索儿系之”。③一荷叶包鸡头米卖10文钱。

       (4)枣

       元丰四年(1081年)，“绛州运枣千石往麟府，每石止直四百”。④作为军需的绛州枣每石400文，每升4文，可谓相当便宜。而在开封城内，1文钱可买7颗蒸枣：“鬻蒸枣者来，道士取先所掷一钱买之，得七枚。”⑤

       (5)梨

       北宋时，有僧人言：“三钱买个郑州梨。”⑥郑州梨3文钱买I颗。

       7．油

       ①张世南《游宦纪闻》卷2，第11页。　　

         ②参见拙作《宋钱计量单位及名称小考》，《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　　

         ③盂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8《立秋》，第805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7，元丰四年十月乙丑，第13册第7674页。　　

         ⑤洪迈《夷坚志·丙志》卷18《张拱遇仙》，第520页。　　

         ⑥谭章《开福道宁禅师语录》卷上，第228页。　　

       宋代食用油和灯油并无区分，只是用途不同。有关资料都是灯油即植物油。庆元年间，临安府的油价是每斤100文会子：“庆元间，油钱每斤不过一百会，巷陌爪札，欢门挂灯，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光不绝。城内外有百万人家，前街后巷，僻巷亦然。挂灯或用玉栅，或用罗帛，或纸灯，或装故事，你我相赛。”①从文中的意思可以看出，每斤油100文是很便宜的价钱，所以大街小巷到处点灯。南宋时，相传有两贫士为邻，“至夜，邻士叩门，假一二钱，市油诵书。”②1文或2文钱可以买些油点灯夜读，其数量大概是可以使用到半夜。另有一实例是宋孝宗朝，东阳书生乔行简在家乡读书，夜以继日，“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于青布褙袖中归，然灯读书”。③每晚用4至5文的油照明。若按5文，以0．16斤油计，④每斤最多不过31．2文。

宋代食盐价格

《宋代物价研究》第三章（6）

程民生

       【四、食盐】　　

       食盐为民生不可须臾或缺的必需品，因而历代多实行官府专卖，价格垄断，利润极厚。民间为反抗高价官盐，往往冒险买卖私盐，价格自然低贱。所以历来有官价、私价之分。宋代食盐主要分三种，即颗盐(陕西路所产的解池盐和河东路盐)，末盐(沿海地区所产的海盐)，四川所产的井盐。宋代盐政基本政策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43之98。　　

         ②《宋史》卷374《赵开传》，第33册第11597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31之13。　　

         ④[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1，第14页。　　

是：“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①为了实行禁榷，政府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销售区域，但在有的地区也实行通商，盐价问题因而十分复杂。在此，我们根据资料条件，大致按北方、东南、四川、广南四大地区考察。②

       1．北方地区

       北方地区主要行销解盐、河东盐和东北盐(即京东、河北的海盐)。开宝年间，各地盐价均被朝廷命令降价，原来每斤卖60文者降至50文，40文者降至30文：“先是，令诸州卖盐，斤六十钱者减为五十，四十者为三十。”至开宝九年(976年)，颗盐再次减至每斤40文。③宋太宗至道年间，朝廷统一规定：“凡颗盐、末盐皆以五斤为斗。颗盐卖价，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有三等。末盐卖价，每斤自四十七至八钱，有三十一等。”④解盐卖价每斤自44至34文凡3等，海盐卖价每斤自47文至8文凡31等。可见解盐质量差别不大，海盐质量则有很大的差距。

       咸平年间，在陕西路的鄘、延、环、庆、仪、渭等州，产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青盐(也即石盐)每斤不过]5文：“未禁

       ①《宋史》卷181《食货志》下3，第13册第4413页。　　

         ②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下册第860—863页，载有关于盐价的3个表格，一为国家收购价格的变动表，二为官盐价格表，三为对商人的批发价表。本节与以参考。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开宝九年七月乙酉，第1册第374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天禧五年十二月戊子，第4册第2261页。《宋史》卷181《食货志》下3(第l3册第4427页)作：“末盐之直，斤至自四十七至八钱，有二十一等。”　　

青盐之时，每一斤不过十五钱，百姓皆食。”①景德元年(1004年)，由于人中制度的需要，“定陕西州军人中钱文则例”：沿边的环、庆、延、渭、原州、镇戎、保安军7地，每斤12文足；次边的仪、鄘州2地，每斤14文足；再次边的邠、宁、泾州3地。每斤16文足；内地的秦、坊、丹、乾、陇、凤、阶、成州、凤翔府9地，每斤18文足；东部的同、华、耀、虢、解州、河中府、永兴军府、陕府8地，每斤26文足。②意思是：向这些地方输送钱供应军需，按离边防距离远近，可以到解池批发不同数量的盐，如向环州等地输送10文钱、向同州等地输送26文钱，得到的都是1斤盐。严格来说，这并不是盐价，顶多算是鼓励商人向沿边地区输送钱物的批发优惠价。同时，为了保证居民不食用私盐，又诏令解盐通商的永兴军、同、华、耀州等地，“仍以户口市盐钱数分配部民，随夏税输纳，每钱四十四支盐一斤”。③强行配卖于民间的盐价为每斤44文，是前此朝廷规定的解盐的最高价。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据陕西转运副使张象中报告：安邑、解县两池“见贮盐三千二百七十六掩，计三亿八千八百八十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计直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入百缗”。④合计每斤55文，超出了原来规定的解盐最高价每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4，咸平六年三月辛亥，第2册第1185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36之7至8。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景德元年八月己亥，第3册第1258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6，大中祥符九年四月丁亥，第4册第1982页；《宋会要辑稿·食货》23之30所载价钱略有出人，作“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八十贯”。　　

斤44文。

       天圣六年(1027年)，有诏令云：“秦州据每年合要酒米、曲麦，并许客旅人中，依自来本州人中军粮白米、小麦例纽筭，每交人纳石斗钱数贯百，支与川界嘉、邛等州军请见钱铁钱。如或客旅愿要箅请解盐，即依近敕每斤作十八文足支还。”①批发给商人的解盐价格是每斤18文足。庆历八年(1048年)度支员外郎范祥任制置解盐事时，开始在陕西实行钞盐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则是解盐的批发价是24文1斤；而当时京师的食盐价，每斤一般在30文至40文之间。②40多年后的元祐六年(1091年)，澶、怀、滑州、阳武县等处所卖盐，“许客人于河阳都盐场务人中，其价钱每席定八贯二百”。③按每席116．5斤计，解盐的批发价约是70文1斤。

       大观四年(1110年)，朝廷要求开封的铺户到都盐院批发官盐，“每斛官收价钱四十五文足”，④每斤45文足。韩淲记载：“西安州定戎寨盐池，本州月收七百余斤，计为钱一百四　十万”　。⑤按其字面意思，北宋后期，西安州每月收700余斤盐，价值1400贯，则每斤近2贯(铁钱)。

       西和州“盐多地狭”，消费量有限，地方官为了多收盐利，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36之26。　　

         ②沈括《梦溪笔谈》卷11《人事》2，第88—89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7，元祐六年十月戊午，第18册第11145页。　　

         ④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9，大观四年八月己巳，第987页。　　

         ⑤韩號《涧泉日记》卷上，第2983册第7页。　　

所以官卖盐价格就定的高，每斤400文，“民甚苦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有诏“减西和州官卖盐直之半”，即每斤200文。①宋理宗时，西和、成、凤州等地的解盐价格，仍是每斤200文：“每斤犹为钱二百云。”②

       河东路除了晋、绛、慈、隰州居民食用解池盐外，其余州军皆食用本地并州和汾州的东、西永利监所产盐，由于质量较差，其价格低于解盐。北宋中期，“其人官，斤为八钱或六钱，出为钱三十六”。③永利监向铛户收买的盐价是每斤6至8文，面向民户的卖出价却是36文，转手赚取了五六倍利润。

       辽国境内的燕京，原来“每贯四百文得盐一百二十斤”，即1贯400文买盐120斤，合计每斤仅11文多，与宋朝相比便宜得多。宣和年间宋人收复燕京后，利令智昏地提高了价格：“提举官都不念新附之民，贪功生事，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④猛然增长到每斤250至280文足，实在是因小失大的荒唐作法。

       2．东南地区

       宋代的东南地区通常指淮南、江东、江西、湖北、两浙、福建6路．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为适应统一的需要，朝廷调整东南盐法，官卖盐价按地区而不同，每斤为40文到50文足：

       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绍兴二十九年十二月甲戌，第3067页。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26之43。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解盐》，第301页。　　

         ③《宋史》卷183《食货志》下5，第13册第4469页。　　

         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4，官和七年十　二月十日　，第176。　　

“淮南诸旧禁法卖盐处，斤为钱四十；内庐、舒、蕲、黄、和州、汉阳军去建安军水路稍远，斤为钱五十。襄州等十四处，旧颗盐通商，今并禁止，每斤钱五十足陌，令襄州都大于建安军般请……昇、润、常、宣、池州、平南、江阴、宁远军去建安军稍近，依江北诸军例，斤为钱四十。江、洪、筠、鄂、抚、饶、袁、台(去?)建安军稍远，斤为钱五十。歙、信、建、剑接近两浙界，斤为钱五十，就两浙般请。虔、汀二州接近广南界，斤为钱五十。”①调整的范围涉及淮南、江东、江西、湖北、两浙、福建诸路或部分州郡，每斤50文的最高价，已超过了原来的47文。太平兴国八年，湖北路转运使李惟清报告说：湖北官卖盐每斤64文足：“官卖盐斤为钱六十四，民以三数斗稻价，方可买一斤。”朝廷于是下诏每斤减10文，即54文足1斤。②减价以后的价格，仍然高于3年前朝廷制定的各地盐价中的最高价。

       熙宁三年(1070年)，权提点江西刑狱张颉指出：“虔州地接岭南，官盐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盗贩人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而卖钱二十，以故虔人尽食岭南盐。”③官买盐质量差，分量不足，价格却高达每斤47文；而私盐质量高，分量加饶50％，价格却仅卖20文，实际上等于l3文买1斤。私盐的泛滥因此有着广阔的基础和群众市场。元丰年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23之20至21。　　

         ②《宋史》卷267《李惟清传》，第26册第9216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末纪事，第1册第567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3，熙宁三年七月辛丑，第9册第5178页；《宋史》卷182《食货志》下4，第13册第4443页。　　

间，福建、广南沿海地区盐每升5文：“盐升五钱，比浙贱数倍。”①按朝廷统一规定的“五斤为斗”计算，约合每斤10文。说明地区间价格差别越来越大，福建、广南沿海地区的盐价远低于两浙盐价。元祐七年(1092年)，扬州江都县盐6两卖]5文5分足，每斤28文足：“元价买盐每斤二十八文足”。②比以前其他地区盐价便宜。北宋后期，越州萧山县的钱清盐场，官府购买亭户的盐价格极低，每斤不过四五文，致使无利可图的亭户“多窜亡，至追捕拘系之，乃肯就役”。③一方面极力压低统购价，一方面不断提高统销价，是官府盘剥渔利的惯用手段。

       崇宁四年(1105年)，蔡京等人在改变盐法的基础上，“又以算请盐价轻重不等，载定六路盐价，旧价二十钱以上皆递增以十钱，四十五者如旧；算请东南末盐，愿折以金银、物帛者听其便”。④前此东南六路统一的批发盐价，大概是每斤最低20文，最高45文，按前文所载，海盐共分31等。这次价格调整，中心意思是提价，除了最高等次和最低等次的盐价格维持原价外，其余中间等次均涨价10文。政和元年(1111年)，左司员外郎张察上奏道：

       奉圣旨均定东西六路盐价，已均定奏闻。契勘自祖宗以来，东南六路卖盐，惟绍圣之间最为增羡，臣今来所定，比绍圣价上每斤增钱二文，至九文足，以酌中纽

       ①方勺《泊宅编》卷3，第14页。　　

         ②苏轼《苏轼文集》卷34《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第962页。　　

         ③杨时《龟山集》卷l《上渊圣皇帝》，第1125册第108页。　　

         ④《宋史》卷182《食货志》下4，第13册第4445页。　　

算，每岁以增及一百八十余万贯。若候转运司会到，止是一路利害，互为异见，与臣将诸路地理远近照应相接、州县通行均定利害不同。伏乞以臣所定价例先次颁行，如或逐路更有增废去处，只乞下逐路转运司比附相近场务立价闻奏。

       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但又感到不满足，进而诏令：“东南六路盐于张察所定价上，每斤各添钱一文。”①按这条资料的记载，宋哲宗绍圣年间已经大幅度增长了东南盐价，政和元年张察建议每斤再增加2至9文足，朝廷起初批准了他的方案，随即又嫌还不够，再提高l文，即每斤增加3到10文。除了不知道其具体数字外，我们也不知道绍圣年间的价格。

       政和三年(1114年)，“时法既屡变，蔡京更欲巧笼商贾之利，乃议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囊以三百斤，价以十千，其鬻者听增损随时，旧加饶脚耗并罢”。②官方批发价平均为每斤33文余。宣和四年(1122年)，榷货务报告说：“古有斗米斤盐之说，熙、丰以前，每硕米价不过六七百，是时盐价每斤六七十，今(来)[米]价每硕二贯五至三贯，而盐价依旧六十，实所未谕。况崇宁年曾定盐价，买钞折算，每斤酌中者四十足，今每斤二十七文足，所亏官钞稍多。”③如此，熙、丰以前东南地区的盐价一般为每斤60至70文，至宣和年间仍然不变。这与前文所载严重不符。所言价格仍是钞盐制度下批发给盐商的价格，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25之5。　　

         ②《宋史》卷182《食货志》下4，第13册第4450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25之17；参见《宋史》卷182《食货志》下4，第13册第4451页。　　

而不是市场价格。

       北宋末，严州“每一丁官支给盐一斗，计五斤，每一斤计钱三十一文二分省”。①每斤31．2文省，这是官定的丁口盐价，也即官府按人丁强制摊派的盐价。

       南宋时期东南地区的盐价更混乱，起伏差别很大。绍兴元年(1131年)十二月，“江湖盐价每斤七八百钱”。②“江湖”地区当是指江南东、西和荆湖南、北等路，盐价每斤为700文至800文，大大高于北宋时。这是因为金兵占据、扰乱淮南，盐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加以道路阻断，原为东南盐区(即淮盐)的江湖地区失去了主要供应渠道，造成紧缺，所以盐价昂贵。绍兴末的两浙江阴军，私盐1斤50文，“而官盐百余钱一斤，终无一金之人”。③官盐1斤100余文，但有价无市，卖不出去。淳熙元年(1174年)，浙西路各盐场收购亭户额内盐(必须低价卖给官方的盐)的价格是每斤16文，额外盐是每斤19文。④淳熙三年，湖北靖州官方所卖盐，“每斤要钱二百五十文足。盐价既高，又亏斤两，多杂沙泥，无人愿买”。⑤卖盐价是每斤250文足，而且质量很差。景定二年(1261年)，浙东地区“官盐买价

       ①吕祖谦《东莱集》卷3《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第l150册第24页。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0，绍兴元年十二月辛巳，第888页。　　

         ③孙觌《鸿庆居士集》卷12《(与)沈相书》2，第i135册第132页。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3。　　

         ⑤《宋会要辑稿·蕃夷》5之98。　　

每斤不过二百文旧会，实则不过十一文见钱”。①仅卖到铜钱11文1斤，当与地处沿海、盐业资源丰富有关。

       福建的情况特殊而且资料较多，可以单独论述。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朝廷对福建盐政作了改革：“除福建诸州盐禁，官卖之，斤为钱二十五。”②官卖盐的定价是每斤25文，远低于东南其他地区。元丰年间，福建沿海地区盐每升5文，“比浙贱数倍”。③约合每斤10文的价格，远远低于两浙。

       绍兴初，杨时指出：“闽中旧官卖盐，每斤二十七文。今民间每斤至百二三十文，细民均被其害，而盗贩所以公行也。”④大概是指北宋中后期福建大部分地区官卖盐的价格是每斤27文，比宋太宗时仅增长了2文。但到绍兴初猛然上涨到每斤120至130文，也是战乱的缘故，不会持久。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福建转运司盐本钱即官方买人价为每斤为25文：“漕臣盐本钱每斤为二十五钱。”⑤绍兴三十一年，邵武军签判赵不已言：“本路每岁遂抱纳钞盐钱一十万缗，节次增至三十万缗为额。钞钱每增，盐价遂长。顷年每斤不过三五十文，今甚者至百有余钱矣……且如本路岁卖盐一千一百三十万斤，以钱百二十为率，计

       ①黄震《黄氏日抄》卷　7l　《申陈提举到任求利便札状》，第708册第708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三月甲申，第1册第541页；《宋大诏令集》卷183《许漳泉福建汀剑兴化邵武军盐通商建州铸大铁钱诏》，第664页。　　

         ③方勺《泊宅编》卷3，第14页。　　

         ④杨时《龟山集》卷20《答胡康侯》8，第1125册第305页．　　

         ⑤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8，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癸亥注，第2941页。　　

收钱百三十五万六千缗。”①可见在绍兴中，福建官卖盐价每斤不过30至50文，彻底改变了绍兴初的非常价格；但至绍兴末又有提高，最高达到120文。

       乾道初，福建从事盐业生产的埕户，“售盐一斤，实得四五文”，②卖给官方的价钱是每斤4至5文。淳熙十三年(1186年)，福建转运副使赵彦操等上奏道：汀州长汀、上杭、莲城、武平等县，官方强制性的科买盐价是每斤162文，清流县144文，宁化县149文，“价既高，人不乐买，是以至于科敷。”③只好使用官府的惯用伎俩——强制配买。绍熙四年(1193年)朱熹言：建宁府政和县“有小路数条，通罗源、宁德海乡，步行不过两三程可到，故私盐每斤不过四十五文。而官盐则必泝流运纲，或半岁而后达，脚费不赀，故宫盐立价不得不高，每斤之直遂至不下九十文。所以从来民间只吃私盐，而官盐自非科抑，虽铢两无售者”。④官盐由于运输成本高，销售价格每斤在90文以上；私盐由于来源便捷，价格每斤不过四五十文。

       嘉定九年(1216年)前，建宁府建安官卖盐每斤88文足(另饶盐1两2钱)；嘉定九年后，每斤1包的盐卖70文足，每两l包者，两包即2两卖9文足，不再饶盐。⑤嘉定年间的建宁府各县每斤盐价是：建安88文足，建阳县99文足，崇安县108

       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8，绍兴三十一年二月庚戌，第3148页。　　

         ②朱熹《朱熹集》卷24《答陈漕论盐法书》，第1016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26。　　

         ④朱熹《朱熹集》卷29《与漕司札子》，第1230页。⑤《宋会要辑稿·食货》22之30。　　

文足，蒲城县114文足，政和县106文足，松溪县117文足。①同时，漳州官方强卖给百姓的盐，价钱是每斤]7文足，虽然单价相当低廉，但每户至少要买9至12斤：“每季客户勒买九斤，斤十七文，该钱一百五十三足……主户勒加三斤，为十二斤，该钱二百单四足。”②吃不了也必须购买。绍定五年(1232年)前，不产盐的汀州食用的是沿海福州所产盐，“其纲凡一经度岭，两次易舟，方至本州界，再雇夫脚，始到城下。盐场脚乘縻费稍重，所认纳上供钞盐钱及诸司增盐等钱并原借助纲官钱，自来立定盐价，每斤一百八十文足，方可及数”。③成本费用高，必须定价每斤180文足才能完成任务。这已是所知宋代福建盐价的最高数字了。

       3．广南地区

       开宝四年(971年)四月，朝廷下诏新收复的广南地区实行盐禁，官方制定的盐价因地而异：“其岭北近荆湖、桂管州府，即依荆湖诸州例，每斤六十足。近广南诸州即依广州新定例，每斤四十足”。④南部每斤40文足，北部与邻近的荆湖地区一样，每斤60文足。所体现的基本规律是：在南部沿海地区，由于产盐而价格低廉；北部远离产盐区而价格增长了66％。其后，沿海地区的盐价呈现下降趋势。如景祐元年(1034年)，右班殿直龙惟亮言：“广州濒海煎盐，户输官盐，每斤给钱六文。广、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22之34。　　

         ②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4《上庄大卿论鬻盐》，第1168册第856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26之33。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23之19。　　

惠、端三州官鬻盐，斤为钱十五文，故民间多私贩者，请减为十文。”朝廷予以采纳。①官方收购盐户的价格是每斤6文，但转手再卖给百姓时，就变成了每斤15文。在龙惟亮的要求下，销售价降到了每斤10文。元丰年间，广南沿海地区的盐价为每升5文，即仍然保持每斤10文的价格，“比浙贱数倍”，②远低于两浙。

       南宋初，广东官方收买制盐专业户——亭户的盐价，原来是每斤7文。绍兴三年(1133年)尚书省言：“昨缘柴米高贵，恐亭户盘费不足，节次增添，见今每斤一十二文．增钱几倍，而所买未广。契勘两浙买盐本钱，见今额外每斤一十七文足，正额每斤一十四文足，缘价直适中，亭户煎到盐货愿中人官。(令)[今?]广盐与浙盐价皆是应副客算，若价直一体，公私为便。”朝廷随即批准，诏令：“广南东路亭户中官盐货，正额与额外之数，并依两浙正额盐价一十四文足收买”。③由于费用上涨、生产成本上升的因素，广东官方收购亭户的盐价升为14文足1斤，比过去翻了一翻。而两浙则分正额(按规定应交纳的数量)与额外两种价格，正额每斤14文，额外每斤17文。绍兴十二年广东改变盐法，取消官方直接卖盐，交由客商卖钞贩盐，价格也大异。如沿海产盐的钦州：“已前官卖盐每斤四十七文足，今来客贩盐每斤一百二十文足。”商人卖盐的价格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涨了255．3％。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情况呢?“盖缘本州滨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l14，景祐元年三月丙寅，第5册第2671页；《宋会要辑稿·食货》23之37。　　

         ②方勺《泊宅编》卷3，第14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26之11。　　

海，系产盐地分，虽多方招诱，客旅终是稀少，难以趁办如官卖之数。”①原因在于本地产盐，商人担心在这里买不出盐而来者稀少，不料价格因少而贵。但以理度之，这一价格不会持久，只是暂时的特殊现象。

       隆兴二年(1164年)，广西雷、化、高、廉4个产盐州郡，“见今收买亭户盐货，每斤十八文足，官卖盐每斤五十文省”。②官方收购亭户的盐是每斤18文足，再卖给百姓是每斤50文省即38．5文足。淳熙初，邕州官卖盐每斤100文，不久就增为160文：“邕州官卖盐每斤百钱……增其六十。”③淳熙三年(1176年)，“诏广西转运司岁收官盐息钱三分拨诸州，七分充漕计，从经略张拭请也。拭去而漕臣赵公澣增盐直斤百钱为百六十，钦州岁卖盐千斛而五增之。六年，侍御史江溥以为言，上黜公澣，诏闽、广卖盐自有旧额定直，自今毋得擅增”。④转运司一度将广西的盐价统一由每斤100文增长为160文，但不久即被朝廷制止。周去非曾记载广西乎均盐价为每斤140文足：“权以广西盐价，每一斤以一百四十文足为率。”⑤所言时间也是淳熙初期。淳熙十年，广西静江府由盐商贩到的雷州蚕村盐，每斤60文足。⑥淳熙末，广西一些州郡实行官般官卖盐，因而规定按户等必须买不同数量的盐，价格因地不同：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26之28至29。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l4。　　

         ③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广盐》，第297页。　　

         ④《宋史》卷183《食货志》下5，第13册第4468页。　　

         ⑤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5《广西盐法》，第184页。　　

         ⑥《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18。　　

       廉州每斤22文

       雷州每斤32文

       化州吴川县每斤30文

       石城县每斤35文

       石龙县每斤38文

       高州茂名县每斤32文

       电白县每斤45文

       信宜县每斤45文

       钦州每斤45文。①

       最低的是22文，最高的是45文。

       嘉定五年(1212年)，广东提举司向朝廷报告：潮州原来官卖盐价是每斤73文，根据居民产钱按7等定额摊派盐量，如潮阳县第七等户每年是4斤半，“每年纳钱不过三百二十八文足，每日食盐不及一文，未为重困”。后来增为每斤110文足，“是以小民难于送纳”。遂恢复到原来的价格。②这里所谓的盐价，根本不是市场价。

       4．四川地区

       川蜀四路主要行销本地出产的井盐。乾德三年(965年)正月，适应统一后的优抚需要，朝廷有诏：“西川城内民户食盐，伪蜀估定每斤百六十足陌，自今减六十文，诸州取逐处价减三分之一。”③后蜀时，西川城市居民所食官方盐价为每斤160文足，人宋后的乾德三年，政府减去60文，为100文足。单看其绝对

       ①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广西盐法》，第785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53。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23之18。　　

数字，价格远高于同时的其他地区，有学者因而曾言：“至于蜀盐，其价殊昂……是则蜀中井盐官卖价直，远较颗末盐为高。①其实不然。对待四川所有物价、钱数，必须牢记那里是铁钱区，所行用的铁钱不能与铜钱等价看待，只能按当时10比1的比价来确认其真实价格，即每斤约合铜钱low文，与其他地区相比，可谓相当便宜。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右拾遗郭泌向朝廷提出建议：“剑南诸州盐每斤钱七十，豪民黠吏，相与交通，贱市于官，贵粜于民，至每斤钱数百。望稍增旧价，为百五十，则豪猾无以规利，而民食贱盐。”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②四川盐官定价是每斤70文，低于乾德三年的定价。但豪民狡吏狼狈为奸，操纵市场，低价从官方买进，高价卖给百姓，以至于每斤高达数百文。官方于是提高定价为每斤150文，使其无利可图。如此又高于乾德三年定价，接近后蜀时的价格了。

       庆历六年(1046年)，梓州路盐的市场价是每斤140文：“鬻于市，斤为钱百四十，”③比以前有所下降。各地价格有较大的差别，如侍御史周尹言：“伏见成都府路州县户口蕃息，所产之盐食常不足。梓、夔等路产盐虽多，人常有余，自来取便贩易，官私两利，别无奸弊。”西川的成都路州县户口众多，所产盐供不应求；而东川的梓、夔等路产盐多，人口少，因而盐价出

       ①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第64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23之2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四月辛卯，第1册第402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8，庆历六年五月戊子，第7册第3827页。　　

现明显的地区差别：如熙宁九年(1076年)，“近成都府路盐价涌贵，每斤二百五十文足。更值丰岁，以二斗米只换一斤盐，贫下之家，尤为不易。东川路盐每斤却只七十”。①成都府路每斤250文足，是北宋时期四川的最高盐价，当时正值丰收年景，粮价低贱，2升米才能换得1斤盐；而东川地区1斤盐只卖70文。元丰七年(1084年)，四川井盐批发价是：“约百斤之价，为四千”，②即每斤40文。元祐元年(1086年)，苏辙上言：“见今西川数州，卖邛州蒲江井官盐，每斤一百二十文。为近年咸泉减耗，多夹杂沙土，而梓、夔路客盐及民间小井白盐，贩人逐州，其价止七八十。”③西川地区所卖的蒲江井官盐每斤120文。而梓州路、夔州路商人贩来的盐和民间小井所产白盐，价钱只有每斤70至80文。

       南宋时期，四川官卖盐价大幅度上涨，一般每斤都在200文以上，高达300余文。南宋初，四川官盐的价格是每斤300文，绍兴十七年(1147年)减去50文，绍兴二十二年又减去20文，④降到了230文。以当时铁钱、铜钱比价大约为2：1计，约为115文铜钱。乾道年间，邛州蒲江的井盐，每担60斤，价值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24之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9，熙宁九年十一月己卯，第11册第6826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7。元丰七年七月辛丑，第14册第8321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元祐元年闰二月丙午，第15册第8906页；《宋史》卷183《食货志》下5，第13册第4474页。　　

         ④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蜀中官盐》，第300—301页。　　

14贯，①约233文1斤。绍熙六年即庆元元年(1195年)，知黎州王闻诗言：“本州……岁计元系转运司科拨邛州蒲江井盐一千七百九十六担有奇变卖。自今每斤计钱三百二十文，比年内郡盐价比日前愈更低小，而本州岁额之盐尤发卖不行，科俵于民，虽贫乏下户，计口纳直，各有定额，负盐直而流徙者，不可胜数。内则省计愈亏，外则边民告病。顷者言之制帅……所科拨盐，每斤只以钱引三分出卖，每分计铁钱七十足。”②黎州盐价由原来的每斤320文，降到了每斤210文足(以上均为铁钱)。

       ①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78《朝奉大夫太府卿四川总领财赋累赠通议大夫李公墓志铭》，第9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47。　　

《宋代物价研究》第一章

程民生

       自唐代中期均田制崩溃以来，以往的土地国有制再也不占统治地位，代之以土地私有制。作为不动产的土地，立即成为商品领域流通频繁的、最主要的大宗商品。正如宋人生动表述的那样：“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换一家。”①土地私有化是历史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活力，在社会生活中，土地的多少直接决定着经济实力。受自然条件限制，土地的肥沃与否，水利设施及地理位置的便利与否，直接决定着其价格高低。同时，当地人口密度、阶级关系等社会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关于宋代地价，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漆侠先生和朱瑞熙先生，均从不同角度对宋代土地价格做了比较透彻、比较全面的论述。②但学无止境，仍然有研究的余地。在此，笔者以本书的角度和一些新资料，分地区再做补充和概括，对前人所引用过的有关史料，取舍理解也不尽相同。

       ① 罗椅《涧谷遗集》卷1《田蛙歌》，第2页。　　

         ②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第382—383页《宋代地价表》；朱瑞熙《宋代土地价格研究》，《中华文史论从》2006年2辑。　　

       【一、开封府及京西】

       一般来说，城市的地价普遍贵于乡村。正如王禹偁所说的首都开封那样：“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其来旧矣。”①正是所谓的寸土寸金。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曾多年担任河南尹的向拱，“表献西京长夏门北园，诏以银五千两偿之”。②西京洛阳的北园，大约价值5000贯。然而，由于不知道园林的面积，所以意义不大，仅供参考。

       天圣元年(1023年)，河南府报告说：巩县因建造宋真宗的永定陵，“占故杜彦珪田十八顷，凡估钱七　十万”　。宋仁宗诏令“特给百万”。③占用民田地18顷，估价钱70万即700贯，每亩平均388文。而宋仁宗为显示对先帝的孝心和皇家的慷慨、恩典，将价格提高到1000贯，即每亩555文，这显然已不是市场价了。嘉祐八年(1063年)，京西转运使吴充下令济源修复了唐代温造所建的渠堰，使当地大量土地由旱地变成了水田，重新种植水稻，土地价格随即上涨：“向时亩为钱百余者，今几贰千钱，则厚薄可见。”④原来每亩旱地只值100余文，此后升到了将近2贯，增值约20倍!熙宁五年(1072年)，朝廷出卖开封、京西等地的官方淤田，分为2等4级：第一等的赤淤地每亩3贯至2贯500文，第二等的花淤地每亩2贯500文至2贯。⑤淤田是将原来的“咸卤之地”经过灌淤改造的良田，此价可视为当地良田之价。

       北宋后期，京西有两条比较含糊的地价资料，一条钱数不具体，一条亩数不具体。

       元丰年间，程颐在汝州购置了一笔田产：“以钱数百千，市汝州户绝荒田二十余顷。”⑥这条资料虽价钱含混，但仍很珍贵，不妨算出个大致价钱。若以500贯、25顷计，则每亩200余文。也即无论具体数字是多少，每亩土地不过数百文而已，最多(以900贯计)超不过500文。

       河南府永安县城的东边，“有民田数亩，距城百步，平原爽垲，俯视郊畛，南直崧少，东走青垄，有足乐者。”崇宁年间，被人以100贯的价钱买下建筑道观。⑦这块地理位置极佳的负郭之田，可惜的是不详具体亩数。我们再来推算：若以5亩计则是每亩20贯，若以9亩计则是每亩11贯，估计约在20贯左右，无疑是京西路最高的地价。

       孟州汜水县有个李诚庄，“方圆十里，河贯其中，尤为膏腴，有佃户百家，岁纳租课，亦皆奧族矣。”宋仁宗时，此庄因事被官府没收，随即予以拍卖：“前已估及一万伍千贯，未有人承买者。”出卖前估价15000贯，因价格贵没有成交，改为1万贯才卖出。⑧这片土地没有具体亩数，但可考出大概。按宋人林勋的说法：“五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顷，顷九为井。井方一里，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万井，实为九万顷。三分去二，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泽，与夫硗确不毛之地。”⑨方圆10里大约是9万亩，除去三分之二，实际可耕地大约是3万亩。考虑到这里仅是一座农庄，没有官府、市井等建筑和公共用地，耕地面积还要再多些。若以4万亩计，合计每亩250文。而原估价钱是每亩约375文。

       京西还有租地价格。皇祐年间，地方长官陈襄在孟州河阳推广水稻种植，“出钱十万，僦田二顷以试之”，⑩以100贯租种民间农田2顷，每亩合500文。从这条资料还可以推知，河阳的地价肯定高于每亩500文。

       ①  王禹偁《小畜集》卷16《李氏园亭记》，第16页。　　

         ② 《宋史》卷255《向拱传》，第25册第8910页。　　

         ③ 《宋会要辑稿·礼》29之32，37之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0，天圣元年六月戊申(第4册第2324页)载土地数为“四十八顷”。据朱瑞熙先生考证，应以《宋会要辑稿》所载为准(《宋代土地价格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2辑)。　　

         ④ (清)萧应植《乾隆济源县志》卷6《济水》，熙宁三年《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碑记》，第3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0，熙宁五年二月壬子，第9册第5586页。　　

         ⑥ 方宙《请给还所夺程颐旧田奏》，《全宋文》第121册第351页。　　

         ⑦ 吉观国{西京永安县金星观道院记)，《全宋文》第129册第246页。　　

         ⑧ 魏泰《东轩笔录》卷8，第92页。原作汜县，按宋代并无汜县，当为汜水县之误。　　

         ⑨ 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1《本政书》，第128页。　　

         ⑩ 陈襄《古灵集》，附叶祖洽《先生(陈襄)行状》，第1093册第706页。　　

       【二、 河东】

       河东路是山区，农田资源较少，所以地价比京西贵，一般每亩数贯。

       河东路太原地价，有两例珍贵的考古资料，均为宋墓中发现的买地券所显示的购买墓地价格。天圣十年(1032年)，有人在曲阳县即今太原西郊5公里处的西山脚下小井峪村，“买到地一亩二分，置围两座，各长十一步，各阔九步，准作价钱九贯文”。①1亩地合7贯500文。明道二年(1033年)，有人在同一地点，卖“刘家地贰亩，准作价钱壹拾贰贯伍佰文市陌”。②1亩合6贯250文。由于不详所言“市陌”是多少，所以此数不很确切。绛州正平县的南董村，“田亩旧直三两千，所收穀五七斗。白灌淤后其直三倍，所收至三两石”。③每亩地价原值2至3贯，亩产粮食5至7斗。经过熙宁时的灌淤改良，亩产2至3石，增产4倍多，地价也一跃增长了3倍，每亩达到6至9贯。

       绍兴年间，殿帅杨沂中派人潜回老家代州，为其当兵时的老战友卫校尉置买了“膏腴千亩”，地契上表明“厥直万缗”。④合计每亩10贯，是目前知道的河东地价确切数字中的最高价。此时此地虽属于金国，然距北宋不过二三十年，足资参考。

       ① 解希恭《太原小井峪宋、明墓第一次发掘记》，《考古》1963年5期。　　

         ② 代尊德《太原小井峪宋墓第二次发掘记》，《考古》1963年5期。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7，熙宁九年八月庚戌，第11册第6779页；《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30，　6l　之102。　　

         ④ 洪迈《夷坚志·三志壬》卷6《卫校尉见杨王》，第1512页。　　

       【三、 陕西等西北地区】

       与河东路相比，陕西地价相当便宜。

       治平末年，陕西“上田亩不过二千”。①上等良田的价格，每亩不超过2贯。同州沙苑拥有朝廷牧地9000顷，其中良田约6000顷。大观元年(1107年)，“以今陕西土田中价计之，每顷可值五百余贯。”②合每亩5贯余，比治平年间的地价大大提高。

       至于偏远地区，土旷人稀，地价十分低廉。如宋神宗时陕西庆州的沿边土地，“向来只用二千贯买地，一顷才十贯余，宜其不好”。③每亩仅值100余文。边防地区除了地理位置不佳、安全没有保障或土质贫瘠等因素外，还应充分考虑到当地的生产方式不同。陕西沿边土地多为少数民族所有，然而“蕃部贱土贵货”，④并不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李復也有诗句，讲述了同样道理：“蕃兵人市争卖田，汉人要田蕃无钱。有田卖尽走蕃去，却引生羌来寇边。”⑤地价低贱，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可与内地相提并论。

       敦煌文书留下一份太平兴国九年(984年)的卖舍契约，上写：“政教坊巷东壁上舍壹院，内西房壹口，东西并基贰丈伍尺，南北并基壹丈贰尺三寸……断作舍价每尺贰斗。”⑥这座敦煌城内的带院西屋，大约两间的面积，是按尺卖成粮食的，总数当为7石4斗　6升　。

       以上北方地区，缺京东、河北的土地价格资料。以下南方地区的情况由于时间跨度长，加以南宋多使用纸币，地价隋况更复杂。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甲戌注，第20册第12269页。　　

         ② 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7，大观元年三月乙卯，第913页；《宋史》卷198《兵志》12，第14册第4945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2，熙宁五年四月末，第9册第5636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3，熙宁五年五月辛卯，第9册第5655页。　　

         ⑤ 李復《潏水集》卷16《予往来秦熙汧陇间……以补秦之乐府云》，第1121册第154页。　　

         ⑤ 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40页。　　

       【四、两浙】

       两浙路地价资料比较丰富，具体到可以分州郡考察。

       1。杭州(临安府)。天圣年间，刘太后赐给杭州灵隐山景德灵隐寺“直百万，市田二十五亩以施之。”①即以钱1000贯买田25亩以施之，每亩高达40贯。此价显然过大，已有多家用新资料考证推论其不实。漆侠先生认为田数应是15顷，所以平均每亩为666文；朱瑞熙先生认为田数应是25顷，所以平均每亩为400文。②如果宋仁宗朝初期杭州土地(太后所赐，当是良田)不过500文左右的话，那么，数十年后的价格就大不一样了。元祐六年(1091年)，据知杭州苏轼言：“体问民田之良者，不过亩二千。”③良田亩值达到了2贯。

       南宋时期持续上升。乾道八年(1172年)，马军司长官李显忠“乞兑换民田充都教场。有司申明(民?)间不愿，欲每亩支钱五贯文收买。”④每亩价值5贯，应该属于优惠的高价。绍定元年(1228年)，右丞相史弥远给临安府灵芝崇福寺捐款“二百

       ① 夏竦《文庄集》卷　2l　《赐杭州灵隐山景德灵隐寺常住田记》，第1087册第225页。　　

         ② 详见朱瑞熙《宋代土地价格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2辑。　　

         ③ 苏轼《苏轼文集》卷32《乞相度开石门河状》，第908页。　　

         ④ 《宋史全文》卷25下，乾道八年三月己巳，第1751～1752页；佚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1，第1907页。　　

万，易沃壤为亩二十有五”。①每亩良田价值80贯，增长10余倍(可能是会子价)。淳祐十年(1250年)，临安府拨出纸币55000余贯给报恩光孝观，购买仁和、德清间的闲田50余亩：“得楮五万五千有奇，买仁和、德清闲田五十余亩，岁收粟五十余石。”②每亩纸币1100余贯，是为已知宋代最高的土地价格。景定年间，朝廷实行公田法时，“浙西田亩有值千缗者”，每亩达1000贯(会子价)，但贾似道“均以四十缗买之”，③近似于掠夺。

       2．苏州(平江府)。苏州没有北宋的地价史料，所见全是南宋价格。汉代人多言关中良田亩值一金，南宋人王楙对此考证道：“按汉金一斤为钱十千，是知汉田每亩十千，与今大率相似。”无意中透露出当时的地价是每亩10贯。王楙是苏州长洲人，终身居家著作，此话写于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至嘉泰二年(1200年)间，所以此地价属当时苏州的地价。他还记述了地价变迁及原因：“仆观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征理，所在多为良田，大家争售，

       ①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9《灵芝崇福寺》、第4册第4073页。　　

         ② 姚勉《雪坡集》卷33《重修报恩光孝观记》，第1184册第217页。　　

         ③ 《宋史》卷474《贾似道传》，第39册第13782页。朱瑞熙先生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引用了清代学者俞正燮的辨析：“《(贾)似道传》言亩值千缗者，亦给四十缗。案，不当有千缗之田，《食货志》亦不载此数。盖凡相攻击者，君子、小人各务构虚以相诬。此所以不足取信于人，而是非终于无定也。”认为“所谓每亩值一千缗的田是反对者捏造出来的”。然如本段前引姚勉《雪坡集》卷33《重修报恩光孝观记》所言，购买仁和、德清间的闲田即是每亩纸币1100余贯，可以证明有“千缗之田”。但由于是纸币，所以实际价值并不值1000贯。当时比价，17界会I贯值50余文，18界会1贯值250文。即使按18界会计，为250贯铜钱。　　

至倍其直。而迩年以来，有司狃于姑息，所在习顽为风，举向来膏腴之土，损半直以求售，往往莫敢乡迩。世态为之一变，甚可叹也。”①所言30年前，指的是宋孝宗乾道年间，由于官府注重发展农田水利建设等，土地质量提高，大户人家争相置买地产，促使一些地价上涨了1倍。至宋宁宗时，情况发生逆转，土地减半价也往往难以出售。这个价格，大约就是亩值10贯，推算至宋孝宗乾道年间，一般地价大约是亩值15贯至20贯。庆元年间，苏州福源寺的僧人在外地化缘时，有人“与钱三十万归。今之掌事慧通，戮力营置田二十一亩有奇”。②每亩14贯200余文。

       嘉泰四年(1204年)，州学陆续购置了一批土地，面积及价格如下：

       嘉泰四年七月内，用钱壹阡玖伯单捌贯伍伯伍拾文，九十九陌，买到……长洲县……苗田共壹拾柒段，计壹伯叁拾陆亩叁角壹拾肆步。

       嘉泰四年七月内，用钱壹阡陆拾叁贯叁伯柒拾伍文，九十九陌，买到……长洲县……苗田计捌拾陆亩伍拾陆步捌分肆厘。

       嘉泰四年七月初三日，用钱玖伯柒拾伍贯贰伯肆拾文，九十九陌，买到……长洲县……田地计壹伯贰拾叁亩壹角壹拾肆步陆分壹厘。

       嘉泰四年七月内，用钱壹伯壹拾玖贯文，九十九

       ① 王楙《野客丛书》卷10《汉田亩价》，第148页。　　

         ②王公振《福源寺田记》，《全宋文》第317册第2页。　　

陌，买到……长洲县……苗田贰段，计有柒亩壹角。

       这4宗土地，平均每亩的价格分别是约l4贯足、约12贯余足、约7贯余足、约将近17贯足。①开禧元年(1205年)至二年，平江府学又买到4宗土地。据碑刻记载如下：

       (开禧元年六月)节次买到……长洲县叁契田地壹伯贰拾柒亩贰角陆步，计交易钱壹阡陆伯陆拾玖贯陆伯柒拾文，九十九陌。

       七月内，用钱捌伯陆拾伍贯陆伯伍拾文，九十九陌，买到……长洲县……苗田共伍拾陆亩肆拾捌步伍分，……共上租米陆拾硕壹斗。

       九月内，用钱叁伯叁拾肆贯叁伯贰拾文，九十九陌，买到……长洲县……苗田及陆地壹拾叁段，计叁拾肆亩壹角肆拾伍步陆分，……共上租米贰拾柒硕捌斗　陆升　。

       开禧二年五月内，用钱叁拾壹贯贰伯文，九十九陌，置到……吴县……苗田捌亩贰角叁拾壹步。②

       以上土地，每亩平均买卖价格分别为约13贯足、约15贯足、约9贯余足，3贯700余文足。总的来看，当时长洲地价在3贯700余文足到17贯足之间。

       开禧年间，平江府上方寺僧人“顷囊尚得千缗，属其徒可

       ① 缪荃孙编《江苏金石志》卷l4《吴学续置田记》1，第6、8、9—10、13页。　　

         ② 同上书2，第25、20、23、30页。　　

任者曰元素，纠坛立局，置晦仅二百，人租斛倍之”。①用1000贯置买了将近200亩地，每亩平均5贯有余。绍定五年(1232年)，平江府“以二百万钱俾邑(指昆山县)士陈九皋经理其事，得积善等乡良田六十九亩二角十四步，岁租八十九石有奇。”②每亩良田28贯余。

       绍定六年(1233年)，平江府常熟县增置学田3宗：

       一项，用官会叁伯伍拾贯文，买金鹅乡田捌亩伍拾伍步叁分，每年上还租米柒硕。

       一项，用官会玖伯贯玖伯文，买……彭华乡等田贰拾玖亩叁角，并地叁角，每年上还租米贰拾捌硕。

       一项，用官会柒伯玖拾叁贯伍伯文，买积善等乡田叁拾叁亩壹角壹拾贰步，每年上还租米贰拾陆硕伍斗。③

       金鹅乡的土地每亩约官会41贯，彭华乡的土地每亩约官会30贯，积善等乡的土地每亩约官会23贯。数年后的嘉熙元年(1237年)，有人“得缗钱八千五百，买田以亩计者五百有二十，岁收米以斛计者三百有八十。”④以铜钱8500贯，买田520亩，每亩合l6贯300余文。同年，常熟县“拨到官钱共二万二千三

       ① 释元肇《上方寺置田畴记》，《全宋文》第343册第358页。　　

         ② 郑準《昆山县学记租田记》，《全宋文》第319册第192页。　　

         ③ 缪荃孙编《江苏金石志》卷16《平江府增置常熟县学新田记》，第6页。　　

         ④ 缪荃孙编《江苏金石志》卷16《常熟县教育言子诸孙记》，第47页。孙应时《琴川志》卷l2《教育言氏子孙记》(第2册第1265页)作：“缗钱六千三百，买田以亩计者四百有五十。”　　

百贯文官会，约可买田八百余亩。”①每亩约官会27贯。还是这一年，有人捐赠田产给安吉州(湖州)的南林报国寺：“施财捌佰伍拾贯文，置到吴江县界田贰拾亩，递年收租。”②则是苏州吴江县的土地，每亩42贯500文。

       苏州还有典田的价格。北宋时期如吕恵卿言：“苏州臣等皆有田庄在彼，一贯钱典得一亩”，③每亩1贯。到了南宋，与土地价格大增一样，典田价格约增长10倍左右。如开禧二年(1206年)，平江府学“用钱贰伯肆拾贯玖伯贰拾文，九十九陌，典到……吴县……苗田贰拾贰亩壹角壹拾玖步半，共上租米叁拾柒硕　壹升　”，④每亩约10贯足。

       3．镇江府。镇江府地价史料很少，仅见一条。嘉定年间，在金坛县，民众以260贯买地300余亩为义役庄：“有田于此，晦盈三百……钱二百六十缗以酬”。此地“耕凿不能周，山倍于田，樵牧不能御，官有常赋，秋而来冬而去，高下捃摭，仅足以输官。”⑤由于土地质量不佳，每亩价值约800余文。

       4．明州(庆元府)。宋仁宗时，王安石记载了鄞县的地价：“百亩之直，为钱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⑥每亩1至2贯。南宋孝宗时，定海县大部分地区的地价，每亩约20至

       ① 孙应时《琴川志》卷6《义役省札》，第2册第1216页。　　

         ② (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11《宋南林报国寺碑》，第39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戊午，第11册第6557页。　　

         ④ 缪荃孙编《江苏金石志》卷14《吴学续置田记》2，第27页。　　

         ⑤ 刘宰《漫塘集》卷21《游仙乡二十一都义役庄记》，第1170册第577页。　　

         ⑥ 王安石《王安石全集》卷3《上运使孙司谏书》，第32页。　　

30贯，唯有清泉乡大不相同：“地佳者两千，次一千，又其次举以予人，唾去不受也。”①所谓的良田不过亩值2贯，差一些的土地1贯，再差的居然白送也没有人要。嘉定七年(1214年)，同样是鄞县，“合置田一千亩，每亩常熟价直三十二贯官会，计钱三万二千贯，每岁得谷二千四百余石”。②亩产2石4斗的农田，每亩价值32贯(会子)。同年的鄞县，有程姓提刑官“捐缗钱千有二百，置田四十亩。”用于维护水利设施的人工费。③以1200贯买农田40亩，每亩合30贯。开庆元年(1259年)，当地有以下两宗地产交易额：“内一契，何津之买赵念一省元地一片，计二十三亩二角四十九步，价钱六十贯足；内一契，林千十一娘男何津买葛子升户下千十地八亩二角三十七步，价钱三十贯文，九十八陌，钱会各半。共细计一千三百四十贯四百五十五文。”④一宗为23亩2角49步，价钱60贯足，每亩约2贯600余文；一宗为8亩2角37步，价钱30贯(98陌，钱会各半)，每亩约3贯700余文。嘉熙三年(1239年)，庆元府为修它山水利买进一些土地，其中有水田29亩3角25步，“元契直钱计六百三十一贯七百文，九十八陌，每年上租米共二十一石一斗”。⑤

       ① 陈造《江湖长翁集》卷24《与诸司乞减清泉两乡苗税书》，第1166册第298页。　　

         ② 罗浚《宝庆四明志》卷12《东钱湖》，第5册第5151页。　　

         ③ 罗浚《宝庆四明志》卷4《水》，第5册第5035页；卷12《东钱湖》，第5册第5151页。　　

         ④ 梅应发、刘锡《开庆四明续志》卷3《洪水湾》，第6册第5953页。　　

         ⑤ 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赵都承淘沙米田牒魏都大》，第576册第28页。　　

每亩21贯余足。

       5．秀州。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秀州松阳泾有块719亩余的土地，因争讼连年不决，官府决定没收，以600贯的价格卖给湖州州学，①每亩合834文。此地“当沃壤，旧无嘆潦之患。以二年之人偿贷钱，然后率为学粮，岁可以食百员”。②看来是一块质量不错的良田。

       6．绍兴府。绍兴十二年(1142年)，朝廷为昭慈圣献皇后(隆祐太后)购买攒宫禁地，“先支还价钱，每亩三贯五伯文足，”③民间的土地每亩3贯500余文足。同年，据李心传记载：“权攒徽宗皇帝、显肃皇后于会稽之永固陵。懿节皇后拊陵，在昭慈圣献皇后攒宫西北五十步，周地二百二十亩，并林木为钱三千八百缗有奇。”④如此看来平均每亩17贯余，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另一条史料记载的比较具体：宋徽宗显肃皇后(郑皇后)攒宫禁地所占民间山地共219亩57步，在昭慈圣献皇后(隆祐太后)攒宫禁地基础上加两倍价钱支付，“每亩计作一十贯五百文足”。其中一块地原有大小树木1578棵，估价钱为1122贯100文足；另一块地中有大小树木1175棵，估价钱为702贯475文足。⑤平均每棵树木662文余。按李心传的记载，3800贯的地价包括林木，而所有林木价格是1824贯575文。此

       ① 谈钥《嘉泰吴兴志》卷11《学校》，第5册第4732页。　　

         ② 吕祖谦编《宋文鉴》卷83，顾临《湖学田记》，第5页。　　

         ③ 《宋会要辑稿·礼》37之22。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月丙寅，第2360页。　　

         ⑤ 《宋会要辑稿·礼》37之22。　　

外，原隆祐太后攒宫禁地的57亩3角

       【五、湖北】

       湖北地价不多，只有南宋营田的资料。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湖北路安抚使曾逮论道：“营田不可出卖，利害尤明。盖一顷岁收谷八十余硕，若出卖，价钱止五十缗。不可以五十缗目前之利，而失八十斛每岁之人。”①亩产8斗余的农田，平均仅值500文。营田多属无主荒田或拋荒田，土质自然不如农家多年垦种呵护的私田。但湖北路“农作稍惰，多旷土”，②其他地价也不会太高。此价可视为中下等土地价格。

       苏轼在一封书信中提到：荆南头湖庄子“有田五百来石，厥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来千，余可迤逦还，不知可信否?又见乐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税稍重”。③500余石是指地亩额(这种计量方法，在南方地区尤其是在南宋很普遍)，价格为600贯，平均每石1贯200文，可以分期付款。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6之26。　　

         ②《宋史》卷88《地理志》4，第7册第2201页。　　

         ① 苏轼《苏轼文集》卷55《与杨元素》9，第1653页。　　

       【六、江南东、西】

       乾道九年(1173年)，有臣僚上书说道：江南东、西路及二广“村疃之间，人户雕疎，弥望皆黄茅、白苇，民间膏腴之田，耕布犹且不遍”，人口也“十不及浙中之二三。米谷既平，钱货难得”，因而地价低廉：“每亩价值，不过贯百。”②由于地广人稀，每亩土地1贯左右。宋理宗时的吴潜也曾经写道：江南东西两路，“除平野上腴之外，水田多潦，山田多旱，亩直不过一二千，盖有数年不得收者”。③这是绍定年间的中下等土地价格，而此类土地占当地垦田的多数。但具体情况复杂得多，有关的具体交易资料显示，价格都高于普通土地价格。如建康府，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府学以秦桧所捐赠的钱1万贯，买田1890亩，每亩合5贯300文；淳祐十一年(1251年)，为立义庄，用钱50万贯买到湖田7278亩3角28步，④每亩68贯余，价格奇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56之56至57。　　

         ③吴潜《许国公奏议》卷2《奏论计亩官会一贯有九害》，第906册第35页。　　

         ④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28《增学记》、《立义庄》，第2册第1808、1809页。　　

高，可能是纸币，也可能是因为湖田实属旱涝保收的肥沃之地。

       绍兴三十年(1160年)，江西吉州出卖官田3650余顷，计值138万余缗，“内已有人承佃一千三百七十顷(引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一千三百十七顷)，计直三十一万缗”，“无人承佃荒田、山林、陂泽二千三百四十一顷，计直六十万余缗”。经江西路提点刑狱公事黄应南复核，认为已承佃的土地原来的估价过高，“乞减价值三分”，无人承佃的荒田价格“乞别行估定”。①所言已承佃和无人承佃的土地数字相加为3711顷，与其总数3650余顷不合，若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已有人承佃的“一千三百十七顷”为准，则为3658顷，正与总数相符。以总顷数和原定价格计，每亩为3贯772文，其中已承佃的土地价格为每亩2贯260余文，无人承佃的土地价格为2贯563文，居然高于前者，显然有误不可信。重新估定的价格是将已承佃的1370顷原估31万贯减去百分之三十，即21．7万贯，则每亩1贯580余文。此数与前引史料所言的“亩直不过一二千”正相吻合，仍属中下等土地的价格。

       乾道二年(1166年)，户部侍郎曾怀提到：“江西路营田四千余顷，已佃一千九百余顷，租钱五万五百余贯，若出卖，可得六万五千余贯。”②1900余顷地可卖65000余贯，每亩将近3贯。

       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5，绍兴三十年四月丁丑，第3096页。　　

         ②《宋史》卷173《食货志》上1，第13册第4192页。朱瑞熙先生认为“这批营田的售价每亩平均仅163文”。(《宋代土地价格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2辑。)是按“江西路营田四千余顷”的总数计算的，笔者认为应按“已佃一千九百余顷”计算为宜。　　

       淳熙年间，江西洪州官方以3700贯买田1111亩：“盖三公所捐，皆四方之聘币不以人于家者，合之为钱三百七十万，所买三墅，为田千有一百十一亩，岁人租为谷九百八十三斛有奇。”①平均每亩3贯300文。

       至于膏腴之地，有江东江宁府的围田为例。绍定年间，江宁府溧阳县令陆子遹，曾强制将福贤乡的围田6000余亩献给时相史弥远，史弥远“以十千一亩酬之”。但陆子遹却以“一千二亩”的价格支付田主，结果引起轩然大波。②所言围田价格为每亩10贯，但以史弥远之奸贪，当会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支付所掠夺的围田，所以其价应当在10贯以上。淳祐十一年(1251年)，建康府学增购一批学田，“今用钱五十万贯，回买到制司后湖田七千二百七十八亩三角二十八步，岁收四千三百余石市斗，米、麦相半，发下本学置簿桩管。”③每亩68贯余。

       山地价格也有三例，都在徽州。淳祐八年(1248年)，徽州胡梦斗的卖地契约显示：山地3亩，卖与同乡李武成，价钱为17界官会200贯：“计叁亩……十七界官会贰佰贯”。④每亩合66贯600余文。宝祐三年(1255年)，徽州休宁县的一份卖地契表明：

       ……都周文贵……愿将本都六保地名……山三亩一角二十步，……今将前项四至内山地，并大小杉苗，一

       ① 朱熹《朱熹集》卷79《江西运司养济院记》，第4102页。　　

         ②俞文豹《吹剑录·外集》，第2878册第25页。　　

         ③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28《立义庄》，第2册第1809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1《淳祐八年祁门胡梦斗卖山赤契》，第1册第6页。　　

并出卖与休宁县三十乙都张伸文名下，三面评值，价钱十八官会七十三贯文省。……宝祐三年八月十五曰，周文贵。书契，见交钱人言无圭(押字)。

       这块山地连同生长的杉苗，每亩值18界官会23贯余省。①咸淳六年(1270年)，徽州祁门县的另一份卖地契中说：吴运干在当地有山地6亩，卖出的价钱是18界官会110贯省。②每亩18界官会18贯300余文。

       嘉定年间，赵与时曾说道：“贡禹被征，卖田百亩，以供车马。以今江、淛田贾会之，不减二三千缗。车马之费，当不至是。则当时田贾，亦非今比。”③说明当时江、浙地区的农田价格，每亩一般在20贯到30贯之间。

       ①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周文贵卖地契》，转引自朱瑞熙《宋代土地价格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2辑。按朱瑞熙先生作“每亩21922文省”，不知是如何计算的，与我的数字不同。　　

         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契，转引自姜锡东《宋代买卖契约初探》，《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朱瑞熙《宋代土地价格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2辑。　　

         ③赵与时《宾退录》卷3，第36页。　　

       【七、福建】

       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福州要出卖官庄，面积为“熟田千三百七十五顷八十四亩……共估钱三十五万贯”。每亩平均2贯559文。其中7县的官田土质“中下相半”，5县的官田“田色低下”，①所以其价是以下等土地为主的中下等土地的平均价格。与江南东西路的同类地价相比，高出60％左右，原因在于福建地狭人稠，“亩直浸贵”，②地价在不断升高。

       到了南宋，福建土地价格大增。南宋中期，大约是福建的沿海某地，有人以100贯买田3亩余：“以钱十万，买其田三亩有奇”，③每亩约30贯。福建兴化军有艾轩先生林光朝祠，城南专有田地以供赡。后来其家衰落，祀田出卖为两家所得。宋理宗时，其孙林钧上诉要求收回。长官方大琮喟然长叹道：“鬻祀田，非法也。没价返田，法也。吾使乡部，宁厚毋薄。”于是“檄郡丞，以窠名钱酬元直之半，俾复其旧”。但因很快就被调离，此事被搁置，林钧只好继续投诉。新长官杨栋对购买其地的两家说：“先生在，不殖寸产，没岂与乡人较数亩之田者?虽然，诿先生之廉让，利故家之清贫，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窠名钱不可觊。其以郡镪十有二万酬若等……核其田，凡八亩三角三十一步，岁得穀十七斛有奇，钱千。”④所要支付的120贯，应是因循前任“以窠名钱酬元直之半”，也即是半价。全价应是240贯，平均每亩约29贯。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23，63之175；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　1l　《官庄田》，第8册第7882—7883页。　　

         ②《宋史》卷89《地理志》5，第7册第2210页。　　

         ③陈藻《乐轩集》卷5《送方孺春赴仙游簿序》，第1152册第75页。　　

         ④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9《修复艾轩祠田记》，第13页。　　

       【八、四川】

       绍兴十一年(1141年)，夔州路梁山军军学的经费不足，新任学官杜莘老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招集生员，“愿输家余为之，缗二千二百有奇，公乃市田六百亩”。①捐钱2200余贯，置买了学田600亩，每亩约3贯666余文。四川地区是铁钱行使区，此价应是铁钱的价格。按当时铜、铁钱的比价大约是1：2，则此数约合铜钱1贯833文。

       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成都的金绳禅院收到布施田地3宗：“邓景亨者施十四亩有奇，直一百四十万钱；成都李元有施二十六亩，直一百八十万钱，潼川僧曰道方施二十亩，直四十万钱。”②每亩价格依次为近100贯、69贯200文、20贯，差别很大。四川尤其是成都府路“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③“蜀地膏腴，亩千金”，④地价之高，势在必然。但每亩高达1000贯，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些都是铁钱数，按当时比价，实际每亩约合铜钱50贯、34贯600文、10贯。淳熙年间，成都府路官员徐朗离任前，曾“尽捐公钱七千余缗，市田一百六十亩，以禀成都之府学。”⑤每亩铁钱43贯750余文，约合铜钱21贯875文。嘉泰三年(1203年)，绵州魏城县官员“樽节浮费，得钱一千九百缗，买中田一顷，而置之学”。⑥则是当地中等农田的价格是每亩19贯，约合铜钱9贯500文。

       ①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54，查钥《杜御史莘老行状》，第450册第632页。　　

         ②扈仲荣等编《成都文类》卷41，姜如晦《金绳禅院增广常住田记》，第1354册第743页。　　

         ③《宋史》卷89《地理志》5，第7册第2230页。　　

         ④《宋史》卷344《王觌传》，第31册第10944页。　　

         ⑤杨万里《诚斋集》卷125《朝议大夫直徽猷阁江东运判徐公墓志铭》，第35页。　　

         ⑥范于进《魏城徐邑侯捐置学田记》，《全宋文》第297册第83页。　　

       【九、两广】

       乾道九年(1173年)，有臣僚上书说道：江南东、西及二广“村疃之间，人户雕跊，弥望皆黄茅、白苇，民间膏腴之田，耕布犹且不遍”，人口也“十不及浙中之二三。米谷既平，钱货难得，”因而地价低廉：“每亩价值，不过贯百。”①也即1贯左右。然而不能一概而论，正好是同一年代的广西地价，有的价格就高出一倍多：乾道年间，广西地方官“得钱八千缗，置田三十顷”。②以8000贯钱买田30顷，合每亩2贯666文。

       淳祐元年(1241年)，静江府临桂县一名妇女捐田给佛寺：

       昭州都监杨忠训宅孺人李氏二娘舍□□一百七十贯文钱，收置临桂县西乡曹□□□田二十亩，入亡夫坟所寺内永充常住。③

       朱瑞熙先生指出：“此处‘一百七十贯文钱’前空缺二字，不知是‘官会’，还是其他，但不大可能是‘几千’。依此计算，这批田平均每亩为8500文。”④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其价格平均8贯500文。淳祐七年(1247年)，方大琮在《广州丁未劝农文》中透露：“向闻南田膏腴弥望，亩直不多，今或十贯，不为甚低。然比闽、浙间，食贵米，耕贵田，费与劳又几倍。”⑤则是广州的良田，亩值10贯。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56之56至57。　　

         ②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22《龙图阁待制知建宁府周公墓志铭》，第1984册第447页。　　

         ③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桂林石刻》上册《宋李二娘捐田地碑记》，第296页。　　

         ④朱瑞熙《宋代土地价格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2辑。　　

         ⑤①方大琮《宋忠惠铁庵方公文集》卷33《广州丁未劝农文》，第89册第727页。　　

       【十、其他地价】

       作为商品的土地，不只是农田，还有池塘、柴荡、墓地、山洞等。

       1．池塘。苏州州学的旁边，有处数顷大小的积水，苏舜钦记载道：“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访诸旧老，云：钱氏有国，近戚孙承右之池馆也。坳隆胜執，遗意尚存。予爱而徘徊，遂以钱四万得之，构亭北碕，号沧浪焉。”②庆历年间，苏舜钦被贬于苏州，以40贯将此地买下居住，并于水边建筑了著名的沧浪亭。南宋庆元年间据洪迈所说，此地归韩世忠家所有：“今为韩蕲王家所有，价值数百万矣。”③价格达到了数千贯，l50年间增值数十上百倍。惠州某寺院旁有处陂塘，“诘曲群山间，长一里有余”，苏轼欲买下此陂，稍加葺筑，改作一放生池。“属百姓见说，数十千可得……囊中已竭，辄欲缘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一事。”④则此山间长1里余的陂塘，价值大约30贯以上。

       ②苏舜钦《苏舜钦集》卷13《沧浪亭记》，第158页；参见龚明之《中吴纪闻》卷2《沧浪亭》，第34页。　　

         ② 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9《钴铒沧浪》，第530页。　　

         ④苏轼《苏轼文集》卷54《与程正辅》23，第1598页。　　

       2。柴荡。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苏州灵岩山显亲崇报福院用600贯足钱，在昆山购买了柴荡500亩：“计陆百贯文足，添置柴荡伍伯亩”。①每亩1贯200文。绍熙四年(1193年)，秀州拍卖一片柴荡，官方估价每亩700文，但“贪民挟多赀，志于必得，增亩钱三千三百一十有一。”②竞价的结果使地价增长4倍多。官方所估价格肯定偏低，但最终的成交价每亩3贯311文，价格偏离了实际价值。

       3．墓地。有确切亩数的墓地，已在第一章叙述，此处所言均为泛指的墓地。熙宁初，郢州京山县有位官员，在翻车村为其母亲置买一块墓地，花了25贯：“以二十五贯市之。”③北宋末，婺源一官员家东山的土地旁，经高人指点是块风水上好的墓地，于是以5贯买下：“以五千买诸邻”。④乾道九年(1173年)，有人在湖州武康金鸡峰上买了一块墓地，“商价须百千，喜而酬之”。⑤价值100贯。舒州望江的一块山林，面积多大不详，若将其树木砍伐为木柴，价值不超过1贯，被人以烧木炭为借口花30贯买下。买主实际上是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要在此埋葬长辈。若按墓地价格购买的话，则不少于300贯。⑥

       ①释德新《灵岩山显亲崇报福院为前住当山广照和尚忌辰追修请公据状》，《全宋文》第225册第269页。　　

         ②(元)徐硕《至元嘉禾志》卷16，宋·尚朴《府学承置柴荡记》，第5册第4530页。　　

         ③张师正《括异志》卷6《杨道人》，第64页。　　

         ④洪迈《夷坚志·支庚志》卷6《胡宏休东山》，第1182页。　　

         ⑤洪迈《夷坚志·支景志》卷4《金鸡老翁》。第913页。　　

         ⑥岳珂《程史》卷2《望江二翁》，第20页。　　

       4。山林。临安府富阳县县治东100余步，有一孤峰高耸，山顶曾经建有道观，因名观山，又叫石头山。此山属于民间，由于过度砍伐木柴，林木资源及景观遭到严重破坏。南宋中期，县令曾治风动用官库钱将此山买归官有：“出公帑钱六万，易而属之官，竹木茂蔚”。①此处的“六万”，可能是文，即60贯。由此休养生息，环境得到恢复。

       5．山洞。元丰年间，池州齐山风景区中，一处名为石燕的山洞出售，“不过三数十缗可得尔”，②可以用30余贯买到。

       依据上述史料，可知北方地区地价最高者约20贯(河南府永安县)，最低者仅100余文(京西济源、陕西庆州)，北宋中期中上等土地价格在2贯左右。南方各地在北宋时，地价最高为2贯540文(福建福州)，最低为834文(两浙秀州)，北宋中期中上等地价在1至2贯之间，与北方相差不多。南方地区地价资料主要集中在南宋时期，除四川地区铁钱外，最高为纸币1100贯(两浙临安府)，最低为834文(两浙秀州)。南方地区南宋时的地价无法与北方时的北方地区地价相比，尤其是两浙路。叶適曾指出：“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值三倍于旧，鸡豚菜菇、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值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旧”。③前文所述杭州地价南宋时猛增约40倍，证明叶適之言是有根据的，因为人口剧增，物价上涨，兼并激烈。

       ①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27《观山》，第4册第3615页。　　

         ② 张舜民《画墁集》卷7《郴行录》，第1117册第47页。　　

         ③叶適《叶適集·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第654页。　　

       从上可知，在一般情况下，宋代农民购买一块土地并不难。一方面是便宜，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大量的荒闲土地。如京西路位于京师开封的腹地，无论地理位置还是政治地位，都是当然的中心地区。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此地却长期以地旷人稀而著名，与京师腹地的地位毫不相称。“唐、邓、汝、蔡率多旷田，盖自唐季之乱，土著者寡。”①到了南宋，京西只有少部分地区归宋管辖，由于沦为边防前线，受战争的破坏和威胁，重新成为荒凉之地。如襄阳即是“地广人稀，自城之外，弥望皆黄茅白苇。”②京东路也有类似情况。宋仁宗时的张方子说：“东平、巨野，至于彭城，率多闲田，民力不赡。”③景祐年间，京东转运司又报告说：“济、兖间素多闲田”。④就是说，在京东路西部、西南部的广大地区，荒闲土地很多。湖北与京西的情况很相似：“农作稍惰，多旷土”。⑤南宋时仍是如此：“湖北地广人稀，耕种灭裂”。⑥北宋时的淮南，像京西一样有许多荒地，如宋仁宗时的张方平说：“今淮、扬、

       ①《宋史》卷85《地理志》1，第7册第2117页。　　

         ②(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60，蔡戡奏，第4册第3405页。　　

         ③张方子《张方平集》卷14《食货论·屯田》，第173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4，景祐元年六月丁酉，第5册第2678页。　　

         ⑤《宋史》卷88《地理志》4，第7册第2201页。　　

         ⑥彭龟年《止堂集》卷6《乞权住湖北和籴疏》，第2024册第86页。　　

许昌、汝南之域、人稀土旷，地力不尽”。①至南宋成为边防地区，情况更荒凉。广南东西两路，长期人口稀少，大部分地方最称荒芜。“广南两路，自潮州而南，居民鲜少，山荒甚多。”②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微薄，甚至不能支付地方官吏俸禄等费用。这些地方的地价十分低廉，是因为土地增殖少，如江南东西两路，“除平野上腴之外，水田多潦，山田多旱，亩直不过一二千，盖有数年不得收者。”③这样产出很少的土地，当然就不值钱了。但是，若想购买一块良田就比较贵了。

       ①张方平《张方子集》卷14《食货论·屯田》，第173页。　　

         ②曹勋《松隐集》23《上皇帝书十四事》，第1129册第468页。　　

         ③吴潜《许国公奏议》卷2《奏论计亩官会一贯有九害》，第906册第35页。　　

宋代纺织原料与纺织品价格

《宋代物价研究》第四章（1）

程民生

       纺织品是解决人类遮寒掩体的基本生活资料，其重要程度仅次于粮食。与粮价相比，绢、布等纺织品价格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虽相对平稳，但也有很大的变化。宋代纺织品种类繁多，具体到有价格的记载，则主要集中在绢上。其他丝织品、毛纺织品、棉纺织品的价格，只有零星的资料。

       【一、纺织品及原料】　　

       1．绢

       绢是纺织品中的主要品种，用途也最广泛。由于宋代以绢价作为经济犯罪的计赃量刑标准，所以留下一些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绢价：宋太宗太平兴国中，江南、两浙、广南等地绢每匹1贯；宋哲宗元符年间朝廷根据绢价变动情况，调整计赃的绢每匹1贯300文足；大观元年(1107年)变为1贯500文足，建炎元年(1127年)提高到每匹2贯足，绍兴三年(1133年)又提高到3贯足，而当时市场上的绢价“不下四五贯”。①乾道六年

       ①《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2車6。　　

(1170年)再变为4贯。①这些价格数字，不是当时绢价的准确表现，却是绢价上涨的阶段性反映。如大观元年诏云：“计赃之律，以绢论罪，绢价有贵贱，故论罪有重轻。今四方绢价增贵，至两贯以上，而计绢之数独循旧例，以一贯三百足为率。计价既少，抵罪太重，可以一贯五百足定罪。”②可见，当市场上绢价在2贯以上时，朝廷计赃标准才定到1贯500文足，明显低于实际价格。另外，史料中有大量的折帛钱、和买绢价等数据，不少人将其当作绢价的史料引用，其实那是官府剥削的手段，所折价钱总是远远高于市场价格，并不能当作绢价使用。所以，本书一般不以此为据。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三司报告：“文武官差出朝辞赐绢者，起今每疋给钱一千充值。”随即得到批准。③每匹1贯钱，应是当时的价格。杜莘老曾言：“和买物帛，据元丰法并支本钱，绢每匹八百五十文，绸每匹七百文，丝每两六十五文，绵每两三十五文。”绢每匹850文，绸每匹700文，丝每两65文，绵每两35文。这是元丰年间“当时欲优恤民间”的价格，④应与市价相差不多。

       各地的绢等纺织品价格也不相同，是我们重点要考察的对象。

       (1)北方地区

       咸平年间，朝廷刚实行预买绢时，“浙绢至中都，每匹之直千

       ①佚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8，第4册第1816页。　　

         ②《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4。　　

         ③《宋会要辑稿·仪制》9之l0。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38之21。　　

二三百钱。”①开封市场上的两浙绢，每匹1贯200文至1贯300文。大中祥符初。王旭知颍州，“因岁饥，出库钱贷民，约蚕熟一千输一缣。”这就是和买绢的开始。②京西颍州的绢价是每匹1贯。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有报告说：“并州军衣岁给绢四万余匹，并自京辇送。如闻军中得之，悉以贸易土绸。起今如有愿中卖者人官者，每匹官给钱千二百文，可省辇运之半。”③河东路并州官买绢的价钱，是每匹1贯200文。大中祥符九年，盛产优质丝织品的京东路青州、齐州，绢每匹800文，朝廷专门拨钱加价购买，每匹绢支付1贯，“自是绸、绢之直日增，后数岁遂倍于昔时云。”④朝廷加价收购的用意是刺激生产，而且效果明显，数年后，绢价翻了一番，也即每匹2贯。但并没有史料证实涨价，而且很可能是夸张的腴词。因为我们看到，直到50多年后的熙宁三年(1070年)，京东路上等绢每匹也不过1贯350文省。⑤

       嘉祐年间，刘挚担任冀州南宫县令，当地“其赋甚重，输绢匹折税钱五百，绵两折钱三十，民多破产。挚援例旁郡，条请裁以中价……自是绢为钱千三百，绵七十有六。民欢呼至泣下，曰：‘刘长官活我!’”⑥可知当地的市场价大约是：1匹绢1贯300文，1两绵76文。根据河北提举籴便粮草薛向的建议，皇祐

       ①杨时《龟山集》卷4《论时事》，第1125册第131页。　　

         ②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9《杂录》，第114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19．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6，大中祥符九年正月壬申，第4册第1989页。　　

         ⑤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7，熙宁三年三月乙未注，第333页。　　

         ⑥《宋史》卷340《刘挚传》，第31册第10849页。　　

三年(1051年)，朝廷向河北辇运绢40万匹，“当缗钱七十万”，①则是每匹合1贯750文。

       熙宁二年(1069年)，朝廷在开封出卖渍污的浙绢：“第一等浙绢每疋一千二百至四百，彩绢每疋只一千。”②第一等每匹1贯200文至1贯400文，彩绢每匹1贯。那么，没有被污染的浙绢，价钱定当高于此。熙宁三年，京东路上等绢每匹1贯350文省，下等绢每匹1贯300文省，③差别不大。熙宁五年十月，日本僧人成寻在开封做了一笔交易：“以官人令时绢十五匹、绸十匹送，出钱三十九贯八百五十文置了。”④用39贯850文购买了15匹绢和10匹绸，两者合计平均每匹1贯594文。熙宁六年正月，成寻又在开封买了幅罗汉像，“与直钱十贯四百文、绢三匹了，总合十四贯也”。⑤那么，这3匹绢的价钱就是3贯600文，每匹1贯200文。由此也可以得知：他们去年买的15匹绢的单价是1贯200文，共l8贯；那么余下的21贯850文当为绸价，每匹合2贯185文。元丰四年(1081年)，“长安以至诸路州县，商贾通，物价尚平。川绢二千一疋，河北、山东绢差贵三二百”。⑥在陕西，四川绢的价钱是2贯1匹，河北、山东绢的价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4，嘉祐元年十月丁卯条(第8册第4450页)，夹注云：“初，用向议行见钱法，在皇祐三年正月”。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29之7。　　

         ③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7，熙宁三年三月乙未注，第333页。　　

         ④[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4，第122页。　　

         ⑤[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6，第201页。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甲戌注，第20册第12269页。　　

钱是2贯200文至2贯300文1匹。元祐初，内藏库甩卖存贮时间长久的“远年”缣帛，每匹仅200至300文，“夫自外郡之远输至内帑，每缣之直，须近二千”。①这些存放多年的旧绢，质量已经下降，使用寿命短，价格自然十分便宜。

       大观元年(1107年)有诏云：“今四方绢价增贵，至两贯以上。”②说明当时全国的绢价乎均增长到2贯余。靖康年间，吴孝民对金人说：金兵南下攻宋，犹如做买卖，“譬如有人买绢一匹，索价三贯。买者酬二贯五六百文，又添一二百文，遂交易。如此谓之买卖”。③这一举例似乎表明了当时京师的绢价，大约在2贯600文至2贯700文之间。建炎三年(1129年)，大理寺禀报说：“陕西路旧法唯许行铁钱，不许私用铜钱，所以计赃以钞面为准，纽铜钱定罪。今来本路既得通使铜钱，即计赃者合据犯处以铜钱估价为准，如元赃即以铜钱计绢价准赃。”朝廷予以批准。“谓如犯时本处绢每匹铁钱三十贯文，铜钱三贯足，即元赃铁钱一十贯足准铜钱一贯足计赃之类。”④陕西每匹绢的价格大约是铁钱30贯，合铜钱3贯足。

       (2)南方地区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江南西路转运司投诉道：“诸州蚕桑少……绢上等，旧疋一千，今请估一千三百。”⑤江西路的折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4，元祐元年四月乙未，第15册第9081页。　　

         ②《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4。　　

         ③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8，靖康元年正月七日，第210页。　　

         ④《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5。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l8，太平兴国二年六月己未，第l册笆406—407页。　　

税绢，上等者原来每匹价钱是1贯，此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改为1贯300文，当接近于市场价格。皇祐年间，在淮南舒州“市卖一绢，钱七百”，①绢的市场价格是每匹700文。宋仁宗时，两浙睦州“每丁计纳绢六尺四寸，计价钱一百六十文省”。②每匹绢1贯省，是丁绢的折价。元丰间，两浙“今民输绢一疋，费钱一贯二三百文”。③1贯200文至300文，当就是当地的市场价。大约在元丰年间，朝廷要求湖北路“额钱五万贯买绸、绢，内一万贯买绢一万疋，应付广西”。④合计每匹1贯。元祐七年(1092年)，在扬州江都县，“绢一尺，价钱二十八文一分足”，⑤按1匹4丈2尺计，⑥每匹价钱l贯180．2文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在淮南路无为军的市场上，“民间买绢一匹，

       ①吕南公《灌园集》卷20《故袁州李君墓志铭》，第1123册第183页。　　

         ②吕祖谦《东莱集》卷3《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第l150册第25页。　　

         ③郑獬《郧溪集》卷12《乞罢两浙路增和买状》，第1097册第219——220页。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34之38。　　

         ⑤苏轼《苏轼文集》卷34《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第962页。　　

         ⑥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10《纳絀绢尺度》(第541页)：“周显德三年勅：‘其纳官绸绢，依旧长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税绢，尺度长短阔狭，斤两轻重，颇本于此。”《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32注：宋徽宗时定大晟新尺，“如帛长四十二尺，阔二尺五分为匹，以新尺计长四十二尺七寸五分，阔二尺一寸三分五厘之五为匹。”《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4：绍兴二十七年，四川交税的绢“每匹四丈二尺”。　　

须用一贯四五百文足”，①市场价是每匹1贯400文至l贯500文足。宣和七年(1125年)，两浙绢每匹2贯300文足至2贯400文足：“产绢县分，每疋不下二千三四百足钱。”②与北方地区绢价相对平稳相比，南方地区空间和时间差别都比较大。

       四川地区绢价波动较大。后蜀孟氏时，四川绢1匹直铁钱1贯200文，当时铁钱1贯合铜钱400文，则每匹绢价实为铜钱480文。③据范镇记载：宋真宗前期，张詠在成都府担任长官时，“绢疋三百文”，④每匹300文。至和元年(1054年)，赵抃言近年益州路“官绢每匹直大钱三贯以上”。⑤每匹官绢的价钱，是大铁钱3贯多。熙宁十年(1077年)，据吕陶报告：“臣伏见二年以来，川中见钱绝少，物价减半，银每两、绢每匹各只直一贯

       ①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l8，建中靖国元年八月壬子注，第646页；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6，建中靖国元年八月，第855页。　　

         ②杨时《龟山集》卷4《论时事》，第l125册第131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八月戊寅(第1册第525页)：“伪蜀广政中，始铸铁钱。每铁钱一千，兼以铜钱四百，凡银一两直钱千七百，绢一匹直钱千二百，而铁工精好殆与铜等．”但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49《后蜀后主本纪》广政二十五年(即宋建隆三年)注引《四川总志》(第2册第731页)则云：“孟氏每(钱)[银]一两，直铜钱千七百文，绢一正直钱千二百文。”则是四川1匹绢直铜钱1贯200文。恐误。　　

         ④范镇《东斋记事》卷4，第34页。　　

         ⑤赵忭《清献集》卷6《奏状乞减省益州路民间科买》，第1094册第831页。　　

四五百文”。①熙宁末，成都府路绢价每匹1贯400文至1贯500文，与以前的3贯多相比，确实下降了50％左右。元丰二年(1079年)，成都府路、利州路钤辖司言：“往时川峡绢匹为钱二千六百，以此编敕估赃，两铁钱当铜钱之一。近岁绢匹不过千三百。”②绢价是铁钱1贯300文，合铜钱650文。据范镇记载：元丰年间，成都府“绢疋三贯”，③每匹3贯。但很快就又恢复到以前的价格：元祐初，成都府路“民间……绢价每疋一贯七八百文”，④民间价也就是市场价每匹1贯七八百文。同时的吕陶也说道：“蜀中比年米谷极贱……米一石直七八百文，绢一疋乃为钱千四五百。”⑤每匹1贯四五百文。崇宁三年(1105年)，朝廷在黎州购买少数民族地区出产的马匹，价钱中有“绢六匹，每匹止折一贯二百文……约本处价例，仅是半价支折与卖马蕃部”。⑥则是每匹绢的实际价格，大约是2贯400文。(以上均应为大铁钱)

       南宋时，南方各地绢价波动仍比较大。

       绍兴初的价钱，大约是每匹2贯。绍兴元年(1131年)，一

       ①吕陶《净德集》卷1《奏乞放免宽剩役钱状·贴黄》，第1921册第2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戊戌，第12册第7325页；《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3；《宋史》卷199《刑法志》1，第15册第4980页。　　

         ③范镇《东斋记事》卷4，第34页。　　

         ④刘挚《忠肃集》卷5《乞体量成都漕司折科税米奏》，第107页。　　

         ⑤吕陶《净德集》卷4《奉使回奏十事状·贴黄》，第1921册第43页。　　

         ⑥《宋会要辑稿·职官》43之80。　　

道诏令中透露：诸路折帛钱每疋3贯，而“时诸路绢直才二千”，①南方各路普遍是每匹2贯。如江东路当时就是每匹2贯：“江东时值止两贯”。②

       很快，绢价便迅速增长。绍兴三年，一道诏书里在谈到以绢价定赃时透露：“目今绢价不下四五贯。”③价格急剧上升。同时，户部桩管的高丽绢，每匹约值6贯：“令户部于桩管高丽绢内支一万五千匹，每匹作六贯。”④绍兴四年，“洪州在市一绢之直，已增长八贯五百文足，自余州军有至十贯足”。⑤江西洪州绢价是每匹8贯500文足，江西其他州军绢价最高者超过10贯足。其实这并不是自然状态下的市场价格，而是有着政治背景。当时江西官方正在催纳夏税物帛，“州县望风，急于星火，民间买绢一匹，至钱八千，多至　十千”　。⑥当时，江西有的地方官员要求“每匹令纳钱六千省……若比浙中见价，每匹计多一千五百”。⑦可知两浙的绢价是每匹4贯500文省。绍兴八年，知常州无锡县李德邻报告：“窃见本县每岁起发夏税绸绢一万五千四百八匹，除诸乡税产户下合纳绸绢一寸以上，并税户盐钱折纳并催本色，计一万一千五百一疋外，有三千九百七疋系崇宁二年本

       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6，绍兴元年八月丁亥，第835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35之33，64之47。　　

         ③《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6。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17。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30。　　

         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7，绍兴四年六月甲辰，第1270页。　　

         ⑦《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30。　　

州均敷下本县认纳，盖当时县令不谨其始，却将下户募脚盐钱每二百二十文折纳绢九尺计，目今价直一贯八百文，比之纳钱，计高七倍。”①两浙常州无锡县9尺绢价值1贯800文，按1匹4丈2尺计，每匹8贯400文。

       10年后，绢价有所下降。绍兴十八年，江东路绢时价每匹2贯足：“江东一路税绢俱重十二两，独歙州以咸平二年特旨，只以十两为定，并下库务不得退剥，每匹折钱七百三十一文……至绍兴十八年，户部符每匹估时价二贯足。”②绍兴二十六年，四川地区绢价增长至每匹将近5贯：“四川绢直，一匹不及五千”。③当仍是铁钱。绍兴二十七年，权尚书刑部侍郎张构在提到四川司法中计赃的钱币比价问题时说：“枉法二十匹绞，计铜钱六十贯，铁钱一百二十贯。”④如前文所说，朝廷计赃标准明显低于实际价格，则是当时四川每匹绢的价格大约高于铁钱6贯，铜钱3贯。绍兴二十七年，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军府事萧振等报告：

       成都府路转运司合起三路纲畸零绢估钱内，成都府每疋理见钱引九道半，潼州府路每疋理见钱引九道，比市价高大，欲每匹减钱引一道……成都府路止一十五万五百余疋，今欲每匹理钱引八道半，每匹四丈二尺，若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26之25。　　

         ②罗愿《新安志》卷2《夏税物帛》第8册第7628页；袁甫《蒙斋集》卷2《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第1175册第356页。　　

         ③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4，绍兴二十六年八月辛卯，第2896页；《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45。　　

         ④《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8。　　

纳见钱，即随钱引市价折纳。谓如街市钱引市价每道贝钱八百五十文，其绢每尺合纳见钱一百七十二文，每寸纳一十七文二分之类。潼川府路一十三万一千三百余疋，今欲每疋理钱引八道，每疋四丈二尺，每尺一百九十文五分。若纳见钱，即随钱引市价折纳。谓如钱引市价每道见钱八百五十文，其绢每尺合纳见钱一百六十二文，每寸见钱一十六文二分之类。①

       每匹绢的价格是：成都府路稍贵，为钱引8贯500文折合铁钱7贯225文；潼川府路稍贱，为钱引8贯折合铁钱6贯800文。绍兴二十六年，据国子司业兼崇政殿说书王大宝言，江南诸州绢“今市价每匹不过四贯”，②市场价格是每匹4贯。同年，宋高宗说：“临安民有纳本户绢一匹被退，因询之。云：‘宫中以不经揽户，不肯交。’朕令人用钱五千五百买之，乃好衣绢。”③当时，临安府1匹做衣料的优质绢，市场价格是5贯500文。绍兴三十二年，东南地区出产绢的州郡，每匹“轻绢”不过2贯500文。④

       宋孝宗时，绢价整体上持续下降。乾道元年(1165年)，右正言程叔达说道：“今一缣之直，在市不过三数千，”⑤1匹绢大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3至l4。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1，绍兴二十六年二月甲午，第2819—2820页。　　

         ③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4，绍兴二十六年八月癸酉，第2864页；《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8。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10之16。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38之22。　　

约3贯余。乾道三年前，东南地区居民交纳税绢“常年用钱四贯可纳一疋”，乾道三年官府百般刁难，“今增为六贯”。①比较一下乾道六年金国的相州：“好绢每疋二贯五百文”，即优质绢每匹2贯500文(六十陌)，②合计1贯500文足钱，比宋朝便宜许多。朱熹也说：“铜钱过彼极有利，六七百文可得好绢一匹。”③在淮北金国境内，600文至700文铜钱也可以买到1匹好绢。这种情况的背景，是钱重物轻。淳熙四年(1177年)，在临安府钱塘、仁和两县，绢“本色所直，不过四五千”，④价格有所下降。淳熙七年的知南康军朱熹言：“本军绢价每匹不过三贯文足。”⑤每匹不超过3贯足，低于两浙。淳熙九年七月，知台州唐仲友指使人“买到轻怯大绢一百十八匹，高价估钱入库，计四百九十贯九百六十五文省。”⑥“轻怯大绢”每匹4贯余省是高估的价钱，实际价格无疑低于此。淳熙十五年，军队的“衣绢”，“户部纽作四贯一疋，价已不低，有钱甚易买”。⑦每匹4贯。绍熙初，知漳州朱熹报告说：“军人皆愿得钱，不愿得绢。盖今绢价每匹三千省，而请钱则得五千省故也。”⑧漳州绢价为每匹3贯省。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59。　　

         ②楼钥《攻娩集》卷112《北行日录》下，第30页。　　

         ③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1《论财》，第2722页。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69。　　

         ⑤朱熹《朱熹集》卷20《乞听从民便送纳钱绢札子》，第829页。　　

         ⑥朱熹《朱熹集》卷19《按唐仲友第四状》，第752页。　　

         ⑦周必大《文忠集》173《思陵录》下，淳熙十五年三月辛亥，第1148册第925页。　　

         ⑧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06《漳州》，第2651页。　　

       南宋后期，个别地方的绢价仍有下降迹象。如庆元四年(1198年)，江东建康府“近年以来，居民蕃庶，蚕桑浸广，绵帛颇多，绢每一匹，只直钱二贯二百文足”，①每匹绢2贯200文足迪是发展生产的结果。庆元年，江宁府“近年绢价低平”。②只知价格下降，不知具体价钱。景定四年(1264年)的皇帝内批言：“以越罕蚕，夏绢壹匹折纳十八界会拾贰贯，永远为例。”“时十八界会壹贯准铜钱贰伯伍拾文，拾贰贯计铜钱参贯”。③则是越州的绢价为每匹18界会子12贯，折合铜钱3贯。南宋后期，吴泳在宁国府曾言当地“一匹之绢，向者三千，今五倍其价矣”。④则是每匹高达15贯了，但应当是贬值的会子价。

       南宋中期的，临安，朝廷修内司出产一种唐绢，一般用于画画的扇面，“每个扇面二百文，织作扎实丝线好……丝线厚实紧密，扇面上下有边者，每个二百”，每幅200文；而民间街市模仿织造的“轻小唐绢，每个一百文”，⑤每幅100文。

       附带说一下周边地区的情况。宋代周边的不少国家，仰仗宋朝供应绢使用，所以其价格比较高。如西夏，庆历二年(1042年)，因连年交战，宋朝的绢贩卖不进来，西夏境内绢价上涨，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88。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97。　　

         ③(清)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卷7，(宋)方回《嵊县尹佘公道爱碑》，第7294页。　　

         ④吴泳《鹤林集》卷39《宁国府劝农文》，第1176册第381页。　　

         ⑤佚名《百宝总珍集》卷9《唐绢》，子部78册第808页。该书不详年代，但在卷8《龙涎香》中提到：“此三等系高庙、孝宗、光宗在朝合之者”，故推断为宋宁宗朝。　　

“一绢之直为钱二千五百”。①每匹达2贯500文，而当时宋朝境内的绢价约为1贯数百文。元祐初，苏轼指出：宋夏经多年战争，西夏国内物资严重匮乏6．纱

       熙宁六年(1073年)，日本僧人成寻在开封记载道：“张行者以钱五贯四百文买紫纱三疋来，为充夏单衫袈裟裙也。”③以5贯400文购买紫纱3匹，每匹合1贯800文。元祐年间，福建南剑州举人吴味道进京参加贡举时，“以百千就置建阳小纱，得二百端”。以100贯买建阳小纱200端，打算顺路运到开封高价出售。④建阳小纱在福建的价格是每端500文。

       7．缎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在金兵占领的开封，由于未能完成金人索要的财物数额，宋政府张榜说：“如民户别无金、银、表段，亦许量力抄上钱，径赴本壁根括送纳……表段每匹五千，官为收买。”⑤表缎每匹5贯。

       8．丝

       熙宁末，据监察御史里行彭汝砺所说：“浙东西今年丝每斤不至四百，民在穷乏，方无所售。”⑥每斤丝价值不到400文。

       ①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3，宣和五年正月二十五日，第93页。　　

         ②高似孙《剡录》卷1《版图》，第7册第7208页。　　

         ③[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8，第268页。　　

         ④何薳《春渚纪闻》卷6《膺换真书》，第98页。　　

         ⑤丁特起《靖康纪闻》，第4册第19页。　　

         ⑥(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69，彭汝砺奏，第4册第3515页。　　

       绍兴三十年(1160年)九月，知道州季南寿报告：本州“舟车不至，商贾不通，其民朴野，惟农桑作业……丝一两百二　十”　。①他的意思是因为偏僻，交通不便，所产的丝卖不出好价钱，每两仅值120文。看来其他地方的价格高出不少。乾道六年(1170年)，金国的相州“丝每两百五十文”，每两150文(60陌)，②合90文足，相当便宜，可资比较。

       9．绵、絮

       天圣七年(1029年)，三司报告说：每年赐各地官员的冬衣袄，“每领用绵八两……如愿请价钱，每两不得过八十五文”。③当时1两绵的价格，大约85文左右。嘉祐中，刘挚出任冀州南宫县令时，纠正了过去赋税折纳过重的情况，“请裁以中价……自是……绵七十有六，民欢呼至泣下”。④每两绵的中等价格是76文。元丰年间，莱州绵的市场价是每两100文，地方官收购l：供绵时，增价为每两120文：“问市价几钱?曰每两百钱：公命增二十。”⑤

       绍兴十一年(1141年)，“昨降指挥，许江浙折帛钱以十分为率，绸折六分，绢折三分，绵折五分绸绢匹八千，(缗)[绵]每两五百，皆所以宽民力也”。⑥1两绵折价500文，与当

       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6，绍兴三十年九月壬午，第3117页。　　

         ②楼钥《攻媿集》卷112《北行日录》下，第8页。　　

         ③《宋会要辑稿·仪制》9之32。　　

         ④《宋史》卷340《刘挚传》，第31册第10849页　　

         ⑤朱或《萍洲可谈》卷2，第144页　　

         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七月癸卯，第2262页。“绵每两五百”原作“缗每两五百”，“缗”误，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校改。　　

时市价大致相同。与北宋相比，价格上涨数倍。淳熙时，台州的“下等不中粉药绵，每两市价直钱一百文”。①下等假冒伪劣的绵，每两100文。

       崇宁三年(1104年)，朝廷在黎州购买附近的少数民族马匹，价钱中有“絮六张，每张止折五十文……约本处价例，仅是半价支折与卖马蕃部”。②则当时的全价应是每张100文(铁钱)。

       10．锦

       锦是有多种彩色花纹的提花丝织品，是丝织品中的贵族，产量有限，有关价格史料不多，仅见二例。

       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僧人成寻在开封，“锦一百五两持来，直钱八贯四百文下了”。③此处丝织品以两为量词，实属罕见，105两重的锦价值8贯400文。宋代的绢一般为每匹10两或l2两，④可为参考。

       南宋时，广西静江府兴安县的客旅，经常“私贩水银人建阳、邵武，卖异色锦，私涉宜用(州?)蛮界，至邕州溪洞，邀蛮人教止易银，而以私锦售易之(原注：官价锦当银三十五两，私锦只十五两)，致官锦无用。独一色银，易马不足，且诱省地民负荷而缚卖之，或夹带奸细。乞禁约于建阳、邵武出锦之

       ①朱熹《朱熹集》卷19《奏状按唐仲友第四状》，第751页。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43之80。　　

         ③[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4，第125页。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59：“诸郡纳省绢限以十二两，和买限以十两，自有定数。”　　

源”。①这里说的是福建建州、邵武军出产“异色锦”，官价每匹价值35两银子，私价只15两。按当时银子每两约3贯计，官价每匹约合105贯!广西静江府的商人私贩水银到福建，然后在福建购买私锦，走私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看来官方对锦控制的比较严，②否则不会制定官价，更不会出现官价与私价相差1倍多的情况。可能因此造成锦在市场上流通不多。宋孝宗时，福建流传的解救蛊毒的方子中，有一味药本应用锦，但以“五色线”为替代品：“凡蛊喜食锦，锦不可得，乃以此代。”③由于很难得到锦，所以方子中干脆直接用便于得到的“五色线”。这些情况表明，宋代市场上流通的锦很少。

       11．布等纺织品

       麻织品布的价格低于丝织品，主要是苎麻布。

       在麻布主要产区之一的四川成都、崇庆府，彭、汉、邛州和永康军6州郡，天圣年间，“官以三百钱市布一疋，民甚便之”。④每匹麻布的官价是300文(铁钱)。至和元年(1054年)，“其布实直，每一匹计大钱八百至一贯文。”⑤每匹大铁钱

       ①黄震《黄氏日抄》卷67《范石湖文》，第708册第608—609页。　　

         ②(元)费著《蜀锦谱》载成都所织锦从南宋初开始禁止民间贩卖：“建炎三年，都大茶马司始织造锦裱被褥，折支黎州等处马价，自是私贩之禁兴。”((明)周复俊编《全蜀艺文志》卷56，第1381册第770页)。　　

         ③洪迈《夷坚志·补志》卷23《黄谷蛊毒》，第1763页。　　

         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田赋考》5，第64页；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四川布估钱》，第294页。　　

         ⑤赵拃《清献集》卷6《奏状乞减省益州路民间科买》，第1094册第831页。　　

800文至1贯。元丰初，成都路布每匹不下450文(铁钱)：成都路转运司每年在产布6州军购买官布70万匹，“名虽和买，实则配率。行之已久，习以为常。元丰以前，每匹支钱四百五十文或四百文，不致刻剥，人尚乐输……近岁逐处所支，每匹才二百九十文，而民间输纳，乃五六百文。郡县每月所申实直，每匹不下四百五十。”①元丰以前，每匹官价400—450文，基本上是市场价；元丰初的市场价是450文。范镇元丰中记载，成都府路在天圣年间的“薛简肃公时，布一匹三百文，依其价，春给以钱，而秋令纳布，民初甚善之。今布千钱，增其价才至四百”。②即当时的市场价是每匹1贯(铁钱)。崇宁三年(1104年)，朝廷在黎州购买附近的少数民族马匹，价钱中有“青布一匹，止折五百文。约本处价例，仅是半价支折与卖马蕃部”。③则当时的全价应是每匹1贯(铁钱)。南宋绍熙六年(1195年)，四川所产的苎麻布，“一匹所直，不过交子六七分”。④按当时1分钱引70足铁钱计，⑤约合420文至490文足。

       宋代麻布的另一处主要产地是广西。咸平元年(998年)，广西转运使陈尧叟上言道，广西盛产苎麻布，请求官场博市苎麻布，每匹150文至200文：“准诏，劝课人民栽种桑、枣。切缘岭外惟产苎麻，望令折数，许官吏书历为课，仍许织布赴官场，

       ①吕陶《净德集》卷4《奉使回奏十事状·贴黄》，第1921册第44页。　　

         ②范镇《东斋记事》卷3，第25—26页。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43之80。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18之22。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28之47载：庆元元年即绍熙六年，知黎州王闻诗言：“(盐)每斤只以钱引三分出卖，每分计铁钱斗：十足。”　　

以钱博市。每匹准钱百五十至二百，仍免其算税。如私自贸易，不在免限。”随即就得到了朝廷的批准。①广西桂、昭二州所产的布匹，北宋末，官方每匹折钱500文，绍兴五年(1135年)，增至1贯500文，绍兴二十年减至1贯。②广西邕州左右江溪峒的少数民族，还出产一种高档的绕：此地产优质苎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尤细长者为鍊子。暑衣之，轻凉离汗者也……有花纹者，为花綀，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人之小竹筒，尚有余地。以染真红，尤易著色。厥价不廉，稍细者，一端十余缗也”。③这种有花纹并染色的花练，1端就价值10余贯。宋人有记载道：“南方有綀布，如焦綀、蒲綀之类，其精者，号百易綀，言百匹粗綀易此一疋耳。”④10余贯1匹的大概就是此类统綀布。广西人充分利用热带植物资源，还用水蕉的纤维织布，宋孝宗时，“布之细者，一匹直钱数缗”。⑤质地和质量优异，所以价格不菲。

       天圣八年(1030年)。福建出产的用于江西驻军军装的布匹，因质量低劣受到指责：“全然粗疏，不堪装著。军人请到，货卖价少。自来于福、泉、漳州、兴化军四处置场收买，每匹价钱并津般往回官钱三百四十九文。军人出卖，得钱三百一十一文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18；参见《宋史》卷175《食货志》上3，第13册第4232页。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广西布钱》，第295页。　　

         ③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6《綀子》，第225页。　　

         ④杨彦龄《杨公笔录》，第21册第15页。　　

         ⑤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8《水蕉》，第326页。　　

省，亦有只得百五十六文足钱去处。”当时洪州的布价是每匹320文省。①在福建购买时的价格连同运往江西的运费，每匹349文，而江西军人出卖这种劣质布时，只能卖到每匹311文省，有的地区只能卖到156文足。淳熙年间，福州夏税中，有按中等价格折纳的裨布价，每匹1贯600文。②

       皇祐四年(1052年)七月，三司请示道：“开封府诸县第四等以上户岁共市草三百万束，请以登、莱州端布每匹折价一千三百六十，沂州匹布一千一百文。”宋仁宗表示反对，认为：“折价太高，则恐伤民，宜减端布为千二百，匹布千钱。”③看来，这两种京东布在开封的合理价格，是每匹1贯200文和1贯。

       庆历元年(1041年)，由于宋夏战争，停止互市，主要依赖宋朝供应布匹的西夏境内价格暴涨，“贼中尺布直钱三百”，④1尺布就卖到了300文。

       附带提到，南宋初，乡间的一条布被价值1贯：“买费一千钱，十年度寒温。”⑤南宋后期，据真德秀所说：“布絮一衾，万钱得之”，⑥即1条布被价值]0贯，可能是纸币。

       12．毛纺织品

       宋代的毛纺织品种类很多。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21至22。　　

         ②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7《岁收》，第8册第7924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9。　　

         ④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33，张方子《上仁宗乞因郊裡肆赦招怀西贼》，第1475页。张方平《张方平集》卷20《请因郊禋肆赦招怀西贼札子》(第288页)作“尺布直钱三数百。”　　

         ⑤冯时行《缙云文集》卷1《布被》，第1138册第829页。　　

         ⑥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33《楮衾铭》，第18页。　　

等人为北上寒冷的河东作准备，在开封买了一套毛衣、毛头巾、手袋、毛袜：“通事毛衣、毛头巾、手袋、毛袜等，直钱五贯与了。”共5贯；成寻的翻译又买“老僧料毛头巾、毛沓、革手袋三种持来，直一贯五十文与了。”①共1贯50文。

       毛纺织品以畜牧业最发达的陕西为优。北宋时期，凤翔府所织的茸毛带子——绦，价格奇贵：“旧凤翔郡县出绦，以紧细如箸者为贵。近岁衣道服者，绦以大为美，围率三四寸，长二丈余，重复腰间至五七返，以真茸为之。一绦有直十余千者，此何理也?”②长2丈余、宽3至4寸的绦，每条10余贯。北宋末年，葺毛织成的方胜花，每匹可卖铁钱400贯：“泾州虽小儿皆能捻茸毛为线，织方胜花。一匹重只十四两者，宣和间，一匹铁钱至四百千。”③即使按当时铁钱与铜钱最低比价20：1计，每匹也值铜钱20贯。

       西夏和关西等地出产的礼佛毯，用羊毛织成，染有彩色，“织八六阔狭或独卧”。在南宋中期的临安，主要是达官贵人用作冬季的坐垫。价格受季节的影响而波动，自九月以后的秋冬季节价格贵，“每床卖着三十千或二　十千”　，每床20贯或30贯，暮春及夏季15贯就“胡乱卖了者”，④也就是降价大甩卖。

       匹毡的面积如1匹官绢大小，宋宁宗时的临安商人记载道：“疋毡有如官绢阔，柔搭之时软若绵。粗者价低细者贵，紫者不下二十千。”质地以紧细为优，“毛长松者不甚”，颜色以紫色为

       ①[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4，第139页。　　

         ②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第150页。　　

         ③庄绰《鸡肋编》卷上，第33页。　　

         ④佚名《百宝总珍集》卷9《礼佛毯》，子部第78册第808页。　　

好，青白色为差。优良者每件不下20贯。①

       13．棉织品

       宋代已经多有棉织品，惜缺价格史料，仅有疑似者。出自西夏的兜罗锦，据说“此物纸(?)捻成，稍旧者直钱四五千，紫青色新好者十贯左侧。”②价格在4贯到10贯之间。据明代曹昭《格古要论》卷下《古锦论·兜罗锦》载：兜罗锦“出南蕃、西蕃、云南，莎罗树子内绵织者，与翦绒相似，阔五、六尺，多作被，亦可作衣服”。因而多以此为木棉锦。但西夏的兜罗锦当与其不同，存疑俟考。

       ①佚名《百宝总珍集》卷9《疋毡》，子部第78册第808页。　　

         ②佚名《百宝总珍集》卷9《兜罗锦》，子部第78册第808页。　　

宋代服饰价格

《宋代物价研究》第四章（2）

程民生

       【二、服饰】　　

       1．衣服

       (1)官服

       天圣七年(1029年)，三司报告说：每年赐各地官员的冬衣袄，“其紫罗及紫干色、光色大小绫旋襴，各除折剜子表里，自四尺八寸有畸至二尺二寸，凡四等。外若支价钱，即各并绵八两共估钱，自五贯四百八十至二贯三百八十，凡四等。”③一件朝廷统一发放给官员的制服绵袄，约为2贯380文至5贯480文。

       (2)军装

       宋仁宗时，张方平上书指责道：“臣尝入朝，见诸军帅从卒，一例新紫罗衫，红罗抱肚，白绫裤，丝鞋，戴青纱帽，长带绅，鲜华烂然。其服装少敝，固已耻于众也。一青纱帽，市估千

       ③《宋会要辑稿·仪制》9之33。　　

钱，至于衫裤，盖一卒之服，不啻万钱。”①开封军队将领的随从士兵，仅一顶青纱帽就值1贯，全套豪华军装约10贯。但广大普通士兵的军装不可能如此精美，而是比较简单，一般数百文就够了。嘉祐四年(1059年)六月，有诏“赐沿黄河诸埽役卒衫袴，若愿给钱者，人五百。”②可以推知，一身士兵夏季服装约值500文。元丰年间，江西买军须衲袄，官方按每件800文支付给百姓，而百姓需3贯才能办齐：“官估八百，实费三千。”③宋徽宗时，庆州有禁兵5人夜间翻逾瓮城，“劫门者衲衣，门者冻以死而复活”。这件打补丁的卫兵的冬装“直数百钱”。④

       景定年间，建康府制造新军衣袄，“新屯宁江诸军，本府所当添办军装，遂行下作院造办胖袄、绵裙、布帽各一千件，工物共该六万六千四百三十贯旧会”。⑤一套冬季军装的造价，是旧会子66贯余。按景定年间的旧会即17界会子，每贯值铜钱50余文，即使按55文计，66贯合铜钱3贯630文。

       (3)女装

       女装价钱，历来较贵。庆历年间，有人指责御史中丞张方乎托户部判官杨仪雇佣女仆，“未尝与直。而女仆随身衣装，

       ①张方平《张方平集》卷18《再对御札一道》，第232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9，嘉祐四年六月甲申，第8册第　457l　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4，元丰五年三月乙酉，第l3册第7800页。　　

         ④王十朋《王十朋全集·文集》卷25《赠少保王公墓志》，第1015页。　　

         ⑤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39《军器》，第2册第1982页。　　

自直百千，皆仪所办。虽契约有三十千之数，而仪实未尝领”。①一位女仆的全套服装，就达100贯，遑论大家闺秀!宣和末，开封时髦的女子在服饰上极尽奢侈：“多梳云尖巧额、髩撑金凤，小家至为剪纸衬发，膏沐芳香，花鞾弓履，穷极金翠。一袜一领，费至千钱”。②连1袜1领都价值1贯，何况其他呢?宋高宗时的李桩，也有同感：“闾巷之妇。有以一冠一领，厥价数千。”③价格越来越贵，增长数倍，而且下移到了普通人家的妇女。

       邻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如金熙宗皇后“性侈靡，至以真珠装被，追集绣妇至数千人。后日更绣衣一袭，直数百缗”。④金国皇后的一件绣衣，价值数百贯。

       (4)高档服装

       端拱中，吕佑之作为副使与吕端一起出使高丽时，“假内库钱五十万以办装”。⑤花费了500贯添置用于外交的服装，想来应是十分豪华，而且不止一套。景祐三年(1036年)，太常少卿、直昭文馆扈偁上书指责道：“京师，天下之本。而士民借侈无法，室居服玩，竞为华靡，珠玑金翠，照耀路衢，一袭衣其直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5，庆历八年八月丁丑。第7册第3962页。　　

         ②袁褽《枫窗小牍》卷上，第7册第530页。　　

         ③(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58，李桩奏，第4册第3382页。　　

         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己卯，第2344页。　　

         ⑤《宋史》卷296《吕佑之传》，第28册第9873页。　　

不翅千万，请条约之。”①一套高档服装价值1万贯，定是贵族、巨商穷奢极欲的表现，超越了礼制规定，所以引起士大夫的反感。但是，这种情况是难以制止的，反而会随着社会发展、统治集团的奢侈而加剧。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陈次升也指出：“贵介之族与夫兼并之家……销金铺翠，旬翻月异，一领之细，至有千钱之直者。”②贵至1贯的领子，并不限于女装。

       (5)普通服装

       大众化的普通衣服，总是适应大众的购买力，一般1件价钱数百文。宋仁宗时，丁度曾指出：“在京西，有强盗杀人，取其弊衣，直不过数百钱。”③一身破旧的衣服，价值数百文。宋徽宗朝初期，赵明诚在太学读书，“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人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④一件普通的衣服，价格大约是500文。

       南宋初，有道人以“所衣布袍”赠人曰：“某年月日，岳阳楼前用钱三百七十买此。”⑤这件布质道袍的价钱是370文。陆游诗中曾说：“秋衣初缝惜不得，急典三百新青铜。”⑥他的一件秋衣，价值铜钱约300文。嘉定年间，临安府“有士人为贩夫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8，景祐三年二月壬戌，第5册第2777页。　　

         ②陈次升《谠论集》卷2《上徽宗论豫戒六事·崇俭》，第427册第344页。　　

         ③《宋史》卷292《丁度传》，第28册第9763页。　　

         ④赵明诚著，金文明校正《金石录校正》附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第531页。　　

         ⑤郭彖《睽车志》卷1，第1047册第227页。　　

         ⑥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47《新买啼鸡》，第1178页。　　

摘破背裾”，士人要求贩夫赔偿他的损失，官司打到临安府。府尹问：“背直几钱?”士人答：“元制十千”。①所谓“背裾”，大概就是衣服的后襟；所谓的10贯，大概就是衣服的价钱，而且很可能是会子。

       2。冠帽

       宋仁宗时的江休復言：“近岁都下裁翠纱帽，直一千。”②开封的一顶翠纱帽，价值1贯。前引张方子所言京师士兵所戴“一青纱帽，市估千钱”，③也是1贯。

       熙宁年间，日本僧人成寻在杭州记载：“家主张三买送予料笠，直五百五十文；赖缘供奉笠直三百文者……惟观、心贤、善久笠直五十文钱，与之。”④杭州料笠1顶550文，有的笠直300文，也有的直50文，想来是档次不同。乾道七年(1171年)，鄱阳百姓郑小五家染上了疫疠，家徒四壁，“但得一毡笠，倩牙侩王三鬻之，可值千钱”。⑤一顶毡笠可以卖1贯钱。

       元丰年间，在江宁府居住的王安石，把一件包头的旧乌巾(幞头)送给仆人，被拿到市上卖了300文：“卖得钱三百文”。⑥

       苏轼记载：“齐之士子，相尚裹乌纱帽，长其顶，短其檐，直其势，以其纱相粘，谓之虚粘奇帽。设肆相接，其一家自榜其

       ①俞文豹《吹剑录·外集》，第2878册第32页。　　

         ②江休復《醴泉笔录》卷下，第7册第514页。　　

         ③张方乎《张方平集》卷18《再对御札一道》，第232页。　　

         ④[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1，第13—14页。　　

         ⑤洪迈《夷坚志·支乙志》卷7《王牙侩》，第851—852页。　　

         ⑥张邦基《墨庄漫录》卷1《吴姓学佛者命穷》，第48页。　　

门曰：当铺每顶，只卖八百文……为他人皆卖九百文，尔独卑于价以欺吾也。”①这种“虚粘奇帽”的价格，是800文到900文。

       大约在绍兴年间，有士子在临安街市上买冠，卖冠的市民要价是1顶3贯。想买冠的士子“以《论语》次第为隐语”，和同行的另一士子商量道：“‘与《颜渊》如何?’”同行的士子说：“未可，且只《乡党》。”卖冠的市民听了转身就走，被阻拦后解释说：“听得所说，无缘可成。自当《卫灵公》本了。”②按《论语》的编排次第，《颜渊》为第十二篇，《乡党》为第十篇，《卫灵公》为第十五篇。大概是，买冠者想还价为1贯200文，同行者认为还应再还至1贯，而卖冠者所言，当是指仅成本就是1贯500文了。

       鱼枕冠是宋代妇女常戴之饰物，多见于宋代史料。洪迈载，有临川商客叫卖妇女头饰用品于浮梁臧湾，其中1顶鱼枕冠要价“千五百”即1贯500文，被还价至700文买下，据商客说“消折本钱”即赔本了。③

       宋宁宗时，有宗室临安知府为了巴结权相韩侂胄，出钱10万贯购买北珠，制作10顶冠献给其l0位小妾。④则每顶北方珍珠制成的女式冠饰，至少值1万贯。

       鱼魫即鱼枕骨，用于造鱼枕冠，多出自襄阳府、汉阳军、鄂州等地。其中襄阳府的青鱼魷，大者如当三钱，在宋宁宗时的临

       ①(明)陶宗仪《说郛三种·说郛一百二十卷》卷34，苏轼《艾子杂说·卖帽》，第4册第1601页。　　

         ②洪迈《夷坚志·三志己》卷5《卫灵公本》，第]339—1340页。　　

         ③洪迈《夷坚志·支戊志》卷10《程氏买冠》，第1130页。　　

         ④《宋史》卷247《宗室传》4，第25册第8749页。　　

安，“每斤价平直钱十五千或已下左侧，”每斤15贯左右，“碎块儿每斤直钱四五贯”，①每斤4到5贯。

       3．带

       官服所佩带，通常多用犀角、玉、金等制成，价格奇贵，一般在数百贯到10余万贯之间。

       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曾问张永德：“所宝通天犀带安在?”张永德回答道：“往以征淮，过用官钱二十万贯，已偿之矣。”赵匡胤又问：“尚欠几何?”回答说：“五万贯。”遂有诏“除其籍，仍别赐二　十万”　。②所谓通天犀，是犀角里面有一条白线似的纹理贯通首尾，非常珍贵。这条通天犀带，价值大约是15万贯。宋真宗一次在外地巡幸时，曾有诏赏赐辅臣玉带，当时尚衣库里有条名为“比玉”的带，“价直数百万”即数千贯。③宋仁宗末期，在藩邸的宋英宗“命殿侍鬻犀带，直钱三十万，亡之，帝亦不问”。④则当时在开封，这条犀带值300贯。政和七年(1118年)，淮南转运使张根上书说道：“至如赐带，其直虽不过数百缗，然天下金宝糜费日久，夫岂易得?”⑤通常皇帝赐给大臣的带，都是价值数百贯。陆游载：“国初士大夫戏作语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谓朱衣吏及金带也。宣和间，亲王、公主及他近属戚里，人宫辄得金带关子。得者旋填

       ①佚名《百宝总珍集》卷10《鱼鱿》，子部第78册第811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八月甲戌，第l册第　2l　页。　　

         ③沈括《梦溪笔谈》卷22《谬误》，第163页。　　

         ④《宋史》卷13《英宗纪》，第2册第260页。　　

         ⑤《宋史》卷179《食货志》下1，第13册第4360页；《宋史》卷356《张根传》，第32册第11219页。　　

姓名卖之，价伍百千。虽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①一条象征身份地位的金带外加朝廷准许佩带的凭证，价格是500贯。

       建炎三年(1129年)，新任尚书工部侍郎王世修以戎服朝见宋高宗时，皇帝准备赐给他金带，但内帑并没有存货。“宰相乃遣吏假于户部尚书孙觌，而以钱七百千偿之。”②1条金带的价格，大约是700贯。宋孝宗一直想购买珍奇物品献给太上皇宋高宗，“市有北贾，携通犀带一，因左挡以进于内。带十三镑，镑皆正透，有一寿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复问价，将以为元日寿巵之侑。贾索十万缗，既成矣”。③该通天犀角带的成交价为]O万贯。南宋中期，四川宣谕使吴腊生日时，安丙送了一条玉带：“玉带一条，直数千缗。”④价直数千贯。

       4．鞋

       五代时，开封市场上宰相所买的靴子，1双1贯800文，⑤宋初的价格当与此相近。宋代话本小说《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载：宣和四年(1122年)在开封，有一宣和三年铺户任一郎制作的四缝乌皮皂靴涉案，“这只靴又不是一件稀奇作怪，眼中少见的东西，止无过皮儿染皂的，线儿扣缝的，蓝布吊里的，加上楦头，喷口水儿，弄得紧棚棚好看的。”被人拾到后卖给收杂货

       ①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第4—5页。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2，建炎三年四月戊申，第463页。　　

         ③岳珂《桯史》卷4《寿星通犀带》，第40页。　　

         ④张端义《贵耳集》卷中，第32页。　　

         ⑤欧阳修《归田录》卷1，第3页。　　

的(实际是侦探)：

       妇人道：“你是收买杂货的，却有一件东西在此，胡乱卖几文与小厮买嘴吃。你用得也用不得?……只凭你说罢了。只是要公道些。”冉贵便去便袋里摸一贯半钱来，便交与妇人道：“只恁地肯卖便收去了。不肯时，勉强不得。正是一物不成，两物见在。”妇人说：“甚么大事，再添些罢。”冉贵道：“添不得。”挑了担儿就走。小厮就哭起来。妇人只得又叫回冉贵来道：“多少添些，不打甚紧。”冉贵又去摸出二十文钱来道：“罢，罢，贵了，贵了!”取了靴儿，往担内一丢，挑了便走。①

       这单只靴子买了1贯520文。若然，一双当至少4贯左右。

       熙宁五年(1072年)，杭州草鞋一双80文，丝鞋40文：“自料买草鞋一足，直八十文。……赖缘供奉、快宗供奉、圣秀各买丝鞋一足，直各四十文。”②熙宁六年(1073年)，日僧成寻在开封买一双皮鞋450文：“以四百五十文买皮鞋一足来。”③宋徽宗时，出戍的士兵每年给鞋钱1贯，④大概是两双鞋的价钱。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福州的一位和尚云：“也得三文买草鞋”。⑤3文钱也可以买到一双草鞋。嘉定年间，两位禅僧

       ①(明)冯梦龙编《醒世恒言》卷13《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第253—254页，第258—259页。　　

         ②[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1，第12页。　　

         ③[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4，第139；第8，第268页。　　

         ④《宋史》卷196《兵志》10．第14册第4903页。　　

         ⑤普济《五灯会元》卷18《云峰慧空禅师》，第1188页。　　

的对话，透露出鞋价：“龙云：‘你脚下鞋，甚处买来?’净云：‘庐山七百钱买。’”①庐山所在江东路南康军的一双鞋，价钱大约是700文。庆元府有禅僧云：“岩瞻坊外，草鞋一緉，定卖七钱。”②则是7文一双草鞋。

       南宋中期，越州一双室外踩雨水用的木屐，约100文。如陆游在一段连阴雨的日子里，曾“百钱买木屐，日日绕村行”。③

       5．裘皮制品

       康定元年(1040年)九月，朝廷赐陕西军士羊皮大衣，“三司计一裘用五羊皮，听军士自制，其薄毛者给次边。既而配率诸路，每一羊皮至直五六千，督取严急，民甚苦之。”④1张羊皮卖到5贯至6贯，并非市场价格，而是强制科配背景下抢购哄抬的价格。宋高宗时，有僧人为购买佛经，“出冬裘以示圆觉之众，得钱二万六千。”⑤卖掉“冬裘”即裘皮大衣，得钱26贯。

       洪皓记载有金国境内的女式羔羊皮帽价格：“北方苦寒，故多衣皮……妇人以羔皮帽为饰，至直十数千，敌三大羊之价”。⑥1顶羔羊皮帽价值10余贯。

       ①了觉、师坦等编《石田和尚语录》卷2《临安府景德灵隐禅寺语录》，第16页。　　

         ②文宝、善靖等编《断桥妙伦禅师语录》卷上《断桥和尚初住台州瑞峯祇园禅寺语录》，第201页。　　

         ③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31《买屐》，第819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康定元年九月辛酉，第5册第3040页。　　

         ⑤王之道《相山集》卷27《跋思古上人华严经》，第1132册第741页。　　

         ⑥洪皓《松漠纪闻》卷下，第11册第252页。　　

       南宋中期的一年冬天，陆游曾有诗道：“天风吹雪片，大者如飞鸥。岂惟乎沟坑，直恐埋马牛。百钱买薪蒸，千钱赎褐裘。”①大约1件旧褐裘价值1贯左右。

       6．首饰

       吴越国时，孙妃曾以一物施于龙兴寺，“形如朽木筋，僧不以为珍。偶出示舶上，胡人曰：‘此日本国龙蕋簪也。’增价至万二千缗易去。”②成交价是12000贯。

       北宋中期，程颐的伯祖母有“珠子装抹胸，卖得十三千”，③价值13贯。

       宋徽宗时，开封有婆子捡到“一朵珠子结成的栀子花”，是女性佩带之物，“不理会得直几钱，要卖一两贯钱作私房。”收买杂货者问：“要几钱?”婆子道：“胡乱。”收买杂货者道：“还你两贯。”婆子道：“好。”④这件珍珠制作的栀子花，最少价值2贯。

       政和年间，一位县令的儿媳死后，陪葬所戴的金钗被人盗出，在湖州“诣铺中售之，得钱万六千文以归。”⑤可卖16贯。大约在宋孝宗时，盐官有人在街市上卖了1支银钗，得钱2贯

       ①陆游《陆游集·剑南诗稿》卷49《岁暮杂感·又》，第1214页。　　

         ②陶榖《清异录》卷3《龙蕋簪》，第2846册第211页。　　

         ③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12《家世旧事》，第660页。　　

         ④(明)冯梦龙编《醒世恒言》卷14《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第276页。　　

         ⑤王明清《投辖录·玉条脱》，第11页；佚名《异闻总录》卷4，子部第247册第297页。　　

300文。①

       宋徽宗时，在广州居住的阿拉伯商人，喜爱戴戒指：“其人手指皆带宝石，嵌以金锡，视其贫富，谓之指环子。交址人尤重之，一环直百金。最上者号猫儿眼睛，乃玉石也，光焰动灼，正如活者”。②高档的宝石戒指，价值黄金100两。

       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王迈揭露当时社会的奢侈之冈时指出：“妇女饰簪之微，至当十万之直。不惟巨室为之，而中产亦强仿之矣。”③也即中上人户人家的妇女，头饰的价值一舶都在100贯以上。

       7．染色

       附带谈一下染色价格。赵与时记载道：“俗说愚人以八百钱买匹绢，持以染绯，工费凡千二百，而仅有钱四百，于是并举此绢，足其数以偿染工。”④看来将1匹绢染成绯红色，价钱是1贯200文。从绢价来看，时间当在北宋前期。

       ①洪迈《夷坚志·补志》卷3《余三乙》，第1574页。　　

         ②朱或《萍洲可谈》卷2，第134—135页。　　

         ③王迈《臞轩集》卷1《丁丑廷对策》，第1178册第450页。　　

         ④赵与时《宾退录》卷5，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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