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新政败局的组织学分析
曾飞
对于人们热议的王莽新政，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二卷第七节王莽的新朝中描述说：
西汉后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矛盾，愈来愈紧张愈尖锐。最基本的问题是在于土地无限制的集中和农民大量转化为奴隶。皇帝和上下层豪强谁也不肯对农民让些步，因而谁也找不出什么办法。这时候：上层豪强的代表王莽，分两步提出他的办法。第一步得到统治阶级的拥护，代西汉做了皇帝。第二步所有办法都失败了，受到农民大起义的惩罚。
王莽建立起新朝，就得解决土地与奴隶两个基本问题。公元九年，下令变法。王莽颁布了两个解决办法：王田——民间田改称为王田，属朝廷所有，私人不得买卖。私属——民间奴婢改称为私属，不得卖买。要多田人分余田给贫民，只是一句十足空虚用来欺骗农民的废话。王莽时南阳豪强樊重家有田三百余顷，阴子方家有田七百余顷，足见当时并无分余田的事实。王莽变法的真实意图是在停止田宅奴隶的卖买，借以停止豪强对土地人身兼并的继续发展。这当然又是十足空虚的幻想。既有兼并者和被兼并者存在，就不能停止兼并，也就不能停止田宅奴婢的卖买。强迫停止的结果，加速爆发了社会大混乱。正在这个时候，王莽又废除行用已久的汉五铢钱，别造货币六类二十八种。王田私属又加一个新货币，使大混乱上再添一个大混乱，迫得农商失业，交易废滞，因卖买田宅、奴婢，铸私钱犯罪被刑罚的人，不可胜数。这一阵骤然来到的社会大混乱，给王莽的打击非常沉重。公元十二年，王莽取消王田私属的禁令，准许置卖王田不算犯罪，卖买奴婢暂不治罪。王莽所谓办法的主要部分完全失败了。
王莽要限制商贾的兼并，主要是要分享商贾的利益，使朝廷取得大量财物。公元十年，下令行五均六管法，一直行到新朝灭亡才停止。王莽说，行五均六管法是想“齐众庶（均贫富），抑并兼”，做到市无二价，贫富相安，强者不得压迫弱者，富人不得要挟贫人。如物价超过市平，均官将所藏货物按市平卖出。如物价比市平低，听卖买双方自由交易。这种做法，似乎是为民谋利，按照王莽的行为，却不免可疑。《汉书·王莽传》说他“令市官收贱卖贵”，从中取利，这倒是可信的记载。事实上五均六管是王莽把持工商业，实行最大限度的剥削。
暂行即废的王田、私属和坚持不废的五均、六管，王莽主观上是想用来抑制某些豪强，避免民众大起义，结果恰恰是加速大起义的爆发。王莽知道这个事实，接连地发动侵略战争，企图对国内民众表示威武，并缓和阶级矛盾。结果又恰恰是更加速大起义的爆发。
王莽用欺骗方法，表示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因此代替失去了统治作用的西汉做皇帝。做皇帝以后，由于王田法的失败，农民实行起义。由于五均六管法的失败，小工商参加起义。五均六管打击了商贾和高利贷商人，这些人也反对王莽了。由于对外侵略战争的频繁，更催促起义的加速爆发。作为王莽统治基础的上层豪强与无市籍的下层豪强，也逐渐在离开王莽。公元十年，王莽废汉诸侯王为民，刘派上层豪强分离了。公元十二年，大封公侯以下二千余人，每人得月钱数千，非常穷困，有些人甚至当雇工度日，王派上层豪强消极了。王莽所用官吏不给俸禄，任令贪暴致富。公元十七年，王莽下令没收官吏家财产五分之四，允许下属告发长官，奴婢告发主人，无市籍的下层豪强怨恨了。王莽统治失去了基础，公元二十三年，在起义军攻击下，长安城破。长安市上小工商响应起义军，攻入王莽宫，屠户杜虞斩王莽头。起义军送王莽头到起义军首领更始帝处，有人割王莽舌切碎分食，因为王莽用那条长舌欺骗了很多人。
著名学者胡适则极力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但胡适也认为：王莽搞五均六筦的初衷是为了“齐众庶，抑兼并”，是为了限制富商大贾的投机兼并活动，使他们不得操纵市场随意盘剥下层人民，以保证人民生活生产所需，同时还能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六筦之设，王莽虽依托于“先圣”，实际上多继承于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只不过稍加变通而已。然而，这个好的政策到下面却变了样，因为王莽所用“五均六筦”官，都是些大富商，如薛子仲、张长叔等人，都有家资千万。这些人有了特权，便乘机收贱卖贵，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同时，他们还同商人勾结，狼狈为奸，使下层人民遭受更惨重的盘剥。（胡适：《王莽是大政治家 魄力与手腕超过王安石》）
莽新政的社会基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基层民众不堪压榨苦不堪言，希望新政能减轻他们的痛苦；一是中间层官僚豪强害怕民众起义，希望领导层的新政能消除危机，以便维持他们的特殊利益，并希望通过新政获得更多的特殊利益。
按胡适先生所言，至少王莽搞五均六筦虽然是为了“齐众庶，抑兼并”稳定民众的生活，但他又必须依靠官僚豪绅来推行新政，换取他们的支持。民众利益与官僚豪绅针锋相对，难以调和，结果五均六筦之类的新政反而给予官僚豪绅新的特权，让他们乘机收贱卖贵，投机倒把，大发横财，使下层人民遭受更惨重的盘剥。诸如《资治通鉴》汉纪三十（白话）就记载：王莽设置羲和命士，督促实行管理财政的五均、六管制度。每郡有几个名额，都由富豪、大商人担任。这些官员乘坐驿车，谋求奸利，往来全国。乘机与郡县官吏勾结，设立假帐。国库未能充实，而百姓更加穷苦。本年，王莽再下诏，重申肯定六管。每一项管理制度下达，总要为它设置条规禁令，违犯的人罪重的甚至处死。奸猾之徒与贪官污吏同时侵害百姓，百姓不得平安。
显然，治国就是治吏，所谓治吏从组织学角度看，无非就是建立并维持一个稳定的组织结构状态，使社会在这种结构状态之下能够生存与发展。
对于一个组织结构来说，一般可以分成领导层，中间层和基层，以及外部力量等四种力量，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联结构。领导层是极少数的政治集团；中间层是人数较少的政治经济实力派，他们的代表是官僚豪绅；基层是被领导管理的绝大多数人、也就是民众，他们是社会的根基。而外部力量或者是本组织的依附社会，或者是图谋入侵争夺利益的外强。这四种力量的相互关联与利益均衡是社会结构能否达到稳定，并能否起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一旦四种力量失衡，就必然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是社会大破坏。
在王莽新政败局中，王莽依靠通浚井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丹书著石，上面有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之类的迷信手法以及许诺新政惠民的欺骗，骗取基层民众的支持；利用中间层害怕民众暴动而失去既得利益的心理，迫使他们支持新政；与外力的关系则先缓和后征战，转移民众不满情绪的策略。
然而王莽的新政在策划中就脱离实际，违背社会规律，导致各种新政条条失败，彻底搅乱了四种力量之间的关系，从而陷入组织危局。
在与中间层官僚豪绅的关系上，王莽所用大小官吏，不论朝官或地方官，都没有俸禄。地方官和命士相勾结，大获奸利，郡守县令家产多至一千金。地方官获利，送一部分给朝官，得到朝官的庇护，作恶更无所不至。王莽所谓“齐众庶，抑并兼”的五均六管，即使有些办法看来可能是利民的，经过命士地方官吏的污手，也就变成害民的办法了。如此，王莽使用官吏不给俸禄，任令贪暴致富，新政反而成了官僚豪绅特权，由此官吏利用新政所获得的特权进行掠夺而暴富，下损害基层民众的利益，动摇了社会根基。上损害领导集团自身的利益，败坏其信誉，导致民众怨恨。王莽又下令废王姓王侯，没收官吏家财产，导致官僚层不满。王莽满口为民，其实自己就贪得无厌。《汉书•王莽传》说王莽还“令市官收贱卖贵”，渔利百姓，肥饱自己。王莽实行五均赊贷法抑制商人，民众去了一些商贾高利贷商人的盘剥，却换来来了贪暴皇帝和官吏的更残酷的盘剥。王莽新政的六管中害民最显着的是铸钱。王莽大概想破坏商贾的财产，时常改变币制。王莽改币制一次，小工商业、农民大量破产一次。由此，民不聊生，官吏不满，王莽领导集体团彻底搞砸了与中层官僚豪绅和基层民众的关系，社会陷入危机。
为了摆脱危机，王莽开始对外用兵转移视线。王莽发动了对匈奴的侵略战争。其实，自汉宣帝以来，汉边境安静，匈奴逐渐接触汉文化，并不侵犯汉边。王莽改换匈奴单于印绶后，又改名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公元十年，募天下囚徒、丁男、兵卒三十万人，分十二路击匈奴。公元十九年，王莽又大募天下丁男、死罪囚、奴隶击匈奴。王莽两次大发兵，都屯驻在边境上，并不出击。看来似乎是毫无理由的妄动，但是决不能用妄动来说明王莽的行动。王莽用募兵的方法，招集内地不能生存可能起义的穷人，送到边境上战死或饿死，只要这些穷人在边境上逐渐死亡，在王莽就算有理由了。王莽用西域兵击焉耆，被焉耆击败。王莽诱杀高句骊侯，又改高句骊为下句骊，引起高句骊、夫余，濊诸族的不断反抗。王莽发动二十万人击句町，兵士饿死疫死约十分之六、七。西南地区各族纷纷起兵反王莽。王莽每次动兵，便大搜括民间财物。他发动侵略战争把募来的兵士送到边境上，把括来的财物收到自己仓库里，觉得是一举两得的便宜事。他连年这样做，逼得百姓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如《资治通鉴》汉纪三十记载：法令烦苛，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狱讼不决。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别，贫者无以自存，于是并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广。临淮瓜田仪依阻会稽长州；琅邪吕母聚党数千人，杀海曲宰，入海中为盗，其众浸多，至万数。荆州饥馑，民众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
至此，王莽领导层的所谓新政，彻底搞乱了领导层与中间层官僚豪绅的关系，搞砸了与民众的关系，破坏了对外的关系，整个社会组织四种力量的均衡彻底受到了破坏，整个社会陷入可怕的混乱状态。王莽新政的败局由此铸定，无可挽回。
《资治通鉴》卷三十九 汉纪纪三十一 淮阳王更始元年。班固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及居位辅政，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岂所谓“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毒流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害遍生民，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涂，俱用灭亡。皆圣王之驱除云尔。
意思是，班固赞曰：王莽最初以外戚起家，降低身份，勉力而行，以博取名誉。等到他登上高位，辅佐朝政，为国家辛勤工作，本着正直的原则行事。难道他就是孔子所说的“表面上仁义，行动中却违背它”的人吗？王莽本来没有仁义的品德，却有奸佞邪恶的才能，又利用四个伯父、叔父经历了元帝、成帝两代所掌握的权力，遇到汉朝中途衰落，皇位三代没有继承人，而皇太后王政君寿命很长，为他作主，因此得以施逞奸诈邪恶的手段，从而造成篡夺政权，窃取皇位的灾祸。根据这些事实推论起来，这也是天命，不是人力所能作得到的！等到窃取了皇帝的宝座，败亡的趋势比夏桀、商纣的时候还要危险，而王莽却安然地认为自己就是黄帝、虞舜再世复出。于是开始放纵暴戾，滥施威力诈术，流毒全国，灾祸蔓延到外族，还不足以满足他的欲望。因此天下陷于忧愁，人民丧失了乐生的心意，朝廷和地方都怨愤，远近同时反叛，城池失守，躯体分裂，终于使得全国的城市变成废墟，害尽了百姓。根据书籍传述上所记载的乱臣贼子以来，考察他们引起的苦难，与失败的凄惨，从没有一个超过王莽。从前秦朝焚毁《诗经》、《书经》等典籍从而确立自己的一家主张，王莽引用《六经》来装饰谬论，他们走的路不同，而目的完全一样，都由此而导致灭亡，全是为圣明的帝王开道铺路罢了！
作为政治家的王莽，无德无行，人格缺失，唯重权术，也就是滥用所谓的政治智慧，还自以为聪明过人，也由此被一些学者讥为书呆。王莽的胡作非为导致政局失稳，最终遭殃的还是百姓。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国人不可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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