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根据考察，中国的《易经》属于基础理论，将其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可以统合各种文化理论，历史的发展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所以，在这个十字路口，怎样运用《易经》思维，怎样促使中西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等取长补短，怎样形成一种集众家之长，摒众家之短的社会科学，历史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华文明的续写辉煌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在于对其怎样升级换代，怎样在新的起点上使其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并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看到9.11日人民网关于人民日报整版探讨“推动儒学融入现代社会”的文章，这反映出中共在更深入挖掘并继承传统文化方面的一种明确信息，会有力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更深入发展，从而得出更能反映社会运动实际的哲学社会科学（社会哲学）。这对复兴中华文明并凝聚共识，促进文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
在西方文化及价值观泛滥并思想混乱的当下，率先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这无疑也属于明智之举。
1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趋势线和新起点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强调：“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的事实，让“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从而论证了劳动才是一切社会的真正基础，找到了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
不得不承认的是，恩格斯的这一结论是在马克思逝世后做出的，是对他们两人一系列共同研究的一种总结，反映出其研究的逐步深入，并描绘出其研究深入发展的一条趋势线。而这条趋势线，再结合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非常明确地指向了劳动。
由此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一直处于发展的运动中，它并不是理论研究的终结。恩格斯的这一讲话及其后续文章，反而是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一种新的基础，构建了一种新的坐标，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起点。
马克思主义奠基者之一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对我们深入研究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样，这对于那些“本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也可以帮助他们克服一味念经的顽疾，并启发他们解放思想活跃思维，从而展开更深入的探索。
2 中西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等研究的共同起点与归宿
科学与文化的概念虽有不同，但在本质上它们是相通的，只是科学是文化的先导而已。严格来讲，广义的文化应该包含自然科学，而根据人们的传统习惯，它一般指社会科学，但事实上它并非那样狭义，因为它们两者的思维科学是相通的。
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对立统一规律或阴阳都是其必须要遵循的基本规律，舍弃这一点，就无法抓住理论的根脉。
2.1 中西文化的对立与统一
前文已阐释过，西方文化的基础是物质科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从而得出了“丛林法则”，将人类社会看成像自然界和普通动物界一样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实质上属于一种动物性文化。
根据考察，儒家文化侧重于人性，这与侧重于动物性的西方文化来说，无疑是相悖的，所以，西方文化中的动物性泛滥，才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决抵制。但由此也正好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它所缺少的也正是人性与动物性的对立统一，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瘸腿现象。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缺欠是由科学发展所决定的，因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并没有认识到人类起源于类人猿，并不认为人属于高级动物。只承认人的“高级”而不承认人属于“动物”，这就有违人类社会的客观实际，也需要西方文化和现代科学的补充。如果只强调人的“高级”而不承认人也属于“动物”或否认其具有动物性，那便会在理论的社会实践或具体操作中缺乏针对性或准确性，必然会像历史上外族入侵或腐败现象等的反复回潮中措置失当，甚至束手无策。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没能将人性与劳动性统一起来，缺乏劳动性，需要马克思主义予以补充完善。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探讨人性与动物性的问题，事实上已将对人类社会的探讨从“以人为本”这种几千年的传统思维向纵深推进了一层，这是一种思想和思维的解放，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社会科学中，如果不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人类社会诞生、存在和运动基本规律的探索是无法深入的。同时，在理论的具体运用中，对于一些人和事，也就在团结中既不能做到大度包容，而在斗争中也做不到精准的有的放矢。
2.2 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与统一
传统的儒学讲“人性”讲“道德”，但“道德理想”怎样现代化，怎样与劳动挂钩，就不得不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首先应该承认，由于马克思主义主要阐述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并重视“阶级斗争”，它在社会的政治斗争中具有优势。中国劳动政权和新中国的建立，就是以其为指导思想的，其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居功至伟。但儒学讲究“仁和”，而马克思主义则强调“阶级斗争”，两者似乎不相调和，存在着矛盾。
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这是人类社会诞生、存在和运动最基本的规律，属于社会的绝对运动。开篇列举恩格斯所讲的那句话，其实说的就是这一根本性问题。
虽然恩格斯说得非常正确，但由于受西方辩证法思维的束缚，使这一原理在马恩前期著述中受到了制约，没能成为其立论基础，以致随着我们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暴露出其历史局限性。而这一基本原理，只有运用古老的中国思维才能阐述清楚，由此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怎样与中国文化进一步相结合的问题。本人有关社会科学考察的一系列稿件，探索的就是这一问题。
同样，这对于那些对中国文化只知道一味念经的学者，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2.3 《易经》统合中西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等
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这是目前三种主要的文化流派，但它们三者都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而怎样消除各种隔阂（含宗教文化），并把它们统合起来，必须要寻找人类社会和理论之根。
1）《易经》为各理论之根脉。在中国，《易经》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这可不是徒有虚名。根据“易”为“运动”的现代解释，《易经》应该被译为《运动之经》，其宇宙观为“运动”。而运动必然是能量的运动，任何事物（包括宇宙）都必然有其运动的开始，必然起始于0，然后一分为二产生阴阳，从而形成事物诞生和运动总的根脉，所以，其“阴阳”也就必然为“正负能绝对运动”，并在这种绝对运动基础上产生万物及其相对运动，也必然包含着具有历史纵深的四维时空。
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一种哲学和理论能够具有这种思维和框架，没有一种哲学能够囊括“0 + 历史 + 现状”这样既包含纵向又包含横向的完整的运动过程，而《易经》属于唯一，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现在看来，虽然其五行八卦存在着明显的缺欠，但其理论框架却既包含着基础理论，又包含着应用理论。它直接阐释了对立统一规律的产生和运动，以及为什么其属于宇宙运动的根本规律，也阐释了宇宙及其万物为什么会存在着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以及它们两者的关系，并能够化解和阐释现代科学大爆炸理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三大理论不相调和的难题。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现代科学所缺失的正是基础理论（现称“科学学”）。由此，只有《易经》和继承其衣钵的道教理论才具有基础理论性质和资格，其它众多理论只能属于应用理论。所以，将《易经》思维引入社会科学，同样可以统合各种理论和学说。
2）《易经》思维统合社会科学。要统合社会科学，首先要寻找人类社会之根，确立人类观，即确定人性和人的本质，并找出各理论不相调和的根本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等相互之间的隔阂，主要是由于都关注于其中下游的“河面”，从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对立，相当于说黄河的水是混的，而长江的水则是清的，澜沧江则又往南流，但在根本上，它们都发源于“三江源”，在源头上它们又能相互统一。当然，对这个源头的勘察虽然有先后，但最终勘察运用的有效工具，并将这三者统一在一起的，却仍然是中国古老的《易经》。
中国儒家文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西方文化则根据达尔文进化论将人类社会解释为“丛林法则”，相当于中国的“性本恶”。中西方文化的这种对立，就像三江源发源的水产生了“阴阳”两个支流，流向中国的属“阳”，而流向西方的则属“阴”，由此而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阴阳二流。由于这阴阳二流的关注“河面”不同，所以其立论基础都带有相应的片面性。
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西方，其哲学辩证法也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但其思想内涵却并不属于西方，而是属于世界。由于科学的发展，恩格斯重新对人类的起源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从而得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结论，这实质上得出了人性或人类观的基本解释，给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坐标，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起点。更直白一点说，原有的马克思主义还属于社会科学探索的浅层（基本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特殊矛盾），但它已经涉及到了一些深层问题，揭示出还有更深一层的社会科学有待于后人系统探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矛盾）。
关于劳动在人类社会中的根本性作用，其实马克思也早有发现，在其著作中也反复强调“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由于受西方辩证法所困，①没能将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予以区分，而是将两者混在一起，致使后人对其理论的理解产生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模糊性，现在对其的争论不休就可说明这一问题；②没能将人性与劳动性联系在一起，从而没能将其作为人类观，并没能将其作为立论基础，也没能从根本上阐释人性与动物性和劳动性与寄生性的对立统一关系；③由于辩证法属于一种横向思维，其时空局限于三维，也很难使劳动在纵向上伸展开来，不能挖掘出并阐释劳动的绝对运动性质，与社会表面人与人之间的相对运动混在一起，更没能将人与自然的矛盾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由此说明，西方的辩证法严重阻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的深入，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广阔空间；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资产者与无产者”的矛盾，实质上应该属于人类社会寄生性与劳动性的矛盾，也就是动物性与人性的矛盾。虽然其能够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具有进步意义，但仍然局限于“以人为本”，这也属于几千年来社会科学难于向纵深突破的障碍或瓶颈。
而恰恰相反，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则是将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能够区分的，比如《易经》，它就相当于中国古代科学与文化的基础理论，其它都属于其分支或对其的进一步阐释（如道教）。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在于其基础理论部分（并非儒学等社会科学，而是传统自然科学），西方文化的优长在于其应用理论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既包含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又包含应用理论。将中国传统自然与社会科学、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四者的优长通合起来，属于我们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3）图示《易经》统合各社会科学理论。在前面的考察中，曾运用“0或根思维”，将其它文化和理论都排除在外，只剩下中国《易经》的哲学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那是力求简单化的一种做法，而如果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和以“丛林法则”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带入进来，于是便出现了下面的示意图。
注：1）人性=劳动性和动物性=寄生性，属于《易经》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深入结合的必然结果。
2）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可将其理解为人类改造自然和自身动物性的绝对运动+与劳动相关普遍联系的相对运动。
3）西方虽然崇尚并强调“丛林法则”，但其人性与动物性在实质上也一直处于对立统一的运动中，这与其“丛林法则”并不相符。由于其重视物质科学，其在推动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方面，贡献颇大，应承认其历史低位，并学习其优长。
《易经》统合中西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等示意图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已经证明，在文化理论中若回避或不正视动物性，也是一种缺欠，不但会招致动物性对人性的混淆和侵袭，也会有失阴阳平衡，不利于对社会的治理。
中国《易经》文化的优长是，由于其属于基础理论，能够抓总，并且根脉清晰，所以其根基牢固，难以撼动，这是其能够延续5000多年的根本原因。同时，在应用理论方面，它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既能够兼容并蓄吸收各种文化，又能够不断地剔除其糟粕，做到集众家之长，摒众家之短，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己。
本文以及前期文章探讨的主要是基础理论，一些具体的应用理论，可以依据基础理论予以进一步探讨。由于应用理论是由基础理论所派生的，所以对于“阶级”、“资本”、“价值”等概念都需要重新进行审理。
3 结论
通过考察和分析，结合图示已反映得很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础理论部分不得不从中摘取出来予以专门探讨和研究，由此而形成社会科学真正的基础理论，并形成对人性的基本认识，从而确立人类观，为我们探讨和研究社会科学建立起一个新的坐标。这一现象说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是已经终结，而是要以其为基础，根据其所开启的新起点和新坐标才刚刚开始，它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既包括基础理论又包括应用理论的社会科学。这对我们来说还任重而道远。
通过图示也已经反映的很清楚，西方辩证法无法胜任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纵横向运动所需的时空，必须要运用具备四维时空的《易经》思维，并突出对立统一规律或阴阳，才能将人类社会诞生、存在和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展现出来，
根据考察，中国的《易经》属于基础理论，将其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可以统合各种文化理论，历史的发展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所以，在这个十字路口，怎样运用《易经》思维，怎样促使中西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等取长补短，怎样形成一种集众家之长，摒众家之短的社会科学，历史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华文明的续写辉煌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在于对其怎样升级换代，怎样在新的起点上使其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并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