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如穷多年心力撰作而成的《立墨——<墨子>经义解诂》是墨学复兴浪潮中空前绝后的作品。他在阐述墨家核心义理、考证《墨子》原典字义等方面，均取得了不让于前辈学人的突破性进展。该书在坚持“以墨解墨”解经原则的基础之上，又充量延展了墨学现代性诠释的可能性与空间。就近代中国墨学研究的谱系而言，既可将之归位于传统治墨理路的基础性、还原性的工作，又可目之为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自觉以中国墨学对话普世诸宗教文明的“思想实验”。当代中国诸思想学派都在思考重新建立中国学术新范式的问题，在先秦时代与儒家并称“世之显学”、在当代重新焕发生机的墨家，显然应该有“三个自信”，不能自甘于支流，自外于主流。顾如等当代新墨家，并非提倡“中国文化墨家主干说”，而是在当前人们普遍以为儒家儒学为中国传统文化唯一正统代表的观念之下，通过还原墨家真精神，来洗刷因儒家言说传统的偏见(如孟荀“辟杨墨”的遗传)所造成的对墨子学说的千年泼污。该书行文充满战斗性，开创了自墨子之后的、独属于中国墨家学派的“护教文体”，亦为墨家取回自身学派的发言权、话语权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墨虽旧学，其命维新。墨家古学通过活化，得以介入中国现代性秩序，顾如该书在中国墨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将在这一点上得到最终的判定。
常规而言，理解近代墨学复兴有两条路径。清末民初，经学瓦解，子学复兴。墨学复兴就是在大时代背景下被开启出来。其一，乾嘉学派学风的影响。儒生希望通过谨严的训诂考证来还原古圣先王遗传经典的微言大义，以解决义理上的争端。对群经的考辨扩展到诸子百家，历来号称古奥难懂的《墨子》因之受惠。此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墨辨逻辑学、《墨子》城守篇、《墨经》的概念核定上。学人争相训诂《墨子》，俨然成一小圈子的“神智游戏”。集大成者为清末大儒孙诒让。他们的训诂工作，固然对读懂墨学作用不菲，然亦由于不少训诂者“以儒解墨”路径依赖之缘故，使得墨学经义出偏，闹出不少笑话。
其二是儒学权威不再，孔孟之道不敷应对西学冲击。墨学和西学在博爱、民主、科学、逻辑、自由、平等、人权诸多方面的“若合符契”引起中国人的关注，故中国学人转而向儒家最早的“反对派”墨家寻求可资接引西学的思想资源。其成果体现在墨学十论义理的诠释和文明对话上。突出贡献者有胡适、梁启超等人。然而也因为这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倾向，使得此一方面的墨学复兴，存在粗疏比对、牵强附会的问题。他们的墨学复兴工作，并未完成新“经世之学”的使命。而今观之，主要还是在于把墨子学说当作孔孟之道的替代物，而非一具有独立学术身位的、独特学派特点的思想学派。孱弱的民族自尊心使胡、梁等人再一次生搬硬套“中体西用”的儒家范式，以至于儒家会通西学失败的经历，也重演在了墨家的身上。
孙、胡、梁等学人在经义诠释上的出偏和训诂考证上的不足，究其原因盖出于儒家式思维的窜入。例如遵循孟子以墨家为“无父”的“禽兽”之论来解墨，则不免以儒家层层推恩式的仁爱为最具可操作性的伦理道德而大加标举，将墨家的兼爱价值观扭曲为满世界输出革命、爱别人爸爸和爱自己爸爸一样的国际主义乌托邦空想。或如港台新儒家大师牟宗三批评胡适的墨学研究所说的那样，仅以墨学中肤浅有限的光学、逻辑学、力学、机械学等科学元素，来拼贴、来对接、来比附工业革命发展成熟的西方文明及其精神、物质遗产，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组合创新，绝非严谨审慎的墨学学术研究。解经如果缺乏必要的训诂支撑，就会成为创造力满溢却满纸荒唐言的创意竞赛;训诂如果不能结合全文义理给予融贯，也很难掌握《墨子》单个字词释义的原始义和扩展义。事实上要还原一个整全的墨学之维，本就应该“解”“诂”并行，同时用力。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墨——墨子经义解诂》不但是“我注六经”、抉微大义的墨家经学，还是一部取材广泛、资料详实的墨学训诂书。顾如没有重蹈覆辙，最大限度规避了前辈学人研治墨学的误区。
持平而论，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墨学发展，都面临一个问题，即无法挺立墨家自身的学派主体性。49年以前，也就是共和国纪元以前的墨学复兴，是学者一旦离开对西学或者基督教的援引，似乎就无法向五四自由派和新文化运动健将申明墨学在彼时仍有价值，有以对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贡献在哪里。此阶段的墨学复兴，失之于缺乏文化自信;49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这段时间，则是斯大林历史五阶段论等马列教条主义史观对墨学研究的干扰，如为了迎合“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将墨家和儒家之间的学派之争解释为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此阶段的墨学研究，沦为政治表态;改革开放至今的墨学复兴，则赶上传统文化回潮、文化保守主义兴起的时代。儒学受到官方和民间的一致推崇，渐有意识形态上的独尊之势。谈起国学复兴，只有孔孟之道，不见百家争鸣。墨学复兴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唯儒学马首是瞻，不敢扩张墨家作为具有独立身位的国学学派的思想版图。即便是放到文化对话场域，也只能在“儒墨互补”上做一些小心翼翼的、众所周知的文章，连提出“儒墨之间有绝对互斥的地方”的客观事实也被目为破坏国学内部统一战线、破坏墨学复兴安定团结局面的政治不正确之举。此阶段的墨学复兴，则在局部上难免堕入机会主义的泥潭。
如果去除掉西学、基督教、自由主义、马列主义、儒学的思想奥援，就无法向人们讲清楚墨学是什么、墨学的价值何在的墨学复兴，其实际果效是需要质疑的。矢志弘扬墨学的学者，如果于今仍然没有自信用墨学来说话，那么这样形式的墨学复兴，永远只能居于当下国学浪潮中毫不重要的一隅。墨家固然不会无聊到要和儒家争夺中国文化的主导解释权而另外建构一套“中国文化墨家主干说”，不过从自身学派立场出发为当下时代建言献策的勇气和自信应该是有的。墨学的声音，如果完全为建制所吸纳，或勉为其难成为儒学的一支，委实意义不大。墨家如果在当下仍然自甘居于传统文化复兴浪潮中“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地位，那只能说明我们几代人复兴墨学的工作，是彻底失败的。
没有勇气就没有理论。本书在训诂上提出新原则，就是“以墨解墨”、“以经解经”，首重《墨子》五十三篇文本内部可资互证的地方，其次才是典外文献、出土文献的证据。这种训诂方法，构成了一个网络化的论证系统。全书内容处处相互论证，圆转无碍。国学历来是从训诂开始。只有训诂定了，经义才能发明。过往解墨之失，就在于孙诒让等儒生“以儒解墨”，其后墨研学者步其后尘，就将一些错误的解法继承下来;使得当代墨学在和儒学相互辩难的时候，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墨子》原文内证的论点论据。辩论基于训诂，始有根基;辩论始于义理，难免无章可循。
固然，顾如自述该书之宗旨主要在“训诂”，我却以为其“经学”的意义大于“训诂”。对具体字形字义的训诂考证，历代学者各擅其长，所得之结论，或为万古不刊之论，或历时不到一代就贻笑大方之家。是故训诂学的演进，自有其家法和规则，是非对错可以交给时间和后人去验证。而经学则不同，古往今来，任何学派真正能在思想或者组织上建制而成型，都是总成全体大纲，凝练核心教义，追溯思想源流，开创言说传统。顾如的《立墨——墨子经义解诂》充分昭彰了墨家学派的声音，提供了诸多墨学中可资调用来介入当下社会、介入意识形态场域的思想资源，且其所述句句皆有《墨子》文句训诂的支撑，实可称为“用墨学来说话”的实战手册书。就立足本土、活化古学、开创新思的角度而言，顾如《立墨——墨子经义解诂》在新墨家思想学派的建制成型上所做的工作，实可与蒋庆先生《儒家公羊学引论》开创大陆新儒家“政治儒学”新局面的贡献相提并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书中也进一步延续了我和顾如以及其他几位墨者在去年3月份与大陆新儒家论战的一些探讨。由我主编的“墨教文丛”第一辑《非儒——该中国墨学登场了》深度还原了这场火花四溅的“儒墨论战”，当时引起了学术界、思想界的极大震撼，有利推动了内地以及台港澳、海外的墨学复兴运动。有些人以为我们倡导的墨家在当代的复兴，是以“非儒”、“反儒”的文化激进主义面目出现。殊不知墨子也曾“称于孔子”，也言孔儒有可取的地方，所谓“是亦当而不易也”。顾如在《非儒——该中国墨学登场了》中提及新时代的儒墨关系时说，“墨学归真在非儒，墨学复兴在立墨”。诚哉斯言!“非儒”意在矫正清末民初以来学者“以儒解墨”的思想惯性，“立墨”则在建构一套能回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新墨家学说，道并行而不悖也。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儒墨之间的关系，不能因为儒学势大就曲意逢迎，企图搭上儒学复兴的快车道。就我个人而言，更倾向以“儒墨共生”而非“儒墨互补”来定位儒家和墨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当前所谓“互补”，更多是强调墨家有以补足儒家，或曰墨家为儒家支流，显见此间关系的不对等。而“共生”则是多元共在，在同一思想领域做开放、透明、理性的对话，甚至辩论。这也才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的题中之义。
我们对当代墨家的定位，是“国学内部的反对派，文化主流中的在野党”。两年前由我作为学术召集人召开的“普世价值再思国际研讨会”在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召开。会议邀请了自由主义、大陆新儒家、港台新儒家、新墨家、左派等学者，就“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在当前中国的思路取径进行探讨，其中当然也涉及了儒墨关系、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之争等国学界热门话题。我注意观察了诸学派学者的发言观点，并跟踪会后媒体舆论对会议的报道情况，发现相比于作为新墨家长期论敌的大陆新儒家的“针锋相对”以及新左派的“乐观其成”，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港台新儒家似乎对墨学复兴思潮的动向表现出一种不置可否、甚至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就不得不让人反思，是不是新墨家的政治光谱定位以及学派归属厘定，产生了因外界和自身的“讯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处境错置”。
在自由主义者的眼中，新墨家是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全盘性反传统”的遗传，本来应该是“自己人”。但墨家本身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那么既然自由主义“全盘性反传统”，儒墨就俱为一丘之貉，谁更好一些，不过是矮子里面挑将军的问题罢了。既然打倒了孔家店，就没必要再树立墨家店。孩子和水一起泼掉。
而对于港台新儒家而言，墨学复兴不复兴，不在关注范围内。由于港台新儒家将精力锁定在学术界，加之影响主要在港台以及海外，使得他们的思考言谈在某种程度上隐隐有和中国大陆腹地的实际情况相互脱节处。这个情况很像90年代初期一批远走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虽然仍保持着强烈的现实关照和旺盛的学术激情，但对当下中国现状和未来中国发展的判断， 常与国情南辕北辙。盖因孤悬海外太久，中国社会关切的问题意识，早已和他们书斋里的不同。
至于左派，则是马列主义言说传统的惯性问题。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共产党人的起家从“反儒”、“反传统”开始。无论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还是后来的毛泽东，都对孔孟之道极其反感。文革中掀起的全国范围内的“批孔运动”，墨家、法家在其中承担的是造反派的地位，是来打倒孔老二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左派因为历史上的原因，似乎和墨学有天然的亲缘，但离墨家非儒的原意，已经相去甚远了。
由是，虽为思想上的论敌，我大体赞成大陆新儒家秋风先生的一个论断：某些自由主义者、港台新儒家或者左派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当然也包括儒学、墨学在内)，到达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或能在一二具体学问上进行章句小儒式的研讨，却无法在整体文化格局上达有以经世致用的根本性回应。当下中国思想界已成各派人士的斗兽场，诸家热衷于赌博国运，争先恐后做出种种先知式的预言，有通三统、全盘西化、基督教宪政、文明季候论、毛鞋邓路等粉墨登场，很多理论在逻辑上都不自洽，终究解释力不足。客观而言，大陆新儒家虽有种种问题，但其问题意识是清晰的，即中国文化如何在挺立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通过更新转进，从而参与到现代性秩序的进程当中。充满侵略性、攻击性的文化软实力输出并无必要，封闭式的、自大狂式的中国中心论也不足取。儒学在大陆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所裹挟、所影响，其中演化出不少危险论调，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墨学复兴运动同仁认真吸取，并总结反思的。
本书煌煌一千多页，限于篇幅和题材，很多顾如写作的有关政治时局、文化思潮、社会运动的文章，都没有收入，如从墨学教义出发，对同性恋、堕胎、新加坡模式、中国崛起、川普现象、中东乱局等所做的墨学之维的探讨，希望未来他能有时间能加以整理，继续拓展墨学现代性诠释的限度。我们香港墨教协会，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关注像顾如这样默默耕耘的墨者们。
墨虽旧学，其命维新。世界已迈入新战国时代，旧邦新命的中国，如何浴火重生，有赖新墨学登场。我盼望着未来，有越来越多像顾如这样的墨者，积极从事跨界跨领域的哲思，养成兼容开放的文明对话心态，把墨家兼爱非攻的福音传到地极，为中国文化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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