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观点：无数事实证明，处于类似诸侯那样的位置，不孝一方人民，为民谋福利，而靠做戏子，靠表演，是难保自己位子和财富长久的。)
第三章《诸侯章第三》批判
——诸侯之“孝”实质是自保之道
(原文)诸侯章第三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译文)身为诸侯，在众人之上而不骄傲，其位置再高也不会有倾覆的危险;生活节俭、慎行法度，财富再充裕丰盈也不会损溢。居高位而没有倾覆的危险，所以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尊贵地位;财富充裕而不奢靡挥霍，所以能够长久地守住自己的财富。能够保持富有和尊贵，然后才能保住家国的安全，与其黎民百姓和睦相处。这大概就是诸侯的孝道吧。《诗经·小雅·小曼》篇中说∶‘战战兢兢，就像身临深水潭边恐怕坠落，脚踩薄冰之上担心陷下去那样，小心谨慎地处事。’”
(批判)《诸侯章第三》不用问是讲诸侯之孝的。我希望读者在下面的文字时，脑子里先存有这样的问题：诸侯之孝应当建立在何种基础上，也即其背后的动机应该是什么?
我在读到本章的题目时，曾猜想本章虽然不可能讲君侯怎样孝民(因为儒家的孝道体系中人民缺位)也讲怎样孝敬天子吧?谁知当我读完这章后，并没有发现诸侯如何孝敬天子的内容，也没有发现如何解决君子封地内的矛盾，发展他们封地的经济文化等。满篇讲的全是诸侯如何自保的策略，即如何保官位，保财富。我当时发问，孔子为何不在这一章中这样写诸侯之孝：在上孝民，高而不危，制节谨度，与民共富，高而不危呢?有过这样的想法后，再回读《孝经》这一章节，我忽然发现，孔子在这一章节所提倡的诸侯之者，其背后的动机不纯。不管孔子有意无意，他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在教育处在诸侯这一位置的统治者怎样做个戏子，学会表演，以保自己位子和财富的长久。
为什么这样呢?在这一章中，孔子为身居高位者献出两条计谋，一是在上不骄，二是制节谨度。只要做到这两条，就能长久地守住高位，进而守住自己的财富。再进而，还能保住家国的安全，与其黎民百姓和睦相处。这两条看似有点道理，如果我们再深问下去：一个不真心“孝”民的诸侯，真正能做到“在上不骄”“制节谨度”“与民共富”吗?显然是不能的。既然不能，却又要做出“在上不骄”“制节谨度”“与民共富”的样子，就只能是表演了。
在孔子的时代，所谓诸侯，是当时的中央政权周，分封的各国国君的统称。具体分公、侯、伯、子、男五等。按照周制，诸侯的职责是需服从王室的政令，向王室朝贡、述职、服役，以及出兵帮助周王等。就是说，诸侯对于天子，要“孝”，而对于民众，则是“治”，并同时接受民众的“孝”。由于孔子提倡的孝道并不主张“孝”民，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们只能是愚者毫无掩饰地骄横、肆无忌惮地奢侈，而聪明一点儿的，则运用各种演技，明里表演谦虚，表演敬民，表演节俭，表演朴素，而暗里依旧骄横，依旧荒淫无度。殊不知，无“孝”民之心，表演得再好，也会有被识破的那一天。有“孝”之心，则无需表演，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增长才干，全心全意为民的。若能如此，自然也就高而不危，富而不危险了。
在中国周代，身居高位，因骄横目中无人而招祸害者不乏其人，因奢靡挥霍而灭亡者不乏其人，喜爱表演而骨子阴暗招致失败者也不乏其人。前者的典型有宋闵公，中者典型者有卫懿公，后者的典型有梁惠王。他们都是失败的诸侯，其失败近因虽然各异，但不孝民却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
宋闵公是宋国的国君。他的大将南宫长万是一名大力士，据说能横拖八匹马，倒拉九头牛，有万夫莫当之勇。宋闵公在位时，穷兵黩武，郎城之战，南宫长万被俘，齐、鲁、宋三国交好才被送宋国。宋闵公对南宫长万说：“以前我尊敬你，现在你是鲁国的俘虏，我以后可不尊敬你了啊。”弄的南宫长万很不好意思。大夫仇牧劝宋闵公不可开此玩笑。宋闵公不以为然，后来宋闵公与宫人游玩，让南宫长万表演掷戟绝技，宫人夸奖不已，令宋闵公顿生嫉妒之意。他擅长赌博，就与南宫长万赌博，输者罚酒。南宫长万连负五局，罚酒五斗，已醉至八九分，心中不服，要求再赌胜负。宋闵公说：“俘虏是常败将军，怎敢再与寡人赌胜负?”南宫长万心中惭忿。这时周王的使臣来报周庄王丧讯，并告已立新王。南宫长万请求奉使前往吊唁。闵公笑着说：“宋国即使没有人，也不能让俘虏去当使臣呀。”宫人大笑。南宫长万恼羞成怒，加上酒醉，一时性起，不顾君臣之分，大骂道：“无道昏君!你知道俘虏能杀人吗?”挥拳就将宋闵公打死。宋闵公之死，表面看去是由于其骄蛮自大，目中无人所致，如果他能像《孝经•诸侯章第三》说的“在上不骄”就能“高而不危”。如若再探究下去，找一找宋闵公何以有如此性格的原因，则不难发现，却是由于宋闵公长期受众人“孝敬”，而没有了孝敬人民的观念养育成的。其居高位而危，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没有无孝民之心所致。
卫懿公，卫国第18代国君，他爱好养鹤，如痴如迷，不恤国政。不论是苑囿还是宫庭，到处有丹顶白胸的仙鹤昂首阔步。许多人投其所好，纷纷进献仙鹤，以求重赏。他把鹤编队起名，由专人训练它们鸣叫，训练和乐舞蹈。他还把鹤封有品位，供给俸禄，上等的供给与大夫一样的俸粮，养鹤训鹤的人也均加官进爵。每逢出游，其鹤也分班随从，前呼后拥，有的鹤还乘有豪华的轿车。为了养鹤，每年耗费大量的资财，为此向老百姓加派粮款，民众饥寒交迫，怨声载道。
周惠王十七年冬，北狄人聚两万骑兵向南进犯，直逼朝歌。卫懿公正欲载鹤出游，听到敌军压境的消息，惊恐万状，急忙下令招兵抵抗。老百姓纷纷躲藏起来，不肯充军。众大臣说：“君主启用一种东西，就足以抵御狄兵了，那里用得着我们!”懿公问：“什么东西?”众人齐声说：“鹤”。懿公说：“鹤怎么能打仗御敌呢?”众人说：“鹤既然不能打仗，没有什么用处，为什么君主给鹤加封供俸，而不顾老百姓死活呢?”
卫懿公悔恨交加，落下眼泪，说：“我知道自己的错了。”命令把鹤都赶散，朝中大臣们都亲自分头到老百姓中间讲述懿公悔过之意，才有一些人聚集到招兵旗下。懿公把玉块交给大夫石祁子，委托他与大夫宁速守城，懿公亲自披挂带领将士北上迎战，发誓不战胜狄人，决不回朝歌城。但毕竟军心不齐，缺乏战斗力，到了荧泽又中了北狄的埋伏，很快就全军覆没，卫懿公被砍成肉泥。
卫懿公如果能“制节谨度”，不为一已爱好，奢靡挥霍，顾一下百姓的生活，也不至于落此下场。然而长期接受人民孝敬的他，哪里会有孝民之心呢，当他有一些醒悟时，自己早已把本应该有的政治资源消耗光了，因而，死就是必然的了。
梁惠王即魏惠王，东周时期魏国的国君。因魏国后来从安邑迁都大梁，又称梁惠王。梁惠王是一个失败的诸侯。魏国在魏文侯时，曾任用李悝为相，实行了著名的改革。如推行“尽地力之教”，即奖励垦殖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主张善平籴，即丰年向农民多征粮食以储谷，作为荒年调剂之年。同时兴修水利，开凿运河，修筑黄河长堤。开放统治者独占专利的山林川泽，对外采取团结赵、韩的政策。一度使魏国国力强盛，成为霸主。然而，江山到了梁惠王手里，却一落千丈。梁惠王虽有强烈的霸主心态，但他好大喜功，行为乖张轻妄，锋芒毕露，四面出击而陷入了战略上的极大被动。可悲的是他始终不曾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殆，反而沾沾自喜，不断营造“慕虚声而损实利”的“形象工程”。而他的对手恰好利用这一点，推波助澜，诱使他在失败的道路上死不旋踵地走下去。梁惠王果然中计，进了人家预设的圈套。他接手魏国时，魏国正处于鼎盛时期，而他在位期间打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一连串大败仗，硬是把先辈创下的霸业葬送了。
很显然，梁惠王之败，仍然是只要民众“孝”已，而不去“孝”民众所致。然而他却要表演一番，给自己脸上镀上“孝”民的金。他曾虚伪地向孟子问政。一见面就标榜自己治国尽心竭力，仁慈爱民，河西发生灾荒，就将那里的灾民安置到河东，将河东的粮食运送到河西。当河东发生灾荒时，也是这样做的。然后问孟子，尽管如此魏国的人口不见增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深知其并不爱民，而他却要说自己爱民，便给他讲了个“五十步笑百步”的典故。暗喻他虽然有一点点儿“善政”，却跟没有一点儿“善政”的国君，就如战场上的逃兵一样，不光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程度不同而已，性质是一样的。
梁惠王问孟子怎样才能治好国家。孟子说，只要不去剥夺农民耕种的时间，粮食就吃不完;不拿过密的鱼网去捕鱼，水产就吃不完;砍伐木材有定时，木材就用不尽。这样老百姓就感到满足了。孟子还说，在五亩大的住宅旁种上桑树，上了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棉袄。鸡和猪狗一类家畜不要耽误繁殖饲养的时间，上了七十岁的人就可以经常吃到肉。一家一户所种百亩的田地能及时耕种，数口的家庭就不会闹饥荒。认真地办好教育，孝顺父母，尊敬长上，老人就不再用为自己生活奔劳。这样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戴。
梁惠王问自己继位以来，多次被秦国和齐国打败，这是奇耻大辱，要怎样才能报仇雪耻?孟子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口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共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孟子劝梁惠王实行的是仁政，属王道的范畴，虽然远远不是今天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也有了些“孝”民的因素，然而就连这些，梁惠王也没有听进去，只是做些表演性的动作，哄哄百姓而已。有位名叫卜皮的人看出他在表演，据此预见梁惠王必败。梁惠王问他从何说起，卜皮说，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 ?结果不幸被卜皮言中，桂陵、马陵之战以后，魏国的霸权宣告终结。
从梁惠王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若无孝民之心，表演的再好也免不了失败的命运。表演的孝道不可取，孝民需要全心全意。
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处于类似诸侯那样的位置，不孝一方人民，为民谋福利，而靠做戏子，靠表演，是难保自己位子和财富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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