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卿大夫章第四》批判
——形象与孝民
卿大夫章第四
(原文）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译文）不是先代圣明君王所制定的合乎礼法的衣服不敢穿戴，不是先代圣明君王所说的合乎礼法的言语，不敢说；不是先代圣明君王实行的道德准则和行为，不敢去做。所以不合乎礼法的话不说，不合乎礼法道德的行为不做；开口说话不需选择就能合乎礼法，自己的行为不必著意考虑也不会越轨。于是所说的话即便天下皆知也不会有过失之处，所做的事传遍天下也不会遇到怨恨厌恶。衣饰、语言、行为这三点都能做到遵从先代圣明君王的礼法准则，然后才能守住自己祖宗的香火延续兴盛。这就是卿、大夫的孝道啊！《诗经·大雅· 民》里说∶“要从早到晚勤勉不懈，专心奉事天子。”
(批判)《卿大夫章第四》讲的当然是卿大夫之孝。卿大夫在周朝时期是国王及诸侯所分封的臣属。规定要服从君命，担任重要官职，辅助国君进行统治，并对国君有纳贡赋与服役的义务。但在其“家”内，为一“家”之主，世代掌握所属都邑的军政大权。一般情况下，卿的地位较大夫为高，卿的田邑较大夫为多，并掌握国政和统兵之权。
在《卿大夫章第四》中，孔子根据卿大夫在统治阶层中的地位，对卿大夫之孝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法服、法言、德性。由于人民在孔子提倡的孝道缺位，此三者当然不会来源于人民幸福的需要，而是来源于统治人民，保护自己社会地位的需要。孔子认为，在这方面，先代圣明君王是做得最好的，因此提倡卿大夫们效法先王。“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要从早到晚勤勉不懈，专心奉事天子。只有这样，才能守住自己祖宗的香火延续兴盛，即所谓“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
读《卿大夫章第四》，抽去具体内容，人们不难发现，孔子所讲实际上涉及到了“形象学”的内容。即作为统治集团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如何在穿衣、说话、行为上符合“礼法”，使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形象，不要成了千夫指，万人嫌。然而官员注意形象不是建立在“孝”民的基础上的，因而也是一种表演。因为他们塑造自己的形象，其动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官位、财富，向更高处爬升，获得更高的位子和更多的财富。
孔子提倡先王的孝道，是为他所处的时代服务的，而今时空不知变换了多少次，社会环境，社会矛盾早已今非昔比了。今人读卿大夫之孝，当然不能把它奉为金科玉律，而要把它当做文化矿藏，以批判的态度，提练为于今有用的东西。
实际上，今天的官员也面对着如何树立形象的问题。由于我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时期，“孝”民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官员如何如何树立自己的形象呢?答案是不能以先王为标准，也不应以洋人为标准，而应以为人民服务为标准。
先说“法服”，所谓法服就是定服，有一定固定标准的衣服。为什么要有法服?我曾读过一本《新孝道》的书，这本书的说，“因为法服能够把卿大夫的地位表现出来，精神气也能因之带出来。”接着说：“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法服，这是个遗憾。”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客观世界，就会发现，的判别是错误的，当今并非无法服，而是有法服的。笔者在税务部门工作，就是一个穿法服的人。警察、工商、物价、城官等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有法服，只不过现在的法服不是所有国家公务人员都穿，穿法服的国家公务人员没有明显的级别标志，面对一个穿法服的国家公务人员，除了军官、警察，人们看不出他的级别，不知他是县级领导、地(市)级领导，还是省级领导、中央领导。
社会主义制度下该不该有法服?不看能不能把官员的地位表现出来，也不看能不能把官员有精气神带出来，而要看能不能有利于官员为人民服务。如果工作性质穿民服更有利于为人民服务，就不穿法服。如果穿法服有利于为人民服务，就穿法服。而且在笔者看来，因为法服是由政府财政支付的，是人民负担的税钱，应当尽量多花在更能为人民服务的地方。笔者小的时候，国家公务员只有部队和公安穿法服，后来工商、税务部门也穿了起来，工商、税务之后，许多部门纷纷起来效仿，于是出现了“十个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的现象。实际上，就许多部门的工作性质而言，是无需穿法服的。包括笔者工作的税务部门。不穿法服，与民一样，其实是能够缩短官员与民的距离的，更容易与民打成一片，更好地为民服务。
另外，国家公务人员穿法服，还需要一个良好的监督环境。如果人民不能很好地监督国家公务人员，国家公务人员的行为就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反倒有利于他们从人民那里捞好处，为不正之风启开方便的大门。
其次说“法言”，跟法服一样，也要有一定的规矩，一定的风格。对于法言，孔子给的标准也是先代圣明的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孔子的这个标准是不能要的。国家公务人员的语言只能合乎人民的利益，一个官员，口无遮拦，张口就损坏人民的感情和利益，是要遇到报应的。前些年就有一个例子，据媒体报道：河南省郑州市一家房地产公司，将一块原来被批准建经济适用房项目的用地，违规建成了高档别墅，受到当地群众的举报，当记者到郑州规划局采访时，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领导竟问记者：你们是替共产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此事由媒体报道之后，凡知道此事的人，无不惊诧，声讨之声四起。此君此言一下子把共产党和老百姓分割开来，一下子把共产党提得高于人民。当然人民还是大度的，虽然祸从口出，此君还是得到了人民的宽容，人们对其只是批评了一阵，很快便不再提起此事，没有深究下去。
再说“德行”。所谓德行就是经过某种道德规范了的行为。《孝经》中的德行是指经过先代圣明提倡的道德规范过了。其核心是“孝” 天子，“孝”统治集团，“孝”统治阶级，至于“孝” 民，对不起，是没有的(即使有，也仅仅是仁政、王道之类)。在社会主义的今天，用《孝经》中所提倡的道德来规范国家公务人员的行为是断然不行的，对国家公务人员的行为必须用“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道德来规范。否则的话，就会生产不好的效果。现举一例，2012年8月26日，延安发生交通事故，时任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杨达才赶赴现场处理事故，记者把一张他在故事现场面带微笑的新闻照片发在媒体上，引起网民的愤怒，这么悲痛的事件，你这个局长竟然笑得出来。人们进一步发现他的手腕之上竟带着名表，进一步“人肉”，竟然发现他拥有多块名表。随后，又在网上曝出他拥有价值十万多元的眼镜和名贵腰带。网民的喊声引起了陕西省委的重视，研究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并对其经济问题进行调查。杨达才的例子虽是个别，但他反映出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公务人员，其行为必须是经过“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道德规范过的，否则，害已不说，也对党，对政府形象形成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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