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
几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主义”之多，无与伦比。怀旧者寄望于“国学”、“国故”，时髦者向往着“宪政”、“民主”，至于如何达到其期望的状态，更有无数的主张，其间的争论则白热化到“不共戴天”的地步。虽然他们看似“不共戴天”，却有一个类似的潜意识：社会演化取决于思想体系的选择。为了让社会向自己希望的状态演化，所以必须“党同伐异”，力争取得在思想战线上的决定性胜利。
风过楠垭口先生的这篇文章突破了这种潜意识，它将意识形态体系视为整个社会系统的子系统。从社会系统演化的视角，观察、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就我所知，这一思路起自金观涛，但似乎被他以后的“主流”学者们遗忘了，这些人们成了不同意识形态的传教士和卫道士。然而，局限于意识形态之争不足以认清历史的演化脉络，因此不足以展望当下与未来。风过楠垭口先生的这篇文章视野宏阔，文笔流畅，可读性强。读者不妨跟着他，从他的视角观察社会的演化，再与那些“主流”学者们比较，自可得出自己的判断。
1 皇权与官僚集团
历史，当我们把皇上和各级衙门视为一体的统治集团之时，我们发现了一个不足，即忽视了中央王朝由盛及衰时皇权与官权能量的此消彼长。因为如果仅从静态上看，王朝始终有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享有生杀大权，下面是一帮苦逼的大臣。但从动态演变中我们发现王朝始建时是皇权极盛期，王朝崩溃时是官权极盛期，而且此时的官权已经演化成了地方诸侯势力。大家熟知的三国演义讲的就是王朝衰落期的故事。
几乎所有的王朝结局都是皇权衰落官权膨胀。有人说是因为皇权的血脉传承导致控制力逐渐低下而不可避免，这恰恰说明官僚集团有自发的反正统倾向，而这种倾向不是外力偶然赋予的，而是由其自身客观存在的，只要条件成熟就一定会释放能量。历史上反复的朝代更替就说明了它的规律性。
另外应同时注意到经济结构的变化：小农经济逐渐破产，无地流民数量剧增，这圈地的恰恰是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僚士绅、世族大家。小农经济是中央财政的基础，地方豪强破坏小农经济就是在削弱皇权统治基础。东汉末年的小皇帝已是手无寸铁，面对权臣董卓和曹操，他哪里还有什么生杀大权?大清朝廷晚期没钱，湘军、淮军成了维稳的重要力量。武昌兵变前三天革命党组织的起义已经失败，组织者人头高悬城门。武昌兵变的发生在组织上与革命党关系不大，只是军队一个排级单位的内部冲突，虽然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利用了这一机会，但革命成功的标志却是其后两个月内十几个地方督府宣告独立。这说明大清早已经形成了暗割据的局面，分裂势力已经具有相当的社会能量。向往西方的知识精英根本没本钱与地方豪强抗争。权臣袁世凯上台，孙大炮只好去做有名无实的铁道部长。
当历史总是在重复皇权衰落官权膨胀时我们可以认为官僚机器是比皇帝个人能量更大的组织。它最终将战胜皇权而导致社稷崩溃。因此官僚政治是中国郡县制社会政治结构的主要特征，而集权只是一种表象。官僚政治在中国何以兴盛?这就要扣问历史。
2 社会转型的动力与特征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特点是诸侯割据。在之前是奴隶主大联盟的周朝，那个时期是没有官僚机器的，政治结构就是庄园主的结盟，各个层级的庄园主在管好自己领地的同时向上一级联盟纳贡、派差、参与出兵打仗。而跟谁结盟则由利益决定，因此其常态是集散离合。这一阶段只有奴隶主本家姓氏的人才能分得田地庄园而奴隶则由异姓战俘充任，可见当时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残酷而激烈的族群火拼之基础上的。由本家姓氏或战争功臣分得庄园领地的意识形态原则决定了奴隶制的庄园经济结构和诸侯结盟政体。
在人类发展史上，这是最黑暗的阶段。但有人将西欧中世纪和我国的郡县制时期作为最黑暗时期就有些匪夷所思了，因为后者存在或部分存在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自耕农和城市市民。但若把目光仅放在奴隶主身上而无视破产族群和奴隶们的悲惨经历，那倒是可以把奴隶主议事的方式视为共和和民主。直到现在依然有人无视南京政权时期劳动者的生存状态而极力赞美小资们的所谓高雅与幸福。这大概就是无视苍生的精英意识本原。
回到历史，当时诸国中最贫瘠的秦国通过变法改变了普通人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经济结构中出现了自耕农，生产力快速发展，国力增强。在拿下关中平原后又灭了巴蜀，夺得天府粮仓。都江堰的由来大家一定有印象，组织开凿的李冰就是秦国的巴蜀郡守，也就是秦国派驻的地方行政长官。设置郡县委派官僚管理地方的方式有效的加强了中央的权力，避免了氏族地方自发势力的离心倾向。现代军事理论认为战争打的就是后勤，是国力。秦国正是在拥有关中和巴蜀两大粮仓后，在相对更高效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力，为扫平中原创造了条件。
秦政聚沙成塔的魔力来源于解放奴隶和实行郡县制，并由此产生了长盛不衰的官僚机器。促成郡县制国家建立的正是氏族分封带来的常年诸侯征战，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恰恰是秦政的施行起了破局的作用，并由此完成了统一。即使在西欧，奴隶主议事和妥协的共和机制最终也让位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
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期的转型最大的动力源是社稷安定，即停止由族群统治者之间为生存利益而展开的无休止的杀伐征战，代之以统一安定的社会环境。达成这种转型的是从社会结构上促成普通人的利益被有限释放。而且我们会发现，不管精英们怎么表演，社会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普通人利益的梯次解放，同时部分精英集团的利益则大打折扣。比如郡县制的施行使贵族、王室宗亲、战争功臣盘踞一隅称王称霸的权益打了水漂，罗马帝国的建立使贵族元老的利益化为乌有。也就是说，如果在转型期中，民众的利益得不到提升，这个转型就一定会失败，成功的转型不可避免的伤及部分精英集团的利益。带着这个问题去研究德国一战后的历史，你会发现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
当时的德国首先爆发的是社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争斗，共产党在没有被德国工人阶级认可前就被暴力削弱了。(有点像当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其后各个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对德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争论不休，议而不决。各一战战胜国又步步紧逼，使魏玛共和国民主政府背上了卖国的罪名。沉重的战争赔款和在1929年经济危机中找不到复苏的方向，使民众的生活深陷绝望，反倒激起了民众对以往强权的怀念。正是这种情绪和选举制度把希特勒送上了权力宝座。希特勒上台后，镇压了反对他的一切政党，同时发动广泛的义务劳动以补资金的不足，并鼓励资本家生产大众能用得起的廉价汽车和收音机(大众汽车就是这么来的);修建高速公路;鼓励精英阶层回归电影院、音乐厅、度假休闲，使德国经济迅速好转，这为希特勒赢得了广泛的政治和战争动员基础。希特勒并不是一个经济奇才，他只是把那些久拖不决或半喇子工程强势推进，这毕竟让德国大众有了比较，看到了希望。
但希特勒本质上是个极端的精英主义者，他的《我的奋斗》充斥着日耳曼人的优越感和对日耳曼单一民族国家的妄想。而此时德国的日渐强大使其几近疯狂。希特勒的精英意识让他公然把人分为优等、一般和劣等。日耳曼雅利安人属优等而犹太人属于劣等。当这种意识扩展到国家关系时，日耳曼人必须是一等一的民族，他统治下的德国就必须是一等一的国家，一战的仇一定要报，劣等民族和英、法、前苏联等劣等国家必须要从地球上抹去。这种狂妄无知导致了第三帝国的毁灭。
德国直到二战结束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虽在德皇和希特勒的专制统治下，但工商业却相当发达。在侵略和瓜分中国的一百年里到处都有它的身影。魏玛共和国是德国资产阶级短命的一次实践，由于共和国没有给德国民众带来较战前威廉二世时期那种安定的生活和值得骄傲的国家形象，民众没有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那里得到切实的利益，于是他们选择了强势但更加危险的希特勒，并从希特勒最初的统治中看到了希望，愿意随他奋斗。无数宏大的群众集会场面证实了这一点。但精英意识浓重的统治者最终会损害民众的利益，包括德国普通人遭受的灾难。在这一点上不分国界。
魏玛共和国转型不成功是因为资产阶级精英们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无休止的党争，全然不顾大众的疾苦。而希特勒用看得见的短期利益赎买民众，成功实施了反转型，同时让资产阶级精英们的利益化做泡影。这个教训不可为不深刻。
转型必须顾及民众的利益而不能只是精英阶层的盛宴，这在国共两党之争中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民国小资的哀号没什么值得惋惜的。
3 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与儒家意识形态
中国大一统社会结构的建立虽然解脱了普通人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这个成果是没有保障的。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必须做到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相互适应。小农经济和郡县制的确立只是完成了对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以血亲关系或战争贡献大小来瓜分生产资料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旧的意识形态还大行其道。秦以后的楚汉之争就不断上演封王大戏。这造成了对官僚体制最大的威胁和社会形态倒退的可能性。一个缺乏意识形态支撑的社会系统是不稳定的。统一后的大秦出奇的短命就是有力的证据。实际情况是直到赵匡胤黄袍加身，官僚体制才在中华大地上稳定下来。这是因为作为大一统郡县制社会意识形态支柱的儒家思想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到宋时才趋于成熟。宋以前，社会形态呈现出大一统与各路诸侯更替或兼容的状态，这其实就是奴隶制复辟与郡县制反复辟的较量。它最后的终结是五代十国的结束。赵匡胤当然意识到国家分裂的危险，于是才有了杯酒释兵权。精英意识和权利意识浓厚者把赵看成是不仁不义和操弄权术的人，殊不知按血亲和战功分配利益是奴隶制的意识形态产物。
儒家思想之所以成为大一统官僚体制的意识形态支柱，是因为它的东方十字架般的结构。它的纵向一笔是君、臣、父、子、夫、妇，上下分明;横向一笔是忠、孝、仁、节、礼、仪、廉、耻，左右相辅。纵笔就是官僚体制层级结构向社会人际关系的扩展，只有将全社会都纳入层级规范，人们才能充分理解和尊重官方体制。它的横向一笔是处于各层级中的人的行为规范，一切言行都要纳入这个象牙塔中。人身依附关系被解除了，但不等于从此可以自由自在。按现在的说法，纵向是硬结构，横向是软实力。
为什么是儒家思想成为与官僚政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结构而不是中华文化中的其他部分呢?道家的道法自然破了君权神授、佛家的流、相、住简直就是古代版的系统动力学、墨家的术面对底层大众，林林总总，这些文化有些虽含有哲理成分却无缘层级结构和行为说教。官僚政治结构显然不需要向民众灌输哲理，他们需要的是人们老老实实呆在所处的层级里。汉武帝选择独尊儒术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一些现代人将儒术中横向一笔敲碎，从中找出与现实社会结构中疑似有关联的碎片熬制成鸡汤投向文化市场，从而赚得钵满盆满，也是一种商业头脑，只是僵尸味太重。
4 东、西方不同的转型特征
中国历史上的郡县制从孕育、出生、成长直至被转型历经了两千多年，这在世界史上是一大奇观，而且是这个东方大国独有的。而在西欧则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形。
比较东、西方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差别，我们看到西方是发育不完全的中世纪社会，奴隶制还没有退出舞台，工商文明却已经闯了进来。依附于王权的官僚群体根本无条件跻身于主流地位。
西欧中世纪由教会庄园化带来的政教合一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诸侯和王权的力量，政治中心不在城市而在教廷、王宫和城堡，这些地方往往壁垒森严。开放的城市最初产生于交通便利的荒野。物流、信息、市场、手工业、市民生活、城市自治等现代元素融合一体并独立发展起来。市民力量发展壮大到最终可与王权、诸侯抗衡。日本的封建社会组织核心也是高墙壁垒的领主庄园(幕府)，经济相对自给，对外依存度较小。日本城市的发展同样具有相对独立性，这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社会基础。
城市发展中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城市自治、人文主义与市民文化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方面形成了互相耦合的完整体系。这是它能在封建的中世纪母体中孕育、发展并最终取代的先决条件。
西方之所以会有选举制度，是因为国家主体政治力量同时存在以下三个集团：代表衰落的奴隶制度的诸侯、代表农业文明、自由民(自耕农)的国王、代表工商者的市民(自由资本所有者)。一段时间里，这三股势力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动态平衡，即争斗中的平衡。比如在A问题上甲方与乙方结盟对抗丙方;在B问题上乙方与丙方结盟对抗甲方;在C问题上甲方与丙方结盟对抗乙方。在能量相对平衡时就只能寻求一种即斗争又妥协的方式，于是诞生了现代议会制度。它的古代版就是大奴隶主贵族们议事的罗马共和国元老院。它的未来版就是资产阶级精英集团间争论与妥协的工具。我们可以看到王权在这段时间里承前启后的媒介作用，他把即将衰落的奴隶制与生命力旺盛的工商文明整合在一起，为社会转型创造了条件。当工商文明变得强大后，奴隶制和王权退出历史舞台。
资本主义制度从旧的中世纪结构中剥离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英、法、德三国就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在英国，这三股势力比较平衡，王权的中介作用充分发挥。在王权与市民结盟瓦解了庄园经济后，国王在资本圈地运动中向市民阶层妥协。自耕农失地后变为有利于资本积累的雇佣劳动者，也同时消除了王权的统治基础。所以英国得以平稳的实现君主立宪制。在法国则是国王的力量大于诸侯与市民的结盟，于是出现了暴力推翻王权的大革命，革命者砍了路易十六的头。德国是一个以城堡数量众多而著称的旅游大国，可见当时诸侯势力之强大。诸侯与王权结盟压制市民，致使君主制一直持续到一战结束后威廉二世亡命荷兰。
从西方社会结构的转型中我们看到：西方政治结构中的行政机构是市民自治中的行政机构雏形与消亡了的王权置下的官僚机构的融合。在历史转型中从未充当主流角色。他的社会定位仅是事务管家而已，谁会在乎一个出现在公共场合的管家呢?何况有时还是一个被解雇了的管家。这一现象恰恰说明政府在西方社会的从属地位，从属于谁，那就要看立法权和舆论导向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而这些权力的实现都是要巨大成本的。向往西方的中国精英阶层反复陶醉在这类花边新闻里，是不是有点傻气。其实，现有的西方主流政治力量是隐形的。那就是所谓的建制派背后强大的资本力量。当一群失意的蓝领偏偏要和资本势力(一边倒的媒体)过不去时，他们用选票召特朗普上台，恶心那帮精英和媒体。至于特朗普上台后都干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言论自由的西方社会竟然发不出声的蓝领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我不高兴”。
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国的郡县制转型早于西方中世纪一千多年，完全没有发达的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这个背景下的转型是两级博弈，也是零和游戏，因此表现出你死我活的残酷性。转型后皇权加官僚集团是唯一的强势力量。城市又是官僚府衙所在地和儒家文化的中心。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通过官僚儒生阶层深度融合形成强大的气场，城市中的现代元素又大多与官方掌控的公共资源密不可分，甚至依附在官僚政治之中。因此虽然后期城市有相当发达的工商业及雇佣劳动，但无法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只能停留在单纯的经济形态上。当王朝遭遇晚期动荡时，这些纯经济的现代元素只能随着旧的官僚机器一再被摧毁。
中国晚清君主立宪及制宪议会的失败在于使自耕农破产的不是城市资本，而是庄园经济性质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人们不可能在一场旧社会形态的周期性震荡中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会能量会掌握在前朝地方大员的手中。这是当时向往西方自由民主的中国知识精英们的幼稚与无奈，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在某人某事上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了事物生成和演化的自然规律。这群人用良好的愿望代替理性的思考，将结局怪罪于某个细节的不堪，事物发展的结果当然不会与他们的愿望有半点关系。时至今日，多数知识精英依然如是风采，虽口若悬河去却不着边际，尤其是活跃在媒体上的那些人。
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越过了它的顶峰，经济结构的缺陷也已经多次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人道主义灾难，但它的文化及政治结构的雏形依然不能在中华大地上起主导作用。此时，我们是选择理性还是继续依赖情绪。这个状态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历史自有明鉴。
5 大一统的衰落与周期律
对于宋以后郡县制趋于稳定这个说法，人们一定会有疑惑。因为其后元朝被外族统治，明、清两代也依然在朝代更替的规律中运行。这个疑惑引出了两个话题，一个是社稷何以肥而不强，另一个就是著名的周期律。
宋代的肥而不强是公认的经典社会形态。其时，工商业经济相当发达。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当时集市的盛况。但面对北方奴隶制游牧民族，却屡战屡败，连皇上都丢了。要搞清楚其中原委就要先搞清楚郡县制社会系统何以强大，同时又暗含了哪些衰落的因素。
从资源汇聚说起。社会资源的汇聚是与热力学第二定律背道而驰的，因为它具有有机体的属性。热力学第二定律是能量在实体(无机体)中传导并最终获得平衡的定律，即高能向低能方向传导并导致平衡。在有机体活动中这一现象是反过来的，专业术语叫“逆”。正因为在有机体中存在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现象，才有生命的生成和发展，即生命的生成和发展来源于能量的集聚(人文学者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一种悲剧)。
村社的资源会积聚到乡镇，乡镇的资源会积聚到县城，县城的资源会积聚到省城，省城的资源又会积聚到一线城市。我国历史上的一线城市就是首都。如果不施加人工干预，就会出现中心城市高度繁荣而乡村凋敝的情况。前些年的农村空心化有其必然性。往往凋敝的乡村集聚起来的负能量会参与到摧毁繁华城市的大潮中。国共两党之争就是明证。不要小看了扶贫。扶贫就是资源逆向操作，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也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西方世界的农业补贴起到的是同样的作用。之所以会有不同的手段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差异。
我们知道郡县制的实施在扫除了分裂战乱后是大一统的格局，这在空间和时间上最大限度的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在郡县制官僚政治环境中，如果资源的积聚是由儒家正统引导完成的，就会获得强大的符合国家意志的经济基础。廉洁的官僚体系也是国家意志的重要保障。两相结合就会形成统一而强大的国防。但是，当官僚体系逐渐坏死时，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大家都看过水浒----官僚体系坏死的生动写照。那么官僚体系为什么会坏死呢?原因很简单：公权私用。
王朝初期，儒家正统力量强大，受意识形态约束，官员普遍较廉洁。这一时期小农经济比较稳固，社会安定，民间的国家认同度较高。自然就国力强大。历史上的汉唐盛世、大清的康乾盛世都是国力强大国家扩张的时期。但是，盛世往往是危机的潜伏期。官僚机构的产生是源于剥夺皇亲贵胄的分封权益，它是国家管理和地方管理中国家意志的延伸。是奴隶制向郡县制转型的必要措施。这一点决定了官僚体系执行的是公权力。怎样保证公权力不致私用呢?那就是统一的意识形态：儒家正统。
进入官僚体系的重要途径是科考，科考将分散的自耕农富裕阶层和地主阶层以及官僚阶层的子弟凝结成大一统国家的儒家意识形态认同基础。再由这些有同一行为规范的人充任官僚机构成员。这套制度设计加上监察系统，在皇权极盛期是非常有效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生命体的正常活动一定会面临衰老.
儒家思想正统具有励志和廉洁的文化内涵，齐家治国平天下就非常励志，忠义廉耻讲的就是廉洁，但它同时又在维护等级制，将人分为若干等级后，为使各层人士安分守己，不得不宣扬上智下愚，从而造成差异化，这就是精英文化的源头。官僚儒生阶层在理解正统儒家思想的同时无疑能体会到层级结构和精英文化给自己带来的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好处。这使他们能自觉的遵从唯上治下的官场原则。这样做既能保障大一统指挥体系的有效性，又能保障仕途的的顺畅，于私于公皆为有利。这就形成了事物的一体两面，一面正经八百的履行公职，一面计较着个人的得失。真正进入了无利不起早的境界即价值观悖离，而儒家正统信仰则打了折扣。那些死谏的文官和死战的武将倒成了迂腐的另类。悖离的价值观必然生成人格分裂(两面人)：唯上，把自己当作奴才;治下，把自己当作主子。奴化了的上下级关系让每个层次都有一个王者，每个层级的王者都盼望着成为更大的王者，而大小王者的存在使人际关系变成了个人依附关系，这就具有奴隶制的结构特征了。更危险的是武装力量的人际依附关系，它是私家军的生成要素，而私家军是大一统瓦解最危险的成分。
奴化的上下级关系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在层级结构中利益的捆绑。为了表示最彻底的服从，在执行政策和策略时极端化成了一种常态。也因此造成无谓的消耗。
在经过官场逆向淘汰后，这样的一群人逐渐把持朝政，并由私欲趋使不断改变着意识形态方向和经济结构，在具有相应的财力时就会依仗人身依附关系建立自己的亲兵武装。就算皇上老儿头脑还清楚，也只能是生生的头疼。因为这些官僚们是拿治理能力来交换腐败空间的，这也是知识垄断的后果。
由层级结构导致的精英文化必然引起社会畸变，并直接引向了诸侯割据和国家分裂。正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也。
北宋晚期，膨胀了的官僚体系与所在中心城市的工商业有密切的关联，并由私用的公权力扶植城市经济。虽然城市富足但乡村凋敝，贫富悬殊大，大众没有国家认同感，在国家还未来得及崩溃前就遭受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痛击。南宋建立时，私兵现象就已经成了规模，最典型的就是岳飞、韩世忠等。朝臣们个个腰缠万贯，皇上却没钱来建立强大的直属武装力量。
北宋晚期肥而不强的原因就是大一统官僚机构的诸侯化，经济结构的庄园化，武装力量的私兵化。并由此造成的分配不公和人心涣散。国家也好，城市也罢，那都是精英阶层的，与我无关。这一幕在大清晚期外族入侵时再次显现。
这说明要维护国家稳定和安全，就要在主体政治力量中去掉层级结构，瓦解精英文化，建立真正公正、平等的大众文化的社会环境。从而建立起绝大多数人的国家认同。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认同就体现在上甘岭战役。游牧民族打垮北宋，掳走两皇帝;八国联军以绝对少数的武装将慈禧赶出京城。但在上甘岭战役中，只能分别放一个连兵力的两个小山包竟能挡住十六国联军每次至少四个营的人海冲锋和著名的范佛里特弹药量的狂轰滥炸。
历史已经摆在那里，我们应作何选择?
大家已经从上述中看到官僚机器发生畸变的成因。为什么西方也有官僚机器，却没有成为社会衰退的成因呢?那是因为官僚机器的非主导性使其层级关系并没有扩张成全社会的人际关系。加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摆脱权利对资本约束而兴起的人文思潮。
我们引用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克米特·戈登的一段话来了解西方社会的矛盾：“在市场上飞黄腾达的人便用货币猎取额外权利，而这些权利本应为民众公平享有。一些人在市场上捷足先登，造成机会上的不均等;另一些人则在市场上栽了跟头，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剥夺，而这种剥夺是与人类尊严和相互尊重的民主价值观念相悖的。”
由此可见东、西方因社会结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社会矛盾，简单的把东方看作是落后，把西方看作是先进需要一个连续的社会同构关系的支撑，但这个连续的同构关系并不存在。这就是西化派知识精英们的幼稚。我们还是应首先分别探索东方和西方各自存在的问题，再探寻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后果为好，这已是其它话题了。
我们已经知道了儒家思想的正统是调节郡县制社会小农经济与官僚政治的必要的意识形态基础。三大结构的相互调节有效的阻止了皇室宗亲、战争功臣、豪门显贵的分裂倾向。解除了底层劳动者对豪门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就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这场社会转型的成功无疑具备了两个条件：1、有利于底层大众;2、部分限制了精英阶层的利益。
事物总有一体两面的属性，儒家精英文化很好的契合了官僚机器的层级结构，起了稳定社稷的作用，但是这种排除大众利益的意识形态又助长了官民对立和地方豪门的崛起。其结构性的价值观悖离和人格分裂，使儒生出身的官员慢慢放弃了儒家正统，转而走向以血亲和功劳分配利益的分封制意识形态。也导致了公权私用和腐败横行。精英阶层不仅垄断财富、垄断知识、还垄断话语权。这就彻底摧毁了民众的国家认同。小农经济的瓦解还产生了大量的流民，他们要么投靠私家军，要么啸聚山林。《水浒传》就是这种政治生态的生动写照。前面提到的辛亥革命，就出现在大清晚期这样朽坏的时刻。名义上是朝廷的新军其实都掌握在军头手里，起事的武汉新军的祖师爷是张之洞。还有我们熟悉的袁世凯及其后的北洋各系以及南京政权期间的大小地方势力。资产阶级性质的制宪议会只是个空壳，根本不具有社会能量。能量都掌握在地方大员和前朝重臣手里。可怜西化派人士，连什么是能量都搞不清楚就在这个空壳里瞎折腾。两相比较，毛泽东才是积聚能量的高手。
以上就是一个官权逐渐大于皇权的过程。在王朝晚期体现为政治诸侯化(地方化)，经济庄园化，军队私家化。这个走向不是历史进步而是历史倒退。
郡县制王朝由盛及衰是它自己的结构特征决定的。尤其是政治与意识形态结构掉入了悖论的陷阱。但我们发现一个旧王朝崩溃时并没有产生新的社会形态，这也是我国封建史上的一大奇观，两千多年基本原地踏步。依附在官僚集团身上的工商业是纯经济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相应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结构与之耦合，自然不会成长壮大。但以分封制为导向的衰败竟然也没有成气候，就值得探讨了。
这里先说说宋江。宋江生活在王朝的衰落期，而不是王朝崩溃之时。但他的作为是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仕大夫阶层的典型。在衰落期儒家正统已受到削弱。这导致行义的宋江反被逼到了体制的对立面。宋江虽不得已占山为王，但仍然心向正统。为有朝一日回归体制，不得不翦除寨中的民间势力，为勾搭上皇上也是不择手段。当王朝崩溃来临时，汹涌的大潮会裹挟相当多像宋江一样的儒生阶层人士。这些人与被旧体制抖落的大小王者或民军首领或外族铁骑结盟，昔日安于地方割据的意识很快被一统天下的宏图大愿取代。大一统的大旗一旦竖起，对前朝腐败深恶痛绝的儒生阶层就会慕名而来，未来的王朝就会由这些人来设计。当然他们是不可能设计出什么新构造的，由于在动荡中扫除了腐朽的垃圾，一个儒家正统重新占主导地位的清新廉洁的王朝则会很自然的诞生。
早期从旧王朝崩溃到新王朝建立要经历较长的割据期，那是因为儒家意识形态还不够成熟、不够强大。这个结构转型后从不断的倒退到稳定下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标志就是崩溃后的修复期由长变短。其原因就在于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的逐渐强大和儒生阶层的执着。它标志着郡县制社会结构具有了强大的意识形态调控能力。也正是这种能力彻底洗白了满族的草原文化而代之以中原的儒家文化。
6 宗法一体化的乡绅治理
在论述郡县制大一统国家社会结构特征时有一个重要角色着墨不多，这个角色就是统治阶级的头子皇帝老儿。皇帝老儿从根儿上讲是全国最大的豪强，也是唯一以国家身份占有资源的豪强。皇帝占有的生活资料大家都熟悉，什么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之类的。生产资料嘛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天下是皇权的结构象征。这个象征是深入民心的。以至于新中国成立时，竟有湖南毛家人想要进京做官，官不要大，部长就行。结果被老毛客客气气的请回原籍，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至于皇帝拥有这么大个家怎么管理，当然不是请一个管家，一个账房加一群打手，再养一帮叽叽咋咋的门客那么简单，那是已经过气了的庄园主的做派。瞧：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个完整的官僚体系，那气势恢弘多了。
刚才讲的皇上的私有财产也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这是必须的，一个国家比庄园可复杂得多。官僚们要吃饭养家，军队要戍边保民。道路、水利、城建等公共设施建设要钱，防灾减灾要钱。文化教育事业也要钱。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缺胳膊少腿那叫残，缺心缺肺缺免疫那就叫完。所以用钱的地方太多太多。这么多钱从哪里来?靠官员们收，向谁收?自耕农，这就叫小农经济。小农分散成一个个独立的生产单元且数量众多，于是中央财源滚滚。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既聚不起威胁当局的政治能量又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富。
恢复小农经济几乎是所有新王朝开篇的第一国策：将灭掉的其它豪强的田产分给贫民。但是社会活动不可能像人们铺一条铁轨那样让历史的车轮沿着设计的道路前行。就算这轨道有相应的合理性，也一定会随着利益或价值的转移或本身的老化而被废弃。这是用单一概念解读社会或秉持线性思维方式所无法理解的。
封建时代各朝代几乎都是官不下县级，县以下是乡绅治理。乡绅治理的根本是以家族为核心的竞争。这种官绅合作模式就是著名的宗法一体化结构，符合家、国同构原理，也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构造基础。怎么看待这种宗法一体化结构在乡村社会演变的作用呢?我们先介绍一种黑箱法，就是当我们看不到某事物的内部结构和活动轨迹时，通过观察它的输入与输出来倒推它的功能。例如一个黑箱，进去的是车，出来还是那辆车，那么这个黑箱只是时空通道而已。若进去是辆车，出来是一堆废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个黑箱是个处理报废车的机构。至于它是怎么拆解车辆的，那就不是由黑箱理论来解决的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宗法一体化结构这个黑箱在时光穿越中的输入输出有哪些不同。输入：王朝初期，小农经济占主流地位，以家族为单元的竞争处于初级阶段，家族势力弱小而数量庞大，与官僚机构关系疏远，也因此官僚集团相对廉洁，社会井然有序;输出：王朝末期，竞争中胜出的家族已经成为产、官、学一体化的地方豪强。在竞争中失败的更多家族成员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流民群体，各地大小不同的群体事件连绵不绝。通过这种观察，我们对宗法一体化的功能和由它造成的后果是不是已经有了印象?当你了解了输入输出的差异后，你还会赞同在农村实行乡绅治理吗?
现在我们把宗法一体化这个黑箱变成白箱，当看到里面的某些内容时一定会给人造成极大的困惑：为什么这么正面的东西竟引出如此不堪的后果!
看过《白鹿原》的人一定记得那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这是明末清初乡村教员朱伯庐撰写的《治家格言》中的第一句。彼时宗法一体化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儒家知识分子对此已经是厚积薄发。《治家格言》共十一段，分别劝诫族人要勤俭(不可奢靡显富)、内敛(不可张扬浮躁)、崇祖、教子、尊德、依法(全文可在网上查找)。毫无疑问，照此办理则全社会安定团结，国家富强。也难怪皇上不准官吏干涉乡村事务，防着官僚胡来呢。
可是历史演进为何不按套路出牌呢?不少现代人也经历过所谓理想破灭的困惑，更有抢着扮演被骗者角色的可怜人。其实我们的老祖先是很厉害的：孙子兵法里有个“奇正”之术，如果提其哲学精髓，再改一个字则变成：“奇正之察”，其困便解。奇正之术属军事领域具有明显的功利性，秉承其一体两面的哲学思维而派生的奇正之察则会给我们带来完整的视野。非此，就像当年浸泡在社会主义美好愿景中，而看不到暗流涌动。
封建王朝由盛及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治家格言》之“正”在很长一段时间稳定着乡村秩序，可谓功不可没。但毕竟《治家格言》不是空穴来风，是有针对性的。比如鹿子霖的作派;比如由阶级地位产生的矛盾(鹿三的尴尬)、由妇女地位造成的冲击(田小蛾)、由纨绔子弟造的孽(白孝文)。族内精英阶层必须头脑清醒：要用血亲关系淡化阶级矛盾，要坚守伦理底线，还要还孽债，惩孽子。一朝不慎，家族败亡就会给别的家族腾出生存空间。而让白嘉轩疲以对付的恰恰是这一系列的“奇”。“奇”者，无处不在之负能量也。《治家格言》其实就是警世格言，而有人把它忽悠成了乡绅治理下的田园风光。当我们面对王朝晚期乡村颓败景象时真的不能埋怨自己被《治家格言》欺骗了。因为那是我们自己视野的局限性和对社会愿景的情绪化造成的。《白鹿原》起码告诉我们矛盾冲突无处不在且竞争残酷。“矛盾的对立统一”，听得耳朵都起茧了依然不能用来面对现实，怪谁?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推测到数量庞大的细小家族经过漫长的竞争，仅余少数大家族。由大家族垄断农村经济的格局已然成型。《治家格言》里明明白白的写着：“勿营华屋，勿谋良田”，可面对破产家族高企的债务能“不施援手”吗?其中的诡谲可谓：韬光养晦，水到渠成。本来嘛，维护庞大家族，财力是最关键的。
《治家格言》：“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启计身家?”乡绅办学从来是某些人口中的美谈，可是若无许多家族的破产，哪来那麽多生产资料?没有财力何谈办学?正可谓书声郎朗之中流民渐起，待到子弟入官时，已是风云汇聚。当然，这一过程可长可短，就看土地兼并的烈度。
科举制为乡绅与官僚集团之间搭起了一条纽带。乡学、公学、科考入仕，反过来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反馈给家族，家族重心也随着财富积累而前往城市，并促成城市的空前繁华。这一过程说明了上层精英集团对产、官、学的一体化垄断。赢家通吃的博弈模式，最终导致走头无路的乡村负能量严重积累，皇权衰弱无力。皇帝老儿终于要为他的乡绅治理模式付出代价了。
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民国时期川西的刘文彩。有人赞扬他勤俭持家、乡绅办学、修桥铺路、乐善好施。其实他只是一个成功的白嘉轩，一个在小农经济破产基础上的地方豪强而已。因为没有人能否认他兼并土地;也无法否认他的产-官-学一体化。
7 社会结构的相互调节作用
此前我们描述的是郡县制王朝衰落的源动力和过程，但并不意味着王朝没有相对的稳定期。只是说明王朝必然的归宿。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王朝的相对稳定呢?从以往的分析中我们知道王朝衰落是与儒家正统影响力衰退同步发生的。越是儒家意识形态趋于成熟，王朝的稳定也越长久。儒家意识形态经历过宋明理学的提升，到晚清已趋于成熟，因此晚清地方势力虽然已非常强大，但豪强们并没有象东汉末年那样造次。最典型的就是曾国藩：既是地方豪强又是中央大员，具备所有替代满族朝廷的能量，其非但没反，反而尽力维护中央政权，这和儒家意识形态初建时期的董桌、曹操们形成鲜明对比。从曾国藩的信仰来看这就是意识形态认同的巨大魅力。儒家意识形态越成熟，对政治结构的调节力也越强。从控制论的角度分析，这就是意识形态子系统对政治结构子系统的调节。这种调节对社会大系统的稳定有积极的意义。当代某些人从精英贵族的角度去理解和推崇曾国藩，将社会舆论引向精英文化，却看不到豪强崛起的必然以及意识形态认同对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这种表象思维方式对今后的社会走向是相当有害的。问题是，这些人把持着话语权，这就更可怕了。
针对官僚集团因价值观背离和人格分裂形成的贪腐和权利地方化倾向，除儒家正统意识形态调节外，中央依靠监察系统加以控制。针对乡绅治理中的竞争格局，中央一般通过官僚集团调整土地政策来抑制兼并。但是，谁来监控监察系统呢?当监察系统不可靠时，皇帝老儿就只能动员皇族势力来加以抑制。这时皇族不是以封疆大吏的形式出山，而是代表皇权实施对官僚集团的监控。从此，政治结构中的不虞现象开始加速。
什么是不虞现象呢?相传斯里兰卡有个不虞国，在这个国家，你想要什么偏偏找不到，遇到的都是没曾想过的意外(霍雷斯·瓦尔玻著《不虞国三王记》)。官僚集团的膨胀和衰败本来就是不虞现象，具有分裂倾向的皇亲国戚的加入只能加速这一现象。所以往往在短期成效后会出现两股势力的合流。于是皇帝老儿只能无奈的打出最后也是最烂的一张牌：宦官。宦官干政在历朝历代的晚期都非常明显，尤其是明朝。为什么说这是最烂的一张牌呢?因为皇亲国戚中可能还有一点儒家的意识形态认同，但宦官阶层是人格最分裂、基本没有意识形态认同的群体。他们打掉个别豪强的目的是取而代之，为此目的也一定会打击残存的儒家正统势力，也因此宦官出山意味着王朝气数已尽，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从朝代更替中我们发现当三大子系统相对适应时，社会比较稳定。各种调剂机制能正常发挥作用，但随着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蜕变，经济结构也会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而整个社会系统调节失灵并使系统处于动荡之中。但这个衰变的过程反而证明了儒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因此愤世嫉俗的儒生们最终会成为修复社稷的中坚力量。
结语
人们当然希望国泰民安、社稷稳定，但是两千多年的演化史证明这几乎不可能。究其原因是整个社会系统中存在巨大的，不可控的结构性缺陷。也就是说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当人类无法认识结构性缺陷和社会运行规律时，就会将历史的演变归于某个具体的事件及参与其中的某个人，并对其或褒或贬，并在看似云山雾罩的谜团中塞进政体、主义之争，也带来理想、情怀、高雅、低贱、愤世、媚俗、极端、中庸、叛逆、顺从、平等、竞争、人性等等一系列副产品。许多文化人在如此丰富的概念中忙得不亦乐乎却脚跟不着地，除了助涨精英文化和民粹意识外，别无任何积极性。
由小农经济和官僚机构结合排除了诸侯割据的政体，实现了大一统的郡县制王朝。儒家意识形态的引入，为这一政体提供了持续性的支撑。但它们的负产品：精英文化造成了民众与精英的分离和破坏了国家认同。另一负产品：价值观背离和人格分裂，又削弱了儒家正统。乡村治理中不可避免的产-官-学一体化垄断引发了地方势力坐大。随着地方势力坐大，小农经济被庄园经济取代，中央财源枯竭，精英们歌舞升平的同时是流民遍野，民不聊生，匪患盛行。于是大厦倾覆，一片废墟中产生的强者与儒生阶层结盟，一个崭新的旧结构被重建起来。悠悠岁月，周而复始，这就是中国封建史上著名的周期率现象。用学术语言讲就是动态的超稳定系统。这种社会系统如果一直处在封闭环境中，它既不会倒退也不会前进。但作为一个国家单元，它迟早要面临开放的环境，并被迫加入大国博弈。
之所以对中国封建社会费那么大劲，是因为自郡县制社会由奴隶制属性的分封制成功转型以来一直处于周期性震荡之中直到中国遭遇开放系统。而其后的社会演变又迷雾重重。
开放系统中的中国已经经历了成功的、不成功的若干次社会转型。随着信息传递的加快，社会活动的节奏也一定会越来越快，也就意味着我们会面临自觉、不自觉的越来越频繁的社会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不管外来因素如何强大，历史的脉洛都是无法切割的。那种虚无缥缈的概念游戏也必定不能建立起适应未来的意识形态基石。我们的人文学领域处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空白状态，令人堪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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