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增强，海外文化交流的范围和深度都在不断拓展。以知识界为例，近年来“海外汉学”、“中国研究”、“东亚研究”、“亚洲研究”等领域学者不断参与中国知识界的讨论，潜隐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学术生产的格局和方向。本文从中国现代史学的学科建构、史学西方化、学术话语权的外移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历史学的“话语权”危机，指出中国现代史学一直追随西方时尚，甚至仅仅仿效西方汉学的研究途径，一直没有建立自主性的史学体系，而像是西洋现代史学的旁枝。认为，两岸三地的中国史学界应反躬自省，认真提炼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认真与西方史学对话，在沟通互鉴中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以把握历史话语权。文章原发表于《国际汉学》，仅代表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可能于短期内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在国防与科技方面也有突飞猛进的成就与进展，俨然已经迈入一个新的时代。展望新时代中国学术的未来，自然科学迎头赶上西方，指日可待;然而人文社会科学仍然遥遥跟随西方，未能自主。原因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学科本质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客体”，无论声光化电，不会有文化与价值判断，有其相当“普世的”认知，不因地区或文化之异而有差别，也就不太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诚如英国著名学者怀德海所说，现代科学虽在欧洲诞生，但可在环球为家，因为科学完全可以从一个理性社会之国被传授到另一个理性社会之国。
其实早在17、18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就已出版了名著《新科学》，将“心界”与“天界”，或“外知识”与“内知识”做了区别。心界或内知识就是他的“新科学”，所谓“新科学”也就是包括思想、制度、宗教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他提升了心智之学，并将之与物质之学并肩。换言之，主体性也就是赋予意义的客体，意义结构犹如主体建构，客观知识不过为我所用，而我之所用无关量化而在于质量。人在社会里的行为、关切、乐利与忧患莫不具有主观性。所以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内所谓的客观，不过是某一社会或文化内的多数人的认知，往往不能普及到其他社会或文化。人们在视觉世界里所见同一客体、同一史实，但有不同的观点、解释与意义，甚至因时迁势异而改观。人文学科对外界关切而形成的主体性，牵涉到同情心、同理心、憎恶心等等，均不见于自然科学，但一样需要分析与确认，以及相对的准则。所以唯有各主体性之间的共识，才是客观。然则就人文社会学科而言，不能不注意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性。
自20世纪之初以来，由于自然科学极其昌盛，所有学科莫不想要科学化以抬高身价，对科学盲目崇拜，形成不太理性的“科学主义”。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历史学也力求科学化，如英国史家贝雷所说“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但是贝氏晚年及时觉悟到史学科学化之不可能实现，毅然放弃旧说。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历史学者终知史学不可能，也无必要比拟自然科学。
回看来时路，当西潮初来时，国人痛科技之落后，犹以累积的文史之学自豪。然时至今日，科技日益发达，有迎头赶上之势;而文史与社会学科仍瞠乎其后。盖因科技普世，不因不同文化而异，故可追赶，甚至青出于蓝;文史之学有其文化之根，根断则如浮萍，漂泊无归，唯有俯从，何来并肩，遑论超越?
西学东来
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西学东来，西学的资源最早几乎全部来自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译本。这批书除了宗教与史地外，绝大部分属于数理工程等自然科学书籍。康有为阅读这批书甚多，受到影响很大，遂将心智之学与物质之学混为一谈，以科学原则为“实理公法”，应用到人事，诠释人文思想，导致“知识论上的偏见”与文化一元论的观点，认为历史文化的发展，像自然界一样有规律，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公理”，历史只有世界史，各国历史的不同，乃发展阶段的不同。
所以康有为一代的进步知识分子多认为文明乃人类公共之理，此一元论文化观点来自西方科学思维，对人类前途满怀乐观，展望世界大同之将至。康有为下一代的学者渐能直接阅读西书，但对科学的崇拜有增无减。“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大旗，以为科学可以解决包括人生观在内的问题。
史学的西化
回顾百年以来，中国史学刻意追求西方现代史学，最初梁启超仰慕西方的“国史”而主张“国民的历史”来否定旧史为“帝王家谱”。此后国人套用西方一元论解释中国历史，往往以论带史，甚至曲解旧史。傅斯年留学英国于归国途中，即致书顾颉刚，以“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相勉。傅氏欲将历史地质学化、生物学化，即由此而来。傅氏归国后，极力推行史学之科学化，结果史学的科学化不成，将史学沦为史料学。然而在追随西风之下，传统史学沦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或是史学史里没有生命的遗迹。所以在三十余年内，“中国史学从理论到实践表现出了全方位的变化”。所谓“全方位的变化”者，就是向西方全方位倾斜，在西洋史学的影响之下，以西方史学为现代史学而进入“现代”。
西洋史学继16世纪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17世纪科学革命的发动、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于19世纪的西欧开始“现代化”。史学在西方的现代化导致学院治史，成为独立自主的学科，史学工得以在大学里安身立命，有固定的职业，奠定史学教学与研究的制度。故现代史学的昌明光大，备有三个基础：“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学院使历史研究人才与文献资料能够集中，而不再为政教服务，或不再沦为贵族的余兴。学院化自然促进专业化，使历史研究由专人负责，历史写作成为信实的学术报告，不再是教训式、空谈式或纯描绘的叙事。学院化与专业化之后，历史学被认为是严密而精致的学问，随着现代学术独立的潮流以及客观原则之要求，逐步摆脱非学术因素干扰，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干扰，乃成为独立自主的学问。西方史学在近代的“三化”，自有其强大的吸引力。中国闻风响应可以理解，然不免与传统切割，有了断层。
早在20世纪初，西洋学制开始在中国推广。民国元年政府明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门学科，已完全仿效西方学制，历史也成为西式的学科，传统史学被视为陈旧落伍而渐遭鄙弃。民国以后的北大经过蔡元培的改革，经学与史学分途，史学成为自立门户的学门，并在大学里建立专业的学门。北大首先建立“史学门”，无论在教学与研究上，与传统学风渐行渐远。自此，中国现代史学之走向，遂与得现代风气之先的西洋现代史学相随不舍。“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中国现代史学更日趋西化，唯西法是从。北京大学中国史学门易名为史学系，正式与西方历史教育制度接轨，开拓西洋史课程，并渐以讲授西洋史的方法来讲授中国史。朱希祖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后，即欲以“欧美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何炳松于1917年自美留学归国执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创办《史地学刊》，大力提倡美国的“新史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则于“五四”之后创办《史地学报》，也成为宣传和译介西方现代史学的重镇。北京、南京之外，其他各地的新式学校亦莫不以西方史学为现代史学的指标。
中国现代史学颇讲究考证方法，貌似呼应乾嘉朴学，实则并非朴学的创新，而取法欧美，尤重德国史家兰克的史学方法论，著意于“不以今论古”，留德的姚从吾早年在北大、晚年在台大都强调“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之说，以档案文献来辨伪考证，重建历史真相，就是在响应兰克，并非承继实事求是的乾嘉考据学风，可见“五四”之后的中国历史学者，鲜能以乾嘉训诂之学考史。中国现代史学特别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也是在响应兰克实证学派的方法论。胡适更大倡西方科学方法，强调史料乃是考证真相的命脉。顾颉刚受到胡适的影响，从辨伪入手，以建设真实可靠的古史。
马克思唯物史观也来自西方，对中国现代史学，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地区，影响巨大。马克思学说为人类社会进步发展提出了科学性的一元规律，当被引进到中国时也被视为是科学的史学。近人不断将所谓马克思“史观派”与傅斯年“史料派”视作中国现代史学里对立的两个主要学派。其实两派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南辕北辙，但都是在西学的影响下搞史学的科学化。作为西方历史哲学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自有其精辟之处，然绝非自然科学之一。
西方现代史学主张无证不信，引发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风潮，对中国古史表示极端的不信任与断然否定，几欲全盘推翻古史，提倡西方人所谓的信史，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破坏颇大，直至晚近中国才“走出疑古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国现代史家下视传统、追慕西方之际，也有不少西方现代主流史家鄙弃中国传统史学，认为根本没有重要性。顺流而下，自有更极端的说法。我们所敬仰的西方现代史学，许多主流史家既傲慢又带有偏见地藐视中国传统史学，我们若不发声，他们就完全掌握了史学的话语权。
中国历史话语权的外移
西方史家既多以其现代史学为具有普世价值的现代史学，自亦以为彼所研究的中国史也优胜于中国学者，而中国学者也往往以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所以凡西洋学者所写的有关中国之书，不论优劣都受重视，乐于翻译引进。洋人研究中国历史或有身不在庐山的优势，但若凭其文化的偏见、理论的执着以及双重标准而放言高论，难道也要盲从?例如名重一时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著书立说，论明代张岱，却不能卒读张氏文，谬误百出，而海峡两岸竞出译本，洛阳纸贵。
更令人关注的是近年美国流行的所谓“新清史”，直指大清非中国，华语世界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应该虚心向外人学习。各地华裔学者觉其新颖而多有风从者，甚至认为是了不起的新发现，而忽略了大是大非，无不显示人文自主性或历史解释权之丧失。吾人须知所谓新清史，实欲以后现代解构理论，颠覆大清为中国朝代的旧清史，否认满族汉化，主张满人有其民族国家的认同。以彼所见，清帝国乃中亚帝国而非中华帝国，而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
清朝不是中国的朝代，其说并不很新，岂不就是战前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论”的翻版?未料“新清史学派”的领军人物欧立德居然自承是“跟随冈田英弘教授学习”，他“和其他搞新清史研究的学者都很看重日本这方面的研究，我(欧氏)在自己的书里也提到了我受日本学者的启发有多大”。他更说：“这些事情我从不掩盖，相反我对此感到骄傲。”启发欧立德的冈田英弘，就是《从蒙古到大清》一书的，此书开宗明义就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都是继承了大清帝国的领土，大清帝国于1636年在长城之北的沈阳建国，1911年在中国南部发生了辛亥革命，大清帝国于1912年崩坏，而大清帝国的领土则继承自蒙古帝国的领土。”冈田不认为元、清是中国的朝代，所以中国不应承继元、清的疆域。他说忽必烈建立蒙古帝国一部分的元朝，明太祖包围大都，元顺帝败退蒙古，但他认为元朝并未亡国而是进入北元时代。大清建国之初便继承了北元，而后征服了明朝的领土。简言之，大清所继承的是蒙古而非朱明。这就是冈田之书的核心论点，而新清史显然认同此一核心论点。
新清史这些学者质疑汉化说，因“汉化”涉及清帝国的本质。大清盛世号称“中国风”，但欧立德欲以“满洲风”代之，认为“汉化”淡化了征服王朝在历史上的角色，满汉之间的文化差距虽然逐渐缩小，然而族群界限却愈来愈严，所以要去除“汉化”在中国历史书写上的核心地位。他批评汉化论者忽视了基于相同背景而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承担本族共同命运的族群意识与我族认同。此即欧立德所谓的“族性主权”论，认为其重要性超过儒教的正当性。他说满族靠“军事”与“威吓”以少数统治多数，意在划清满族征服者与汉族被征服者之间的明确界限，使之壁垒分明，以便说明权力完全掌控于满人之手，与中国无关。在此欧氏明确认为中国人仅是汉人，他不认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所以他会说：乾隆是“非中国人的中国统治者”。但是清帝不仅崇儒，对孔子有前所未有的尊敬，使儒家经典以及各类文集大量流通，可说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儒教化的朝代，而且清帝明白自称中国。
包括新清史在内的欧美学者，或以颠覆中国的“大写历史”为能事，却无意间囿于其文化语境的“当代论述”，不免陷入萨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然由于欧美在现代掌握学术的话语权，很容易被视为具有普世价值，形成西方中心主义。后现代风潮冲击西方现代学理，虽撼动中心论，但仍有不少中外学者以西方学术马首是瞻，缺乏明辨是非与批评的能力。例如不明就里，不读原文，就附和新清史之说，赞美其主张利用满文资料，殊不知清史专家早已用之;欣赏其中亚视角，殊不知其意在以边疆为中心，否认大清是中国的朝代;以汉化为老故事而不愿谈，殊不知正中其凸显所谓“族群主权”之用意。新清史主要论点，貌似欲颠覆并不存在的中国中心论，意图切割满汉减缩中国，但全不能成立，反而透露西方学术的霸权，甚至隐含质疑中国既有疆域之阴谋。新清史话语或可呼应后世所谓“历史乃史家之创作”，但其“大清非中国”的创见经不起事据与理据的检验，亦可证明历史真相未必能由史家自由寒暑笔端也。
找回中国历史的话语权
下视中国传统史学的西方现代史学已经遭到质疑，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出现“历史相对主义”，挑战科学的历史，强调历史不可能有绝对的真相，每一位史家都可以写他自己的历史，也只能有相对的真相。史学的科学化既已失败，唯有少数历史哲学家，仍然在孜孜不倦追求历史的科学法则之外，西方史学家转而取社会科学为史学之辅助，用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理论与方法治史。因而海峡两岸的中国现代史学所谓“科研”工作，都是将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于社会史与经济史着墨较多，也无非是随西方之风尚而转移。
中国现代史学倾心学习西方现代史学，无论科学化史学或社会科学化史学，都视历史客观求真为当然，未曾放弃实证致知的方法，也没有停止追求历史的真相。然而同样来自西方的后现代理论，忽然彻底质疑求真之可能性。后现代理论繁多，几无不质疑现代西方视为万能的理性与科学，甚至怀疑科学的认知，犹如斯特劳斯所说，现代的科学与理性并不比野蛮时代的神话对人生更为有利。而中国现代史学一直追随西方时尚，随西风起舞，甚至仅仅仿效西方汉学的研究途径，一直没有建立自主性的史学体系，像是西洋现代史学的旁枝，如浮萍之无根，更加失据。
中国传统史学有几千年的历史，为特殊中华文化之产物，就像现代的西方史学，乃是西方历史与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历史与文化有其特殊性格，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高度的普及性，其内涵与结论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史学既然是文化之产物，而中西文化有异，与西方史学原应多元并立，相互理解观摩，不必从风，大可参照柏林文化多元论之义谛，反思传统，发其底蕴，求其更新，取彼之长，补我之短，而后可望补西方史学之不足。中国现代史学只有批判地重新整理传统史学的遗产，才能丰盛富足。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史学确有丰富的资源可供开发，可与西方史学呼应、对照以及比较的具体议题甚多。
西方各国史学的自主性昭然若揭，英、法、德、俄诸国之国史的话语权皆掌握己手，不随他国起舞。西方列强凭其现代霸权，更进而欲主导所谓落后地区之学术话语权，见解与议论纵横，大有越俎代庖之势。然而中国现代史学却不是由传统转化而来，而是倾心接受西方现代史学，不自觉放弃了自主性，亦因而往往将国史的解释权拱手让人。两岸三地的中国史学界，正可于后现代风潮抨击西方现代史学之余，在中国崛起进入新时代之际，临流反躬自省，检讨随西洋现代之波而逐流的遗憾，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如何走自己的路?如何使中国旧史学创新?如果不徒托空言，则须知如何实践。如要老干发新枝，需要提炼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认真与西方史学对话，以检验家藏之贫富，何者彼可补我之不足，何者我可补彼之不足，以冀能有扎实而自主的史学，话语权便可操之在我。
本文原载《国际汉学》2018年02期，原题为“新时代的历史话语权问题”，文章有删节，学术引用请参考纸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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