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由“中国”与“社会主义”两个关键元素构成。习近平同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历程中来看，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我国《宪法》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了“序言”，明确“中国道路”不仅有关中国，更有关全人类。在苏东剧变、资本主义势力仿佛成为“普世真理”的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更加凸显其独特的价值。它的存在必将为人类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尤其将为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可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同于以往一切旧式群众运动的鲜明特征在于，它具有先进的理论指导，是一场“理论先行”的政治运动。是否能在坚持理论原则的同时反对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关乎到这场运动的胜负成败。
一
1937年8月，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开学。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毛泽东在本期抗大课堂上教授了哲学课程《辩证法唯物论》，其“讲授提纲”的第2章第11节和第3章，分别成为后来指导我党工作的重要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
我们在理解“两论”时，不能仅停留在文本上，必须结合历史背景才能明白，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在哪里革新了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从1927到1937年，是中国“国共十年内战”时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共同抗日，要跟苦斗十年的凶恶敌人合作，不少人在感情上无法接受。
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宣言》有过经典论断：在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早在1925年底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明确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
蒋介石集团无疑属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要跟阶级敌人联合，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既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也从来没有给出过相关的论述。如果不在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未来的工作就没有办法顺利展开。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最终将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这种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然而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出现了许多亟待澄清的地方。从逻辑上看，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越高，越接近于社会主义。但一些人教条地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资产阶级就具有进步性，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战胜资产阶级。他们得出结论，无产阶级只能等待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自然发展，直到资本主义自动走到终点的那一刻。
谙熟马恩著作的考茨基正是死守了这些教条，否定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向本国资产阶级妥协的。然而历史的发展恰恰证明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更加稳固，反而是它的薄弱环节出现了革命。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远远高过中国。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预言，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开矿山、建铁路，变革了印度的生产关系，为未来印度民族的独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的伟大洞见，但中印国情不同，不能盲目地将他对印度的分析套用到中国头上。事实上，汪精卫正是以“弓箭对抗机关枪”为由，宣扬其卖国主张。时至20世纪80年代，更有人以“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自居，鼓吹“殖民有功论”，否定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这些理论问题亟待清理。列宁在1916年出版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尖锐地批判了上述经济自发主义思想。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跟国家政权更加紧密地结合而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形式。由此看来，阶级革命完全可能以民族战争的方式进行，国家间的政治斗争也完全可能反过来主导国内的经济发展。
列宁的理论非常及时地指导了俄国革命斗争，但是仅止于此，已经不足以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了。
二
以上就是毛泽东撰写“两论”的历史背景，形势的发展促使他既要承接此前的马列经典，又要结合现实情况加以突破创新。历史迎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毛泽东时刻”。
先看《矛盾论》。主要矛盾决定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次要方面，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意味着什么呢?
西安事变标志着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战胜利又标志着中国人民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如果我们不能把握住主次矛盾的转化，不能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反动阶级就要取胜，历史将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单纯的经济条件不一定起决定作用，历史也不一定朝着预定目标前进，起决定作用的是“当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毛泽东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的教条化解读。后来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盛赞《矛盾论》是伟大的辩证法杰作，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元论”线性史观，而是“复杂整体具有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
再看《实践论》。旧式机械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意识不过是外在自然世界的刺激与反映;马克思则认为，社会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对此，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单纯地讲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产物，会导致考茨基式的经济自发主义，结果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工联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不能等待经济自动发展，它必须有赖于先进知识分子把革命意识形态灌输到无产者脑袋中去。
列宁说明了理论对于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然而如果只讲理论的指导作用，这会导致“单向度的党群关系”：“党是人民的领导者、监督者、教育者，类似东正教会之于民众、牧首之于教徒”。毛泽东在1965年指出，“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公式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会成为杜勒斯“和平演变”的工具和帮凶。苏联解体的悲剧证实了毛泽东的担忧。
《实践论》则给出了“从理论到实践，再发展理论”的公式，这里的“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践”特指群众工作。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只会把革命意识灌输给群众，更要在群众当中更新发展自己的革命意识。这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而是一个循环发展的能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者在向群众讲述革命道理时，是群众的老师;而他们在通过群众发展自己的理论时，又成为群众的学生。“老师是从学生成长起来的，学生未来也可以成为老师，师生二者始终是在比较平等的意义上进行教学交流的”。
由上可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它死抱教条不放，而在于它随时可能更新自己。
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指出，不能只看到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发动“文化大革命”，更要看到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后者，就不会有改革开放。解决“前后三十年对立”的问题，首先要正确地评价70年代。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发展，中国社会文化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而中国社会文化又反过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循环前进过程。
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的独见，而是人类各大文明的共有理想。例如毛泽东一再要求党内同志阅读的《后汉书·张鲁传》，就记载了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实践。
以儒家为例。早在清末时期，近代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就在《儒墨》一文中指出，北宋理学家张载说的“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与墨家思想别无二致。后来历史学家蒙文通在评价汉武帝“独尊儒术”时更加强调，表面上是儒家代替了诸子百家，但实际上是西汉儒家吸收了百家之长，所以是“杂家胜利了”。这些例子都说明，儒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吸收各派，壮大自己，改变自己。
“儒家复古主义”鼓吹告别革命，“名为‘保守’，实则‘激进’”，是要借否定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来否定现代中国的合法性。类似打着“儒家”旗号的复辟主义者根本没有看到，儒家是中国传统中唯一正面主张“革命”的思想流派。
1913年，经学大师廖平就曾对康有为说：“西人革命，自图生存，为世界进化必经之阶级。吾国数千年前汤武革命，何尝不如此。”孔子言“汤武革命”，孟子曰“受命放杀”，都是革命思想的珍贵传统资源。如果说孔孟的革命还是“贵戚之卿”的特权，那么随着“编户齐民”代替了血缘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也有了革命的资格。平民出身的刘邦、朱元璋都受到了儒生的拥戴，真正的儒家就会拥护真正的革命者。
诚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与儒家的革命不完全是一个意思，但我们回顾过去的革命题材文艺作品，“军爱民民拥军”、“劳苦大众盼解放”、“国民党士兵齐投诚”，这些叙事未始没有“至仁伐至不仁”、“天下所归往”之类古训的影子。这就提醒我们，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不仅仅在于它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更在于革命者本身是“为群众着想，受群众拥护”的有德者。
群众史观、群众路线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的新内容。中国共产党要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巩固和强化群众路线，就要发展我党当年“大兴调查之风”的优良传统，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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