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编者按

　　西方有关中国语言的论述和想象，被称为西方“汉语观”。本文认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汉语观的形成和传播构成了西方现代知识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考察西方汉语观形成、发展、传播和扩散的过程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就显得极为重要。这一汉语观具有西方思想史内部的承续性的同时，也对现代中国语言、文学和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将西方汉语观与中国语言文字改革运动联系在一起，是为了发掘现代语言思想和现代知识话语体系之间在历史与思想上的联系，以期说明中国语言改革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孤立的和完全本土化的社会实践，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现象。

　　汉语成为西方现代学术与现代中国文化之间接触的纽带和媒介，这就是“汉语的意义”。

旅行的观念——二百年的汉语想象

　　西方(主要是西欧)在了解、研究和想象中国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言论、评论、意见和观点，为了便于叙述和讨论，我们不妨将其统称为西方的“中国观”。作为认知形态的观念(idea)，既不同于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系统的理论架构，又有别于具体的、孤立的、经验性的、可实证的信息，虽不是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和系统的考据研究得出的结论，但相对于偶然的经验或个人的意见，又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普遍性和代表性。西方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误读、再误读，想象、再想象，挪用、再挪用，构成了其中国观的主要内容，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学等各个方面，对历史上的中西交流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转述复制，循环往复，历久不衰，留下的文献材料汗牛充栋。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的中国观仍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场景中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眼前，继续影响着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想象，同时也影响着中国人对自己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认识。

　　面对浩瀚的历史文献，我们难免感叹学术生命的短暂，时间的无情，纵然穷经皓首，仍有未曾涉猎或遗漏的文本材料和人物观点。这就给研究者提出了严肃的方法论上的问题。罗曼语语文学家、文学思想史家埃里奇·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在其著名的论文《语文学和世界文学》中指出，世界文学研究中最大的挑战首先是方法论上的，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出发点”(Ansatzpunkt )和“抓手”(handle)，〔3〕研究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切入点的选择和材料的取舍。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在不同层面上考察西方的中国观，而我最关心、最感兴趣的则是西方有关中国语言的论述和想象。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有关汉语，尤其是汉语书面语的论述尤为丰富，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值得研究。当然，历史上论者有关汉语的观点五花八门，并不一致，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他们论及汉语的原因或初衷也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尽管如此，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可以将西方有关汉语的著述、言论视为一种集体的表述和话语形态(a discursive formation)，为了讨论和叙述的方便，统称为西方“汉语观”。

　　汉语观不仅集中表达了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对汉语的总体认识，更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社会和历史的总体想象中的核心内容，是其中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审视、分析和研究西方思想界对中国的认识和想象及其带来的后果，提供了极佳的切入点和抓手。需要强调的是，西方汉语观同时也构成了西方现代思想史的一部分，是西方现代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和产品，故而同时为我们认识、解读和批判西方现代思想谱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讨论西方汉语观的形成、发展和影响，不必囿于西方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认识，同时可以考察西方语言思想和理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特别是对“五四”前后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的影响。对所谓“他者”的认识，无可避免地构成了自我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最终将影响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

　　讨论西方汉语观的形成和发展并非研究汉语本身，也不是研究西方汉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尽管汉学学术体制的建立对后期汉语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我无意在西方汉学史的框架下讨论西方汉语观的发展和流变，总体上看，本书未涉及汉学家的中文研究。这首先是因为西方汉学作为建制内的学科出现较晚，在欧洲汉学的重镇，汉学专职研究教学职位的设立大都在19世纪后半期。本书关注的重点是西方思想史视野下的汉语观。在西方思想界集体注视下的汉语与后来汉学研究中的汉语不尽相同：前者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简单的研究对象。在欧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汉语往往成为思想家们探索和思考语言起源和分布、人类史和世界文明史等宏大课题的重要材料、例证和参照系。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汉语的意义已不限于汉语本身，讨论汉语的目的不在于界定和确认汉语的特征，而是为了探索一系列关乎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问题。相比之下，汉学研究中的汉语是界限清晰的对象，汉语本身是研究的起点、重点和目的。所以，西方汉语观与西方对汉语的专业研究史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和范畴。

　　西方对汉语开始产生兴趣并开展严肃的讨论至少可以上溯到17 世纪，历经几个世纪不衰。大致说来，欧洲对汉语较为系统的认识始于利玛窦。这位在中国传教长达十七年之久的意大利传教士身后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并以日记随笔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他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观察与认识。其《中国札记》用意大利语写成，由金利阁1614 年从澳门带回罗马，整理辑集，译成拉丁文，于1615 年出版。后多次再版，并迅速翻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在欧洲广为流传。17 世纪出版的《中国札记》英译本只是摘译本，1625 年收入著名的《珀切斯朝圣者丛书》，而英文足本还要多等三百多年，直到20 世纪中叶才完成出版。《中国札记》记录了利玛窦亲身经历的中国，是他直接观察、学习、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总结，具有极高的史料文献价值，出版后立即成为欧洲中国观的重要来源。其中有关中国语言的论述，为西方汉语观定下了基调，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历代西方思想家论述汉语的参照和材料来源。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的兴起和发展，欧洲历史上积累的汉语观成为包括施勒格尔兄弟、洪堡特、谢林、黑格尔等在内的一大批思想家和语文学家讨论中国文化、社会、民族和政治的常见的切入点，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充满偏见和歧视的观点、立场和看法，进一步充实和强化了汉语观的东方主义倾向。然而，讽刺的是，20世纪初中国学者对流溢着帝国主义思想和情绪的比较语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寅恪、傅斯年、姚从吾、罗家伦、毛子水，以及稍后的季羡林等，都曾在国外留学期间研习过比较语文学或与其相关的梵文和“印度学”，其中傅斯年更是在建制的层面上依据比较语文学的学科范式，于1928年推动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西方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有关汉语的言论、观点、态度等，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辗转挪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人对自身语言文字和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在19世纪末激发了声势浩大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五四”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表现出明显的“自我东方主义”，有意无意地接受并传播西方汉语观，在中国本土演绎了汉语观巨大的实践力量，至今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一话语实践的影响。汉语观中的汉语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中的“东方”一样，并非仅仅停留在观念和建构的层面上。观念不仅是抽象的，也不仅仅生活在文字里，更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和社会力量，成为改变和改造现实的动因，正所谓“观念是有后果的”。

　　西方汉语观的形成和传播——在西方思想史内的承续以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如果说对汉语的认识构成了西方现代知识的一部分，那么，追溯其传播的方式和扩散的途径，不可避免地涉及西方现代知识的发展过程，拷问汉语观的话语体系必然同时拷问现代知识体系的政治。汉语观是流动变化的观念，是“旅行”的思想，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扩散和传播，不停地印证、肯定和确立自身的存在，影响了欧洲数百年来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认识和立场。本书考察西方汉语观形成、发展、传播和扩散的过程，并非满足于书写汉语观的历史，而是旨在讨论思想史中那些决定和影响西方认识汉语文化的因素和条件。而将汉语观与中国语言文字改革运动联系在一起，则是为了发掘现代语言思想和现代知识话语体系之间在历史与思想上的联系，以期说明中国语言改革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孤立的和完全本土化的社会实践，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现象。

　　诚然，西方汉语观是(前)东方主义的表现和产物。在近三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学者有关汉语的言论，鲜有新意，他们互相征引，不断重复，反复挪用既存的观点，服务于种种宏大叙事。这些言论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在态度和立场上保持着明显的延续性和一致性。西方汉语观既相对稳定，又在历史过程中自我调整和修正，反复相互挪用，在传播扩散和演变发展中不断试图证实自身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信性。欧洲思想家和学者对汉语的认知和论述多依赖二手、三手的材料，以转述、援引为其主要的知识来源和表述模式，充斥着想象和歪曲，舛讹和偏见，这自不待言。然而，我们的讨论不能因此而停留在辨析其真伪对错的层面上，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在批判历史上西方汉语观的同时，通过纠正其谬误进行自我辩护和自我弘扬，极易陷入阐释的怪圈，犹如和古人理论，在亡者墓前自我辩白，根本无法揭示西方汉语观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支撑它的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意识形态。其次，16世纪以降，西方思想家、学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的言论不可胜数，留下的文献卷帙浩繁，涉及多种欧洲语言，若以文献学或数据研究的方式对这些言论进行全面完整的收集和整理，在实际操作上有着相当大的难度，甚至是不可能的。需要在此说明的是，受到客观条件和个人学识的限制，我只能依赖自己相对熟悉的英语材料，包括英文的翻译文献，顾及者少，遗漏者多。不过，在材料的整理和收集上，不管如何仔细和全面，即使通晓阅读这些材料所需的各种欧洲语言，可以预期的是，总会有遗漏的文本和言论;即便真有可能把西方所有思想家、学者的所有言论收集殆尽，逐条勘误，我们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最好的可能也许是建立一个历史资料库，囊括可供检索的西方有关汉语的所有论述，整理罗列其谬误，给后人的研究提供方便，但这对了解西方的中国观念和汉语观的发展帮助不大，遑论对西方思想史发展变化的认识了。

　　因此，在类似的考察和研究中，大可不必追求资料上的齐全和完整，只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个例，在研究方法上，从个别始，思考其体现的普遍性现象。历史材料和文本并非研究思考的唯一对象，由材料引出的现象和问题有时意义更大。本书的重点是通过对汉语观形成的历史语境的考察，将西方学术思想界对汉语的认识与现代知识的形成和发展联系在一起，考察西方现代观念和现代知识体系中一些带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问题及其对中国现代知识发展的影响。考察作为“抓手”和“出发点”的汉语观有以下几个目的。第一，梳理汉语观发展的轨迹和流变的谱系。西方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有关汉语的代表性观点、论述和评论，分散在各个时代的不同文本中，数量相当可观;表面看来，各门各派的观点和论述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对这些分散的观点和论述进行基本的梳理和分析后可以看出，尽管西方汉语观的构成及其思想源流杂乱纷繁，但本质上仍然是福柯所说的话语体系，貌似无序的观点、立场、评论其实有着内在的发展脉络。无论是西方学者对汉语的好奇和惊讶，还是传教士对汉语的研究和描述，汉语引发了西方思想界对文化和语言全球化的想象，对语文学——特别是在19世纪成为显学的比较语文学，对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20世纪初的中国，一些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曾在西方留学的知识分子，受到比较语文学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试图将其付诸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

　　第二，梳理汉语观的传播有助于认识汉语观在西方现代知识发展中曾经起过的作用，有助于思考世界体系中知识和思想的流动和传播。16、17世纪，在西方建构和发展“新科学”的集体项目中，语言和现实的关系，语言在人对外部世界认知中的作用等，构成了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与欧洲语言迥异的汉语，特别是汉字，成为重要的参照物和比较研究的对象。语言不仅是思想的媒介，更是思想的构成要素，这是欧洲语言思想史上的基本共识。如果说表音的字母书写系统已经为思想家们提供了一套认知的体系和方法，那么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又是如何把握表现与被表现之间的关系的呢?此时的欧洲思想家们面对汉字特殊的表现力感到惊讶，他们对汉字的兴趣不无东方主义式的猎奇。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惊讶和猎奇已经构成了现代知识的一部分。欧洲思想界、知识界对中国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语言的认识，在时间上与欧洲现代知识结构、现代人文科学和现代思想体系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17世纪初，汉语逐步受到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的重视，而此时的欧洲正处在“新科学”和世界通用语兴起并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这并非时间上的巧合。将汉语观置于西方现代人文科学兴起的大环境下考察，不仅为认识汉语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历史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批判建制中的现代知识系统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具体的例证。西方对汉语的想象构成了现代人文知识史中的组成部分，讨论西方汉语观的发展可以揭示其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中所起的作用，从不同的侧面描述现代知识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通过讨论汉语观的形成和发展，考察思想、语言、文本跨文化传播的机制和条件，以及负面的观点和思想(包括偏见)在跨文化认知中的作用和价值。汉语观凝聚了现代西方两百多年来对汉语的认识和理解，这些观点和描述在今天看来可能充满谬误、歪曲和偏见，却催生了包括印欧语系论在内的一些重要的思想潮流和运动，并且直接影响了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最为重要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误解向来都是双向的。中国学者对汉语观的“误解”，集中体现在对比较语文学中的汉语观的挪用，以及对作为学科建制的比较语文学的推崇。我想强调的是，谬误、歪曲、偏见和挪用既是历史的一部分，就应该是跨文化交流的内容和跨文化研究的对象。历史观念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对错，而是更多体现在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在思想史中扮演的角色。对于那些错误的观念，我们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它们在思想发展史的“证据链”上所处的具体位置和曾经产生的影响。讨论历史上有影响的观念，在方法论上较为有效的手段是描述观念形成的谱系，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其来龙去脉，分析和讨论它们在时间中的传承和流变、变化和挪用，考察它们何以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对我而言，讨论西方汉语观的重点在于描述和揭示其传播过程和流通渠道，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思想，尤其是语言观念的影响。西方对汉语的认识可以影响中国人对自身语言、文学和文化的认识，或者说，中国人在改造自己语言、文学和文化的过程中可以策略性地挪用西方汉语观。这充分说明现代知识(包括现代语言和文学知识)是具有普遍性的。

　　全球化，包括文学思想的全球化，是无法回避和否认的现实。重新认识、理解语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理念和实践既是全球化的要求，也是在文学、文化领域对全球化的反应。在思想谱系上，西方汉语观的形成和现代语文学(philology)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众所周知，以意大利语文学家维柯的学术思想为代表的语文学，是西方现代人文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直接影响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出现的世界文学的概念。讨论西方汉语观，无法绕过语文学、世界文学和现代人文科学。今天，在重新认识世界文学对文学研究的意义时，我们自然而然地重新将目光投向语文学的传统和汉语观，汉语因而成为西方现代学术与现代中国文化之间直接接触的纽带和媒介。世界文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与语文学和现代人文知识结伴而来，表达了启蒙运动的普世人文主义的思想。我们不必将世界文学视为独立的学科，而是可以将它回归到人文思想建构的早期，揭示语文学、世界文学和汉语观的关联与重叠之处。本书的基本思路是，从世界文学的思想谱系出发，追问其普世主义的政治，进而论述语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讨论17世纪人造世界通用语运动和稍后的比较语文学，分析西方汉语观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中国语言文学思想现代化的影响。奥尔巴赫将世界文学的理念和实践追溯到维柯的人文主义，强调语文学和世界文学有着共同的倾向：它们所关注的不仅是本地、本文化、本民族的问题，而且是具有一定共通性、普遍性和世界性的问题：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危机和变迁。将语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置于现代人文科学的传统中，研究的视野可能更为开阔，关注的问题也会更具普遍性。奥尔巴赫正是这种语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杰出代表。萨义德终身服膺和推崇奥尔巴赫，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坚持强调文学研究的历史性和实践功能，以人文主义入世(secular)的态度，从过去的文本中审视当下和周遭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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