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长期以来，人们感慨西学东渐的魅力时，却往往忽略双向文明交流中的“中学西传”。其实，中国思想文化一经传播，便受到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思想家们的青睐。比如，不同流派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唐诗宋词元曲等不同类型文学艺术被引介到西方世界，对西方思想界、文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对中学西传产生了浓厚的研究旨趣。学者们透过中学西传的研究视角，展示出中国文化对欧洲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副馆长梅谦立(法)、北京师范大学中德莱布尼茨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刘孝廷、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研究编辑室主任任增强三位学者，就相关话题接受了采访。
早期欧亚非陆路文明推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学西传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产生了哪些影响?
刘孝廷：中国文化何时及以怎样的方式西传欧洲，一直是考据家们孜孜以求的课题。相传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是历史上比较早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而且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位。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1271年他沿着古老的陆地丝绸之路到达忽必烈时代的中国。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因参加海上战争战败而被俘入狱。同狱作家鲁斯蒂谦诺根据他口述在东方和中国的见闻，写成了《马可·波罗游记》。这部著作的出版，极大地刺激了西方人迫切通达并探索东方的欲望，成了西方人了解东方的唯一“指南”。马可·波罗对东方广阔地域的描绘，激发西方人探索东方、寻找黄金的热情，也是导致15世纪西方开辟新航路做出地理大发现的动因之一。西方的地理学家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绘成早期的世界地图，使西方人对东方第一次有了了解，从而促进了东西方早期文明的对接。此外，马可·波罗关于富庶中国巨量财富、丰饶物产、华丽建筑、繁盛人口、舒适生活、开明政治、发达工商业、便利交通、通行纸币、炭的使用等方面的描绘，使西方人大开眼界，甚至丰富了文艺复兴的题材。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批巨擘都多少受到这种影响，如著名的达·芬奇绘画《蒙娜丽莎》，主画面虽是一位欧洲女子，而其背景则被认为是中国的山水画;薄伽丘的《十日谈》里也有关于“契丹”的故事;英国文学始祖约翰·波德的《东方见闻录》(托名曼德维尔)不但当时影响巨大，而且还影响了19世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写作;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培根也在书中多处描绘中国，而且是最早提出中国“三大发明”传入推动欧洲发展的西方人。据此可以说，西汉时的张骞和元代的马可·波罗实在是欧亚非陆路文明时代推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最杰出的代表。
任增强：中西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汉代以前有关中国的知识便已开始西传，后经隋唐时期的发展，至元代出现了较稳定的状态，这时来华的马可·波罗，特别是其关于中国的记录《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掀起一股“东方热”。而哥伦布也正是在这本游记的刺激下，踏上了寻找新大陆的征程。这一段时间内来华的商人、旅行者、使节，所了解的中国文化和历史信息基本是浮光掠影、主观印象式的，他们口中或笔下所呈现的中国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与异域风情的遥远国度，由此，中国成为西方人猎奇的对象与充满想象的神秘王国。由于这批商人、旅行家完全不懂汉语，他们有关中国思想意识或文化知识的介绍，也大打折扣。
梅谦立：是的。由于中欧的间接贸易，罗马帝国时期的西方已经知道中国的丝绸。但那时的认识是片段性的，谈不上系统完整的“中”学。因为后来中欧交往停止了，中国在欧洲人的想象里是很模糊的，它的存在也不是很确定的。16世纪，葡萄牙人发展海洋航行后，中欧再次建立往来，中西文化交流变得很频繁，中学西传自此真正开始。
欧洲有识之士从中国思想中寻找现代化变革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16世纪真正开始的中学西传，有哪些特点?
刘孝廷：16世纪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他着汉服、行儒礼、做朝官，借以进入中国社会从而传播天主教信仰。他同时也把中国的儒道释著作特别是“四书”等译介回欧洲，使西方人开始了解中国文化精髓。随后的其他传教士基于多种理由而陆陆续续地把中国古代著作翻译成不同语言在欧洲出版，形成扩散之势。
任增强：乾嘉厉行禁教以前，中西文化交流可谓蔚为壮观。从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时期的中学西传，主要因为西方各国的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他们开始研习汉语，并且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经籍等做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因此，学者张西平也将这一时期称为“传教士汉学”，它起初以儒家经典为主，此后从经学著述到自然科学文献，从历史哲学到文学艺术，涉及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但在19世纪以前，这些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范畴。
梅谦立：“传教士汉学”不同于此后的专业汉学。首先，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从基督神学视角去判断中国文化价值。其次，由于明清对外来宗教控制得很严，传教士必须走上层路线，这使得他们的汉学研究集中于官方、精英的儒家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比较敌视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再次，由于16—17世纪天主教圣职人员接受了博雅教育，其学习科目除神学之外，还包括天文学、物理学等，因此传教士的汉学研究涵盖我们今天的很多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报》：传教士汉学时期的中学西传，为何会受到西方思想界特别的青睐?
梅谦立：“传教士汉学”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明清政府只允许商人或外交官在口岸或首都停留很短的时间，但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定居，甚至在皇庭长期服务。二是传教士很快发现，他们必须学习研究中国文化，才能更有效地传教。这两个因素导致“传教士汉学”垄断着西方汉学的前两百年。
刘孝廷：反观中学西传最为兴盛时期的西方，当时的欧洲处于蒸蒸日上的现代化初期，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在“探路”即寻找适合变革的思想资源，遥远的东方思想成了宝贵财富。启蒙运动前期的代表培尔就吸收了中国的宽容思想、无神论思想和伦理哲学。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是中国思想在法国传播的集中代表，他在《风俗论》中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伦理和科学，而且给出高度评价。孟德斯鸠则充分讨论了中国法律、伦理和宗教等。德国最重要的代表有莱布尼茨、沃尔夫和歌德。莱布尼茨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事》《中国皇帝传》，写作了《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还和传教士有大量关于中国各个方面的通信，成为德国汉学兴起之前对中国关注最多、评价最高、成就最大的世界级大思想家，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典范。歌德作为狂飙运动的主将，在其后半生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的极大热情，并为此出版了多个剧本和诗集。在哲学上，歌德主要关注中国的伦理思想特别是孔子的道德哲学，晚年则倾向于中国自然思想。18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康德、赫尔德、黑格尔等也都关注中国哲学，只不过他们过分自恋于所谓的“逻辑”而对中国哲学增加了批评性的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报》：19世纪之后的西方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关注，发生了哪些变化?
任增强：如果说18世纪在欧洲出现了“中国热”，那么当历史进入19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对中国的态度逐渐由“热”转“冷”。这一方面源于中西在社会制度和军事实力方面的差异与悬殊，西方势力强盛而中国正值衰落，故而对中国多取负面的评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东学西渐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由于系列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开始大规模地渗入中国，世俗化的研究工作已然开始，以新教传教士和外交官为主体的来华西人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中国的小说与戏曲，乃至社会生活、民风民俗、中外关系。到20世纪，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精神困惑与创伤，以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异化与摧残，西方世界又开始向东方寻求思想资源与精神慰藉，大量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化。哲学方面，有老庄哲学与禅宗;文学方面，则是寒山、王维等人的诗歌。20世纪50—60年代之后，西方汉学开始步入新的阶段——“中国学”。有学者认为，这个概念主要产生于20世纪中叶美国以社会政治学方法所从事的中国研究。这一研究将过去集中于对中国传统文献的研究拓展到对中国现实政治、社会、外交与经济等领域的研究。
梅谦立：19世纪的西方进入了专业汉学阶段，大概始于1814年雷慕沙(Abel Rémusat)担任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第一位汉学教授。不过这两个阶段有重叠。因为在19世纪，天主教或新教的“传教士汉学”仍扮演着主导作用。直到20世纪，欧美各大学才成立汉学机构，此即今天的专业汉学。首先，专业汉学的宗教色彩比较淡，客观性比较强，不过，也无法避免从欧美文化视角研究中国。其次，专业性比较强，专门从单独一个领域研究中国，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再次，由于欧美学术受到实用主义思潮影响，汉学研究特别是美国的汉学研究，较为关注近现代，忽视中国古典文化。
刘孝廷：研究近代东学西传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西方人对待中国前后态度的重大转变。总体上看，18世纪以前欧洲对中国赞扬和肯定是主调，甚至是膜拜。而19世纪以来否定和贬低的声音开始偏多。学界分析了其中的多种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认为，有升有降、有褒有贬本是自然历史过程，属于正常;二是认为，这大体与欧洲人自己的思想命运有直接关系，因为随着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欧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带来了文化心态和视角的改变;三是认为，礼仪之争导致了中西方在文化上的交恶，断绝了彼此往来;四是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欧洲思想完成了自我建构，形成了自圆其说的新型理论，“欧洲中心观”形成，从而傲视世界，开始排他。当然这些原因都不是单方面发挥作用，而是综合的。
在与海外汉学的互看与对话中发挥研究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代以来，人们对西学东渐的影响关注较多。事实上，纵观历史，文化的交流与影响往往是相互的。应该如何看待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关系?
梅谦立：17—18世纪，西学东渐确与中学西传有密切关系，因为同一个传教士经常同时参与两个方面。比如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给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哲学与神学，也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中给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西方思想进入了中国，中国思想同时进入了西方。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著作，使用不同的语言，面对不同的对象，也讲述不同的主题。
我们可以肯定，欧洲的世俗化和现代化进程受到儒家影响，中国为启蒙运动提供了辅助作用。相反，在明清时期，西方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力很有限，而从民国以来，中国思想受到了西方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导性影响。在中西思想交流历史上，我们看到接受者扮演主导的作用，而这种接受的过程在当时是比较独立的。欧洲知识分子按照他们自己所关注的世俗化、民主主义去接受中国思想，而中国人按照他们自己所关注的国家危机或社会文化危机去接受西方思想。这两个动态过程是并列的。然而，从20世纪开始，由于思想交流更为紧密，西方人与中国人分享很多共同价值观，即便二者在同一价值的理解上可能有分歧。正因为可能的分歧的存在，如今的中西文化交流才更有意义，必须进一步深化。
刘孝廷：中国在现代化浪潮中因属于觉醒较晚的“后发”国家，所以也被动承受了全球化运动中外来文化的硬性进入，人们把这个过程叫“西学东渐”。很长一段时间，该词高频地占据文化比较的焦点位置，使得人们一直以为东西文化的交流是单向度的。近些年来，随着海外汉学材料的挖掘，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事情远不是那样简单。一方面，文化互动很少是单向度的，作用和反作用同时存在;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远超出人们想象，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哲学宗教等方方面面，在时间跨度和空间辐射面上对欧洲都形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个过程如今被称作“中学西传”。“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原则上讲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以来，中西方学者在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领域有了更多的交流与互动。但也有学者认为，从早期传教士汉学阶段对中国哲学思想基督教化的误读，到后期欧洲中心论影响下的负面评价，需要学界审视与反思。
任增强：文化误读是中西文化交流早期常见的一种现象。早期的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儒家经籍的解读存在着一种基督教化的倾向，试图在中国原典中寻找上帝启示的踪迹，无疑出于传教之需要，向中国的皇帝和学者证明耶儒道本是同源。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解读，既可以说明中国思想文化在西方所拥有的持久魅力，也说明任何对他者文化的阐释都受制于阐释者的历史性和有限性。无论是早期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基督教化解读，还是后来特别是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负面形象的描述与塑造，无不体现着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往往依据自身需要来建构对中国的不同认知。中国学者从事海外汉学研究，要在与海外汉学的互看与对话中，对中国文化进行新的思考。
梅谦立：过去的中学西传研究主要是西方学者扮演主导作用，因为他们有语言优势，能够阅读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及法文。最近20年，中国不少大学重新开设了拉丁文课程，很多年轻学者能够把握好几门欧洲语言，他们所构成的越来越大的研究团队，能够与西方学者展开更有深度的研究合作。最为显见的一个研究进步是档案馆文献的处理。传教士的很多汉学研究没有出版过，罗马、巴黎、里斯本、马德里、伦敦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收藏了很多这样的文献。有语言能力的中国年轻学者正在逐渐增多，将来他们能够继续研究新发现，挖掘过去被忽略的声音。关于研究领域，过去的研究集中于官方思想，包括对皇庭、编年史、儒家经典的研究，现在的研究也注意到民间层次及地方性特色。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学者，都必须在职业上有同样的标准，搜集中西原始文献和二手资料，重视文献，考证不同文献之间的差别，保持客观判断力。
刘孝廷：20世纪，随着人类交往能力和深广度的增加，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发生了质的飞跃，特别是开始扭转传统“东方学”中作为他者的东方学的视角。这除了一般性的原因，还与中国人“走出去”，特别是中国作为独立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在东方的巍然屹立，有直接而紧密的关系。
今天，国际学界终于发现中国思想的魅力和优长，并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实践哲学确定为“金规则”。目前，欧洲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哲学研究中心，其比较的一方就是中国哲学。因此，在全球跨文化对话的今天，中西哲学各自发展，色彩纷呈，必然各显所长，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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