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政治理念的根本内容，它与大同理念互为印证，相互照耀，构成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和人字形的超稳定结构，虽历万世而不倾塌萎顿。
天下为公理念，包含了四维意思。第一维，天下不是帝王权贵所私有，天下贵贱万民均是天下主人，一家一姓不能排除他宗而擅利，帝王将相不能排除庶民而擅利。如果某种势力为了成全权贵集团私利，侵害剥夺他宗及庶民权利，那就是背礼叛道。第二维，天下统治权不能沦为某家私权，不能在帝王将相之间私私相授。贵为天子也不可擅权，必须惟贤是举。官无常贵，民无常贱，谁贤谁当政，谁贤谁治国。第三维，天下大事的决策，必须充分征询各阶层、各群体意见，力求符合天下贵贱万民利益和心愿。第四维，天下(社会)必须是一个整体，凡为生民，必与我构成某种相互影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执政者要顺乎民意，引领天下造就友好相处、和谐互动的大同格局。
所以，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乃一体两面。当我们谈论天下为公时，是朝着世界大同的目标走的。当我们谈论世界大同时，是对天下为公理念的阐释和落实。
在撰写《史记》的整个过程中，司马迁始终不忘天下为公的原则，和上述四个内容。许多人物，因为坚持天下为公的理念，而受到司马迁的赞许和彰显。下面按四项内容，罗列《史记》相关叙述和主张。
第一节天下乃万国兆民所共有，任何人不可擅利
在多部落、多民族的漫长纷争中，如何与其他部落、其他民族相处，是考验政治智慧的一件大事。在司马迁笔下，古代九州大地上的游戏规则，不是赶尽杀绝，而是在战争达成的平衡基础上，和平相处。这就是天下为公的信念。百族共和、万邦协调，是中国古人共同的政治胸怀。司马迁赞赏此种政治原则，并用自己的叙述，突显了这种政治原则。
周族古公亶父遭遇戎狄的反复袭扰，主动东撤，让出生存空间，即是一例。渭水两岸，容得下咱们周戎两族，何必相互侵凌相互争战呢。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嘛(《史记·周本纪》)。
殷商打败夏桀，如果要灭绝夏族，斩草除根，并非难事。因为那时各族人口规模都很小。可是殷商无意灭绝夏族，而只是夺其宗主权，允许其在规定的封地上保持祭祀，繁衍种族，与其他种族共和而存。
周族击败商纣，也如法炮制，并未消灭整个商族，连商纣的儿子也未诛杀，而且封为王侯，准其赓续祭祀，绵延种族。
我们看看司马迁怎样描写灭纣之后，周武王的举措：
武王以殷遗民封商纣之子禄父。天下初定，尚未和睦，武王派弟弟管叔鲜、蔡叔度辅佐禄父治理殷国。然后又命召公放贤人箕子出狱，命毕公放百姓出狱，在贤人商容的闾门上，设立标志以表彰他。命南宫括散发鹿台的钱财和巨桥的粮食，以赈济贫苦人民。命南宫括、史佚搬走殷人的九鼎和宝玉。命闳夭为比干之墓封土为冢。命宗祝于军中举行祭祀典礼。然后撤兵回到西方故地。(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史记·周本纪》)
武王诛暴君而不诛殷民，扶正驱邪，尚贤抑奸，存其祖庙祭祀，并且尽快撤走军队。殷商社会因此很快恢复正常。直到禄父发动叛乱，周族才再一次镇压，诛杀禄父。即使如此，周依然没有屠灭殷商公室贵族，而是异地而封，将纣王庶兄微子封在宋(今山东河南交接的微山湖一带，首都为今商丘)。日后名声大振的宋国就这样诞生了。
周武王不但厚待商族，还给历代圣王后裔专封属地，赓续其祀：
封神农的后代于焦，黄帝的后代于祝，帝尧的后代于蓟，帝舜的后代于陈，大禹的后代于杞。(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史记·周本纪》)
武王所为，颇合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思想。这也是司马迁的思想。
这种万邦协和、兆民大同的思想，体现在对先圣政治行为的叙述中，《史记》随处可见。
黄帝打败蚩尤后，往东考察东海，登上丸山和泰山。往西考察空桐，登上鸡头山。往南考察长江，登上熊山、湘山。往北驱逐了荤粥(xūn yù)部族(即匈奴)，来到釜山与诸侯合验符契，并在涿鹿山脚建都邑。虽有都城，可是黄帝四处奔波，无法定住一处，带兵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设置军营以自卫。(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带着一支“警察部队”，巡游九州，确保天下安宁。可以想见，蚩尤初败，其核心部落逃向长江以南，其他非核心部落，不想离开故土。黄帝本无赶尽杀绝之意，所图只是天下太平，于是允准蚩尤外围部落依然在中原生活，只要俯首称臣、纳税进贡、承认黄帝宗主地位即可。这与三千五百年后发生在美洲印第安部落之间屠灭种族，大异其趣。印第安人的部落战争，尽力赶尽杀绝。吾夏黄帝则持守天下为公信念，建构包括自己人和昔日敌人在内的协和共存制度。
虽然大局甫定，可是各部落的矛盾时时滋生，日日发展，一不小心就可能激化生变，重启战祸，所以需要黄帝日日奔波，遍查四方，维持秩序。
越王灭吴，勾践许诺给吴王夫差一块封地，以百户之民供养其生息和祭祀。由于吴王夫差自杀，这个许诺才没有兑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但这种理念和胸怀，不惟中原信守，东越亦然。
即使以残暴之名在后世备受谴责的秦始皇，对六国王族，也非斩尽杀绝。陈胜举起义旗，各地响应者风起云涌，其中在灭秦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恰是六国王族遗贵，有的竟是末代国王的亲生儿子。楚国、韩国、魏国、赵国、齐国，各国公子或宗室趁势而起，他们具有非凡的号召力和组织力，成为打败秦军、消灭秦政的主要力量。灭秦的统帅就是楚国末代大将项燕的后代项羽。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张良，则是韩国宰相之子。陈胜所封魏王，是故魏公子宁陵君魏咎—秦始皇连有封地的王公都未诛杀。义军先后树立襄强、景驹、义帝(怀王)三个楚王，都是故楚嫡系后裔。
既然义军能找出六国王族后裔重出江湖，当年秦军要找出他们尽屠之，决非难事。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天下为公的理念，已经是深入华夏人心的文化律令。
《史记》对周武王保持历代圣王祭祀，有超越祭祀本身的理解：保留祭祀权乃是承认其民族实体作为天下主人的主体地位，进而承认其利益诉求。《周本纪》对此有严肃的讨论：
厉王好财利，跟唯利是图的荣夷公臭气相投。大夫芮良夫给厉王进谏：荣夷公垄断天下财利，而不计后果。这样下去，王室怕是要衰落。财利，就是天地所生的万物，谁想要独占，天下人人愤怒，大难为期不远。治理万民的圣王，应该将财利合理配置给天下万方，使天神地祇、万国兆民各得其宜。匹夫擅利，尚且被称为盗贼，贤君明主要用刑法收拾他。天子如果擅利，还会有人归服您吗?您若任用荣夷公为政，周室离灭亡就不远了。(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史记·周本纪》)
帝王权贵不可擅利，因为天下万物为兆民共有，非一家一族可以专。这才是天下为公的关键内涵。《史记》用这个天下为私的例子，从反面证明天下为公是唯一符合大道的政治原则和文化原则。
华夏大族信奉的这一原则，跟后世异族比较，尤显可贵。近世五百年，西人陵夷世界，每到一处，灭其历史、绝其种族、断其宗庙祭祀，成为普遍现象。美洲印第安人、澳洲原住民、南太平洋地区岛民，大多数种族业已灭绝，澳洲幸存者被白人殖民者纳入野生动物管理部门管理，堪称人类奇耻大辱。日本人占领台湾，令台人改为日本姓氏，彻底灭其宗庙教化。他们奉行的，恰是天下为私信念。西洋东洋这些邪恶信念和野蛮行为，跟华夏似乎不是同一物种。
以西洋东洋殖民史为背景，远眺五千年来华夏圣贤和兆民所坚守的天下为公原则，不得不赞叹其为人类文明第一天条。
第二节天下治权乃万国兆民所共有，贤者为治，任何人不可擅权
传说中尧帝是天下为公理念的践行者和维护者。“尧知子丹硃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硃病;授丹硃，则天下病而丹硃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史记·五帝本纪》)
尧选择继承人的标准，不是血缘远近，而是才德厚薄;目的不是利于子孙，而是利于天下万民。他以极为郑重的态度，选择外部落的舜作为接班人，对他进行了极为严格、漫长的考察，感到十分满意，终于把帝位传给了舜。
天下为公的理想，与天下为公的行为实践，几乎是同时诞生的。后来，天下为公的实践越来越少，但是天下为公的理念却越来越发达。人们显然是想以公天下的理念，对私天下的实践，进行某种批判和约束。司马迁撰写《黄帝本纪》时，显然抱有刻意突显远古先圣天下为公实践、放大天下为公理念之意。
《墨子》和墨家，是维护天下为公理念最为热心的贤人群体。《墨子》中《尚贤》、《非攻》、《兼爱》等篇章，处处都在维护天下为公的价值原则。
古代圣王治国，推崇贤德和才干。即使是工农草民，只要德才兼备，一定予以高位和厚禄，把治国重担交给他。……所以，官不会永远贵为高官，民不会永远卑下。有德有才就上，无德无才就下。(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
天下非私有，谁有管理国家、服务万民的德才，谁就可以承袭王位。所有岗位上都站满了贤能之士，何愁国不治、民不富?尚贤任贤的依据是什么?就是天下为公。
儒家的目标当然也不例外。《尚书》这样要求治国者：老百姓的合理意见，不能埋没，所有的贤能之士，必须无一遗漏地请到朝廷来为民服务。“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尚书·大禹谟》)“野无遗贤”一直是儒学体系评判朝廷开明程度的重要参数。更可贵的是，历代圣君贤臣，也一直以此标准要求自己的朝廷。
《尚书》还强调，一定不能欺负贫弱的民众，不可侵害民众利益来满足自己的任何私欲。“不虐无告，不废困穷。……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尚书·大禹谟》)
司马迁说：“墨者亦尚尧舜道”(《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经常将孔墨二宗并为巨圣，儒墨二学并为大道。至于《尚书》，司马迁尤其视为至尊至宝，为其每一篇章的产生，阐明历史背景和主旨，再没有第二本古籍，让《史记》这么卖力的。其心同，其道一也。
第三节天下决策权，亦为万国庶民所共有，治者必须善察兼听
仅靠贤才，就能解决治国平天下的问题吗?就能落实天下为公的理想吗?司马迁不相信任何个人、集团有能力包揽治国大计，贤才也非全智全能。那么，怎样才能超越贤才，让国家治理臻于理想呢?
司马迁说，好的裘皮大衣，一狐之腋可不够，一座房子，一根木头做不成。夏商周三代的丰功伟绩，靠的不是某一个贤士的才智。要想建立千秋大业，怎么能只靠少数人的才智呢?(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所以，再伟大的圣君贤相，也必须善察兼听，才能体现万国兆民意志，惠及万国兆民利益。
周武王灭纣之后，专门向殷商贤人箕子请教治国大道。箕子是王族公子，一直想挽救纣王重归正道，可是屡谏无效，乃佯装疯狂，才避免了比干式的惨死。他对于善察兼听，体会太深。他跟武王开诚布公谈了许多看法，其中对决策过程和决策程序也多有讨论，《尚书》中有详细记载。司马迁很重视箕子智慧，大量引述到《史记》中。
针对天下大计的决策，箕子说，君王首先要独自深谋远虑，然后与公卿大臣协商，与万国百族协商，最后用卜筮来求神决断。你自己同意，龟卜同意，草占同意，公卿大臣同意，万国百族同意，这就叫大同，那么这个决策可以确定下来。君王本人会因此健康强壮，子孙也将因此永远大吉大利(女则有大疑，谋及女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孙其逢吉。《史记·宋微子世家》)。
箕子的要求已经很高。司马迁似乎还不满意。他认为，事到临头才征询万民意见，还不是最好办法，最好办法是身居要职者，随时倾听万民的心愿与建议，那样你的整个状态才是执政为公、执政为民。《史记》用召公言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周厉王违背大道、擅权擅利时，天下怨声载道，怒涛汹涌。周厉王以苛政严刑平息民怨，忠臣良将忧心忡忡。此时召公挺身而出，斗胆进谏。
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治水重在疏导，治民要让他们畅所欲言。身为天子，应该广开言路，让公卿列士献诗，让盲乐师献曲，让史官献书，让乐师规诫，让无珠盲人叙事，让有珠盲人诵史，让百工劝谏，让庶人街谈巷议，让近臣规劝，让亲族补察过失，让乐师和史官来教诲，让老人来综合归纳，而后，由天子斟酌体察，权衡决断。必须如此，才能保证朝廷政策符合民心和天道。”(召公曰：“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史记·周本纪》)
瞽、瞍、矇、百工、乐师、庶人者，皆卑微草民也。在文字记史出现之前，瞽、瞍、矇都是口传历史的传承者。今天说书者主要娱乐大众，古代说书者则承担着后世史官和礼官(主教化)的双重职能。这些卑微草民的言谈和说唱，蕴含着历史经验和人心向背，所以，召公把这些草民心声，放在公卿意见同等地位上。
尊重不同阶级的利益，倾听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这才叫善察兼听。这种要求，设计根本的政治原则，那就是平衡各阶级的利益诉求。支持召公提出这个原则的，则是那个更根本的原则，那就是天下为公。
司马迁深得召公之心，他常常离草民最近。
第四节天下万国兆民乃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必须携手共建大同
司马迁云：“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司马迁并不笼统否定利，所否定者，乃擅利，乃掠夺兆民之利，乃以天下公利为一己私利也。他的主张，即是芮良夫所云，让万国兆民共享天下资财。
司马迁云：“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適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孔子一生，或著述行教，鞭笞乱臣贼子，或奔走四方，鼓吹礼乐仁义，其终极旨归，即是天下为公，兆民大同。一篇《史记·孔子世家》，洋洋万言，叙事甚少，恨不得把《论语》圣教，悉数抄录。何者?思想同振，精神共鸣。他们相隔四百年，但面对的是同一部大道式微、大同难期的历史，其救衰挽败、振道兴德的理想，何等齐一。驻足于孔子故里，想象着与孔子面叙深言，其大道传承、理想贯通之感，一时高潮。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司马迁或许是默念着这样的孔子箴言，一步一回头地向孔子故里告别的。
孔子论天下为公，层次清楚，结构宏博，言简而意密。
论国家整体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论统治阶级云：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论社会组织云：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论劳动阶级云：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论社会秩序云：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短短百字，由公天下说到大同，可见天下为公与兆民大同乃一体两面。
司马迁命途多舛，蒙辱受痛远超孔子。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报任安书》)，以成《史记》，即是自觉传承孔子之志，和《春秋》之道。《史记》告成，无以见天日，只能有待后世君子明察。其所期者，非为夸才颂名，唯在打通尧舜禹汤道统，铸造天下为公理想。
这种天下为公、兆民大同的政治原则，犹如血液，在中华民族的血管中流淌几千年。尧舜道统，具有强大的规范力和纠正力。
司马迁所期待的后世君子，代不乏人。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其精神其理想，与神州先王之心基本一致，皆系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属。如何走向大同，异代殊途，其情其怀，则古今一致。1949年6月，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毛主席写了一篇《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五次提到“大同”理想，与尧舜禹汤、孔子司马遥相呼应。
今日中国多达56个民族，构成“多元一体”格局，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此种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跟古圣先贤的历史实践，及司马迁的着力建构，一脉相承。
（原载经崖国学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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