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发愤，坚韧不拔，是司马迁极力弘扬的精神，也是《史记》的美学风格之一。在介绍《史记》创作缘起和写作动力时，司马迁指出：“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
所谓“思来者”，就是跟后世沟通。这种沟通当以民族文化的传承性、民族性格的一惯性为前提。司马迁明确交代，他是自觉地用民族精神中最为强大、光辉的因素，来铸造华夏大族的精神文化。
越王勾践不听范蠡谏阻，贸然伐吴，惨败。越王担心从此灭国，无以复兴。大臣文种云：“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是换一个语境把司马迁自序的话重复强调了一遍。
商汤、文王、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均是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人物，然而他们无不经历过困辱磨难。他们的成就，正是经由旷世困辱磨难的锻压、塑造与考验，才爆发式地喷涌直上、光昭日月。
判断一个人能否开创功业、登高至极、成贤称圣，只要看他如何面对厄运、屈辱与磨难。在司马迁看来，人所受的困辱磨难，与他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历史贡献，具有内在的关联。是君子就不应该被困辱磨难所摧毁，而必须愈挫愈勇，愈辱愈坚，愈磨愈锐。上述圣贤之士，固然人人如此，《史记》中其他许多人物，皆为此属，名单可以列得很长。
少年韩信，曾受胯下之辱，青春张良，曾在桥头忍受一老头无理支使。秦相百里奚混迹于奴仆之中，季布将军以奴隶身份戴枷劳作于田头，而且随时有砍头之忧。赵武、伍子胥、张仪、苏秦、范雎，都是受过大磨难，而又能够坚忍不拔，奋然崛起的。范雎的遭遇，比较典型。
范雎家境贫寒，曾周游列国谋求富贵，未得手，乃返还魏国，在中大夫须贾门下当差。他随须贾出使齐国时，齐国知道他智慧过人、口才出众，就派人给他赠送十斤黄金以及牛肉美酒之类，范雎不敢接受。须贾认为，范雎很可能是把魏国的机密出卖给齐国了，才得到齐国馈赠。回国后，须贾将此事报告给魏国宰相魏齐。魏齐大怒，命令左右对范雎用刑，打得范雎胁骨折了，牙齿断了。
范雎承受不住酷刑，乃装死。魏齐派人用席子卷着，把他扔在厕所里。并让宴饮的宾客，轮番往范雎身上撒尿。
范雎苦苦哀求看守说：“请您开恩放我走吧，日后必定重谢。”
看守对他的遭遇很同情，就向魏齐请示说：“我想把席子里的死人扔掉。”
魏齐宴饮已久，正醉着呢，随口答应说：“行啊，扔了吧!”
范雎因此才得以逃脱。
魏齐醒酒之后，忽然明白过来，马上派人去搜捕范雎。范雎则更名改姓，开始了一场恐怖大逃亡。
久经磨难，范雎终于逃到秦国，有幸得到秦昭王赏识。范雎提出，应该改变外戚魏冉近交远攻国策，实行远交近攻战略，侵伐邻国扩张国土。他还提醒秦昭王，当下太后和贵族权力太大，王权偏弱，不利于国家发展。秦昭王幡然醒悟，赶紧废太后，免宰相，外迁贵族，拜范雎为相，励精图治，遂达民富国强。
范雎在秦昭王支持下，上承孝公、商鞅图强之志，下开秦皇、李斯统一帝业，是秦国历史上富国强兵、攻城略地的一代名相，为秦始皇最终灭六国、一统华夏打下坚实基础。李斯在《谏逐客书》中高度评价范雎的贡献：“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二十余字的概括，极其准确。
范雎功勋昭彰，恰是忍辱发愤的典范。
举大事没有不遭挫折的。只有忍辱发愤，坚韧崛起，才有大成。忍辱的过程恰是磨砺自己的过程，崛起的过程，更是修炼提升自己的过程。
越王勾践失败之后，卧薪尝胆，谋求复兴的故事，妇孺皆知。他究竟如何忍辱负重的呢?司马迁有一段描述：
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中国古代所奉圣人，限于华夏核心地区，诸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于南越北狄，有待圣教风化，何圣之有?然而这段文字，与《五帝本纪》、《夏本纪》中描述舜和禹的文字，文化基调、感情色彩完全一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崛起的精神，完全是圣人精神。他在忍辱发愤的过程中，把自己塑造为尧舜禹汤那样的圣人。这是忍辱负重的最高境界。
《史记》所事，在于“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于“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司马迁著史之旨归，尽在匡扶社稷，治国平天下。所谓忍辱发愤、坚忍不拔者，即是勿在困厄中意志崩溃而随波逐流，亦勿在困厄中绝尘远遁而餐风饮露，唯应在困厄中拔地而起，建功立业，肩负社稷之重。此其所望于同侪、所托于族民者，何其厚也。
建功立业需要忍辱发愤，守成则需要忍辱负重。周公旦事迹颇可为此注脚。
周成王继嗣武王时，年幼不可亲政，由其叔父周公旦摄政。周公以吐哺握发之诚，经天纬地、协和万邦，遂成一代巨圣。
可当时许多人对他有误会，谣诬周公要谋逆作乱，说得成王忧心忡忡。周公有口难辩，为了避免矛盾升级，殃及国祚，只能远走他乡，自我消失。后来成王在宫廷府库中，发现周公祀神作法的档案。那年成王病重，命在旦夕。周公剪下自己的指甲，沉河祷告说：“国君年幼无知，由我当朝理政，若有祸殃，请降临我身。”古人观念，均信鬼神灵验，祀神祭鬼都特别郑重其事，指甲沉河那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成王因此深受感动，立即诛杀诽谤周公的大臣，着人把周公请回王宫。
《蒙恬列传》和《鲁周公世家》中，都详细记载了这个故事。《蒙恬列传》中原文是这样的：
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可谓信矣。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沈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史记·蒙恬列传》)
此类事以前也发生过。周族伐纣得胜次年，武王大病，满朝惊恐。周公于是准备了许多玉璧玉珪，为武王祀神作法，向神灵祷告云：众多兄弟中，只有我多才多艺，最能娱乐鬼神，神灵要收就把我收去吧。大兄姬发肩负社稷之重，累于安定万民，并非多才多艺，不善侍奉鬼神。只要你们收我去，我把这些玉璧玉珪，全都送给你们。周公此事时人不知。直到周公辞世之后，天象激变，震惊朝野。成王率百官开金縢书，才看见记录此次祭祀活动的记录。(《史记·鲁周公世家》)
周公旦虽然未登天子位，但他是历史上公认的巨圣。古代流行的巨圣排序，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文是周文王，武是周武王。七个巨圣，周公是唯一一个无天子身份者。周公当之无愧。
他不但最能忍辱，还最能牺牲自己。为了江山稳固和万民太平，随时可以捐身成仁。上述两个祭祀仪式，都是用己命换天子健康。面对满朝谣言和猜忌，他不辩不怒，宁愿背负诬陷、牺牲名节，以保大局。
周公故事说明，国祚底定之后，维护大局，保守大业，同样需要忍辱负重，坚韧旷达。
汉室初兴，天下甫定，急需各路王侯和广大朝臣，跟天子一起同心戮力，稳定大局，建构权力秩序、行政体系和运行机制，带领社会恢复生机、重返繁荣。原本分散作战的王侯，要汇聚一起共理朝政，难免有利益纷争，难免相互怀疑、相互猜忌、相互抱怨，难免经历磨合的别扭和摩擦的阵痛。这时候，需要像征战时期一样具备忍辱负重、坚忍旷达的意志和胸襟，需要克己奉公、共担天下的理想和境界。
然而，刘邦和他的王侯僚属，恰恰没法共度这个难关。各路王侯多想着扩大自己的利益，各自拥兵自重，据国傲世，各逞酒色生杀之快，各享称孤道寡之荣。中央王朝难于调配天下资源，更难做到令行禁止。长此下去，天下必将重归动荡，甚至四分五裂。于是天朝与王侯的较量日甚一日，最后爆发了一次次反叛和一次次平叛。初封八王，韩信、彭越、黥布、韩王信、臧荼、卢绾六人，因反叛而当世灭国，张耳多智，维持到二世失爵。唯长沙王番君吴芮，克己制欲，心正道直，以天下为重，传爵五世，以无嗣断绝。
为剿灭六王，耗尽天下资财，疲惫天子心力，斫伤高祖身体，导致高祖立国七年即能尽西归，给吕后乱国留下档期，汉初社稷和华夏礼法均遭重创。
倘若八王齐心共佐天朝，群臣同德勤勉事政，则种族繁荣在即，社稷血食不绝，天下何幸哉。
苏轼曾批评高才盖世的贾谊，“是亦不善处穷者也。”(苏轼《贾谊论》)汉初韩信、彭越、黥布等，则可谓“不善处达者也”。司马迁所期于族民者，不但穷时需“忍辱发愤，坚忍不拔”，达时亦须“忍辱负重，坚忍旷达”。此种精神如果被一个社会广泛认同，就会内化为民族性格。司马迁之望，在于斯也。
(原载经崖国学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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