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聊《礼运篇》的“大同”和“小康”

 瞎聊《礼运篇》的“大同”和“小康”

阿  南

一

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礼记·礼运篇》中，有这样一段记叙：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在这一段著名的记叙里，仲尼先生以严谨的逻辑，简洁而具体、全面地描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大同社会”：

一、决定大同社会本质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天下人所公有，包括社会财富的全民公有和社会管理权力的全民公有。社会财富的全民公有，是社会管理权                                                   

力全民公有的基础和前提；社会管理权力的全民公有，是社会财富全民公有的政治保障。

二、在大同社会里，确保社会管理权力全民公有的，是全民公选制。全民公选，才能选出真正的贤能人才；全民信得过的贤能人才，才会不负全民的重托，管理好社会。作为贤能的社会管理者，“讲信”是其基本修养，对天下百姓不欺骗，不隐瞒，言必信，行必果；“修睦”是其根本职责，推动天下百姓友爱相处，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社会管理者自己首先“讲信修睦”了，天下百姓也都会“讲信修睦”，这便形成全社会讲诚信、讲亲睦的和谐人际关系。   

三、人人为公，是大同社会的道德规范。人人敬老爱幼，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珍惜公有的社会财富，既憎恶一切浪费现象，也厌恶将钱财“藏于己” 的自私自利行为；人们唯恐自己的智力体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但这完全是为公，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   

四、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在大同社会里，人人以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高度自觉地从事各种社会劳动，为社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此同时，大同社会又给予人人各得其所的社会保障，“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家庭和谐，人民安康。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公平和谐的生存条件，人们回报社会以高度自觉的劳动成果，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又互相促进。因此奸诈阴谋的事无以发生，盗窃财物扰乱社会的事情不会出现，故外户而不闭。
    天下为公(全民公有)的经济基础，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人人为公的道德风尚，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这一切正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高度民主的大同社会图景！

不过，笔者更愿意相信，《礼运篇》中类似的内容，不少是孔门后人伪托于大名人仲尼先生的——古今有异，古人为传播思想观点常伪托大名人，今人为名利双收则喜爱抄袭！

—是仲尼先生一生只顶礼膜拜文、武、周公时期的“小康社会”，明确申述“吾从周。”（《论语·八佾篇》）一贯倡导“克己复礼”，以“礼”治天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而“礼”，就是等级制度。所以上述记录中仲尼先生礼赞大同社会，礼赞大同社会的高度民主管理，恐有违仲尼先生的政治理念和历史真实。二是上述记叙显然是赞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而“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是作为大同社会的比照物而言说的。仲尼先生不可能像上述记叙那样，“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同时把绝然对立的“大道之行也”的大同社会与“三代之英”的小康社会，都视为理想的社会模式。

二

那么，中国古人所说的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各自有什么特色，或者说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呢？这在下表中，可以很分明地看出来。

    两类社会形态比照

不管怎么说，上述著名记叙至少说明，早在二千二百多年前，中国已有匿名的“共产主义者”在传播人类的理想社会。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只能说，古代匿名“共产主义者”所赞叹的高度民主的“大同社会”，其实不过是现代人定义的原始社会。

所以第一，表中说的三皇五帝，只是原始社会里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已。即使那时确是用了“皇” 或“帝”的名号，但与后世“皇”、“帝”的内涵，是迥然有别的。同时，那时所谓的“天下”，涵盖面也很有限，仅仅是指本氏族、本部落或本部落联盟。所谓的“全民”，也仅仅只是指本氏族、本部落或本部落联盟里的人们。

第二，那时也没有表中说的“制”、“制度”之类的概念，这些概念是阶级与国家出现之后才出现的。所以表中说的公有制、公选制、民主的政治制度等，是现代人对原始社会的某种解读，并非当时确有这些制度规范。如果说有，那也是习惯法、自然法罢了。

第三，原始社会实行天下为公的“原始共产主义”，是因为当时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在满足人们最低水平的基本生活需求外，已没有多少剩余的、值得私有的“产”，也因而“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同时，各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在严酷的竞争环境中，（（参见《金权时代》，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第26～29页）为了获得并保持生存与发展的相对优势，也不能不采用财富公有制；不能不采取选贤与能的首领及社会管理人员公选制；不能不倡导“货恶其弃于地而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而不必为已”的价值观念；不能不实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保障体系。

第四，在财富公有制的经济条件下，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们的责任远重于权力，辛劳远大于权利，他们没有迷恋权位的动力和欲望，因而“禅让”成了自然而然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接续方式。

总之，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原始共产主义是当时历史条件下“自然”的、最优的社会制度选择。或者说，不采取原始共产主义的氏族、部落，都在优胜劣汰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竞争中自然败落，湮没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了。

三

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和伴随而来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为夺取更有利的生存发展环境所进行的争战，导致私有制、家庭、阶级和国家的出现。（参见《金权时代》，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第29～32页。）于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转换为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了。

说到这里，笔者真的非常惊叹于古人的概括力，他们所记述那个“小康社会”，几近囊括了我国封建时代的基本制度：

第一，经济制度是天下为家，实行社会财富私有制。而且权力越大，可霸占的社会财富也越多。最高统治者天子，当然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下面各级统治者，也都力争在自己权力范围内，将社会财富，包括美女的人力资本等等，搜刮到自家名下。

第二，政治制度是统治权力世袭制，权力的宝座，实行父传于子，兄传于弟，“非我族类，不得染指”。行政上“以礼为纪”，依法治理——以统治者制定的“礼”为法则，统治管控老百姓。当然，对于“礼”的制定者也即治人者，那自当别论。再辅以“维稳”力量——城郭沟池以为固。

第三，价值观念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财富生怕不归自己所有，气力则唯恐出于己身。只讲权利和利益，不讲义务和责任。

第四，社会状态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整个社会像一滩沙子，一堆散装的马铃薯。

第五，治安现实呢？谋用是作，勾心斗角，明抢暗夺，甚至一言不合，兵戎相见。

大概是出于儒家门徒的谦虚，《礼运篇》没有点出，“小康社会”的意识形态一定是尊孔崇儒的。这姑且算第六点吧。

四

人类自出现了私有制、阶级、国家后，人们有了阶级的分野，有了物质利益的冲突，理想的大同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从此成了历史的反动。而面对天下为家、货力为己、谋用是作、兵祸四起的阶级社会现实，人们又怀念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把它作为孜孜以求的理想。无论是儒家的《礼运篇》、英国莫尔的《乌托邦》，还是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甚至包括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佛教。在历经五、六千年的晨钟暮鼓、沧海桑田之后，再度有力地吹响共产主义号角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马克思雄辩地证明了的高度民主的共产主义，既不是《礼运篇》那样的倒退复古，也不是《乌托邦》那样的虚无缥缈，更不是像三大宗教那样寄托于死后的天堂。它是科学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

有人说，历史是螺旋形发展的。如果说，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代替天下为公的原始共产主义，曾经是历史的进步。那么在今天，……晤，不好说，就不说也罢。

201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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