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乐正”与后儒的孔子“删诗”、“删书”、 “作《春秋》”等说的子虚乌有

　　孔子的“乐正”与后儒的孔子“删诗”、“删书”、

　　“作《春秋》”等说的子虚乌有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吴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其一，说孔子、孟子之所言，所主张与当时社会相抵触，不和当时社会之潮流。

　　其二，是“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并非说孔子有“删”《诗》、《书》和“作《春秋》”之“实”!

　　这是通过司马迁的《史记》否定孔子“删”《诗》、《书》和“作《春秋》”之说清楚的证据。

　　《论语·阳货·17·18》：“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郑声之乱雅乐”：“郑声”，郑国民间流行音乐，泛指孔子认为的淫荡之声和靡靡之音;“雅乐”，指像《韶》、《武》那样的正统音乐。既然“郑声之乱雅乐”，孔子是如此憎恨“郑声”，若真有孔子“删诗”之实，其“郑风”必然在被“删”之列，绝对不会让“郑声”与“雅乐”在《诗》中并列。今天《诗》中《卫风》、《郑风》的存在，就使关于孔子“删诗”的谎言不攻自破。

　　《论语·述而·7·19》：“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注意：在这里孔子自己说得很清楚，孔子在老年时，是“其为人也，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是“发奋忘食”，发“乐”之“奋”，以至于“忘食”，“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根本没有什么“删诗”、“删书”、“作《春秋》”以及“喜《易》”和“韦编三绝”等之事的任何迹象!

　　说明在孔子老年时，是快乐地忘记忧愁，并非是“编删诗书、讲学”忙碌地忘记忧愁。并没有有任何编删诗书、讲学的任何迹象。“其为人也，发奋忘食，乐(笔者：快乐)以忘忧(笔者：忧愁)，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其实并非如此，孔子在教子路说谎，实际是终不被用，并且子死，徒死，最后自死!

　　注意《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少益进焉”(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409页)，《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419页)当时早已是“礼崩乐坏”，并且继续“礼崩乐坏”，“礼崩乐坏”是当时的主旋律，主潮流，也是当时鲁国社会政治的主潮流。孔子在鲁国都找不到工作。一个在社会中不仅不得用，而且被普遍反对的专业，岂会“颇受业者甚众”， 如何会有“弟子盖三千焉”!

　　《论语·述而·7·18》：“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雅言”：当时的官话，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孔子的职业是“执礼所以会说官话。说明《诗》、《书》，在孔子以“执礼“为业时就早已有之，并非孔子删编。由此，也可知《诗》、《书》在孔子时早已有之，并非孔子删编。

　　诸如《诗》、《书》、《春秋》这些国家典籍，，在周王朝灭亡之前，只能保存在其国都的专门设置的机关中，并且专人负责和卫兵守卫。周王朝在公元前256年，为秦所灭。鲁国在公元前256年，为楚所灭。

　　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其皆亡于孔子死后二百余年之后。在孔子死前，没有任何孔子得到过，更没有独享、独占过这些典籍的任何记载，孔子也没有任何资格独享有、独占有这些典籍;甚至于也没有孔子到周京都查阅这些典籍的任何记载，甚至于孔子也没有任何有接触资格和机会。

　　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孔子与“敬叔俱至周，问礼于老聃”。《礼记·曾子问》载：“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gèng)，日有食之。’”孔子是陪同南宫敬叔，到去雒邑“问(实际上是学)礼于老聃”，也并非如同《孔子大辞典·历史背景·故国地名》所说：“孔子曾在鲁君的支持下，与南宫敬叔到雒邑考察周文物制度;颇有收获。”(不仅孔子没有资格，就是鲁君也没有资格)

　　《论语·子张·19·22》：“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在周王朝、鲁国未灭亡之前，这些国家重要典籍也是绝对不会流于民间。孔子更绝对不会在周王朝、鲁国未亡之前，在民间获得这些典籍。

　　不论是谁，不享有、不独占有这些典籍，扯谈什么“删”、“作”，那是痴人在说梦！

　　一、《孔子大辞典》对孔子“乐正”及“作《春秋》”、“删诗”、“删书”等说的评说

　　《孔子大辞典·孔子·著述》：“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而历来传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孔子删《诗》说不可信。《论语》两次说‘诗三百’，可见《诗经》原来就是三百多篇。孔子可能对诗作过整理，并注重诗教，以《诗》教授弟子。孔子删《书》更不可信，但孔子曾对《书》加以编撰。今存《尚书》已非孔子所编之原貌。关于礼，乐，孔子时都未成书。《周礼》和《礼记》是战国秦汉间儒家作品。旧说《仪礼》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亦不可信。可能是孔子有所口授，战国儒家加以增益编著，经汉儒编定。孔子订正过古乐，他自己也说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至于他与已失传的《乐经》有何关系，已无从考证。关于《春秋》，孟子、司马迁都认为是孔子所作。近人颇有怀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孔子晚年研究、传授过《周易》，尽管至今许多史学家、易学家仍然认为《易大传》表达了孔子的思想，但《易大传》却并非孔子所作。《易大传》的大部分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总之，六经都与孔子有关系。孔子对六经都有过研究、整理与传授。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贡献的。”

　　《孔子大辞典·生平事迹·事迹传说·删诗》：“指孔子删诗之说。最初见于《史记》。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孔子是否删诗，自唐孔颖达(置疑)以来，众说纷纭。但持反对意见者也并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

　　《孔子大辞典·生平事迹·事迹传说·删书》：“指孔子删定编撰《尚书》。据《史记》、《汉书》记载孔子曾删定编撰《尚书》。《尚书》乃上古之书。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汉武帝时又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汉以后《尚书》被列为儒家经典，故称《书经》。关于孔子与《书经》的关系，钱玄同认为孔子与《六经》毫无关系。而皮锡瑞则认为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其功皆在删定六经’。(笔者：《孔子大辞典·生平事迹·称谓封号·万世师表》：“原指在道德学问上永可作为学习榜样者。清康熙皇帝用以题孔庙大成殿。”并非因为“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其功皆在删定六经”。)。康有为甚至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近人周予同、匡亚明认为，《论语》、《礼记》都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六经’肯定经过孔子整理和编定，而《尚书》‘正是最好的政治课本’。孔子崇尚‘述而不作’，因此司马迁、班固关于孔子编次《尚书》的记载应是可信的。”

　　《孔子大辞典·生平事迹·事迹传说·作春秋》：“指孔子作《春秋》。《春秋》原是西周、春秋时期之史书的通称，如《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鲁春秋》等。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如司马迁所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寓褒贬于字里行间。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曰弑。同样杀人，孔子以杀、诛、弑的区别来表明自己的爱憎感情。这种属辞比事一字定褒贬的做法，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为后代历史学家所效法。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可见孔子对所作《春秋》极为珍重。孔子作《春秋》，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对我国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孔子大辞典·生平事迹·事迹传说·韦编三绝》：“孔子读易的典故。‘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韦编，用皮带贯穿的书简;三绝，指贯穿书简的皮带断了多次。‘三’，指多次，并非实指。说明孔子晚年非常喜欢读《易》书，以致使‘韦编’翻断了多次。《易》即《周易》。旧传孔子作《十翼》。但自宋末欧阳修作《易童子问》，提出质疑，认为《十翼》‘皆非圣人之作’、‘亦非一人之言’以后，有关《易经》与《易传》的写作时代与问题，聚讼时久。一般认为《易经》作于殷末周初，而《易传》则成书于战国后期，皆非出于一人之手。《十翼》虽非孔子一人所作，但孔子与《易》的关系甚为密切。(“一般认为《易经》作于殷末周初，而《易传》则成书于战国后期，皆非出于一人之手。”这说明不仅“《十翼》”“非孔子一人所作”，也说明“孔子与《易》”没有“关系”，不是“关系甚为密切”。)据《左传》《国语》记载，春秋时代人们引《易》占卜论事的就有二十余条。通《易》者有周、鲁、卫、郑、晋、齐、秦等国人物，不仅卜官、史官谈《易》，就是一般贵族甚至于贵夫人如鲁国穆姜也大谈《周易》。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以他的阅历与博学，不可能不学《易》、谈《易》、阐发《易》的思想。何况《论语》中有孔子学《易》的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还记载：孔子传《易》给鲁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残卷附录，也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等人研讨《易》理的问答。这说明孔子不仅在晚年喜《易》，而且认真研究过《易》，的确传授过《易》。”(并非“孔子作《十翼》。”)

　　《孔子大辞典·典籍文献·儒家典籍·周易》：“又称《易》、《易经》，儒家视为五经之一。因其成书于周代，故称《周易》。一说‘周’有周密、周遍、周流之义。《易》筮法由耆草策数以定象，以爻变易为占，故称‘易’。汉儒则认为‘易’有变易、简易、不易等义。包括《经》、《传》两部分。《经》文由—、––，、二爻构成的六十四卦卦像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组成，原系古代卜筮书。《传》分《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七种十篇，合称‘十翼’，为解释《经文》的著作。传统说法伏羲画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卦(一说伏羲重卦，一说神农重卦)，并系辞(一说周公系辞)，孔子作《易传》，称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近代学者多数认为，《易》成书于文王之后，《易传》也不是孔子所作。相传孔子曾研究《周易》，并传授给弟子商瞿(qú)，数传至齐人田何，汉代言《易》者本之田何。为儒家习研的经典之一。”

　　《孔子大辞典·典籍文献·儒家典籍·易传》：“又称《易大传》、《十翼》。现存对《易经》最早的注释。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说卦》、《序卦》及《杂卦》，共十篇，合称《十翼》。各篇成书时间时代不一，约在战国至汉陆续问世。……长期以来，《易传》被当作孔子著作，《孔子世家》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汉书·艺文志》等书又将《序卦》等加上，认为十翼皆孔子作。近代以前，虽有学者提出过质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观点占居统治地位(笔者：什么“观点”，如何“占据统治地位?)。郭沫若、李镜池、高亨等学者则基本上都否认孔子曾作《易传》，现今多数学者基本上都将其置于战国阶段，并被当作解《易》的经典著作，在《易》学史上、儒学史上和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很大。”

　　二、笔者对《孔子大辞典》上述评说的评说及质疑

　　对《孔子大辞典》前后评说的评说及质疑

　　对于孔子“删诗”、“删书”说，在前，《孔子·著述》中说得很清楚：“孔子删《诗》说不可信。”“孔子删《书》更不可信”。然而，在其后，《事迹传说·删诗》、《事迹传说·删书》中却又分别改口说：“孔子是否删诗，自唐孔颖达(置疑)以来，众说纷纭。但持反对意见者也并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问题不是“持反对意见者”反对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而在于认为“孔子删《诗》说”可“不可信”?“孔子删《书》可“不可信”?)“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否定变成了肯定!“孔子是否删诗，自唐孔颖达(置疑)以来，众说纷纭。但持反对意见者也并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如果“孔子是否删诗，自唐孔颖达(置疑)以来，众说纷纭”，何以会有“孔子删《诗》说不可信”?“但持反对意见者也并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持反对意见者”，是“持反对”孔子“删诗”的“意见者”，“反对”孔子“删诗”说与是否“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并没有必然关系!“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并不等于赞成孔子“删诗”说。“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也并不”能改变“孔子删《诗》说不可信”的客观事实!而且何以证明“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也不是只要“持反对(孔子“删诗”说)意见者也并不反对”，就板上钉钉了，也有待于编者提可供靠证据!因此，既然“孔子删《诗》说不可信”，那么“孔子是否删诗，自唐孔颖达(置疑)以来，众说纷纭。但持反对意见者也并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就是一句屁话!同时，“持反对意见者也并”非都“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譬如，笔者这个“持反对意见者”就“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说。

　　如果“《尚书》乃上古之书。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皮锡瑞则认为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其功皆在删定六经’。康有为甚至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近人周予同、匡亚明认为，《论语》、《礼记》都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六经’肯定经过孔子整理和编定，而《尚书》‘正是最好的政治课本’。孔子崇尚‘述而不作’，因此司马迁、班固关于孔子编次《尚书》的记载应是可信的”，只是“关于孔子与《书经》的关系，钱玄同认为孔子与《六经》毫无关系”，何以会有“孔子删《书》更不可信”的结论?既然已经有了“孔子删《书》更不可信”的结论，那么“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以及“因此司马迁、班固关于孔子编次《尚书》的记载应是可信的”等等统统就都是一些屁话!请读者务必记住：对孔子“删诗”、“删书”说的有无，编者给出的是否定的回答：“孔子删《诗》说不可信。”“孔子删《书》更不可信”。“《周礼》和《礼记》是战国秦汉间儒家作品。旧说《仪礼》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亦不可信。”

　　对于孔子“作《春秋》”说，在前《孔子·著述》中说：“关于《春秋》，孟子、司马迁都认为是孔子所作。近人颇有怀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然而，在其后《事迹传说·作春秋》中却又说“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孔子有权得到《鲁春秋》并以其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孔子有可能得到“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其中，“近人颇有怀疑”没有了，完全变成了肯定和颂扬。请读者注意记住：“关于《春秋》，孟子、司马迁都认为是孔子所作。近人颇有怀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只是孟子、司马迁“认为是孔子所作。近人颇有怀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然而“近人颇有”何“怀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编者却并没有说!其实，“近人颇有怀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这句话本身就自相矛盾，是一句屁话!是否“颇有怀疑”，就是是否“提出有利的反证”!“近人颇有怀疑”，就是“近人”已经“提出”了“有利的反证”!并且对于是否是史实的问题，不是要求“怀疑”者，提出有力的“反证”，而是需要“肯定”者，诸如孟子、司马迁之流，提出有利的证据来。

　　对于孔子“作《易传》”说，《孔子·著述》中，在后虽说“但《易大传》却并非孔子所作。《易大传》的大部分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然而在其先却说“孔子晚年研究、传授过《周易》，尽管至今许多史学家、易学家仍然认为《易大传》表达了孔子的思想”。这是一个用“但”字，组成的倒装句，形成一种虽然在形式上是先肯定后否定，但实际上是先否定后肯定的语势。但请读者注意记住：“《易大传》”“并非孔子所作。《易大传》的大部分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既然《易大传》“并非孔子所作”，“至今许多史学家、易学家仍然认为《易大传》表达了孔子的思想”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孔子大辞典》对于孔子是否“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评说，采取了先抽象地否定后具体地肯定的“二尾子”手段，既想立牌坊又要当婊子，最终还是当了婊子!要在读者心目中造成某种肯定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的印象!并且毫无根据地作出“孔子对六经都有过研究、整理与传授。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贡献的”的结论。编者的这种做派是刀笔吏，儒家学者的一个通病!不是在事实上下工夫，而是在行文上耍花招技巧!

　　对《孔子·著述》评说的评说及质疑

　　“孔子可能对诗作过整理，并注重诗教，以《诗》教授弟子。”但这与孔子“删诗”说毫无关系。“可能”也只能是“可能”而已，它不仅不能作为孔子“删诗”的证据，甚至于也不能作为孔子“对诗作过整理”的证据!这与“删诗”毫无关系!譬如笔者的老婆是中学语文教师，她也“可能对诗作过整理，并注重诗教”，但她却绝对没有“删诗”!“孔子删《书》更不可信，但孔子曾对《书》加以编撰。”“孔子曾对《书》加以编撰。”编者在耍鬼花招!对此，编者有何根据?没有证据，就是编者在扯淡!“今存《尚书》已非孔子所编之原貌。”请编者首先把“孔子所编(《书》)之原貌”拿出来让世人见识见识!编者又是在耍鬼花招!根本就没有“孔子曾对《书》加以编撰”，哪里来的“孔子所编(《书》)之原貌”?要说“孔子所编(《书》)之原貌”，首先得证明“孔子曾对《书》加以编撰”，其次编者还得把原《书》和“孔子所编(《书》)之原貌”都拿出来，公示于众，并把“今存《尚书》”与“孔子所编(《书》)之原貌”两者进行比较，才能知道孔子是否“编”过《书》以及是否“今存《尚书》已非孔子所编之原貌”。编者看到过“孔子所编(《书》)之原貌”吗?两者有何异同，其“非”在何处?编者完全是在说胡话!疯话!“今存《尚书》已非孔子所编之原貌”，这就说明了“今存《尚书》”与孔子没有关系!“礼，乐，孔子时都未成书。”编者有何根据?“礼”，“周公之典”，其书孔子在时，还有!“乐”，“正乐，雅颂各得其所”，无成书，那么孔子又是根据什么判断其“正”否?根据什么称使“其各得其所”?“礼、乐”合一，联称“礼乐”，西周时，行“礼”都配奏有相应的“乐”。《孔子大辞典·时代背景·历史人物·周公》：“周公(?-约前1095年)……依据周制损益殷礼，‘制礼作乐’完善了典章制度。这些典章制度被称为‘周礼’或‘周公之典’，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孔子曾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注意：其中说得清楚，是周公“制礼作乐”，“完善了典章制度”。注意周公是“完善了”周礼。既然如此，焉有“关于礼，乐，孔子时都未成书”之理?焉有“《仪礼》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之理?《左传·哀公十一年》：“子曰：‘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问焉!’”这说明：孔子时，此书仍在，而且很容易看到。《孔子家语·观周》：“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礼乐”在老聃、苌弘处就有!《论语·子罕·9·15》：“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由此可见，当时《乐》也在，否则孔子以何“乐正”，何以知道“雅、颂”是否“各得其所”不“各得其所”?以何根据“正乐”?“《周礼》和《礼记》是战国秦汉间儒家作品。”编者有何根据?其中每一步都需要编者拿出“史实”证据来!为何它不可能仅是古“《周礼》和《礼记》”的某种传抄本或传抄本的一部分?“旧说《仪礼》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亦不可信，可能是孔子有所口授，战国儒家加以增益编著，经汉儒编定。”“可能”，也只能是“可能”而已，不是事实。由春秋末期的“孔子有所口授”，“口授”给谁?到“战国儒家加以增益编著，经汉儒编定”，哪个“汉儒”，姓氏名谁?之间经过三四百年的连年战乱，谁相信!编者不是见鬼了!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编者拿出可靠的“史实”证据来说话!否则一切都是扯淡!不仅“旧说《仪礼》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亦不可信”，而且“可能是孔子有所口授，战国儒家加以增益编著，经汉儒编定”，也是放屁!《中庸·27》：“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中庸·28》：“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前者，令孔子不能作“礼仪”、“礼乐”;后者，令孔子不敢作“礼仪”、“礼乐”;两者，说明孔子没有作“礼仪”、“礼乐”之可能。“孔子订正过古乐，他自己也说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所说的是“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与编者所说的“订正过古乐”根本不是一回事!这是编者在打马虎眼!“至于他(孔子)与已失传的《乐经》有何关系，已无从考证。”这是编者在无风掀波浪!“《仪礼》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屁话!周公能“作”《礼仪》，不能“定”《礼仪》?不“定”如何“行”?由周公(?-约前1095年)到孔子(前551-前479年)的五六百年期间，如果“礼”“乐”未定，周王朝何以行“礼”“乐”焉?当时，鲁国的“三家”，僭越“礼乐”都不行，让孔子气急败坏，愤愤不平。诸如：《论语·八佾·3·1》：“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3·2》：“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3·10》：“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孔子何敢“定礼乐”?何需孔子“定礼乐”?再则，若“礼乐”“未定”，孔子以何判断“三家”是否僭约了“礼乐”?《左传·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孔子说得清楚：古时典籍《志》上说：“克己复礼，仁也。”“礼”早在孔子“古”时就已定，并非“孔子所定”，否则“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岂不荒谬!“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令“《仪礼》为”“孔子所定”成为荒谬!现了原形!由“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也把孔子定死了!“八佾”之“舞”、“禘”之“祭”，“相维辟公，天子穆穆”等等，是他孔子所定，还是周天子所定?孔子并没有“定”《礼仪》、《礼乐》!不仅杜撰“旧说《仪礼》为周公所作，孔子所定”者，而且杜撰“《仪礼》”，“可能是孔子有所口授，战国儒家加以增益编著，经汉儒编定”者，都是居心叵测，他们或是要把孔子推到大逆谋反谋做天子的位置上，或是揭露了孔子大逆谋反谋做天子的狼子野心!“关于《春秋》，孟子、司马迁都认为是孔子所作。近人颇有怀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近人颇有怀疑”，“近人”都“颇有”何“怀疑”?“但亦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近人”都提出了何“反证”?何以说“无力”?注意：关于孔子是否“作《春秋》”的“公案”，是一个“谁提出谁举证”的问题。绝对不是只要“怀疑”者“不易提出有利的反证”，就可以肯定“提出(赞成)”者的简单问题。仅“孟子、司马迁都认为是孔子所作”，也不行。既然“孟子、司马迁都认为是孔子所作”，那么“孟子、司马迁都”应该拿出证明“是孔子所作”的真凭实据来!只是“认为”不行!要有“史实”证据!要是编者同意“孟子、司马迁”，那么编者也应该拿出证据来!这不是一个需要“怀疑”者一定要“提出有利的反正”的问题，却是一个必须提出(赞成)者一定要“拿出有利的证据”来的问题。只要是提出(赞成)者“拿不出有利的证据”，命题就不成立，而无需“怀疑”者“提出有利的反证”来!“孔子晚年研究、传授过《周易》”，孔子在晚年既要奔命于从政，还要奔命于“定”《礼仪》、《礼乐》;孔子既要奔命于“删诗”，还要奔命于“正乐”;既要奔命于“删书”，还要奔命于“作《春秋》”;既要奔命于“‘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注意：编者说“三绝，指多次，并非实指。”不止三次，而要远大于三次)、“研究、传授《周易》”，还要奔命于“作《易传》”!孔子必累死无疑矣!“易学家仍然认为《易大传》表达了孔子的思想”，有何根据?“至今许多史学家、易学家仍然认为《易大传》表达了孔子的”的什么“思想”?

　　编者武断地结论说：“总之，六经都与孔子有关系。孔子对六经都有过研究、整理与传授。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贡献的。”编者的目的在于要说明“六经都与孔子有”被“删”或被“作”的“关系”!并非要说明“孔子对六经都有过研究、整理与传授”或“保存”的关系!编者这是在偷换概念!打马虎眼!即便是如此，试问编者就“孔子对六经都有过研究、整理与传授”或“保存”的关系，请能给出一点证据来吗?“孔子对六经都有过研究、整理与传授”，编者有何根据?“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贡献的。”编者有何根据?由孔子“研究、整理与传授”“文化典籍”，何以就见得对“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贡献的”?“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与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有何关系?让笔者说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如果有的话，也并非“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贡献的”，而是对“文化典籍”的严重破坏、糟蹋、毁灭，是有罪恶的!罪大恶极，罄竹难书!

　　对《事迹传说·删诗》评说的评说及质疑

　　“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其中“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是说到孔子时，周王室已经对所收集的“‘诗’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完成了选编工作而定《诗》。“《诗》三千余篇”，应该是“‘诗’三千余篇”。并非说由“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并非是孔子对“诗”所作的“删诗”而定《诗》工作。“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是周天子、周王室，而并非孔子。因为只有周天子、周王室才能“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孔子有何权力资格“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没有!《中庸·28》说得很清楚：“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此，说周天子、周王室“删诗”而定《诗》，而非说孔子“删诗”而定《诗》也!“删诗”而定《诗》，焉有孔子之份!说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那不仅是太“抬举”孔子了，而是直接把孔子置于了大逆不道!把孔子直接推上了断头台!“……孔子是否删诗，自唐孔颖达(置疑)以来，众说纷纭。”既然对于孔子“删诗”说，还只是“众说纷纭”，编者何以下结论说“孔子删《诗》说不可信”?实际最早对孔子“删诗说”提出异议的是唐代的孔颖达。他在为《五经》作疏时，发现司马迁《史记》中的叙述与先秦典籍对《诗经》运用情况不相符合。于是孔颖达怀疑并认为：“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后来宋代郑樵、朱熹乃至近代的顾颉刚、钱玄同、范文澜、钱穆等都基本上持这种观点。进而有学者，则将孔颖达的怀疑更加扩大化，认为孔子并未“删诗”。“但持反对意见者也并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这是编者在打马虎眼!编者有何根据说“持反对意见者也并不反对孔子正乐之功和刊定诗篇”?“孔子正乐”与孔子“删诗”有何关系?在此，不是在说孔子“删诗”之事吗?怎么又扯到“孔子正乐”上?“孔子正乐”，有何功绩?请编者首先把“孔子”所“正”之“乐”，拿给世人看看!或者把孔子所“正”之“乐”，讲给世人听听!或者把孔子所“正”之“乐”，奏给世人赏赏!而这些被孔子所“正”之“乐”是何面目?然后，才好评说“孔子正乐之功”的有无及其“功”之大小。否则，何以“孔子正乐”之有?又何“孔子正乐之功”之有?孔子“删诗”说还没解决，编者又提出了孔子“刊定诗篇”说。编者既然提出了孔子“刊定诗篇”说，这就使孔子“删诗”说不攻自破!并且编者的孔子“刊定诗篇”说，同样也需要编者拿出根据来，否则，编者也同样是在扯淡!

　　对《事迹传说·删书》评说的评说及质疑

　　“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编者别打马虎眼!请编者拿出证据来，证明“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否则，只能是编者的子虚乌有、空穴来风!只是“据《史记》、《汉书》记载”不行!因为孔子是前551-前479年的历史人物，而《史记》、《汉书》的司马迁(约前145-前86?年)等是前145年之后的人物，其对孔子事的所记，只能是根据“传闻”。“传闻”与“证据”是两码事。要让“传闻”成为“证据”，需要“史实”支持。在《四书》中，孔子及其弟子、孟子皆直呼《书》，说明孔子时，早就有成《书》存在，并非“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诸如：《论语·为政·2·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就是一个铁证!

　　另外，既然“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焉有“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既然“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焉有“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两者情节大相径庭，相互矛盾，相互否定。对于孔子“删书”说，不攻自破。

　　“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秦焚书”，“除博士官的藏书以外，凡民间所藏的《诗》《书》百家语等一律焚毁。”(《孔子大辞典·汉唐评孔·学派事件》)因此，虽然原藏于民间的“《诗》《书》百家语等”可能遭到焚毁(如果确有焚书之事的话)，损失很大，但原藏于博士官的“《诗》《书》百家语等”却依然犹存!焉能说“秦焚书后”，《书》仅“存留二十九篇”?“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删”与“整理”是一会事吗?一个概念吗?这么大的一个“学者”，竟然如此混帐!孔子是用“隶书”“删书”的吗?孔子不是用“隶书”“抄书”的吗?这是孔子的笔迹吗?“一般学者”有何根据“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为何“这”不是原《书》的“隶书”抄本?而“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经过孔子整理过的”“原本”在何处?没有“经过孔子整理过的”“原本”作根据，何以知“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为何“秦焚书后”，所“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者，就必定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而不是其他“传本”?为何“秦焚书后”其他皆毁，而独存孔子所存者?为何其必定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而不仅仅是抄本?“秦焚书坑儒”的目的在于皆焚百家之文，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焚毁孔儒所尊崇的那些书。为何“秦焚书”后，其他的都焚毁了，却独独让目的特别要焚毁的孔子之《书》成了漏网之鱼而存留了下来!?难道秦始皇与孔老二是“铁哥们”?这岂不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与结果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吗?隶书，亦称汉隶，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呈长方形状，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隶书起源于秦朝，由程邈形理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这“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者，既然“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当然就不是孔子所“抄写”!那么，“一般学者”为何，有何根据“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一般学者”为何如此霸道!编者不仅拉出个“一般学者”为其胡说撑腰不行，甚至于抬出个“权威学者”来为其胡说撑腰也不行，这需要史实证据。既然不是孔子的笔迹，就肯定了该书绝对不是出自于孔子之手!这说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的这些东西与孔子没有任何关系!“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只“一般学者认为”可不行!这得有事实作根据!否则等于放屁!甚至于就是孔子的笔迹，也不能证明“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而可能仅仅是孔子对原书的传抄本或部分传抄本!为何不认为是原书的传抄本或部分传抄本?编者完全就没有根据说“这就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只可以说它是该抄写者的抄写本!

　　“汉武帝时又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若说“《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那么，又谓这个《古之尚书》为何?为何不谓《今文尚书》、《古文尚书》皆为原书的手抄本或手抄本的一部分?为何不说或其一或皆是“伪造”者?若“《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那么，“汉武帝时”，“从孔子宅壁发现”的“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数十篇”“《古之尚书》”必定不是孔子“删书”之“手稿”!与孔子之手无关!其中的“但不久就亡佚了”，就更充分说明了这个事实!汉武帝时已经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孔儒一手遮天，其势力可谓大矣!从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家里“发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说是儒家的“宝贝”，“国宝”，必定保护珍藏备至，当然从“孔子宅壁发现”的“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数十篇”“《古之尚书》”，如真是孔子“删书”的“手稿”，那更是无价“宝贝”，孔儒必然会借此机会掀起一个更大的“尊孔读经”“新高潮”，以便让孔儒在富贵上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上一个“新台阶”!为何!?何以!?竟然令其“但不久就亡佚了”!?就是因为“从孔子宅壁发现”的“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数十篇”“《古之尚书》”并非是孔子的所“删书”的“手稿”，而是其他人的“传抄本”!露馅了!“汉以后《尚书》被列为儒家经典，故称《书经》。”孔子把《书》尊为经典，孔儒把伪《尚书》列为经典!孔儒尊《书》为“经典”，可以，但据为己独有却不行!“关于孔子与《书经》的关系，钱玄同认为孔子与《六经》毫无关系。”孔子与《书经》、《六经》的“作”、“删”、“编”“毫无关系”，但孔子经常引用“六经”，诸如在《四书》中，就可以找到许多。孔子没有自己的学问，除了“巧言令色”(《论语·学而·1·3》)，还要靠贩卖“六经”吃饭!“而皮锡瑞则认为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其功皆在删定六经’。”《孟子·尽心上·13·32》：“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皮锡瑞根本就不知孔子被谁尊为与何以被尊为“万世之表”。孔子是被封建帝王尊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与其是否“删定六经”没有关系。封建帝王所以尊孔子尊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是因为“居是国也，其君用之”，以其为“师”，“则”可以让君“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当然这是孟子对“君”的忽悠。“康有为甚至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康有为是个疯子!这是他正在发病!孔子算是无救了!死定了，孔子彻底被康有为的“凡六经皆孔子所作”压死了!累死了!孔子破坏国家古代历史文化典籍之罪也难逃其咎了!康有为不及孔颖达远矣!“近人周予同、匡亚明认为，《论语》、《礼记》都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六经’肯定经过孔子整理和编定，而《尚书》‘正是最好的政治课本’。孔子崇尚‘述而不作’，因此司马迁、班固关于孔子编次《尚书》的记载应是可信的。”“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何以就“‘六经’肯定经过孔子整理和编定”?屁话!“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与“‘六经’肯定经过孔子整理和编定”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要说“六经”“经过孔子整理和编定”，需要证据!譬如笔者的老婆是中学语文教师，虽然她“曾以“语文”为教”了35个春秋，但她却从来未尝对所教“语文”进行任何“整理和编定”!只是照本宣科，35年不变，而自诩为“述而不作”!“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这说明“六经”都是现成的!不需要“整理和编定”。以前的官学就是“以‘六经’为教”。各级官学所使用的教材都须经过国家相应级别政府审定。《孔子大辞典·先秦评孔·学派风气·儒家》：“《地官司徒·保氏》云：‘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孔子儒家之儒的前身就是这些掌握礼、乐、射、驭、书、数六艺，专门教养天子、诸侯以至乡里贵族‘学子’的文化官吏，即《汉书·儒林传序》中的‘古之儒者’。”显然，各级官学所使用“礼、乐、射、驭、书、数六艺”，都是经过国家相应级别政府审定的规范的标准教材。公元前11世纪初周武王灭纣建周，到公元前771年犬戎攻陷镐京，周幽王被杀，次年周平王东迁都雒邑。史称东迁以前为西周，以后为东周。东周在公元前256年为秦所灭。东周包括“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5年，“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这段长达三百四十五年的历史，称之为“春秋”时期。在这期间，东周王朝越来越弱，根本不能号令诸侯，实际上已成为各诸侯间争夺的一块招牌，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中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相继称霸。经过长期的诸侯争霸战争，许多小诸侯国逐渐被大诸侯国吞并。春秋初期，诸侯国还有一百四十多个，到公元前475年，已经所剩为数不多了，其中主要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国。它们之间为争夺人口和土地，仍继续不断进行战争，直到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六国为止。自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这段约二百五十四年的历史，称之为“战国”时期。从公元前11世纪初周王朝建国以来，周王朝的各级官学都一直使用这些教材。随着周王朝国势的衰败，特别自春秋初开始出现“天子失官”，许多官学中的文化官吏失官，流落民间;而随着这些文化官吏的流落民间，这些官学教材也随之流入民间而形成“学在四夷”。而随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也就应运而产生了“私人讲学”、“私人办学”的现象。孔子生卒年是前551年-前479年。孔子开始介入“私人讲学”、“私人办学”是在其三十四岁之后，即前517年之后的事。请读者想想看，由前770年之前就早已开始出现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及其应运而产生的“私人讲学”、“私人办学”与其253年之后前517年孔子所介入的“私人讲学”、“私人办学”有何直接关系?没有!公元前517年孔子的“私人讲学”、“私人办学”，对其253多年之前，公元前770年前所出现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以及“私人讲学”、“私人办学”，有何“促进”?是什么“促进”了什么?所谓“孔子创立了私学”，“孔子是教师之祖”，“孔子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下移”(《孔子大辞典·孔子》)等等完全是一些屁话!编者不仅颠倒了是非，也颠倒了先后!五六百年以来，到孔子时，周王朝的各级官学都一直在使用这些教材。而孔子就是一个“私办官学者”。使用这些教材何需孔子“整理和编定”的多此一举!?孔子又能对其作何种“整理和编定”!?“而《尚书》‘正是最好的政治课本’”，这更说明《尚书》是现成的!更不需要“整理和编定”!虽“《论语》、《礼记》都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但却无“记载孔子”“整理和编定”“六经”，更无“记载孔子”“删”“六经”，“删书”!这就更说明无“孔子整理和编定”“六经”之实，更无孔子“删”“六经”、“删书”之实!由“《论语》、《礼记》都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何以得出“‘六经’肯定经过孔子整理和编定”?由“而《尚书》‘正是最好的政治课本’。孔子崇尚‘述而不作’”，可知对于《尚书》孔子既不需要“删改”或“编次”，“《尚书》‘正是最好的政治课本’”，也不愿意“删改”或“编次”，“孔子崇尚‘述而不作’”，何以得出“因此司马迁、班固关于孔子编次《尚书》的记载应是可信的”?正确的推论应该是“因此司马迁、班固关于孔子编次《尚书》的”“说法”“是”不“可信的”!注意：“关于孔子编次《尚书》”只是“司马迁、班固”的一种意见或看法，即一种“说法”，并非什么“记载”。如果“司马迁、班固”是孔子时人，称其对孔子所写者，用“记载”尚可;但“司马迁、班固”是晚孔子四百余年之人，称其对孔子所写者，用“记载”就错误了。在此，编者利用“记载”一词，是编者故意偷换概念，混水摸鱼，胡说八道!既然“《尚书》‘正是最好的政治课本’”，正好不需“孔子编次《尚书》”!何需孔子多事“编次《尚书》”?是保存《尚书》原样符合“述而不作”精神、宗旨?还是对《尚书》肆意大加“删”伐符合“述而不作”精神、宗旨?事情不言而喻!无“孔子编次《尚书》”之史实，焉有“孔子编次《尚书》的记载”?正因为“孔子崇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以“司马迁、班固关于孔子编次《尚书》的记载应是”不“可信的”。

　　对《生平事迹·事迹传说·作春秋》评说的评说及质疑

　　“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寓褒贬于字里行间。”“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克己复礼”，复辟周王朝奴隶制。“寓褒贬于字里行间。”不只是“褒贬”，还有“隐”、“讳”!张、扬!杜撰、捏造!

　　“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这全是编者捏造杜撰欺骗世人的谎言!在《论语》中，并无“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的任何记载。“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的出处，是引自《孟子·滕文公下·6·9》：“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读者可以找来原文查查看，其中孟子并没说此话是“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时，孔子对他们说的，或者是“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时，从孔子那里听到的!而是孟子为了对付公都子质问他为何“外人皆称”他“好辩”，临时给孔子编造的一句话。在此编者为了对付欺骗世人，不仅把其捏造杜撰成“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而且还把孟子说的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捏造杜撰成“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曰弑。同样杀人，孔子以杀、诛、弑的区别来表达自己的爱憎感情。”“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若此，孔子是天下大大小小当权派、权贵的众矢之的。孔子必定不敢于“作《春秋》”，也必定不得以“作《春秋》”;所“成《春秋》”，不仅必然被“正人君子”，也必被“乱臣贼子”所憎恨、搜缴、焚毁，而不得流传。《论语·颜渊·12·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由“……《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是一介士人，作“《春秋》，天子之事也”，就是最大的“非礼”，其罪当诛，孔子焉敢!

　　“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笔者至今没见有关孔子向其弟子教授由他所“作《春秋》”，或其弟子有学习孔子所“作《春秋》”的记载。编者是在说谎，欺骗世人。这是编者为欺骗世人而捏造杜撰的谎言。其实，不仅根本无“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也根本无“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笔者这个“后世”者就并非“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而是通过《四书》，特别是由其弟子后学所编者的《论语》，“知丘”和“罪丘”的。对于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不但笔者没见不知、世人没见不知，就是那个杜撰孔子“作《春秋》”、“成《春秋》”的人物——孟子，也没见不知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为何物!现在只见由孔子“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前遗后，随其所见，笔之于书”(李贽：《焚书·童心说》)的《论语》。笔者设想，如果真有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那么必定会在《论语》中有所反映，而其影响也要比《论语》大得多，起码其文笔会比《论语》通畅。《论语》影响如此大，那孔子《春秋》更应不可估量!何以至今不见，因其无也!孔儒们甚至于把由孔子“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前遗后，随其所见，笔之于书”所凑成的《论语》都吹上了天!何以不把其祖师爷孔子亲手所炮制的《春秋》吹上天?因为没有!没有吹什么?由此，可知今天的《春秋》与孔子绝对没有关系!“可见孔子对所作《春秋》极为珍重。”虽“极为珍重”，然《论语》甚至记“小童”，而不记《春秋》矣!“汉武帝时”，仅“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孔子作《春秋》，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对我国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首先要证明“孔子作《春秋》”是否真有，然后才可谈是否“孔子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是否“孔子作《春秋》”还没确定，焉可侈谈什么“孔子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如有，也实乃是“开创了”杜撰捏造的“先例”!孔子“春秋笔法”，就是对历史肆意涂抹、任意造假。若孔子“作《春秋》”，确实是“对我国的史学发展影响很”坏!若“为后代历史学家所效法”，那么中国无历史矣!“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据《孔子大辞典·历史背景·历史人物·周公》说：仅在周公“东征，‘降辟三叔’(《逸周书》)，伐诛武庚”后，由他就“广封诸侯，先后封宋、卫、鲁、齐、燕等，建制七十一国。”春秋初期，诸侯国还有一百四十多个。西周时诸侯国至少有二百个。孔子“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不知孔子是如何搞到“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的?孔子把这些“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竹简”放在何处?孔子“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请把孔子所“从新编写了”的那“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拿出让世人见识见识!这得需要有确凿的“史实证据!《春秋》是“历史”，所记者应是“历史事实”，而并非“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先不说孔子有无“从新编写了一部”“《春秋》”，首先孔子把“《春秋》”当作“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就是一个绝大的谬误!孔子之所以要“从新编写”“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就是因为当时各诸侯国已经不“尊奉周王朝”了!既然这样，孔子要“从新编写”“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各诸侯国能同意吗?当时鲁国的当权派“三家”能同意吗?鲁公能同意吗?不反对吗?不仅“三家”是“乱臣贼子”!鲁哀公也是“乱臣贼子”!由“侯”称“公”，就是“僭越”!他们能让孔子安安稳稳地“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吗?犹痴人说梦!“如司马迁所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由此，说明若有孔子“作《春秋》当在孔子“西观周室”，也就是孔子到洛阳向老子学习“礼乐”回鲁之后。据《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孔子前518年(周敬王二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岁。孔子与南宫敬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孔子家语·观周》：“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孔子与“敬叔俱至周，问礼于老聃”。“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宏远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孔子家语·观周》：“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自周返鲁后，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因鲁国发生内乱，孔子到齐国。《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年三十五，……昭公率师击(季)平子，平子与孟孙氏、叔孙氏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齐。……鲁乱，孔子适齐。”前515年，孔子三十七岁。孔子由齐返鲁。《史记·孔子世家》：“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由前515年，孔子三十七岁返鲁到前497年，五十五岁，春，去鲁，逐年在《孔子大辞典·孔子年谱》都有详细的记载。甚至于对孔子的只言片语也有详细记载，然而，无关于孔子“作《春秋》”的只字!若真有孔子“作《春秋》”，这样的大事绝对不能不记!再看，孔子自三十八岁到五十五岁这17年期间，前12年基本上是教学，后5年基本上是从政。在教学期间，由孔子“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看，光这“三千焉”的弟子，就够孔子穷于奔命忙活而不及!孔子至少要不被累死二十次，也得吐血!孔子焉有时间精力“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退后一万步说，孔子在这期间，除了奔命于“三千焉”弟子的教学，还奔命于“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若此，孔子在这期间应该是很忙碌的，是个大忙人!然而又何以会有：《论语·述而·7·4》：“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阳货·17·5》：“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让“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甚至于“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得不耐烦了!“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而“欲往”与“公山弗扰以费畔”!若有，《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编者是绝对不会吝惜笔墨而舍弃不记!你看，编者不是在前514年到前501年的每一年中，不仅把孔子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记入，甚至于还把其弟子某某生也都编入了。由此看来，实在是没有!在从政期间，据《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孔子正式从政是在前501年(鲁定公九年)，五十一岁。孔子为中都(在今山东汶上县西)宰，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史记·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前500年，孔子五十二岁。(1)孔子为鲁小司寇，管理土地、山林，是司寇的助手。(2)升为大司寇。大司寇是可以与司徒、司马、司空并列的高级官员。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司法首长。这是孔子任职最高、最长的职务，从鲁定公十年到十三年，孔子五十二岁到五十五岁，前后三年左右。这是孔子一生中仅有的官运亨通的几年。西周时，在今山东地区封国大约有40多个。每个诸侯国面积很小，其中鲁国和齐国是在今山东境内的两个最大的诸侯国。《孟子·告子下·12·8》：“[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鲁国，不足2500平方公里。在春秋列国中属于中等国家。在夹谷(今山东莱芜县境)之会，孔子相礼，让奉齐景公之命，“为戏而前”的“优倡侏儒”顷刻间就“手足异处”。(2)“诛少正卯”。《论衡·讲瑞》：“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门人皆惑，子贡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何以先之?’”《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岁，由大司寇行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时间“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岁”错。前499年，孔子五十三岁，为鲁司寇。前498年，孔子五十四岁。孔子为鲁司寇，子路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叔孙氏毁了郈(hòu)城(山东东平县境)，季孙氏毁了费城(山东费县)，孟孙氏的郕(chéng)城(山东宁阳县境)被围，但未攻克。孔子以“克己复礼”为目的的“堕三都”阴谋被识破而最终破产。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孔子在鲁再也混不下去了，春，去鲁到卫。颜回、子路、子贡、冉有从行。现在看来，笔者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中，许多是不真实的!不能迷信!《孟子·告子下·12·6》：“[孟子]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孔子在鲁国从政期间也是穷于奔命，忙得很!孔子哪里有时间精力“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说句不中听的话，就是孔子有时间，忙里偷闲，“子”也还要“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论语·乡党·10·8》)、“席不正，不坐”(《论语·乡党·10·12》)、“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论语·乡党·10·6 》)，穷摆谱，张扬其富贵!在这期间并没有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的蛛丝马迹!当然也没有“删时”、“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的蛛丝马迹!若有，《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编者也是绝对不会吝惜笔墨而舍弃不编。你看，编者不是在前501年，孔子五十一岁时，甚至于把“弟子冉儒、曹恤(xù)、伯虔、叔仲会生”都列入其中了嘛!由此看来，孔子“自周返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如司马迁所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孔子作《春秋》，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对我国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统统都是天方夜谭，子虚乌有!

　　《孔子大辞典·生平事迹·事迹传说·获麟绝笔》：“关于孔子晚年停止著书的传闻。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孔子七十一岁。是年春鲁贵族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士鉏(chú)商获怪兽，以为不祥。孔子观之曰：‘麟也!’(见《左传·哀公十四年》)并说：‘孰为来哉!孰为来哉!’然后就痛哭道：‘吾道穷矣!’(见《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相传他正在编《春秋》，于此年首记‘西狩获麟’，并就此搁笔，也称‘获麟绝笔’。”尽管传闻，也只是传闻，没有“史实”证据不能当真。但是看来，“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不行了，“孔子”并没有“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牛皮吹破了!编者又拿出了“获麟绝笔”神话传说来忽悠欺骗世人，而改称孔子“编《春秋》”是“孔子晚年”“著书的传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么我们再次进入编者设下的这个圈套看个究竟!孔子“正在编《春秋》”，就是孔子正在记这些鲁公和“三家”等“乱臣贼子”的黑账，如果让他们知道，是否能让孔子参加他们的“西狩于大野”?不过由编者的行文看，似乎孔子对此并不在意，不仅不惧怕“乱臣贼子”知道，而且还有意以之夸耀!“乱臣贼子”也是既不知也不“惧”!《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六十八岁。(1)冉有为季氏宰，齐攻鲁，冉有帅师与齐战胜之。……(2)孔子自卫归鲁。……(3)季孙欲以田赋，问于孔子，孔子反对重赋。……前483年(周敬王三十七年，鲁哀公十二年)，六十九岁。(1)《春秋》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赋。’……(2)孔子正乐。《论语·子罕·9·15》：‘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3)鲁昭公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吊。……(4)孔子答季孙问冬十二月出现螽(zhōng)。……(5)孔鲤卒。……前482年(周敬王三十八年，鲁哀公十三年)，七十岁。(1)孔子自谓‘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2)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3)颜回卒。《论语·先进·11·8》：‘颜回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11·9》：‘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前482年(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七十一岁。(1)这年春狩猎获麟，相传孔子在此时作《春秋》。……(2)齐国的陈恒弑齐简公姜壬，孔子请讨陈恒。……前481年(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七十二岁。孔子闻卫国政变，子路被杀。……前480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七十三岁。夏四月孔子卒。……”由“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若有孔子“作《春秋》”，那么孔子当从此时开始。此时是前482年(周敬王三十八年，鲁哀公十三年)，七十岁。从孔子着手“作《春秋》至孔子前482年(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七十一岁，春，“获麟绝笔”，满打满算一年时间!这就使“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完全成了谎言!屁话!《事迹传说·韦编三绝》：“孔子读易的典故。‘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韦编，用皮带贯穿的书简;三绝，指贯穿书简的皮带断了多次。‘三’，指多次，并非实指。说明孔子晚年非常喜欢读《易》书，以致使‘韦编’翻断了多次。《易》即《周易》。旧传孔子作《十翼》。”不必说“孔子作《十翼》”，就是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也更令孔子晚年“作《春秋》”成为胡话!请读者注意记住：对于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根本就没有一点孔子时人或弟子的史料作证!也根本没有时间和环境让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

　　对《事迹传说·韦编三绝》、《儒家典籍·周易》、《儒家经典·易传》评说的评说及质疑

　　“孔子晚年研究、传授过《周易》”，何以证明?编者有何证据?《论语·述而·7·17》：“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据专家考证其中的“五十”当是“吾”。这段语录当是孔子晚年说的。朱熹《集注》说：“盖是时孔子年已七十矣”。此段只能说明孔子晚年“年已七十矣”时，曾经有过想要“学《易》”的意向，以此甚至于还不能说明此后孔子真正地就“学《易》”了!更不能说明“孔子晚年研究”过《周易》，更更不能说明孔子晚年“传授过《周易》”，更更更不能说明孔子晚年“作《易传》”!如果“孔子晚年研究”过《周易》，不必说“传授过《周易》”，也不必说“作《易传》”，都将令其晚年“删《诗》”、“删《书》”、“作《春秋》”成为胡话!孔子必累死无疑矣!更不必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了!请读者试试看，“读《周易》，韦编三绝”需要多少时间!并且编者说“三绝，指多次，并非实指”，不止三次，而要远大于三次!甚至于孔子在晚年有可能读，“学”过“《易》”，但是否“传授过《周易》”，则需要证据!不必说“读《周易》，韦编三绝”困难，而“序《彖(tuàn)》、《系》、《象》、《说卦》、《文言》(笔者：即所谓《易大传》，又称《易传》、《十翼》)”更绝对不可能!孔子七十三岁死，就算他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翻，临死前仍然在翻《易》，也不可能“读《易》，韦编三绝”!并且“三绝，指多次，并非实指”，不止三次，而要远大于三次!除非他孔子的“韦编”不是用皮绳，而是用麻绳，并且其质量还得很差!近代学者考证《易大传》成书于战国，孔子是春秋末期人，之间相差数百年，其作与孔子毫无关系，已成为定论。编者虽然也承认“《易大传》确非孔子所作”，却又说什么“《易大传》的大部分是战国时期作品”，好象《易大传》还有小部分与孔子有关似的!屁话!“孔子读易的典故。‘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韦编，用皮带贯穿的书简;三绝，指多次，并非实指。说明孔子晚年非常喜欢读《易》书，以致使‘韦编’翻断了多次。《易》即《周易》。”注意。在此只是说孔子晚年“非常喜欢读《易》书”，并没有说“研究《易》”，更没说“传授《易》”，只是说“非常喜欢读《易》书”。“旧传孔子作《十翼》。但自宋末欧阳修作《易童子问》，提出质疑，认为《十翼》‘皆非圣人之作’、‘亦非一人之言’以后，有关《易经》与《易传》的写作时代与问题，聚讼时久。一般认为《易经》作于殷末周初，而《易传》则成书于战国后期，皆非出于一人之手。《十翼》虽非孔子一人所作，但孔子与《易》的关系甚为密切。”“《十翼》虽非孔子一人所作，但孔子与《易》的关系甚为密切。”既然“《十翼》‘皆非圣人之作’”，那么此处的“《十翼》虽非孔子一人所作”，就是一句屁话!此言好象《十翼》其中还有孔子“作”之份，但其中绝无孔子之份!“《十翼》‘皆非圣人之作’”!“孔子与《易》的关系甚为密切”，“孔子与《易》的关系”是什么“密切”“关系”?由上可知至多也只是“‘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孔子晚年整天喜欢翻弄《易》，致使“韦编三绝”!并没有别的其他关系!还能有何关系?无论如何，绝不能是“关系”!因为前面编者已经说得明白自“宋欧阳修作《易童子问》”就“明确提出”“《十翼》‘皆非圣人之作’”!而对此，编者并没提出任何异意!“《易经》作于殷末周初，而《易传》则成书于战国后期”。孔子是春秋末期人，尽管“皆非出于一人之手”，其也与孔子无关。“《左传》《国语》记载，春秋时代人们引《易》占卜论事的就有二十余条。通《易》者有周、鲁、卫、郑、晋、齐、秦等国人物”。但这其中却无孔子!看来，“春秋时代”，“周、鲁、卫、郑、晋、齐、秦等国”的“通《易》者”“人物”对《易》的研究成果已经更大，更应该受到重视，其影响必定会更大，而不是孔子。孔子晚年(三年)，不仅多病，诸如：《论语·述而·7·5》：“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子罕·9·12》：“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又多事多难，诸如“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删诗”、“正乐”、“删书”、“作《春秋》”等等，爱子孔鲤病死、爱徒颜回病死、子路被杀等等。“多是多难”，又使孔子“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删诗”、“正乐”、“删书”、“作《春秋》”等等成为泡影。无论孔子如何“喜读《易》”，其成绩也不会超越他们!至于孔子对于《易》的水平，则稀松寥寥!诸如，《论语·为政·2·4》：“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论语·子罕·9·9》：“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子的卜算完全错误。当然孔子更不知后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更更不知后来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让笔者看，孔子晚年不仅很难有时间精力喜读《易》，并“韦编三绝”!也很难有心思“喜读《易》”，更不必还“传授《周易》”!更更不必还“作《易传》”!“不仅卜官、史官谈《易》，就是一般贵族甚至于贵夫人如鲁国穆姜也大谈《周易》。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以他的阅历与博学，不可能不学《易》、谈《易》、阐发《易》的思想。何况《论语》中有孔子学《易》的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尽管“不仅卜官、史官谈《易》，就是一般贵族甚至于贵夫人如鲁国穆姜也大谈《周易》。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以他的阅历与博学，不可能不学《易》、谈《易》、阐发《易》的思想”，然而，实际上却是直到孔子晚年年七十岁以后他才表示有想“学《易》”的愿望。这可能因为以前他太自己吹嘘他自己“知天命”、“受天命”，从而产生了一种似乎他自己是真的“知天命”、“受天命”的错觉，所以太相信他自己是“知天命”、“受天命”了!等到犯了许多“大过”，碰了许多壁之后，才开始对其自己是否“知天命”、“受天命”有所怀疑，而又转回头来想求助于《周易》的卜算。这本身就自我戳穿了他“五十而知天命”的西洋景。一般人们讽刺技能差，无准头的人是“打哪里，指哪里”，该编者甚至于连“打哪里，指哪里”的水平也没有!根据孔子的历史，讲孔子也不行!是才智差?还是心地差?笔者看，是心地太差!请读者注意：“《论语》中”所“记载”的“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并非是“孔子学《易》的”“记载”!而只是孔子表示想“学《易》”的“记载”!甚至于根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孔子也只是“‘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并没有“谈《易》、阐发《易》的思想”!“《史记》还记载孔子传《易》给鲁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残卷附录，也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等人研讨《易》理的问答。这说明不仅在晚年喜《易》，而且认真研究过《易》，的确传授过《易》。”“《史记》”“记载(注意：应是“所说”，而非“记载”)孔子传《易》给鲁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请读者注意：这其中要经历战火纷飞的三百余年，岂只是难得，简直是荒唐!不是人话，近乎鬼话!令人难以置信!“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请把“孔子传《易》给鲁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的史料拿出来!没有史料左证，只能是欺骗!甚至于如果有，那也是商瞿及其后代的功劳!《史记》所“记载孔子传《易》给鲁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的到底所“传”的是什么?是孔子所作的《易》吗?是孔子所作的《易传》吗?还是孔子“谈《易》、阐发《易》的思想”?“天下”诸国、诸人就无存无传?如果真有只要拿出来，向世人展示展示看看，便知!拿不出来就是没有!就是欺骗!不必多费口舌!耍些“鬼画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残卷附录，也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等人研讨《易》理的问答。”这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现在看来，由汉代墓葬出土的“文物”中，还很可能“记载”有颜氏感黑帝而生孔子(《春秋·演孔图》)，以及孔子其相貌是头四方高，中央低(《礼含文嘉》)，海口、骈(pián)齿，舌理七重，龟脊、虎掌(《孝经纬》)，其胸口上有“制作定，世符运”(《春秋·演孔图》)六个大字等等的“记载”。现在造假更甚，甚至于在图书馆、书店里，就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等人研讨《易》理的问答”的书。可信吗?敢信吗?在《论语》中，以记载子贡与孔子的对话最多，但却没有一条与《易》有关，更没有一条同“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等人研讨《易》理的问答”有关!特别关于孔子与《易》的关系问题，是孔子临死前三年的事情，如其与子贡真有其事，在《论语》中，更应有所记!无记，只能说明没有!“的确传授过《易》”，没有证据，编者的这个“的确”无异于放屁!但请读者注意记住：“《易经》作于殷末周初，而《易传》则成书于战国后期”。

　　“长期以来，《易传》被当作孔子著作”，“传统说法伏羲画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卦(一说伏羲重卦，一说神农重卦)，并系辞(一说周公系辞)，孔子作《易传》，称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等等，这完全是后儒的造假剽窃使然!“相传孔子曾研究《周易》，并传授给弟子商瞿(qú)，数传至齐人田何，汉代言《易》者本之田何。”然而在前《韦编三绝》却说“《史记》还记载孔子传《易》给鲁人商瞿(qú)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前者是“传《易》给鲁人商瞿”，后者是“传授给弟子商瞿(qú)”;前者是“商瞿(qú)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后者是“数传至齐人田何，汉代言《易》者本之田何”。全是鬼话!请读者看看，编者在其中所耍的这些猫腻!但请读者注意记住：“《易》成书于文王之后，《易传》也不是孔子所作。”

　　既然《易传》“各篇成书时间时代不一，约在战国至汉陆续问世”，那么“长期以来，《易传》被当作孔子著作”就是完全错误的。并且也不是什么《易传》“在《易》学史上、儒学史上和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很大”，而是后儒的剽窃、造假“在《易》学史上和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很大”!不仅是“影响很大”，而且是影响极坏!但是请读者注意记住：《易传》“各篇成书时间时代不一，约在战国至汉陆续问世。”

　　笔读者对其说，越分析研究，就会越发现关于孔子“乐正”、“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说之漏洞百出、荒谬绝伦!

　　三、笔者对孔子“乐正”及 “删诗”、“删书”、“作《春秋》”等说的质疑及评说

　　《论语·子罕·9·15》：“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前483年(周敬王三十七年，鲁哀公十二年)，六十九岁。……(2)孔子正乐。……”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其意孔子说他自从公元前484年，六十八岁，由卫国回到鲁国后，就“乐正”。(《孔子年谱》说前483年，六十九岁时，孔子“正乐”。)何谓“乐正”?“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即对“乐”(《乐》)中的“《雅》、《颂》”使其“各得其所”。“乐正”，应该是“《乐》正”。所谓“《雅》、《颂》”是指“乐”(《乐》)的“《雅》、《颂》”，即《雅》、《颂》的乐曲，并非是《雅》、《颂》中的诗词，《诗》中的“《雅》、《颂》”。在《乐》中，除了“《雅》、《颂》”，当然还可能有其他部分。但孔子都没有提及，这就是说对于《乐》中的其他部分，孔子并没有动及。在这段话中，孔子并没有提及《诗》，这说明孔子根本就没有“动及”过《诗》。关于孔子“删《诗》”说，没有任何根据。《诗》是周初至春秋时，周天子为“观风俗，知得失”而派专人到民间采集，后经王室选定的“诗集”。因此，《诗》是早已经由周王室定型了的作品，并早在孔子之前，《诗》就已经在天下流传很广。其中每首诗还要配以音乐，可以演奏歌唱给天子听。《诗》和其《乐》，是周王朝“礼乐”的一部分。孔子鼓吹“克己复礼”。《论语·雍也·6·25》：“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甚至于对一个酒器形状的改变，孔子都如此气急败坏!就不可能对《诗》“删”。然而“乐正”，使“《雅》、《颂》各得其所”倒有可能。这也属于“克己复礼”!随着周王朝的“礼崩乐坏”，在民间流传，其中《雅》、《颂》有些地方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以讹传讹变调了。孔子发现他所收藏的《乐》中的《雅》、《颂》与原调有误，让其“各得其所”，——根据原来正确的再把它们改回原样，这是可能的。所谓改回原样，首先必然要有一个原样放在那里以提供给孔子作为是否“正”的比较、参照。当时都是“手抄本”，孔子“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只能是对他自己当时所保存《乐》的“手抄本”进行，不能对其他人所保存《乐》的“手抄本”进行。孔子所保存者有错，其他人所保存者却不一定有错，若有错其错也并不一定一样。“正”天下之“乐”，那是周天子的事。孔子“乐正”，只能是“正”其自己家里所保存的“乐”，“正”其自己家里所保存的“乐”，可以，问题不大，但倘若“正”天下之“乐”，那可不仅仅是个简单的越俎代庖问题，而是一介草民挑战天子权威的大逆不道了!同时，孔子无力干!干不了!也不能干!孔子既不会知道谁家保存有《乐》，更不知谁家的《乐》有错“不正”，更不能家家去“正”!试想孔子的“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对于“正”天下之“乐”有何价值?对于《乐》在今天的流传有何价值?价值多大?孔子不可能一手遮天!不能因为孔子“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他“乐”都亡了，惟有孔子所“正”之“乐”独存独传于世!孔子的“乐正”，只有“或许”、“可能”的意义，没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假如有《乐》流传下来，是否现存《乐》就一定是孔子所“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乐》?当然不能!应该有证据，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笔迹鉴定”，鉴定现存的《乐》是否就是孔子的真实笔迹等等!是则是，非则非!不过孔子多谎话，真话不多，是否他真有“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需要其他史实的佐证。笔者认为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能真有其事。但现存(若有)《乐》却不一定就是孔子所“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乐》!是否，应该经过严格地鉴定!若是，那可以说孔子对《乐》中“《雅》、《颂》”的“复原保真”、“保存流传”的“功不可没”!否则，一切都不可信!倘若现已以无所存，那么，孔子“乐正”否，并无实际意义!“至于他与已失传的《乐经》有何关系，已无从考证。”既然如此，再谈论“孔子正乐”，已是扯淡!

　　据此，也可以利用此方法来鉴定关于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说的真伪，以及现存《诗》、《书》、《春秋》、《易传》是否就是孔子所“删诗”、“删书”的《诗》、《书》，所“作《春秋》”的《春秋》，所“作《易传》的《易传》!否则，没有证据，一切都是扯淡，都不可信!

　　孔子以“从周”、“为东周”自诩，而《诗》正是他所崇尚“周”的传家宝。若孔子“删诗”，这说明孔子对其并不珍重、珍爱，而是随意“删”，一下子就把“《诗》三千余篇”，“去其重”，“删”成了“三百五篇”!并且《诗》正是“周公之典”，“施于礼义”的产物和规范，何须孔子对其“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孔子何敢对其“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

　　注意：孔子是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由此可知若孔子有“删诗”，也是发生在他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自卫反鲁”之后，时当孔子六十八岁，年迈体衰而又做官无望，才有“然后乐正”之可能。《孟子·滕文公下·6·3》：“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否则，孔子焉能耐得“乐正”的寂寞?孔子自卫反鲁，时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八岁。而在这之前，孔子也曾多次谈到《诗》，在《论语》中，就有不少记载。诸如，《论语·为政·2·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泰伯·8·8》：“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子路·13·5》：“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季氏·16·13》：“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趣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论语·阳货·17·9》：“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多次称说都是“《诗》三百”，这与今天所流传《诗》的三百零五首基本一致。《诗》不是被“删”了而是被“增”了!孔子反复称道《诗》“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既然《诗》如此尽善尽美，焉有“删”之理?焉有“删”之实?这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孔子“删诗”说!在《四书》中，孔子及其弟子、孟子多次引用《诗》，论及《诗》，却均无提及“删诗”，这就说明并无孔子“删诗”之实!由孔子“删诗”前的“诗三百”，到孔子“删诗”后的“诗”“三百五篇”，这哪里是“删诗”，而明明是“增诗”!

　　《诗》，不仅在周王朝所直接控制的区域，在各诸侯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流传和收藏。既然孔子可获得、收藏，甚至于“删”，那么其他庶人也可获得、收藏或者“删”。因此，当时存在于官方和民间的《诗》很多，绝对不会仅仅只有孔子独有。孔子所存之《诗》绝对不会是周王朝王室之原本而只可能是流传的某种手抄本。孔子不能一手遮天!这是显而易见的!若孔子要对《诗》进行“删”，那也只能是对他自己所持者“删”，而绝对不能对天下所有的《诗》进行“删”，他可以保存收藏他所“删”者，却不能销毁天下所有没被他“删”的《诗》。同样不能因为孔子“删诗”， 其他“诗”也都被删了，其他“诗”也都亡了，惟有孔子所“删诗”之“《诗》”独存独传于世!这样，孔子死后，在天下就会有众多本没被孔子“删”的《诗》和一本被孔子“删”的《诗》流传在“天下”。如果孔子一本“删”的《诗》可以流传下来，那么众多本没被孔子“删”的《诗》就更可能流传下来。这样现在“天下”流传的《诗》可能性最大者也应该是没遭孔子“删诗”版本。甚至于现在有两个或更多版本，其中也不能说一定就有孔子所“删”版本的《诗》!说是，那也得有证据!

　　“《诗》三千”，《乐》三千，若再加上孔子所“删”成的“三百五篇”和其与之相配之《乐》得多少字，这些字，得需要孔子读多少时间!得需要孔子写多少时间!负载这些东西的竹简得多少，体积多大!储藏需要多大仓库!加工这些竹简需要多少人工!收集这些竹简需要多少时间!购买这些这些竹简需要多少费用!孔子有何时间精力、有何经济堪承担“删诗”这项“巨大工程”?《论语·先进·11·8》：“颜回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孔子若要给颜会买椁，就得卖掉自己的车。由此看，孔子根本无财力支持!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笔者认为若此，在当时足以让孔子上断头台!《论语·八佾·3·1》：“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甚至于季氏的“八佾舞于庭”，都让孔子视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孔子岂敢“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因此，令“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是周天子，绝对不是他孔子。“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是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时，周天子早已经完成了“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并配有乐曲的工作。孔子对其也只是可以“皆弦歌之”。《论语·泰伯·8·15》：“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三百五篇”的乐曲，也是周天子委派有关乐师配制的，并非孔子所配，孔子也没有资格配。孔子对这“三百五篇”，只是“皆”可“弦歌之”而已。弄清楚这段话的意义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孔子“乐正”的意思和意义了。“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是说他老年时“自卫反鲁”后，就开始着手“乐正”，即把《诗》的“《雅》、《颂》”部分中的有关错谱更正过来，使其“各得其所。”孔子所“正”者，只能是他自己所保存的乐谱，而不能去“正”其他人所收藏的乐谱，别人所收藏的乐谱，也不一定有错，有错也不一定与孔子的一样。注意：孔子是“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而并非“乐编”，令“《雅》、《颂》”各有所得。“乐正”与“乐编”不同。“乐正”，是指根据原乐谱把自己手头所保存乐谱中的错谱纠正过来;“乐编”，是指编写乐谱，也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谱曲”。“各得其所”与“各有所得”也不同。譬如说：“甲”本有“A”，但是现在却有“B”;“乙”本有“B”，但是现在却有“A”，“各得其所”就是指让“甲”得其本有的“A”，让“乙”也得其本有的“B”;而“各有所得”，只是指令其“各个有份”而已。《关雎》是《国风》中《周南》的第一篇。由此两段“语录”，笔者认为：《诗》“三百五篇”，其原先篇篇都配有相应的乐曲。《诗》“三百五篇”的收集征集选编以及配乐，是早在孔子之前很久很久的事情了，与孔子无丝毫关系。《诗》“三百五篇”的收集、征集、选编以及配乐，是周王朝的一种国家行为。更确切地说是周公“制礼作乐”重大“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诗》“三百五篇”的收集、征集、选编以及配乐工作，至迟开始于周公，其完成至迟在“春秋”之前。当时的收集、征集的诗很多，达“三千余篇”，但是仅选定了其中的“三百五篇”，并把这些选定了的“三百五篇”各都配上相应的“乐”。因此，上面所引《史记·孔子世家》中的那段文字的实际标点断句不应该是：“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而应是：“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中国古时候，写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读起来很吃力，甚至产生误解。到了汉朝才发明了“句读”符号。语意完整的一小段为“句”，相当现在的句号;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顿的一段为“读”，相当于现在的逗号。宋朝时分别用“。”、“，”来表示。明代时才出现了人名号和地名号。这些就是我国最早的标点符号。到了清朝，大量洋人来华，现在的“标点符号”，是舶来货，外国文字里的东西。后来，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出现了“白话文”，利用它能使白话文更明了、确切、生动,因此自然把它也加进文字中了。这样，“标点符号”才在汉语中落了户。在“十”上面加一瞥，“十”就成了“千”，就使孔子“弟子盖三十”变成了“弟子盖三千”，一下子让孔子的弟子猛增一百倍!之所以错点标点，很可能是后儒的故意所为，有意吹捧拔高孔子。特别是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之后，孔儒都是一些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人物;而且是他们把孔子捧得越高，他们就越可以横行霸道;他们越横行霸道，就可以把孔子捧得越高!孔儒独霸天下舆论、文字以及所谓“修史”!因此，笔者认为所谓孔子“删诗”说，不过是后儒利用“标点符号”对历史进行捏造篡改之一例。

　　《论语·卫灵公·15·11》：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据此，如让孔子编辑《诗》，就绝对不会把《卫风》、《郑风》编入。

　　程树德《说文稽古篇》：“《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公羊》何《注》：‘五穀毕入，民皆居宅，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於邑，邑移於国，国以闻於天子，故王者不出户牖(yǒu)，尽知天下。’”《诗》，乃周初至春秋中期，由周王室每年专派人员到各地民间收集的民间诗歌总集。《诗》中之诗是周初周王室每年专派人员到各地民间收集的民间诗歌，《诗》是其后周王室专派人员编辑的。《论语·为政·2·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孔子承认《诗》的合法性。孔子对《诗》的评说没有什么独到之处。至于“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艺术为政治服务，这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中的常识。孔子常利用《诗》中的句子，作其维护复辟周奴隶制的比附。例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一点与孔子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定位是一致的。对于《诗》中的有关男女恋情的诗篇，孔子也是不照实说，而是牵强附会，把其比附成统治阶级奴隶主贵族需要的东西。

　　既然“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那么“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的东西，就与孔子毫无关系。“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纯属屁话!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它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也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由于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正的发展》)。

　　“汉武帝时又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这是一条极其重要信息。若孔子真有“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实，那么包涵着孔子“心志”，浸透着孔子心血，孔子花费了那么大人力物力，千辛万苦所“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的“手稿”，必然是孔子的传家宝，不仅是其子孙后代，也是其弟子及其子孙后代的传家宝，为何不好生珍藏?若有，为何不把“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的“手稿”珍藏在“宅壁”里?而仅在“宅壁”里珍藏了“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他人“《古之尚书》”?并且对此耗时如此长，花费如此大，工程如此巨，这么兴师动的大事件，竟然甚至于孔子活着时，孔子、其弟子、其子孙、同时期人没有提及过，其死后，也没有其弟子、其子孙、同时期人提及过，没有一点遗物?你看!在《论语》中，甚至于诸如《论语·季氏·16·14》：“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论语·乡党·10·24》：“寝不尸，居不客”，孔子的言行都作了详细记载，穷尽其所有!并且其中还有许多重记者和记有众多与孔子及其弟子无关者，由此可见，如孔子真有“删诗”、“删书”、“作《春秋》”之实，必定在《论语》中会有记载。没有记载，只能说明没有!若有，《论语》的编撰者是决不会因爱惜笔墨而不记或因疏漏忘记!据说孔子有“弟子盖三千”、“贤人七十”，皆非等闲之辈!若孔子真有“删诗”、“删书”、“作《春秋》”之实，他们决不会只看到了孔子“寝不尸，居不客”，而没看到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盛事!也决不会只闻到了孔子说“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而未闻到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盛事!也决不会宁肯记孔子的“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之，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寝不尸，居不客”之言行，也不记孔子的“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盛事”!若孔子真有“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实，那么孔子对其手稿一定珍爱万分，严密收藏、珍藏，其弟子虽不能收藏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手稿”，也一定会保存收藏对其“手稿”的“传抄本”!非但没见孔子其子孙有保存珍藏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手稿”，也没见其弟子中有保存珍藏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手稿”的“传抄本”者!只是“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他人“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古之尚书》”!并且让这些东西“不久就亡佚了”!这就彻底揭开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的谜底!在孔子家的“宅壁”里，只藏有其他人的“数十篇”《书》的“手抄本”，没有别的东西，并没发现有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任何遗迹!若真有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实，孔子家里何以不珍藏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手稿”，而仅珍藏了他人“数十篇”《书》的“手抄本”?甚至于“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却没发现有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的任何遗迹?“数十篇”“《古之尚书》”，到底是多少“篇”!这么重大的“考古发现”，这么珍贵的“历史文物”，岂有不把篇数清点清楚的道理!?篇数也并不多，仅“数十篇”，也好清点，清点并不费事!为何不清点清楚，给出一个准确篇数!?“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为何儒家就不敢把“汉武帝时”“从孔子宅壁”所“发现数十篇”“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古之尚书》”与“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的“《今文尚书》”的篇数进行比对?更不必说对其内容进行比对了!看来，“从孔子宅壁发现”的“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数十篇”“《古之尚书》”不仅不是孔子的笔迹，其篇数也与先前儒家所编造的说经孔子“删”后之《书》的篇数“二十九篇”也不对，不相符!当然与“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更不着边际。儒家学者为了能继续骗下去，只好笼统地说其“用古籕(zhòu)书抄写”、“数十篇”等，并隐痛割爱，令其稀里糊涂地“但不久就亡佚了”!

　　《孔子大辞典·典籍文献·儒家经典·尚书》：“《尚书纬》称：‘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以二百篇为《尚书》’。”据此，孔子“删书”的工程要比其“删诗”的工程还要巨大!由此看来，不仅“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共有百篇”完全是编者的胡说!“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完全是编者的胡说!而且“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以二百篇为《尚书》’”也完全是编者的胡说!“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以二百篇为《尚书》’”?请拿出史料左证!

　　《论语·述而·7·31》：“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子路·13·18》：“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13·20》：“[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孟子·梁惠王上·1·7》：“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滕文公下·6·9》：“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离娄下·8·21》：“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公羊传·闵公元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既然如此，孔子、孟子及其儒家毫无诚信可言，其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说可信吗!?敢信吗!?

　　《大学》，《孔子大辞典·典籍文献·先秦著述·大学》：“《礼记》篇名。儒家经典之一。传为曾子作。”《中庸》，《孔子大辞典·典籍文献·先秦著述·中庸》：“《礼记》篇名。儒家经典之一。传为战国初子思作。”《论语》，《孔子大辞典·典籍文献·论语注本·论语》：“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论之汇编。研究孔子的主要资料。儒家经典之一。也是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持久影响的经典之一。……(三)《论语》之编撰者。历来考证《论语》之编撰者，有下列诸说：(1)泛指孔子门人为编纂者。《汉书·艺文志》：‘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此为最早论及《论语》之编撰者。(2)认为是仲子弓、子游、子夏等所撰。东汉郑玄曰：‘《论语》乃仲弓、子游、子夏所撰定。’……(3)认为是子夏等人所撰。《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4)认为是曾子之弟子所撰。……(5)认为是曾子、有子的弟子所撰。……(6)认为是闵子弟子所撰。……”《孟子》，《孔子大辞典·典籍文献·先秦著述·孟子》：“儒家经典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一说是孟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的记录。”既然如此，倘若真有“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这样的“大事件”，在《四书》中必定会大吹大擂，有所记载!然无!这只能说明没有!在《四书》中，多次引用《诗》、《书》，均直呼《诗》、《书》，并无关于“孔子‘删诗’、‘删书’”的蛛丝马迹，这说明：至少在孟子时，还没有出现孔子“删诗”、“删书”的“神话”。倘若有，孔子、孟子及其弟子绝对不会不记!不留一点蛛丝马迹!在《大学》中，除多次引用《诗》、《书》外，还引用了一次《楚书》。《大学·11》：“《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大学》既然“为曾子所作”，倘若真有孔子所“作《春秋》”，曾子为何不直接引用“先师”孔子所“成《春秋》”而引用《楚书》，舍近而求远!?这更说明根本就无孔子“作《春秋》”!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有诸多的“《诗》曰”、“《书》曰”，却没有“《春秋》曰”，更没有“孔子作《春秋》曰”或“孔子成《春秋》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的目的是要“乱臣贼子惧”。令“乱臣贼子惧”，必须把“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昭示于世;只有把“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昭示于世，才能令“乱臣贼子惧”。孟子不把“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昭示于世，何以令“乱臣贼子惧”!孔子不把其所“作《春秋》”、“成《春秋》”昭示于世，其弟子不把其宗师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昭示于世，何以达到令天下的“乱臣贼子惧”的目的?孔子及其弟子、孟子之所以不把“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昭示于世，是因为孟子不能把“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昭示于世。何以不能?因为根本就无“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之实!孟子撒了谎!所谓“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只是孟子对世人的欺骗!在《四书》中，孔子及其弟子不但没有有关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对孔子“作《春秋》”没留下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而且也没引用、提及过周《春秋》、鲁《春秋》以及任何其他诸侯国《春秋》的记载。谁若不信就去查查。这点非常重要。很可能在孔子当时，周《春秋》、鲁《春秋》以及任何其他诸侯国《春秋》都还密藏于“公室”，根本就没流入民间。孔子师徒根本就没见到过周《春秋》、鲁《春秋》以及任何其他诸侯国的《春秋》，岂有“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全是谎话!胡说!

　　在《孟子》中，孟子提到孔子“作《春秋》”者有两处：《孟子·滕文公下·6·9》：“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离娄下·8·21》：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既然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何以有“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倘若有“孔子成《春秋》”，孟子为何不直接拿出来令诸如“不作”之“圣王”、“放恣”之“诸侯”、“横议”之“处士”、“言盈天下”之“杨朱、墨翟”等等“乱臣贼子惧”!?这岂是“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而是“孔子成《春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乱臣贼子”更“甚嚣尘上”! 至今就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在历史上有哪一个“乱臣贼子惧”因孔子所“作《春秋》”、所“成《春秋》”而“惧”的神话!有谁看到过孔子所“作《春秋》”、所“成《春秋》来?没有!绝对没有!“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既然“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若有孔子“作《春秋》”、“成《春秋》”，那么，“齐桓、晋文之事”，应当是孔子“作《春秋》”、“成《春秋》”所首要当记者，“齐桓、晋文”就是孔子所要痛斥的“乱臣贼子”;“齐桓、晋文之事”就是“乱臣贼子”“之事”。齐宣王也是一个“乱臣贼子”，何以“乱臣贼子”齐宣王非但不“惧”还要“得闻”“乱臣贼子”“齐桓、晋文之事”?何以“乱臣贼子”齐宣王竟然还敢于直接欲从“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3·2》)的孟子那里“得闻”“乱臣贼子”“齐桓、晋文之事”?要学一个“乱臣贼子”“齐桓、晋文”?而孟子何以甚至不敢拿出孔子所“作”、所“成”之“《春秋》”，让“乱臣贼子”齐宣王“惧”一“惧”?对齐宣王一口回绝而“假”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就是孟子对其所说于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做作了直接地明确地的自我否定!

　　关于孔子“作《春秋》”的鬼话，最初起于孟子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而灭于孟子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桓、文之事”，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主要内容。“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也就是孔子无“作《春秋》”、“成《春秋》”的同意语。孟子自己对孔子“作《春秋》”作了彻底否定的回答。

　　同时，在《孟子》中，孟子除了“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等几句空话外，毫无任何实际内容。倘若真有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么孔子所“作《春秋》”，就是孟子手中的强大“思想武器”、“理论根据”，应当在《孟子》中“大书特书”、“大树特树”!广泛引用其中的具体内容!孟子也必定会在《孟子》中“大书特书”、“大树特树”!广泛引用其中的具体内容!然而没有!这只能说根本就无“孔子作《春秋》”之实!无“孔子成《春秋》”之实!孟子是孔子死后一百余年的人物，而且所说的这些话却并没有出处，故决不可信!

　　《孟子·公孙丑下·4·13》：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期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告子上·11·3》：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11·4》：“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孟子是一个“彼一时”，“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此一时也”，“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的人物!不仅如此，孟子还是一个“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的人物!不仅如此，孟子还是一个“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人物!这样一个人物的话，可信吗?!敢信吗?!所谓“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是孟子为了对付公都子的“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质问，杜撰出来的鬼话!诸如，《孟子·告子下·12·6》：“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孟子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既然如此，孔子的《春秋》何以能“作”?孔子何以敢“作”?孔子“作《春秋》”何以有“成”?“成”后何以得保存流传?孟子称当时“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那可是“乱臣贼子”的“天下”!请特别注意：孟子说的是“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所以“乱臣贼子惧”，毫无疑问是因孔子所“作《春秋》”已经被“乱臣贼子”知道了，听到了，看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乱臣贼子”“季氏”等，能让孔子安安稳稳做“国老”，静享清福!而不拿孔子试问!《孟子·万章下·10·2》：“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何以“乱臣贼子”，特别是正在鲁掌握实权的“季康子”不“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尽管孔子就在“乱臣贼子”“季康子”眼皮子底下，何以没有丝毫干涉孔子“作《春秋》”!压根“乱臣贼子”季康子就没闻而“惧”!哪来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就在季康子眼皮底下，在小小的鲁国竟然出了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天下这么个“重大的事件”、“巨大的工程”，何以季康子就没闻没“惧”!在历史上就没有记载说有哪一个“乱臣贼子”看到过或闻到过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而“惧”之事!然而在《孟子·梁惠王上·1·7》中，却有孟子记载“乱臣贼子”齐宣王向其咨询“乱臣贼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齐宣王对“乱臣贼子”“齐桓、晋文之事”很感兴趣，想学一学“齐桓、晋文”。不仅“乱臣贼子”齐宣王不知道“齐桓、晋文”是“乱臣贼子”，也不知道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让 “齐桓、晋文”一类“乱臣贼子”“惧”，而且他孟子对其也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未之闻也”。对“乱臣贼子”齐宣王所问之答孟子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根本就无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完全是孟子杜撰的“空穴来风”!子虚乌有!屁话!“《春秋》，天子之事也”。不仅孔子“作《春秋》”，通不过“乱臣贼子”这一关，连周天子、鲁侯这一关也通不过!鲁侯再无权势，要说整治个平头庶人孔子还是绰绰有余的!

　　“《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既然如此，这恰好从反面说明：孔子不敢“作《春秋》”，不可能“作《春秋》”;即使“作《春秋》”，也不会“成《春秋》”;即使“成《春秋》”，其《春秋》也不可能流传于世!

　　由此看来，根本就没有孔子“作《春秋》”，更没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孟子为自己之需要所杜撰出来的另一个“神话”!胡诌!例如“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这是孟子为诽谤杨墨所杜撰的“神话”、胡诌。孟子所杜撰诸如此类的“神话”、胡诌谎言很多。读者不信，就自己去查查看，在《孟子》中就有许多。“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以及“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就是孟子所杜撰的谎言!然而，“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却明明白白地彻底否定了他所杜撰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的胡说。

　　既然孔子所“作《春秋》”“是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那么“齐桓、晋文之事”就必然在孔子所“作《春秋》”之中。“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齐桓、晋文”是孔子所贬斥的对象。若此，如真有孔子所“作《春秋》”，当“乱臣贼子”齐宣王问及“乱臣贼子”“齐桓、晋文之事”，这正是孟子可借其对“乱臣贼子”“齐桓、晋文”进行贬斥而鼓吹“王道”的极好时机，孟子一定会拿出来忽悠齐宣王的。然而，孟子没有，并且谎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如真有孔子所“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么为何“乱臣贼子”齐宣王不“惧”?若有，那么当齐宣王听到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时，必定会反问孟子而曰：“子差矣，未之闻‘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者!?《春秋》者，‘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也。”孟子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就完全否定了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齐宣王压根就没闻到，不知道有“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件事!若齐宣王闭目塞耳，不能齐国上下也都闭目塞耳!既然孟子称孔子所“作《春秋》”声名如此之大，威力如此之巨，社会效应如此之广，何以孔子所“作《春秋》”、“成《春秋》”在天下广为流传了，令“乱臣贼子惧”了(孔子前479年卒，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一百多年，鲁国的近邻齐国上下竟然未尝闻到!

　　“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如司马迁所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寓褒贬于字里行间。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由“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孔子“作《春秋》”，当在前518年，孔子三十四岁，“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萇弘”(《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归鲁之后。但《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说，前482年，孔子七十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史记·孔子世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起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前481年，孔子七十一岁，“这年春狩猎获麟，相传孔子在此时作《春秋》。《春秋经》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惧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获麟，……乃因史记，作春秋。’”两者完全相矛盾。这本身就说明其假!由上，根据《孔子年谱》分析可知，无论是“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还是“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起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前481年，孔子七十一岁，“这年春狩猎获麟，相传孔子在此时作《春秋》”，从时间上就统统不可能!“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正名分”，“名分”谁“定”?“周天子”!“名分”谁“正”?“周天子”!“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一介“庶民”。“天子”“诸侯”、“诸侯”“大夫”“名分”不“正”事小，而“天子”“庶民”“名分”不“正”事大!孔子以“名分”之“大不正”，来“正”“名分”之“小不正”，孔子是在“正名分”，还是在“毁名分”?是在“毁名分”也!这样一来，孔子本想拍马屁股，却拍到马蹄子上了!

　　《论语·八佾·3·1》：“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对季氏的“八佾舞于庭”僭越，可以说是愤怒到极点，谴责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而，季康子、鲁公，各国诸侯、大夫，周天子以及其诸卿大夫等等，对一介庶民孔子对“天子”权威的僭越，难道不是更加“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康子、鲁公，各国诸侯、大夫，周天子以及其诸卿大夫等等，会让孔子“作《春秋》”吗?当然不会!他们必然结成“神圣同盟”，彻底粉碎孔子“目的在正名”的“作《春秋》”!孔子能“成《春秋》”吗?当然不能!孔子敢“作《春秋》”吗?当然不敢!有孔子所作之《春秋》吗?当然没有!

　　“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就使他成为当时最大的“乱臣贼子”!“孔子成《春秋》”能让哪一个“乱臣贼子”“惧”?而又有哪一个“乱臣贼子”为此而“惧”过?

　　《论语·阳货·17·1》：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孔子在“乱臣贼子”面前，只有老老实实接受其训斥和教育的份。孔子对“乱臣贼子”的训斥和教育只能是“诺!”

　　《论语·阳货·17·5》：“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论语·阳货·17·7》：“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孔子与“乱臣贼子”打得火热，只要有谋畔者，都会找孔子参与，而只要找孔子参入谋畔，孔子也都会“欲往”!

　　是“乱臣贼子”“惧”孔子?还是孔子“惧”“乱臣贼子”?

　　是孔子“惧”“乱臣贼子”?还是孔子喜“乱臣贼子”?是“乱臣贼子”“惧”孔子?还是“乱臣贼子”喜孔子?是孔子让“乱臣贼子”“惧”?还是孔子让“乱臣贼子”喜?一目了然，一清二楚!岂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可见孔子对所作《春秋》极为珍重。”对此，编者有何根据?没有!“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有史料记载吗?没有!既然“孔子对所作《春秋》极为珍重”，为何“汉武帝时”仅“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可见“孔子对所作《春秋》”不仅不“极为珍重”，也并不重视!何以如此?因无孔子“作《春秋》”、“成《春秋》”之实也!

　　“孔子作《春秋》，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对我国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正名分，寓褒贬于字里行间。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曰弑。同样杀人，孔子以杀、诛、弑的区别来表明自己的爱憎感情。这种属辞比事一字定褒贬的做法，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为后代历史学家所效法。”若有，那么“孔子作《春秋》，就开创了私人捏造历史的先例。“对我国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起了和起着巨大的毁灭性的腐败和破坏作用，由此之后，中国的再无历史，中国的“历史”全都是作“史”者秉承统治者意志的胡诌乱扯!

　　既然“孔子曾研究《周易》，并传授给弟子商瞿(qú)，数传至齐人田何”，“再一代代直传至汉初”，对此都有“记载”吗?若有，那么孔子“作《春秋》”、“成《春秋》”为何就不能“传给弟子某，数传至齐人某某”，而且每传都有记载?为何?这说明，压根就无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孟子讲得清楚：“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焉有孔子“作《春秋》、“成《春秋》”之实?根本就无孔子“作《春秋》、“成《春秋》”之事!再则如果真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么齐宣王必定会知道，然而对此，不仅齐宣王不知道，举齐国也不知道，以致为此齐宣王还得求教孟子。再则，孟子由何处得知“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没有说明!无处可查!对于象孟子这样一个“信口开河”、“自食其言”，“此一时，彼一时”(《孟子·公孙丑下·4·13》);“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8·11》)，一步一个谎(《孟子·梁惠王上·1·7》)的人物者，其言敢相信吗?当然不敢!由此何以得出孔子“作《春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难道“《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不“惧”!既然“《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一庶民而“作《春秋》”，较之“乱臣贼子”则更大逆不道!更有甚者，孔子自诩是复兴周王朝奴隶制天下的新天子!孔子说得清楚：“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礼记·表记》)，“大德必得其位”(《中庸·17》)，而他是“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7·23》)，“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9·5》)“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2·4》)，在周文王死后，他孔子还未出生五六百年前，就早已经“受天命”了。“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论语·阳货·17·5》)、“佛(bì)肸(xī)[以中牟畔]召，子欲往”(《论语·阳货·17·5》)，孔子一生都在谋图造反作乱。季氏是鲁侯的乱臣贼子，“齐桓、晋文”是周天子的乱臣贼子。孔子不仅是鲁侯的乱臣贼子、诸侯的乱臣贼子，也是周天子的乱臣贼子，孔子本人就是一个最大的乱臣贼子!难道周天子、鲁侯、各国诸侯，对“知天命”、“受天命”的孔子不“惧”?明天子朱元璋就“惧”!不仅“受天命”不行!“知天命”也不行!谁“知天命”他就杀谁!怎么会有“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焉有什么“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见孔子“作《春秋》、“成《春秋》”，纯属“子虚乌有”!

　　至于称“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那完全是“空穴来风”，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是编者的胡诌乱扯。《论语·述而·7·25》：“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季氏·16·13》：“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趣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文”中有《诗》、《礼》，并无《春秋》，更无孔子所“作”所“成”之《春秋》。在《四书》中，根本就无“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春秋》”的任何记载，更无“孔子的弟子从孔子学习其所‘作’所‘成’之《春秋》”的任何记载!这也否定了孔子“作《春秋》”、“成《春秋》”说。

　　孔子的“《诗》三千”，《乐》三千!《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春秋》，多少篇?多少字?还有《易》，多少篇?多少字?以及所“删”、所“作”的所有草稿，所成的所有定稿，多少篇?多少字?收集这些资料、“删”、“作”这些东西，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费用!储藏这些东西，需要多少仓库!完成这些东西的资料是孔子在“由卫归鲁”时带回去的吗?不是!无史料记载，若是“由卫归鲁”时带回去的，那得需要多少车马!是回到鲁以后收集的吗?要收集这些资料得需要孔子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也无史料记载还有什么人帮助过他做这些工作!想想看!注意：《人民日报》报道：“1974年6月7日，我国文物考古工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发掘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同时发现了著名的《孙子兵法》和已经失传了1000多年的《孙膑兵法》等竹简4000多枚。这批先秦古籍的发现，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又一重大新成果。 这批竹简的发现，证明现有《孙子兵法》源出孙武，完成于孙膑。这4000多枚竹简，有一万一千余字。”而孙膑(?- 前316年)，公元前316年的孙膑时写字(实应按墓葬的年代算，西汉：自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起，至公元8年王莽代汉止)，尚须用竹简(西汉时写字仍须用竹简)，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时的孔子，当然其所收集材料和所写之《诗》、《书》、《春秋》，也必然皆写在竹简上。想想看，“诗三千”篇再加与之相配之《乐》、书“三千二百四十篇”、自公元前11世纪初至公元前479年孔子时这六百年间周王朝和其所封的至少二百个诸侯国的《春秋》以及孔子“删诗”后所成之“诗三百”加上与之相配之《乐》、“删书”后所成之“以二百篇为《尚书》”、所“作《春秋》”，一共至少得有多少字?需要多少竹简?要知道公元前316年孙膑时代(实是西汉时)，所使用竹简的水平是“4000多枚竹简，有一万一千余字”!不知公元前479年孔子时代，所用竹简的水平如何?在4000枚竹简上，能写多少个字?一枚竹简的尺寸?公元前316年的孙膑所用的竹简(实是西汉时所用竹简)有出土实物，读者可以参照估计!这是孔子所不可能做，更不可能完成的神话!“汉武帝时”“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就彻底地戳穿了这些西洋景!藏在“孔子宅壁”里的东西，当然是孔子的“至宝”了!孔子的“至宝”也就是“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不久就亡佚了”!可见发现这些东西，在当时并不珍贵，不是被偷盗了，而是因不经意、不在意，“不久就亡佚了”!

　　《论语·述而·7·5》：“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7·35》：“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子罕·9·12》：“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孔子身体不好，长时间生病，且卧床不起。孔子六十九岁时，其独子“孔鲤卒”;七十岁时，其爱徒“颜回卒”;七十二岁时，“孔子闻卫国政变，子路被杀。”独子、爱徒相继死亡，心情不好，“天丧予!天丧予!”身体精神好时，其心思也不是放在“正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上!《论语·子路·13·14》：“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论语·宪问·14·21》：“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你看，孔子的心事很多，根本就没有时间精力，有时间精力也没有把时间精力放在“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上(若有“正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的话)。孔子七十三岁死，短短5年时间，让孔子天天奔命于写作也干不了多少。更不必说在短短的一年中，就是在由卫归鲁后的5年时间里，孔子能拿出多少时间用于“正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正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每一项都是庞大的“工程”，孔子能行吗?若说其一，可能，那么二、三，则绝对不可能!把“正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五项大“工程”都加于孔子，这更说明这五项“工程”，孔子一项也没干!请读者特别不要忘记：此时还有“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繁重的教学任务。这就使“……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起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统统都成为了“神话”!

　　“……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起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都是后儒司马迁给孔子强加上的“功劳”!孔子长期流浪在外，对鲁国历史不清，要作鲁《春秋》首先还得着手收集史料，到哪去收集?还得偷偷摸摸地，倘若被别人知道，那可是吃罪不起!甚至于只收集这些资料，一个六七十岁疾病缠身孔子，还要绝对缜密偷偷摸摸地干，一年时间能行?五年时间也不行!

　　笔者对于关于孔子的“删书”说、“作《春秋》”、“作《易传》”说与对关于孔子的“删诗”说皆持类似的态度。《书》，后汉人称《尚书》，“尚”，即“上”，“上代之书”。《书》与《诗》的情况类似。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之。《论语·为政·2·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述而·7·18》：“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既然称“《书》”，必已定型。孔子自诩“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书》正是他所“信”、所“好”、所“述”的“古”对象，而绝不是其“作”、“删”的对象。《诗》、《书》是孔子的宝贝，既舍不得“删”，也不敢“删”，这都是官方编撰审定，并非私人可染指者。在《大学》、《中庸》中也无孔子及其弟子提到过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之事。关于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都是孔子死后，特别是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杜撰出来的东西。请读者查查看，像这样的事都是发生在儒家身上，笔者至今没见柳家、墨家、道家、法家等中有这种情况。孔子说得很清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克己复礼”。他没有自己的著述，他的特点只是对“古”代典籍传述他所“信”，所“好”，的“述古”(传述)。《论语·卫灵公·15·11》：“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就是孔子所为的理想邦国。诸如《诗》、《书》等等这些古时传下的古籍，皆被孔子列为圣贤，尊为宗旨，拉大旗作虎皮;同时也统统都是其眼中的古董，可“待贾”而“沽”(《论语·子罕·9·13》)的“宝贝”。但要霸占这些“宝贝”，孔子当时是不行的，无权无势，条件不允许。因此，只有待到汉朝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有权有势了，便开始有计划地想方设法霸占这些“宝贝”居为己有。所谓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谎言也就应运而生，这是孔儒就是把古代典籍《诗》、《书》、《春秋》、《易》等“居为己有”的一种方式、形式和花招。但这却使孔儒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古代典籍、历史典籍是不能删削改动的。例如，一张大清时的“大龙”邮票，价值连城，但若删去“花边”，那就一文不值了!对于古代典籍、历史典籍更是这样!在鲁国灭亡之前，鲁《春秋》，除鲁公室和有关史官外，其他人根本接触不到。孔子根本接触不到鲁《春秋》。《春秋》是一个国家历史。一个家庭的历史还不愿意让他人染指，更何况一个国家的历史!孔子何以能得以“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有哪一个诸侯国愿意孔子得到和“参考”其“《春秋》”?有哪一个诸侯国愿意孔子对其《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删繁就简，从新编写”“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对其历史肆意涂抹，对其祖先肆意诽谤!因此，所谓孔子“作《春秋》”根本就无根据!“作《春秋》，天子之事也。”“作《春秋》”，是天子和国君的事。孔子私“作《春秋》”，属“大逆”，“犯上作乱”。“作《春秋》”不是小事，也不是一个短时期行为。孔子若“作”，不会不暴露，暴露，季康子、鲁君不会不管。甚至就是孔子“作《春秋》”，也不会只有孔子所私“作”的《春秋》传世，鲁公室“作”的《春秋》不传世!鲁公室“作”的《春秋》也传世，而且相对于孔子私“作”的《春秋》更易传世。因为，孔子记的都是“变天帐”，是各诸侯国权贵所厌恶者，实属各诸侯国权贵所严格查禁收缴者，若得之必销毁者。甚至于有孔子“作《春秋》”之事，但不可能让众多的鲁国史《春秋》、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春秋》都统统遗失了，只有孔子独自偷偷记的变天黑账却保存了下来!若谁要说现所存《春秋》，就是孔子所“作”所“成”者，那么，首先拿出来看看，它是否它能令“乱臣贼子惧”，然后再说其他!要同时出现上述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诸多情况：现在的《诗》、《书》是孔子所“删”者，《春秋》是孔子的所“作”或所“删削”，《易传》是孔子所“作”者的可能性，究竟多大?请读者算算!其可能性犹“今天发生地球与月球相撞”的概率，——等于零!

　　孔子儒家把别家的许多好东西统统窃取来作为己有，而把自己的许多坏东西涂脂摸粉换成好样子。凡是被儒家认为可以“待贾”而“沽”者统统都是“好东西”，对其儒家皆采取“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其实是“我的没有，你的是我的”)的手段。[明]李贽就曾对其批评说：“且申、韩何如人也?彼等原与儒家分而为六。既分为六，则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则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举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点不得也。独儒家者流，泛滥而靡所适从，则以所欲者众耳。故汲长孺谓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论六家要旨者，又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八字盖之，可谓至当不易之定论矣。”(《焚书·卷五·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在《孟子》中，虽有说孔子作《春秋》的话，但无孔子“删诗”、“删书”、“作《易传》”的话。对于《诗》、《书》，《孟子》也都是直呼“《诗》曰”、“《书》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虽然由于周王朝的腐败，自春秋中期之后周天子派专人到各地收集民歌以观政事民俗没有了，但历来所收集的诗歌并没有“亡”，这就是《诗》。所以孟子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是完全错误的。“史”，不仅文名，亦官名，另称“作册”。商代始设。原为驻守在外的武官，后成为王左右的史官，掌管祭祀和记事等。西周时有太史、内史等。春秋时有称外史、左史、南史者。不仅周王室设有史官，其下各诸侯国也都设有史官。周王室把史官所记之“史”称为《春秋》，诸侯国鲁也称之为《春秋》，但也有其他称谓。诸如：诸侯国晋称之为“《乘》”，诸侯国楚称之为“《梼杌》”等。春秋时晋国史官董狐(亦称史狐)，记事秉笔直(并非孔子所鼓吹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之“直”，而是 叶公语孔子的“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之“直”)书，孔子称赞其：“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请注意，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也”，并非“今之良史也”!史官所记之“史”，即称“《春秋》”，《春秋》自古有之，并非“《诗》亡然后《春秋》作”;更非有孔子的“作《春秋》”——“《春秋》作”而后才有“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孟子的此段话，全是胡诌。其目的在于让孔子贪天之功。孔子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诩，没有自己的著述，哪来的孔子“作《春秋》”、“作《易传》”?儒家没有自己的“经典”，而把古籍视为“经典”，诸如古时流传下来的《诗》、《书》、《春秋》等。虽然儒家可以把其奉为“经典”，但却不能因此其就成为了“儒家的经典”。把其称为“儒家的经典”是一个绝大的错误。这是儒家的贪天之功据为己之私有的恶霸行经。问题很简单：因其并非由儒家所作。所谓孔子“删诗”、“删书”等说，皆是儒家独霸这些历史古籍的的恶霸伎俩。上面已经说了，诸如这些事，在历史上其他学派就没有，独独都发生在儒家，并且主要出现在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是为什么?除了孔儒的权势富贵加欺骗霸道之外，!对于其他学派都有自己的著述，代表作，法家有自己的著述，例如法家把《韩非子》视为“经典”，同时也可以称“《韩非子》为法家的经典”。因为《韩非子》就是法家韩非子所作。道家有自己的著述，例如道家把《老子》视为“经典”，同时也可以称“《老子》为道家的经典”。因为《老子》就是道家老子所作。墨家有自己的著述，例如墨家把《墨子》视为“经典”，同时也可以称“《墨子》为墨家的经典”。因为《墨子》就是法家墨子所作。但儒家却不行。儒家没有自己的著述。孔子没有自己的任何著述，因此孔子只好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为自己遮丑。不仅如此，他也没有什么“学问”教弟子，孔子的所谓“学问”是一种既没有学术教别人，也不教别人向自己学习的“学问”。李贽称：孔子“何以颜渊问仁，而曰‘为仁由己’，而不由人也欤哉!何以曰‘古之学者为己’，又曰‘君子求诸己’也欤哉!惟其由己，故诸子自不必问仁于孔子;惟其为己，故孔子无学术以授门人。是无人无己之学也。”(《焚书·卷一·答耿中丞》)笔者认为，至多孔子是一个古籍教师。至于《四书》中被古今中外的反动派吹上了天的《论语》，也不过是后人，由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李贽：《焚书·童心诗》)的已个编辑物而已，不仅其内容反动，而且杂乱无章，矛盾百出。《礼记》，只是后人假托孔二先生之名，所收集而编撰的一些战国至西汉初期和西汉中期的部分“礼仪”和“民俗”而已。尽管儒家把《诗》、《书》，改称《诗经》、《书经》也不能就归儒家所有行!《诗》、《书》、《春秋》，是社会的，并非由儒家独专有。再说，孔子也不可能一手遮天，孔子要“删诗”、“删书”，也只能删他自己所保存的《诗》、《书》，不能把天下所有的《诗》、《书》都“删”了!更不能阻止天下所有《诗》、《书》的保存流传!是遭孔子“删”的《诗》、《书》之孤本有可能保存流传下来，还是未遭孔子“删”的《诗》、《书》之众多本更有可能保存流传下来?当然是后者，后者保存流传下来的可能性是前者的百千倍!鲁国的《春秋》，是鲁国国史，是由鲁国国君委任专门史官负责记载和保存，孔子有何神通私人得到?鲁国国君焉会让孔子大张旗鼓地对其肆意“删削”?鲁国国史《春秋》流传到公室之外的可能性只有在鲁国亡国之后。可以说鲁国《春秋》孔子当时见都见不到，岂有孔子“删削”鲁国《春秋》之实?是否一经孔子“删削”，鲁国原国史《春秋》就不复存在了?不流传?原周王朝史《春秋》也都不复存在了?不流传?原各诸侯国国史《春秋》也都不复存在了?不流传了?惟有遭孔子所“删削”的《春秋》独存?孔子晚年曾表示过打算“学《易》，马上就有“‘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天下”之《易》也都不复存在了?不留传了?惟有孔子所“传”“给鲁人商瞿”的“《易》”得以保存?流传?并且是在连年战火中跨国保存、流传了二百五十余年!时间跨度周、秦、汉三朝!而且是由春秋末“一代代直传至汉初”“数传至齐人田何”!十余代!对其都是有记载的吗?这些记载的真伪都是经过有关权威机关鉴定过吗?其鉴定都经过有关权威机关认定过吗?令人难以置信!请读者看看，后儒在其中所耍的这诸多猫腻!

　　孔子何德行?何神通?恶霸行经!孔子能一手遮天!关于“删诗”、“删书”以及“删削”《春秋》”、“作《春秋》”、“作《易传》”等说，不但无孔子自述，也无孔子弟子提及，更无当时其他人的记载。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大的事件，若有，何以在当时没有一点动静，没留一点蛛丝马迹?所以，这些皆不可信。孔子不能一手遮天!世人也不能只见孤木，而不见森林!

　　若孔子真有“删诗”、“删书”、“删削”《春秋》”事，那也是不是孔子的功劳，而是孔子的罪恶!因为它破坏了这些古籍的原貌，使这些古籍丧失了其真实性，也就使这些古籍失掉了其历史价值!这样做，不仅凸现着孔子一手遮天、骄横跋扈，也说明其无知!例如，保存古籍原貌，是保存古籍的基本原则。对古籍原貌的任何改变，都将不同程度地丧失古籍的意义和价值。对此，儒家不知为耻为罪，却以此为贵为荣，四处宣扬，真是咄咄怪事!由此可见，孔子和孔儒虽然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诩，但却并不尊重历史，不尊重古代典籍，而对古代典籍肆意删改涂抹，对古代历史肆意七改八改，对历史肆意胡编乱造!对现实肆意胡说八道!在儒家眼里：典籍是他们需要的样子!历史是他们需要的样子!历史人物是他们需要的样子!对古籍，对历史无起码的尊重!毫无“实事求是”的行为意识。例如：《论语·子路·13·18》：“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述而·7·31》：“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公羊传·闵公元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孔子儒家很赞赏“隐”、“讳”，认为利用“隐”、“讳”就可以把“父”、“君”、“尊”、“亲”、“贤”的“罪”、“恶”、“丑”涂沫掉。而在其他诸家中，就没有“删诗”、“删书”、“作《春秋》”之事，这至少说明了其他诸家对古代典籍，对历史，对历史人物的起码尊重!有起码的“实事求是”行为意识!

　　试问倘若现在有人去“删诗”、“删书”、“作《春秋》”，此人是何种人物?此事是何种事情?何种行为?何种性质?何种情况?何种结果?所谓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就是如此!

　　《论语·卫灵公·15·26》：“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阙文”，只是使人“无知”;“史之”“隐”、“讳”和“褒贬”，却令人谬误!“史之”“隐”、“讳”和“褒贬”与“史之阙文”相比较，让人离真理更远!倘若有“孔子作《春秋》”，那么其“春秋笔法”“对我国史学”所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经过孔子“春秋笔法”的《春秋》，还能称之为《春秋》!?经过“春秋笔法”的中国历史还能称之为历史!?“史学”!?若此，“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不是“有贡献的”，而对于破坏、歪曲了“文化典籍”，是有罪恶的，其罪大恶极!现在不是就有人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我们需要这样的孔子。我们欢迎这样的孔子”吗?既然你“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什么都不知道，你何以“知道”，“这是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退后一步说，你“知道”，“这是”你“的孔子”，那是你的自由，那只能是“你的”“孔子”，但却不能说“我们的”“孔子”!你的“我们”都包括着谁，你是否都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了，他们都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吗?笔者“我”就不包括在你的这个“我们”之中，你这是在强加于你的读者!污蔑于你的读者!而你更有何功何德竟然敢说“这是”“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这是谁授予你的特权?你真是“屎壳郎打哈气——好大的口气”!那只能是你所“需要”的“孔子”，你所“欢迎”的“孔子”，而不是“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然而，这些“画皮鬼”无论如何描画孔子的那张皮，笔者也不会“需要”他，“欢迎”他!

　　《诗》、《书》、《春秋》，都是国家的古代文化重要典籍。现在，都可称是国家超一级文物。在关于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尚无确凿证据情况下，只能说孔子是一个破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嫌疑犯，一旦有确凿证据，那么，在当时孔子是一个破坏国家重要典籍的罪犯，在现在孔子是一个破坏国家一级文物的罪犯!

　　只要读者把《孔子大辞典》提供的这些材料，认真地看看，分析分析，综合综合，考察考察，就会发现其编者所耍的鬼把戏，他把其诸多猫腻都分散地隐藏在各部分中，使你不易发觉，而容易接受，然后让这些猫腻在你的头脑里形成他所要的总印象。但是只要读者认真，把编者所提供的材料，放在一起，反复对照比较，甚至于查查有关资料，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荒谬，从而戳穿编者的鬼把戏。例如编者在《事迹传说·韦编三绝》中说：“孔子读易的典故。‘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韦编，用皮带贯穿的书简;三绝，指贯穿书简的皮带断了多次。‘三’，指多次，并非实指。说明孔子晚年非常喜欢读《易》书，以致使‘韦编’翻断了多次。《易》即《周易》。旧传孔子作《十翼》。”当然若孔子真有“作《易传》”，也当在其晚年后期。查查编者所提供的钟肇鹏《孔子年谱》(《孔子大辞典·附录·孔子年谱》)，看看对其晚年的记载，就可知，不仅孔子“作《易传》”不真!孔子“乐正”、“删诗”、“删书”、“作《春秋》”也是假!看看孔子晚年前484年，六十八岁“自卫归鲁”至前479年，七十三岁“夏四月孔子卒”，短短的五年中，孔子不但体衰多病，而且但还要充当季康子的政治顾问，出席种种应酬，诸如：前483年，六十九岁“鲁昭公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吊”。这个“鲁昭公夫人孟子”，就是《论语·述而·7·31》中的“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尽管“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鲁昭公夫人孟子卒”，“丘”仍然“往吊”矣!等等。多灾多难，诸如：前483年，六十九岁独子“孔鲤卒”。前482年，爱徒“颜回卒”。前480年，七十二岁“孔子闻卫国政变，子路被杀”。等等。不忘挑起事端，“拿别人的血，染自己的红顶子”，诸如：前481年，七十一岁“齐国的陈恒弑齐简公姜壬，孔子请鲁公、“三子”“讨之”。等等。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会如此多事吗?请看《孔子年谱》诸如：前483年，六十九岁“孔子正乐。《论语·子罕》：‘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又《八佾》：‘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前482年，七十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史记·孔子世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起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前481年，孔子七十一岁“这年春狩猎获麟，相传孔子在此时作《春秋》。《春秋经》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惧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获麟，……乃因史记，作春秋。’”不知孔子在这其中累死了多少个死!“弟子盖三千焉”，也足以把累死孔子数百十次!编者若再令孔子有“喜读”“乐”、《诗》、《书》、《春秋》、《易》，并皆“韦编三绝”的雅兴!更再令孔子有“删《诗》”、“删《书》”、“作《易传》”的盛举!实在让孔子万死难从!

　　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求官无门，吃穿无着，居住无定，走投无路，根本就不可能有“喜读”“乐”、《诗》、《书》、《春秋》、《易》，而皆令其“韦编三绝”的雅兴!更不能再有“乐正”、“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的盛事!

　　“《十翼》虽非孔子一人所作，但孔子与《易》的关系甚为密切。”“虽”“孔子与《易》的关系甚为密切”，“但”“《十翼》非孔子一人所作”。编者似乎是在说，孔子虽然不是《十翼》的唯一，但是却是《十翼》的之一或主要。其实，孔子连《十翼》的之一也不是!“《易大传》的大部分是战国时期的作品”，那么“《易大传》的小部分是何时期的作品”?由《易大传》“各篇成书时间时代不一，约在战国至汉陆续问世”(《儒家典籍·易传》)可知，“《易大传》的小部分是秦、汉代时期的作品”，并非是春秋末期的作品。孔子是春秋末期人，两者在时间上就相差了二百五十余年!因此《易大传》的与孔子毫无关系!“孔子与《易》的关系甚为密切。”究竟“孔子与《易》”有何“甚为密切”“关系”?由上看来，只能是“‘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孔子晚年喜欢读《易》，每天翻腾他的《易》，致使“韦编三绝”的关系!岂有他哉!其实“孔子与《易》”连这一点“密切”“关系”也没有!因为就这一点司马迁也没给出史料根据。关于孔子与《易》的关系，直到现在只有一条记载是较为可靠的，这就是“《论语》中”所“记载”的“子曰‘加我数年，吾(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因此，“孔子与《易》的”“甚为”“密切”“关系”，其实只是孔子在晚年曾经表示过欲想“学《易》”的意想。此外，无论是孔子的弟子，还是时人，对其再均无任何记载。这只能说孔子并无“传授《易》”，更没“作《易传》”，否则必有所记!只要看看《论语》之所记就知道了，极尽其所有，鸡毛蒜皮，拉屎放屁!特别是说在孔子晚年!

　　尽管“传统说法伏羲画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卦(一说伏羲重卦，一说神农重卦)，并系辞(一说周公系辞)，孔子作《易传》，称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但“近代学者多数认为，《易》成书于文王之后，《易传》也不是孔子所作。”可见“传统说法”的荒谬!所谓“传统说法”，就是历来孔儒霸持舆论、欺骗造假的“说法”!所谓“孔子作《易传》”，完全是后儒戴到孔子头上两千多年的假光环!“相传孔子曾研究《周易》，并传授给弟子商瞿(qú)，数传至齐人田何，汉代言《易》者本之田何。”孔子“传授给弟子商瞿”什么?编者在此又玩猫腻!不是“春秋时代人们引《易》占卜论事的就有二十余条。通《易》者有周、鲁、卫、郑、晋、齐、秦等国人物，不仅卜官、史官谈《易》，就是一般贵族甚至于贵夫人如鲁国穆姜也大谈《周易》”吗?“天下”各诸侯国中研究《易》，有成果者很多，齐国也有，何以田何舍近求远，待“数传至齐人田何”?何以证明“齐人田何”所得就是孔子所“传授给弟子商瞿”者?何以说“汉代言《易》者本之田何”?难道一旦孔子一“研究《周易》、一“传授”《周易》，“天下”其他人都不“研究”、不“传授”了?“天下”所存其他《周易》，就都消声灭迹了?只有孔子所“研究”、所“传授”者在天下独存?独传?

　　《周易》“为儒家习研的经典之一。”只要是被儒家看好了的东西，统统都被儒家所霸占，而美其名曰“儒家的经典”。只要是“儒家的经典”，则据说都是被孔子或所“喜”或所“读”或所“研究”或所“传授”，进而或所“正”或所“删”或所“编”或所“作”，进而惟此保存流传!“天下”其他者均无存无传，神秘失踪而消声灭迹!儒家是天下第一恶霸!天下第一骗子!

　　《易传》“各篇成书时间时代不一，约在战国至汉陆续问世。……长期以来，《易传》被当作孔子著作，《孔子世家》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汉书·艺文志》等书又将《序卦》等加上，认为十翼皆孔子作。近代以前，虽有学者提出过质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观点占居统治地位。郭沫若、李镜池、高亨等学者则基本上都否认孔子曾作《易传》，现今多数学者基本上都将其置于战国阶段”。尽管《易传》“各篇成书时间时代不一，约在战国至汉陆续问世”，但“长期以来，《易传》被当作孔子著作，《孔子世家》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汉书·艺文志》等书又将《序卦》等加上，认为十翼皆孔子作。”为何?对于《易传》的写作年代，尽管“现今多数学者基本上都将其置于战国阶段”，其与孔子无关，为何在“近代以前，虽有学者提出过质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观点占居统治地位”?因孔儒学术舆论专制使然也!“近代以前，虽有学者提出过质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观点占居统治地位”，那么“近代以来”?编者为何不明说?编者仍然在为孔子“作《易传》”留下尾巴!《易传》“被当作解《易》的经典著作”，“在《易》学史上”、“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很大”，然而，在“儒学史”上，有何“影响”?又何以“影响很大”?

　　“近代以前，虽有学者提出过质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观点占居统治地位。郭沫若、李镜池、高亨等学者则基本上都否认孔子曾作《易传》，现今多数学者基本上都将其置于战国阶段”。“近代以前，虽有学者提出过质疑，但孔子作十翼的观点占居统治地位。”“郭沫若、李镜池、高亨等学者则基本上都否认孔子曾作《易传》，现今多数学者基本上都将其置于战国阶段”。那么，是否“孔子作十翼的观点”仍然“占居统治地位”?对此，编者愕然而止!噤若寒蝉!足见编者心地之只黑暗!笔者告诉编者吧，“十翼”也就是《易传》并不是“孔子作”!这已成定论!孔儒一手遮天，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永远一去不复反了!

　　关于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关于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贡献的”等以及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密切关系”的“神话”，不仅由其没有其时人或其弟子的任何史料支持，应该完全予以否定!而且根据“汉武帝时”，“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笔者：《书》)，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的历史事实，也足以予以完全否定!

　　儒家之说多蹊跷。孔子自诩“述而不作”，却被儒家杜撰其“作”最为颇丰厚，“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然皆无中生有，空穴来风!但由孔子时人及弟子皆无言及其“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和“汉武帝时”，“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笔者：《书》)，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的历史事实看，笔者却相信在这方面孔子确实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论语·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子罕·9·13》：“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八佾·3·24》：“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孟子·滕文公下·6·3》：“《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孔子所求的是“富贵”。而孔子求“富贵”的主要“手段”是出仕做官。《论语·季氏·16·6》：“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为政·2·18》：“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忧;多见阕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忧，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先进·11·14》：“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颜渊·12·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出仕做官，孔子除了磕头哈腰、拍马溜须、看脸色眼色行事等本事外，就是“克己复礼”，“仍旧贯”。而“克己复礼”，“仍旧贯”，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凡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都是已有的、现存的，无需“作”。而对已有的、现存的东西的任何编辑删改都是“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仅是孔子的“逸民”阶级本性，也是孔子的施政捷径和旱涝保收的法宝。“作”，诸如“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投资大而见效微且慢，并非是孔子求富贵之良策!至于《孔子年谱》说：前482年，七十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史记·孔子世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亦不求仕。……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起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这根本就不可能。孔子焉能耐得住寂寞?再则，“不仕无义”(《论语·微子·18·7》)焉!“至死不变，强哉矫”(《中庸·10》)焉!退后一万步说，就是孔子痛改前非，改弦更张，耐得住寂寞，岁月也不饶人，太晚了!孔子无时间和精力，不必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起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就是“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也得让孔子累死一百十次!写这段文字的司马迁真是一个脑残!

　　孟子及后儒妄想利用杜撰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说，来霸占《诗》、《书》、《春秋》、《易传》!孟子及后儒深谙“谣言千遍成真理”、“小老鼠掉面缸里，等抖搂弄出来也白毛了”、“一个傻瓜提出来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解决不了”等等法西斯党魁、流氓无赖之道!更况且杜撰这些问题者皆是一些鬼蜮式人物!造假剽窃、散布谣言、蛊惑人心、自我吹嘘，是孔子和孔儒的一大家传法宝!鲁迅说他那时是说——“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然而现在其却是谣言被识破后，仍然照谣言不误!“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却连“躲下”，换“一批”也不，而是照旧“来”，“继续撒谎”!“继续欺骗”!真可谓大大地“与时俱进”了!事实早已证明：孔子“作《春秋》”、“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孟子的造假、谎言!“《易》成书于殷末周初，《易传》成书于战国后期至汉初。“不是孔子所作”。然而，现在不是在笔者的博客上，有信奉孔儒的读者，他明说尽管就笔者“现在的水平，这两篇论文”，肯定是“更读不懂了”的情况下，仍然煞有介事地让笔者“再研究一下看看”“孔子自己亲笔的著作有《春秋》、《易-系辞》”吗?

　　关于诸如孔子“乐正”、“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说，皆是一些“谁提出谁举证”的“公案”。

　　它不是一个由某些人提出问题来而让另一些人来解决的问题，而是仍然需要提出问题者解决问题!并且要解决所有质疑。证据不足，命题就不成立。耍无赖无用。

　　“删诗”、“删书”、“作《春秋》”等等，这些都属于霸者，“拉郎配”;还有一种送上者，“送娇娘”。诸如李宗吾说：“汉武帝把孔子尊为圣人过后，天下的言论，都折衷于孔子，不敢违背，孔融对于父母问题略略讨论了一下，曹操就把他杀了。稽康菲薄汤武，司马昭把他杀了。儒教能够推行，全是曹操司马昭一般人维持之力，后来开科取士，读书人若不读儒家的书，就莫得进身之路。一个死孔子，他会左手拿官爵，右手拿江山，哪得不成为万世师表。宋元明清学案中人物，他们的心坎上，都是孔圣人马蹄脚下的人物，受了圣人的摧残，他们的议论，焉得不支离穿凿，焉得不迂曲难通。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就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听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朱子发明了一种学说，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只好说孔门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说他的学说，是孔子嫡传，然后才有人信从。王阳明发明了一种学说，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然后以附会自己的学说，说朱子讲错了，他的学说，才是孔子嫡传。本来朱王二人的学说，都可独树一帜，无须依附孔子，无知处于孔子势力范围之内，不依附孔子，他们的学说，万万不能推行。他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当时的人还说是伪学，受重大攻击，圣人专横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把真理研究传出来。韩非子说得有个笑话：‘郢人致书于燕相国，写书的时候，天黑了，喊：“举烛”，写书的人就写上举烛二字。把书送去，燕相得书，想了许久，说道：“举烛是尚明，尚明是任用贤人的意思”，以是说进之燕王，燕王用他的话，国遂大治，虽是收了效，却非原书本意。’所以韩非说：‘先王有郢书，后世多燕说。’究竟格物致知四字，是何解释，恐怕只有手著大学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少一人免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岂但格物致知四字，恐怕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宋元明清学案里面，许多妙论，也逃不出‘郢书燕说’的批评。”(《黑厚学·我对圣人之怀疑》)其中朱熹、王阳明就是一些“送者”的人物。

　　孔子儒家绝不能一手遮天，绝对不会因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成《春秋》”，而天下《诗》、《书》、《春秋》亡，惟有孔子《诗》、《书》、《春秋》独存独传!

　　不管孔子是否“删诗”、“删书”、“作《春秋》”，天下原《诗》、《书》、《春秋》，照传不误。现传《诗》、《书》、《春秋》，并非必定就是孔子所“删”所“作”者。若说是者，必须拿出“史实”来，否则全是扯淡!

　　杜撰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者，不仅把孔子压死了!累死了!也把孔子置于霸占、破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罪魁祸首的位置上了!孔子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诩。那些称孔子不仅有“作”，而且大有其“作”的人，无异是说孔子又在撒谎，自食其言。不过这也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千万不可以流言蜚语伤人!

　　此外，《大学》，实是秦汉之际的作品。那些其前面没有注明称谓者，就是本文之言。而[宋]“大儒”程颐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则称：“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并进而称：“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不仅把秦汉之际他人所作的《大学》，霸于“孔氏之遗书”而列入孔子、曾子及其“门人”名下，也霸占了中国的“入德之门”权!朱熹有何根据说“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没有根据!如果“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是真，那么至少“右经一章”，应“盖”以“孔子曰：”或“子曰：”开头;“其传十章”，则每章均应以“曾子曰：”开头。而现独在《大学·7》中出现的“曾子曰：”就使其“曾子之意”变成了“曾子之意”“曾子曰：”,不合逻辑!这不仅说明并非“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也说明并非“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孔子大辞典·先秦著述·大学》说：“大学，《礼记》篇名。儒家经典之一。传为曾子所作。”此说与上说直接相悖。“曾子所作”与“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两者完全不同。两者相互否定。但是同样，该说也只是说《大学》，“传为曾子所作”，并无史料佐证!对此，当年曾子的同学、时人、弟子皆无记载。既然孔子“述而不作”，无“作”，焉会曾子有“作”?要“作”，也无须假曾子之手!《大学·7》中的“曾子曰：”就说明《大学》并非“曾子所作”!否则，“曾子曰：”就使其“曾子曰：”变成了“曾子曰：”“曾子曰：”,狗屁不通!“《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大学》乃“初学入‘德’之‘门’”，没有《大学》，就没有“入‘德’之‘门’”?!须知没有“入‘德’之‘门’”，也就不能得“德”，也就没有“德”! 在作《大学》，《大学》完成之前，中国还是一片“德”的荒漠!好家伙!此处所说的“入‘德’之‘门’”，当然是“入”做奴隶主或做奴才“德”的“门”，而不是“入”奴隶解放“德”的“门”。这也不对。因为甚至于曾子所处时代乃春秋末期，也是奴隶制早已从辉煌走向衰亡的时期，怎么等到有了《大学》之后，奴隶主才“入德之门”，才有“德”?“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此话更是恬不知耻，漫天刷糨糊。没有《大学》，就没有“古人”之“为学”?试问：在有《大学》之前，就没有“为学”之“古人”?!孔子以何“为学”焉?曾子以何“为学”焉?更不必说孔子曾就学过的诸多老师了!其后中国“学者”多也，其并非皆是“必由是而学焉”，尽管前有统治阶级的利益诱惑，后有统治阶级的淫威逼迫。“而《论》、《孟》次之”，这更是一手遮天，对其他诸家学者及其典籍的全部否定，而独霸天下的文化学术以及思想舆论!

　　朱熹说：《中庸》，“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书章句集注》)由该文在文中直呼“孔子”为“仲尼”，诸如：《中庸·2》、《中庸·30》，也可以断定该文的绝对不会是子思。更据《孔子大辞典·祖先亲属》：“子思前483-前402年”、《孔子大辞典·先秦人物》：“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孟子·离娄下·8·22》：“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之学“私淑诸人”，与子思无关。再据《中庸·28》“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至早也是秦末汉初的事。由此可知，《中庸》至早也是秦末汉初的作品。显然，朱熹全是鬼话。然而对此，笔者至今未见提出异议者。至于朱熹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也纯属屁话!

　　看来，朱熹不仅是一个“送”自己的人物，也是一个“送”他人的人物。

　　中国的孔儒在历史上是被权贵惯宠坏了。其“大人物”都是骄横跋扈极了，如皇权一样霸道。其说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其所好，胡说八道。“《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万章上·9·4》)孔儒是：天下典籍,。莫非孔子;天下舆论，莫非孔子。孔儒是天下文化舆论第一恶霸!

　　人民法院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审判和定罪中的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重证据，而轻口供。重视有无犯罪动机，有无犯罪时间，有无犯罪条件，有无犯罪事实，以及犯罪后果影响之大小等等。在上，笔者对孔子的所谓“正乐”、“删诗”、“删书”、“作《春秋》”、“作《易传》”等一一做了调查研究、审查分析和综合判断，简而言之：

　　对于“正乐”，仅有孔子自述：《论语·子罕·9·15》：“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所说的是“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与编者所说的“订正过古乐”根本不是一回事!孔子说他是根据已知《乐》的正确版本，即周王室官方所制定的《乐》“手抄本”为标准，对他自己所保存的《乐》的“手抄本”里“雅、颂”两部中的传抄错误进行校“正”，而不以他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对周王室官方所制定的《乐》或天下其他人所保存《乐》进行校“正”。由“至于他(孔子)与已失传的《乐经》有何关系，已无从考证”，其“乐正”的效果，实际影响等于零!

　　对于“删诗”，仅有孔子自述和旁述，并皆属反正：《论语·为政·2·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泰伯·8·8》：“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子路·13·5》：“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季氏·16·13》：“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趣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论语·阳货·17·9》：“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等等。孔子读过《诗》，评论过《诗》，与弟子谈论过《诗》，重视学《诗》，特别重视利用《诗》进行“克己复礼为仁”的比附和“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教育。诸如：《论语·八佾·3·8》：“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阳货·17·10》：“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对于“删书”，仅有孔子自述和旁述，并皆属反正：《论语·为政·2·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述而·7·18》：“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宪问·14·40》：“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对于“作《易传》”，仅有孔子自述：《论语·述而·7·17》：“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据专家考证其中的“五十”当是“吾”。这段语录当是孔子晚年说的。朱熹《集注》说：“盖是时孔子年已七十矣”。此段只能说明孔子晚年“年已七十矣”时，曾经有过想要“学《易》”的意向。

　　其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仅孔子既无做案动机，也无做案时间，无做案条件，更无做案事实。

　　“总之，六经都与孔子有关系。孔子对六经都有过研究、整理与传授。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贡献的。”“六经都与孔子有”何“关系”?“孔子对六经都有过”何“研究、整理与传授”?“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是有”何“贡献的”?至今只有据《孔子大辞典》编者称“汉武帝时”，“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因此，孔子的“著述”、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孔子对六经的“研究、整理与传授”以及“孔子对于整理、保存文化典籍”的“贡献”，现在看来，也都偶于“汉武帝时”“从孔子宅壁发现数十篇，是用古籕(zhòu)书抄写的，称之为《古之尚书》，但不久就亡佚了”之中了!

　　皮锡瑞“认为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其功皆在删定六经’。”既然“删定六经”纯属子虚乌有，完全建筑在谎言上，那么孔子“之被尊为‘万世之表’，‘贤于尧舜’”，也就完全成了狗屁!

　　由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到孔子哀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9·9》)，数十年实践证明：《周易》是一部宣扬鬼怪迷信的书。这虽是题外话，但是放在这里，以引起读者重视。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若真，孔子自七十一岁至七十三岁这期间弟子不少，“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绝不会一时间“灰飞烟灭”，化为乌有!是否能举出来几个看看!

　　张岱年主编的《孔子大辞典》称《论语》是“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论之汇编。研究孔子的主要资料。儒家经典之一。也是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持久影响的经典之一。”孔子自七十一岁至七十三岁这期间的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应该说是孔子弟子中的主体，也是“孔子以《诗》、《书》、《礼》、《乐》”为“教”教育工作的主体，并且距《论语》编撰时间最近;而且在这期间，“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起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也是孔子“删”、“作”、著述等等唯一黄金期间，也是孔子“删”、“作”、著述等等唯一期间，并且距《论语》编撰时间也最近，但是为何对这一切，在《论语》中(除了“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之外)都没有任何一点记载!其原因很简单：“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起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完全是子虚乌有!

　　补充：15·11.原文 颜渊问为邦1。子曰：“行夏之时2，乘殷之辂3，服周之冕4，乐则《韶》、《舞》5，放郑声6，远佞人。郑声淫7，佞人殆8。”

　　据此，如让孔子编辑《诗》，就绝对不会把卫风、郑风编入。

　　程树德《说文稽古篇》：“《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公羊》何《注》：‘五穀毕入，民皆居宅，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於邑，邑移於国，国以闻於天子，故王者不出户牖(yǒu)，尽知天下。’”《诗》，乃周初至春秋中期，由周王室每年专派人员到各地民间收集的民间诗歌总集。《诗》中之诗是周初周王室每年专派人员到各地民间收集的民间诗歌，《诗》是其后周王室专派人员编辑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孔子承认《诗》的合法性。孔子对《诗》的评说没有什么独到之处。至于“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艺术为政治服务，这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中的常识。孔子常利用《诗》中的句子，作其维护复辟周奴隶制的比附。例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一点与孔子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定位是一致的。

　　对于《诗》中的有关男女恋情的诗篇，孔子也是不照实说，而是牵强附会，把其比附成统治阶级需要的东西。

　　第三十章

　　孔孟之言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一、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齐宣王问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对曰：‘博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又问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从下害于上者也，是从下伤君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弋。’又问：‘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弦为大声，以大弦为小声，是大小移序，贵贱易位，儒者以为害义，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

　　《墨子·非儒下》：“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堂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矣，以为实在，则赣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取妻身迎，祗(zhī)褍(yì)为仆，秉辔(pèi)授绥(suí)，如仰严亲;昏礼威仪，如承祭祀。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妻、子，妻、子上侵事亲。若此，可谓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应之曰：此诬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死，丧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则丧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忧妻子以大负累，有曰：‘所以重亲也。’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有强制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是若人气，鼸(xiàn)鼠藏，而羝(dī)羊视，贲(bēn)彘(zhì)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伃(yú)作甲，奚(xī)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者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掩函勿射，施者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矣!”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应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贞良。夫执后不言，之朝，物见利使己，虽恐后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则高拱下视，会噎为深，曰：‘唯其未之学也。’用谁急，遗行远矣。夫一道术学业仁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闻孔某之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mǐ)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lù)。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邪行，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呼!贶(kuàng)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某乃恚(huì)，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子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孔某之诛也。孔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孔某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糂(sǎn)，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女：曩(nǎng)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嬴饱，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孔某与其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孰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舍其家室而托寓也?’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xī)以中牟叛，漆雕刑残，莫大焉!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墨子·非儒上》、《墨子·非儒中》皆失，现只有《墨子·非儒下》一篇。笔者相信在《墨子·非儒上》、《墨子·非儒中》中，可有孔子儒者更多的丑恶伪行被揭露出来。

　　二、孔孟之言行如此，儒者则可以疑矣

　　《孟子·梁惠王上·1·4》：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死无后乎!”

　　《论语·雍也·6·25》：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论语·述而·7·1》：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论语·颜渊·12·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颜渊·12·22》：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论语·颜渊·12·11》：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论语·子路·13·3》：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15·11》：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论语·微子·18·8》：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论语·八佾·3·24》：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因“始作俑者”，以俑代人殉葬，破坏周礼，孔子怒火中烧，诅咒其“死无后乎”，断子绝孙!因酒器“觚”形状的改变，也让他愤愤不平，而怨声载道：“觚不觚，觚哉!觚哉!”他要“天下”“爱”奴隶主贵族所“爱”，要“知”奴隶主贵族所好。他要“天下”“克己复礼”，倒退回奴隶社会去，还政与上，永远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他自称“逸民”，自诩“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比“老彭”。他自诩其不仅异于“逸民”“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异于“逸民”“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也异于“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而他是“无可无不可。”怎么对自己有利益就怎么干。当时的奴隶主贵族称其为复辟奴隶制的“木铎”!

　　《中庸·16》：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论语·八佾·3·11》：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论语·八佾·3·12》：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论语·八佾·3·13》：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论语·乡党·10·23》：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

　　《论语·乡党·10·25》：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

　　《论语·述而·7·35》：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

　　《论语·子罕·9·5》：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论语·子罕·9·9》：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论语·宪问·14·35》：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论语·为政·2·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述而·7·23》：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鼓吹迷信“天命”、“鬼神”，自诩知“天命”、受“天命”，其谋图“天子”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孔子首先是一个以鼓吹“天命”、“鬼神”，自诩知“天命”、受“天命”，谋图坐“天子”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论语·为政·2·18》：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阕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忧，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论语·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论语·泰伯·8·12》：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论语·泰伯·8·13》：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子罕·9·8》：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论语·子罕·9·13》：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论语·子罕·9·16》：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论语·子路·13·10》：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论语·宪问·14·3》：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论语·卫灵公·15·1》：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孔子志在富贵，“待贾者也”;自诩“天生德于予”，实为糟糠之辈。“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其他则皆瞎吹矣!“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中庸·17》：子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论语·子路·13·4》：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论语·为政·2·12》：子曰：“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2·13》：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论语·为政·2·14》：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论语·为政·3·7》：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论语·里仁·4·5》：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4·10》：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论语·里仁·4·11》：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里仁·4·16》：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4·24》：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论语·里仁·7·37》：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论语·颜渊·12·16》：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论语·子路·13·23》：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13·25》：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论语·子路·13·26》：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论语·宪问·14·6》：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论语·宪问·14·23》：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论语·宪问·14·27》：子曰：“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

　　《论语·宪问·14·28》：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论语·卫灵公·15·2》：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论语·卫灵公·15·18》：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论语·卫灵公·15·19》：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论语·卫灵公·15·20》：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论语·卫灵公·15·21》：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论语·卫灵公·15·22》：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论语·卫灵公·15·23》：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论语·卫灵公·15·32》：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15·34》：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论语·卫灵公·15·37》：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论语·季氏·16·6》：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论语·季氏·16·7》：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论语·季氏·16·8》：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16·10》：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论语·阳货·17·12》：子曰：“色厉而内茬，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论语·阳货·17·23》：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论语·阳货·17·24》：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论语·季氏·16·9》：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论语·泰伯·8·9》：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子罕·9·26》：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阳货·17·3》：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论语·子路·13·4》：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论语·宪问·14·41》：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论语·泰伯·8·20》：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论语·阳货·17·25》：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孔子的“君子”、“小人”、“民”，是按“社会地位”划分，“民”、“妇人”、“女子”不算“人”。“君子”是奴隶主贵族，是统治阶级，有“德”;“小人”、“民”、“妇人”、“女子”是被统治阶级，缺“德”或无“德”;“君子”是“役使”者，“小人”是被“役使”者，而“民”只是被“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君上”的“富贵”、“长寿”、“幸福”和“民下”的“贫贱”、“短命”、“苦难”都是“天命”注定。“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民”的贫贱之“命”万劫不复，永远变不了!孔子的道德完全是奴隶主贵族的道德：歌颂“君子”(奴隶主贵族)，诽谤“小人”(富而不贵者)，蔑视“女子”、“妇人”与“民”(奴隶或已获自由的奴隶)。

　　《论语·八佾·3·18》：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论语·子罕·9·3》：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论语·子罕·9·10》：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论语·子罕·9·25》：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论语·乡党·10·1》：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论语·乡党·10·2》：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论语·乡党·10·3》：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趣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论语·乡党·10·4》：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论语·乡党·10·5》：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论语·乡党·10·6》：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论语·乡党·10·7》：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

　　《论语·乡党·10·8》：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论语·乡党·10·9》：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论语·乡党·10·11》：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

　　《论语·乡党·10·12》：席不正，不坐。

　　《论语·乡党·10·13》：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论语·乡党·10·14》：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论语·乡党·10·15》：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

　　《论语·乡党·10·18》：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

　　《论语·乡党·10·19》：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

　　《论语·乡党·10·20》：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论语·述而·7·38》：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论语·先进·11·25》：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论语·颜渊·12·12》：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论语·子路·13·14》：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论语·先进·11·8》：颜回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论语·先进·11·9》：颜回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论语·先进·11·10》：颜回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论语·先进·11·11》：颜回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论语·先进·11·13》：闵子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论语·先进·11·23》：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论语·宪问·14·21》：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而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论语·宪问·14·36》：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论语·宪问·14·43》：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扣其胫。

　　《论语·阳货·17·20》：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论语·卫灵公·15·24》：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阳货·17·1》：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论语·阳货·17·5》：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17·7》：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论语·子罕·9·2》：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尽管孔子自诩知“天命”，受“天命”，然而他自己也心知肚明，其毫无打达人的真本事，《论语·子罕·9·2》：“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孔子既有奴颜媚骨狗性的一面，又有骄横跋扈狼性的一面，还有阴险狡诈狐性的一面。孔子以奴颜媚骨狗性对“上”，越“上”就越奴颜媚骨;以骄横跋扈狼性对“下”，越“下”就越骄横跋扈。然孔子对“上”也并非全是狗性，对下也并非全是狼性。狗对主人是绝对的“忠诚”，然而孔子并非。“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狼对兔子是绝对的“蔑视”，然而孔子也并非。“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这是孔子狐性的一面。孔子狐性，使他“出于蓝胜于蓝”。这既使他免于受“治”于“上”，也免于受“恶”于“下”，而迷惑了不少人。

　　《论语·宪问·14·26》：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论语·子路·13·14》：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论语·颜渊·12·17》：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宪问·14·36》：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孔子虽然鼓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并以此自诩。然而，其实际却是“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孔子虽然鼓吹“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以“天命”“行道”，然而，当其“正”、“天命”不行，则图穷匕首见。孔子不仅和当权派明着勾结，也与当权派暗着串通;孔子是当权派公开的帮凶，当权派是孔子隐秘的帮凶。

　　“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向世人暴露了孔子及其弟子这个帮派内幕的冰山一角!

　　孔子并非是一个一般的学者，孔子师徒也并非是一个一般的学术团体。孔子师徒具有黑社会性质，而孔子具有其“老大”的性质。

　　《论语·学而·1·10》：“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论语·为政·2·8》：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论语·里仁·4·10》：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论语·子路·13·18》：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13·20》：[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孔子隐讳、虚伪、做作，毫无诚信可言。

　　《论语·八佾·3·15》：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论语·公冶长·5·18》：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梲，何如其知也?”

　　《论语·公冶长·5·24》：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论语·雍也·6·28》：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论语·述而·7·24》：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论语·述而·7·31》：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论语·子罕·9·2》：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论语·宪问·14·32》：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孔子隐讳、虚伪、做作，毫无诚信可言。

　　孔子善于诅咒骂誓，装痴卖傻，油滑狡辩。其中经典者诸如：“事(侍)……尽礼，人以为谄。”“吾党之……者异于是, ……”、“孰谓……?或……” 、“以吾……，不可……”、“以吾……，不敢不……”、“无乃为……乎?”、“非敢为……也，疾固也”……“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等等等等。

　　统治者奴隶主贵族虽然称孔子为复辟奴隶制的“木铎”，但统治者对于孔子也心知肚明，而不会用之。孔子(生时)之所以不得用，不仅因为糟糠还因为其有野心和无忠信。

　　尽管如此，孔子还是让笔者有许多“敬佩”之处。诸如：孔子鼓吹了一辈子“怪、力、乱、神”，却被称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7·21》)孔子鼓吹了一辈子“利与命与仁”，却被誉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9·1》)

　　最令笔者“钦佩”者是：孔子终生都在贬斥着“乱臣贼子”鲁国“季氏”的“僭越”，然而却能令“季氏”浑然无知;孔子终生都在毁损着“乱臣贼子”鲁国“季氏”的“牙眼”，然而孔子师徒却照做“季氏”的家“官”不误;甚至孔子“欲往”参加其旨就在谋杀“季氏”的“公山弗扰以费畔”，而当“季氏”粉碎“公山弗扰以费畔”后，却能让“季氏”误认为他是帮助粉碎“公山弗扰以费畔”的大功臣，而令“季氏”念念不忘，遗告其子季康子，以使其当孔子在卫国走投无路时，派专使邀其回鲁并尊为“国老”。

　　孔子实在“人物非凡”，其形象远远超过鲁迅笔下的“二丑”，是一个“超二丑”。

　　《孟子·梁惠王上·1·1》：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离娄上·7·3》：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梁惠王上·1·7》：[齐宣]王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龁(hé)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尽心上·13·14》：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13·12》：“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孔子公开叫嚣“克己复礼为仁”，赤裸裸地把复辟奴隶制称为“仁”。而孟子的“仁”是“君子远庖厨”之“术”。孟子把“君上”巨大的私利和对“民下”的掠夺与虐杀隐藏于“仁义”之中。这反映了由孔子到孟子一百七八十年间奴隶制的颓势，像孔子那样公开叫嚣“克己复礼”已经不行了，需要把“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涂上一层欺骗色。

　　《孟子·梁惠王上·1·4》：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孟子]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公孙丑上·3·7》：孟子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上·5·3》：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5·4》：[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离娄上·7·7》：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孟子虽然明白“杀人以梃与刃”，“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无以异也”，然而他却鼓吹“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虽然清楚“兽相食，且人恶之”，然而他却极赞“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是一个清醒的以“仁政”、“仁教”“杀人”者!“食于人”者!由此，足见孟子的“道性善”(《孟子·梁惠王下·2·15》)!

　　《孟子·告子下·12·4》：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师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下·2·1》：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生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孟子·梁惠王下·2·3》：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苟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之天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2·5》：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上·1·7》：[孟子]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齐宣]王曰：“若是其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曰：“可得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曰：“楚人胜。”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下·2·10》：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孟子在“仁义”的名义下，向君王鼓吹“直好世俗之乐耳”、“好勇(战)”、“好货”、“好色”、好“辟土地(侵略)”，却不以“仁义”并且反对以“利”向君王鼓吹和平。“仁义”是孟子教给君王愚弄人心、巧取豪夺所借用的工具、武器、外衣、伪饰和大旗。

　　《孟子·离娄下·8·19》：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孔孟的“仁”，只是“君子”的专利，而与“庶民”无缘。

　　《孟子·尽心上·13·46》：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

　　孟子的“知”就是知“仁”，而孟子的“仁”就是“亲亲”、“贤贤”，而不知急“亲亲”、“贤贤”，“是之谓不知务”。

　　《孟子·尽心下·14·34》：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者?”

　　“古之制”就是奴隶制!“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在孟子者，皆奴隶制。谁喜欢孟子显而易见!孟子“得志，泽加于民”，天下之“民”遭殃;“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积蓄能量，等待时机。“穷则独善其身”，明哲保身;“达则兼善天下”，率天下之“禽兽”“食于人”。但愿苍天有眼，让孟子“不得志”而“穷”!

　　《孟子·尽心上·13·13》：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这就是孔孟“君子”对“君上”的历史作用。

　　《孟子·公孙丑上·3·1》：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孟子·公孙丑上·3·2》：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下·4·2》：[孟子曰：]“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公孙丑下·4·13》：[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梁惠王下·2·13》：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孟子·梁惠王下·2·14》：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2·15》：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吾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孟子·滕文公上·5·1》：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公孙丑下·4·2》：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离娄下·8·27》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驩(huān)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孟子也是一个以救世主自居，实为糟糠之辈的人物。“仁政”、“王道”，只能是其眼下尚且无事时之清谈扯淡而已。不仅诸如“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是谋非其所能及也”者;而且尽管孟子以“知礼”自诩，但其实甚至于在诸如“尊”之“大小”，“礼”之“性质”上，也是一个“半饼子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吴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除了从子思门人那里学了点尧舜文武之道的破烂之外，肚里空空。只能“陈于王前”点“尧舜之道”的破烂!“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此言差矣。“爵”、“齿”、“德”三“尊”并非等价，“爵”“尊”之大是“齿”、“德”二“尊”之所不可比拟者。既然“朝廷莫如爵”，事属“朝廷”，孟子却不知“其二”“尊”：“齿”、“德”之“小”和“君”“一”“尊”：“爵”之“大”也!“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这显然是在公行子的家中。“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此乃孟子以“朝廷”之“礼”，说大夫家之“礼”也，不亦荒谬!是其无知?是其卖乖?注意：这可是孟子的得意之笔!孟子“知礼”吗?“不知”也!

　　《孟子·公孙丑下·4·10》：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

　　尽管孟子自我膨胀到极点，自我吹嘘到极点，但当时的统治者心中还是有个“数”。倘若用之，也并非让其“当路”，做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大丈夫”，而只是“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作个“矜式”，木偶而已。

　　《孟子·尽心上·13·32》：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尽管孟子自我膨胀到极点，自我吹嘘到极点，孟子自己心中也有个“数”。其也并非是“当路”，做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大丈夫”的材料，只能是“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而已。

　　《孟子·离娄下·8·3》：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尽心下·14·14》：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万章下·10·9》：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孟子也并非忠信老实，安分守己。君只是让其做个“矜式”，而其却又不时地妄图充做“当路”，做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大丈夫”。孟子之所以不得用的原因，不仅在于其糟糠，也在于其无忠信，有野心，不安分而妄以“其二”“尊”：“齿”、“德”之“小”挑战“君”“一”“尊”：“爵”之“大”，弄巧成拙，终归失败!

　　《孟子·万章上·9·3》：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孟子·尽心上·13·35》：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

　　孟子称舜“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为“天下咸服”;称舜“瞽瞍杀人”，“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乐而忘天下”为“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不亦谬乎!

　　《孟子·万章下·10·1》：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梁惠王上·1·4》：[孟子]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论语·微子·18·8》：“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孟子称孔子的“无可无不可”为“圣之时者”!《墨子·节葬下》：“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因“始作俑者”“为其象人而用之也”，用“俑”殉葬代替用活人殉葬，破坏了周礼，故孔子诅咒“其无后乎!”孟子为隐孔子之恶而虚美孔子，诬陷“始作俑者”“为其象人而用之”殉葬，引发了用活人殉葬，造成奴隶主贵族用活人殉葬的“周礼”!故孔子诅咒“其无后乎!”孟子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嫁罪与人的本领实在登峰造极!不仅其“知”，做乖弄巧，常人不可及;而且其“愚”，装痴卖傻，常人更不可及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大谬!“仁义充斥，则率兽食人”。“仁义充斥”,则“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也!

　　《孟子·离娄下·8·29》：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孟子称“禹、稷、颜回同道。”称“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论语·微子·18·7》：“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颜回“不仕无义”，“而乱大伦”也!“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既然孟子称“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就说明孟子认为当时乃“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孔子师徒游说列国十三年，岂不“惑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吴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不“惑”而明知当今“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为何孟子“道既通”，不“闭户”在家呆着而“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犹《孟子·离娄下·8·33》中的那个行乞于东郭墦间之祭者!孟子之言行实令世人惑也!

　　《孟子·公孙丑下·4·2》：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孟子·滕文公上·5·5》：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他日，又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是亲也。”

　　孟子与孔子一样善以称“疾”戏人，然孟子较孔子更胜一筹，不仅善戏人，也善戏君也!而孔子最善戏者，乃孺悲之流也!但在“戏”的技巧上却远不及孔子。“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你看，孔子“戏”孺悲“戏”得多漂亮!孺悲根本就没有反抗的机会。然而，孟子就不行了!还让人家徐辟找后跟子账。

　　《孟子·滕文公下·6·9》：孟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杨氏为我”，何以“是无君也”?“墨氏兼爱”，何以“是无父也”?“无君无父”，何以“是禽兽也”?“杨氏为我”，“墨氏兼爱”，何以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何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这统统完全是孟子对杨墨的莫名其妙地栽赃诬陷!“杨氏为我”，“墨氏兼爱”，并非伤及他人，而是爱及他人，何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吕氏春秋·爱类》：“公输般为(高)云梯，[楚荆王]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荆王”，服荆王而“故荆辍不攻宋。”墨子是“裂裳裹足”。墨子根本就无马，焉有“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让“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焉有“率兽食人”，而让“人将相食”!

　　《孟子·万章下·10·4》：“《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诛者也。”《庄子·胠箧》：“窃国者为诸侯”。《孟子·滕文公下·6·4》：“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让“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者，“率兽食人”，而令“人将相食”者正是他孟轲!

　　《孟子·离娄上·7·25》：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孟子·滕文公下·6·3》：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也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以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滕文公下·6·4》：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贱视乐正子“学古之道而以餔啜也”，赞赏“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学古之道”“而以”“为仕”“餔啜也”，而以自己“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为傲。《庄子·盗跖》：“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孟子论人则贱之，论己则贵之，行则更下之也!孟子判断评说事物的是非、价值是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孟子·万章上·9·3》)!

　　《孟子·梁惠王上·1·7》：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公孙丑下·4·2》：[孟子]曰：“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离娄下·8·21》：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由《孟子·梁惠王上·1·7》，“齐桓、晋文之事”，“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可得出：孔子不但没“作《春秋》”，因“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孟子·离娄下·8·21》)，若孔子“作《春秋》”，就否定了“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也没有通过其它方式“道桓、文之事者”;孟子不知“桓、文之事”。但“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却是一个绝大的谬论!其张显着孔孟师徒骄横跋扈的习性!孔子岂能一手遮天!“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不能阻止他人“道桓、文之事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孔子“删《诗》”，天下《诗》皆被《删》?孔子“删《书》”，天下《书》皆被《删》?孔子“作《春秋》”，天下《春秋》，皆归孔子?强盗逻辑!恶霸逻辑!然而，在《孟子·公孙丑下·4·2》中，孟子就扇了自己一个嘴巴，否定了自己“桓、文之事者”“未之闻也”。倘若“桓、文之事者”孟子“未之闻也”，孟子何以有“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的长篇慷慨议论!?但其中，“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轻视伊尹、管仲，而自诩耻于伊尹、管仲者，却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伊尹、管仲岂是他孟子可比者!《孟子·万章下·10·1》：“孟子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伊尹，圣之任者也’。”《孟子·尽心上·13·31》：“公孙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论语·宪问·14·17》：“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孟子从“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到“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没干什么!在《孟子·离娄下·8·21》中，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而否定自己“桓、文之事者”“未之闻也”，扇了自己第二个嘴巴!然而，孟子是从哪里知道“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是个撒谎专家!

　　《孟子·滕文公下·6·9》：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在此段中，孟子又扇了自己第三个嘴巴，否定了自己“桓、文之事者”“未之闻也”。既然“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何以有“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既然“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所“成《春秋》”如此神通，只要把孔子所“成《春秋》”拿出来一亮，一展示，“不作”的“圣王”，“放恣”的“诸侯”，“横议”的“处士”，“言盈天下”之“杨朱、墨翟”等等“乱臣贼子”都会“惧”而老实，何需孟子之“好辩哉”和“不得已”!?孟子拿不出孔子所“成《春秋》”让“不作”的“圣王”，“放恣”的“诸侯”，“横议”的“处士”，“言盈天下”的“杨朱、墨翟”等“乱臣贼子”“惧”!

　　“不作”的“圣王”，“放恣”的“诸侯”，“横议”的“处士”，“言盈天下”的“杨朱、墨翟”等“乱臣贼子”也没看到闻到孔子所“成《春秋》”而“惧”!在《孟子·梁惠王上·1·7》中，当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根本“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哪来的孔子“作《春秋》”!根本就没有孔子“作《春秋》”!哪来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没有“乱臣贼子惧”，哪里来的孔子“作《春秋》”、“成《春秋》”?孟子否定了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读者想想看，倘若真有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当齐宣王主动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必然要以孔子所“成《春秋》”，好好“教育”齐宣王一番，让“乱臣贼子”齐宣王“惧”“惧”!要知道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岂有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藏起来不拿出来让“乱臣贼子惧”的道理!倘若真有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何需孟子之“好辩哉”和“不得已”!只要孟子双手捧着孔子所“成《春秋》”，穿梭于周天子与诸侯之间，那么“乱臣贼子”就会因“惧”而安分守己，令“天下”归于“道”!读者查查看，在整本《孟子》中，孟子无一处拿出孔子所“成《春秋》”而让“乱臣贼子惧”过!为何?因未之有也!

　　孟子在这短短的四段中，就至少撒了六个谎：其一，“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二，“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三，“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四，“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其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臣(孟子)未之闻也。”其六，“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杨、墨“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这不仅是在撒谎，而是在捏造历史。孟子撒谎、捏造、诽谤、诬陷的本领可谓登峰造极。“一步三谎”，孟子可谓“当之无愧”;“信口开河”，孟子可谓“当仁不让”。

　　孟子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公孙丑上·3·1》：“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孟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乱臣贼子”，然而孟子却不“惧”。可见，孟子所说的孔子“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6·9》)的子虚乌有!

　　《论语·阳货·17·1》：“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 ‘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17·5》：“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17·7》：“佛肸[叛]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乱臣贼子”对孔子是“惧”是“喜”?非“惧”而“喜”也!孔子就是一个暗藏着的最凶恶的“乱臣贼子”!

　　《孟子·梁惠王下·2·11》：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孟子·滕文公下·6·5》：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孟子信口开河，肆意捏造。孟子对万章之问，根本就无回答，只是瞎忽悠!

　　《孟子·梁惠王下·2·3》：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有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苟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之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之天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离娄上·7·13》：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尽心上·13·22》：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

　　《孟子·尽心下·14·3》：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14·4》：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这是孟子根据其需要在捏造历史。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初孤竹君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伯夷不受，后两人都投奔到周。到周后，反对周武王进军讨伐商纣王。武王灭商后，他们又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饿死。为孔孟儒家称赞的“古贤人”之一。孔孟既称赞周文武王的伐纣的“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之天下民”，“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又赞扬伯夷“不食周粟而饿死”，可谓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两个孔孟所称之“圣人”的伯夷、叔齐，宁愿饿死也不食孔孟所称之行“仁义”，“救天下于水火之中”的“圣王”周武王之食，岂不荒谬!“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文王之民”中不仅有“冻馁之老者”，也有“冻馁之”幼、青、壮、“者”;不仅有“冻馁”者，也有殉葬者。杀殉乃周礼也。“文王作”者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中，“民”，奴隶也，只是会说话的畜生，任其奴隶主的役使买卖生杀予夺，岂会有“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肆意捏造历史。这只可能是文王对诸如伯夷、太公(开始文王不认识他，也不行)“贤人”的优待政策。《楚辞·天问》：“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吕望在肆店卖肉，姬昌何以赏识之?他鼓刀张扬何声，姬昌何以喜欢之?师望，老师吕望，俗称姜太公。周朝的开国元勋，姬昌很敬重他，称其为师。据王逸《楚辞章句》说，吕望曾在商都朝歌的集市上卖肉，姬昌去请教他。他说：“下屠屠牛，上屠屠国。”姬昌知其才能，载之俱归。“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如此好事，为何无人干?既然“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不仅“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而且何其“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既然“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又何需“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

　　《孟子·梁惠王上·1·5》：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离娄上·7·7》：孟子曰：“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孟子·告子上·11·18》：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

　　《孟子·公孙丑上·3·9》：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尽心下·14·15》：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

　　《孟子·公孙丑下·4·13》：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期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孟子·尽心上·13·2》：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尽心上·13·1》：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13·10》：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下·14·33》：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滕文公·6·4》：孟子曰：“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万章上·9·5》：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9·6》：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也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孟子·告子上·11·4》：[孟子问告子]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孟子·告子上·11·3》：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孟子的嘴，“彼一时，此一时也”，今日晴，明日雨，后日阴，毫无定规!

　　《孟子·梁惠王下·2·8》：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公孙丑下·4·5》：孟子谓蚔蛙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蚔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蚔蛙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孟子·公孙丑下·4·6》：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王驩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也;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公孙丑下·4·8》：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爵禄;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孟子·公孙丑下·4·9》：[陈贾]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

　　《孟子·公孙丑下·4·11》：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孟子·公孙丑下·4·12》：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7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

　　《孟子·公孙丑下·4·14》：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孟子·滕文公下·6·2》：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离娄上·7·26》：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离娄下·8·11》：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离娄下·8·12》：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离娄下·8·13》：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孟子·离娄下·8·27》：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驩(huān)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孟子·离娄下·8·30》：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而已矣。”

　　《孟子·万章上·9·1》：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上·9·2》：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曰：“然则舜伪喜者与?”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孟子·告子下·12·3》：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如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孟子·万章上·9·6》：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孟子·万章下·10·4》：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曰：“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曰：“事道也。”“事道奚猎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孟子·万章下·10·5》：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孟子·万章下·10·6》：万章曰：“士之不托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礼也;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义也?”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问，其不敢何也?”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曰：“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孟子·万章下·10·7》：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问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召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孟子·告子下·12·6》：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行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孟子·告子上·11·2》：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之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孟子·告子上·11·3》：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孟子·告子上·11·6》：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告子上·11·7》：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勃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孟子·告子下·12·8》：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为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孟子·告子下·12·9》：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2，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告子下·12·10》：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孟子·尽心上·13·9》：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尽心下·14·4》：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在《孟子》中，到处都是孟子的胡说和狡辩。其中经典者，诸如：“……，必告……。”“告则……，是以不告也。”“告则……，君子以为犹告也!”“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彼一时，此一时也。”“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到处是孟子的捏造和谎言。只要查查历史，并不难发现。上述只是笔者列举其部分。到处是孟子对读者的忽悠和欺骗。诸如：孟子说：天子之位的禅让于贤或世袭于子皆是天命，“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不是由于人的“德衰”等人力所为。天愿意把天下授给谁就受给谁。“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这样虽然使“有其德，苟无其位”者和“有其位，苟无其德”者成为可能，却否定了孔子的“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大德者必受命”。“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这是孟子用以驳斥万章因“至于禹而德衰”，所以“不传于贤而传于子”之说，而杜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谬论的根据。然而，其说前部的尧舜是“天与贤则贤”，其后部的禹启也是“天与贤则贤”，而对“天与子则与子”根本就没有给出一点根据。孟子是一个“忽悠”大家!不仅如此，孟子还自欺欺人，睁眼说瞎话，说“有其德，苟无其位”者、“有其位，苟无其德”者与“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大德者必受命”是一致的，“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

　　《孟子·告子下·12·6》：[淳于髡]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消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消何可得与?”

　　对于淳于髡“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消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之见，孟子明知明说百里奚使秦穆公“霸”而非儒，却硬是把百里奚拉出来忽悠淳于髡充当孔儒“贤者”以否定其说。这不仅说明孔儒无人，肯定了淳于髡孔儒“贤者之无益于国也”的结论，也充分展示了孟子的流氓加诬赖的伎俩，并且还揭露了孟子关于子思的众多谎言。诸如：《孟子·公孙丑下·4·11》：“[孟子]曰：‘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孟子·离娄下·8·31》：“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孟子·万章下·10·3》：孟子曰：“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孟子·万章下·10·6》：[孟子]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孟子·万章下·10·7》：“[孟子]曰：‘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什么“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什么“如伋去，君谁与守”，什么“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什么“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什么“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统统都是屁话!像子思这么一个糟糠之辈，本事没有一点，架子却倒不小。哪一个诸侯愿意与其为“友”为“师”?费惠公会以子思为“师之矣”?“无人乎子思之侧”，鲁缪公就睡不安?鲁缪公会“亟见于子思”?鲁缪公会求子思为“友”?缪公会对子思“亟问，亟馈鼎肉”?皆否也!子思自己说得清楚：“知君之犬马畜伋。”然而，不让“君之犬马畜伋”，也难矣!

　　昔日孟子以此忽悠淳于髡，今朝儒家学者又以此忽悠“天下”!

　　孟子不是在作学问，告读者以真理，而是哗众取宠，致读者以谬误。倘若不是为了搞清孟子的真面，笔者真是“不欲观之矣”(《论语·八佾·3·10》)!

　　朱元璋读《孟子》，当读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8·3》)一段时，勃然大怒，认为这些话“非人臣所宜言”。盛怒之下，下令罢免了孟子陪享孔庙的资格，还下令把《孟子》中，凡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言论统统删节，出了一本《孟子节文》。删掉的内容共81处，并下令这81处“课试不得命题，科举不得取士”。朱元璋认为孟子有与其非“一伙”的嫌疑。其实朱元璋是多心了。孟子与其绝对是一伙。《孟子·万章上·9·1》：“[孟子]曰：‘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孟子·滕文公下·6·3》：“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也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以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虽然，孟子也有孔子的“另一面”。《孟子·公孙丑·3·6》：“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孟子·公孙丑下·4·2》：“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以及“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孟子·公孙丑下·4·12》)，然最终不得返，而不像孔子那样被季康子请回鲁国当“国老”。

　　孟子也是一个“二丑”。但不及孔子远矣!

　　《孟子·尽心下·14·5》：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说“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然而孔孟不能“与人规矩”，却专“使人巧”和“使民拙”，使“君子”“巧”而愚弄、欺骗“小人”、“女子”、“民”!使“小人”、“女子”、“民”“拙”而被“君子”愚弄、欺骗!

　　奴隶制周王朝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标准“周礼”的核心：“尊尊”、“亲亲”。“尊尊”，“忠信”也;“亲亲”，“孝弟”也。这是奴隶制周王朝早已确定好了的“规矩”。是奴隶制周王朝“与人规矩”，而无须孔孟“与人规矩”。《墨子·非儒下》：“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孔孟的作用在于如何“使”“尊”“亲”者“巧”，令“卑”“疏”者“拙”，而让“尊”“亲”者易于愚弄欺骗压榨“卑”“疏”者和“卑”“疏”者易于被“尊”“亲”者愚弄欺骗压榨。

　　诸如上列，皆是在《四书》中被作为讴歌的对象，然皆荒谬致至。孔孟之言行若此，儒者之可以疑矣。

　　《庄子·渔夫》：“……孔子愀然而叹，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丘不知所失，而离此四谤者何也?’客凄然变容曰：‘甚矣，子之难悟也!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审仁义之间，察同异之际，观动静之变，适受与之度，理好恶之情，和喜怒之节，而几于不免矣。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人伪而晚闻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问舍所在，请因受业而卒学大道。’客曰:‘吾闻之，可与往者与之，至于妙道;不可与往者，不知其道，慎勿与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昔日，“渔夫”不敢招惹孔子，知其祸害;今朝，世人更应知其祸害，而对其不仅“敬而远之”，还应该批而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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