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子与毛泽东
——兼论近现代湖南雄才辈出的原因
邓宏海
这些年来，文化界、学术界、读书界都在热烈讨论“湖南现象”。大家都很奇怪，湖南这么一个地理位置上没有什么特殊性的中部省份，而且其开发比华北、华东乃至四川较晚。明清以前，湖南很少出什么历史人物;可是，到晚清以来，湖南却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哲学家、文学家的摇篮。古代属蛮荒之地、人才稀缺的湖南，为何到近现代彻底改观，所出人才居各省之首，一代代的雄才走在改天换地的社会变革最前列，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谁开启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湖湘文化?
对这个问题，梁启超的回答是：“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王夫之后世尊称)的人，并有很多知识青年做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乆而愈昌了。”(李滔 2009，杨静静2004)
梁启超这段话成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现有共识。大家认为：王夫之是湖湘文化鼻祖,湖湘文化的灵魂、核心，是对湖南明清以后直到今天如此辉煌局面最大的影响者。他不仅是岳麓书院乃至更早的湖湘文化之集大成者，而且继承和发展了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他的忧患意识、经世致用、批判创新、兼容并蓄的学识，博大精深,哺育了包括曾文正、胡文忠、谭嗣同、黄兴、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代又一代雄才(王琪 2012,杨静静 2004，李舫2020)。
其实，这种共识还不能使人彻底信服。人所共知，与王夫子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黄宗羲、顾炎武，同王夫之一样，都是阅历深广,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也俱备这些深邃的先进思想和集前人之大成的学术成就。那么，黄宗羲、顾炎武的成就为何未能像王夫之的成就哺育湖南历代雄才那样，在其所在的浙江省、江苏省哺育出代代英才呢?为深入考察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王夫子与其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的黄宗羲、顾炎武的学术成就相比较，从中找出王夫子究竟以什么独特的成就哺育了这些湖湘文化一代代雄才，而王夫之的这些独特成就为黄宗羲、顾炎武所没有，以致他们所在浙江省、江苏省在同一时期未能像湖南这样英才辈出?下面就来比较他们学术成就的共性和区别。
二．近现代湖南雄才辈出的内在原因
顾炎武(1613—1682年)、黄宗羲(1610—1695年)、王夫之(1619-1692年)共同生活在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在乱世中颠沛流离，辗转各地，以共同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思想，苦读群书，继承了易经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结合当时科技进步和资本主义因素新生的社会实际，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批判程朱理学 “以理杀人”、奴化人心的心学，创立自己的新学，提出众多经世济民的主张，为突破明代以来程朱理学对主流学界的禁锢开启了新思潮、新学风。他们学术成就的共性就在于(姚瀛艇 1954, 许苏民2005, 赵宏坤、项永琴，2007):(1)反对宋明理学，提倡唯物主义;(2)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国以民为本;(3)反对空谈心性，主张经世致用;(4)反对天下为一人，倡导“均田”说和“工商皆本”说。
他们治学及其成就的区别，可从其著述看出：
黄宗羲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黄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编定《南雷文案》,又删订为《南雷文定》《文约》。
顾炎武著述主要有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金石考古、方志舆地、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今可考见者已有50余种,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他在音韵学上, 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上,有承前启后之功,被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
王夫之著述极其渊博，举凡经学、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伦理等各门学术,无所不包;天文、历数、医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广发涉猎。他的著述存世的约有73种,401卷，散佚的约有20种。 其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相宗络索》、《黄书》、《噩梦》、《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等。
比较他们三位的著述，可看出王夫之最独特的成就是他对《周易》全面系统的研究，无论是在其象数方面，还是在其义理方面，他都取得了超越前人，也超越黄宗羲和顾炎武的成就。在民族灾难、国家危亡、人民流离的背景下，他以前无古人的卓识和担当，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概，在终身探求中国的兴盛之道的实践中，以学用易经为基准，对历代各种学说、特别是程朱理学进行了全面清算和批判。针对朱熹的“易本卜筮之书”说及其全面篡改《周易》的邪说，他对《周易》作了全面系统的重新解说，撰写出易学著作六种：《周易内传》、《周易内传发例》、《周易外传》、《周易稗蔬》、《周易考异》、《周易大象解》。其《周易内传》明确指出：“夏曰《连山》，商曰《归藏》，犹筮人之书也。文王乃本伏羲之画，体三才之道，推性命之原，极物理人事之变，以明得吉失凶之故，而《易》作焉。《易》之道虽本伏羲，而实文王之德与圣学之所自著也。”他重申“乾坤”即“阴阳”为《周易》之首的核心地位：“《周易》之书，乾坤并建以为首，《易》之体也;六十二卦错综于三十四象而交列焉，《易》之用也。”“《周易》并建乾、坤为太始，以阴阳至足者统领六十二卦之变通。”其《周易外传》以重“器”、重“形”的唯物主义哲学，弘扬“实学”哲学本体论，颠覆宋明理学的“心性”论，击中宋明以来程朱理学、心学空谈误国的要害，全面恢复了易经以阴阳为核心的辩证唯物哲学经典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 他写出《黄书》宣示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自强思想，直接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 他撰写《读通鉴论》、《宋论》、《尚书引义》提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 、“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主张，直接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指导思想;他著述《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篇》论证心物(知行)之辩，为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国外学者评价“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王夫子恢复易经辩证唯物哲学经典本来面目、颠覆程朱理学思想统治，把近现代湖南人从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并以其实事求是地学用易经的学风和学以致用地学用易经的实践，为湖南近现代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使其后来人可直接效法而成才。这正是王夫之学术成就的独特优势之所在，是黄宗羲、顾炎武的学术成就所没有的。王夫子学术成就的这种独特优势，使他这套实事求是之学用易经的方法和学风对后人的培训作用是如此行之有效，以致能世代相传，每代都出以王夫之为榜样的雄才;而每代雄才又以其杰出贡献为其下一代作出榜样。这样一来，在近现代湖南，众人普遍以王夫之为榜样，从小学易并养成实事求是地学用易经的习惯。在此基础上，湖南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王夫之式的人才培训机制。这就是近现代湖南雄才辈出的内在原因。
三．近现代湖南雄才辈出谱系
在此王夫之式的人才培训机制的作用下，王夫子学用易学救国救民的精神世代相传而发扬光大，使近现代湖南出现了雄才辈出的链式反应链，以致近现代中国每出现一次社会大变革都由湖南雄才来发起、来领头、来指导(李舫2020);以致陈独秀发(1920)以一篇题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评价：“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其雄才辈出链中大体有以下几个环节：
(一)王夫之故去一个世纪后，中国洋务运动的最早发起者魏源(1794—1857)，及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曾国藩(1811-1872年)和左宗棠(1812—1885年)，都是从小学易经出生，并在易经指导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书。魏源幼小学易显露出过人品学之后，又在大易学家周敦颐所创的邵阳爱莲书院经受深造，直至其集国内外舆地学之大成写出《海国图志》，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直接推动了清朝晚期的洋务运动;又以其兵法至高深造诣之著述《圣武记》，以清朝初年的武功来鼓励民众，倡议改革内政，以抵御外国侵略。
曾国藩更是以王夫之为榜样，在《周易》学用上下大功夫，其传世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自己学习《周易》的情况。到30岁时曾国藩还买了一套李光地主编的《周易折中》，花了一年时间把这套书精读一遍。此后的几十年里，他几乎每年都会拿出《周易》来温习，直到1872年正月，他用二十天时间又温习一遍，十几天后，就去世了。日记中还记了他的一些读《易》心得，比如，他认为乾、坤、颐、损、益、鼎这六卦对于养生最有意义。而且，他偶尔还会亲自占卦，以帮助决策。
左宗棠学曾国藩，以其所学之易学兵法，投身指挥练兵打仗实践，以致在收复新疆，推动新疆置省的事业中功勋卓著，并成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左宗棠直接参王夫之
作品重新刊印工作的事实，也表明他受王夫之学说影响之深。
(二)王夫之去世两个世纪后，谭嗣同(1865—1898年)幼承师教学易，较早地接受王夫子学说，青年时期随王夫之《周易外传》学周易，逐步从船山著作中吸取精华。唐才常说:"复生治易, 专主船山, 以其多发前人之未发"。谭嗣同本人一再自称"闻衡阳王子精义之说,为学专主《船山遗书》","私淑船山"。谭嗣同所理解的夫之学说有“冲决网罗”的革命性和启蒙性，在清初三大儒中，“唯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 对王夫之素来推崇备至, 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在他著作中引用、阐发或提及王夫之思想者,更不胜枚举。谭嗣同将他对王夫之的敬佩写进一首诗里：“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他服膺并信仰王夫之，坦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他学王夫子那样，建立学说不顾“得罪于先儒”的推陈致新精神，一生追求真理，为民族利益奋斗的献身精神始终如一,逐成为戊戌变法的斗士; 他怀抱船山精神，大义凛然地走向断头台，以死唤醒中国，成为民族复兴的英烈之士, 被认为是用鲜血换取中国改革的第一人(夏剑钦 1999)。谭嗣同还是以两湖为核心的长江中下游会党的总瓢把子，大大小小的社团都尊其为盟主，一言既出，几省震动。谭嗣同一生教出过两个得意的学生，一个是黄兴，另一个是杨昌济，杨昌济则教出了世间奇才毛泽东(乌鸦校尉 2021)。
(三)作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发起人之一的陈天华(1875—1905)，幼从生为塾师的父亲识读学易，对史籍尤感兴趣;后入资江书院读书，刻苦博览二十四史;随后考人新化实学堂，深受维新思想影响，成为变法运动的拥护者，十分赞赏谭嗣同，认谭为湖南骄傲，是中国大豪杰。继而考入省城岳麓书院，成绩名列前茅，在该学院经常討論王夫子的经世致用学说, 为其后投身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著《猛回头》、《警世钟》等书，直至愤而投海自杀，留下绝命书鼓励同志誓死救国, 做好了理论和思想准备。
黄兴(1874—1916年)作为辛亥革命元勋，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尽管早年曾系统地接受过传统儒家教育，但从从小思想就深受王夫之学说的影响。随后在南轩先生创办的城南书院学习五年，虽尊母命顺利通过各级考试考中秀才，但课余学武术、习军事。继而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虽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算学、测量、化学、博物学以及兵操等新学科，但他“笃志向学，而于地理一科及体操尤为精勤”。就这样，他一直在王夫子思想的指引下，以其前辈英才为榜样，在学以致用中由传统儒生转为革命领袖，治学行事脚踏实地，甘当历史配角。
正是在黄兴、陈天华等人遵循王夫之思想之实践的影响下，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
章太炎、章士钊等人推崇王夫之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以此来号召国民投身于排满反清的民
族革命之中。1911年，孙中山主持制定《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宣示: “以史可法、黄道周、倪元璐、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志士仁人作为民族复兴的精神领袖。” 章太炎指出：“当今之世，卓然而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人而已。”章太炎分析辛亥革命成功思想源头时说：“船山学术，为汉族光复之原。近代倡议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端在于斯。” 章士钊在《王船山史说申义》一文中说：“船山之史说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故发愿申说以告世之不善读船山之书，深辜船山之意者。”“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张，不数年清室以亡……船山志在鼓励本族，从事光复。”熊十力认为船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就是“志在中夏文化之复兴”( 陈政峰2019)。
(四)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一生景仰王夫之。作为谭嗣同的得意门生，杨昌济对王船山的认识深深影响到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大批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毛泽东便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才。这些进步的种子，如星火燎原般，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实践论》的过程中，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他设法从湖南补齐《船山遗书》所缺各册。《矛盾论》《实践论》写作，参考借鉴了王船山的哲学思想特别是重践履、重习行的思想。毛泽东对王船山的经典评价是：“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 陈政峰 2019)
除了王夫之思想的直接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王夫之实事求是地学用易学的方法和学风普及于湖南的这300年中。湖南一直以来就有师传易学的民俗。据台湾易数学家黎凯旋（1976)在其《易数浅说》中回忆：他幼年在湖南家乡读私塾和小学时，曾在五位良师教授下读过百多种易经有关书籍和两百多种易数和古代数学书。他家三代开中药铺藏有很多易学书籍，他九岁读四年级时其算术老师就教授“大衍三角几何级数”。同样，毛泽东八舅的书斋，作为他人生的第一座图书馆也藏有《周易精义》等珍贵古籍(唐利 2019)。毛泽东少时读易经的经历，在他和蔡和森等人去北京读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时，曾向他们的辅导员沈宜甲先生说过。沈先生回忆说：当时毛泽东同他谈话的主题是周易之道(沈宜甲2009)。
毛泽东在此从小学易民俗的熏陶下，从小就操练出过人的易学思维能力。在省立一中，他学了古代史后，写了篇论商鞅变法的作文，获得老师好评，老师认为他“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到青年时期，他更迅速成长为精通易学思维方式的辯證法大师，就能看出中国文化“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的弊端，并为根治这一弊端而以对中西文化“去其糟粕，吸取精华”为己任(蒋建农 2009, 龙正才2013)。
凭着如此博大精深的易学思维功底，一旦接触马列主义，他就能无师自通，就能对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心领神会、活学活用;一旦到延安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就能突破其辩证法三规律并列的格局，把握其内在的核心——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并围绕这一核心创造地对矛盾展开了全面系统的分析，集人类辯證思想发展之大成至登峰造极而创立《矛盾论》，既恢复易哲学阴阳原理之核心地位、又全面实现了这一原理的现代化;既继承了唯物辩证法、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原理发展到新阶段。以东西方文化精华之核心如此精妙结合为中枢，毛进而将唯物辩证法的质变与量变、肯定与否定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等范畴，特别是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同易哲学的天与人、行与知等一系列概念关系的辩证观结合起来，作为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展开的特殊方面、形式或过程，通过对中国社会和世界形势演变化的历史和现实过程的总结和概括，来分析其中的矛盾及矛盾的转化过程，既强调主要矛盾方面决定矛盾性质的马列主义原则性，也发挥非主要矛盾方面之反作用的易哲学灵活性，真把中西方哲学精华的结合达到迄今最高境界!如此最高境界，不仅中国历来的易学大师、包括诸葛亮、刘伯温在内，因缺乏精密分析思维而无法企及，就是西方历来的辩证法大师、包括马克思、列宁在内，也由于有机整体辩证思维能力的先天或后天的不足而未能达到。这就是毛泽东的功业甚至超过他们的核心奥秘之所在。
易经是培育雄才大略的教科书!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总是推动一代代引领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雄才, 重新发现易学真理。继历代东方先哲之后，西方以莱布尼茨、黒格尔为代表的一系列哲学和科学巨匠，也都从中发现启迪其开创划时代成就的真理。君不见中国历史上曾作过惊天动地大业的雄才，哪一位不是从小学易经成才的?!远的姑且不说，就从近现代湖南这一个省来看，从王夫之到毛泽东， 都是学易经起家的。
中国和中医数千来杰出人才的成材史已充分证明了：易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就像电脑要从娃娃抓起一样，一直抓到其大学、研究生教育，使之把易学与其所学专业的现代科学知识与实践(科学实验和底层民众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这样就可在各行各业造就出毛式俊才，来持续不断地作出重大发明创造。这是中医、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由此看来，波克特所说的“中医亡，则中国文化亡，文化即亡，则中国名存实亡!”，应更透澈地说：易经复兴，则中医复兴;中医复兴，则中华民族复兴!
(摘录自拙著《中医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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