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讨论的是如何从历史与比较的视角看中国的“大饥荒”。我所使用的是中国与国际组织的数据，并假设它们是可靠的。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些数据都是可靠的，只是不在这里纠缠数据的质量问题罢了。有些被广泛使用的数据其实问题很大，孙经先老师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这里引用的估算排除了战争（包括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影响，是对民国“正常”状况（尤其是所谓“黄金十年”）的估算。也就是说，大跃进以后最糟糕的情况相当于解放前的“正常”情况。如果没有解放后的快速进步，1960年的死亡率也许会被看作很“正常”。
附一：汪晖序 附二：高默波：文革十年是黄金十年 这本1999年出版的英文《高家村》终于在十四年后有中文版了。 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本书中文版的项目，因为内地和台湾的出版社都拒绝了。 根据我模糊的回忆，那个台湾出版社拒绝的理由是，一个小小村庄的个案研究对整个中国的理解意义不大。那怎么样才会意义大呢?把整个中国农村作为研究对象很难避免宏观和抽象化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让人难以预料。有人发迹有人落魄，有人高兴有人哀愁，几家欢喜几多愁，真是人生百态，世事无常。世事如此，生养我的家乡亦是如此。故乡山水未变，但故乡的人事物却在不断的演变，每次春节回家似乎都会感受到家乡发生的巨大改变，这些改变会长久的在心中引起波澜。我想这就是家乡静悄悄的巨变吧。家乡的变化引人注意，有朝着好的方向变化，也有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家乡的变化在
乡村尤其是村一级，目前已有相当成熟的进行民主自治的经验，若村一级有一定自上而下转移而来的公共资源，农民就可以通过民主办法来有效使用这笔资源，且可以在资源使用过程中，进一步提高组织能力，形成解决农村其他事务的组织资源。 在第六届县乡干部论坛上(2012年12月，河南信阳)，中央党校徐祥临教授说：“在各种财政资金中，腐败最严重的是财政支农资金”。徐教授在北京了解的
２０１４．１．３１．内 容提要：最积极制造“饿死三千万”舆论者必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的知识分子），而且是自命“精英”、自命“公共知识分子”、坚决主张“普世价值”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简称“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本性特色是一切为私利、撒谎成性、灭绝人性。他们“饿死三千万”是 假
（博主按：本文来自杨屏同志的新浪博客，是他写的《我心中的习老头儿》系列文章之七，转帖标题系本博所加。文章中的“习老头儿”，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1913年10月15日—2002年5月24日）。上世纪60年代初，习仲勋因受小说《刘志丹》一案牵连而蒙冤，70年代后期解除监护后被安排到河南洛阳养病。也正是在这里，他与下乡知青杨屏结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
我在那一霎那不仅兴奋地加入了合唱，甚至发生了幻觉——我幻想自己在和各个时期的朋友们一起，用六十年代的语言、用冰雪草原的蒙古语、用黄土高原的陇东话、用我们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使用的阿拉伯语，随着孙恒的领唱，竭尽全力地唱，如同国际主义者唱《国际歌》一样，纵情地唱，挥动我们的手臂，把誓言的拳头举向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