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家里又为家住四川射洪县农村的刘强安排了一次相亲。修建一栋两层小楼，这是女方向刘强开出的第一个条件。“没有房子，相亲就占不到主动权，现在的女孩子都要求不走泥路不住泥房，公路边上一栋小楼是结婚标配。”刘强告诉记者，前几次相亲失败，均是由于家住农村，几间泥瓦旧房过日子，无法满足女方要求。
为了结婚买房背负债务
刘强是四川省射洪县金华镇农村的一名普通青年，与记者正好是同乡。刘强小学没有毕业，就开始外出打工。今年28岁的他，在农村算是大龄青年，让他成家已成为整个家族的头等大事。
2012年，刘强用一家人攒下的8万元钱，又去银行贷了1万元，向亲戚借来5万元，在当地小镇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二手房。虽然相比而言，14万元买套二手房并不贵，但对于刘强这样的农民工而言，数万元的债务仍然不是小数目。为了结婚，刘强成了房奴。
有了一套临街房，刘强底气十足，可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女方却提出要在对方农村老家另建一栋楼房。“女孩子刚满21岁，家里穷，还有两个兄弟没有成家，指望有栋楼房结婚呢。没有办法，只有答应下来，再添了十几万元的债。”刘强姨父告诉记者，如果顺利，刘强2014年年底就能结婚。
像刘强这样，因为娶媳妇而成为房奴的，在当地农村青年中已很普遍。据调查，在记者家乡金华镇书台乡石桥村，超过80% 的农村青年都因为结婚，或买房或建房，而欠下一笔债务。
房奴已非城里人专利。与城里人不同的是，农村的房奴既没有公积金又无法按揭，而是将四季的劳作，都牢牢地绑定在房子上。这些人年纪不大却打工多年，他们的目的简单直接：赚钱，买(建)房，还债，娶媳妇。
为帮儿还债老父当起建筑工
很多时候，因为一栋新房，成为房奴的还包括他们的父母或其他亲人。白军(化名)今年25岁，已到结婚年龄。早在2004年，家里人就花光所有积蓄，在农村老家旧址上为他建了一处楼房。
然而，楼房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对渴望住进城里的女孩来说并无吸引力。无奈之下，2013年春节期间，白军又花了18万元在镇上买了一处新房。加上装修新房的成本，他欠下将近12万元的债务。为了早点还完房款，他的父亲已年满60周岁，却不得不在建筑工地打工赚钱。“我的家庭从山里搬进城镇，得到了更为便利的生活条件与社会资源，但成本对我来说有点大，要用几年来慢慢偿还。”白军告诉记者。
对农村人来说，没有比房子更重要的事情。在记者所在的乡村，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居民都住上了新房：他们或在附近城镇买了新房，成为生活在城里的农村人;或者在交通方便的平地修起一栋栋“豪华”的小洋楼。而两种搬进新房的方式都无一例外让他们或多或少欠下债务。
当然，在农村，将一座泥坯房变成钢筋混凝土式住房，体现了个人的地位与能力，也意味着农民的生活条件大为改观，有些早早在县城买房子的人，也享受到了一些和城市人一样的房价上涨“红利”。
无奈外出打工留下空房子
同时，与许多大城市出现“空城”“空楼”一样，我的家乡同样出现了“空楼”现象：房子让他们欠下债务，他们不得不因此远离家乡打工赚钱，在他们身后，是一栋栋新买或新建的空房子，以及老人或小孩。
常年在家跑客运的陈师傅对此深有体会 。他告诉记者，客运公司的公交车在过年期间根本不够用，乡村公路上，总有人群站在路边招手搭车，等过了春节，3月份以后，“很多时候车上连摆龙门阵(聊天)的人都没有”。记者所在的家乡，超过60%的家庭都只有老人或小孩待在家里，还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全家都搬往外地，只在春节期间才返乡过年。一栋栋新楼拔地而起的背后，是荒芜的田园与空寂的乡村之心。 记者的邻居赵成运(化名)三年前在公路边买下一处旧屋，花费十余万元在原址上建起新房，至今却只住了不到半年。他每年3月份带着妻子去内蒙古打工，两个孩子则留在家里，由老母亲抚养，等到12月份北方天寒，无法劳动，两口子才回到四川老家。对他来说，房子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之一，不过心愿达成之后，他却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与妻子蜷缩在建筑工地的集体宿舍里。
“候鸟”现象成为社会问题
大量农村人群陷入“打工-买(建)房-结婚-打工-还债”的生活模式 ，不仅仅影响到个人或家庭的债务状况、消费水平，更带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乡村空心化等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乡村奔向城市，却往往成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停往返的“候鸟”。他们与城市青年一样，面临着住房成本、婚姻成本、物价水平过高的种种难题，却无法获得同样丰足的资源与途径去解决这些问题。
相信记者家乡的这些现象并非孤例。中国乡村何去何从，并不仅仅关乎到农民个人的抉择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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