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撼了世界，随后诞生的苏维埃政权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伟大实践。然而，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都不是凭空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而是当时俄国所处的社经、历史条件，以及布尔什维克先锋党努力的产物。

当奥巴马用西班牙语说道，“古巴的未来必须由古巴人民决定”的时候;他显然忘记了巴蒂斯图塔政权、忘记了格拉玛号、忘记了猪湾事变。60年前的11月25日，当格拉玛号驶离墨西哥向古巴进发时，古巴人民事实上已经决定了一次自己的未来，一个不再是美国“后花园”的未来。

北大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也是希望推动“钱主政治”的三类人中的一员。很显然，他属于第三类，即希望从事“政治生意”的“在野政客”。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晨明　　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适应无产阶级广大人民争取解放、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走向科学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客观现实要求而诞生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完善和系统化。毛泽东同志没有来得及自己总结概括，1967年曾经有人将其归纳为六条基本内容，缺点是没有涉及经济基础，也无法将毛泽东同志关于理论

本文是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写于上世纪20年代的文章，通过详实的调查和数据，揭露了当时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慎重压迫。恽代英指出，国民党政府是知道工人阶级当时的状况的，但仍然要求工人阶级进行“劳资合作”，反对工人阶级为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而进行的经济斗争。他尖锐地指出：一切讲“劳资合作”的都是资产阶级的走狗，都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敌人。

在一些权威专家西化解读的语境下，这场以“供给侧”冠名的改革会不会危及大量国企的生存权而被私有化，会不会给劳动者带来并非“红利”而是“痛苦”的命运，着实令人担忧。

中国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选择利用资本的神奇魔力发展自身，也获得了非凡的经济成绩，但同时我们应该清楚，为达到这一目的，实际上是拿自主权利与资本主宰打赌，就如同浮士德与魔鬼墨菲斯托签约，是冒着失去灵魂失去自我风险代价的，一念之间的得失，不足以令人警醒吗!

一直备受关注的转基因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我对崔永元先生执着于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维护民族生存安全，维护公众知情权，努力于揭开我国转基因滥种幕后的真相，表示极大的敬意，并予以声援。转基因问题，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应当引起北京两会的高度重视。我认为，崔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全面考问今天的中国。

当前，欧洲、美国、中东世俗化的不彻底，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宗教纷争。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欧洲、美国、中东等文明的出路在于进一步地世俗化，而不是进一步地宗教化。任何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员、政府官员都应看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就是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千古罪人。

笔者赞成青蒿素发明是毛泽东关于中医药的思想与屠呦呦及其大团队实践的结果，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医药这一伟大宝库和西医药的某些研究方法。但中医药这一伟大宝库是青蒿素创新之本，之根，之源，西医药的某些研究方法是末，是枝，是流。

我们重视历史，也追求历史的实事求是，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这种非此即彼，且带有明显偏失立场的意识形态宣贯与假劣信息的制造，从《中日百年战争全纪实》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其对青少年及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传播这些信息的人竟然不是一些专业的群体与人物，我们的宣传部门竟然毫不知情，这能说得过去吗？

香港近年发生了连串政治事件，令人忧虑有外国势力的渗入。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前保安局局长李少光接受大公报专访时指出，外国势力一直“或明或暗”干预香港事务，他质疑香港的政客、激进组织的年轻人如果被外国所利用，“这不是卖国吗?”

过去200年来通过一次次扩张长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确实得到了发展，使它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得以扩张。但是现在这个因素已经被封闭，扩张长波本身“已经失去了科学价值”，就像有些经济学家所言，继续等待第五个长波出现已经无济于事。

只有在一个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国家，劳动者才有可能通过劳动发展自己，而不是不断异化;只有在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才有可能保障最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而不是为维护个别精英的统治服务。一些人咬牙切齿，慌慌张张地把这样的历史遗产埋进坟墓，我们不得而知其意图。但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真理的光芒终不会因惨淡愁云而不见天日。

增强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必须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必须关注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房价、医疗、分配、腐败等问题，释疑解惑，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才能不断提高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朱义：我们的时代处于历史进程的什么方位？ 大家好。我想与大家就我们当前，在人类过去、现在、未来整个历史长河中，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等问题，做一共同探讨、交流。望各位老师和同志们指教。 为了尽力说清这一问题，我将分四个层次来谈： 一、资本主义必然最终灭亡、社会主义必然最终胜利“两个必然趋势”是否还有效。 二、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列毛主义判断一个时代好坏的标准应该是愚公和智叟的相对多少。愚公越多、智叟越少，社会就越先进、越健康;反之，愚公越少、智叟越多，社会就越腐朽、反动、堕落。这才是争论的根本。

本文先从问题意识的角度回顾了美国战后三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进而把那些研究置于近三百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的思考的大框架之中来分析。目的是要证明中西方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是怎样主宰了那些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们所提出和没有提出的问题，怎样塑造了他们对问题的解答，有时候甚至促使他们违反现有的经验证据。

中国与朝鲜有友好互助条约的约定，有自己的利益。中国在朝鲜面临困难的时候拉一把帮一下不是政治抒情，而是中国的国家安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基本判断。

不久前，江涌出版了新书《道路之争：工业化还是金融化》，在这本书里，他表达了对中国完全实现工业化的渴求和对发展道路偏向金融化的坚决抵制。江涌虽然有经济学博士的头衔，但他的关注点跟一般的经济学者不同，这大概跟他主要研究经济安全议题有关，他谈论的是经济问题，但着眼点实际是战略，是政治。

任志强就“党媒姓党”大放厥词后，某些人仍然采取将“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的方式为他辩护，无论是用打着红旗通过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的办法为他开脱的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还是赤膊上阵直接通过抒情骂街喊口号的方式为他站台的陈有西律师。无不如此。

防范历史虚无主义侵袭，筑牢历史记忆的堤坝，捍卫英雄的名誉和形象，是我们社会文明的必修课，也是共同守护我们精神家园的必须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