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海涛：我国光伏产业实质：走传统老路 高污染高耗能
这些年来，经济结构转型是个颇时兴的话题。这个转型，牵扯着中国经济增长换动力的改革战略，亦事关环境治理之成败。
经济活动的不同部门，在能源消耗方面有很大差别。工业生产的耗能显然要高于服务产业。虽然国家近年来大力鼓励和支持服务业的发展，但工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目前仍达40%左右，美国只有不到20%。
同是工业生产，差别也很大。例如金属冶炼的耗能就比食品加工高很多。在我国工业部门内部，高耗能行业也占了举足轻重地位。根据2013年的国家统计年鉴，在规模以上企业中，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六大高耗能行业的总产值占工业生产总值的37%，是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
尤须注意的是，我国高耗能行业的出口正不断攀升。以钢铁为例，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钢铁出口国，出口量在1990到2007年的17年里，疯狂增长了30多倍，远远超过了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钢铁出口的迅速增长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技术优势，而是因为扭曲的要素价格，其中就包括几乎被完全忽略的环境成本。出口是增长了，但赚取的微薄利润，可能并不够弥补由此带来的环境损害。这实际上是变相进口污染，这样的发展模式势难持续。
有数据表明，我国目前生产了国际市场上钢铁的45%，所占份额如此大，要想进一步扩大出口，也实在是没什么大的空间。所以，就算是我们狠着心，假装看不见这些部门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损害，这种发展模式也是气数将尽。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经济结构转型当中，我们千万不能打着新兴产业的招牌，再去走传统制造业的老路。光伏产业就是一个典型。2013年是我国光伏产业不折不扣的严冬，此时再谈光伏产业，绝没有要“痛打落水狗”的意思，实在是因为这个产业的发展太典型了。
原料和设备是光伏行业最大的两个技术壁垒，我们走的是两头在外的模式，即主要原料多晶硅基本依靠进口，制造设备也主要依靠进口。虽然我国在这个产业上规模很大，但是并没有形成独特的技术竞争力。
而我国生产的光伏组件产品，90%用于出口，欧洲在光伏安装中长期处于领先地位。2011年全球70%光伏发电的新安装量，发生在欧洲。这一比例在2013年有所下降，但也还在55%左右。也就是说，被认为可能带来很大环境收益的光伏产品的使用，并不是在中国。
原料和设备进口，产品出口，由此看来，我国光伏产业的实质，是中间的制造环节。但光伏产品的制造，是高污染和高耗能的。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实际上还是在走传统制造业的老路，还是会消耗大量的能源，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这是非常让人痛心的。更让我们痛心的是，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并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事实，只是因为新能源产业的招牌，只是因为能够出口赚取外汇，便不遗余力地支持再支持。明智与否，实在值得讨论。
本来，政府使用补贴手段，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必须要把钱用在真正产生正外部性的环节。在光伏产业中，产生外部性的环节首先在光伏产品的使用，因为使用产生环境收益;其次在光伏技术的研发，因为研发会有技术溢出效应。所以，我们在光伏产业中，应当补贴使用和研发，而不像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补贴光伏产品的生产。在使用政府补贴的时候，必须抱着认真的态度做夯实的理论分析，否则，很容易被花哨的招牌迷惑，用老百姓的钱，做些南辕北辙的荒唐事。
能源使用的资源和环境约束，要求我们必须转型经济结构。同时，我们在光伏产业发展中学到的功课是，在转型经济结构的努力中，我们不能只看标签，而要注重实际后果：是不是消耗了大量的能源?是不是会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不能打着新招牌，实际上还是走了老路。
贾根良：我国光伏产业：“世界领军地位”还是“飞地型经济”？
柳卸林之所以认为中国再也不会错过新工业革命了，主要是基于对我国光伏产业的研究。柳卸林及其合认为，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迅速，已经实现了对发达国家企业的赶超;光伏产业的崛起，显示出中国完全有能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光伏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面旗帜。在他们看来，光伏产业的发展模式具有很深的中国烙印：依靠显著的成本优势，快速的学习能力，政府的培育支持，但其中更隐藏着中国产业崛起的新基因，是中国创新的新希望。据此，他们把光伏产业的成功模式提炼为五个要素：通过深度的全球化，发展全新的产业;发挥中国的柔性制造优势，抢战产业制高点;中央地方合力打造产业技术平台，助推产业升级;市场机会重于技术突破;产业链培育重于龙头企业。
确实，我国光伏产业在过去的十年中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目前已成全球最大的太阳能面板生产国。然而，尽管这是不小的成就，但仍没有逃脱“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老路。笔者认为，我国光伏产业模式的核心仍是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异军突起的，这实际上利用的是最近二十年在新兴产业中新出现的“第一种机会窗口”。因此，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虽然存在着值得借鉴光伏产业发展经验的地方，如柳卸林及其合所归纳的最后两点，也就是市场机会重于技术突破和产业链培育重于龙头企业，但这些可借鉴之处并不是我国光伏产业发展模式的核心，因为在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相对立的内需主导型经济中，由于具有广阔的市场规模，这些发展经验同样也会应运而生的。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光伏产业是否抢战了产业制高点，是否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深度全球化是否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福音。笔者对这三点的回答都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光伏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并没有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光伏产业的核心技术包括光伏材料加工设备、高纯硅提纯技术和新型光伏材料的研究。但柳卸林等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库整理的《中国典型光伏企业发明专利的技术领域分布》并没有显示我国在光伏产业中具有关键性地位的光伏材料加工设备和高纯硅提纯技术的发明专利情况，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是：关键设备以及依附于这些设备的工艺都来自于国外，而在高纯硅领域的专利申请则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很难占据技术领先地位;日本和欧美国家的太阳能专利一半以上集中在新型光伏材料的研究上，而我国专利在相关技术领域只占1/3。从柳卸林等人提供的数据来看，我国光伏产业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电池、组件和硅片的加工制造方面，而这些方面都不属于光伏产业的核心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说我国光伏产业实现了对发达国家企业的赶超呢?
第二，我国光伏产业不仅没有抢战产业制高点，而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环节，陷入了“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坏贸易”陷阱。“以欧盟各国为例，2011年，对华出口光伏设备及原材料总值达75亿美元。在近年的光伏贸易方面，欧盟也基本处于顺差状态。而从整个光伏产业的价值链看，以规模、制造为优势的中国，生产大多集中在组件端，中国仅占整个光伏价值链的8%-10%。”[13]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段引文中的“原材料”并不是指未经加工的“原材料”，而是高附加值的“原材料”：我国拥有丰富的硅矿资源，但由于我国多晶硅提纯技术不高，企业仅能采用电弧法用炭还原制取纯度只有98%-99%的工业硅，然后作为工业原料以极其低廉价格卖到国外，经国外提纯至99.9999%以上再采购回来。粗硅的工业技术极为简单，却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资源，同时还会带来严重环境污染。[14]在这种贸易结构中，我国光伏产业实际上仍是出口“原材料”，进口高附加值的投入品和资本设备，利用廉价劳动力进行加工制造再出口低附加值的制成品，这是一种在经济史中一直被贸易战略家所诟病的“坏贸易”模式。
第三，我国光伏产业的“坏贸易”模式是建立在所谓廉价资源、能源、环境成本和劳动力等所谓成本优势之上的，而这种成本优势却是我国国民福利巨大损失的代名词。马修斯认为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将处于领军地位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我国光伏和风力发电装置的生产成本具有世界级的竞争力。然而，这些竞争力的确立都是建立在我国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的贱价消耗和低端劳动力成本之上的。仍然以最具代表性的光伏产业为例，其主要污染集中在多晶硅的初级提纯上。由于国内环境污染的成本过低，大量中小企业甚至将污染物直接排入自然环境之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如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晶科能源”污染事件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另外，即使目前国内一些大型企业具备了对污染物进行环保处理的能力，但是光伏组件的生产依然是不折不扣的高能耗产业，尤其是硅料提纯需要消耗巨大的电能。据估计，一块屋顶太阳能多晶硅电池板，需要7年的工作时间才能“回收”制造它所使用的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电能在我国主要都是由不可再生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提供的。2011年我国多晶硅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5.9%，光伏发电装置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3.8%，产量均为世界第一，成品却90%以上用于出口。与此同时，我国许多光伏(尤其是多晶硅)企业的用地和用电成本却享受了政策优惠，许多企业的用电按照民用电价供应，土地使用甚至免费。相比而言，虽然欧洲国家政府也都以优惠和补贴政策支持光伏产业的发展，“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欧洲国家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国家生产多晶硅，都把多晶硅的生产放到了发展中国家”。在光伏产业高能耗的现实面前，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对国外光伏等新能源产业的廉价“能源补贴”。
第四，我国光伏产业虽不乏技术创新，但基本上都是工序创新，这种创新提高生产率的结果导致了我国光伏产品生产者受损而进口国受益的价格下降，因而没有带来我国国民福利的提高。虽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告诉我们，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但不同创新类型在国家间创新收益的分配上却截然相反，著名的普雷维什—辛格假说就揭示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普雷维什—辛格假说)，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的技术创新改善了他们的工资收入和资本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却降低了其出口价格，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我国光伏产业处于类似的境地：光伏产业的核心技术由于具有高度进入壁垒和动态不完全竞争的特点，所以，技术进步的收益只有很少部分被中国的购买者所分享，而大部分则以利润或工资收入的形式作为动态熊彼特租金归发达国家国内生产者(包括资本家和工人)所占有，这种技术进步的收益分配方式被称作是“共谋型”的。但是，由于激烈的竞争，我国光伏组件的工序创新导致了使消费者受益而使生产者受损的价格下降，这种价格下降使光伏组件的利润和工资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态势，这种技术进步的收益分配方式被称作是“古典型”的，我国光伏产品的90%以上销往国外市场，技术进步的收益绝大部分被外国消费者所占有，这实际上是在为他人作嫁衣。
第五，光伏产业名列前茅的前十位大企业悉数在海外上市，这种所谓的“融资全球化”不仅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和陷入“美元陷阱”的重要原因，而且也造就了导致国民福利损失的融资结构。由于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尚未成熟，融资上市手续繁琐，因此我国光伏企业为了获得较高的融资额度和融资效率，大多数选择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但是，这种“国内扎根、海外上市”的融资方式存在着两大明显的弊端。首先，光伏产业从海外资本市场筹得的美元只有在中国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才能在国内使用，这种因外汇占款而增发的人民币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根源;而中国人民银行用这些美元购买不断贬值的美国国债则使我国陷入“美元陷阱”。其次，面对“双反”等不利局面，我国主要光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均高达80%以上，在境外融资无望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只能转而求助政府救济和银行担保进行“输血”，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将光伏企业自身的亏损纳入地方财政预算。这种“上市在外，兜底在内”的扭曲性融资结构使我国光伏产业陷入了“盈利则被外国人分享、亏本却由中国人买单”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采取的措施应该是任由海外上市的光伏企业破产，再由国内资本接手重建。
综上所述，我国光伏产业虽然隶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但与抓住新技术革命的“第二种机会窗口”相距甚远，实际上在国际分工中仍处于“担水劈柴”的地位，这种通过进口国外关键机器设备和高附加值投入，90%以上产品销往国外市场，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各地政府在土地、税收、环境和融资等方面提供的低成本扶持政策打造的低端加工制造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为他人作嫁衣的“飞地型经济”。在这种发展模式中，由于各地政府竞相上马光伏产业，在缺乏核心技术和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跨国公司所“虏获”地位的情况下，过度竞争导致了大量的产能过剩，从而使整个行业陷入了成本大战之中，其结果是整个产业重蹈作为我国制造业痼疾的“暴生暴滥”的覆辙，光伏产业很快就被做“滥”了，2012年，光伏产业出现全行业亏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由于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当美欧国家在2012年挥舞起“双反”的保护主义大棒时，我国整个光伏产业顷刻之间又面临着“灭顶之灾”。因此，我国光伏产业不仅不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面旗帜，反而应该是后者引以为戒的一个案例。深度全球化不仅不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福音，反而是其陷入依附状态的主因，在我国机器人产业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全文见：贾根良：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关键在于发展模式的革命）
陈竹友：中国光伏产业链，未成型已畸形
由于中国光伏行业属新型的、草根的、松散的产业，在这个行业里滋生的企业大都集中在产业链的中间环节，除少数几家拥有核心技术和专业能力以外，其余的企业几乎不具有任何竞争优势和抗风险能力。它们拥有的除了资金之外，只有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资源转换过程的付出。
从光伏产业链的系统来看，中国光伏行业存在以下几种劣势：
1、 原材料劣势：不具有原材料(和多晶硅生产技术)优势，目前中国光伏行业的原材料90%来源于西方国家，当市场向好时中国光伏企业受制于原材料控制，就像传统制造业受制于石油、钢铁等限制一样，去年硅材料价格从40元/KG上涨到数百元/KG就是最好的诠释。而中国光伏企业又是过度集中在后期组装的中间环节，当上游抬高价格时，中国的光伏企业只能束手待毙、任人宰割;
2、 生产劣势：“一窝蜂”式的投资，如同前几年煤炭行业出现的“煤变油”专利项目一样，各地煤炭行业累计准备投入的资金高达5000亿元，如果不是发改委紧急叫停，这一项目不知道要给中国带来多大损失。当大量的资本集中在光伏产业链的组装低端环节时，生产企业内部的恶性竞争无法避免，前端受制于原材料限制、生产企业相互比拼、恶性降阶争夺市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西方国家再次“鱼翁得利”;
3、 技术劣势：中国光伏企业的产品性能仍处于传统的太阳能电池阶段，刚刚突破的薄膜技术还未走向量产，美国的多晶硅印刷技术却已经成熟，以色列又突破了75%的高转换革命性技术，中国曾经领先的光伏太阳能技术被拉开了差距;
4、 市场劣势：国家相关部门曾经主导过的“送电下乡”、“屋顶计划”、“路灯工程”以及未来发展规划，并未起到实质性的效果。电力系统对失去垄断利益的担心、传统发电企业的生存危机和数千万失业人员的社会压力，都是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最大的阻力却并不仅仅只有这些，最大的阻力在于中国光伏行业无法解决高电价的根本性问题;
5、 战略劣势：我们习惯于等待结果，至少习惯于等待经验。中国的新能源行业是个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行业，中国新能源战略是个没有基础数据可供分析的战略假设。无论是战略的规划、关键成功因素、战略预期还是核心技术等都无法从历史的资料中寻求验证。这需要决策者的判断能力和承担风险的勇气。光伏行业太多的不确定性让决策者无法从战略的高度审势未来，中国光伏行业的现况所涉及的太多利益集团让主导部门无法平衡。这就是中国光伏业在系统战略层面先失一着的根本原因。
6、 畸形的产业链：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光伏行业的产业链雏形刚显却已成为怪胎。它的外观型状为“两头小、中间大”，或日“两头受制与人、中间内耗火拼”。而“中间”正是整个产业链中技术程度最低、最不具有竞争优势、最没有“高科技”含量的制造加工环节。如果中国光伏产业仍走传统制造业的老路，仍用传统的发展模式和战略思维，中国光伏业必将胎死腹中!
谁掌握“核心”，谁就是“链主”
笔者曾与中国光伏行业的数位领军人物沟通，希望他们能站在光伏行业产业链的高度整合中国光伏产业，进行控制光伏业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控制力，然而事与愿违。笔者非常理解中国光伏产业内的领军人物们的难处，不是他们不想做，而是做不到。这不是企业领导者个人能力问题，也不是个人热情和战略高度问题，而是中国光伏行业所面临的集体生存问题和难以突破的层层困局。
长期对西方市场的依赖和对内需市场的失望，是消磨中国光伏行业企业家信心和斗志的主要原因;内耗和行业内竞争是中国光伏行业企业无法联合、一致对外的利益冲突;国家宏观战略滞后和光伏技术国家层战略研发的缺失是中国光伏行业企业家力不从心的外因;内需市场启动的阻力是中国光伏行业企业无法改变的事实。
中国光伏行业可以造就中国首富，却造就不出行业领导者;
中国光伏行业可以出现超大型企业，甚至世界500强，却难以出现行业霸主;
中国光伏行业可以为全世界提供光伏产品，却无法掌握行业话语权和行业控制力。
在光伏行业的产业链条中，谁最有可能成为“链主”?谁最先意识到这个机会?
我们都在等待，中国人善于等待。
就目前光伏产业链来说，成为“链主”的机会真实存在，它们分别是：
1、 控制原材料，控制产业链：中国拥有提炼多晶硅必须的原材料石英砂丰富的储量，但缺乏提炼技术，因此也缺乏相应的资本投入。在这个环节上，光伏行业需要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特别是高纯度多晶硅的生产技术的研发和突破。也许未来，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石油，但却不能没有石英砂!假如我们的眼光更远一些，如果控制了石英砂、储备了石英砂，是否就意味着储存了未来的战略资源?如果控制了这一战略资源，是否意味着控制了未来的产业链?掌握了光伏行业的核心?拥有了产业链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当然，在原材料的环节里，光行企业还应该考虑硅片的生产和切割技术，包括所谓的“印刷技术”和其他更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等。
2、 控制核心技术，控制产业链：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但瓦特不一定要是企业家;西门子发明了发电机，西门子也不一定要是企业家。在中国目前的光伏行业里的领军人物大部门是业内专家，这一专家型的企业家开拓了中国光伏业的空白，但却有可能阻碍了中国光伏产业的战略突破!要改变这个现实需要的不仅是时间，更需要系统的支持和中国光伏产业生存环境的改进。包括政府对光伏技术的研发、集中高科技专业人员的专项攻关、建立中国新能源研究机构、开拓中国光伏行业未来后续者计划等等。就象以色列的技术突破一样，如果这一技术被快速引进，或者有所突破的话，中国也许不需要耗费一分钱的光伏补贴，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产业链的控制权和国际竞争地位;
3、 控制关键部件，控制产业链：我们都知道联想没有英特尔大，戴尔没有微软强。英特尔和微软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的生产规模，也不在于他们的市场营销策略，而在于他们掌握了IT行业的关键部件。无论是联想还是戴尔，不管是苹果还是IBM，只要您是生产电脑的企业，就离不工微软的软件和英特尔的内核!电脑的市场越大，英特尔和微软的收入就越多。
光伏产品同样有这样的关键部件、光伏产业链中同样有这样的商机和空间。光伏发电需要并入电网才能大规模地让市场使用，由于太阳的光热受天气的影响，光阳能电池所发出的电压也高高低低，如果直接并入电网有可能导致整个电网被毁。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光伏逆变技术和产品如同电脑中使用的存储器一样成为核心部件;如果中国光伏行业控制了这一核心部件(包括小型光伏产品的蓄电池和相关技术)，同样可以达到相应的效果。
4、 规划产业链，控制产业链：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光伏产品内需市场，中国有丰富的石英砂资源储量，中国有过多的资金可以投入，中国有世界前沿的光伏技术和科技人才。。。。。。
但是，
中国没有光伏战略，中国没有光伏产业规划;
中国光伏行业的产业链没有整合，中国光伏行业还没有领袖。
国家能源不能没有战略，市场调节也不代表没有计划，。
中国光伏产业，谁能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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