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三民主义的倡导者,是国民党的国父,连战等国民党的后继者,于50年后重访大陆,首站祭拜中山先生,是向世人表明他们是孙中山先生思想的承继者,今天的国民党是承继了孙中山先生遗志的国民党。

这不由让人想起毛泽东的遭遇,我们看不到后来的继任者们去虔诚地祭拜的身影,在毛泽东诞辰及逝世纪念日里,我们看不到官方的纪念活动!看不到任何后继者的关于毛泽东的只言片语。其实毛泽东的纪念堂就在北京,就在天安门,就在后继者的眼皮底下。

与官方的对毛泽东的冷处理相比,民间以各种形式对毛泽东的祭拜却热浪滚滚,于1977年建成的毛主席纪念堂,每天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敬仰者达万人,看看那绵绵不绝的前来拜祭的人的长流,就知道什么是人心向背,什么是活在人民心中,什么是人民的领袖。

据7月21日　《广州日报》“面对持续通胀压力，广东东莞向低收入人群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符合条件的市民每人补贴1000元。此举被普遍认为是政府与民同患难、藏富于民的一个良好开端。”不曾想，第二天，又看到一条新闻“北京7月22日电(记者李丽辉)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稳定较快增长，累计完成32553亿元(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比上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亿元。”这下才恍然大悟。如果按超出一倍计算，东莞向低收入30万人“发红包”，财政支出3 亿元。这样看来，今年全国增收的7606亿元税，够给7亿多中国人“发红包”。中国有没有那么多穷人，人民代表给不给低收入者“发红包”，那就看“以人为本”的先进代表，有没有“大爱之心”了。一升一降一红包，尽显“执政为民”的先进资本，苛政的慈爱风采，仁政的凶残水平。

按照中国目前公布的税收增速，这种善举必然会越来越多。大善人的帽子会戴在哪位财主的头上，那就看谁的“八字”好了。

中国共产党是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耕者有其田也是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如果丢掉了耕者有其田，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削弱；如果丢掉了耕者有其田，就会造成大量无依无靠、一无所有的流民出现，就会导致天下大乱，甚至是亡国亡党。但是中国的耕者有其田制度，现在正在以改革的名义进行削弱，并且造成了严重后果。近期的云南孟连7.19群体事件给我国的土地改革敲响了警钟。我国一些地方的土地使用权几十年的转让，实际上是变相的土地私有制，是违背我国宪法的，是在搞耕者无其田，必然会造成腐败分子掠夺土地，造成农民的土地权益被剥夺，形成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剥夺了农民土地，不管是采取掠夺手段，还是欺骗手段，或者是经济手段，都是非法的，都必然会遭到农民的造反和反抗。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迈斯纳真是把研究毛泽东作为他毕生的事业，姑且暂不谈书的内容，就凭感受他的干劲，在旅途中我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观念：毛泽东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被研究者。莫里斯•迈斯纳对毛泽东的研究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他比我们中国人还要重视研究毛泽东，难道他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这样做？

在毛泽东身上，反映着时代的焦点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这个范畴，也远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不存在，因此研究毛泽东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大课题。不管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你都不能不面对他的影响，这是没有办法的现实存在，因此唯有积极主动地去关注国际上研究毛泽东的动态，才是正确的选择。

毛泽东的一生，完成了铸造社会良知和智慧眼睛的任务，成了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神灵。

但中国的主流“精英”呢？个个都是攻击毛泽东的能手，个个都使出吃奶的劲来，明里暗里朝毛泽东拍砖头，试图打碎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立下的执政为民的宗旨和人民民主、平等的参与、管理、创造、分享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价值秩序，试图构建一个没有灵魂，只有兽欲横行，资本自由掠夺，等级森严的封建资本专制制度。

在这种最无助、最无望的日子里，能与这些名字：张宏良，仲大军，俞可平，胡伟武，张文木，江涌，高梁，卢麒元，潘老师，曹建海，左大培，翟玉忠，刘永佶，还有那个叫言路的写诗的小子等等，等等，不期而遇，从此，我发现，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在“精英”们苦心经营了近三十年之后，他们渴望消灭的良知、道德、责任、信仰，并没有完全消灭。在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些不知趣的人，为信仰、为理想、为国家、为民众、为真理、为社会的良知与道德，苦苦的思索，苦苦的奋斗......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个在火红的毛泽东时代没有用过的词突然冒了出来，这就是“刁民”论，冒出这样的论点的不是别人，却是前国家商务部副部长龙永图先生。

人们很有些迷茫的是，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没听说谁是“刁民”？那个时代，把百姓说成是国家的主人，是在当家作主，这一当家作主了，怎么就没有“刁民”了呢？那个时代，大都住着平房，是真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个时代，各家各户咋不装防盗门防盗网？“刁民”躲到哪里去了呢？那个时代，工人就喊老大哥，农民就喊农民伯伯或者农民兄弟，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习全国人民，军民团结如一人，怎么现在就听到到处“刁民”“刁民”呢？并且还有像龙永图这样的官不是官，民不是民的人提出所谓“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的谬论呢？

李锐最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的文章，无中生有污蔑毛泽东：“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造谣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有将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论述。”咬定毛曾认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而 “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就是划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也就是划入需要加以打击的社会成分”，居心叵测地结论：反右运动就是“整肃知识分子”。

众所周知，毛泽东历来强调民众的大联合，群众路线，强调知识分子要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相结合。在毛泽东生前，李锐也是热衷赞同这一路线和方向的，也认为这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成长的真正爱护；而毛逝世后的李锐翻手为云，竟又能以极端的态度和立场，要“从早年开始”，彻底否定毛泽东与最广大知识分子血肉相连的真诚关系。

７月１６日，成都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已建成的新行政中心按南部新区产业发展定位妥善处置变现的决定，处置变现所得收入全部用于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决定一出，楼还没有卖出去，钱还没有发到灾区人民手上，各大媒体已经竞相报道，好评已经滚滚而来。建设亲民、爱民的和谐政府似乎一夜之间变得简单了：只需要占用全民所有的２５５亩土地，花掉人民上交１２亿税款，盖一个总建筑面积３７万平方米的豪华办公中心，然后宣称要把它给卖了，就卖出一个好政府了。这也就不由得令纳税人们发问：之前都干嘛去了？

成都市宣布卖楼的第二天，从四川省又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四川省财政厅宣布，向极重灾区的６个市（州）下拨灾后学校维修加固资金３７５０万元，这是成都市行政办公中心造价的三十二分之一！

中国贪官炒热美国房价，在美国开设地下钱庄、投资空壳公司、以个人名义在美国注册公司，然后用中国资金在美国购买物产作为抵押转移巨额赃款……而可怜我中国人，自己国家的人跑到国外，帐都算不清，就这点本事，有关部门还谈什么反腐败，就连这次美国公布中国有外逃贪官一千多人，还是人家美国说的，而去年中国有关方面还辟谣说中国百姓瞎说，只逃了200多人，不知道为何一年之内冒出了800多，难道去年一年就逃了800多，中国当局浑然不觉？足可以看出无能的人只能把事实真相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根本就是挨骂的角。

杨佳事件中杨佳以外的原因出在哪里？当然不是南方报系们所提出的“制度问题”或者“政治体制问题”。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警察法》第3条规定：“人民警察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维护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是中国的国体和中国的法律，都决定了人民警察不能更不应该象外国警察那样将人民作为假想敌、潜在的犯罪嫌疑人，不能把自己定位为镇压者而不是服务者。

面对反对声，我们要冷静反思，因为即便是别有用心者的反对声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我们正确的东西，另一种是把我们也反对的东西编一顶帽子扣在我们头上。后者更有欺骗性，如果我们简单地对把对方的言论全盘否定，甚至是为我们也反对的东西辩护起来，那才是上了大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