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血脉，不朽的灵魂—魏巍逝世周年祭
塞北之雪
一、我们仍然处在一个革命的时代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是人类的最后一场大悲剧。资产阶级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主宰。如果说人类以往旧的统治阶级是“伪君子”，那么资产阶级——这个人类最后的压迫者则是典型的“真小人”。旧的统治者是在“仁义道德”“福音”“博爱”“基督”的幌子下对劳动者进行压迫，而资产阶级则“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共产党宣言》）为了使自己看起来不那么野蛮，资产阶级顶多给这种“利己主义”的哲学披上“自由”的遮羞布，以“自由”的名义掩盖“利己主义”的丑陋，麻痹、腐蚀并剥削压迫全世界的劳动者。这个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哲学是市场经济生产关系的产物，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利己主义”的集大成者，因此对其他阶级的“利己主义”有巨大的同化作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欧洲大陆徘徊。这个幽灵是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死敌，它对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及意识基础吹响了进攻的号角，战斗的使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资产阶级打垮了王权、驯服了教权，为了追逐更高利润、掠夺更多资源、缓和西方社会劳动者的反抗，西方资产阶级向东方扩张侵略，“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东方的统治阶级总是被西方的资产阶级斩落马下，表面上是由于生产力落后与武器落后，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前者被后者的意识形态俘虏。东方大国的统治者要制止本国劳动者的反抗、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西方资产阶级投降（一些小国反而有更多的独立空间）。于是，宗教与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者总是向直接的露骨的剥削者投降，并向后者转化，成为后者在东方的代理人。按照这种模式，一个全球统治体系得以形成。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以来的历史，就是资产阶级内部整合的历史，也是资产阶级向全球扩张并引发反抗的历史。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就是不同阵营的资产阶级争夺世界的领导权。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一是资本主义世界完成了从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的转型，二是曾经短暂地出现过对抗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阵营。
中国的文革结束后，“和平与发展”一说大肆泛滥，苏联解体，此说更是甚嚣尘上，似乎革命已死。但是劳动人民的敌人、革命的对象——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劳动人民仍然在市场经济下处于被剥削被压榨的地位。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历史的最低潮，革命--即对资产阶级的进攻与反抗确实看起来停止了，但停止的原因不是劳动者胜利了、剥削者被消灭了，停止的原因在于对革命对劳动人民的背叛、对反革命的投降。
我们仍然处在一个革命的时代，以美国资产阶级为首的全球资产阶级异常强大，也更异常狡猾。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资产阶级内部的纷争与矛盾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整合，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趁帝国主义内部纷争而发展壮大的机会似乎不复存在。二战后，伴随着劳动人民的觉醒，资产阶级赤裸裸地、动不动以武力方式侵略第三世界国家的殖民策略已经不合时宜。他们更乐意用资本渗透、文化渗透、政治渗透的方式，在第三世界国家扶植亲西方资产阶级的买办阶层与买办政权，挑动地缘冲突，进而建构统治全球的金权帝国体系。这是一种比前殖民策略更加阴险也更加有效的新殖民策略。
只要压迫者依然存在，革命就是不朽的！
所以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对象仍然存在，但反抗的力量却异常弱小。那些高唱“和平与发展”、高唱“革命已死”的人士，如果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就是已经向资产阶级投降。第三世界的旧统治者（地主阶级或者民族资产阶级）向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投降的案例不计其数，中国的晚清王朝及蒋家王朝就是典型。而背叛劳动人民阵营，向资产阶级投降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欧洲第二国际背叛马克思恩格斯，向资产阶级投降，第二次是苏联赫鲁晓夫的背叛，第三次则是发生在文革后的中国。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地带，欧洲修正主义背叛本国劳动人民高喊的口号是“一致对外”，鼓动的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那么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流行的则是“和平与发展”“三和一少”等卖国主义哲学。于是，每当对劳动人民的这种“背叛”发生时，“阶级调和”、“革命已死”的口号便响彻云霄，在帝国主义内部泛滥的是国家主义，在第三世界内部泛滥的是卖国主义，于是劳动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第三世界向帝国主义投降，资产阶级的全球体系所以就和谐了，革命的确就“死”掉了。
与基督教、儒家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被资产阶级俘获不同，欧洲工人阶级政党、苏共、中共被资产阶级俘获经历了一个从“真君子”向“伪君子”，再从“伪君子”向“真小人”的转换。发生这些转换的根本缘由在于这些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武器“利己主义”哲学面前不堪一击。
面对资产阶级的物质利诱，欧洲工人政党的领袖们为了自身利益，向利己主义投降，沦落为工人贵族，以修正主义思潮瓦解工人阶级的战斗性与革命性，丧失了以暴力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进而实现两个决裂的宝贵机会；面对资产阶级的物质利诱，苏共、中共的某些领袖们向利己主义投降，已经建立的革命政权与公有制经济也毁于一旦。
二、继续革命：从旧革命到新革命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三座大山对中国人民的压迫日趋严重。面对中国劳动人民的反抗，中国的统治者选择向强大的西方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国外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本国大资产阶级）日益勾结起来，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19年，青年毛泽东写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这个人目睹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看不得劳动者受苦。当他初入长沙城时，沿街的乞丐及城头悬挂的造反者的头颅给了他强烈的震撼。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终于认识清楚劳动人民才是历史与文明的创造者，他终于认识到，“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于是他崇拜的偶像也从孔夫子、曾国藩变成了马克思、列宁。
马克思说“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由于中国反革命势力——三座大山是如此之强大，集人类最反动势力于一体，中国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也成为世界劳动人民有史以来最成熟的党，成为最革命的真正革命的党。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也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集大成者。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从他成为党的领袖直到去世，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智慧源泉、力量源泉，更是共产党的道义源泉。从教育每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利于人民的人”，到牢记“两个务必”、警惕“糖衣炮弹”，直到文革中间“破私立公”、“灵魂深处闹革命”，显而易见，什么时候中国共产党能遵从毛泽东的教导就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背弃了毛的教导，则丧失了执政合法性。毛泽东深知消除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困难，毛泽东奋斗的一生，就可以说都是在和这个价值观所主导的精英们奋斗的一生：第一件大事，将认真实践利己主义哲学的、三座大山的总代表蒋介石赶到了几个海岛上。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通过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试图彻底消除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价值观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号召全党“继续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革命，是第一次不以短期物质利益为导向的革命。以往旧有的革命，包括毛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其动员群众的根本逻辑，比如打土豪分田地、反饥饿、反剥削、反压迫、求解放，仍然是满足群众“利己主义”的愿望，只不过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劳动人民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是天然正义的。许多革命者参加革命、参加造反，归根结底是为了捍卫个人的利益、追求自己的解放，而只有如毛泽东等极少部分革命者才是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追求人民的解放，并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前者仅仅是正义的，而只有后者才是伟大与不朽的。在49年前的革命战争阶段，在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下，前者与后者的冲突并不严重，当三座大山被推翻，大部分革命者成为执政者时，两者的冲突便必不可免地爆发：在后者看来，前者尚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从造反者变为执政者后，当国内外资产阶级敌人利诱时，他们很容易投降，重演宋江的悲剧，重蹈当年国民党从革命党演化为三座大山代表的覆辙。
文革是人类新文明史真正的开始，然而这也注定是一场悲剧。旧的革命大多是因为压迫太深，是一种被动的反抗；而新的革命则是需要在压迫尚未明显的时刻，就起来反抗、消除剥削者潜伏的土壤。只有完全消除了“利己主义”哲学影响的人才是彻底的革命者，才会真正投入新的革命。毛泽东搞文革无法再延续旧革命的那一套模式，比如仅仅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或者给造反者积极分子以权力激励——无论从物质激励还是从权力激励的方面激发起人民参与文革的积极性，固然会使文革从形式上取得胜利，但却违背新革命的根本初衷，搞这样一场旧式革命在当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六亿神州尽舜尧”、至少在全国再出现成百上千的毛泽东、将国家政权牢牢地掌控在完全破除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手中，这应该是毛发动文革时候的想象。所以当工人造反者利用文革，意图提高自己的工资待遇时，被斥责为“经济主义风潮”；当学生造反者叱咤风云洋洋得意时突然被要求去上山下乡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一员……每一个拥护毛泽东、追随毛泽东的文革参与者都难以从毛泽东那巨大的国家权力与资源中获得短期激励。所以文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参加者的觉悟，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参加这场对自己没有任何短期激励但对共产主义运动意义重大的新式革命。
恰恰是由于毛的影响，文革前的执政集团尚未完全退化到人民的对立面，所以一场旧革命爆发的条件尚未具备，所以保守派能仍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去挑动群众斗群众，干扰毛的意图。而文革的积极拥护者—造反派，似乎在消除利己价值观方面并不比保守派做的更好，因此他们仍然按照旧革命的逻辑与想象来参加这场革命，所以他们不仅在保守派面前显得力量弱小，也最终无法获得毛泽东的彻底支持。巨大的挫败感与荒谬感在每个阶层、每个阵营里弥漫……这是一场让人难以理解的新革命的“演习”，这是一场异常艰苦的心灵上的新革命的“长征”，这是一场普通人难以经受的新革命的“考验”。
三、继承革命的血脉，永不投降
魏巍是少数经受了“旧革命”与“新革命”双重考验的真革命者之一。
同毛泽东一样，早年的魏巍目睹劳动人民的苦难，在左翼文学的影响下参加八路军，在延安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加入了共产党。以文艺工的身份，魏巍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四次战争，他既是革命的参加者也是革命的观察者、思考者、宣传者。他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他是革命的血脉，他理解革命的精髓。佛眼看人，才能看到人身上的佛性。魏巍对劳动人民及革命军队战士的感情、赞美是真挚的、自然的，“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只有通过一双无私与高尚的眼睛才能看到这一切、感受到这一切、表达出这一切，魏巍自己的灵魂在革命进程中升华的同时，通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文章著作影响、感染了更多的人，开启了革命文学的新篇章。
文革新革命本身是对旧革命的否定之否定，是对旧革命的升华。旧革命中的精英成为革命后政权中的主导者，而新革命则似乎要一股脑将这个执政集团推翻。官僚主义严重、热衷于物质刺激、受利己主义价值观影响的真走资派被冲击了不少，但是连魏巍这样的真革命者也幸免遇难，这就注定了人类新文明的第一次挣扎不会持续多久。
文革失败后，受利己主义哲学影响的精英们重掌大权，他们中间的很大一部人在文革的幻灭中已经彻底丧失了早年那一丁点的革命理想。假如文革进程中走资派隐藏很深、难以寻觅的话，文革的结果则使这部分利己主义的精英加速蜕变成走资派，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推行资本主义复辟，又被人民称之为资改派。
逻辑就是如此简单：假如走资派不存在，毛泽东的文革搞错了，那么文革中受冲击的干部精英们不会丧失革命理想，社会主义制度将继续长期得以存在。假如干部精英们经过文革丧失了革命理想，蜕化成资改派，则证明文革前十七年的执政精英的理想是不纯粹的，他们早晚要经历类似苏共执政集团的蜕变，文革只是加快了这个进程。当然也加快了人民及真革命者的觉醒。
魏巍是较早的觉醒者之一。文革结束后，资改派疯狂地反毛、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一定程度上正是文革的直接后果之一。回顾看六十年的历史，文革上承前十七年，下启后三十年，文革最终的结局是将当年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老干部撕裂成两派：一派发生蜕变，在利己主义哲学基础上形成资改派，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褪掉共产党的外衣，建立彻底的汉奸买办资本政权；一派是仍然坚持当年革命精神，他们在改革年代亦理解了毛泽东文革用意。随着苏联的瓦解，随着中国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殖民化的深入，随着资本主义复辟逐渐彻底，那些想使中国停留在文革前十七年、或者改革开放初期的彻底反对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三中全会派渐渐消弭，向两个极端转化。
历史证明，晚年毛泽东又站在了正确的一方。
共产党曾经是革命的政党，共和国是革命的成果，而像魏巍这样的人，正是那场革命的血脉。当今还有什么人能比魏巍们更了解那场革命，更能捍卫那场革命的初衷么？假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共和国的奠基者仍然在世，他们能够认同资改派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么？如果当年文革中选择与毛泽东对抗的干部们能够看到苏联解体、能够看到资改派的复辟，他们究竟会背叛革命理想选择加入资改派阵营沦落为汉奸买办资产阶级，还是坚持革命理想，最终站到毛泽东这一边？人民不得而知，不过，魏巍的选择一定是那些仍然坚持革命理想的人的选择。魏巍们既是旧革命的血脉，亦是文革这一新革命精神的发扬者。晚年魏巍们对文革的重新思索意味着，新革命的阵营除了领袖毛泽东外，又有了一大批老战士的加入，毛泽东已经不再孤单。反毛思潮将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新革命的道义合法性亦最终得以确立，将有更多的后来者踏上新革命的征途。
所以，晚年魏巍们的存在是资改派的一个难以屏蔽的梦魇。资改派的权力来源于共和国与共产党，而魏巍们则代表共和国与共产党的奠基者向资改派宣判了死刑。魏巍们的存在是资改派统治合法性的严重威胁，魏巍们的存在，注定资改派以共产党的名义复辟资本主义不能维持长久。魏巍们的呐喊与疾呼戳破了资改派的画皮，所以必然遭受资改派的舆论上的妖魔化、政治上的封杀打压。但是西方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中国资改派所能欺骗与笼络的只是和他们一样的那些利己主义者，这就注定他们早晚会湮没在新革命的浪潮之中。
晚年魏巍们的存在也使那些犹犹豫豫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如芒在背。某些自称左翼的学者对毛泽东对文革仍然心存非议，仍然乐衷于拿类似伤痕文学的东西证明毛时代、证明文革的不合理性。他们因为自身有或多或少地伤痕，所以喋喋不休地拿别人的伤痕文学进行控诉。究竟是同情别人的伤痕还是把自己的伤痕看得太重？难道你们的伤痕会比魏巍们的伤痕更多？为何不能像魏巍那样抛开个人恩怨个人得失来总结历史？一句话，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价值观作怪而已。这样的所谓左翼学者，是向资产阶级跪下了半条腿的投降派。他们与资改派只是牌坊与婊子、50步与100步的区别。
晚年魏巍们的存在，更是对无数处于迷茫中的年轻人的激励。年轻人一方面对现实不满，对劳动人民同情，存在革命的动力。另一方面又深受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还想追求个人发展前途，无论如何，这其实是一条向资产阶级投降的道路。这种不纯粹的半革命者将是革命征途中的绊脚石。赤子们将从魏巍的经历、感悟中汲取营养与智慧，继承革命的血脉，在劳动人民中间坚定立场、破除利己主义价值观，将新革命进行到底。
2008年八月底，魏巍逝世前给后代最后的遗言是“继续革命,永不投降！”魏巍的遗言是对这个时代所有人——包括那些已死的人更包括那些未死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拷问：面对劳动人民的苦难，你为之抗争过么？你投入了多少？你为你自己或家庭又投入了多少？你被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价值观俘获了么？你投降了么？
--革命的血脉，不朽的灵魂—魏巍逝世周年祭（200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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