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亲属们在得悉周恩来当上一国总理之后，希望获得特殊待遇的大有人在。但是，周恩来头脑冷静，在处理亲属的一些要求时，都能直面应对，绝不违反党的纪律，为全党树立了榜样性的“官德”。同时，他也决不是“黑脸包公”，对周家一些确有才干的人也尽心培养，照用不误。笔者试着就周恩来在建国初处理与亲属的几件事说明他的为官清廉和大公无私。
不给“嗣子女”“义子”名分
1938年，周恩来应邀来到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那是中国共产党人自1927年以来首次在“国统区”以公开身份露面。此前，由于国民党当局长期污蔑中共是“六亲不认”“共产共妻”等无恶不作的“匪”，所以周恩来一开始的公开活动并不怎么受欢迎，连冯玉祥这样的爱国将领也不敢与之交往。为了彻底打破这些不利影响，1938年秋末冬初，周恩来曾在武汉认自己堂弟周恩彦的儿女周保章、周保庄为嗣子女，1939年春天又在绍兴认表侄儿王戍为义子。当然，现在不仅史学界对这两件事还有怀疑，连周家的一些亲属对此也有过议论。笔者曾就这两件事做过认真调查，结论是这两件事都发生过，且不容置疑。
关于周保章兄妹过继的事不仅有周保章的回忆文章和他兄弟姐妹的口述、笔记为证，笔者还曾问询过当事人赵忠绮，即1938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阳台上举行周保章、周保庄出嗣过继给周恩来、邓颖超做子女的仪式，是由周恩来的天津觉悟社社友赵光宸的妻子桑春兰主持的，赵光宸的大女儿赵忠绮、二女儿赵忠绩等都在场。20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与赵忠绮多次交往，她当时在安徽马鞍山供电局工作，也多次来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参观瞻仰，那几年与笔者电话联系不断。赵忠绮告诉我：“事情(指周保章兄妹过继的事)是有那么回事，但是姑夫(指周恩来)本人未参加，他当时在里屋和我爸爸谈话。姑姑(指邓颖超)参加了。后来，姑姑还抱着保庄、搂着保章和我们一起照了一张合影照。”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先后给周保章兄妹写信，约他们去中南海西花厅一起团聚过春节，这在周恩来的众多晚辈中是很少有的待遇。此外，现居青岛的周保章保存有邓颖超给他的50多封信件，其中30余封为邓颖超的亲笔，其余为邓委托秘书代写。这在周恩来的几十位侄儿、侄女中是少有的，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赵光宸作为周恩来夫妇觉悟社的第一批社友，后来又和周恩来一同赴欧洲寻求救国真理。周旅欧期间遇上经济困难时还曾寻求赵光宸的支持。尤其是1921年春，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在德国柏林万赛湖游船上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行秘密谈话时，赵光宸都是唯一的在场人。这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到何等程度!
赵光宸后来脱离中共专事教育工作。1938年周恩来到武汉时，赵光宸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正好是周恩来打开与国民党上层统战关系的一把钥匙。
赵光宸出生于大户人家，旧时重男轻女，妻子桑春兰连生两个女儿后，遭到婆婆的歧视与虐待，导致不能怀孕。周恩来、邓颖超到武汉不久，便将邓母杨振德从江西国民党的“反省院”中要出，接到武汉团聚。邓母是位中医高手，经她用中药调理，桑春兰很快怀孕并为赵家生下儿子。赵家在大喜之余想到好友周恩来无儿无女，于是出于对老朋友、又兼恩人的周恩来一家的感激，提出按传统习俗，把周恩来的堂弟、时任汉口铁路局会计课长的周恩彦子女出嗣过继给周恩来做嗣子女。因为周恩彦当时已有6个子女。以周恩来夫妇的胸怀，对这样一种做法是不会迎合的，甚至认为根本没有必要。但国民党反动派多年来丑化、妖魔化共产党，现在周恩来作为一位中共要人，也采取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过继侄儿侄女为嗣子女，让事实去粉碎中共“六亲不认”的谣言，谣言就会不攻自破。这正印证了赵忠绮所说，举行过继仪式时，周恩来并未在场：周恩来虽知道也同意此事，但未重视到丢下国共合作抗日工作的程度。
关于认王戍为义子一事，不仅有王戍的回忆为证，还有他保存至今的周恩来亲笔手迹为证：“慕向表侄义儿存念周恩来廿八•四•五”。这是周恩来1939年4月5日从浙江临时省会金华将自己照片寄赠给绍兴姑表侄儿王戍时，写在照片背后的字。慕向是王戍的字。1939年春，周恩来为调解新四军领导人叶挺和项英的矛盾等事来到安徽和浙江。国民政府绍兴专员贺扬灵名义上说是为了保护周恩来，实质上是监视周的一举一动，所以他一共派了6名士兵跟在周恩来的前后左右，连周去祭祖，这些人也一步不离地跟着。因此，当绍兴的姑表侄儿王戍提出要跟随表叔周恩来去参加新四军打日本时，周恩来以王戍年纪尚小，婉言拒绝了。拒绝后他见只有16岁的王戍很难过，就主动提出：“你做我的干儿子吧。”这样，王戍和他父亲都同意也都很高兴。这显然也是做给贺扬灵派来的“卫兵”们看的：周恩来到老家祭祖、认干儿子、续写家谱等等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事情，他们也就不会想到周恩来在这些公开活动背后还曾开展与浙东地下党领导人刘英会见等其他革命方面的工作。
现在我们回归到本文的宗旨上来，即周恩来在建国后既没有给周保章、周保庄兄妹以嗣子女的名分，也没有给王戍以义子的待遇，而是鼓励他们在基层努力工作，靠自己的勤奋为人民服务而争取进步。据王戍对笔者回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数次给表伯周恩来写信，周恩来虽然收到了信，但从未回过信，只是委托进京看望自己的姑表弟弟、王戍父亲，时任绍兴市副市长的王贶甫转告王戍，他不回信的原因是怕王戍因为与他有过这层关系而产生优越感，也怕王戍所在的地方单位领导知道王戍的这一背景后对他给予特殊照顾。
王戍则是在周恩来革命精神的影响下，从1949年上海解放起就参加了南下服务团，到福建后，先后在福州市政府和福建高级工业学校工作，一直到离休，没“沾”上周恩来的任何“光”。周保章、周保庄兄妹也是如此。1961年春节，周保章唯一一次获准进京和周恩来夫妇团聚。周保章在西花厅住了7天，周恩来只和他谈过一次话：“希望你扎根在基层，永远做普通的劳动者。”一直到周恩来去世，周保章从部队复员到山东青岛，在一个公私合营起家、全厂只有200多名干部职工的纺机厂当文书，直到退休，真正实现了周恩来对他们交待的“永远做普通劳动者”的嘱咐。
要与姨表妹脱离亲戚关系
当时周恩来有一位姨表妹陈绣云居住于上海。新中国建立后，陈绣云同常人一样，想要通过姨表哥找一份工作。于是，陈绣云向周恩来写了封信。因为是周恩来的至戚，邓颖超很快就给她回了信，希望她到地方政府申请就业登记，并嘱她不要提及与周恩来的关系，由地方政府量才考虑使用。
陈绣云收到邓颖超的回信后，拿着信就近找到华东民主妇女联合会，请求给她安排工作。“华妇”把她介绍到松江县。县里考虑到陈绣云不仅是周恩来的嫡亲姨表妹，而且新生的人民政权也确实需要用人，就安排她到县文教科做“社教”工作，即扫除文盲等成年人的社会教育工作。
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基础上诞生的，穷苦的、不识字的工农大众遍布全国，大约有80%以上的人都是文盲，因此当时扫除文盲的工作面广量大。松江县文教科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人要经常下农村，深入厂矿社区，还要经常熬更漏夜。当时陈绣云已经是50岁的人了，身体也不是太结实，就不想下乡去跑。当时松江县的领导没有因为陈绣云是周恩来的姨表妹而特意照顾她，而是按县文教科的有关规章制度惩罚性地把她调出文教科，“下放”到松江县印刷厂做统计工作。
陈绣云对统计工作业务不熟，干不好工作，和厂里干群关系紧张起来。那是1951年8月，刚好邓颖超到上海治病，陈绣云得到消息后去邓颖超住地看望并向之“诉苦”，还提出要去北京找姨表哥为她重新安排一份好一点的工作。正在治疗休养中的邓颖超婉转而又明确地告诉陈绣云：“你表哥非常忙，平常我要见他都很困难，你就不要去了。”然后劝她回松江，有些事以后告诉她。
回到北京后，邓颖超和周恩来交换了意见，就向陈绣云写了封信，信中委婉地批评了她“缺乏一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自信心”，希望她靠自己的努力，不能指望靠“情面”去“提携”某人。邓颖超还表示，她和周恩来都不会因亲故而违反党的原则。这封信现在还陈列在淮安周恩来故居的“邓颖超纪念园”。
然而，陈绣云收到邓颖超的信后，并未能完全理解信的含义，工作上仍是一如既往，不见起色。这样，松江县印刷厂又将她调到厂公共食堂搞伙食。这一下工作不仅比原来更辛苦，而且众口难调，群众意见纷纷。陈绣云不堪忍受群众的指责，主动提出离职，实质上仍是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逼”领导给她另行安排工作。松江县政府为慎重起见，就把陈绣云的材料全部上报到政务院，包括邓颖超给陈绣云的那封信。
周恩来接报后，十分震怒，在这份材料上明确批示：
一、予陈绣云开除;
二、给予劳动改造;
三、拟登报声明与她脱离亲戚关系。
松江县有关领导给陈绣云看了周恩来批示件的抄件后，她才真正意识到想利用亲情关系攀周恩来这棵大树是完完全全地错了。后来她按照邓颖超写给她的信上的要求，报名支边去了甘肃。退休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才返回上海。
从旁观者看来，周恩来的这三点批示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是，那是新中国刚刚诞生的时候，西花厅的来访来信又那么多。周恩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是借陈绣云事件向所有亲友们宣布：无论周家什么样的亲戚、朋友，都必须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因为共产党人是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的，决不是为自己亲属、朋友谋私利的。
让弟弟寄钱给服刑中的堂弟
堂弟周恩彦的父亲就是把周恩来带去东北的三伯父周济渠。也就是说，周济渠不仅是周恩来的伯父，而且还是一位对他有恩的长辈。周恩彦长大后一直在铁路部门做财会工作，有着一定的经济收入。尤其是1938年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时到武汉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后，在办事处架设了可以和蒋介石、延安方面都能通达的大电台。但周恩来办事精细，他考虑到蒋介石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万一他翻脸把大电台查封，那么武汉“八办”就将和中央失去联系。为防万一，他决定在武汉另外架设一个秘密小电台。这一小电台越秘密越好。
据1991年10月24日笔者在北京中央统战部招待所，听当时曾跟随周恩来在统战区工作的童小鹏说，总理把小电台就架设在周恩彦家的小楼阁上，小电台的管理和使用都交由周恩彦一个人，都未让办事处的其他人知道。后来虽然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架电台，但周恩彦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能帮助周恩来，这不能不说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然而由于周恩彦参加了国民党，还担任了区一级国民党组织的骨干，加之他出于义气，又于新中国成立初在家中容留反革命分子从而构成反革命罪和包庇反革命罪两项罪名而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判刑7年。
周恩来没有为周恩彦讲情，也没有向有关方面讲抗战时期在武汉曾将小电台架设在他家而平安无事的事。这在外人看来，周恩来做得似乎过分了点，因为实事求是地说一下，或许周恩彦就能减刑几年。但周恩来也没有袖手旁观和不闻不问，而是拿出自己的50元工资让弟弟周恩寿汇给服刑中的周恩彦，并让弟弟写信嘱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争取早日重新做人。当周恩彦的一个女儿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加入不了中国共产党到周恩来处哭诉并想登报断绝父女关系时，周恩来谆谆告诫这位侄女，你父亲虽然有历史问题，但那是历史的，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他现在年岁大了，你与他脱离父女关系，他不能养活自己，那就意味着把他推给国家、推给社会。这是违背我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做法，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且也不利于对他的改造。
在周恩来的教育影响下，不仅周恩彦减刑一年获得释放，他的女儿也提前退休，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和伯伯周恩来一样共同承担起了改造父亲的社会责任，以让他早日重获新生。
聘六伯父为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
周恩来对父母长辈很孝敬，对有真才实学的亲属也继承着周家的传统———“育英为继”。即周家不论哪房头，关系远近，只要看到他有培养前途，都是全力以赴地去呵护、培养。比如周尔鎏，周恩来二伯父周龢鼐的孙子，只是周恩来的堂房侄儿。周恩来把周尔鎏作为周家新一代的“英才”进行关注和培养。周尔鎏在伯伯周恩来的关心培养下，曾出任过我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直到后来担任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为此，周尔鎏对周恩来还有一个独特的称呼：七爸。这也是周恩来的几十位侄儿、侄女中少有的。当然，周恩来对周尔鎏的关心、爱护只是他那无疆爱心的一部分，他对其他侄儿、侄女们也同样付出了他那父辈的爱心。
周恩来聘用六伯父为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的事，更是让人们从中体会到在他那宽阔胸怀中的浓浓亲情，也体现了我国自古在用人方面的一句名言“外举不避嫌，内举不避亲”。周恩来的六伯父谱名周贻良，后改名周嵩尧，是清光绪丁酉科举人。曾经过慈禧、光绪召见面试，被委任为邮传部侍郎掌路政司。他工作敬业，秉公办事，深受民众喜爱，屡遭表彰。入民国后，因其才干出众，先后出任过袁世凯的大帅府秘书，江西、江苏督军的秘书长。然而，他虽然德高望重，才干出众，当19世纪30年代末日本人请他出山为“大东亚共荣”出力时，周嵩尧却坚拒不从，避居乡下，表现出了很强的民族气节和民族自尊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考虑到社会上有一批前清和民国年间的硕学名流都年事已高，已不能通过劳动养活自己，但他们都是传承中华文化的精英，于是决定办一个隶属于全国政协的中央文史研究馆，让他们为国家贡献余热。所有馆员由政务院总理聘用。周恩来就同意聘请六伯父周嵩尧为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据此，有学者认为，聘周嵩尧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是当时的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提议的，聘书只是以周恩来名义发放而已。为此笔者曾经询问过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他说：“聘总理家亲属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不经总理同意，谁敢?”
据周嵩尧的孙子周华章、曾孙周国镇等告诉笔者，周恩来邀六伯父进京后，因为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就政府机构的组成、部门人员的配置、工资的发放(当时还实行供给制，到1952年才实行工资定级)等等问题，周恩来曾多次向六伯父请教。由此看来，周恩来聘用六伯父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不仅因为其在资历、声望上够格和让他老有所依，还有让六伯父当自己老师，以便随时就近请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周恩来对六伯父的聘用说明了他并不是个“黑脸包公”，恰恰相反，他是个重情重义，重才干、内举不避亲的领导人物。
官德，为官者必须遵守的道德。历朝历代中，亲属的各种要求是任何一个当官的人最难以逾越的一道坎。周恩来深知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后要保持政权的艰难。所以，他高瞻远瞩，严以律己，认真妥善处理自己与亲属之间每一件事，从而真正体现了他是一位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为政官德为全党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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