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家小传｜钢铁领袖·斯大林：“柯巴”

本文为《俄国革命家小传｜钢铁领袖·斯大林》连载之三

上篇·革命青年斯大林（1878-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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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巴”

　　“柯巴”这个名字来源于格鲁吉亚作家亚历山大·卡兹贝吉的小说《弑父》。在小说中，主人公柯巴是一位绿林英雄，带领部下顽强抵抗入侵的俄国人，为格鲁吉亚的自由而战，最终壮烈牺牲。作为斯大林投身革命后的第一个名字，“柯巴”反映了他的思想、理念和性格气质。

　　他思想进步的速度是惊人的，并且很快就投入组织和实践。从1895年（17岁）开始受到“禁书”影响，到1898年（20岁）就已完成从准神父到革命者的转变（仅三年左右），并在这一年8月加入当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麦撒墨达西社”，随即成为新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

　　1899年4月，柯巴离开了神学院，凭着手中的证书，他很快就在第比利斯气象台找到一份工作——气象员。这是一份付出脑力劳动的工作，每周只上三天班，任务就是每隔一小时测量一次气温、气压并做纪录，白班的时间是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10点，夜班的时间是从晚上8点半到早上8点半，月薪20卢布。2居住方面，虽然条件简陋，但柯巴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宿舍。3总之，这份气象台的工作满足了他衣食住等生活需求，更重要的是，他有较为充裕的时间投入革命活动。

　　1900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第比利斯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城的事件——有轨马车4工人大罢工，导致整个城市的交通陷入瘫痪。事后，警察逮捕了为首的一些罢工工人，并冲进气象台带走了柯巴。这成为斯大林革命生涯中第一次入狱经历（22岁）。5

　　罢工事件结束不久，柯巴又积极投入到筹备高加索地区第一次“五一”示威的活动中。这次集会最终在俄历4月23日（公历5月6日）举行，地点在第比利斯城郊的一个湖畔，约四五百人参加。与会者举出了红旗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柯巴在这里第一次登台发表公开演讲。在演讲中，他向群众宣布：“我们的力量已经很强，明年我们就可以在第比利斯大街上而不是在山沟沟里庆祝劳动节。......我们的红旗一定要插在市中心，这样暴君就会感到我们的力量。”6

　　“五一”之后，柯巴参与到为发起另一场罢工运动所进行准备中。他被派遣与第比利斯的铁路工人接触，并亲自负责两个铁路工人秘密团体的工作。斯大林后来回忆这时的自己：“完全是个菜鸟，一个毫无经验的初学者。”然而，历史记录表明，“初学者”柯巴完全不是笨手笨脚的，相反，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使铁路工人有效地动员了起来。7柯巴问工人：“我们为何贫穷？”，“我们为何被剥夺了权利？”，“我们又怎样才能改变命运？”他给出的答案是明确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年轻、热情、坚定、无畏，正是青年革命者柯巴留给同志们的印象。8

　　这一年夏天，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库尔纳托夫斯基来到第比利斯，向第比利斯地方党组织传达了列宁准备通过创办全俄政治报来建党的计划。9库尔纳托夫斯基见到了柯巴，并对他留下了相当不错的评价。大约同一时间，“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之一的米哈伊尔·加里宁被流放到第比利斯，随即担任了接下来这场罢工的领导工作。

　　1900年8月1日，第比利斯铁路工人罢工，并波及到周边的其他一些工厂。10当局派出武装部队进行镇压，抓捕了约500名罢工的工人。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员遭到通缉，被迫逃难。次年3月，库尔纳托夫斯基等人被捕，柯巴侥幸躲过一劫。3月底，他正式辞去气象台的工作，失去公开身份的掩护，完全转入地下（23岁）。11

　　地下状态的柯巴并不清闲。他和同志们定期聚会、讨论问题、阅读刚出炉的《火星报》，另外，筹备即将到来的1901年“五一”示威。

　　1901年的“五一”示威与1900年的是完全不同的。在1900年，革命者只敢在第比利斯城外的一个偏僻处集会；而1901年，按照柯巴的预言，他们将把红旗插到城市的中心。在市中心集会意味着什么呢？第一，这是在当局眼皮底下“搞事”，公开向当局宣示力量，公开翻脸；第二，这里是当局统治的中心地带，警察、宪兵密布，一旦“搞事”必定遭到严厉的镇压，必定与当局发生暴力冲突。因此，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地点转移，而是一次质变——第比利斯的社会民主组织正式从一个思想启蒙和以经济斗争为主的小组转变为与帝国进行直接的政治斗争的小组。12而主导了这次转折的人，正是年轻的柯巴。多份资料都显示，在3月份库尔纳托夫斯基等人被捕后，柯巴担任了“五一”示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不过，“五一”示威的准备工作没有能逃脱当局的注意。秘密警察加紧了侦查和监视活动，希望把集会扼杀在摇篮里。宪兵部队在为当局提交的报告里记录了多位可疑的组织者，其中便提到了柯巴：“（他是）一位领导铁路工人的知识分子。据观察，他行事相当小心谨慎，走路时总是会注意自己的身后。”不久，当局罕见地在第比利斯的中心广场举行了一场军事演习，高加索的总督戈利岑王子亲自带着哥萨克骑兵和步兵前来，演练对广场的占领和防守。这等于告诉了所有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尽管如此，革命者们并没有畏惧。4月22日（俄历，公历5月5日）的早上，有超过2000名工人和示威者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广场周围，浩浩荡荡，人群中举着红旗和条幅，高唱《马赛曲》和《华沙曲》。随后，预先埋伏好的哥萨克骑兵从街道上冲过来，挥舞着马刀和粗实的皮鞭，驱赶着广场上任何一队超过3个人的人群。警察也冲出来开始抓人。示威群众一边奋起反抗，一边有组织地撤退，写有“终结独裁”的红色条幅不断从一队人手里传到另一队人手里。最后，示威结束，人群散去，无人死亡，14人重伤，约50人被捕。13

　　“五一”示威使第比利斯的革命者们大受鼓舞，1901年9月，柯巴和他的同志克茨霍韦利、楚卢基泽乘胜追击，发起创办了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第一份秘密报纸《斗争报》。柯巴为报纸撰写了发刊词《编辑部的话》。14在这篇文章中，柯巴首先回顾了近些年来格鲁吉亚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分析其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创办秘密政治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我们这一部分格鲁吉亚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深信创办一种自由的定期刊物对于觉悟的格鲁吉亚读者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我们深信这个问题现在必须加以解决，如果再拖延下去，就只会使共同事业受到损害；我们深信每一个觉悟的读者都会欢迎这种刊物并给以各种帮助。”

　　“在格鲁吉亚工人运动中，以定期刊物作为革命工作最主要手段之一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这一点，他和他的同志明显受到了列宁《火星报》的启发。此外，柯巴对《斗争报》的性质和定位做了明确的概括，即《斗争报》主要是服务于格鲁吉亚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地方性报纸，但由于格鲁吉亚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本身也是整个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所以《斗争报》同时也应承担起联结全俄范围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格鲁吉亚地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桥梁的作用：

　　“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应当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机关报，主要是阐明地方性的问题和反映地方性的运动。”

　　“格鲁吉亚报纸应同时起全党机关报的作用和区域性的、地方性的机关报的作用。”

　　“由于大多数格鲁吉亚工人读者不能流畅地阅读俄文报纸，所以格鲁吉亚报纸的领导者就不能不阐明带全党性的俄文报正在讨论和必须讨论的一切问题。这样，格鲁吉亚报纸必须向读者介绍一切原则性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同时它必须领导地方上的运动，恰当地阐明每一事件。”

　　“格鲁吉亚报纸应当把格鲁吉亚的战斗工人跟俄罗斯的战斗工人联系起来，团结起来。”

　　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的水平和见地，并且，思路清晰，态度明确。报纸在第比利斯创刊和编辑，而在巴库15的一家地下印刷所发行。

　　我们再把话题拉回该年5月份的“五一”示威上。示威虽然在整体上取得了成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在事后引起了第比利斯当局的反扑。许多积极的党员陆续被捕，使第比利斯党组织原有的组织结构和任务分工难以运转。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有必要重新召开一次地方党的代表大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人事和分工。于是，1901年11月11日（俄历，公历24日），第比利斯全市党代会秘密召开，共24位党员参加，柯巴是大会的四名主持人之一。会议重新选举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委员会，共8人组成，领导该市的各个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实际也是党在高加索地区的实际执行机构。柯巴当选为委员会委员，正式成为第比利斯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年轻气盛，又实至名归。16

　　党代会结束后不久，柯巴接受了一份新的任务——作为第比利斯党组织的代表，前往巴统17开展工作，指导当地革命者建立党组织。根据资料，柯巴在巴统的工作堪称雷厉风行：

　　1901年11月底，来到巴统，与当地的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康斯坦丁·坎杰拉基18接头；

　　1901年12月，在坎杰拉基的协助下，召开一系列秘密会议，在罗斯柴尔德、曼塔舍夫、西杰利吉等工厂建立社会民主党小组；19

　　1901年12月底，以“新年舞会”为掩护召开社会民主党小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20

　　短短一个月，完成建立地方党组织的任务。

　　不过，如果认为柯巴在这一个月中只是在为组织工作而奔走那就太小看他了。这位后来被列宁誉为“神奇的格鲁吉亚人”的青年党员，还在这个期间写作了一篇大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发表在《斗争报》上。21这篇文章很可能是为了指导巴统的党建工作而写的，但其中表现出来的理论水平、政治素养和对运动规律的把握已经远远超出了地方的界限而达到了全俄的程度。也就是说，柯巴此时已经是站在全俄角度思考问题，并能就运动的发展提出成熟和高水准的看法。因此，笔者倾向于将此文的发表视作斯大林从“革命者”转变为“革命家”的标志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柯巴先总结了社会主义运动从空想阶段到科学阶段的整个历史，随后以俄国为例，概括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文中提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呈现理论与实践相互脱节的状态（“在这里也有过社会主义者，也有过工人运动，可是两者互不相干，各行其是：社会主义者走向无法实现的空想（土地与自由社、民意党），而工人运动则走向自发的骚动。两者在同一时期活动，可是互不相识。”），并认为这种脱节就是九十年代以前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经常失败的主要原因（“这就是社会主义者争取社会主义的英勇斗争仍然没有结果和他们非凡的勇敢精神在专制制度的坚壁上碰得粉碎的主要原因。”）。到了九十年代，俄国的社会主义者终于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才使社会主义运动走上正轨。俄国社会民主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柯巴写道：

　　“它竭力提高工人的觉悟，竭力把成批的工人各自反对其业主的互不配合的分散的斗争统一起来，融合成总的阶级斗争。使这个斗争成为俄国工人阶级反对俄国压迫者阶级的斗争，并竭力使这个斗争具有组织性。”

　　接着，文章论述了社会民主党在领导社会主义运动后所经历的两个阶段，即以宣传工作为主的小组阶段和广泛发动群众进行经济及政治斗争的扩大阶段。在小组阶段里，社会民主党以知识分子为主，其存在形式是一个个宣传鼓动的小组：

　　“这些小组的目的是要从工人中间造就出一批将来能领导运动的人才。因此这些小组是由先进工人组成的，也只有优秀的工人才有机会在这些小组里学习。”

　　显然，小组是不可能广泛影响到群众的。它以宣传和学习为主要内容，无疑提高了参加的门槛，只能吸引到少数先进工人。但是，这一阶段为后续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达成了思想共识，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工。小组阶段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并没有维持太久，很快，新的阶段来临了。

　　柯巴将第二阶段到来的时间界定为约1896年左右。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自身的发展要求突破狭小的小组圈子，将社会主义的思想扩大到工人群众中去（内部条件）；另一方面，工人运动的逐渐高涨也要求有先进理论的指导（外部条件）。他写道：

　　“这时工人中间的自发运动特别高涨。你们谁不记得几乎整个梯弗里斯22都被这种自发运动所席卷了的那一年呢？各烟草工厂和铁路工厂中无组织的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发生在一八九七年至一八九八年，在俄罗斯则稍微早一些。当时必须及时给以帮助，而社会民主党也就赶紧去帮助了。”

　　在这一阶段，“经济主义”或“经济派”成为主要的斗争对象之一。23柯巴在文中尖锐批评了这些“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只放在自发的工人运动及其日常需要方面”的“假社会民主党人”。他分析了这种思想派别的表现、危害，并揭露了这一思想错误的根源，指明了它必然遭受失败的前景。在这里，他与列宁的看法如出一辙。值得一提的是，柯巴在一般性地批评“经济派”后，还提出了一个充满辩证意味的论点：

　　“我们深信，运动之所以会这样停滞（当然是相对的停滞），不能只归咎于外部的条件，即警察的迫害，也要归咎于思想本身，即阶级意识发展方面的停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革命精力的减弱。”

　　“由于俄国工人在进行斗争时所打的旗帜仍然是一块写着争取一戈比的经济口号的陈旧褪色的破布，他们就不能随着运动的发展深刻地了解斗争的崇高目的和内容，所以工人们也就不免以较少的精力、较小的兴趣、较低的革命热情来参加这个斗争，因为伟大的精力只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

　　也就是说，“经济主义”的流行不但无助于社会主义早日实现，相反地，正是“经济主义”的流行妨碍了伟大目标的实现，而且当下运动的相对停滞本身就与“经济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简单的经济口号不足以激发起工人群众旺盛的革命热情。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柯巴对俄国境内各个阶级的生存状况进行了简短的分析，并作出结论：“只有在斗争中除了自己的锁链而外别无可失的工人阶级和一般平民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在明确工人阶级革命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文章特别讨论了如何看待大学生群体在革命中作用的问题。总体来说，柯巴的态度是一分为二的：

　　一方面，他对大学生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充分肯定。“现在大学生几乎是以首领、以先进部队的姿态出现于‘社会人士’的运动中。社会各阶级中不满意的人，今天都聚集在他们周围。”而当政府对大学生的罢课行动进行野蛮压制时，“他们没有放下武器，反而斗争得更英勇、更坚决了。被压迫的公民聚集在他们周围，工人阶级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于是运动就变成了威胁政权的强大运动。”24

　　另一方面，他也清楚点明了大学生群体的局限性。首先，大学生身份和地位的不稳定会导致其政治态度的不稳定：“大学生都是在学的青年，当他们还没有投身于人生大海，还没有在那里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热心地追求那号召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的理想。” 25其次，大学生活本来就与社会生活有一定脱节：“大学生所提出的要求，即学习自由和大学内部生活的自由，对于广大的社会运动来说是太狭隘了。”最后，大学生的力量太弱小：“大学生只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进行这个巨大的斗争的，他们软弱无力的手臂擎不住这面沉重的旗帜。”

　　不过，柯巴强调了大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贡献——探索了公开的街头游行示威这一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这对各个阶级的斗争都有启发：

　　“街头游行示威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可以很快地把大批的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使他们立刻知道我们的要求，并且造成广阔的肥沃土壤，使我们能够大胆散播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由的种子。街头游行示威可以造成街头鼓动，使社会上一部分落后的怯懦的人不能不受到它的影响。26”

　　“对于大学生呢，我们应当感谢他们给我们上了这一课：他们显示了政治游行示威在革命斗争中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无论你认不认同他的观点，你都得佩服他思考问题的深刻和成熟。

　　文章靠近结尾的部分，还有一段带有鲜明“斯大林式”特色和风格的论述，那就是用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态度来面对或“迎接”敌人的暴力。笔者称之为“皮鞭辩证法”：

　　“今天俄国居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一听到什么地方发生骚动就躲藏起来，今天他们却挤到发生骚动的地方去，‘好奇地打听’究竟这种骚动是为什么发生的，这样多的人究竟为了什么要去挨哥萨克的鞭打。‘好奇者’看到，示威者集合在街头是为了诉说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而政府当局却用毒打和残酷镇压来回答他们。‘好奇者’不惟不逃避皮鞭的响声，反而要挤上前去，可是皮鞭再也分辨不出：究竟哪些人是普通的‘好奇者’，哪些人是‘暴徒’。这时皮鞭遵照着‘完全民主平等’的原则，不分性别、年龄甚至阶层地位而任意乱打这两类人的脊背。皮鞭就这样帮我们的大忙，加速‘好奇者’的革命化。皮鞭就从震慑人们的武器变成唤醒人们的武器。”

　　“专制制度以今天的胜利给自己准备未来的失败。我们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这一天已为时不远，我们要冒着皮鞭的毒打去播下政治鼓动和社会主义的种子。”

　　最后，柯巴再次论述了社会民主党的意义和任务：

　　“我们希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也能使自己的鼓动工作适应因政府采取这种‘极端手段’而造成的新情况。无论如何，社会民主党应当警惕地注视事变，应当迅速利用这些事变的教训，并且善于使自己的行动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为了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就必须有一个强大而紧密团结的组织，即党的组织，它将不仅按名称来说是团结的，而且按自己的基本原则和策略观点来说也是团结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以坚定的原则和不可摧毁的秘密活动武装起来的强大政党。”

　　这个任务，也正是他此行巴统所要完成的。25

　　注释：

　　1 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在明斯克召开，决定把俄国境内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合并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宣告了党的诞生。外高加索地区的“麦撒墨达西社”就是在此时宣布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此，到斯大林8月加入该社后，便顺理成章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组织的成员。

　　2 次年涨到了25卢布。

　　3 这个气象台至今仍在，斯大林居住过的房间也被保存着。里面挂着一块破旧的牌子，写着：“伟大的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于1899年12月28日至1901年3月21日在此第比利斯气象站生活与工作，并领导了抗议沙皇当局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雷巴斯在《斯大林传》中写道：“这是他自己的第一个住所，公家的并且极简陋。以后他会有很多住所，而所有的住所都无一例外地留下了简朴和禁欲主义的痕迹。最后，他也将在公家的别墅里死去，没有积攒任何个人财产。”

　　4 一说为有轨电车。

　　5 柯巴作为地方党组织的积极成员，按理说应当参与了这次罢工事件的组织。有意思的是，警方虽然怀疑他，但并没有找到他参与罢工的明确证据，因此抓捕他时给出的罪名并不是“参与罢工”，而是他的父亲贝索欠债不还。很快，柯巴托朋友偿还了这笔钱，警方失去了继续关押的理由，随后将他释放。

　　6 见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柯巴的预言得到了应验，一年后，1901年的劳动节集会果然在市中心举行。另据西蒙·蒙蒂菲奥里《青年斯大林》的描述，由于当时第比利斯党组织的领导者克茨霍韦利因受警察追捕前往巴库避难，1900年的劳动节集会实际由柯巴领导和组织。如果该记载属实，那么这次集会就是斯大林参加革命以来首次亲自领导的群众运动。可以想象，这次集会肯定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但可能是由于规模较小或地点较偏僻，没有产生太大的社会影响，因而也没有受到打击和抓捕。

　　7 据西蒙·蒙蒂菲奥里《青年斯大林》的纪录，柯巴向工人宣传革命思想的方式很像传教士的“布道”，一些同志甚至给他取了一个“神父”（The Priest）的绰号，或者叫他“柯巴神父”（Father Koba）。

　　8 托洛茨基：“那时候，18-30岁左右的年轻人风云际会。每个人都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监狱和流放，可他们无所畏惧，并以抵抗为荣。”

　　9 1900年12月，列宁创办并主编的第一份全俄马克思主义政治性秘密报纸《火星报》出版。

　　10 据记载，罢工还蔓延到了贝索工作的阿德尔汉诺夫鞋厂，在鞋厂的工人中间产生了骚动。柯巴来到那里开展动员。父亲对于在这种场合下见到儿子非常惊讶，他愤怒地问儿子：“你为什么来这儿？”柯巴回答：“为了向这些同志致以敬意。”贝索最终说：“为什么你就不能学门手艺呢？”这是父子间记录在案的最后一次对话。后来，贝索离开了工厂，彻底成为一个失业者、流浪汉，在贫困和酗酒中度过余生。

　　11 斯大林的地下状态一直持续到1917年。关于斯大林早年（“柯巴”时期）革命活动的纪录，在资料里往往是语焉不详的。但据西蒙·蒙蒂菲奥里《青年斯大林》的描述，斯大林在他参加革命的最初几年里就已经表现出他作为革命家的天才禀赋以及获取追随者的领导力。该书写到，当年被第比利斯神学院开除的学生中（神学院单在1901年就开除了40名学生），有不少都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学长”的追随者。斯大林一度专门为这些神学院前学生开设读书会，给他们上课。斯大林早年的追随者中还有一位同样从哥里来到第比利斯发展的青年西蒙·特尔彼得罗相。斯大林为他取了“卡莫”的假名，并将他培养为自己忠实的部下（后来协助斯大林袭击银行）。卡莫回忆说：“斯大林是我的导师。他教我文学，还借我书看”，“（斯大林）像磁石一般吸引他。”

　　12 后来，《火星报》1901年7月底6号指出，4月22日在第比利斯发生的事件对整个高加索具有历史意义。“这一天标志着高加索公开的革命运动开始了。”

　　13 整个示威中表现出的高度组织性表明它被成熟地领导着。在当局加紧侦查革命者活动的同时，柯巴和他的同志们也在一刻不停地收集着来自各方的情报、研究当局的兵力部署，并排演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在示威开始前，第比利斯的革命者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注意到很多即将参加示威的人穿的都不是轻薄的当季衣服（高加索的5月已经较为炎热），而是秋冬季的厚大衣，非常疑惑。他问他们为什么这么穿，一个同志答道：“这是索索的命令。”阿利卢耶夫追问原因。对方回答：“因为我们将会是第一批挨哥萨克士兵皮鞭抽的人。”

　　当然，柯巴在应对警察和宪兵时的高超手段并非来自天生（那样就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在与对方的反复交手中锻炼出来的。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警察系统。

　　自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俄罗斯的近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了起来。但是帝国没有推行政治改革，而是继续保留了沙皇独裁的封建制度。新的经济成分与陈腐的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革命的愿望开始在俄国的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甚至一部分贵族中蔓延开来。同时，压迫和苦难也在底层中散布着革命的火种。70年代后，民粹派是声势最大的革命派别，其中的一支后来发展为民意党，他们执着于通过暗杀等恐怖活动推翻旧制度。为了镇压日益壮大起来的革命恐怖活动，亚历山大二世将帝国旧的保卫机关“第三处（Third Section）”改组为了一个新的更加强大的特务机构——“奥克瑞纳”（全称为“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不过，这对亚历山大二世本人已经太晚了。就在奥克瑞纳建立的第二年，他在圣彼得堡的大街上被民意党人刺杀（1881年）。

　　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吸取了亡父的教训，收紧社会舆论，加强社会控制，加大了对民意党的镇压力度，并大力强化了已有的“奥克瑞纳”组织，使之成为沙皇巩固统治强有力的爪牙。据记载，“奥克瑞纳”在1882年一年检查的信件就多达38万封。对于已经侦查和定罪的犯人，“奥克瑞纳”通常采取三种刑罚：一是绞刑（1887年，“奥克瑞纳”以“谋划刺杀沙皇”的罪名将一位年轻的民意党人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执行绞刑。他的弟弟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目睹了这一过程，并坚定了暗杀活动行不通的信念。后来，他以“列宁”之名成为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二是劳改；三是流放。“奥克瑞纳”还组织了庞大的间谍网络，其中包括大量被派入革命阵营内部的“内部间谍”。这些人以“革命者”的面貌开展活动，获得同志们的信任，甚至在革命团体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但他们同时又为沙皇传递情报，并协助破坏革命活动、捕杀革命人士。秘密警察的代表人物、“奥克瑞纳”的头目之一祖巴托夫曾说道：“秘密警察对待内部间谍必须像对待和自己有婚外关系的情妇一般，像无上至宝一样照顾她。你的错误便是对她的侮辱......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告密者的名字，即便那个人是你的上司。忘记他的名字，记住他的代号。”除直接派出间谍外，“奥克瑞纳”还指使成立了受自己控制的“革命组织”和“工会”，以分化瓦解革命阵营，在革命者之间散步怀疑和猜忌，削弱和破坏革命力量。不过，由于沙皇官僚系统的腐败，“奥克瑞纳”的实际运行效率远远比不上后来列宁时期的“契卡”（Cheka）和斯大林时期的“内务部内卫部队”（NKVD）。但与同时期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的特务机构相比，“奥克瑞纳”绝对是十足强大的存在。

　　斯大林与俄国警察机关的斗争从很早就开始了。例如，他多次被秘密警察跟踪，又多次摆脱跟踪；他连续两年策划“五一”集会，却有惊无险，从未被捕；他在与同志们开会时会场遭遇警察突袭，他能机敏地跳出窗外逃走；他经常换化名，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换了六次住所。有一次，他寄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不料警察突然上门搜查。斯大林急中生智，躺在床上用被子裹紧自己，假装是一个生重病的租客，奄奄一息。由于逮捕令中只说搜查一个逃跑的革命者，并没有提到什么“病人”，前来执行任务的警察不知所措，只好先回去请示上级。等警察回到这里时，先前的“病人”早已迅速康复并溜之大吉。当然，警察们也能间或追踪到斯大林的足迹。例如，1901年10月的报告显示，27日和28日，“知识分子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在开会”，地点则是一个小酒馆。不过，这并没能帮助他们抓到他。

　　14 1946年整理出版《斯大林全集》时，将该文列于第一卷的第一篇。

　　15 高加索地区的另一个主要城市，现为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

　　16 8名委员的具体构成是：4个工人+4个知识分子。柯巴是4个知识分子委员之一。

　　17 格鲁吉亚第二大城市，高加索地区仅次于第比利斯和巴库的工业中心，无产阶级数量众多。

　　18 坎杰拉普是斯大林在巴统工作期间的得力干将，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并在十月革命后担任了新独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的财政部长。

　　19 柯巴以丰富的学识、坚强的意志、强悍的工作能力以及来自上级党组织的权威迅速获得了同志们的尊敬和信赖，并在此期间发现和处决了一名混入队伍的奸细。关于后者，巴统的革命者多蒙特·瓦达奇科里亚在1936年的回忆录中首次披露了斯大林到巴统后“除掉”特务的经过，认为这很可能是斯大林第一次杀人。

　　20 材料来自中央编译局《斯大林年谱》。

　　21 该文现为《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的第二篇，《斯大林选集》第一卷的第一篇。因为它是一篇高水平的论文，笔者在阅读《斯大林选集》时的感受完全可以用“开幕雷击”来形容。如果不是白纸黑字的历史记录，简直不能相信它的是一位不足24岁的青年。

　　22 旧译。今作“第比利斯”。

　　23 “经济派”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一度在党内占据上风。经济派承认社会主义者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必要性，但只关注于“提高工资”、“减少罚款”、“缩短劳动时间”等经济要求，不向或害怕向工人群众提出“推翻专制制度”、“夺取政权”等政治目标，幻想通过经济上的局部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列宁曾严厉批判过这种“经济主义”的主张。

　　24 这一段描述既是对当时俄国现状的总结，也带有普遍性。中国1919年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也基本符号这一模式。

　　25 言外之意是，一旦大学生毕业，正式投身“人生大海”，那么他们能否像在校时那样继续热心地为理想而斗争就面临考验了。

　　26 此处有斯大林自己的注释：“秘密的书籍和鼓动传单，在俄国目前情况下，很难传到每个居民手中。 虽然散发秘密书刊收效很大，但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些书刊只能散到一小部分居民中间。”显然，斯大林认为，公开的街头游行示威在疾风暴雨的群众运动时期，比传统的秘密书籍和鼓动传单更能影响和动员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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