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02年，柯巴继续留在巴统领导当地的工作。这一年，他24岁。
他不是身处运动之外来从旁指挥，而是亲自投入、参与其中。新年前后，他在罗斯柴尔德炼油厂里找到一份工作——仓库管理员，日薪6阿巴兹（相当于1卢布20戈比）。他像鹰一样盯上了这家金融望族开办的工厂，准备在此掀起巨浪。
1月3日，罗斯柴尔德炼油厂的仓库突然着火，火势蔓延，非常危险。柯巴1带领工人们积极灭火，使局面很快得到控制。因为这次“功劳”，柯巴和工人们受到了油厂经理的接见和嘉奖。但事后发放奖金时，只有参与灭火的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拿到了奖金，作为灭火主力的普通工人却分毫没有。这种不公平的行径惹恼了工人们。柯巴旋即发起罢工动员，提出了“发放灭火奖金”和“取消星期日上班”两条口号。很快，罢工就让炼油厂的生产陷入全面停顿。厂方被迫让步，撤换了原有的经理，给所有参与灭火的工人补发了奖金，并按照工人的要求，暂时停止了星期日上班。
罢工的胜利产生了连锁反应，2月，曼塔舍夫工厂工人罢工并获得胜利，领导者同样是柯巴。不过，曼塔舍夫工厂的管理层在处置罢工时的手段更加老练，他们一方面虽然答应了工人们的部分要求（涨薪30%，退还部分罚款），另一方面又强硬的开除了一批罢工带头人和积极分子。这一“先进”经验转手又被罗斯柴尔德工厂学了去。2月底，罗斯柴尔德炼油厂突然宣布，因生产任务调整，将在接来下的两周开除389名工人。
工人们对于突如其来的“秋后算账”非常愤怒和恐慌。恰在此时，柯巴在卡莫的帮助下从第比利斯搞来了一台印刷机，这让柯巴“如虎添翼”。他已经嗅到了机会，立刻着手行动。于是，罗斯柴尔德工厂工人再次罢工了。
这一回，资本家搬来了救兵。3月2日，斯马金少将带着部队抵达巴统，随后，开始全城缉拿“闹事分子”。这位将军向罢工者大声警告：“回去工作，要不就送你们去西伯利亚！”大量罢工工人被捕，其中包括多名柯巴的助手和亲信。
令人惊诧的是，虽然军队的介入已使罢工陷入不可避免的失败境地，但柯巴仍不准备退让，为此他与一些同志爆发了严重的分歧。2在柯巴的直接指挥下，3月8日，约350名工人聚集在监狱门口公开示威，要求释放被捕者。军队再次出动，逮捕了这350人，并将他们全部投入监狱。3月9日，又有400名工人聚集到监狱门口，这一次，士兵们已经提前驻扎在监狱附近。面对军警和路障，人群开始停下脚步，进退无措。但柯巴非常镇定，他对群众高喊“不要逃跑，否则他们会开枪”，并命令工人们继续前进：“士兵是不敢开枪的。不要害怕，打倒他们，解救我们的同志！”于是，人群高唱着歌曲，冲向了监狱的大门，意图已经很明显，他们要公开劫狱。士兵们一边阻拦，一边向空中鸣枪示警，试图驱赶冲入监狱的群众。但是，冲击的人太多，监狱的门已经被砸坏，里面的警卫被制服，犯人们陆陆续续向外逃出。终于，士兵们接到了“开火”的命令，一阵阵枪声在监狱内外响起，不少人应声倒地，鲜血直流。这已经是一次小规模的国内战争了。
根据西蒙·蒙蒂菲奥里《青年斯大林》的纪录，柯巴本人亲自参与了这次劫狱行动：“他们试图阻止我上前线，但我还是冲了上去。于是，他们在我周围形成了7个包围圈，即便是那些受了伤的也不曾离去，士兵们根本无法突破他们。”后来，人群冲散了，但柯巴安然无恙。他检查受伤人员的伤势，并组织大家撤退。很多伤员被监狱外面预备好的马车接走，送到医院救治。最终，人群散去，“战争”结束。
事后看来，这次冲击监狱的行动总体上是成功的：攻入了监狱，救出了被捕的部分同志；在枪响后仍能有组织的救人和撤退，没有陷入混乱；人群撤走后士兵没有出动追击，避免了更大损失。而“战损”情况：死亡13人，重伤54人。这一结果再次让柯巴遭受了组织内一些同志的批评和责难，但柯巴以乐观的口吻回应了他们：“今天，我们一下子进步了好几年！”，“虽然我们失去了几位同志，但是我们取得了胜利。”，“冲着我们挥来的皮鞭和刺刀反而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加速了使无关的旁观者参加革命的过程。”不过，事件的结局显然也是超出了柯巴最开始的预料的，他也必然对此进行了反思。这个事件反映了他成熟之下的不成熟：他对于革命工作虽然学习得很快，但毕竟还不够老练；他成长的迅速给了他充分的自信，却也让他有时患上“急性病”，并过于迷信自己主观方面的能力；救出了一些人，但又牺牲了一些人；劫狱本身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罗斯柴尔德工厂的罢工显然进行不下去了，资本家也没有答应工人的要求，罢工还是失败了；斯马金少将在气急败坏下继续大搜捕，更多的工人和革命者被捕入狱；此外，刚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遭遇重大打击，几乎无法正常开展活动。
柯巴暂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在通缉之下不停地更换住所，并继续工作。劫狱行动结束的当晚，他就编写了有关罢工和牺牲人员的传单，并开动印刷机大量印发。33月12日，他组织了一次纪念死难工人的小型集会。随后，坐车往返第比利斯，向党组织报告巴统的情况。
不过这一次，他没有那么好运。4月5日，在警方的多日追踪后，柯巴在巴统的一次会议上被捕了。警察局的档案里对他身份的记录为：“知识分子”。
第二次入狱，柯巴没有得到释放或逃跑的机会，他只能漫长的等待。不过，狱中的他仍然试图和外界取得联系，了解外面的情况，甚至指挥斗争。4月6日，警察截获了他塞给探监者的两张纸条，第一张要求送信人传话给他的母亲，如果宪兵上门问她儿子的情况，她要回答“他整个夏天和冬天都在哥里”，也就是制造他在巴统事件发生时的“不在场证明”；4第二张则让送信人找到他的部下伊利沙贝达什维利，指示后者在巴统继续领导斗争。当然，他的计划落空了。
柯巴在狱中是出了名的勤奋，这也是他难得的静心学习的时间。巴统的监狱不禁止犯人看书和学习，甚至默许他们唱歌和讨论问题。这给了柯巴极大的自由。据他的狱友回忆：“他整天都在读书和写作......他在狱中的每一天都有严格的计划：每天都起得很早，在做完早操之后学习德语，阅读政治经济学书籍。他从来不休息，还喜欢给他的同志们推荐书看”，“（他把）监狱变成了大学”。5
在20世纪初的俄国监狱里，政治犯的人数非常多。他们发明了很多隐蔽而实用的信息传递方式，例如用有规律的敲击声响表达特定字母的“监狱字母”、“监狱电报”等。柯巴在这里学会了这些技巧。很快，他又找到了一种新的向外界传递信息的方式：一位巴统的工人定期为监狱运送木材，而他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秘密领导。每次他把木材送到监狱后，会在这里简短停留和休息。柯巴则利用放风时间将消息带给这位工人，后者离开后再带给他的同志。6
柯巴在巴统监狱中被关押了一年有余，直到1903年4月19日被转运到库塔依斯监狱。此前，他刚刚在1903年3月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缺席选举为委员会委员。7该年8月，他在狱中听闻了自己第比利斯的引路人和战友克茨霍韦利遇害的消息，无比悲愤。10月，他收到了从圣彼得堡发来的判决命令，后者指示将格鲁吉亚的16名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亚。名单中为首的是库尔纳托夫斯基，判处4年；“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位列11，判处3年。很快，他在警察的押解下动身出发，先向北，再向东。他的第一次流放开始了（25岁），往后的革命岁月里，他还将被流放多次。8
11月底，柯巴一行到达了这次流放的目的地——伊尔库茨克省巴拉干县的新乌达村。这里贫穷、荒凉、遥远、信息闭塞，距离县城有75公里，距离最近的火车站则有130公里。此外，他来时正值隆冬，村子里的气温有时能低到零下30摄氏度。9不过，身处此地的柯巴并没有和外界断绝联系。12月，他收到了一份载有列宁文章的小册子10，了解了党内的意见分歧。不久后，他又听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二大”的消息。11柯巴完全认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主张。12
在新乌达居住了一个月后，柯巴下定决心准备逃跑。在经历了一次不成功的逃跑后，1904年1月5日，他再次从新乌达逃走。他先到达县城，再赶往伊尔库茨克，并在那里乘火车去高加索。大约在1月月底，他回到了第比利斯。在那里，他结识了列夫·鲍里索维奇·罗森菲尔德（他后来以“加米涅夫”的名字载入俄国革命史，并与斯大林共事多年）。
然而，这座他曾经非常熟悉的城市却已经不再熟悉了。
注释：
1 尽管康斯坦丁·坎杰拉基在他1935年写作的回忆录中极尽暗示，但截至目前，仍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能证明这把大火是柯巴放的。
2 另一些同志则对他更加崇拜。
3 在传单和报刊的宣传介绍下，“巴统大屠杀”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关注和轰动。托洛茨基在遥远的西伯利亚流放地也对这一事件印象深刻：“它让整个国家都沸腾了起来。”
在斯大林成为执政者后，这一事件又被人提了起来。1939年年初，莫斯科艺术剧院委托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创作一部有关巴统时期斗争的戏剧，以献礼该年12月的斯大林六十大寿。布尔加科夫在1939年6月完成了第一稿，取名为《神父》（当时工人们对斯大林的称呼），后改名为《巴统事件》。苏联文化机构审核通过了这部戏剧，并准备将它搬上荧幕。但最后时刻，斯大林叫停了它。他告诉导演《巴统事件》是部好剧，但不应该搬上舞台。（据传）他说：“所有年轻人都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写一部关于青年斯大林的戏剧呢？”
4 后来，凯可获悉了儿子在巴统被捕，曾两次去监狱探监。这位母亲对于儿子放弃神职走上革命道路始终不能释怀。1935年，当她被问到作为斯大林的母亲是否开心时，她说：“我开心？我到底应该怎么开心呢？全世界都因为我儿子和我们的国家而感到开心。所以说，作为他的母亲，我应该怎么觉得呢？”
5 材料来自蒙蒂菲奥里《青年斯大林》。该书认为：“监狱的守卫对他们很宽容，这可能是因为革命者是比他们社会阶层更高的‘绅士’，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收了贿赂或对革命抱有同情。”
在斯大林掌权后，他曾表示过旧俄国的监狱对犯人过于宽容，并下令改革相应制度。1937年“大清洗”期间，他曾写道，“犯人们不但可以社交，给彼此写信，还能收到包裹！”
6 《斯大林年谱》上提到他曾在1902年6月写过两份署名为“巴统社会民主党小组”的传单。按时间算，此时他正在狱中。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通过木材工人向外界送出了这两份传单。
7 这意味着他的职位已经超出了第比利斯或格鲁吉亚的范围，而成为帝国南部整个高加索地区的党组织名义上的领导人之一。
8 公认的说法是6次被流放，5次从流放地逃走。托洛茨基说：“逃跑并不难”，“流放体制本来就漏洞百出。”
9 晚年的斯大林在提到西伯利亚的恶劣环境时仍印象深刻。他在70岁时曾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犯人在西伯利亚某地因伤口溃烂而痛苦难耐，“可最近的医院都在1000公里外。我们请来了一位助理医师，他说必须给犯人截肢。他往那人腿上浇了一点酒，让众人把他按住，然后就开始了手术。我不敢看，于是躲进了营地。可是，那个人的腿是在没有被麻醉的情况下被切除的，你不可能听不到他的吼叫声。直到今天，我依然对他的吼叫声记忆犹新。”
10 此事为斯大林在1924年演讲时首次提到。斯大林在演讲中说自己在1903年流放期间收到了列宁的一封信。但据学者考证，列宁在当时不太可能专门为流放中的斯大林写信（此时两人还从未见面）。他收到的，应当是载有列宁文章的小册子。斯大林记忆错误了。
11 1903年7月17日—8月10日（俄历，公历7月30日—8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这次大会完成了在《火星报》原则基础上重新建党的任务，但“火星派”内部的分歧也公开暴露。“二大”之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为首）和“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为首）两派。
12 托洛茨基曾说，是不是布尔什维克一眼就能看出来。而斯大林，据伊利马什维利说，“一看就是个布尔什维克”。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