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对俄国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刚刚经历的1900-1903年经济危机使本来就不稳固的帝国经济遭受重创；群众苦难的加深又导致了反抗运动的进一步扩大，罢工愈演愈烈；同时，俄国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1、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系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形势让沙皇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
此时，俄国与日本在远东的利益冲突也尖锐起来：俄国从中国手中割让了旅顺港，用武力控制了北满，修建了中东铁路，准备进一步向朝鲜扩张势力；日本对朝鲜和满洲觊觎已久，并准备在控制这两个地区后，进一步侵占中国内陆和俄国的库页岛。战争一触即发。
1904年1月，日本不宣而战，突然向旅顺港发动攻击，重创了在此停泊的俄国军舰，“日俄战争”爆发。 沙皇政府将这次战争视作一次绝好的机会：祖国受到了侵犯，全体俄国人有什么理由不去同仇敌忾、保卫祖国呢？大敌当前，统治集团内外的反对派怎能不放弃争执、乖乖地服从于沙皇的命令和调度呢？至于革命者和想要造反的人们，怎么敢顶着“不爱国”的帽子继续从事和当局对抗的活动呢？对不听话的学生和工人们，正可以把他们强征入伍，发配到前线替沙皇打仗，一举两得；而沙皇军队在前线取得的胜利，必将极大地树立政府的威信，从而稳定社会局面，巩固统治。
在这种思想下，沙皇政府投入了巨量的军队和资源来打这场“一定能赢”的战争，不料，遭遇了惨重的失败。2旅顺港在被日军包围后又被迅速占领；日俄两国陆军在沈阳附近相遇，俄国三十万军队大败，伤亡和被俘者多达十二万；沙皇从波罗的海调来了帝国最精锐的海军，却在对马海峡几乎全军覆没——二十艘军舰中有十三艘被击沉，四艘被俘。最终，俄国不得不接受了自己的失败，与日本缔结条约，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权，放弃了满洲的部分权益，并割让旅顺港和半个库页岛给日本。
沙皇政府本来指望通过这场战争来转移矛盾、阻止革命，最终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底层百姓在战争的重压下生活更加困苦；人民对帝国的腐败和沙皇专制制度更加憎恨；政府威信扫地，反对派的声势比从前更大；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和激化。“日俄战争”的失败动摇了帝国统治的根基，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山雨欲来。
这就是柯巴从流放地逃回第比利斯时面对的情景。他嗅到了空气中的火药味，并准备迎接一切可能到来的考验。不过，这里的局面比起他离开之前已经有了巨大变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召开后产生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对立已经波及到高加索，并为这里的革命工作制造了巨大的裂痕。柯巴突然发现：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已经使过去“亲密无间”式的关系不复存在了。
柯巴回到第比利斯时，这里刚刚经历了一次大搜捕，很多联系都中断了。柯巴找不到他的同志，自己的处境也非常危险。他于是动身前往巴统（2月），但再次碰壁。巴统党组织当时的负责人拉米施维里（孟什维克）等人对柯巴充满敌意，他们不信任柯巴，并怀疑这位从流放地逃脱的同志可能是警方的间谍。不被组织接纳的柯巴在巴统逗留了一段时间，无奈之下只好返回第比利斯。
3月，巴统举行了一次游行示威，游行结束后，巴统委员会几乎所有的委员都被逮捕。这时，新当选的委员向柯巴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回来工作。于是，柯巴再次回到巴统。但好景不长，在接下来的“五一”聚会上，柯巴与一些孟什维克党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随即演变为肢体冲突。柯巴遭到群殴，并受了很重的伤。他明白自己已不能再在巴统待下去，去第比利斯也没有出路，于是干脆回到了老家哥里，暂住在亲戚家，并探望了母亲凯可。
这就是这位26岁青年革命家的处境。从西伯利亚逃生归来本来是一件足以让他兴奋的事情，不料却在回到故地后遭到冷遇，被泼了一盆盆冷水。用历史学家雷巴斯的话说：“没有证件，没有钱，被同志们排斥，未来的领袖当时就是这个样子，似乎，他已处于生死边缘。不管怎样，合理的出路是看不到的。”3这是一次对柯巴的考验。
他经受住了考验。在哥里休养了一段时间后，柯巴兵行险着，越过第比利斯和巴统的地方委员会，直接想办法与更上一级的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取得联系。这次，他获得了高加索委员会领导人米哈·茨哈卡亚（布尔什维克）的信任。4茨哈卡亚后来回忆了他与柯巴的会面过程：
“他向我讲述了他当时在梯弗里斯、在巴统和在监狱里工作和斗争的重大事件，也同样详详细细地谈了从流放地成功逃跑，然后说自己去巴统，想在巴统找到他所熟悉的老战友，却与以后的孟什维克派（拉米施维里、奇希奎施维里、霍梅里基）发生了冲突......最后提出自己想从上面，即在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当时党的边疆区委员会）开展对未来有效的地下工作。这也是他想见我的原因......他的决定没错。我建议他在梯弗里斯稍微休息一下，并用这段时间来熟悉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保密文件之类......为了使他工作得容易些，我介绍他与两位同志认识——尼娜·阿拉贾洛娃和达图仕·沙韦尔多夫，并请他们给他一切可能的协助。”5
柯巴恢复工作了。他的工作卓有成效，没有让茨哈卡亚失望。1904年6月到7月，他以高加索联盟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先后来到巴库和库塔依斯，6解散了当地的孟什维克委员会，新建了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在此期间，他还受高加索联盟委员会的委派，在高加索各主要城市往来活动，在大大小小的辩论会上做反对孟什维克、捍卫布尔什维克的发言。不久后，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增补委员，柯巴当选（与他一起被增补进入的，还有加米涅夫）。现在，柯巴已经是高加索联盟委员会正式的、实实在在的领导人之一了。
9月1日，高加索的《无产阶级斗争报》上发表了柯巴的未署名文章《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7这是应茨哈卡亚的要求所写，也是斯大林论述民族问题的第一篇专门文章。这篇文章与1901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一样，都表现了这位青年革命家扎实的理论素养。首先，柯巴在文章开头用了一段非常有哲学意味的语言来表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一切都在变化8……社会生活在变化，“民族问题”也跟着在变化。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出现在斗争舞台上，而且每一个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民族问题”的。因此，“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时期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并具有各种不同的色彩，这要看它是由哪一个阶级提出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而定。”
接着，他分析了“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两种在格鲁吉亚存在的民族主义观点，揭露了其本质，描绘了其结局——前者将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所消灭，后者将被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消灭。在此基础上，他正式论述了文章的主题，即俄国社会民主党该怎样看待民族问题。他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开展广泛而有力的斗争。这就要求俄国无产阶级必须突破民族的界限，“不分民族地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因此，俄国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打破耸立在各民族问的民族壁垒”，“消灭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以便使俄国各民族无产者更好地互相接近起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但是，怎么实现这一任务呢？文章提到了当时流行在社会主义者中间的一种“联邦主义”观点：“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回答说：应该分成各个民族政党并把它们组成一个‘自由联盟’。”这种观点乍一看，既照顾了民族差异，又实现了阶级联合（组成联盟），非常合理。但柯巴指出，这种办法实际只能起到强化民族壁垒的作用，而不会削弱它。也就是说，适得其反：
“他们劝我们不要团结成一个由统一的中央来领导的全俄政党，而要分成由几个中央来领导的几个政党，并且还说这都是为了加强阶级团结！”
“......我们想要消灭民族壁垒。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他们回答说：只要用组织上的壁垒来加强民族间的壁垒就可以达到目的！这一切就是他们给我们这些有着一个共同敌人并在相同的政治条件下进行斗争的俄国无产者出的主意！”
“......在以前，当我们还是集中主义者的时候，我们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无产者的共同生活条件上、放在他们的一致利益上的，而关于他们的‘民族差别’，我们只是在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抵触的范围内来谈的；在以前，我们认为最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俄国各民族无产者之间一致的地方在哪里，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以便在这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俄工人的集中的政党。而现在，当‘我们’已成为联邦主义者的时候，引起我们注意的却是一个新的最主要的问题：要弄清楚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以便在‘民族差别’的基础上建立各个民族的政党。”
“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再走下去，那末我们迟早就要得出一个结论：例如，阿尔明尼亚无产者的‘民族的’和某些其他的‘差别’是和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的这些‘差别’一样的；阿尔明尼亚无产者和阿尔明尼亚资产者具有同样的习俗和性格；他们组成一个民族，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这就离‘共同行动的统一基础’不远了，不论资产者或无产者，作为同一‘民族’的成员都应当站在这个基础上，互相亲密地携起手来。这时，专制沙皇的伪善政策可能被认为是这种友谊的‘新的’明证，而关于阶级对抗的言论将被认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教条’。何况还有人会用他那富有诗意的手‘更大胆地’拨动暂时还存在于俄国各民族无产者中间的狭隘的民族琴弦，弹出他所需要的调子来。沙文主义的骗术将会博得信任，朋友会被认作敌人，而敌人会被认作朋友，于是就要发生混乱，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也就要降低了。”
最后，柯巴怒斥：
“你们看，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要把我们引导到哪里去！”
逻辑清晰，酣畅淋漓。
那么，既然“联邦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正确的看法又是什么呢？文章扼要地给出了两个见解：
第一，正名。“现时在俄国活动的社会民主党是把自己称为俄国（而不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也就是说，这个党的名称、宗旨、性质都要求打破民族壁垒，而把俄国境内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
第二，具体分析。要清除“那笼罩着‘民族问题’而把它弄得神秘莫测的迷雾”，“把这个问题分解成各个因素，使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带有阶级要求的性质，并且在纲领中用条文的形式规定出来。”也就是说，不要笼统地谈“民族问题”，而应把这个问题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点，再具体分析它们对于推动当前的阶级斗争是否有意义。进一步，他认为：“所谓‘民族利益’和‘民族要求’，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这些‘利益’和‘要求’究竟有多少值得注意，是要看它们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发展向前推进多少或能够向前推进多少而定的。”
在第二条的思路下，文章又举例分析了“民族问题”中的一些具体的点，讨论了它们在阶级斗争中的意义，包括“民族的平等权利”、“民族语言自由”、“民族自治”、“民族精神”等等。在论述之中，文章对于如何看待和处理民族解放运动还给出了一段非常经典的结论：
“所谓‘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即‘解放’俄国各‘异’族人民，一般讲来，在政治统治权还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时，是办不到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目前的经济发展在‘各异族’和‘俄罗斯’之间逐渐搭起一座桥梁，使其联系日益密切，因而在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领导集团中间产生友好的感情，结果就使他们的‘民族解放’的意愿失去了依据；第二、一般讲来，无产阶级是不会赞助所谓‘民族解放’运动的，因为到现在为止，任何这样的运动总是只有利于资产阶级，而腐蚀和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
“然而，这正像上面所说的，是一般的看法。”
“但是，这并不是说不可能造成某种经济和政治条件，使各‘异’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在这种条件之下要求‘民族解放’。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这种运动对于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有利的。”
也就是说，在政权属于资产阶级时，民族解放运动总体上不能对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有所帮助，因而无产阶级不会支持这一运动。但一般不排斥特殊。在特定情况下，如果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是有利的，那么就不应该死守不支持的教条，而应积极参与、利用和引导。这段描述可以被视为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民族问题的范例。
值得一提的是，柯巴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写入哲学教科书的观点——“一切都以时间地点为转移。”
可以想象，茨哈卡亚在读到这篇文章时一定是大为惊叹的。柯巴在这篇文章中也表现了他对民族问题清晰而深刻的洞见，这为他在将来对这一问题继续研究打下了基础。大约十年后，他将以另一篇论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确立他在党内民族问题专家的地位。9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发表后，柯巴继续在高加索各地往来活动，与孟什维克辩论，宣传布尔什维克的主张。9月到10月间，他给曾在高加索共同工作的战友米·尼·达维塔什维里（正在欧洲）写了两封信，信中批评了普列汉诺夫在“二大”后的调和路线，高度肯定了列宁与机会主义的斗争。据说，这两封信最终传到了列宁的手里，列宁从此知道了这位“柯巴同志”。10
12月13日（俄历，公历12月26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的组织下，巴库石油工人开始大罢工，参加者有近五万人。罢工发生后，柯巴立刻赶往巴库参与领导。这一次，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压倒了资本家和当局的反扑。虽然警察大量出动逮捕，但资本家最终还是答应了工人的各项要求。这次罢工还取得了一个载入史册的成就：逼迫巴库的石油业与工人签订了俄国工运史上第一个集体合同。
巴库罢工的巨大胜利，鼓舞了高加索地区的工人运动。同时，它也是整个俄国革命浪潮即将到来的一个信号。11
柯巴则在参与革命实践的同时继续进行理论斗争。次年1月，他在《无产阶级斗争报》上发表了重要文章《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论党章第一条）》，12围绕“二大”上对党章第一条的争执，详细批驳了马尔托夫派的观点，捍卫了列宁的建党学说。
1905年开始了。阴云中掩藏着的雷电即将炸响。无论沙皇、贵族、资产者、工人、农民......，俄国的一切政治势力都将在这一年里检验他们的力量。
注释：
1 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致使1902年成立了资产阶级的“解放社”，即后来“立宪民主党”的前身。
2 《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装备恶劣，训练不良，由一些庸碌无能和贪污腐败的将军所指挥的俄国军队屡战屡败。”
3 引自雷巴斯《斯大林传略》第二章。
4 茨哈卡亚是比柯巴年长的老资格革命者，同样曾是第比利斯神学院的学生，算起来是柯巴的“学长”。
5 引自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谁站在斯大林背后》。
6 库塔依斯是格鲁吉亚西部的一座重镇，也是格鲁吉亚第二大工业城市。
7 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8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说：一切皆变，无物常驻。
9 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权威性是党内广泛认可的。十月革命后，他首先担任的国家职务就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10 这也反过来证明斯大林在1903年流放期间收到的并不是列宁专门写给他的信。
11 《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巴库罢工成为南高加索和俄国许多地区革命高涨的开端”，“这次罢工好像是预示大哥风暴即将来临的雷前闪电。”
12 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一卷，《斯大林选集》上卷。
关于列宁与马尔托夫围绕党章第一条的争论，笔者在《托洛茨基小传》中已经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此处仅摘录斯大林在该文中关于党员资格的几段论述：
“我们说：真正的党员决不应该只以承认党纲为满足，他们必须努力实现自己所承认的纲领。”
“其次，我们说，因为要实现党的纲领，就必须进行斗争，而要进行斗争，就必须团结起来，所以愿意做党员的人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必须把个人愿望同党的愿望融为一体，必须和党一起去领导战斗的无产者大军，就是必须组成集中的政党的严整部队。”
“这就是说，要做一个党员，就必须实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要实现党的观点，就必须为这种观点而斗争；要为这种观点而斗争，就必须在党的组织中工作并和党一起工作。显然，要做一个党员，就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只有当我们参加了党的一个组织、因而把我们个人的利益和党的利益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党员，才能成为无产者大军的真正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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