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想到，1905年革命竟会以这样的方式开始：
不是罢工，不是暴动，而是一场和平的、忠诚的请愿。
这场影响历史进程的请愿运动发生在俄国在远东战场节节战败的背景下。新年前后，日军攻占旅顺港的消息在彼得堡的街头巷尾传开，引发了人民对腐败无能政府的强烈愤慨。不满情绪进一步引起骚动。1月3日，彼得堡的普提洛夫工厂因厂方无理开除工人而罢工。罢工很快波及到周围的其他工厂，到1月5日，帝国的首都已有几万工人停止工作。不过，罢工对彼得堡来说已经不新鲜了。如果没有发生变数，那这很可能只是一次普通的工潮，在谈判、斗争、厂方做出一定让步后而结束（当然，也有可能引起更激烈的冲突，但不至于导致全国性的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浪潮）。但变数出现了，事态的发展走上了另一条轨道。
“搅局”者是一位被称为“加邦神父”的神职人员1，他同时也是隶属于警察部门的秘密间谍。在当局的支持下，加邦神父利用自己的身份和部分工人群众对他的信任，成立了一个改良主义的“工厂工人协会”，借以对冲和消解革命势力对工人的影响力。在普提洛夫工厂罢工后，加邦的“协会”眼看着群众运动日益壮大，于是制定了一个请愿计划来引导和控制群众运动的走向。他们以为，“堵不如疏”，如果能将潜在的暴力对抗替代为和平的请愿游行，便既能释放群众的不满情绪，又能控制局面、不使矛盾升级。2
1905年1月9日（俄历，公历22日），星期天，加邦神父和他身后的十四万工人群众（工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如妻子、孩子、老人等）向冬宫进发。他们手无寸铁，唱着祷告歌，抬着沙皇的画像，准备向沙皇递交请愿书。这个时候，大部分工人群众还是相信沙皇的，所以请愿书的内容在整体上写得非常谦逊和忠诚，像是孩子在乞求父亲的庇护。3但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和影响，请愿书中也加入了“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召开立宪会议”、“停止战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进步内容。
请愿群众行进到接近冬宫时，哥萨克骑兵冲过来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并朝天开枪示警。工人群众没有停下来，继续向前进发。结果，驻扎在冬宫门前的士兵们向请愿队伍开了枪，现场随即陷入一片混乱。当天，约有一百到两百人被枪杀，数百人受伤。4子弹和血泊让和平请愿的星期日变成了“流血星期日”，改良的希望破灭了，工人们对沙皇“父亲”的信念也彻底破灭了。屠杀的消息由首都传到了各个地区，整个帝国的人民都对首都发生的事变感到震惊。压抑了许久的怒火在全国各地喷涌而出，腐朽、残忍的专制独裁统治再也不能让人忍受。反抗运动剧烈的增长起来，整个一月间，全国的罢工人数就达到了四十四万，超过了过去十年的罢工人数总和，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革命开始了。
1月9日的事变发生时，柯巴正在巴库，随后又回到第比利斯。他的嗅觉很敏锐，消息一传到高加索，他就立刻起草了一份题为《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的宣言，进行宣传鼓动。1月16日，第比利斯总督预见到可能会出现的大规模骚乱，决定采取果断的预防性搜捕。1月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组织的大量成员被捕，但柯巴又躲过一劫。1月23日，第比利斯街头出现了举着红旗的大量游行群众，情势相当胶着，示威者无法冲破警察的封锁，警察也无法驱散示威者。5
但到了2月份，高加索地区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局面突然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间的冲突和仇杀，这在巴库尤为激烈。2月6日，几个亚美尼亚人在巴库市中心与一个鞑靼人（阿塞拜疆人）发生冲突，并开枪射杀了对方。鞑靼人随即展开了复仇，在城内见到亚美尼亚人就杀，这又引起后者更猛烈的报复。几天之内，屠戮、烧杀、抢劫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尸体连接不断地被运到墓地。
柯巴密切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他认为，冲突的双方虽然存在着民族、宗教6、社会地位7上的差异，但以往能够相安无事的两个民族却在这个时候突然爆发仇杀，显然另有原因。在6日的枪击事件发生后，巴库当局不但没有出手阻止，反而放任自流，任由仇杀蔓延到全城；哥萨克士兵甚至暗中为处于弱势的鞑靼人提供武器，以便后者能对亚美尼亚人造成足够的杀伤。柯巴认定，这次仇杀风潮就是由当局一手挑起的——通过煽动各民族间的矛盾和仇恨，瓦解无产阶级的团结，从而消除革命运动。必须采取行动反击这个阴谋。
他首先在巴库成立了一个精干的布尔什维克“战斗队”，成员以鞑靼人为主。他命里他们制止在城里遇到的一切仇杀冲突，尽可能把两个民族分开，并在这一过程中想尽办法保护和运走任何可以用的印刷设备。甚至，据一些传记的记载，他还组织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以为受威胁的亚美尼亚商人提供保护的方式收取大量资金，充实党的经费。8
2月13日，柯巴撰写了题为《各民族友爱万岁！》的传单，并组织了一场号召“与在我们心中播种仇恨种子的恶魔作斗争”的示威游行。在传单中，他公开揭露沙皇政府煽动各民族相互敌视和相互残杀的“分而治之”政策，号召各民族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把巴库惨案的唯一祸首沙皇政府葬入坟墓。”9当天，传单一共被散发了3000多份。
2月15日，柯巴又撰写了传单《告公民书。红旗万岁！》，继续对当局在仇杀事件中的不光彩作用进行揭露，并强调推翻专制制度才是公民们首先要达到的目标。
两个民族间的仇杀逐渐平息下来。柯巴在这次事件中，首次直面高烈度的民族矛盾并实践了自己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他经受住了检验。
3月份，革命运动在高加索地区继续壮大，在格鲁吉亚西部的一些地方，武装革命者甚至已经接管了部分政府和司法机构，使当地成为“警察无法介入的共和国”。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竞争与较量也更加激烈起来。柯巴夜以继日地写作和辩论，驳斥孟什维克的理念和路线。据说，有一次辩论会上，“柯巴同志从晚上10点开始发表意见，他的讲话持续到第二天清晨。”10
1905年4月12日到27日（俄历，公历为4月25日到5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柯巴的领导茨哈卡亚代表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出席了此次会议。“三大”是自布、孟分裂后，首次由布尔什维克召开的代表大会，实际上确立了以列宁为首的新政党，并就“流血星期日”以来革命形势的变化制定了新的政策策略。“三大”做出了准备组织武装起义的决定，并通过了关于高加索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高度评价了高加索地区的革命运动，并对在高加索“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有战斗力的组织”寄予厚望；决议要求中央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采用一切手段宣传高加索的消息，声援高加索的斗争。我们可以认为，受到“三大”高度评价的高加索地区的斗争成就中，至少有一半是与柯巴分不开的。他是以实际工作提升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
茨哈卡亚从伦敦返回后，高加索联盟委员会根据大会指示开始做准备政治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工作。柯巴受命前往格鲁吉亚西部的奇阿图拉11组织战斗队。他在奇阿图拉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大批工人摆脱了孟什维克的影响，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12；先进工人们被武装了起来，并在队伍中建立了严格的纪律；工人们夺取了该城大部分的行政权力，使这里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堡垒”，柯巴作为核心领导者也获得了“山地之王”13的名号；在当地的警察机构瘫痪后，工人成为维持该城治安的实际力量，贵族和锰矿矿主们为了保证生产和自己的安全，纷纷向布尔什维克捐献财物14，这里实际上已经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秩序。在奇阿图拉，年轻的柯巴将自己的军事组织才能充分展现了出来。
5月份，为了反驳孟什维克党人饶尔丹尼亚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孟什维克报纸）上发表的《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以及在《旅行家》杂志上发表的《什么是党？》等文章，柯巴写作了自己重量级的小册子《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5。该书详细阐述了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不能由工人运动自发产生，而只能从外部由社会主义者灌输进去；揭露了孟什维克“崇拜自发性”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他在文章中写道：
“要创造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领导科学，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深刻地研究历史发展的法则。而工人阶级，当它还是工人阶级时，是不能领导科学、推进科学并科学地研究历史法则的，因为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
“什么是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呢？——这好像是放在船上不用的罗盘，只会生锈，结果只好把它扔到海里去。”
“什么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呢？——这好像是一只没有罗盘的大船，虽然也能驶到彼岸，但是有了罗盘，到达彼岸就会快得多，危险也会少一些。”
“把这两件东西结合起来就会有一只很好的大船，它会一直驶向彼岸，安然靠近码头。”
“所以，社会民主党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因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
为了更深刻地解释这个问题，文章还指出了“崇拜自发运动”者在哲学认识论上的错误倾向，即他们过分强调物质的决定作用而贬低思想的能动性，陷入了机械的唯物论。他特别举出了饶尔丹尼亚在《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中引用的所谓马克思的话“某一阶级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乃是该阶级本身在实践中已经走到了的结论”进行分析，指出这是基于错误的认识所进行的错误引证：
“他把马克思的话转述错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这类的话。”
“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不会说‘已经走到了的结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已经得出了的结论’或者‘正要得出的结论’。”
前一种说法（“已经得出了的结论”）不可能成立16；而后一种说法（“正要得出的结论”）也不是马克思的原话。马克思的原文应该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上的代表）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决定，就是小资产者由于自己的物质利益和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实践中所得出的那些任务和决定。”17柯巴认为：
“在这种场合，马克思的话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马克思在上述论点中所发挥的是什么思想呢？他所发挥的不过是：无论哪个阶级的理论家都不能创造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具备相当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来事物的要素，并据此在理论上创造出本阶级在实践中要达到的理想。差别就在于理论家超过本阶级而先看出未来事物的萌芽。这也就叫做‘在理论上得出什么结论’。”
在此基础上，他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对此他说：
“思想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看得远得多，全部要点也就在这里。思想家推动社会前进，正因为如此，所以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对于运动具有伟大的意义。”
可以看出，柯巴对于经典著作的掌握是不逊于甚至超过他的对手的。
在文章的结尾，柯巴评价了理论上错误的孟什维克仍在一定地区拥有影响力和主导权的现象，他借用俄国文学中乌鸦与夜莺的典故，对对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不错，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是站在‘少数派’方面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也跟着修正主义者（德国的机会主义者）走，但这并不是说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有一次，连乌鸦也找到了玫瑰花，但这并不是说乌鸦就是夜莺。”
睿智、幽默、高傲，以及对对手的鄙夷和不屑——这就是他展现出来的。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反响。这本原用格鲁吉亚文写成小册子很快被翻译为亚美尼亚文和俄文，在高加索的各个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广泛传播，成为同时期高加索地区水平最高、最知名的党内辩论文献。这本小册子的名气还传到了帝国的其他地区和国外，并引起列宁等在欧洲流亡的领导人的关注。列宁甚至委托克鲁普斯卡娅专门给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要求后者把《略论党内意见分歧》一书寄过来，并同时邮寄经常发表斯大林文章的《无产阶级斗争报》。
在接下来的6月到10月间，柯巴是非常忙碌的。
一个方面，他继续领导着高加索地区的革命运动。他往来各地，参与组织了多支“战斗队”，策划了数次针对哥萨克骑兵的武装袭击，以及不计其数的游行和集会。
另一个方面，他仍在坚持进行理论斗争。从7月开始，他在《无产阶级斗争报》上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8：7月15日的《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19，8月15日的《临时政府和社会民主党》20、《答<社会民主党人报>》21 和《开头说的天花乱坠，结果一钱不值》22，10月15日的《发动加紧起来了》23和《资产阶级在布置圈套》24，等。7月份，他还在奇阿图拉参加了一场2000人辩论会，舌战群儒，代表社会民主党反驳无政府主义者、联邦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
正当柯巴和他的同志们在高加索地区积极活动时，全国的斗争形势也在这几个月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05年10月中旬，全俄政治罢工拉响了。
注释：
1 本名叫格奥尔吉·加邦。
2 笔者这里对加邦神父发起请愿意图的解释与前苏联官方《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说法不同。《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认为，加邦的请愿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欺骗性质的，他是故意把工人引向屠杀，从而扼杀革命：“加邦神父在他组织的会上提出了一个挑衅的计划......他说，沙皇一定会出来接见人民，倾听和满足人民的要求。加邦是为沙皇的保安局效劳：挑起枪杀工人的惨剧，把工人运动淹没于血泊中。”但笔者认为，如果加邦是故意制造屠杀，那么他这么做将是非常愚蠢的。这样不但不能把运动遏制下去，反而一定会激化矛盾，使事态升级。不但他所效忠的沙皇的名誉将在屠杀中扫地，连他自己也将失去工人的信任。这种“煽风点火”、“自绝后路”式的做法显然不符合他成立“工厂工人协会”的宗旨。因此，结合其他材料，笔者倾向于认为加邦的请愿是基于改良主义的控制矛盾的意图，加邦本人并没有意料到军队会开枪屠杀，他可能设想沙皇或沙皇的代表最终会出来给与群众某些承诺（不管能不能兑现），从而收拢人心、平息事态。当然，加邦也为他的失算付出了代价——他本人也在枪击的混乱中身亡。加邦是个对时局清醒的人，他知道“改良在与革命赛跑”，只是他跑输了。
3 请愿书中写道：“我们，彼得堡市的工人，偕同我们的妻室儿女和老弱父母，特来向皇上请求公道和保护。我们生活困苦，备受压迫，当牛做马，遭受着欺凌侮辱和非人的待遇.......我们已再三忍耐，但是我们日甚一日地被推入困苦、无权和愚昧的深渊，暴政专横压制着我们......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们已经到了与其让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继续下去还不如死去为好的可怕时刻......”（引自《联共党史简明教程》）
4 关于“流血星期日”的死亡数据，雷巴斯《斯大林传》记载为“130人被杀，几百人受伤”，蒙蒂菲奥里《青年斯大林》记载为“200名工人被杀，几百人受了伤”，前苏联《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则说“有一千多工人被沙皇军队打死，有两千多工人被打伤”。由于前两者都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较为可靠，故笔者基本以它们为准。至于《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数据，很可能来自事发当时被夸大了的传言，并非真实数字。实际上，在首都发生屠杀的消息在当时是十足骇人听闻的，足以让消息的传播者“添油加醋”，夸大死亡数字，来增加冲击力。并且，纠缠具体的死亡数字对这个事件而言意义并不大：无论死的是一百多人还是一千多人，事件本身已经彻底表明了改良的失败，表明了沙皇政府已经完全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上，革命已经不可避免了。据说，加邦神父本人也在士兵开枪后失望的说：“再也没有上帝了，也再也没有沙皇”。他大概此时才认识到，腐朽反动的沙皇政权竟然连最和平温和的请愿都容忍不了，工人们的合理行动竟然能引起军警们如此大的恐慌，改良的机会竟是由当局自己断送的。
5 关于这一时期的斯大林，托洛茨基在他后来的著作中这样评价道：“他把推翻当今的权贵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在他心里对权贵的仇恨一直是超过对压迫者的同情的，监狱、流放、受害、贫困这些都没有吓倒他。他能够及时发现危险。同时，他敏锐地觉察到自己的一系列不足，比如才智迟钝、缺乏天赋、身体和精神面貌平凡。他强烈的虚荣心使他总心怀妒忌和不友善之感。他的顽强里也包含着复仇的心理。他眼睛的淡黄底色迫使敏感的人立刻警觉起来......在受诱惑的人中间，他不为诱惑所迷；在冲动的人中间，他不因冲动失去理智，而是能迅速冷静下来。他很早就懂得冷静、克制、谨慎特别是狡猾的好处。这种狡猾在他身上不知不觉变成了阴险。”尽管托洛茨基的偏见和阴阳怪气使得这段描述的可靠性大打折扣，但斯大林鲜明的过人之处还是从字里行间闪耀出来。托洛茨基或许不愿承认，他所百般挖苦和讽刺的斯大林的一些优势，正是自己所缺乏的。我们甚至能从这些挖苦和讽刺中体会到一丝“既生瑜，何生亮”之感。
6 亚美尼亚人信东正教，鞑靼人（阿塞拜疆人）信伊斯兰教。
7 亚美尼亚人中有很多人从事经商，因此普遍比鞑靼人更有财富。
8 这一说法来自列夫·尼森鲍姆《斯大林：狂热者传奇》。“（斯大林）找到亚美尼亚人家庭的头头，严肃地通知他，阿塞拜疆人就快要杀到他们家来了”，“在亚美尼亚商人为布尔什维克捐赠了一笔资金后，斯大林把他们护送到了乡下。”不过，西蒙·蒙蒂菲奥里认为该书记载的可信度存疑。
9 引自《斯大林年谱》。
10 引自蒙蒂菲奥里《青年斯大林》。按早上6点算，他一直讲了7、8个小时。
11 奇阿图拉是一个山区小城，这里有俄国最大的锰矿，产量占全世界的60%。约有一万名矿工在这里的矿井工作。
12 同在奇阿图拉的革命者恰维奇维利见证了斯大林与孟什维克党人同台辩论的情景。斯大林首先让孟什维克的发言人向工人讲话，待后者滔滔不绝地演讲完毕后，斯大林只用15分钟“极其简洁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以自己的朴实平和赢得了工人的心，击败了对手的长篇大论。事后，斯大林向恰维奇维利解释说，孟什维克党人是“杰出的演讲者，可是，当你要射击近距离目标时，大炮是不管用的。”蒙蒂菲奥里认为，多年以后，在与托洛茨基这样的“天才演说家”辩论时，斯大林显然也运用了同样的技巧。
13 用中国话说，叫“山大王”。
14 蒙蒂菲奥里《青年斯大林》：“现在，那些有钱人正向斯大林缴保护费以换取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果他们不愿意给钱，他们的矿井就会被炸毁，他们的经理将会被处决；反之，斯大林就会保护他们。”
15 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一卷，《斯大林选集》上卷。
16 因为按照这种说法，“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得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那末，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实践中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
17 见《马克思选集》两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下第二七八页至第二七九页。
18 此处列举的文章《斯大林选集》均未收录，大部分见于《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19 该文提出“在技术上领导和在组织上准备全俄起义”的主张，举例讨论了武装起义在技术上的实现途径，例如对武器的保管和使用：“把武器直接发给群众是绝对不允许的。由于我们的经费很少，并且很难隐藏武器不使嗅觉锐敏的警察发觉，所以我们无法武装比较广大的民众，如果这样做，我们的一切努力就会是白费的。当我们建立起专门战斗组织的时候，情形就会完全不同了。我们的战斗队将学会很好地使用武器，并且在起义时（不管它是自发的，还是早有准备的）都能成为主要的先进的队伍而行动起来，起义人民将团结在它们的周围，并在它们的领导下去参加战斗。”
20 该文讨论了当起义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而成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后，社会民主党应如何参加。
21 该文在《略论党内意见分歧》的基础上继续阐释“从外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观点，驳斥孟什维克。列宁赞誉此文：“在《答<社会民主党人报>》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对于‘从外面灌输意识’这一著名问题的绝妙提法。”
22 该文嘲讽了孟什维克对“二大”的看法。但该文未在《斯大林全集》中收录，对它的纪录目前仅见于《斯大林年谱》。
23 该文指出腐朽的专制政府正在加紧反扑，社会民主党必须集结更广泛的力量，对专制制度发起冲击。
24 该文揭露了自由派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抛出的“民主”、“自治”等甜言蜜语的虚假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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