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革命青年斯大林（1878-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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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锯
自从“流血星期日”后，沙皇政府面临着对内镇压革命和对外继续进行日俄战争的“前后夹攻”，压力巨大。俄军在前线的迅速溃败完全超出了沙皇尼古拉二世1的预料，他猛然发现自己手下的官僚和将军们比自己想象的更腐败，自己的心头之患除了日本和革命党，竟也在这骨肉皇子和权贵大臣中：他们如果只是烂一点，那么帝国不过是烂一片；但看来他们已经全烂了，所以帝国各地才会揭竿而起，弄不好有一天要死无葬身之地！沙皇的心要碎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正在一天天失去对局势的掌控。
夏天，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国家，同时传递的还有人民的怒火。公开的反对政府的活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激烈：在波兰地区的罗兹市（当时属于俄国）爆发了武装起义，并进行了三天巷战；乌克兰地区的敖德萨市发生了工人骚动；“波将金号”装甲舰水兵起义，升起了红旗；下诺夫哥罗德市发生了支持革命的游行示威并造成了武装冲突......同时，自由派资产阶级对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希望限制沙皇当局的权力（而由他们自己来掌握），在俄国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
最终，在重重压力下，沙皇不得已做出准备让步的姿态。1905年6月，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地方自治局的代表团，表示同意召开由人民选举的代表会议（即“杜马”）。7月，王公大臣们在彼得戈夫召开会议，商讨《选举法》草案。8月6日，《选举法》公布，帝国正式开始筹备第一届杜马（史称“布雷金杜马”2）。
从6月批准到8月颁布，帝国的政治改革看似进展神速、诚意满满，实际上1905年的选举法却如同大清帝国的“皇族内阁”一样让人大失所望。法律虽然规定了人民代表会议（“杜马”）有权参与立法、审核国家预算和向沙皇及政府提出议案，但对拥有选举权的资格做了严格限制：除王公贵族外，农村全部人口（农民和地主）拥有选举权，城市仅一小部分最富有的资产者拥有选举权，城市中的其他群体（工人、多数普通资产者、教师、基层官吏，等）均无选举权。这样的条款在世界历史上绝对是一大发明，尼古拉二世的用意明白无疑——贵族是自己人，少数大资产者也是与王室有密切利益的同盟者，农民和地主是传统上沙皇专制制度的支持者，让这些人拥有选举权是放心的；至于工人，他们太危险；知识分子，他们思想太激进；而自由派资产阶级，他们口中嚷嚷着“民主”，心里却想夺走国家权力，决不能让他们得逞。当然，这部法律的结局可想而知，它非但没有缓和矛盾，反而让矛盾火上浇油。左派（社会民主党）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自由党人）在拒绝接受“布雷金杜马”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他们开始各自集结力量发起抵制运动。
尼古拉二世并不愚蠢，他这么做有他的底气。此时，日俄战争的双方都已精疲力尽，并于7月下旬在朴茨茅斯开始谈判。日本在开始时提出了非常苛刻的停战条件，但沙皇表达了强硬态度，最终日本妥协，放弃了部分要求，双方达成一致3。就在《选举法》公布的十天之后，8月17日，朴茨茅斯和约正式签订，持续了约一年半的日俄战争结束了。现在，沙皇摆脱了两线作战的困境，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反抗了。不过，他还是远远低估了反抗力量集结的速度。
9月7日，莫斯科-喀山铁路罢工停运。10月8日，整个中部（雅罗斯拉夫、库尔斯克、下诺夫哥罗德、梁赞）的铁路罢工停运。10月10日，莫斯科市开始总罢工。更多的地方铁路运输中断，全国经济运转陷入瘫痪。同时，在总罢工的影响下，莫斯科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开始罢课。10月11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向当局提出要求：在普遍、直接、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取消强化警卫和戒严，罢工、结社和集会自由，8小时工作制。10月14日，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开始工作4。到10月16日，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首都”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已全面瘫痪，一片死寂，停水停电（水厂和发电厂均已罢工）、缺乏燃料（煤炭运输因铁路罢工而中断），市场上没有食物出售，大学生只能靠砍伐校园里的树木燃烧取暖。人民的不满和困难达到了极致。
此间，沙皇与他的朝臣们密集开会，商讨对策。新任的内务大臣谢尔盖·维特是个改革派，他向沙皇提出只有顺应时势进行立宪才能脱离困局。10月17日，倔强的沙皇在经过反复权衡后，签署了同意召开立宪会议的《宣言》（新的“杜马”被称为“维特杜马”）。这一举措立刻起到了效果，相当一部分自由派资产阶级开始让步，放弃直接对抗而转身投入为立宪会议而准备的选举活动中。然而，压迫和苦难仍在继续，人民的愤怒并未平息。蔓延全国的罢工仍在进行，甚至在农村里也发生了大量农民反抗地主的骚乱，无数地主的庄园被农民烧毁......
远在高加索的柯巴和他的同志们都不相信沙皇的许诺，他们立刻行动起来，揭露沙皇当局的欺骗行径，并号召人民武装起来，对专制制度进行更猛烈的斗争，用自己的力量来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10月18日，柯巴在第比利斯的一个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他向工人们讲道：“要真正获得胜利我们需要三件东西，第一件是武装，第二件也是武装，第三件还是武装。”5
10月19日，柯巴以“第比利斯委员会”的名义，接连发出了两份传单：《公民们！》和《告全体工人书》6。在《公民们》中，他写道：
“罪恶滔天的沙皇专制制度把我国引到了毁灭的边缘。亿万的俄国农民贫穷破产，工人阶级受尽压迫，贫困不堪，国债累累，捐税重重，全体居民毫无权利可言，层出不穷的专横暴虐笼罩着生活的各方面，公民的生命财产完全没有保障，——这就是目前在俄国呈现出的一幅可怕的图画。长此下去是不行的！必须消灭造成这种惊人惨象的专制制度！它一定要被消灭！”
“如果指望那造成这一切惊人惨象的专制制度自己愿意消灭并能够消灭这些惨象，那就未免太奇怪太可笑了。自由党所能采取的任何改良办法，任何补救专制制度的办法，如国家杜马、地方自治局之类，都不能消灭这种惨象。恰恰相反，在这方面的任何企图和对无产阶级革命怒潮的抵御都会使这种惨象变得愈加严重。”
“公民们！起义的时刻迫近了!我们必须有充分准备地来迎接起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全国各地同时发动武装总起义的时候，我们才能战胜我们的卑鄙的敌人——万恶的沙皇专制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我们迫切需要的自由民主共和国。”
在《告全体工人书》中，他写道：
“沙皇决不会给予全民立宪会议，也决不会消灭他自己的专制制度；他决不会这样做！他所‘给予’的残缺不全的‘宪法’，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让步，不过是他的虚伪的诺言罢了！自然，我们要利用这种让步，我们不拒绝夺取乌鸦嘴里的硬果，以便用这硬果打碎它的脑壳。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人民是不能信赖沙皇的诺言的，人民只应当信赖自己，只应当依靠本身的力量，人民的解放必须由人民亲手来完成。只有在压迫者的骸骨上才能建立人民的自由，只有压迫者的血液才能使人民专制制度的土壤肥沃！只有当武装的人民在无产阶级率领下发动起来并举起总起义旗帜的时候，依靠刺刀的沙皇政府才能被推翻。不是空洞的词句，不是虚妄的‘自我武装’，而是真正的武装和武装起义，——这就是全俄无产者今天奔向的目标。”
“我们不害怕真理，我的不害怕革命！让霹雳响得更厉害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7胜利的时刻迫近了！
让我们欢欣鼓舞地高呼俄国无产阶级的口号：
打倒国家杜马！
武装起义万岁！
革命军队万岁！
临时革命政府万岁！
全民立宪会议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无产阶级万岁！”
历史学家雷巴斯对这两份传单评论道：“个性是坚强的，水平是高超的。他是专制制度的绝不妥协的反对者，而专制制度也绝不会从他那里得到宽容。”
新的历史条件提供了新的斗争形式。10月2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在保留秘密机关的同时，利用当局在政治上的松动，建立各种公开或半公开的组织，以拓宽工作面。当日，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创刊。在这一指示下，11月20日，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份合法报纸《高加索工人小报》创刊，主持这份刊物的是柯巴和同在高加索的革命者斯捷潘·格奥尔吉耶维奇·邵武勉。8
11月26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在第比利斯召开了一次持续五天的代表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必须立刻停止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两派斗争，并选举产生三位代表去首都彼得堡参加即将举行的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柯巴毫无疑问的成为三位代表之一。
12月，柯巴从第比利斯动身前往彼得堡。但当他到达这座城市时，局势已经大变。原来，就在革命浪潮日益扩大之时，沙皇决定强力反击。对反政府运动较为宽容的改革派代表维特受到排挤，主张铁腕镇压的保守派代表杜尔诺沃受到重用。杜尔诺沃一上台（10月30日），就雷厉风行地处理了11月17日的邮电工人罢工，并在11月22日使首都的邮电系统恢复正常。11月26日，他逮捕了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廖夫。12月3日，又逮捕了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彼得堡苏维埃所有领导人，使苏维埃实际上陷入瘫痪。整个首都被笼罩在大镇压的白色恐怖中，显然，这里已经不适合革命者们开会了。
柯巴三人到达彼得堡后，先按照约定前往《新生活报》编辑部报道，却发现报社已被查封，空无一人。两天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从后者那里得到了一些钱、假身份和前往芬兰塔墨尔福斯的火车票。由于首都局势的突变，会议被临时改到塔墨尔福斯的一间礼堂9举行；又因为代表们无法到齐，第四次代表大会只能推迟到第二年，眼下召开的只能是“代表会议”。
柯巴一行于12月11日抵达目的地。接下来，他参加了12月12日到17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这是他参加的第一个全俄层面的会议，也标志着他从一个地方领导人正式上升为全俄层面的工。同时，他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列宁，从此开始了两位伟人将近20年的友谊10。柯巴代表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在会议上作了关于高加索形势的报告，给列宁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根据列宁的提议，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加索事件》的决议，高度评价了高加索地区的工作。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做出了要求各级党组织抵制“维特杜马”、继续进行武装起义的决议。会后，柯巴还参加了负责编写各项会议决议的委员会，协助列宁等人编写决议。
就在柯巴从彼得堡乘车前往芬兰并参加代表会议之时，俄国第一次国内革命的高峰事件——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爆发了。12月10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莫斯科苏维埃宣布将12月7日开始的总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工人们在莫斯科街头筑起了街垒，与军警激烈战斗。起义顽强坚持了9天，最终于12月19日宣告失败。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失败是1905年革命由盛转衰的拐点，它证明了革命阵营的力量尚且不足及沙皇政府仍然拥有足以镇压反抗的能力。革命开始退潮了，但革命的震慑力和群众的热情仍在，革命是在与当局的反复拉锯中缓慢退潮的。
1906年1月1日，柯巴带着塔墨尔福斯会议的决议回到了第比利斯，这年他28岁。1月7日，他纪念“流血星期日”一周年的小册子《两次搏斗（论1月9日事变）》11出版。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试图总结“两次搏斗”（“流血星期日”和莫斯科十二月起义）的经验和教训，并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去年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在当时的搏斗中退却了，当时的搏斗和十二月的总搏斗有什么不同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柯巴认为，1月9日事变中无产阶级的退却有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首先，他们之所以退却，是因为他们当时连保证起义胜利所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革命觉悟也没有。”12
第二个原因，（即便有了觉悟）“但是，如果你手里没有武器，这又有什么用处；即使你很觉悟，但若赤手空拳，你能在巷战中干出什么来呢？难道敌人的枪弹只会打穿不觉悟的脑袋，而不会打穿觉悟的脑袋吗？”
第三个原因，（即便有了武器）“单是一个彼得堡，即使有武器，又能干出什么来呢？当彼得堡城内正在流血和构筑街垒的时候，其他城市却毫无动作......正因为这样，政府才没有重视这些零碎而无组织的发动，并且没有费多大气力就把分散为一些零星集团的无产阶级驱散了。”
第四个原因，（即便有了组织）“当时谁能组织总起义呢？人民是不能全体都来担负这个责任的，而当时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又因党内意见分歧而发生分裂，以致没有组织起来；党内的纷争，党内的分裂，使党一天天削弱下去......缺乏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
最后一个原因，“当时农民和军队之所以没有响应起义，没有支援起义，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力量薄弱、时间短促的起义看成特殊的力量。大家知道，弱者是不会有人响应的。13”
逻辑清晰，层层递进，令人信服。这是一个杰出革命家的水平。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12月的莫斯科起义与1月的彼得堡请愿有什么不同，柯巴也在文中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首先，觉悟不同。“十一个月的革命风暴已经足以使俄国战斗的无产阶级睁开眼睛......此时你们已经看不见教堂旗幡，也看不见神像和沙皇肖像，你们所看见的是飘扬着的红旗和很耀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了。此时你们已经听不到圣歌和‘上帝呵，保佑沙皇！’，你们所听到的是到处迸发着的震聋压迫者的‘马赛曲’和‘华沙曲’了”。
其次，武装程度不同。“一月搏斗缺乏武器，那时人民是赤手空拳投入战斗的。十二月搏斗已经前进了一步，这时全体战士拿着手枪、长枪、炸弹，在某些地方甚至带着机关枪去拚命地弄武器了。用武器夺取武器——这就是当时的口号。”
再次，组织程度不同。“一月起义是完全分散的，无组织的，当时每个人都是带着侥幸心去行动的。十二月起义在这方面也前进了一步。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多数派’中央机关和‘少数派’中央机关都尽量‘设法’使各地的革命同时发动起来，它们号召俄国无产阶级同时举行进攻。”
不过，莫斯科十二月起义与彼得堡的一月九日事变都是在社会民主党发生严重分裂、不团结和内部斗争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导致在领导上不能协调一致，策略上也容易发生失误。他说：
“‘领导’一月起义的主要是加邦一流的人。十二月起义在这方面则有自己的优点：领导起义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很可惜，当时社会民主党人分散为一些单个的集团，不是一个统一团结的党，因此他们的行动不能协同一致。”
“一月搏斗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明确的政策作为指南，在它面前也没有发生过是进攻还是防御的问题。十二月搏斗的优点只在于它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也只是在斗争进程中而不是在斗争一开始时就提出的。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那末十二月起义所暴露的弱点也和一月起义一样。假如莫斯科的革命者一开始就实行进攻政策，比方说，假如他们一开始就进攻尼古拉车站并占领这个车站，那末这次起义自然会更持久，而发展的方向也会更恰当。”
站在事后的视角看，他的看法总体正确，但是在判断上存在十分明显的问题。第一，他完全没有看到十二月起义作为革命退潮标志的特殊意义（甚至，十二月起义的失败本身就与客观形势分不开），没有意识到革命的形势正在转变，而是对前景继续保持了高度的乐观；第二，（在前面的基础上）他把十二月起义失败的原因归结到党的分裂和策略及技术上的失误，仿佛只要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团结14，并解决了策略或技术上的问题，起义就可以成功。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他在当时能有完全正确的判断，包括列宁在内的大多数党的领导人也都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变化，因此塔墨尔福斯会议才会做出继续抵制“维特杜马”的决议。
往后的日子，柯巴发现没有那么好过了，当局的镇压越来越强，而革命者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第比利斯的工人武装起义在格里伊兹诺夫将军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阿沃尔斯基将军从起义者手中夺回了库塔伊西市的控制权，并重新掌握了巴库的油田。很快，无论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会还是孟什维克的委员会都被迫转入地下。柯巴和他的同志们不得不整日东躲西藏，以摆脱警察的搜捕。
不过，眼前的失利并没有打击掉他的信心。3月8日，他在第比利斯委员会的机关报《黎明报》上发表了自己的文章《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15。该文重申了必须抵制杜马选举的观点，认为参加杜马就是投进反动派的罗网，并在无意中帮助了沙皇，因此必须坚决抵制杜马，使它在人民群众中彻底孤立。
不久，他接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4月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消息。他作为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再次从第比利斯起身，化名“伊万诺维奇”，前往瑞典。
注释：
1 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1868-1918），亚历山大三世的长子，1894年到1917年在位，俄罗斯帝国末代皇帝。1918年被苏维埃政府处决，死后尸体被浇上硫酸和汽油销毁，死无葬身之地。
2 以当时内务大臣布雷金的名字命名。
3 日俄双方在谈判中争执最大的部分，就是有关“割地赔款”的条文。日本最初要求割让整个库页岛，并赔偿12亿日元。在俄方坚持下最终改为只割让库页岛南部，不赔款，只支付一笔俄军俘虏在日期间的生活费。俄国虽然战败，但仍然维持了其东方大国的地位。
4 托洛茨基加入了它，并于11月底当选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
5 引自《斯大林年谱》。
6 这两份传单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7 这一句明显是引用了高尔基1901年创作的《海燕之歌》中的句子。
8 邵武勉（1878—1918），出生于第比利斯的亚美尼亚商人家庭，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斯大林交往甚密。二月革命后任巴库工人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任高加索非常人民委员、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1918年9月20日在巴库被英国武装干涉者杀害。
9 这里同时也是芬兰赤卫队的总部驻地。
10 直到列宁于1924年去世。斯大林后来回忆自己见到列宁时的情形：他原本以为这位革命的领袖应当是个身材高大、雄姿英发之人，会在追随者的翘首以待中姗姗来迟。没想到他进入会场后却发现列宁“早就来到了，并和最普通的代表聊着天”，“我看到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他的身高低于平均水平，看起来和老百姓并无二致。你能想象我有多失望吗？”
11 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12 彼得堡无产阶级是抱着对沙皇的信任和乞求恩惠的思想走上街头的，这样的一支队伍根本不是战斗的队伍。
13 “明白了，谁赢他们帮谁。”——《让子弹飞》
14 这里也能看到斯大林对党的分裂和派别对立的厌恶。后来，在列宁逝世后，他以无情的铁腕横扫了各个反对派，实现了党内绝对的统一。
15 该文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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