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俄国革命家小传｜钢铁领袖·斯大林》连载之八

上篇·革命青年斯大林（1878-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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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众

　　1906年4月10日到25日（俄历，公历4月23日到5月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是自“二大”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以来，首次由两派共同参加并促成统一的会议。1 大会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等。由于布尔什维克派中有很多代表正在各地领导武装起义，导致出席“四大”的孟什维克代表人数超过了布尔什维克。2 因此，会议上通过了一些带有孟什维克倾向的决议。但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努力，会议通过了新的党章，将列宁的第一条（凡成为党员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写入其中，并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民主集中制”3 ，由此实现了党在形式上的统一。

　　对柯巴个人来说，“四大”也是一次相当重要的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与列宁围绕党的土地纲领发生分歧，并最终促使列宁转变立场。这是他第一次在党的领导人集体中脱颖而出，让包括列宁在内的所有领导人见识到了他的独立和坚强。柯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大体来说，“四大”上围绕土地问题（具体而言，是民主革命胜利后实行怎样的土地政策的问题）出现了三种见解：

　　多数孟什维克代表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应当没收地主土地，转交给地方自治机构——土地市有；

　　列宁和部分布尔什维克代表认为，没收地主土地后，应转交给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国家所有——土地国有；

　　柯巴和多数在俄国国内从事一线工作的布尔什维克认为，没收地主土地后，应直接分配给农民，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分配。

　　其中，“土地市有”的观点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批判，因为这可能使革命成果落入地方乡绅和资产阶级手中。但是，“土地国有”和“土地分配”却在布尔什维克代表们内部引起了严重分歧。列宁对“土地国有”的辩护理由是：一旦革命取得胜利，首先建立的将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非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如果获得土地，他们将作为小私有者支持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这就会动摇接下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使农民不愿意去支持工人。因此，“不能把土地分给将是未来对手（现在暂时是盟友）的农民，只能是从地主手中没收并转为国家所有。”4

　　但柯巴认为，既然俄国的工人已与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结成暂时的联盟，那么就应该顺应和支持农民希望得到土地的要求。如果采取“土地市有”或“土地国有”的做法，贫苦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盟就无法实现（或者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就被破坏掉），这会降低和削弱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支持，使党和工人阶级陷入孤立。同时，既然革命后首先建立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么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也应该让农民拥有土地。因为在土地分配后，农村必然发生阶级分化，大量的农户将破产，从而转入无产阶级一边，这反而会为将来更深刻的革命创造条件。至于“土地国有”，如果这个国是资产阶级国家，那么“土地国有”不是在增加资产阶级国家的力量吗？在他4月13日为大会做的《论修改土地纲领》5 的发言中，他讲到：

　　“既然我们和战斗的农民结成暂时的革命联盟，既然我们因此不能不考虑这些农民的要求，那末我们就应当支持这些要求，只要这些要求大体上不和经济发展趋向及革命进程相抵触就行了。”

　　“那些说分配土地是反动办法的人，是把两个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和资本主义之前的阶段混为一谈了。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阶段实行土地分配是反动的，但在资本主义之前的条件下（例如在俄国农村的条件下），实行土地分配大体说来是革命的。”

　　而在他来瑞典前为准备大会而撰写的两篇文章《土地问题》（3月23日）和《论土地问题》（3月29日）中6 ，他对自己的观点做了更加详细的解释：

　　“地主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农奴制经济的残余，所以剥夺地主就是 破坏农奴制经济的残余而不是破坏资本主义经济......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农村小资产阶级经济比农奴制经济进步；破坏农奴制经济和实行小资产阶级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资本主义以后又会排除这种小资产阶级经济。”

　　“将土地交给农民然后加以分配，就能破坏农奴制度残余的基础，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大大促进革命的高涨......”

　　“若是形而上学的社会革命党人向我们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土地分配是反动的办法，那末这种责难丝毫也不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我们知道得很清 楚，他们不是以辩证法的观点来观察问题的。他们不想了解：一切都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那些明天要成为反动的东西，今天可能是革命的。但是，当辩证唯物主义者向我们发出同样的责难时，我们便不能不问一问：辩证论者和形而上学者到底有什么区别？自然，如果土地分配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它就是反动的办法；但如果土地分配是为了反对农奴制度的残余，那它当然就是社会民主党所应当拥护的革命手段了。土地分配在今天反对什么：反对资本主义呢，还是反对农奴制度的残余？毫无疑义，它是反对农奴制度的残余的。于是问题就自然而然解决了。”

　　在对土地问题进行阐发的过程中，他再次申明了“一切都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哲学思想。这样的理论水平，难怪他有底气挑战列宁。至于列宁担心的农民作为小私有者会在民主革命后转向反动，柯巴则认为这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甚至，这种观点有混淆前后两个革命阶段和两个革命纲领的倾向：

　　（主张“土地国有”者）“把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混为一谈了。他知道在社会主义的纲领中（即在最高纲领中）只能包括无产阶级的要求，但他忘记了，民主主义的纲领（即最低纲领），尤其是土地纲领，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纲领，所以其中必定有我们所拥护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问题只在于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应当把它们混淆起来。”

　　在最后的辩论中，列宁等人的“土地国有”论没有获得足够支持，柯巴等人的“土地分配”论却得到了布尔什维克代表广泛的响应。于是，列宁宣布放弃“土地国有”立场，而支持了柯巴等人的“土地分配”论（避免票数分散，以对抗孟什维克方案）。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在代表中居于多数，“四大”最终还是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市有”纲领。

　　不过，列宁始终没有改变应当“土地国有”的观点，“四大”通过的孟什维克决议后来也被废除了。苏联官方也一直以“土地国有”论为正统主张。在1946年编辑《斯大林全集》第一卷时，斯大林本人亲自在《著者序言》中对他当年在土地问题上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

　　“当时主张分配土地的人依据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也在内）所公认的前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会有一个相当长的革命中断时期，即胜利了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间歇时期。”

　　“我们这些做实际工作的布尔什维克是否知道列宁当时主张俄国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主张不间断的革命呢？是的，知道的。......但是我们做实际工作的人并没有好好钻研这个问题，没有了解它的伟大意义，这是由于我们的理论修养不够，也是由于我们犯了做实际工作的人不关心理论问题的通病。大家记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列宁在当时没有发挥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理论的论据，没有在代表大会上运用这些论据来论证土地国有的主张。他当时没有运用这些论据，是不是他认为问题尚末成熟，而且没有指望出席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做实际工作的布尔什维克能了解和接受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呢？”

　　“只是过了些时候，当列宁关于俄国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路线时，党内在土地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才消除了；因为当时已很明显，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特殊的发展条件已经给由资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党除了土地国有的纲领而外，是不能有任何土地纲领的。”

　　也就是说，主张“土地分配”论者默认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能很快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必然经历一段较长时间资本主义的间歇期。因此，在这个间歇期内，可以通过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促进农村内的阶级分化，使大量农民逐渐破产以加入无产阶级，为后续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条件（这里还默认了一个前提，就是当工人阶级人数没有占据劳动人口的多数时，难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但实际的历史进程是，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建立共和国后，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相当长的革命中断时期”，而是只用了短短几个月就进入下一个阶段，爆发了“十月革命”。这意味着：第一，俄国不需要等待无产阶级数量的积累，而可以凭借其作为“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地位（由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决定）优先革命；第二，俄国革命会在几个月内实现由民主革命纲领到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切换，因此，尚在进行民主革命时，就需要为下一步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而不是等民主革命的任务——例如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分化——充分完成后才开始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样看来，列宁在“四大”上提出的“土地国有”论是非常高瞻远瞩的。7

　　但是，正如斯大林《著者序言》中所说，列宁当时“认为问题尚末成熟”，所以“没有运用这些论据”来论证他的主张。实际上，列宁直到多年以后（大约1915-1916年间）才完整、系统地阐述了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和“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革命”理论。8 他在“四大”上更多是凭借直觉而非理性来提出“土地国有”的主张。

　　不过，虽然柯巴没有能跟上列宁的思路，但实事求是地讲，他在当时对“土地分配”论的阐释和论证仍然是高水平的。并且，从俄国国内实际工的角度来说，“土地分配”论也是当时最符合实际情况、最可操作、最能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主张。9 因此，柯巴才能在会议上成为这一主张的代表和发言人，并在列宁无法提出更具说服力的证据的情况下，击败列宁的主张。无疑，他是“四大”上最耀眼、出众的明星之一。

　　“四大”结束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增强了一些协调和配合外，大体上仍独立运转和行动。由于“四大”多项决议带有孟什维克倾向，布尔什维克在实际执行中基本仍以塔墨尔福斯会议的决议为准——抵制杜马，号召武装起义。

　　1906年4月27日，在“四大”闭幕两天后，帝国的第一届杜马召开。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抵制策略，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又称人民自由党）成为杜马中最大的政党，拥有代表153人，占34%席位；随后，杜马中代表农民利益的更左的“劳动派”形成，拥有了107名代表，仅次于立宪民主党。6月16日，社会民主党党团（孟什维克）成立，宣布参加杜马选举，但仅获得少数席位。由于沙皇当局对杜马的工作不满意（杜马提出的许多改良措施触犯了沙皇的权威及贵族地主的利益），7月9日，第一届杜马被强制解散。

　　从此一直到1907年，柯巴和他的同志们都在积极活动揭露和抵制杜马，并继续呼吁为武装起义做准备。7月13日，他写了一篇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起义》10 的短评，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11月14日，他在第比利斯工人工会的公开报纸《新时代报》上发表了《阶级斗争》11 一文，鼓动无产阶级组成工会，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发起政治冲击。12月4日，他在《新时代报》上发表《<工厂立法>和无产阶级斗争》12 一文，分析了资产阶级颁布改良法令的意图，并认为可以利用法令中一些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条款来促进斗争，“必须用魔鬼的剑去砍魔鬼的头”。12月底，他在《新时代报》上连载了自己的重要论文《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3 ，详细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对当时以切尔克济什维利为首的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进行了有力回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发表后，又在格鲁吉亚的其他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多次连载。

　　不过，乐观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们大概没有想到，在此时的帝国首都，一场特殊的人事变动即将给他们头上泼上一盆盆冷水。本来就已退潮的革命形势将急转直下，最终被残酷扼杀。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上台了。他于1906年4月取代维特成为内务大臣，很快就兼任总理大臣（首相）。他将用他的铁腕整顿整个国家。

　　等待柯巴的，又是什么呢？

　　注释：

　　1 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众多党内元佬，如列宁、克拉辛、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大林还见到了一些后来将与他一起并肩作战的人，如加里宁、李可夫、季诺维也夫、捷尔任斯基、伏罗希洛夫、伏龙芝。他与伏罗希洛夫住在宾馆的同一个房间里，后者后来成为他的左膀右臂。托洛茨基由于在流放，没有参加会议。

　　2 例如，从高加索来的代表共11人，其中只有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其余10人都是孟什维克。

　　3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将“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

　　4 引自雷巴斯《斯大林传》。在土地归资产阶级国家所有后，随着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将资产阶级国家推翻，土地也将顺理成章地转为社会主义公有。

　　5 该文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6 这两篇文章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7 对于1946年的斯大林来说，他已经完全认可了列宁的“土地国有”论。十月革命后的粮食征集困难、农村的激烈阶级斗争、农民对苏维埃的反抗，无不证明了列宁关于农民小私有者是反动阶级、个体农民不会支持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在试图温和解决农村问题失败后，采取了激进的全盘集体化政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农民纳入集体农庄，实现了集体农庄形式的“土地国有”。

　　8 即便如此，他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发表的《四月提纲》还是让大多数党员吓了一跳，一时接受不了。

　　9 斯大林在《著者序言》中反复强调自己是“做实际工作的人”，也有此意。

　　10 该文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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