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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尼古拉二世在1906年选择斯托雷平担任政府首脑是有原因的：在帝国陷入风雨飘摇之时，只有斯托雷平能够重建秩序、应对危局，他具备这样的能力和魄力。斯托雷平目光长远，他不单单是铁腕镇压革命，同时还推动了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最深刻、彻底的农村土地改革（史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通过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俄国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
这位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改革家对于反抗帝国秩序的人是毫不心慈手软的，1907年6月3日，他下令解散了存在了仅三个多月的第二届杜马2 ，在一定程度上“冻结”了议会制试验，开始了稳定政局的大整顿（史称“六三政变”）。随后，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经过事先策划和安排的逮捕行动，大批革命党人、进步人士和抗议群众被捕或被害，白色恐怖瞬时笼罩了整个帝国。3 自此，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工农业稳定增长，同时又充满白色恐怖的“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开始了。至1907年6月到7月，沙皇政府终于完全控制住了局势，持续了两年多的俄国第一次国内革命（1905年革命）彻底失败。
斗争还要继续，形势不容乐观。柯巴再一次踏上远行的征途。1907年4月，他来到英国伦敦，并以“伊万诺维奇”的化名出席了4月30日到5月19日（俄历，公历5月13日到6月1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4 “五大”除了讨论当前形势、政策策略等常规议题外，还讨论了一个特殊问题——对“剥夺”行动的态度。
所谓“剥夺”行动，意思取自马克思所说的“剥夺剥夺者”，在当时，就是革命者通过暴力手段直接从政府或富人手中夺取大量财富的行为（通俗讲，就是抢钱）。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发明5 ，但由于革命经费日益紧张，从1906年开始，采用“剥夺”行动获取经费的革命党人越来越多，类似的事件频见报端。孟什维克认为，“剥夺”行动不是正常的革命手段，必须禁止。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欧洲同志们（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也不赞同这种“破坏形象”的活动，他们对大会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做出抉择。在投票阶段，由于孟什维克居于优势，大会最终通过了禁止“剥夺”行动的决议。
对柯巴来说，这是个坏消息。
因为在1906年，正是他以及他领导的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在革命的混乱中实施了多次“剥夺”行动。据蒙蒂菲奥里《青年斯大林》提供的材料，柯巴在第比利斯组建了一个由一小撮心腹骨干组成的“布尔什维克剥夺者俱乐部”，简称为“组织”（Druzhina）或“团体”（Outfit）6 。“组织”的核心成员为科捷·钦察泽、卡莫（西蒙·特尔彼得罗相）和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他们都是哥里人，柯巴的同乡。整个1906年，他们执行了一系列“剥夺”行动：钦察泽带人袭击了一家当铺，带走了几千卢布；卡莫带人抢劫了格鲁吉亚农业银行，带走了好几袋钞票；年底，他们又袭击了奇阿图拉的一列运钞火车7 ，抢走了两万一千卢布。至于这笔钱的去向，钦察泽说：“一万五千卢布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在芬兰的列宁），剩下的则由我们自己保管，用于未来的剥夺行动。”在格鲁吉亚，同时有好几支不同派别的“剥夺”团队，他们各自发起“剥夺”，并相互竞争。当然，规模最大、最有业绩的还是由柯巴领导的“哥里帮”。正是他们的行动，使钞票通过各种渠道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列宁的手上。
列宁虽然暂时承认了“五大”关于禁止“剥夺”行动的决议，但他也明白这将使布尔什维克党陷入怎样的处境（没有足够的经费8 ，就无法维持党的日常运转，无法支持一些必要的工作）。不少材料都指出，正是列宁亲自找来了柯巴，指示他可以不受“五大”决议束缚，继续在高加索进行“剥夺”行动。不过，无论列宁是否给过柯巴指示，柯巴都没有自缚手脚。很快，他就实施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剥夺”——抢劫第比利斯国家银行的运钞车。
1907年6月13日（俄历，公历26日）上午10点半，护送运钞车的骑兵队军官跃马踏入第比利斯中央广场，在他的身后跟随着哥萨克骑兵队以及驶往银行的马车。此时，约20名革命者已经就位，他们密切注意着马车和哥萨克，并等候从“指挥部”——一处酒馆里发出的信号。蒙蒂菲奥里在《青年斯大林》中用非常生动的语言记述了“剥夺”的过程：
“帕西亚·戈尔多瓦这位身材苗条、褐色头发的美女正在广场一头盯梢。 她发现一群护卫队正骑马向她而来。于是，她跑过街角，来到普希金公园，冲着正在门口等候的斯科普特·因茨基尔韦利挥舞手中的报纸。
‘开始行动！’斯科普特低声说道。
紧接着，斯科普特向守在迪利普丘利酒馆门口的安妮塔·苏拉科维利泽点了点头。安妮塔回头示意酒吧里的其他人。守在门口的枪手也召唤他们......
革命者朝各自负责的广场警察冲了过去——这些警察被戏称为‘gorodovoi’，即‘街头的法老’。两位枪手击中了市政厅之外的哥萨克骑兵；剩余的人则朝韦利亚米诺夫街的街角和亚美尼亚集市冲了过去，那里离国家银行不远......
此时，之前还若无其事地假装看报纸的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看到了远方被马蹄扬起的尘埃。他们来了！巴楚亚收起报纸，准备就绪......
哥萨克骑兵队驱马来到埃里温广场。两骑骑兵打头阵，两骑殿后，还有一骑守在两辆马车边上......
巴楚亚把报纸往下放，给出了信号。接着，他扔掉报纸，拿出了枪。同伴们纷纷拿出了他们所谓的‘苹果’——那是些强力手榴弹，是由安妮塔和亚历山大德拉偷运进第比利斯的......
枪手和女孩们拉掉引信，冲着马车扔出了4颗手榴弹。刹那间，手榴弹在马车底下爆炸，震耳欲聋，冲击力极强。马匹和马车里的人都被炸的血肉横飞，手榴弹的碎片和血浆一起四溅开来。革命者们拔出毛瑟枪和勃朗宁枪，冲着广场上的哥萨克骑兵和警察射击。后者毫无堤防，不是被击中倒地，便是赶紧窜逃，寻找掩体。被引爆的手榴弹多达十几颗。目击者称它们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有从屋顶扔下来的——据说，当时的第一颗炸弹是由斯大林本人从萨姆巴托夫王子宫殿的屋顶扔下的。”9
精心策划、周密准备、分工协作、高效实施，这就是这次银行马车劫掠案留给人的印象。10 至于蒙蒂菲奥里对细节的描述，基本应是可信的。因为事件的发生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俄国内外众多报刊媒体的报道，留下了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并且，事件的一些参与者和目击者也撰写了回忆录。不过，第一颗炸弹究竟是不是柯巴亲自投掷，仍然是个谜。因为，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能证明他确实参与了此案。这或许既是为了保护他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布尔什维克的名声——毕竟，他是众所周知的布尔什维克地方领导人。
这次事件使国家银行损失了超过25万卢布，其中大多数都落入革命者手里。11 事件也加剧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矛盾。这不单是因为孟什维克反对“剥夺”，也是因为他们没有从中分到一个戈比的好处——柯巴将这笔巨款不偏不倚地全部送给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很快，在巴黎、日内瓦、柏林、斯德哥尔摩和慕尼黑等地的银行里，都出现了携带大额卢布纸币的兑换者（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对这次“剥夺”非常不满，要求严查此事。最终，孟什维克党人占据优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委员会公布了调查结果，认定柯巴为背后主谋，并做出了将柯巴及其他几位主要参与者开除党籍的决定。就这样，柯巴短暂成为了“党外民主人士”。事后，第比利斯委员会将决议上报到了国外的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但没有收到来自后者的任何答复（中央委员会当时由布尔什维克控制，他们商议后决定将此事搁置）。1907年的第比利斯银行劫掠案平息了。至此，我们的主人公杀过人12 、放过火13 、劫过狱14 、抢过银行，他几乎干过了绿林头领“柯巴”该干的一切，他为了革命无所不能。15 当然，除了始终无法说服党内那些顽固的孟什维克分子。
不过，中央委员会虽然搁置了第比利斯委员会的决议，却也能理解柯巴在当地的艰难处境。于是，指令很快下达了：柯巴被调离第比利斯，转而派往巴库工作。正是他接下来在巴库的经历，使他完成了从革命的“学徒”到“师傅”的转变。此后，他的声望和地位逐渐提高，并被称为“高加索的列宁”。
从1907年6月下旬开始，柯巴主持了巴库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并先后创办了两份政治报：《巴库无产者报》和《汽笛报》。16
7月下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在芬兰小城科特卡举行。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17 会上， 列宁一反此前的“抵制”政策，提出革命高潮事实上已经过去，局势已经发生变化，再拒绝参加杜马已经不明智，必须号召全党参与选举运动，争取更多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代表进入各级杜马，扩大党的公开活动空间，并利用杜马讲坛面向群众做宣传。最后，列宁的方案在表决时获得多数票通过（不久以后，柯巴这位曾经激烈抵制杜马的党员，将作为列宁主张在俄国国内最坚强有力的实现者之一，协助列宁管理参加选举的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团）。
科特卡代表会议的决议很快传回了国内的各个组织。柯巴迅速转变思想，并积极响应。9月22日，他起草的《给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委托书》18 被巴库市工人选民团初选人大会通过。该《委托书》认为，参加杜马选举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仍然是党的下属组织，应该与党保持密切联系（而不能脱离党），并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指示。党团的基本任务是：
“协助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以便使劳动者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使无产阶级完成它在俄国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所应当担负的政治领袖的使命。”
为了这个目的，党团应旗帜鲜明地提出区别于其他一切政治团体和派别的独立主张，并且无论议会斗争如何进行，都始终不放弃自己的独立主张。在此基础上，《委托书》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斗争内容和策略：
“我们的代表应当在杜马中坚持不懈地揭露各种地主黑帮政党和惯于叛变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全部反革命实质。 另一方面，他们应当竭力使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主义者和劳动团分子）摆脱自由派，推动它们走上彻底的民主革命政策的道路，领导它们进行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应当和反动的假社会主义的空想作斗争，因为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主义者及其他党派利用这些空 想来掩盖他们那种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利用这些空想来模糊工人阶级纯洁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我们的党团应当借杜马讲坛向全国人民阐明目前革命的全部真实情况，应当大声疾呼地向人民说明，在俄国不可能用和平方法求得人民的解放，通向自由的唯一道路就是全体人民起来反对沙皇政权。”
“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就是召开由全体人民按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法自由选出的立宪会议，这个立宪会议在彻底推翻沙皇专制政体后，将在俄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个口号，社会民主党必须号召群众进行新的公开斗争。”
“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参加国家杜马的日常立法工作和其他活动时，应当追求的是完成自己的经常批评和经常鼓动的任务，而不是直接立法的目的，同时要向人民说明，当实权还全部操在专制政府手中时，立法是完全不可靠的和毫无效果的。”
不能不说，思路是清晰的，立场是坚定的，见解是高明的。
不过，开始组织合法选举的柯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老本行。1907年11月，他所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领导了一次有5000人参加的罢工。次年1-2月，他又参与领导了多场石油工人的罢工。19 2月，他领导成立了罢工工人的“自卫司令部”，使巴库石油工人拥有了应对警察和黑帮袭击的初步武装。
当然，还有“剥夺”行动。1908年年初，“尼古拉一世”号运钞船在巴库港遭遇劫持。随后，巴库的海军兵工厂遇袭，部分资金和武器被盗。约在同一时间，巴库排名前十的石油富豪纳吉耶夫被绑架，最终向“绑匪”支付了10万卢布而获释.......孟什维克再次进行了调查，并认定这些事件的幕后主使仍是早已被“开除党籍”的柯巴。
但是，频繁的活动还是让秘密警察们捕捉到了他的行踪。他们曾经吃过他的亏，因此格外认真和谨慎。1908年3月15日，宪兵突袭了布尔什维克开会的会场，柯巴、邵武勉和斯潘达良等人侥幸逃走。3月25日，警方又发动了一次突袭。柯巴虽然使用了姓名为“盖奥兹·尼扎拉泽”的假证件，但还是被认了出来。
他被捕了。这一年，他30岁。
在他的狱友中，有布尔什维克奥尔忠尼启则（建国后成为斯大林的左膀右臂，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孟什维克维辛斯基（建国后曾任苏联总检察长、苏联外交部长，与周恩来共同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注释：
1 列宁对此评论说：“沙皇政府、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朝着新土地政策的彻底改变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斯托雷平正确地认识到：不摧毁旧的土地所有制，就不能保障俄国经济的发展。斯托雷平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用最无情的方式摧毁了地主和富农随意洗劫农民大众的旧制度。”（1908年《新土地政策》）
2 第二届杜马比起第一届有着显著的变化。右翼的立宪民主党的席位从第一届时的超过三分之一下降为约五分之一，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左翼席位则上升到了五分之二，这反映了革命运动的影响。
斯大林当时撰文分析道：“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并不是没有原因，也决不是没有目的的。他本想通过杜马来和农民建立联系，想使农民由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变为政府的同盟者，这样来隔离无产阶级，孤立无产阶级.....为了这个目的，政府曾求助于自由资产阶级，因为自由资产阶级在那些无知的农民群众中暂时还有点影响......可是结果相反。第二届杜马的头几次会议就暴露出农民代表不仅不信任政府，而且不信任自由资产者的代表。在对一系列问题的表决中，这种不信任不断增长起来，终于发展到了公开敌视自由资产阶级代表的地步......政府想通过杜马来联系农民并孤立无产阶级，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相反地，农民代表却愈来愈团结在无产阶级代表的周围，团结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周围......由于这种原因，第二届杜马的存在对政府就愈来愈危险了。于是政府‘解散了’杜马。”（1907年6月20日《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3 列宁说：“五年来设立的绞架，打破了俄国三百年历史上的记录。流放地、苦役所和监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装满了政治犯。”
4 出席“五大”的代表共三百三十六人，代表当时十四万七千名党员。斯大林在“五大”上第一次见到了著名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在这里，他还与“一生之敌”——托洛茨基首次相遇。当时，斯大林（29岁）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托洛茨基（28岁）则是既非布尔什维克、也非孟什维克的“中派”领袖。“五大”也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共同参加的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此后布、孟两派结束合作，直到1912年孟什维克被完全开除出党。
5 在中国，最家喻户晓的“剥夺”行动大概就是施耐庵笔下的“智劫生辰纲”。梁山好汉一次性夺取了杨志押送的价值“十万贯”的金银财宝。
6 “Druzhina”是来自俄语的英文词汇，本意为“（俄罗斯王公的）亲卫骑兵部队”。“Outfit”英文意为“团队”或“小组”。
7 据说，火车上载着的是准备发给矿工的工资。
8 布尔什维克党的经费来源大致有三种：党费、捐助和“剥夺”。就第一种而言，由于造反者大都出生于社会中下层，所交纳的零零碎碎的党费实际数额非常有限，根本不能支持一个庞大政党的开销。而第二种，布尔什维克在国内外都有一些支持或同情革命的代理人，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世界各地尽可能地为党筹集经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尔基在美国的募捐活动。此外，布尔什维克还得到了一笔名为“施密特遗产”的巨款，约28万卢布（施密特是一位同情革命的企业家，他去世后留下了一笔巨额遗产被家人继承。布尔什维克通过一系列运作搞定了施密特的家人，最终得到了这笔遗产）。但捐助来的钱并不总是能满足需要，因此，第三种方式，即“剥夺”就成了不可避免的补充。其实，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建党后也长期面临经费困难的问题，最初的几年几乎完全依赖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资助，导致在决策上也受制于人，缺乏独立性（一旦中共想要独立决策，共产国际就以“停发经费”相威胁）。直到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道路，党可以通过“打土豪，筹款子”来解筹措资金，才逐渐摆脱了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依赖。
9 引自蒙蒂菲奥里《青年斯大林》。
10 不过，只有“精心策划”是不够的。要执行这样高风险的行动，还必须有准确而可靠的情报。根据一些材料的记录，斯大林为这次行动招募了两名“内应”，其中一人是银行职员，另一人在为银行服务的邮局工作。根据他们提供的线报，斯大林得知了可能有多达100万卢布的巨款将于1907年6月13日抵达第比利斯。而其中一位关键的“内应”，据说是因为欣赏斯大林在诗歌方面的才华才答应了给他提供情报。也就是说，斯大林用自己的文艺天赋“征服”了一个银行职员，然后又用从后者那里得来的情报去抢了银行。
11 相当于一次性得到了一笔接近于“施密特遗产”的财富。
12 1901年的锄奸行动。历次武装冲突中对军警的杀伤。1907年银行劫掠案中投掷炸弹（可能）造成的伤亡。
13 有放火的嫌疑。详见前文中1902年罗斯柴尔德炼油厂大火的相关段落。
14 1902年在巴统罢工中的劫狱行动。
15 托洛茨基曾经饶有意味地评论过“剥夺”事件后斯大林与列宁关系的微妙变化：“显然，根据高加索剥夺行动的经验，他（列宁）认为柯巴是一个能够自己或者带领他人走到底的人”，“在腥风血雨的年代，他（斯大林）不属于成千上万脱党者中的一员，而是属于那些任何情况下都忠于党的为数不多的几百名党员中的一个。”这样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并且我们都知道，列宁直到去世都没有给过托洛茨基类似的评价。
16 《巴库无产者报》于1907年6月20日创刊，1909年8月27日停刊（中途曾停刊一年又复刊），共出版七期。《汽笛报》于1907年8月12日创刊，约1909年年底停刊（具体不详），出版约30期以上（具体不详）。这两份报纸的编辑除斯大林外，还有邵武勉、贾帕里泽和斯潘达良等人。
17 在完成对政局的整顿并镇压革命后，斯托雷平决定重启议会政治的试验。1907年7月，政府向全国发布了即将筹备第三届国家杜马的消息，并于当年9-10月举行了杜马选举。第三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近300人都是资产阶级和右翼的代表，左翼代表仅数十名。第三届杜马整体上支持斯托雷平政府的政策，也获得了沙皇的认可，存在了较长的时间。这一时期，俄国在国内政局稳定、土地改革和没有对外战争等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十月革命前的最后一次经济发展“黄金时代”：四年之内（1908-1912）人口增加了3200万人，粮食出口比1901年增加113.6%，工业生产比1904年增加88%，国防开支增长50.1%。俄国已经从日俄战争的失败及1905年革命的动荡中走了出来。
18 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19 期间，《汽笛报》上密集发表了一系列由斯大林撰写的社论和时评，对石油工人的罢工运动进行“直播”式报道，并在第一时间提出应对策略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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