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殷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事件后，杨殷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注意到情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手进行了大量工作。1925年12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由杨殷负责情报工作。杨殷开展情报工作非常出色，不仅善于布“闲棋冷子”，而且注重情报人员的“平庸无形”，为中共早期培养了一批隐蔽战线人才，成为情报保卫工作的一位重要开拓者。
一、少年英雄出翠亨
1892年8月12日，杨殷出生于广东中山翠亨村，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1899年，杨殷开始念私塾。1903年到邻村拜师学武，开始习武生涯。1904年，杨殷在香山县城丰山学堂读书，时受革命党人的影响。1907年，考取香港英文书院。1910年，杨殷转学到广州圣心书院就读。杨殷与孙中山先生同村，堂叔杨鹤龄、堂兄杨心如都是孙中山的追随者。耳濡目染，杨殷从小就受到革命的洗礼。1911年黄花岗之役后不久，19岁的杨殷由孙中山长兄孙眉主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先后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参加同盟会南方支部工作、秘密从事传递情报及运送武器等革命联络工作。1917年9月，护法运动爆发，杨殷受聘担任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卫队副官兼大元帅府参军处参谋。护法军政府被南方军阀把持，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到上海。杨殷厌恶军政府内部争权夺利，便辞去了参军处职务，后由妻舅推荐，在广州西关盐务稽查处任高级职员，专职查缉盐商走私漏税。
二、思想转变求真理
五四运动后，各种思潮在岭南广泛传播。处于迷茫之际的杨殷，通过《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书刊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在同乡胞族杨匏安、杨章甫的启发帮助下，杨殷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坚信只有走十月革命道路才能救中国。1922年上半年，杨殷由杨章甫和梁复然介绍，谭平山监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底，杨殷被党组织派到苏联参观、学习。
开展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的中心工作。1923年夏，杨殷从苏联回国。根据党组织安排，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开展宣传活动，团结进步工人，发展工人党员，组织产业工会。1925年，杨殷参与发动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成为当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时人称他和彭湃为“工农两巨星”。1927年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南方局和南方局军事委员会，军委主任周恩来，委员杨殷。1927年12月，杨殷与张太雷等同志共同领导广州起义，负责起义总指挥部的参谋团工作，是起义的“有力指导者”。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杨殷在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杨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1928年11月起，杨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参与负责党的军事工作，是党的早期军事工作的重要领导者。
三、情报保卫开拓者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主要是从1927年5月周恩来主持成立中央特科开始。在中央特科正式建立之前，杨殷已经在广东、香港进行情报保卫工作，成为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一位重要开拓者。
杨殷一开始参加革命就和秘密工作结了缘。1911年，年仅19岁的杨殷加入了同盟会，杨殷经常来往广州、香港、澳门、香山等地，秘密传递军事情报和运送武器。1913年，革命元勋宋教仁被袁世凯的爪牙刺杀。当杨殷得知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参与刺杀宋教仁后，便立誓效法荆轲刺秦王，要为宋教仁报仇雪恨。1914年的一天，郑汝成骑着高头大马在上海招摇过市。站在马路旁的杨殷突然从怀中掏出炸弹扔向郑汝成，一声巨响，郑汝成受伤落马，街道顿时一片混乱。杨殷闪进附近一家理发店，从容理发，躲过了搜捕。“刺郑事件”表现出了杨殷从事秘密工作的果敢、机智。1922年底赴苏联学习时，在苏联接受过苏联专家对他从事秘密工作所具备的专业技能的训练。此外，杨殷的个性特点对他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也有很大影响。他交友甚广，在香港和广州读书期间，同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同三教九流都有来往。杨殷在三合会和洪门中都有很多朋友，熟悉洪门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他在石井兵工厂搞工人运动时，借鉴洪门组建了工人“十人团”。“十人团”以十人为单位，独立发展，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有联系暗号和组织徽记，后来发展为工人运动中的战斗堡垒。他还会武术，增强了他在隐蔽战线工作中的果敢、胆识和魄力。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1925年8月，国民党右派聚集在“中山舰”，密谋杀害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和谭平山等领导人。杨殷很快获取了此情报，并迅速转告了廖仲恺。但廖仲恺不以为意，无所畏惧，后遭到暗杀。“廖案”的发生，使中共意识到建立情报保卫机构的紧迫性。杨殷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注意到情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手进行了大量工作。1925年12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由杨殷、傅烈负责情报工作。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中共从公开转入地下活动，保卫工作被推到空前重要的位置。此时，杨殷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工委书记兼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和肃反两个委员会的领导人，其中肃反委员会的职责就包括侦察和情报保卫工作。杨殷在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两个方面。
安全保卫工作。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杨殷和杨匏安、杨章甫三人负责大会的安保工作。杨殷等三人尽心尽职，未出现任何差错，保证了中共三大顺利进行，留下了“革命三杨”的美誉。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会议期间，国民党右派策划暗杀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企图破坏国共合作。中共广东区委派杨殷负责大会安保工作。杨殷专门到佛山挑选了40名身强力壮、精通武术、政治可靠的工农骨干组成特别保卫大队，并亲自担任大队长，确保了与会的共产党代表及国民党左派的安全，使大会得以安全顺利进行。在省港大罢工中，一批流氓打手受国民党右派指使，制造事端，嫁祸于罢工工人。杨殷迅速派人调查了解事情真相，带领工人武装纠察队精准有力地打击了这一破坏行径，为省港大罢工斗争坚持16个月之久提供了安全保障。
隐蔽战线工作。“廖案”发生后，广东革命政府想聘请有丰富经验的杨殷担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但杨殷不想在国民党政府为官，婉辞不就，但为了侦破“廖案”，担任广州市公安局顾问。杨殷以广州市公安局顾问的身份组织人员进行全力侦破，很快查出凶手是胡毅生，而且国民党要员胡汉民和许崇智也与案件有牵连。这让国民党右派大为惊恐，国民党右派钱大钧便用武力强行接管了倾向革命的广州市公安局，杨殷被迫离开。这是杨殷在情报侦破工作方面初试牛刀。
杨殷机警善变。有一次，他同梁复然由香港去海南岛，在船上被敌探发现，他果断地与梁复然分手，甩掉敌探，提前下船脱离险境。杨殷还经常自己亲自搜集或传递情报，他常化装成不同身份的人，到各地区指导情报工作。他还派人到南方局下辖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地，肃清反革命分子、叛徒，以保卫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女儿杨爱兰回忆道：“同盟会元老杨心如在榨粉街（广州）的家里，放着许多我父亲化装用的衣服、帽子、胡须等物，真是应有尽有。”工友们为了保护杨殷的安全，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个带夹层的箱子，以便携带秘密文件和武器。这个箱子现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永久的纪念。
开展出色的情报工作，不仅要善于布“闲棋冷子”，而且要注重情报人员的“平庸无形”，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份作掩护。西方情报界有句名言“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在这方面杨殷深谙其道。他建立情报网络，培养了一批隐蔽战线人才。杨殷安排得力人手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建立多个联络站，接待来往人员、传递文件和交换情报等工作。比如，在广州建立的交通联络站有：麦栏街、榨粉街、高第街和文德北路等。其中在文德路开设的荣庐俱乐部，专门接待政要和社会名流，从中搜集情报。杨殷善于唤起社会底层群众的阶级觉悟，并把他们培养成为出色的情报人员，如欧阳锋、李少棠、郑全等。杨殷刚负责党的情报工作时，就把佛山饼业工会主席欧阳锋调来做情报工作，他每天挑着自制的饼，从西关到城里（今天广州中山五、六路一带）搜集情报。李少棠是个受封建压迫的年轻寡妇，在杨殷的启发和训练下，她从一个普通女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情报交通员，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少棠的姐姐在香港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因为教会学校的信箱不用受当局检查，李少棠便把教会学校的信箱作为通讯站，中央及广东地方党组织的文件都通过这个秘密信箱转到杨殷手上。郑全在参加革命前是个木匠，在杨殷的培养下，郑全成为一名情报员。他在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中协助杨殷掌握斗争动态，后又打入广州卫戍司令部谍报科为党搜集情报，作出重要贡献。杨殷还利用自己担任广州市公安局顾问之便利，在广州市公安局安插了大量的眼线和秘密情报人员。比如，安排堂兄杨伯鸣担任提犯委员，为党提供情报；把他妹夫容汉辉（中共党员）安置进公安局逮捕队担任队长，为保护和营救革命同志及国民党左派发挥了特殊作用；派中共党员黎胜以知识分子身份打入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任特别侦缉，并通过关系把他安排在国民党广州卫戍司令部谍报科工作；后黎胜发展了广州市公安局长的汽车司机陈添和公安局秘书长的司机梁暖加入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杨殷还通过自己的家人亲戚进行情报工作。杨殷妻子李庆梅的陪嫁婢女被杨殷收作义妹，出嫁后在广州小北路开了家柴米店，担负了替杨殷做交通情报的工作，广州起义前夕，杨殷将武器收藏在此。杨殷有个亲妹妹，住在香港油麻地，妹夫张克德是基督教徒，是香港当局卫队的一员。杨殷与这个妹夫关系较近，把当时中共香港支部的机关设在妹夫家里。还在读书的女儿杨爱兰也被担任秘密交通员。据杨爱兰回忆，到了周末，她就提着小箱子一样的藤制书包，往返于粤港澳之间。书包里的作业本上有米汤写的情报，拿在火上一烤，就能显现出来。
杨殷利用隐蔽战线的关系多次成功营救被捕同志。1927年，香港工委书记梁桂华被香港当局拘捕，杨殷迅速联系有关人士，聘请外籍律师辩护。最后香港当局由于查无实据，只好判梁桂华递解出境。但一旦押解至广州交由广州市公安局处置，梁桂华将凶多吉少。杨殷从广州市公安局内线那里得到确切情报：三天后，港英当局派员，乘坐香港至广州的客轮，将梁桂华押解至广州。经过一番周密考虑，杨殷设计出一个营救计划。这天，一艘英国海军的快艇驶来，几名“公务”人员登船查缉。随后，几名“疑犯”被带到快艇上，其中就有梁桂华，然后那艘快艇往澳门方向驶去……原来，那艘英国海军的快艇是杨殷通过一名华人爵士的后裔借来的，而客轮上的意外，是事先叫人放的烟雾，目的就是制造混乱，让军方有借口登船查缉，方便趁乱带出梁桂华。广州起义前，中共广州市委委员周文雍率工人游行示威而与军警发生冲突，为掩护群众被捕。杨殷通过敌人内部眼线梁暖，了解到周文雍的身份没有暴露。杨殷制定了一个营救计划。周文雍被拘押到了牢房，做好牺牲的准备。有人来探监，在送来的衣服里，夹藏了一包“指天椒”。来人告诉他四个字：速食，全部。周文雍嚼食完那包辣椒，胃辣得痉挛，肚子剧痛，皮肤过敏泛出血点，眼里泪水不断，体温骤然升高，就像得了急性传染病的症状。周文雍被紧急送到狱医那里，狱医一时也查不出病因，决定将他送往市立医院。监狱的车一开出，立即有车跟上。到了医院，一番检查过后也没有找到病因，只好留院继续诊断。当天下午，正是医院探病的高峰，病房前人来人往，两名守卫的警察放松了警惕。突然，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径直走入周文雍的病房。一个警察马上起身跟了进去，立即被锁了喉，另一个听到病房有动静，想去看看，也被捂住了嘴。几个人迅速把两个警察捆绑起来，用毛巾堵住嘴，丢进了旁边的料理室。然后用一张白床单，把带着手铐和脚镣的“病人”整个裹了起来，放在推车上，从容地推着这个刚死去的“病人”，大摇大摆地走出医院，将“尸体”抬上一辆“运尸车”运走了。而在营救前1小时，广州市公安局刚刚将这批“犯人”的照片让叛徒进行指认，有人供出了周文雍，知道这是中共的一个重要人物。特务们火速赶往医院，但那里早已没了周文雍的影子。
杨殷通过寓兵于地下的方式，化零为整，为广州起义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大革命失败后，原广东工团军（杨殷是其组建者）的队员有的疏散隐蔽在家乡，有的逃亡到香港，有的失业分散在广州。杨殷通过各种秘密关系把原工团军骨干召回省城。比如，通知隐蔽在家乡中山的铁路工人李甫、刘少溪等迅速回广州，组织工人赤卫队；指示疏散回南海农村的黄寿组织广三铁路工人和附近农民组成武装联队。李甫、李连和黄寿等人通过秘密联络点将其他工人串联起来，各路人马从四面八方汇集广州，从而组成了3000多人的工人赤卫队，成为广州起义的武装基础。
广州起义爆发后，杨殷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肃反委员，主持成立了消息局（情报局）和手枪队（惩处机构）等组织机构，专门负责搜集情报，逮捕反革命，维护社会治安。这些机构是中共早期领导下的各种形式的公安保卫机关的雏形。他下令手枪队肃清反革命，把沾满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分子鲜血的国民党反动头子沈藻修等，押到街上宣判死刑并没收财产。
四、浩气长存铸英魂
1929年8月24日下午，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和张际春五位同志在上海公共租界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开会。由于叛徒告密，杨殷等五人全部被捕。在狱中，杨殷等同志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重金利诱，毫不动摇。“你们背叛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于前，屠杀工农群众于后，是一群祸国殃民、双手沾满革命群众鲜血的败类。我杨殷铮铮男儿，岂肯与败类为伍？要我投降，万万不能！”“我们未死的那一秒钟以前，我们努力的在这里作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警士宣传，向狱中群众宣传。”这样视死如归的豪言，闻听者为之动容。30日下午，杨殷与彭湃、颜昌颐和邢士贞四人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就义前，杨殷坦然地对狱中难友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慷慨从容，英勇就义，表现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崇高革命气节。
◆杨殷、彭湃牺牲前，在狱中写给中共中央的信。
杨殷牺牲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高度评价了杨殷对革命的贡献。周恩来无比悲痛，连续撰写多篇纪念文章，写道“彭杨等四位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之很大的损失！革命的领袖是积了无数次的斗争和战绩，从广大的群众中涌现而锻炼出来的”。为纪念彭湃、杨殷二人的革命功绩，有7所红军学校被命名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将江西省兴国县辖均村、泮溪、永丰、茶园、敷元和万安县属黄塘、武术等7个区划分新县，名杨殷县，以示纪念。2009年，杨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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