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九大”基本确立了斯大林“二号人物”的地位。从1921年开始直到1925年列宁去世，所有事情都在加强和巩固他的权力：三年国内战争使苏俄面临着急迫的发展经济的任务，此时更需要坚强领导和实干能力，这正是斯大林所擅长的；战争结束后的政治危机使得苏俄政府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阶段，继布列斯特和约之后，现实主义再次狠狠地压倒了理想主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党内反对派挑起了一系列超出正常限度的争论，加深了高层的分裂，要求一位务实、坚定、强有力的领导人出来主持局面。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从此，他登上了国家权力的最高峰。他将继承列宁的事业，继续领导苏联。
本文为《俄国革命家小传｜钢铁领袖·斯大林》连载之二十二
中篇·中央委员斯大林（1912-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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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及篇末总结
1920年的“九大”基本确立了斯大林作为党内“二号人物”的地位。而从1921年开始，直到1925年列宁去世，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几乎都在加强和巩固他的权力：
首先，三年国内战争及之前的帝国主义大战已使此时的苏俄经济极其残破，工农业的产量比起战前大大减少，俄国面临着非常急迫的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至少要使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到战前水平）。比起理论和口号，此时更需要坚强领导和实干能力——这正是斯大林所擅长的。
第二，内战时期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争结束后引起了大多数农民和一部分工人的强烈不满，由此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城乡居民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达到最低点，农民暴动和骚乱再次遍及全俄各省。甚至“革命老区”喀琅施塔得也发生了水兵起义，并打出了“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派！”的口号[1]。政治危机使得苏俄政府被迫调整国内政策，结束“战时共产主义”，进入向小农及私有制让步的“新经济政策”阶段——这是一次意义极重大的妥协，它意味着，苏俄不但暂时放弃了向外积极输出革命的扩张战略[2]，连国内的革命进程都在向后退却。继布列斯特和约之后，现实主义再次狠狠地压倒了理想主义。
此外，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党内反对派在这一时期向中央多数派（列宁、斯大林等人）挑起了一系列超出正常限度的争论，加深了高层的分裂，并使本已十分艰难的国内形势更趋恶化。例如，从1920年11月开始到1921年3月结束的“工会问题”大讨论（托洛茨基因不满中央多数派的工会政策而挑起，提出“整刷工会”论，并发表反对派纲领。在托洛茨基反对派外，还出现了以施略普尼柯夫为首的“工人反对派”、以萨普龙诺夫为首的“民主集中派”，以布哈林为首的“缓冲派”，分别从不同角度反对多数派的政策）[3]。又如，从1923年10月开始到1924年1月结束的“民主问题”大讨论（同样由托洛茨基挑起，向中央多数派直接发难，并发表了反对派纲领）[4]。反对派的频繁活动促使列宁更加依赖站在自己身边的斯大林，而乱糟糟的党内情势也要求一位务实、坚定、强有力的领导人出来主持局面、清理乱象。
1921年3月8日至16日，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十大”在正式确立“新经济政策”外，还特别通过了一份《关于党的统一》决议案。决议案由列宁本人向大会提出，其中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派别活动，责令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新派别均应立即解散，以铁的纪律保证党的组织统一。这份决议明显是不利于托洛茨基的。
1922年3月27日至4月2日，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十一大”成为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党的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并选举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七人组成新一届政治局。根据大会决议，俄共（布）决定设立一个新的中央职务——“总书记”，作为书记处的总负责人来协调和处理党内各部门的具体工作。4月3日，斯大林当选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尽管这个新职务在当时的名义地位还并不显赫，但考虑到它的实际权力，斯大林能当选此职就已经说明一切了。
事实证明，斯大林成功履行了自己的新职责。雷巴斯描述道：（担任总书记后）“斯大林强有力地开始了工作。他从上至下建起了党的权力机关，采取了不断监督和下级机关必须执行上级机关决定的原则。短短几个月后，他就使机关听命了。”[5] 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整肃党的纪律、清除反对派的影响，并使党内各部门协调配合、高效运转，这既是斯大林的能力，也是列宁所期待的结果，更是当时的苏俄渡过重重难关所必须的。
最后，列宁突然恶化的健康状况使斯大林在列宁最后的日子里充当了类似“顾命大臣”的角色。
1922年5月，列宁第一次中风发作（脑溢血），除剧烈的疼痛外，他还出现了语言功能障碍和局部肢体瘫痪。在很短的时间内，斯大林来到列宁修养的哥尔克村，对列宁进行探望。列宁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希望后者给他提供氰化钾（无痛的毒药）来结束折磨[6]。事后，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记录了这次特殊的会面：
在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之后，弗·伊就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请求。弗·伊当时认定，对他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便要求用最快的时间把斯大林叫到他这里来。这个请求很坚决，大家都不敢拒绝他。斯大林在弗·伊那里的确谈了不到5分钟。当他从伊里奇那里出来后对我和布哈林说，弗·伊请他为其提供毒药……斯大林同弗·伊吻别后，就出来了。但是后来我们一起商量后决定，应当让弗·伊振作起来，于是斯大林又回到弗·伊身边。他告诉弗·伊，他与医生商谈之后，确信并非一切都完了，所以完成他请求的时候还没有到。弗·伊明显的愉快起来并表示同意，尽管又对斯大林说：‘您在说谎吧’‘您什么时候见过我说谎？’斯大林回答他……这段时间，斯大林到他这里来得比其他人都频繁。他总是第一个到弗·伊这儿来，伊里奇友好地接待他，说了笑话，还笑了起来，并要求我招待斯大林，我拿来了葡萄酒和其他吃的。这次和后面几次斯大林来时，他们都谈到托洛茨基，当着我的面谈的，看得出来，此时伊里奇是和斯大林一起反对托洛茨基的……与列宁在哥尔克村会面之后，斯大林应《真理报》编辑部的请求，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探望列宁和讲述自己感受的札记。这篇札记的目的，我认为有两个，一方面，对广大党员和全面民众为领袖健康状况忧虑进行安慰；另一方面，斯大林用自己的文章似乎强调他与列宁特别亲近的关系。[7]
可以看出，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是极为亲密的。并且由于精力不足，列宁在卧床休养期间只保持了与斯大林一个中央委员的密切联系。实际上，列宁在养病期间的生活起居和医疗保障均是由斯大林安排照应的，而斯大林也明显被列宁视作了可以在最后时刻托付后事的人。这种与领袖的特殊关系无疑为斯大林的党内地位增加了分量。
1922年12月30日，人类历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发生了——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共同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正式成立。联盟条约规定，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为新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委员会为其执行机关；此外，每个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在此前讨论建立苏联的方案时，斯大林与列宁发生了分歧：斯大林认为，应在保证各共和国充分自决权的条件下，使它们加入苏维埃俄国，成为苏俄联邦的一部分；但列宁坚持，必须维护三大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的平等地位，成立包括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在内的新联盟。斯大林最终向列宁让步，接受了成立新联盟而非扩大苏俄的方案。后世学者在论及这个分歧时，往往过分夸大两个方案的差异及方案背后两人理念的不同。但就实际内容来说，两个方案其实并无本质区别——构成联盟的四个共和国（俄、乌、白俄、高加索）过去都属于沙俄领土，虽然在十月革命后各自独立，但联系和纽带还在；乌、白俄、高加索三国的共产党组织均由俄共创立，实际也长期受俄共领导，以俄共为上级；独立后的俄罗斯本身也是一个包含众多民族和小共和国的联邦国家；在保证民族自决权的条件下，加入的究竟是“苏俄”还是“苏联”，对乌、白俄、高加索三国的意义其实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两个方案的区别实际是，斯大林想在消除民族隔阂、加深民族相融上更快一点[8]，而列宁希望先维持现状，再徐徐图之。不要忘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民族差异和民族主义思想是需要被逐渐淡化，以至最终消灭的。无产阶级政党强调“民族自决权”本质还是“欲擒故纵”，而不是真的要让各民族保持分离。
真正需要关注的一点是，苏联的成立有一种划定疆界的意义。这意味着，世界革命和欧洲的苏维埃化到1922年就暂时止步于这四个共和国组成的疆界了，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苏联”内部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世界革命没有受挫或停止，如果历史轨迹真如季诺维也夫在1920年所云“用两年或三年的时间使整个欧洲成为苏维埃国家”，那么苏联就不应在仅有四个加盟共和国时就成立，而应再等待时日，以便将苏维埃波兰、苏维埃德国、苏维埃芬兰、苏维埃意大利、苏维埃法兰西乃至全部欧洲国家都吸纳进来，成立欧洲甚至世界意义上的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另一点需要关注的是，由于列宁在1922年12月16日第二次中风，苏联的成立大会实际是由斯大林主持召开的。斯大林在大会上做了主报告，并宣布苏联正式成立。从形式上来看，是斯大林创立了苏联。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享年54岁。托洛茨基因故缺席了列宁的葬礼。而斯大林（46岁），是列宁的抬棺者之一。
从此，他登上了国家权力的最高峰。他将继承列宁的事业，继续领导苏联。
全篇总结
1912年到1924年是斯大林革命生涯中一段极为重要的岁月。
在1912年，他在流放期间当选了党的中央委员，在逃出流放地后创办了《真理报》，此后又长驻首都，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杜马选举运动，并主持了彼得堡党组织的工作。显然，他已经告别了过去那个高加索地方党的活动家“柯巴”的身份，开始作为全党的领导人之一，站在全俄的高度开展工作。而1912年最后一次“剥夺行动”的失败，也从另一个侧面隐喻了他的身份转变——他再也不是曾经那个在第比利斯啸聚山林、多次袭击银行马车并屡屡得手的“山大王”了。
1913年年初，他在国外驻留期间撰写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以坚定的立场和扎实的分析填补了理论空白，奠定了他民族问题权威的地位，也打响了“斯大林”在全国和全党内的知名度。而在过去，由于长期从事艰难的地下斗争，他的名字和他的工作都太不为人所知了。不过，由于内奸马林诺夫斯基的出卖，他很快被秘密警察逮捕，随后流放西伯利亚。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艰苦、最难熬的流放，持续了整整四年，最远被流放至北极圈内的库雷卡村，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释放。
斯大林在1917年3月回到彼得格勒的。他和他的同志们恢复了《真理报》的发行，并紧张有序地开展党的各项工作。由于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领导人尚未回国，斯大林充当了全党的临时领导人。在主持全党工作期间，他与列宁就“二月革命”后的形势与任务产生了意见分歧，最终促使列宁提前回国并发表《四月提纲》。很快，斯大林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并与列宁在积极推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上团结在一起。
1917年4月，斯大林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当选新一届中央委员，并获得了仅次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票数。会后，斯大林又位列负责常务决策的“四人小组”（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成为全党认可的参与中央决策的核心人物之一。6月，斯大林指导了彼得格勒工人大游行的准备工作，并为大游行撰写了著名的传单《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6月大游行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力量与群众影响力的一次公开展示。
在出人意料的“七月事件”结束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宣告终结，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完全掌握了政权，布尔什维克党重新转入地下。在加米涅夫已经被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逃亡国外后，斯大林成为“四人小组”中唯一可以自由活动的成员，他由此再次临时领导全党。7月底，斯大林首次独立主持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六大”，并代表中央委员会做了政治报告。在“六大”上，斯大林主持通过了吸收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决议。
8月底，“科尔尼洛夫叛乱”爆发。斯大林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成功利用了临时政府与军队之间的矛盾，积极发扬历史主动性，在叛乱结束后恢复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直接革命的条件趋于成熟。在决定俄国命运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坚定的站在列宁一边，号召立刻准备武装起义，并与反对起义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进行了激烈斗争。10月10日，支持立刻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获得中央多数票通过，起义进入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同时，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了新的机构“政治局”，斯大林入选首届七名政治局委员。10月16日，斯大林成为起义领导机关“革命军事总部”成员之一，参与负责全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违反中央决议，私自发表反对起义的声明后，斯大林与列宁一起对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并通过《工人之路报》对季诺维也夫进行了揭露。
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革命爆发了。工人和士兵占领了冬宫，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诞生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们一夜之间从地下革命者变成了掌握政权的执政者。斯大林被选举为新国家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并在实际上担任了列宁处理各项事务的顾问和第一助手。11月29日，他成为新成立的四人“常务局”成员之一。12月23日，他在列宁休假期间暂代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
1918年，中央委员会内部围绕是否签订对德和约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斯大林站在列宁一边，与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不战不和论”进行了坚决斗争，最终争取到中央多数票支持。3月3日，《布列斯特和约》签订，苏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同年，“七大”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正式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在短暂的和平后，1918年春季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夏季，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下，白卫军的叛乱开始了，苏俄进入了严峻的国内战争时期。斯大林受命来到察里津督办粮食等物资的运输，同时指挥南方军事。在这里，他与布琼尼、伏罗希洛夫等将领结下深厚友谊，并主持创建了彪炳史册的“红军第一骑兵军”。在实施包括“察里津驳船”在内的一切措施后，斯大林稳固了南方秩序，成功指挥了“察里津保卫战”。
南方的局势稳定后，斯大林被调回莫斯科，当选新成立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协助列宁主持内战期间的国防大局。1919年1月，他与捷尔任斯基赴东方战线调查战争失利的原因，并恢复前线秩序。5月，他赴西方战线整顿纪律，挽回败局。9月底，又赴南方战线指挥反攻。12月底，因在国内战争中的贡献，斯大林被授予“红旗勋章”。
1920年春季，内战进入尾声，苏俄开始战后恢复与建设。斯大林在3月底召开的“九大”上成为仅次于列宁的党内二号人物，全党公认的列宁的继承人。夏季，红军在解放乌克兰后顺势发动华沙战役，意图攻占波兰并建立苏维埃政权。斯大林多次提醒进攻波兰的难度及可能的危险，但没有得到重视。8月中下旬，进攻失利，红军在波兰军队的反攻下退至苏波边界，华沙战役彻底失败。斯大林提出成立委员会调查战争失利原因，遭到列宁否决。
内战结束后，斯大林为经济恢复、国家建设积极工作，并始终站在列宁一边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反对派斗争。1922年4月，他担任了新设立的“总书记”职务，成为俄共中央机关的实际负责人。列宁健康状况恶化后，斯大林负责了列宁生活起居和医疗保障的安排，并多次看望列宁。1922年12月底，斯大林主持召开苏联成立大会，宣布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列宁逝世后，他成为苏联党和国家新的领导人。
总的来看，斯大林1912年当选中央委员后在十年多的时间内跻身布尔什维克党核心决策层并逐渐成为列宁的继承人几乎是必然的：
在立场上，他是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的忠实的布尔什维克；
在理论素养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十分娴熟的掌握，并在民族问题上做出重要贡献；
在能力上，他有着极强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无论合法工作还是地下工作、抓笔杆子还是握枪杆子、领导党组织还是发动群众，都能胜任。
此外，对列宁来说，斯大林身上还有两个异常关键的品质：第一是大事上的不糊涂，每当出现重大斗党内争，斯大林总能站在列宁一边，做出正确的选择；第二是务实作风，斯大林从不空谈理论，而是着力于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从现实出发，脚踏实地推进革命。这两个品质使他备受列宁青睐，并不断得到领袖的提拔和重用。相比之下，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则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断犯错，有时甚至严重危及革命事业（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反对武装起义，并公开发表反对声明；托洛茨基、布哈林在十月革命后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并在条约签订后辞职向中央抗议）；他们对理论的坚持也时常陷入教条主义的“书生”之见，提出完全不符合俄国实际、根本无法实现的观点。
必须承认，斯大林在主持工作期间虽然也与列宁产生过分歧，但第一，分歧的性质往往并不严重；第二，发生分歧时，斯大林往往代表的是党内多数人的意见（如二月革命后斯大林对《四月提纲》的短暂反对，当时多数党员都无法理解列宁的思路）。很有意思的是，每当斯大林反对列宁时，斯大林都是多数派，列宁是少数派；而当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列宁时，列宁是多数派，托、布、季、加却总是少数派。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列宁的青睐和重用，使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迅速提升，也让他的才华和能力得到充分展露。另一个方面，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程度上运用自己的才能，又让斯大林的能力不断受到新的锻炼，一次次强化和提升，最终达到令人生畏、神乎其技的地步——君不见，这位内战期间的“救火队长”，指哪打哪，东奔西走，走到哪哪就能赢，哪就能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斯大林，yyds！
不过，伴随他的能力和地位走向巅峰的是，他个人的缺点和不足也逐渐暴露：
首先，性格粗暴，缺少耐心，思考问题和处理工作容易简单化，有时难以照顾全面，使部分人或地区的利益受到损失[9]；
其次，过于自信，固执己见，发生分歧时往往武断地认为他人是错误的。不注重民主，不容易处理好与有分歧同志的关系；
第三，长期做具体工作所养成的事务主义倾向，习惯于以程序化、行政化的方式完成工作。强调“结果导向”，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第四，长期的现实主义态度导致发生保守倾向，过于稳扎稳打而容易失去对某些历史进步机遇的把握（1912年和1917年两次与列宁发生分歧都是斯大林保守而列宁激进）。
在本篇所述的范围内，他的这些问题仍是次要的，也没有对工作造成较大的损失或影响。相反，在特定的情境下（如在国内战争时期），他的某些工作方式还是完成革命任务所必需的——非此不足以应对艰难的处境、战胜凶残的对手。但另一个方面，这些问题的累积将在日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不但使他本人犯下一系列错误，而且严重影响了苏联的命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例如：违反农民意志并造成粮食产量下降的强制集体化运动，最初的萌芽就是强制剥夺富农的“贫农委员会”；“大清洗”运动的苗头在“察里津驳船”上已经出现；苏联利益至上和大国沙文主义从逻辑上就是“一国社会主义”的变质与异化……当然，最重要的是，一支高效的、严密组织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强调结果导向并为实现目的不择手段的革命干部队伍，在日后不幸退化为了拥有自己特殊利益的、脱离群众的官僚集团。
但问题在于，我们是站在后来人的立场上、在开启“上帝视角”后才能知道当初的幼芽会在后来长成怎样的树、开出怎样的花。一旦回归到历史的现场，切换到当事人的视角，我们就必须承认——在当初那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人们只能这么做，这么做还有一线生机，不这么做连生机都没有；革命者即便掌握了科学真理，他们也只是肉眼凡胎（至多是杰出的肉眼凡胎），他们只能在有局限的历史条件下，用自己有局限的思维和认识，做出符合历史条件和自己认识水平的最佳的判断；除此之外，别无更优的选择。任何“事后诸葛亮”的指责，即便再深刻、准确，也只对后人才有意义，对前人则是无力且无效的。
从哲学角度来说，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步到位，必然要经历无数曲折和漫长的过程；随着实践的展开（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事物的内在矛盾在实践中一步步暴露，人类的认识也才能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慢慢地、逐渐地认识事物的矛盾、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为人类千百年来破天荒的、头一次尝试，其矛盾及内在规律的暴露必然更加困难和曲折，人类对其的认识和实践都注定充满艰险，经常发生失误甚至反复遭遇失败。这也是新事物脆弱性的表现。但新事物之所以“新”，正是在于它比旧事物更符合时代的潮流、更代表前进的方向，因而也更有生命力。新事物发展中所以经常遭遇各种困难，是因为新事物正在破土而出、向上生长。在它完全刺破泥土、获得充足阳光之前，必然会被污秽和黑暗所包裹。但在此过程中，一缕缕阳光已经可以通过微小的缝隙照射进来，使新事物可以更加强劲的生长。
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的新事物。历经磨难，又动人心魄；虽然最终未能完全刺破泥土，但它在生长和挣扎中所留下的经验教训，以及它给资本主义统治所撕开的裂痕，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和抹杀的。这是献给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
再回到主人公斯大林。如果有一位后人看到了斯大林未来所犯的错误，并驾驶时光机器穿越到了1920年，他该如何阻止当时的斯大林一步步获得权力并最终上台呢？
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结束斯大林的生命（自然死亡或他人杀死）；
第二个办法，确保十月革命后没有发生外国干涉及白卫军叛乱，保证德国十一月革命一次成功并建立全德苏维埃，让红军顺利攻克华沙并解放全欧洲。这样的话，高谈“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就会比持“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更出风头、更受欢迎、更有地位。
但这两种情况在当时都不可实现。换句话说，当时根本不可能阻止斯大林上台。
注释：
[1] 该起义发生于1921年3月初，3月中下旬被伏罗希洛夫率领的军队镇压。
[2] 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下，苏俄的首要任务是自保，而非向外扩张。同时，“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之一是吸引外资，这就要求与美、英、法、德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世界革命”的优先级下降了。
[3] 该争论详见《托洛茨基小传》下篇第五节。需要补充的是，在国内形势极其严峻的当口挑起“工会问题”争论是不合时宜的，它分散了人们对急迫问题的注意力，并干扰了本该全力以赴的生产工作。在这一点上，甚至托洛茨基本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经过三年国内战争的工人群众越来越不能忍受军事命令的方式。列宁凭着他准确无误的政治本能，感觉到紧急关头已经来临。而在此时，我出于纯经济的考虑，根据战时共产主义的原则，竭力使工会进一步鼓足力量，而列宁则出于政治考虑，主张减轻军事压力。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我们的路线发生了对抗性冲突。党内爆发了一场争论，但争论的内容却不着边际。当应该讨论迫切需要解决的粮食、燃料和工业原料的问题时，却在争论应当以什么速度实行工会国家化。在应该讨论已迫在眉睫的经济崩溃问题时，却在就‘共产主义学校’进行狂热的争论。（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4] 该争论详见《托洛茨基小传》下篇第七节。
[5] 引自雷巴斯《斯大林传》。此外，高加索党员、时任中央书记处工作人员的纳扎列强在1923年8月写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一封信中也介绍了斯大林带给中央机关的变化：“柯巴把我彻底征服了。我正在经历着一段重要却枯燥的磨练。目前我正被培养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办事员，使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决议得以执行的检查员。我们的关系似乎并不坏。他很狡猾。他像核桃一样坚硬，很难一口咬开......尽管他具有，如果能这么表达的话——理智的野蛮性情，他仍是个温和的人，有良心并善于发现人们的优先。伊里奇有了他，无疑如同有了最可靠的看门狗，毫无畏惧地看守着俄共中央这扇大门。现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大大改观。以前我们在这儿遇到的事别提有多糟了。而以前我们在地方上是怎么看这些中央机关的？现在一切都变了样。”（卡普琴科《斯大林政治传记》）
[6] 列宁的家族似乎有某种家族病传统。列宁的父亲也是在55岁时死于中风的，而1922年列宁已经52岁。他预感到自己很可能将要追随父亲离开人世了。当列宁向前来看望自己的斯大林索求毒药时，他可能回想起了1917年7月斯大林亲自为他剃去胡须并送他到火车站的情景。时隔数年，又是一次别离，又是斯大林来送自己。
[7] 引自卡普琴科《斯大林政治传记》。乌里扬诺娃提到的斯大林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札记指的是1922年9月份的《列宁同志在休养中》一文，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五卷。
[8] 同时也有希望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权的现实考虑。
[9] 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特别强调了斯大林“太粗暴”的问题，并认为这个缺点可能会使他做不好“总书记”的工作，包括会妨碍他与其他同志的团结。关于列宁《政治遗嘱》的分析请见本文下篇，或参考《托洛茨基小传》下篇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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