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的领袖，想必多数读者首先会想到毛泽东。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能够与毛泽东并称为“农民运动的王”这一称号的，便是彭湃。1927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发行，时任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的瞿秋白为该书撰写序言，在这篇《序言》中，瞿秋白给毛泽东和彭湃冠以“农民运动的王”称号。彭湃，一位出生于地主家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用一生行地主阶级的“叛逆”之事。他身为地主却不收租，学富五车专教农民识字，绫罗绸缎不入他眼，粗布汗衫最倾他心。他勇于挣脱世俗束缚，毅然走上探索拯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他心怀大志，奔赴海外求学，回国后，投身革命，传播真理，掀起了农民阶级的革命热情，以实际行动感染农民、领导农民发动起义，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被毛泽东称赞为“农民运动大王”，是中国共产党名副其实的农民运动领袖。
一、心怀宏愿，求学海外
彭湃（原名彭汉育）1896年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他出生的时候，彭家已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彭家有家庭成员近三十口人，“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可以看出，当时彭湃所处的生活条件是极优渥的，完全可以做一个世俗享乐的“少爷”。但彭湃年少起就极为同情农民，他曾为自家的佃户被父亲无理地压榨而难过，为被兄长催租而心酸，他不明白为何这些勤劳的农民终年劳碌却仍衣食无着，而富人不劳动却衣食无忧。他深深地为这种不公平感到愤慨，于是自小就有了要解放农民的宏愿。
当时，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许多进步青年选择外出留学寻求救国真理，彭湃亦不甘落后，挥别亲友，奔赴日本。至东京后，他为自己改名为彭湃，希望自己能够像“浩瀚的大海那样澎湃，去冲刷那黑暗社会的污泥浊水”。勤奋好学的彭湃很快就克服了语言的障碍，于1918年考入了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科。对于这一学科的选择，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将来“研究我国的政治经济，秉志改革”。
◆1917年彭湃赴日本留学，并在日本接触到进步思想。图为彭湃在日留学时伏案学习。
然而入学没多久，国内段祺瑞政府就做出丧权辱国之事，彭湃心系国运，以其特有的方式投入斗争之中。同年3月25日，段祺瑞政府在卖国丧权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上签下字。留日学生得到这个消息后愤怒难当，平时并不喜欢照相的彭湃，特地邀集留日同学黄霖生、陆精治一起合影一张，以此纪念国耻，还在照片上题词写道：“民国七年中国军事亡国协定被迫签订之日，特摄此‘国丧纪念’照片，以示国仇之不忘。”两个月后，留日学生集会纪念“五七”国耻三周年之际，受到了日本军警的逮捕和侮辱，为了抗议暴行捍卫尊严，三千名留日学生决定罢学回国，彭湃勇挑重担，回到上海组织成立了“救国团总事务所”，在《国民日报》发表《归国学生泣告同胞书》，号召反日救国运动。随后他又到广州参与了“救国团广州事务所”，参加起草《留日广东学生同乡会宣言书》，控诉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还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书一经发表，就受到了爱国志士们的支持，掀起了一股热烈的爱国救亡运动。紧接着，彭湃回到家乡海丰县，将留学期间遭受日本政府迫害的经历悉数告与乡亲父老，掀起了海丰的反日爱国运动。虽然彭湃等人的努力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但是北洋政府却坚持媚外政策，不仅不支持他们，反而强迫他们回日本继续留学，否则就要取消其留学资格。为了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彭湃等人只得忍辱负重，再度赴日。通过此次斗争，彭湃想要拯救民族危亡的心情更加迫切了，他一边更加努力地学习，一边继续从事反日爱国运动，以至于被日本警察列入了“黑表”，经常受到监视。
二、探求信仰，传播真理
再度回到日本后，彭湃除了学习必修的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寻求真理和信仰。一开始，他接触到的是基督教的“博爱”“平等”等唯心主义的说教，还一度研读过《圣经》，但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和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他逐渐认清了基督教的本质，转而研读马克思等人的学说。
1919年9月18日，彭湃参加了早稻田大学进步师生组织的“建设者同盟”，这是一个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反对资本主义以建立一个合理的新社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特色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格外重视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1920-1921年间，彭湃多次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加深了对农民的了解，增强了对农民运动的重视程度。此外，他还参加了“劳动者同情会”，帮助工人、农民劳动，关心他们的生活，进一步拉近了与劳动者的距离。1920年10月，他还与好友发起成立了“赤心社”，许多留日学生纷纷入社，他们一起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等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同时期，国际性的进步团体“戈思母俱乐部”也成立了，常常组织中国、俄国、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欧美国家的留学生一起研习马克思主义，彭湃是积极的参加者，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进步学者，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开始认识到“人类之痛苦是由于经济制度造成的”，要解放全人类，就必须“推翻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他的这种认识，在回国后不久就展现了出来。
◆彭湃
1921年5月，彭湃回国，不久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力于改造社会。当时，国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其他各种社会思潮泛滥，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了解不够，很容易受到误导。反对社会主义者想方设法抹黑社会主义，将共产主义曲解为“均富分财”，污蔑社会主义“提倡公妻”，认为社会主义“无法律”而势必“陷于纷乱无秩序的状态”。为了给社会主义正名，彭湃撰文据理回击。
比如，针对“均富分财”的说法，他说所谓的均富分财从根本上“仍是承认私有财产制度之存在”，而共产主义是“从根本上破坏私有财产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并非均富分财。针对“公妻”邪说，他援引《共产党宣言》中的理论进行了批驳，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根源，结合当前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公然买卖妇女充为娼妓并视她们为私有财产的现象，论证了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即现社会）有公妻”的事实，并再次强调共产主义反对私有制，所以“共产主义的社会（即未来的新社会）无公妻。”针对社会主义“无法律”之说，他坚持以现实为例，列举当前社会的种种不法之举，再次将矛头指向了“财产私有制度”和“买卖结婚制度”，他字里行间充斥着对共产主义的向往，认为将来的社会，人人没有了私有财产，自然就没有了争夺诉讼之事；人人都能吃饱穿暖，自然不会再有盗贼；人人都能自由婚恋，也就不会再有奸淫之罪。因此，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没有法律，而是不需要法律。虽然他的设想有理想化成分，但是此时的彭湃已经是一位具备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共产主义必将实现，鼓励人们不必担心社会主义“极难做到”，唯一要做的，是“赶快觉悟！互相研究！互相团结！互相联络！互相扶助而为之！”
三、热爱农民，甘当“逆子”
除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彭湃还将日本农民运动的经验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开展农民运动之前，彭湃就对农民阶级做了深入的调查，得出了农民运动比工人运动更具优势的结论。他认为相较于工人运动而言，农民不会像工人一样会因为参加运动而被解雇，而且他们忠厚老实讲义气，因为受到的剥削程度日益加深而具有暴动的心理和条件，同时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因不可移动而有利于占领。虽然农民文化水平有限，但彭湃认为他们中并不缺聪明的人，许多人已经有了阶级觉悟。并且，彭湃还认为“中国农民的阶级斗争，将出现于南部海丰一隅”。这时，军阀陈炯明托人向他示好，邀彭湃去省城发展，但彭湃却断然拒绝。他决心将自己与农民绑在一起，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湃也不愿和现在最有生机的农会及亲切可爱的农民离开了！”
◆彭湃从事农民运动时留影。
虽有与农民共患难的决心，但是真要做起来并不容易。彭湃刚到农村的时候，还保持着国外留学的习惯，他穿着白色的学生洋服、戴着白通帽到田间地头与农民交谈。他的态度很诚恳，但农民的态度很冷淡，不是把他当成来收捐的，就是怀疑他是做官当兵的，说不了几句话就远远躲开了。更大的阻力来自家庭，家里人知道他在做农民运动，更是把他看成了仇人，全家都不再理他，“除了湃的子或者妻之外，余的都讨厌湃的行为”。当他表示要拿出家产支持农民时，母亲边哭边说：“祖宗无积德，就有败家儿。想着祖父艰难困苦经营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他的大哥甚至要杀了他才甘心。
可是这些都没有动摇彭湃的决心。他热爱农民，决心克服困难。彭湃通过分析找到农民不愿和他接近的原因：一来说话“太过文雅”，二来“面貌身体服装与农民不同”，这两处都使他与农村、农民格格不入，自然得不到认可。于是彭湃就改穿比较朴实的服装，并且想出了新的办法，不再到乡村去找农民搭话，而是“专找在农民往来最多的十字路中去宣传”。农民们到路口休息的时候，他就趁机和农民攀谈。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喜欢和他交谈的已有十余人，听他演讲的则增至三四十人。他的宣传工作已稍见成效，麻烦也接踵而至。有一次他去城里，许多人都对他表现出了很奇怪的态度，他的亲戚们也纷纷带着食物来看望他，让他摸不着头脑。后来他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外面有传言说他得了精神病。彭湃做了一番调查，得知是“一班反对的绅士所制造的谣言”。原来，彭湃的所作所为使当地富绅愈发心慌，便合伙造谣意图使农民远离他。许多农民听说了这个谣言之后都信以为真，果然开始避着他。但是彭湃却不以为然，仍然坚持在农民多的路口进行宣传。
与此同时，他积极地向农民请教方式方法。有一次他向几个年轻的农民请教说“我天天下乡去宣传，农民总不理我，总不愿意和我多谈点话，你们有何办法？”农民一听立马给出了答案——一是“农民不得空闲”，二是“先生的话太深”，三是“没有熟悉的人带你去”。彭湃马上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与这几位农民约定了时间，决定在农民空闲时间深入到村里去宣传。有一位叫李老四的农民建议先成立一个农会，彭湃极为赞成，于是在1922年7月29日这一天，赤山农会就宣告成立了，尽管“当时加入会员者，仅七个人”，但增强了彭湃对开展农民运动的信心，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成功快到了。”
四、自毁田契，创建政权
赤山农会成立两个多月后，人数“增至五十余人了”。为了赢得更多农民群众的信任，彭湃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1922年11月的一天，他特地将农民召集起来，当众烧毁了属于他自己的全部田契，表达了他与贫苦农民一条心，表明了他投身农民运动的决心。就这样，在彭湃的不懈努力下，赤山农会逐渐壮大，影响力也一天比一天大，附近村落的农会也相继成立了，甚至“把县城东西南北都包围起来了”，给海丰县总农会的成立提供了条件。
1923年元旦，海丰总农会正式成立，此时加入的会员“已达二万家户……有十万人。”农会选举彭湃为会长。彭湃为总会制定了会旗，还起草了《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和《约农会简章》。并且，彭湃在筹办总农会的过程中十分注重细节，比如会旗是黑红两色的，这是因为在这之前海丰各乡各姓有黑红旗之分，引发了许多械斗，而农会将黑红合二为一，代表把他们团结了起来。再比如，农会用的印章是圆形的，这是考虑到方形的印章多用于官厅，农民一见就害怕。
◆此表为1923年农民被剥削的严重情况。
总农会下设文牍部、农业部、宣传部、仲裁部等九个部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开展，海丰总农会进入了“极盛之状况”，已有了“相当的力量”，以至于海丰县的县长不赞成农会却也“不敢解散或者禁止农会”。
1923年3月3日，海丰总农会举办了一场“海丰全县农民新年同乐会”，到场的会员多达六千余人，非会员有三千余人，同一天申请入会并发了会证的就高达两千多人。如此盛况，引起了地主乡绅们的恐慌，开始想方设法破坏农会。有地主故意刁难佃农，与佃农对峙公堂，没想到在农会的出面帮助下他竟打输了官司，一气之下该地主联合其他地主乡绅也组织了一个“粮业维持会”来对抗农会。为了挽回颓势，地主乡绅胁迫堂审的官员再次传讯农民前来受审，在地主乡绅的把持下，此次堂审“并无如何询问”便将受审的农民关押了，农会得知后立即行动起来，次日便组织了六千余人的集会，冒雨前去县里请愿。如此大的阵势给地主乡绅和法庭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法庭更是早早就派出了代表去和农会磋商，但是农会置之不理，仍然冲进了县衙门，迫使衙门释放了关押的农民，在场的六千多名农会会员“高叫农民万岁及打倒地主之声，震动全城”。经此一事，农民不仅认识到团结的力量，而且进一步认清了“农会是代表农民本身利益奋斗的机关”。一时间，海丰总农会声名远播，“要求入会者纷至沓来，实有应接不暇之势”，其他多个县区的农民也纷纷加入了农会，海丰总农会及时应变，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在各县都设了分会。不到两个月，潮州、普宁、惠来等地的农会也发展起来了，于是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在各县设县农会。而地主绅士成立的“粮业维持会”则自行解散。
在彭湃的领导下，1927年11月，海陆丰人民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11月13日，陆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11 月18日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11月21日，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中共中央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说道：在“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
五、拒绝营救，从此永别
彭湃坚信革命必胜，坚信能够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他曾畅想，等将来南京、北平解放，在北平开全国苏维埃大会时候，要迎出几百里、几千里地欢迎他们。可惜他未能等到那一天，为了中国人民能过上幸福生活，彭湃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1929年8月24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的彭湃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省军委会议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审讯中，因有人出庭作证致使彭湃的身份无法再掩饰，他索性“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慷慨陈词”。他把国民党的法庭当作讲坛，从入党前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一直说到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痛斥了国民党背叛革命，制造白色恐怖的罪行。”当他说到自己惩办反革命分子的时候，他对敌人轻蔑地说道：“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将我枪毙好了！”敌人对彭湃无计可施，恐生意外，便决定于28日处决彭湃。
彭湃被捕一事，党组织极为重视，正在上海主持中央军委和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周恩来迅速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制定了营救计划，却因时机耽误，未能成功营救。
此时，囹圄之内的彭湃不忘向狱内群众和兵警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监狱内许多难友甚至狱警都被其革命精神感染，纷纷感悟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我们穷人的正当出路！”有些遇难的同志则无比佩服彭湃的精神，说道：“到底是我们的中央领袖，能做我们的表率！”狱中还有些久闻彭湃大名的人，听说彭湃在这里，都争相来看，以“与他相识为最大的光荣”。
◆彭湃烈士铜像。
尽管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酷刑，手足俱折、身无完肤，晕死多达九次，但彭湃仍不肯屈服，他强忍伤痛，安慰和鼓励难友，自己却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党组织营救失败后，他给党写下最后一封信，要求停止营救，说道：“我等此次被白（指叛徒白鑫——引者注）害，已是无法挽救……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后来他又给爱人许冰写了一封道别信，信中仍然不忘鼓励她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说道：“从此永别，望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万望保重！余言不尽！”
1929年8月30日下午，国民党决定枪杀彭湃等人。赴刑场前，彭湃走过一个囚徒的身边时，把自己身上的外套脱下来，送给了那位战友。他慷慨激昂地向士兵和狱内群众作了最后的赠言，与战友们齐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彭湃在农民心中的地位太高了，以至于反动派不敢公开行刑，只能秘密地将彭湃等人枪杀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的旷地上。
彭湃牺牲的时候只有33岁，他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作为共产党员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铮铮誓言，他短暂的一生都在“叛逆”，他掀开了旧社会黑暗的一角，放进了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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