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5日-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为百姓和战士们所称颂的“红色大管家”，建国初期我军三个总部（总参、总后、总政）长之一，杨立三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吊唁活动。1954年12月7日上午,中央军委召开最高规格的追悼会，主祭人周恩来总理作了长篇讲话。
1954年的冬天那一天，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可是在前往八宝山烈士公墓的路旁却站满了人，这些人当中有老人有孩子，有普通百姓，也有知识分子，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聚集在这里，人虽多，但却很安静。仔细看去，每个人脸上都有着沉痛与哀伤。他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送这位我党我军的“红色大管家”最后一程。
而在新街口外的总政文工团排演场到西郊的八宝山的路上，走在右边最前头执绋的是周恩来总理，随后是彭真、陈叔通副委员长及吴玉章、徐特立等同志，这是文官队，在左边最前头执绋的是彭德怀元帅，随后是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共五位开国将帅，这是武官队。到八宝山后，周恩来总理眼含热泪与杨立三同志作了最后的告别，了却了他为杨立三同志抬棺送葬的心愿，谱写了一首共和国将帅生死情感人新曲。
周恩来总理伤感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不是无情论者。杨立三同志在长征中救过我的命，把我从鬼门关里抬出来，我不能忘记他，我现在不送他一程，死人也会说话的……”
大家也许会好奇，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拥有着怎样的荣誉，竟然可以让共和国开国的两大功臣为他亲自抬棺扶灵呢？
杨立三同志，字咏南，1900年11月18日生于湖南长沙市郊一个佃农家庭，自幼即遭受地主的残酷压榨。1911年开始在私塾、小学读书，后来经过长期的半耕半读生活，从艰苦的自修中学得了相当程度的文化知识，1918年在家乡做小学教师。
为了寻找光明，他于1920年在湖南张辉瓒部当上士文书，因为人忠厚踏实，又有文化，8个月后就被提拔为工兵连司务长。1921年任湖南陆军第十五团司务长，同年为孙中山讨贼军浙军第一路军军需官，1922年回乡继续读书。司务长一职，是杨立三从事军队后勤工作的起点。后来，他随湘军参加湘鄂战争、讨伐陈炯明战斗接连失利，杨立三被迫返回家乡，他心中苦闷、思想迷茫，只能通过读书诵经排遣郁闷。后来，杨立三回忆起这段经历也曾感叹：“既信佛，又信‘我们在天之父’；既读孔孟之书，又读金刚经，又念新旧约，唱赞美诗，这是何等的矛盾和混乱呵！”
他在青年时期就接触马克思主义，亲自听过毛泽东同志的讲课。
1923年6月，他在长沙参加驱逐军阀赵恒惕的活动。同年参加湘军游击支队，任军需正、国防局书记。1925年加入国民党，任长沙区党部监察委员，在本乡组建农民协会，并任长沙十四区的乡农民协会委员长、长沙四区农民协会委员长等职，接管区学务委员会，集资创办县立高小和尊阳女校。五卅惨案后，组织雪耻会，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在学校组织救国十人团和巡回讲演团，以进步教师为骨干，秘密组织农会。
1926年7月11日，北伐军攻克长沙后，经金井向湖北进军，杨立三带领农协会员举行了欢迎、慰问活动，鼓舞北伐军的士气。杨立三成立尊阳地区农民协会后，积极发展当地农民入会。杨立三组建农民协会期间，积极发展壮大农会的武装力量。
杨立三在农民运动中表现出色，深受组织信任，甚至一度被当成共产党员参加一些机密活动。直到1927年1月，才在县农协委员长陈伏泉、省农运特派员余隽五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区党支部书记。入党后，由于革命形势严峻，战斗频繁，直到1933年才将党证补发给杨立三。
南昌起义前，杨立三所在的新兵营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即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第三营。警卫团在团长卢德铭（共产党员）率领下乘船开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的途中，因九江方面被布防封锁，遂折向西进，转由江西修水县赶到浏阳文家市集结，准备参加秋收起义，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成为秋收起义两大主力之一。
在修水待命期间，杨立三从连队调到师部，任副官。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中共中央决定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根据前委指示，杨立三（领导过农运、干过湘军、做过小学老师）、何长工（赴法留学，在比利时学过建筑设计）与参谋处长陈明义（后改名陈树华）共同设计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
秋收起义失败，杨立三毅然决然跟随毛主席到了井冈山，在这里他主要就是负责部队的后勤供应，担任当时的红军后勤部长。这职务看起来轻松，可实际干起来却令杨立三犯了愁。当时的红军刚开始发展，缺米少粮，更不要说什么真金白银来建设队伍了，可就算是这样，杨立三也丝毫不敢懈怠，因为他知道，一旦他的工作失误，那整个红军队伍的生存和壮大都会极大地受到影响。
1927年9月29日，起义部队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史称“三湾改编”，将部队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把支部建立在连上。三湾改编第一次建立了人民军队的后勤机构。杨立三任团部副官，负责筹措经费，经办伙食、被服、粮食等军需勤务，从此与人民军队后勤结下不解之缘。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宁冈县古城镇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问题。杨立三参加了会议并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11月，杨立三随部队攻克茶陵后，兼任县财政科长，为部队解决钱粮问题。
1930年10月，杨立三同志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官长兼总经理处处长。1932年调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主任，负责军事机关、医院和工厂的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军队的运输和供应。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杨立三同志建立了大站、中站、小站结合的兵站运输线，表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
1932年，刚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总供给部部长的杨立三，正在为部队军服的开支犯难。
彼时中央苏区条件异常艰苦，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红军的吃穿用度都是很大的问题。
尤其在各项开支上，主抓后勤供给工作的杨立三，深知维系军队正常运转，保障工作不但要万无一失，深知得一丝不苟。
而当时每套军服开支超出了6分钱，为了弥补这个空额，作为“红军大管家”的杨立三，确实费了很大一番周折。
然而，最艰难的还要属两万五千里长征，那时候红军队伍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空前的打击，队伍的人员参差不齐，死伤相当惨重，杨立三的后勤部只好将各种职责一一承担起来，医疗、炊事、信息……只要是能够干的事他全都干过，可他仍旧坚持了下来。杨立三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直全力支撑着红军战士供给，成为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当时长征队伍走到了沼泽地带，一眼望去尽是绿绿的草地，遍地野花盛开，看起来是美不胜收，可大家都知道，在这样的美景下隐藏着的是生死的较量。掉进沼泽是非常可怕的，但可怕的是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到处都是毒烟瘴气和毒虫，不知何时就会得上病。
1934年，红军长征到达毛尔盖，周总理一病不起，高烧不止，不能进食，不能行走，这是一场难以治愈的大病——肝脓疡。因为当时没有药物，人一旦生病就凶多吉少，杨立三当时毅然决然地找来了担架，硬生生的用了六天六夜将周总理抬出了沼泽地，并安排医生精心治疗，挽救了周恩来同志的生命。
出了沼泽地的杨立三草鞋早已被磨破，双手也都被磨得都是血泡，周总理病好了之后感动至极，不知何以为报。后来两人的革命情谊也就这么结下了。
1937年，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在延安成立，杨立三担任校务部长，依旧主抓后勤等一系列工作。
虽然说是大学，可连学生宿舍都没有，而且组织当时决定要马上开学，摆在杨立三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得让学生们有地方住。
原本的校舍房屋就很有限，由于此时延安成了后方，很多青年都涌向这里，使得抗大学员一下子增加到了300多人，要在一个月内解决所有人的住宿问题，杨立三确实忙坏了。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任何一支军队都是需要稳定的军费和后勤补给来支撑的，即便是以艰苦朴素、作风硬朗著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一样。
可众所周知，整个抗战时期，中国都是由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党独裁，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国民党反动派顽强斗争了十年，免不了要受反动分子的诸多排挤。而人民军队又从不会去老百姓家挨家挨户收税、纳粮，更不要说像国民党军队那样强征劳役、税款了。
可军队总是需要军费和军粮来维持的。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全民族的觉醒，到抗战中后期，虽然我军在编制上始终被国民党政府控制，只有第十八集团军下属的115、120、129这三个师和新四军的一些部队。可实际上，我军早已拥兵数十万人了，这还不包括各地区的县大队、区小队的民兵武装，那么，在当时那个由国民党统治的时代，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所部数十万部队的军费又是从何而来呢？
自1937年8月中旬，独夫民贼、窃国大盗、蒋贼介石在全民一致抗战的迫切呼声中，被迫与我党达成共识，携手发起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将我党所领导的红军各部以及南方各地的游击队武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不久之后，为了在编制上削减我党我军所占有的编制份额，又将全国军队从之前的二十九路军改成集团军编制，我党指挥的原第八路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而新四军则直接隶属于国军第三战区长官部管辖。
虽说如此，但我军各部还是补改编为国民革命的正规军，所以，起初国民政府还是以三个师4.5万人的员额给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发放军费和弹药补给。
但是我党的军队实际兵力却有八万多人，这些军费和物资只相当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一半，我军省必须省吃俭用才勉强够用。
可是，随着我军在抗日战场上不断消灭日寇，夺取武器装备，以及广大人民踊跃参军，根据地和部队也在急剧地增长。到了1940年的时候，我军总兵力已经发展到了50万之众，这不但使得国民政府下发的那点军费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在皖南事变后，独夫民贼、窃国大盗、蒋贼介石无理停发了我党4.5万人民军队的军饷。从那时起，八路军、新四军的所有军饷、物资只能自给自足。
我军自给自足的办法主要是友军的赠送和国际社会、海外华人的捐赠。据当时国民政府统计，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十四年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的捐献总额竟达十三亿元，占国民革命军在抗战时期军费总额的三分之一，甚至连国军军中超过百分之八十五的飞行员和汽车驾驶员都是海外华侨。
所以说，无论是我军还是国民党军，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来自海外同胞的大力支持，这也是我军军费来源中最大的一部分。同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社会也为我军在抗战中给予了大力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在1937-1938年，苏联通过新疆为我延安革命根据地提供过大量的武器弹药、医药、通讯工具和生活用品。但193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全面封锁了我党与苏联的联系。
抗日战争期间，杨立三历任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兼政委，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一二九师勤务部长兼政委，边区政府财委主任、冀南银行董事长等职，千方百计筹措粮款，开展生产自救，组织武器装备和生活物资的生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和财政支持。1943年秋季，杨立三同志任前方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和后方勤务部部长，
日军占领华北之后，开始对整个地区实行严酷的扫荡和封锁政策，八路军物资供应奇缺的同时，整个社会的正常经济运转也早已崩溃。
彼时一套军服的价格，从1939年的两块钱，涨到了1944年的一千四百多块，物价疯涨的背后，其实是物资的供给不足。
1944年由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和杨立三起草的《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向全军公布，其中有战士补给以物代钱一条，这样的好处是，哪怕物价继续涨，发到每个人手里的实物不会变，就是实打实的物品，而不是不稳定的货币。在当时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之举。
1945年，杨立三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和经济部部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和同志们自力更生，组织军工生产。先后在敌后创建了被服厂，水力纺织厂和卫生药品器材厂，保证了部队的所需的大量药品供应。杨立三同志又积极领导军火生产，增强了部队当时的装备。
总后勤部就是主管全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只要是部队中能够用得着的东西，都归总后勤部管，如枪支弹药，军需物资粮食，油料等不同物品，都是后勤部统一管理发配。解放战争期间，杨立三同志历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兼经济部长、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兼华北后勤部外线司令、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等职，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和财经支持。
在总结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时，彭德怀元帅说：我们就是“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寇，“小米”是靠杨立三同志筹集的，“步枪”是靠杨立三同志的兵工厂制造、修理的。
杨立三同志为抗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还卓有成效地领导了人民军队的军工生产，并到山东与第三野战军共同部署了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曾受到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表彰。
1949年6月，杨立三主持制订《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度供给标准（草案）》。为吸取解放战争中因缺少军械专业人员，爆炸事故频发的教训，经周恩来批准，杨立三于1949年6月筹建军委后勤部军械训练大队（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械学校），学习武器弹药管理知识，培养仓库管理人才，并颁布仓库管理办法。杨立三兼任大队长、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杨立三一直致力于创办后勤院校、培养后勤人才工作，提出干部培养为后勤建设三大任务之一。
1951年12月，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反映了后勤工作存在的若干问题，引起毛泽东主席重视。毛泽东在转发该报告的批语中提出，“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开展整党整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12月13日，杨立三写信给毛主席表示将彻底检讨自己思想上、工作作风上以及其他方面的错误及其历史根源。并立即在后勤部长会议上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提出在全军后勤部门发起进行思想与工作作风检查的要求，从而在全军后勤系统形成了一次自上而下、大规模的教育运动，对于保持廉洁，反对腐败，端正后勤业务工作指导思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他的组织领导下，截至1952年年底，全国共建设各类后勤院校20多所，培养全军后勤系统青年知识分子5万多名，其中后勤学院是报批建立的后勤最高学府，1985年与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兼任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部长、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1952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在建国初期，我军总后勤部第一任部长是杨立三。195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部长。
1954年11月28日，在苏联治疗的杨立三不幸与世长辞，身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但他却给我军后勤工作人员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后勤工作史料---20多本工作日记。
杨立三将军一生没有子女。根据西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李达的自述档案，他曾经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健民、仲民寄养在杨立三夫妇家里。杨立三将军和妻子无任何遗产。他在主管后勤工作期间，经手财物无数，但他公私分明，未沾公家任何便宜，一心扑在工作上，把自己的身心全部贡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
他贫贱不移，富贵不淫，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在他生前，家人朋友们没有一个因他而升官发财。他去世后，家无余财，连老家的几间旧房也没有保留。
杨立三同志是清正廉洁的后勤干部，是当之无愧的我党我军的“红色大管家”。
他是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之一,被公认为军事财务专家。在1941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为解决八路军军工工人供给问题，他造了一个"饻"字（xī），以实物为单位计算工资，调动了军工生产积极性。章乃器先生称赞这种“实物分”制度是“一门极其具体复杂的科学”。
杨立三自从投身革命，到取得革命战争胜利，他都是负责队伍中的后勤工作。在这方面，杨立三可以称得上是专业人士。同时，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为我军后勤事业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十分可惜，这样一位优秀的后勤将领，在1954年12月5日因病英年早逝，未赶上1955年授衔机会，但从他为党和人民做出的贡献来讲，他称得上是未授衔的开国将军或是元帅。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他:“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楷模”。
正如诗人臧克家先生在《有的人——纪念鲁迅先生有感》一诗中所写的那样：有的人俯下身来，给人民当牛马，人民会永远地怀念他。我党我军的“红色大管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后勤工作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军事财务专家杨立三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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