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一家回国途中
■ 退休后从未停止思考
因为父亲是院士，当时院士是不退休的，所以并没有办过正式的退休手续。1982年，他卸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五年后又卸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从那时起，他就不再去办公室了。
1960年，钱学森（前左三）在某导弹基地指导工作
1986年的时候，我父亲还能走动，组织上找他，要提名他为政协副主席的推荐人选，他一开始没答应。当时政协主席是邓颖超，她亲自找我父亲谈。他们有特殊的渊源，我父亲上小学的时候，邓颖超就在那个小学当老师，虽然没有教过他，但我父亲后来一直管邓颖超叫邓老师，有一份师生情。
邓颖超问我父亲为什么不愿意当，他说想用有限的精力多做一些学术研究。邓颖超就说，提名还是要提名，当选后你有事可以请假。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登船回国时留影
应该说，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后，父亲从未停止思考。从1982年卸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到1996年的那十四年，是我父亲晚年学术思想的高峰期。从1982年到1990年，父亲研究的重点是系统科学、思维科学，还有人体科学、社会科学。
1978年5月，我父亲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了系统工程。1990年，他和其他两位同志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就是他那一阶段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
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钱学森（左）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1991年10月，我父亲八十岁的时候，中央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这个称号迄今为止我们国家只授予了我父亲一个人。
■ 为何没有出席授勋大会
1999年9月18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仪式，为“两弹一星”科技功臣授勋。父亲没有出席大会，而是在家里接受勋章。
他当时已经卧床三年了。1996年，他去医院体检，医生明确跟他说，钱老您得卧床，骨质疏松了。以前，他喜欢跟我母亲到楼下航天大院里散散步。但自从卧床后就不下楼了，他可能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老态。
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人体科学。他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更是花了很多精力研究医学。这方面，他是中西医并行的。中医方面，他跟我母亲学习做气功，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
西医方面，他的老朋友——加州理工学院鲍林教授曾来看望他。鲍林是位化学家，拿过两次诺贝尔奖，他有个理论是老年人服用超大剂量维生素有利健康。我父亲信他，便开始服用。当时保障他健康的医生都持谨慎态度，认为剂量太大。我父亲说：“我的健康我自己保障，我自己买。”
1966年"两弹结合"成功后，梁思礼(左二)、聂荣臻(左五）、钱学森（左四）等在发射场留影
从20世纪90年代到我父亲去世，他一直服用超大剂量的维生素。国内药厂生产不了这么大剂量的维生素，正好我妹妹钱永真生活在美国，就让她定期买了寄回来。
■ 一辈子不喜欢高朋满座
我父亲这一辈子从来不喜欢高朋满座，这一点和他导师冯·卡门完全不一样。冯·卡门不仅科研做得好，还特别喜欢社交，他每到周末一定要开家庭派对。
1945年5月，钱学森（中）作为美国国防科学咨询团成员在欧洲考察期间，与导师冯·卡门（右）在德国哥廷根会见冯·卡门的导师路德维格·普朗特
而我父亲20世纪50年代回国后，朋友圈就非常小，到了晚年，甚至和早先的朋友也来往很少了。但他有个学术小班底，有中科院自动化所的，有总装备部的，还有他的堂妹钱学敏教授，再加上他的秘书，连他一共七个人。
他们不定期聚会，我父亲想起来了，就写信请他们来讨论问题。因为我父亲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使，打电话听不清楚，所以他宁可写信。他们管这叫“小讨论班”，我父亲晚年的思考，不少都是跟他们一起讨论过的。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时的钱学森
他一辈子最爱的是读书。有一次家里装修，我怕把书弄脏，就全部封起来了。他没说什么，但一天下来都很不高兴。我说：“谁又惹您啦？”他说：“你知道我一天不看书有多难受。”我赶紧认错，从一个书橱里抱出一摞书，给他慢慢翻。
他看书的面很广，而且效率很高。他有个在国外养成的习惯，看书不是从头看到尾，而是认认真真看完序言和第一章，然后翻翻中间部分，再看最后的结论，这本书的内容他就知道了。但你说他看得快吧，哪里有错字他都能指出来。
他喜欢思考问题，话也不多。但到了晚年，他性格有点变化，也知道闷了，需要有人陪伴。有一次吃晚饭，他问我妈：“怎么永刚不露面，又出去了？”我妈说：“永刚有饭局，请假了。”
我父亲说：“你跟他说，不能老不回来吃饭，以后定个规矩，不能连续两天在外面吃饭。”
钱学森、蒋英与孩子们
母亲基本上是夫唱妇随，更多是陪着父亲。父亲看书看累了，她陪他聊聊天，也会说说文艺界的情况，父亲还会给些建议。父亲是2009年10月去世的，2011年12月是他百年诞辰。
母亲一直等着这一天，她在家里祭奠了父亲，到了第二年春天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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