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出彩人生中国梦·我的梦孙恒：为打工者的梦歌唱】
办一所工人大学——劳动者的社会大学，是我现在的梦想。
http://news.cntv.cn/2013/07/31/VIDE1375228322680296.shtml
【人民网：走进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新工人"想要改变】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2013年07月09日09:23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大门
人民网北京7月9日电 (王鹤瑾)烈日之下，坑洼不平的街道上黄沙飞扬，散漫、未经任何规划的建筑高低错落，道路两旁的商铺多数连块招牌都没有，这里就是北京市东五环外金盏乡皮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个蓬勃和荒芜合二为一的地方竟然有一间“博物馆”存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博物馆”)。
记者穿过狭窄脏乱的胡同，来到博物馆。一块匾，一个木门，300余平方米的展厅，2000余件展品，构成了博物馆的全部。博物馆陈列了打工者的照片、信件、工资单、欠条、工伤证明、生活用品、劳动工具等物品，目的不仅是想展示他们生活的艰辛和苦难，还表达了他们想要改变的强烈愿望：“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博物馆的前身是一位名叫孙恒的河南小伙子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的“新工人艺术团”，他们利用工作之余的空闲到工地、工厂、社区给工人义务演出，时间长了，成立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最初想法就此萌生。到2008年，在香港乐施会以及其他非政府机构的资助下，博物馆正式落成，还组建了工友之家、工人子弟学校、打工艺术团等机构。据统计，博物馆每年均接待5000余名参观者，目前已有2.5万人来此参观。
博物馆的主要负责人和创始人孙恒
2008年，全中国都在讨论改革开放30年，大家最关注的话题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城市化的发展。大家看到鸟巢，看到水立方，看到高楼大厦，但人们往往会忽略这背后中国两亿多进城打工人群付出的劳动。孙恒和工友之家的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100年以后，大家都还能记住建筑师，但建造它的劳动人民，张三李四，他们当时的生活是怎样的?没有人会知道。就像现在我们不知道长城是谁建造的。”
孙恒认为，城市主流文化没有打工者，可又在影响他们的思维和价值观，那他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创造属于这个群体的新文化。“以前觉得文化历史高高在上，应该由国家历史博物馆去记录，跟我们没有关系。但后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创造了历史却不能记录历史?打工者不能进入历史，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人记录他们。今天不一样了，科技这么发达，我们可以用录音笔，用数码相机，用DV来记录自己，我们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博物馆。”
孙恒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每个打工者都能开心地笑，有尊严地生活。孙恒讲了一个关于彪哥的故事。那时孙恒离开家，背着一把吉他在全国流浪卖唱，经常会在工地给端着饭缸子的工人唱自己写的歌。彪哥是来自安徽的一名建筑工人，矮瘦的个子，黝黑的脸庞，从来都不爱说话。“我在工地待了三天，最后一天他跟我聊天，并把一双粗糙的大手伸到我面前，告诉我，他用这双手养活一大家人。他以为只要拼命地干，生活就能改变，但是社会却依然瞧不起他们。”
在孙恒看来，这座博物馆存在的意义并不只是想展示工友们的苦难，而是想要改变。正视现实、真实地记录历史是第一步，之后再继续寻找改变的办法。“社会的改变是由无数个体的改变才做到的，我们的力量很小，但却尽了最大努力。”
来自全国各地的暂住证
农民流动到城市打工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头十年，主要是到乡镇企业打工，但是规模不大。1988年前后人数开始增加，1992年后，农民流动到沿海和大城市打工成为当时的一股潮流。2003年取消收容遣返制度后，进入城市的农民越来越多，暂住证充分体现了那一时期的特色。
博物馆收到的第一件捐赠品就是暂住证，也是收到最多的物品。一张赞助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作为一个外来打工者和农民的双重身份。在北京生活了13年的内蒙古青年王德志，现在虽然不用担心走在街上会被收容遣返了，但是如今逢年过节还是会被查暂住证。
“村口每天早上7时到10时都查暂住证，晚上也查，”一位工友曾写信给孙恒诉说，“我们买菜的人都要等到10时以后才敢去，如果抓到罚款50元”。
孙恒自己的故事
孙恒在2002年因为没带暂住证而收到的50元罚款单也陈列在展品之中，“打工的人最怕就是查暂住证，如果忘带或没有，往往就会被送到遣送站，要么罚款，要么遣送。”2002年10月29日，他在清河串亲戚时忘带暂住证，被联防城管逮住罚了50元。现在，他把当时的处罚书、罚款收据和暂住证挂在一起展示，“很多来参观的工友看到这个都很感慨。” 对打工者来说，这些本本就是“护身符”。孙恒说，“你很难体会到那种没带暂住证看到城管时的害怕心情。”
孙恒说，关于“暂住证”让人闻之惊心的、比较典型的是孙志刚事件。2003年3月的一个晚上，广东大学生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往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志刚又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那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第三天死于这家收容人员救治站。
工友们的加班记录单
打工者在城市中真真切切的体会了“快节奏”的生活，加班是件习以为常的事情。展品是一个工友的月加班记录，左边较窄的记录单是一位名叫林卫华的木工师傅在2003年6月加班记录，共计加班81小时。右边是另一位工友在2007年4月的加班记录，共计加班59小时。
孙恒说，现在大部分工友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仍然超过10小时，仍然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才能休息一天。大部分工友们甚至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参加社会保险，有的企业还存在拖欠、克扣和拒发工资的现象，尤其是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工友们经常面临这样的状况。
深圳富士康跳楼幸存女工田玉写给“工友之家”的感谢信和亲手编制的拖鞋
工友们每天进行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企业追求利益的高压之下，工人们被训练成了一台台机器，生活麻木，相互之间也少有沟通，工作和生活的强压无处排解。
田玉是当时深圳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幸存者，虽得以幸存，但却下肢瘫痪成为残疾。在2010年，只有17岁的田玉怀揣着对未来的期待到深圳富士康打工，主要负责产品“外检”的工作。现实总是不如希望的那么美好，上班第一天，田玉所负责检查的样品被查出不合格，因此被“领导”批评了。后来，只要查出不合格样品，就都去批评她。这让田玉感到非常委屈，但是让田玉难以适应的除了遭受责骂和委屈之外，还有周遭的冷漠。在田玉跳楼的前一天，她身上只剩下五块钱，急等工资用的她还没有领到工资卡，她问室友工资卡在哪里领，室友让她去找“领导”。“领导”告诉她要去另一个厂区领。田玉为了去另一个厂区，仅交通费就花掉了四块钱。可是，到了那边厂区，还是转来转去也没找到领工资卡的地方，最后孤立无援的她只好无奈的用最后一块钱坐车回去，由于钱不够，没坐几站便只能下车走回去了。回到宿舍之后，宿舍的人进进出出，没有一个人和她说话，仿佛陌生人一般。第二天，承受不了压力、委屈和孤独的她选择了跳楼这一极端的方式去结束工厂的麻木和冷漠。
事件曝光后，“工友之家”通过各种办法联系到她，给她安慰和鼓励，让她在这个复杂现实的社会感受到了关怀和温暖。现在她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走出阴影，跟着姑姑编织拖鞋，并有了自己的销售渠道，她有一个愿望，“如果我建一个工厂，我不会像别的工厂一样，不让人说话，管的特别严。我会人性化的管理，我会让他们开心做事，愿意来我家做事，不会有压力，高兴来上班，高兴回家。”
已有14年历史的烤箱
在小吃街和夜市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烤箱，不足为奇，但它却记载了打工者们的艰辛岁月。捐出这个烤箱的工友名叫曹祥栓，1992年来京后在二手市场买来废旧铁皮，自己手工制作而成，靠买烤串养家糊口。那时，他经常被联防管理(那时还没有城管)的管理者查抄。更有一次被抓，在京被拘留7天，没有与家人取得任何联系，心里纵然万般着急，却也只能等到被遣返回乡后才能和家人取得联系。三年后，他改做煎饼，后又卖过水果、熟食等，现为小红帽报刊发行部发行员。
这个烤箱是从联防队花200元赎回来的，至今已有14年历史了。
还有一位女工，1995年南下打工。开始去过石材厂，以计件的方式来计算工资，第一个月厂里生意还不错，算下来净挣了500元，虽然辛苦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后来换到一家织布厂，每天24小时两班制，薪水开始每月是500元，后来涨到600到700元，一干就是几年。每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节假日，整天围着机器转。天气热的时候，机器的温度高得人用手都不敢去摸，在这样的高温作业的环境里，每天只能汗流浃背，有时候甚至连内裤都湿透了。
打工者最熟悉的地方——出租屋
在展馆的最里头，隔出了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空间，一张窄小的单人床，一个简单的柜子，地上放满了锅碗瓢盆，空间的角落边还有一个生火的煤炉子。这就是打工者最熟悉的地方——出租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床是用砖头支成的，床底下堆着蛇皮袋、拉杆箱、胶鞋，柜子上凌乱地摆着方便面、杂志、蜡烛等物品，还有一台黑白电视，墙上挂着一面小镜子，装米的口袋就放在煤炉边上，一旁堆着做饭的锅碗瓢盆和热水瓶。每天，打工者一半的时间就是在这个窄小的天地里度过，他们的生活就在这样一个连转身都会感到困难的环境中进行。
一处固定居所和一个私人的空间，对打工者而言是一种奢望，来自河南的小女孩付明珠说，“我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家，搬家耽误了我上学，在每个学校刚上几个月，就要搬家。”
另一位工友说，他希望治安队的管理员能在进入他房间之前先敲门。一次，他正在卫生间里洗澡，哗哗的水声让他听不清门外的人在说什么，他本意是想赶紧穿好衣服出去，没想到前后不够2分钟，穿着迷彩服的治安队的人就把卫生间门给踢开了，连门锁都被踢坏。等我出来后问其为什么要把门踢开?答案是：要你出来，你就得马上出来。虽然他很气愤，但却极其无奈。据了解，类似洗澡时被踢开门的情况，在女性同胞身上也同样发生过。
《城市的某个角落》
在城市里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大街桥梁，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有声音在这样诉说：“爸爸妈妈来北京之后，是给人搬家的，他们每天早出晚归，很辛苦，晚上回家倒头就睡。”13岁的河南小姑娘名叫刘丹，她的父母是搬运工人，
天刚朦朦亮就赶着外出工作，一直到晚上8点才收工回家，平均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白天只有利用吃午饭的时间才能稍稍休息一下。他们最深的体会是工作太苦，感觉眼睛刚闭一下，转眼又到上班时间了!
图为博物馆的主要负责人和创始人孙恒。在他看来，这座博物馆存在的意义并不只是想展示工友们的苦难，而是想要改变。“社会的改变是由无数个体的改变才做到的，我们的力量很小，但却尽了最大努力。”
图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暂住证。“村口每天早上7时到10时都查暂住证，晚上也查，”一位工友曾写信给孙恒诉说，“我们买菜的人都要等到10时以后才敢去，如果抓到罚款50元”。
图为孙恒自己的故事。2002年10月29日，他在清河串亲戚时忘带暂住证，被联防城管逮住罚了50元。
图为工友们的加班记录单。现在大部分工友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仍然超过10小时，仍然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才能休息一天。大部分工友们甚至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参加社会保险，有的企业还存在拖欠、克扣和拒发工资的现象，尤其是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工友们经常面临这样的状况。
图为深圳富士康跳楼幸存女工田玉写给“工友之家”的感谢信和亲手编制的拖鞋。在企业追求利益的高压之下，工人们被训练成了一台台机器，生活麻木，相互之间也少有沟通，工作和生活的强压无处排解。
图为深圳富士康跳楼幸存女工田玉写给“工友之家”的感谢信。“工友之家”通过各种办法联系到她，给她安慰和鼓励，让她在这个复杂现实的社会感受到了关怀和温暖。
图中的烤箱已有14年历史。这个烤箱是一位工友于1992年在二手市场买来废旧铁皮，自己手工制作而成，靠买烤串养家糊口。那时，他经常被联防管理(那时还没有城管)的管理者查抄。更有一次被抓，在京被拘留7天，没有与家人取得任何联系，心里纵然万般着急，却也只能等到被遣返回乡后才能和家人取得联系。
图为打工者最熟悉的地方——出租屋。一位工友说，他希望治安队的管理员能在进入他房间之前先敲门。一次，他正在卫生间里洗澡，哗哗的水声让他听不清门外的人在说什么，他本意是想赶紧穿好衣服出去，没想到前后不够2分钟，穿着迷彩服的治安队的人就把卫生间门给踢开了，连门锁都被踢坏。等我出来后问其为什么要把门踢开?答案是：要你出来，你就得马上出来。虽然他很气愤，但却极其无奈。据了解，类似洗澡时被踢开门的情况，在女性同胞身上也同样发生过。
图为小朋友对父母工作的描绘——《城市的某个角落》。13岁的河南小姑娘名叫刘丹，她的父母是搬运工人，天刚朦朦亮就等赶着外出工作，一直到晚上8点才收工回家，平均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白天只有利用吃午饭的时间才能稍稍休息一下。他们最深的体会是工作太苦，感觉眼睛刚闭一下，转眼又到上班时间了!
【皮村孙恒：我为劳动者写歌唱歌】
发布: 2013-8-01 08:44 | 编辑: 曹小彧 | 来源: 北晚新视觉网
2013年8月1日讯，北京，在北京的2000多万人口中，约有一半是外地人。在这些外地人中，又以农村外出打工者为主体。但北京的都市文化却很少反映他们的生活、感情。本期的主人公--孙恒，是从河南来京的打工青年，也是一名歌手，还是公益组织“工友之家”的创办人。他把“工友之家”称为“新工人的精神文化家园”。这些年孙恒所做的事情，创办“工友之家”、“打工艺术团”、“同心实验学校”、“打工文化博物馆”，都是围绕着农民工这个群体，发掘和传播打工者的文化，为打工者服务。
在北京朝阳区的皮村，有一个小有名气的“打工青年艺术团”。每年，在皮村“工友之家”剧场，都举办打工者联欢晚会，登台表演的是打工者，观众也是打工者。艺术团的创办者就是孙恒，一个河南来京的打工青年。
孙恒，河南开封人。1998年，孙恒从河南安阳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教育专业毕业，到了开封四中担任音乐教师，但不到一年，他便辞职北上北京寻梦。繁华的首都残忍地打破了孙恒的梦，在这里他只能过着街头卖唱的流浪生活。为了生活，孙恒每晚都会去建筑工地卖唱。
认识彪哥 知道了自己应该为谁歌唱
在一个工地上，他认识了建筑工人彪哥。彪哥黑瘦黑瘦的，很沉默，有一个晚上，彪哥突然跟孙恒聊起了天，他向孙恒伸出双手，那是一双粗糙布满老茧的双手，彪哥说：“我什么都没有，就有这样一双空空的手，用这双手我要养活老婆、孩子、父母，每天干活很累，十三四个小时，有时十七八个小时，累的时候喝些酒，喝完酒更想家。我们用双手、血汗盖起了一座座高楼，但这个城市里的人，还是瞧不起我们，我想拼命干活，让生活更好，可是，这么多年，我还是只有这一双空空的手。”看着眼前的彪哥，孙恒想起了自己在地下道里卖唱的时光，还有那些在自己身边摆地摊的伙伴。
背井离乡寻找更好的生活，这是自己、地下道的伙伴们、还有彪哥等无数人的共同愿望，而生活的艰难、异乡的感受，也是这个庞大群体的共同经历，霎那间，孙恒突然悟到：自己的人生，其实就是这个群体的人生。自己歌唱就是要为他们发声。
很快孙恒创作了一首歌曲《彪哥》：
认识你的时候，已是在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以后。
大伙儿都管你叫‘彪哥’，你说这是兄弟们对你习惯、亲切的叫法。
喝醉了酒以后，你说你很想家。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
你说每天起早贪黑，你感到特别的累。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
你说你最痛恨那些不劳而获的家伙。他们身上穿者漂亮的衣服，却总是看不起你。
你说究竟是谁养活谁?他们总是弄不清这个道理。
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过去。
你拥有的只是一双 空空的手。
你总说，也许每天日子就会改变，
可清晨醒来后，仍得继续拼命地干......
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过去。
你拥有的只是一双 空空的手。
你总说，也许每天日子就会改变，
可清晨醒来后，仍得继续拼命地干......
认识你的时候，已是在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以后。
后来的一天，他再次来到这个工地，把歌唱给彪哥听，彪哥边听歌边用粗糙的大手抹去滚落的眼泪。
发行唱片创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1999年年底，北京明圆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在北师大开讲座，孙恒也去了。校长说：“北京每年有20万农民工子女，因为各种原因上不了公立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条件有限，孩子们的音体美课没人上……”台下的孙恒立刻举起手：“我可以去当志愿者，教孩子们音乐。”
第二天，孙恒站到了阔别已久的讲台，面对六个年级的孩子，孙恒让简陋的学校，第一次传出整齐的歌声。冬去春来，每天骑着破自行车往来于学校和住处，每个月400块钱交通伙食补助是他全部的收入，然而孩子们的歌声，却让孙恒坚持了3年。
2001年冬天，天津科技大学的学生社团去工地慰问工友，孙恒也跟着去了。50多个人拥挤在一个简陋的工棚里，窗户飕飕地灌着冷风，屋内挂晾的衣裤呼啦啦响。严冬中，有的工友连被褥都没有，还睡光板床。站在这样的工棚里，孙恒弹起吉他，大声唱了起来，工友们由鸦雀无声到掌声如潮，最后干脆一起合唱起来。“看到他们那么开心，我突然意识到，他们需要歌声，我也需要那个舞台。”
2002年“五一”，孙恒和三四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创办了“打工青年艺术团”，开始了工地义务演出生涯。两年时间，孙恒和伙伴们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工地义务演出100多场次，观众有两万多人。其间，他们也吸引了不少“演员”加入，其中有修理工、保安、保姆、厨师……
“打工青年艺术团”慢慢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2004年9月，京文唱片公司为打工青年艺术团出版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专辑卖了10万张，艺术团分到了7.5万元的版税，几个伙伴商量怎么用这笔“巨款”，想来想去，想到了工地上那些无学可上的孩子，大家一致同意：既然城市的学校不好上，我们自己办个学校吧。
6万元交房租，1.5万元用于建设、招人、买设备，在无数志愿者的帮助下，“同心实验学校”在京郊皮村诞生了，100多个打工子弟有了学校继续读书。在2012年夏天，当有关部门想要关闭这所没有户口的民办学校的时候，包括崔永元在内的众多义士，以各种方式呼吁，许多人甚至拿个小板凳，静静地坐在学校门口，阻止想拆迁的人进校门。最后，其他三所民办学校都被迫解散，只有同心实验学校，一枝独秀地继续书声朗朗。连在学校附近卖水果的大姐都说：“我就愿意学校继续存在，不然我孩子到哪里上学?我的水果谁来买?”
来源：北京晚报/黄杰
--
孙恒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sunheng1975
新工人艺术团www.dashengchang.org.cn
同心实验学校www.tongxinedu.org
同心互惠商店www.tongxinhuhui.org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www.dagongwenhua.org.cn
淘宝义卖网店http://tongxinhuhui.taobao.com
孙恒的博客：http://daheng126.blog.163.com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