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拆分型生产体制”？
这个文章表面上是想讲工资问题，但工资问题只是一个切入点，文章的中心关键词还是农民工。文章的核心论点在文章中是这么概括的：如果我们把农民工看作是一种经济过程或者生产关系的话，那么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在空间上的分离。这个命题所对应的现象，社会学领域有不少学者都分析过，他们用了一个概念叫“拆分型生产体制”。我现在感觉这个概念好像更好。
空间上的分离，或者说拆分型生产体制，这里的分离和拆分是什么意思？具体来说就是，农民工作为这样一种经济过程，他一方面在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务工得到工资，但另一方面他主要的消费和生计，比如说建房子、婚丧嫁娶、子女上学等等，也就是他的一生当中比较重要的几项开支，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再生产，却主要发生在农村。分离或者拆分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从城市工商业资本的角度来看，拆分型体制使得它可以用低于城市生活标准的工资来雇佣农民工。如果城市工商业资本只能雇佣本地城市里的工人，那么，它给出的工资水平至少应该要能够覆盖这个工人以及他的家庭在当地的基本生计问题。而有了农民工，城市工商业资本就不需要负担以城市生活为标准的那个工资水平，工资水平可以低一些。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上图的数据都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这个图比较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工资和历年农民工监测报告中外出农民工的年收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绝大部分可以认为是正规就业。所谓正规就业，通俗理解就是有五险一金，或者至少是三险一金。农民工的绝大多数就业是非正规就业，就是他受到劳动保障的层次是非常低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报告的收入是月收入，这里把它换成年收入，按照农民工监测报告的数据，农民工一般外出工作10个月，就乘一个10。从图中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外出农民工的收入基本上只相当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一半。当然有人就会说了，这个工资差距可能是因为两类工人的学历、技能、所处的行业等个体因素导致的。但严谨来讲，我也看过很多文章，即便在控制了种种个体因素之后，这两类工人工资水平的差异，在统计上依然是显著的。做这个工作的主要是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他们往往从中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户籍歧视的。把这个事情看成户籍歧视，这个说法不能说错。但我们之后会分析，光把它理解为户籍歧视是不够的，这里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我们这里讲的拆分型的生产体制。
从城市工商业资本的角度看是这样，从农民工本身的角度看，就会出现一个大家都熟悉的现象，就是他的家庭成员会长时间地分离。典型情况就是一个三代家庭，往往是老人和孙子、孙女留在农村，中青年的夫妇外出务工。“拆分型生产体制”中的拆分最早可能指的就是家庭成员在空间上的拆分。由此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说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
所以有人把这个叫做掐尖式的用工模式。就是说，城市工商业资本对农民工的利用，其实就是充分地利用他生命周期当中20岁到45岁这样一个黄金年龄段，但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把一部分本来应该由资本负担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甩掉了。
我前两天看论文，有篇文章就讲这个掐尖的问题。这文章题目叫《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很新的文章，《社会》杂志2022年第一期。文中有个插图：
横轴是农民工的年龄，纵轴有四个指标，劳动合同的签订率，拥有养老保险的比例，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比例，还有就是收入水平。我们明显能看到一个倒U型的关系。农民工的黄金年龄段大概就是26、27到35这个时间。在这个年龄段农民工拥有劳动合同、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比例都比较高，这个年龄段之外就很低。所谓掐尖就是指把农民工最黄金的年龄段掐尖了。
那么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在我看来，是跟这个拆分型生产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稍后会展开。另外一个可能更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拆分型体制”概念的例子，就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我国的养老保险分成两个账户，一个叫个人账户，一个叫统筹账户。账户资金在形式上分别有两个来源，个人账户资金是直接从工资扣除的，所以我们看到工资单里，你知道你的工资里有多少交养老金了；还有一部分是公司缴纳的，进入统筹账户。今天养老金个人账户其实已经可以跟着劳动者一起流动了，比如说我在深圳打工几年，我年纪稍微大了，可能在深圳不好找工作，就回到老家，那么个人账户的钱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手续转回到老家来的。但是，统筹账户中的养老金，至今并没有实现全国统筹。这就造成一个问题，比方说刚才讲的一个农村户籍的劳动者，他20岁开始在深圳打工，而且他很幸运，和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然后当他45岁在深圳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回老家的时候，他的养老金统筹账户的那一部分实际上是会被留在深圳，由深圳社保局统筹，支付深圳当地退休职工养老金。这在现象上就造成今天养老金的这么一个情形，东南沿海劳务流入省的城市的养老金往往是盈余的，而中西部很多地区养老金是亏空的。
我们的养老金总量上就是有些亏空的，养老金进来的钱相比要支出的钱是有赤字的，每年都是要靠财政补贴，总量上有这个问题。总量之下还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东部沿海城市，因为是劳务流入的，有大量的养老金截留在那里，所以它往往是有盈余的；中西部省份，在总量已经赤字的情况下，等于是雪上加霜。那么，套用拆分型生产体制这样概念，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深圳市的发展享受了这位农民工黄金年龄的人口红利，但却没有尽到应尽的养老责任。这还是有三险一金的情形，实际上很多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三险一金，这个问题，在遇到工伤的时候，尤其是像尘肺病这样的职业病的时候，矛盾就变得非常突出了。所以，从深圳这种发达城市的工商业资本的角度来看，在长期以来这样一种拆分型体制下，导致它的用工模式，或者对劳动者的态度，有点像对待一次性用品，它把劳动者掐尖了。至于这个麦苗以后还能不能长出来，它是不管的。
我讲了一下这个拆分型体制到底是什么意思。拆分型生产体制这个概念实际上牵涉的问题非常多，其中比较重要的，至少有这样两个。一个是城乡二元体制。在这个城乡二元体制下，是包括户籍制度，农村的土地和农业经营制度，城乡的公共服务一体化等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城乡二元体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体制。很多主流经济学家在分析城乡二元体制的问题时，经常把它作为过去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的包袱。从历史的沿革看，的确是这样。但是，从拆分型生产体制看，这种城乡二元体制在目前我们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具体的积累模式中其实已经有着现实的功能，而不是像主流经济学家说的那样，仅仅是一个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历史包袱。就如刚才讲的户籍问题，这不是简单的户籍歧视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历史遗留问题。实际上这个户籍制度在当前的整个资本积累模式中，在它的生产关系中已经取得了它特定的功能。除了城乡二元体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说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因为全球资本实际上是在分享这里的人口红利，最典型的就是农民工去富士康打工了，这里产生的高额利润，其实富士康可能拿的也不是大头，大头被苹果公司拿走了。
我接触的很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比较熟悉的人，在分析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时，基本上都是这种思路，只是用的概念可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以前很多人更习惯用的一个概念就是半无产阶级化。在文章中，我们对这个概念有一定的批评，但这个批评其实是比较学究的，没有那么重要。主要的一个批评就是，从对拆分型体制的说明当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农民工这样一种状态，其实与阶级这个概念强调的生产资料占有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实际上这个拆分型体制放到今天来看，越来越不再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拆分，未来会越来越多会表现为西部小城镇和东部大城市之间的拆分。就我个人的观察，最近几年，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现在的农民工家庭，可能不是分成两部分，在空间上，很有可能是固定地分成三个部分。哪三个部分呢？可能老头子在老家，老奶奶陪着他的孙子孙女在县城刚买的房子，陪孙子孙女上学，然后年轻的夫妇跑到东南沿海去打工。会呈现这样一个结果。在这个结构下，好像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在其中的作用就更微乎其微了。
所以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为了娶媳妇、孩子上学，在老家县城买了房子，甚至户籍也变成了城市户口，但是他依然要到远离家乡的东部大城市去务工。拆分的逻辑依然存在。换句话说，拆分型体制这个概念所强调的农民工作为一种再生产过程，它的实质是什么？它的实质其实是移民工人。它与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工人，欧洲的阿拉伯、非洲移民工人，是类似的。而不是我们传统上讲的半工半农的问题。可能在改革开放早期，半工半农很重要，但随着发展，半工半农这个问题越来越没有那么重要。
这篇文章本身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因为这个概念其实很多人都讲过，稍微有点创新的，可能就是用这个拆分型体制来说明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增长问题，这好像没有人做过。大家对文章感兴趣可以自己去读，我想多讲一点这个文章背后的东西。
利润挤压论和制度保护论是正确的吗？
文章背后实际上还隐含了两个问题意识。
第一个就是用来比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我看来，工资理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区别非常大的地方。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熟悉这两个领域，稍后会讲一下。所以，我觉得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了一种对两种经济学进行比较的素材。我至今还是觉得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在解释农民工问题上更说得通。所以我是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教学素材来研究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二，是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部在工资问题上的另外两种解释，一直有比较大的疑问。2004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是农民工工资高速增长的时期，一种解释是把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工人斗争性的增强。当然如果我们只是就现象到现象去解释的话，或许我们的确可以观察到在这段时期工人的维权斗争在增多。但问题是，工人维权斗争增多，也有可能只是劳动力供求变化在经济逻辑上的延伸。劳动力相对短缺，赋予工人更大的谈判实力，所以可能表现为工人维权增多，而不是说工人真正在组织上有什么质的改变。当然工人在组织能力上的提升，可能需要经历这么一些阶段，但毕竟这是两个有本质区别的事情。那么与这种解释类似的，就是把这段时期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国家保护的增强。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的，比如说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2012年进行了修订，然后在这个时间段里，各个地区都频繁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我自己还是更倾向于认为，据我自己的观察，无论是国家的制度保护，还是工人本身的组织能力，在这个期间是没有根本变化的。
文章的观点就是2004年到2015年这样一种工资增长，更多的还是一种经济逻辑。所以在文章中，我会多次强调一个事，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的趋势在2015年之后发生了逆转，高速增长的趋势并没有再持续下去，一直到今天。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那么自信，我自己不是那么确定。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简单地把工资增长率，或者劳动工资收入的份额，直接作为一个反应阶级力量对比的变量或者指示器，或者说是国家制度性保护的指示器，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但我们看到很多国外，尤其是美国，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很多时候确实是这么考虑问题的。比如说在解释美国1970年代危机上，有一个非常主流的观点，就是将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工人的阶级斗争导致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然后资本的利润被挤压，引起了危机。按照这个逻辑，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好像也可以归因为农民工的工资上涨太快，实际上在那个时期确实有很多人是这样讲的，当然后来2015年因为工资不再涨，这个话我们在媒体上就不太听到了。工资增长挤压利润，这是一种危机理论，虽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我们从结论来看，其实它跟很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的分析结论是一样的。所以，就我个人而言，这其实是很难接受的。
当然这里需要更加严谨的分析和对话，这是文章背后的另外一个问题意识。
这个文章有一个原始的版本。2018年，国际劳工组织的2018全球工资报告发布，工资报告数据揭示，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到2018年，这10年时间里，全球主要国家的工资增长都是停滞的，唯独中国除外。2018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写了篇文章。文章的意思是，中国在这段时间保持了高速的工资增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高速增长，主要原因是国家的制度性保护在增强。我当时觉得这观点可能不是那么对，就写了一篇短文试图去反驳，就是现在这个文章最初的版本。
下面讲一讲文章本身的内容。文章的整个问题意识的起点，就是我们的农民工的工资增长速度，可以从93年算起，一直到今天，大致可以划出三个阶段。
这个表格有点复杂，前三行是不同数据来源、不同口径的关于农民工月收入的数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是从2008年开始的，以后每年都会发布，在此前其实没有权威的关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的统计。能够得到的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数据有两个，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提供的农民工月收入，还有国家统计局固定观察点的农民工月收入数据。这三个数据口径都不一样，连续性也不一样。所以，要做出一个更加综合的判断，就要把三个口径都拿出来。好在我们关心的是增长率，所以，计算它自身口径内的增长率就可以了，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第四行是城镇单位就业在岗职工的增长率，是作为比较列在这里的，最后一个是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
如果我们仅从农民工工资增长的绝对水平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2004年之前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工资增长比较缓慢，几乎是停滞的；第二阶段是从2004年到2015年，工资增长非常快，已经接近两位数，尤其在10年到15年，明确是两位数；第三阶段就是15年至今，工资增速再次回落。这是指绝对水平，如果我们参照人均实际GDP来看的话，也大致是这样三个阶段。其中比较特殊的就是2010年到2015年，在这段时期，农民工工资的增速超过人均GDP，也超过城镇单位就业在岗职工工资增速。所以，真正的工资高速增长大概是2010-2015年。2004年开始，媒体上开始已经报道民工荒的问题了，工资增速已经起来了，真正在理论上、媒体上大范围的讨论农民工工资问题是在2010-2012年这段时间。
有这样三个阶段，那么问题就是怎么解释这三个阶段的农民工工资的变化。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如何解释农民工工资问题？
先简单讲一下马克思的工资理论。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或者说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剩余价值理论里面讲的。马克思的工资理论逻辑上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工人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所以工资不是劳动的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格。什么是劳动力呢？就是对这个工人一段时间内劳动的支配权，我买了你这段时期内的支配权，意味着这段时期的劳动力由我支配，产出的产品归我所有，就是这个意思。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所以才会有劳动创造的价值跟劳动力价值之间产生一个差别，劳动力的价值，又进一步还原为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生计水平。在我们讨论拆分型体制的时候，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农民工从他再生产的角度看，因为他的再生产主要发生在农村，所以他的再生产成本是更低的。
在工资领域马克思又讲了一个事情，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生活资料，具体的规模和范围，包含着一个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一条，很多人会把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理解为是李嘉图式的工资理论，认为就是一个糊口水平，好像这个糊口水平指的是生理意义上的。其实不是，马克思说它是包含着一个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很多人在这里其实就会有一个疑问了，这个再生产成本包含的历史和道德因素，如何和工资水平互动呢？其中的逻辑到底是怎么样的？马克思实际上没有说很多。马克思为什么没有说很多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马克思这里突出的是剩余价值理论。工资高还是低，这是一个次要问题，重要的是，只要我还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我还是一个工人阶级；我需要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本身就意味着工资只能用来维持我的生计，这两个是同义语。所以，工资高了低了是次要因素。当然后来很多理论认为，这个历史道德因素会更强调阶级斗争。在我看来，阶级斗争可能过度地依赖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历史经验了。
劳动力成为商品还要有前提，这个前提叫自由的一无所有，工人是自由的，就是说他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劳动力，但是他一无所有，除了劳动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卖，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我这里要重点说的就是，一个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需要一个机制叫做产业后备军。这个产业后备军用我们今天熟悉的话来讲就是内卷，就是说，需要一个机制保证，当劳动力短缺的时候，工资的上涨不会最终挤压利润。实际上就是说，在就业的工人之外，必须有一部分人是失业人员。马克思把它叫做劳动力蓄水池，产业后备军。正因为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彼此之间的内卷，最终会导致工资水平不会上涨到资本没有剩余价值可言的地步，工资长期看始终维持在一个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这个机制非常重要。这其实是主流经济学在讨论工资问题时候没有的一个视角。
如果我们去看论文的话，比如劳动经济学，很多时候在讨论什么呢？讨论各种各样的个体性的因素会如何影响工资水平，比如说，教育程度更高工资水平会更高；积累的经验越多工资水平会越高。这些观点当然不错，但是忽略了很重要的问题。以教育为例，受教育水平越高，工资水平越高，这是就个体而言，有可能只是在整个劳动力群体当中的排序更高，所以他的工资水平更高，你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整个民族，整个劳动力群体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所有人受教育程度都提高了，整体的工资水平也会提高，不一定。所以这里是有一个内卷的逻辑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理解。就好像我给同学成绩，当然你越努力，你的期末成绩会越高，但是努力程度跟你的期末成绩的之间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你努力是因为努力导致你排名更高了，所以你成绩更高。如果你努力，其他人更努力，那么你为了获得相同的成绩努力的程度必须更高。这就是今天讲的内卷的逻辑。
马克思还有一个概念，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会导致相对工资下降。打个简单的比方。比如说经济主要就是生产馒头，本来是一天生产100个馒头，工人的糊口水平是一天吃5个馒头，那么工资跟利润的比例是5比95；那么随着劳动力生产率提高，一天可以生产变成1,000个馒头，工人还是只吃5个馒头，那么工资总额跟利润总额的比例从5比95变成了5比995。简单来讲就是这么一个理论。当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可以容纳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也有一定的增长，只要低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那么利润份额就会增加。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下面我们讲的刘易斯工资理论，跟这个有点像。
新古典经济学的工资理论如何解释农民工工资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的工资理论，其实是不区分劳动和劳动力的，总的原则是把工资看成是劳动的价格。均衡水平由劳动的需求和供给决定，对劳动的需求内生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形成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需求曲线,劳动的供给内生于劳动者基于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准则，劳动者在劳动和闲暇之间进行抉择，就是在劳动还是不劳动之间的抉择。劳动可以换来收入，收入可以购买消费，消费可以带来效应；但是不劳动，我就休息，休息也能带来效应；所以这里有个抉择问题。这个抉择带来一条叫做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在一定程度内工资越高，每个人愿意劳动的时间会越长，但是工资高到一定水平，他可能就满足了。进一步提高工资水平，每个人愿意劳动的时间反而会变短。其实就是今天说的财务自由了。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的时候只考虑向右上方倾斜的一部分，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工资会随着劳动需求提高而提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任何失业都是自愿的。什么叫任何失业都是自愿的？就是说，你之所以失业，是因为在目前的工资水平下，你更偏好休息，所以你自愿地选择了休息，而不是失业。所以任何失业都是自愿的。所有的非自愿失业主要是由政府干预造成的，比如说最低工资制度。第三点，这一点有比较强的辩护性，均衡水平下的工资率正好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就是说你的工资水平跟你实际在劳动过程中的贡献是相符的。
这是经济学教材中的工资理论。
在农民工工资问题上，他们经常会认为，农民工工资低，是由政府人为的户籍制度导致的，好像取消户籍制度，很多问题，比如说留守儿童等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同时，大城市将会有更多的劳动供给，而且城市工资会进一步下降。
那么我们如果从拆分型体制来讲，这明显是不对的。因为农民工要进入城市，最起码的就是，他们除了享受城市对应的由政府负担的公共服务之外，还有个最起码的，就是他要有能够维持他在城市较为体面的生活那样一个工资水平，这个工作还要相对稳定，怎么可能是工资降低呢？
经济学对农民工工资的研究，刚才讲的，他们忽略了内卷的逻辑，这种忽略并不是他们意识不到，我觉得是有意的。因为内卷逻辑在今天经济学其他问题上是有体现的，比如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就是一个内卷逻辑，他们用博弈论分析非常多的问题，但在工资这个问题上很少看到。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如何解释农民工工资问题？
那下面讲一个介乎两者之间的，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解释农民工工资问题时候更常用的一个理论，就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这个理论简单概括就是，经济中有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传统部门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农业部门；现代部门就是城市工业部门。很多经济中传统部门有大量的剩余人口，中国也一样，人多地少；农业部门有比较多的剩余人口，随着城市工商业资本的积累，不断地会有农村的剩余人口进入到城市现代部门中就业，那么在传统部门的剩余人口耗尽之前，劳动力蓄水池是非常充裕的，资本的积累不会引起工资的增长，技术进步的好处都会被现代部门占有，导致利润份额上升，于是形成一个经济起飞的阶段。这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从他的文章本身的意图来看，它不是一个工资理论，它是一个经济发展理论或资本积累的理论。如果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话，这里的逻辑跟马克思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讲的逻辑几乎是一样的。这个理论用来解释农民工工资增长确实是比较适用的。因为我们发现，2004年之前工资增长是停滞的，2004年之后工资开始上涨，直到2015年，工资上涨速度超过人均实际GDP，那么这就意味着2004年这个节点，这段时期传统部门的剩余人口开始耗尽了，很多经济学都是这么讨论的。
我上本科的时候，2010年到大学，参加过很多的讲座，有一次的讲座标幅就写的“中国是否到达了刘易斯拐点”，有这么一个讨论。这个讨论到最后，用刘易斯这个理论来解释中国农民工工资增长，最后落脚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这个理论似乎能很好地解释农民工工资的变化，但问题是，似乎各种估算都表明，中国的农村其实尚存在规模庞大的剩余人口，所以问题就转化为如何理解劳动力剩余情况下的供给不足。
对这种供给不足有两种解释，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一种是说年龄结构，在计算的时候，确实农村有大量剩余人口，但是这些剩余人口主要就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所谓的现代城市需要的不是这部分人，需要的是20-45岁的黄金年龄段的人，所以真正短缺的其实是青年劳动力。第二种解释强调家庭分工结构的约束，这跟我们的拆分型生产体制讲的就比较接近了，就是说，农民工内部，家庭内部其实是有分工的，主要表现就是妇女或者说老年人在农村一边务农一边兼顾家务，要照顾自己的孙女等等。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很可能不能认为他是剩余的。
我这里想引用丁守海的文章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是最早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
这数据是基于一个实际的调研。他的调研，就是去问很多农民工家庭，给你多少钱，你才愿意出去打工？这里说的保留工资就是这个意思：至少要到多少的工资水平，你才愿意外出打工。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随着家庭留守劳动力人数的减少，这个保留工资水平是逐渐提高的。而且仔细看一下第2、3、4、5行，工资水平差距不是那么大，真正有差距的是，家庭留守最后一个劳动力的外出，他要求的保留工资往往要比倒数第二个留守劳动力要求高的多的多。
那么，家庭留守劳动力中最后一个劳动力的保留工资，这在概念上有一个质的变化，就是说最后一个劳动力的外出，就意味着这个农民工家庭举家迁移了，从农村到了城市，也就意味着他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整个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有一个质的变化。
在文章中为了便于分析，讨论了作为理想型构建的三类劳动者家庭。“在村的农民工家庭”，这个在村不是说他真的在农村，主要是指他的劳动力再生产主要还是发生在农村，他有一系列的制度条件，比如说国家对农村的制度安排，他有土地承包权，他有在村集体申请宅基地建房的权利等等。这是他劳动力再生产的国家制度的部分，同时他又是在一个乡村社会中，要符合的是在一个乡村社会中的体面的标准，等等。
与它形成对比的是“城市的劳动者家庭”。城市劳动者家庭会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同时，它参照的是一个城市的体面标准。
介乎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新的群体，现在越来越重要的，在代际上我们往往把它叫做新生代农民工，在概念上把它叫做“在城农民工”，就是说，他实际上已经离开农村了，未来也不打算回到农村去，他希望在城市落户，以后生活在城市，他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接近城市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依然是农村户籍，那么这就导致一个叫做“双重脱嵌”的结果。一方面他享受不到农村的虽然是低水平的制度保护，但也被排斥在城市的制度保护之外，这就是双重脱嵌，他的劳动力再生产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文章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思。
小结
我大概讲了一下文章的内容。下面我做一个小结。
第一点，这个文章对2004年到2015年农民工工资上涨的原因总的一个解释，就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耗尽导致工资上升，工资上升会有更多的农民工家庭发生家庭外迁，所以在平均意义上也会导致劳动力价值上升。这个分析是有点学究式的，我自己也不是很满意。
第二点，2015年之后工资增长期趋势逆转的原因，主要是劳动力需求增速下降，一个是绝对意义上劳动力需求下降，也就是经济增速下降，第二个是相对意义上。什么叫相对意义上呢？就是马克思讲的那个机器替代的逻辑，这是我们需要我们去重视的一个现象，就是整个制造业再越来越快地引入人工智能来产生对人的替代。
第三点，我想提一下这个拆分型体制对于我们理解整个中国经济宏观的一些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投资跟消费的关系。一般主流经济学把投资和消费还有净出口并列，认为是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三个需求。但其实这三驾马车，我们把出口拿掉地话就是两驾，投资跟消费其实是不能并列的。
在中国的经济中，逻辑是这样的，往往是投资决定消费。简单看一下，虽然我们以前经常说中国需求结构中消费的比例太低，投资比例太高等，但你会发现投资增速快的时候，其实消费的绝对增速水平并不低。比如人均GDP增长率在10%，最快的时候12%、13%的时候，投资增长率可能就15%、16%，同期消费的增长率也会有9%、10%，也很快。相反，最近几年投资的增速下降，消费增速也开始下降。这是马克思的观点，消费其实是投资派生的。在我们这个逻辑中，随着投资的增长，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接受务工收入，同时他会接受城市的消费模式，消费也跟着上涨。
所以，这里的核心逻辑就是城镇化，农民工的工资上涨，以及宏观需求结构中消费的增长，最关键的变量就是城镇化的速度。什么决定城镇化速度？是投资。这个逻辑是比较关键的。
第四点，这个拆分型生产体制有它的内在矛盾，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文章中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缺点，好像在暗示农民工不应该进城，继续维持以前那种拆分型生产体制是更有利的。一方面他能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一方面工商业资本能够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利润，这个事情不是很好吗？好像农民工也没有失去什么。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拆分型生产体制其实是不能完成再生产的。它反映的社会现象就是，它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掏空这个体制；这个体制的维持是以保存农村的社会结构为前提的，但它的运作逻辑却总是破坏农村的社会结构。这里有非常多的机制，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在经济上可能算不上很关键的机制，文章发现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换工率更高，更不能忍受富士康式的车间劳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他有留守经历，表示他情感淡薄；第二是他没有务农经历，第三就是其实他在农村中，物质生活水平是相对比较高的，等等，将会导致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整个拆分型体制中不是很重要，但是反映了这样一种逻辑，拆分型生产体制，其实是不能够被再生产出来的。它的运作逻辑会不断破坏它的前提，以至于未来会遇到它的危机。
第五点，我觉得可以展开的，就是刚才讲的双重脱嵌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他的工资水平可能比较高，但他的生活困境其实是最大的，就是说，因为他的双重脱嵌，他很难协调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比如说现在很多80后、90后，两夫妻结婚都搬到城市，家里有个小孩，那么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劳动模式，就是在制造业车间里，高强度的，高劳动纪律的，往往跟宿舍体制相伴随的东西，跟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也就是整个家庭生活的维系是有很大矛盾的。两口子都去工作，那小孩谁带呢？所以，就会造成往往需要隔代照料。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最近几年大家都很关注平台经济，和像外卖快递这样的平台工人。关于平台工人，我看了一些材料，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农民工是主动地进入这个行业，一个原因是工资水平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种工作相对的自由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可以更好地兼顾家庭和工作两个方面。这其实和双重脱嵌有关系。其实在制造业也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富士康，现在出现的桶工，往往只是在富士康旺季提个桶去富士康工作，他不愿意成为富士康的正式工，成为正式工在他们看来是非常不划算的，这是可以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好，我就讲这么多。
答问环节
提问1：我想问下，2015年后农民工工资降低的原因是劳动力需求增速下降，这个如何理解呢？是因为投资速度放缓么？
我们明显能够看到就是从2012年开始，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速就不断在下降了。我们讨论工资的问题上，不是在一个绝对量上看，而是在一个相对量上看。刚才讲到，城镇化是中国消费及工资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那么城镇化背后，我认为最重要是投资。大概2012年开始，整个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了。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讲的，直接的原因，就是投资的增速下降了。至于投资增速为什么下降，这就比较复杂了。
这里涉及到一个我没有讲的问题。关于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咱们农民工工资是很难进一步涨上去的，比如东南沿海制造业一直说说用工荒，但既然用工荒，你为什么不涨工资呢？涨工资就能招到人。很多人就会说，因为中国制造业在国际的整个产业链中的位置决定了很多制造业的工资是涨不上去的，利润太薄了。这是非常流行的观点。
我大概这么回应一下。
提问2：老师您好，感谢您的分享！有一些地方不是很明白，可以再请您讲一下拆分型生产体制的前提吗，以及为什么它会不断破坏这个前提，谢谢老师！
这是我在准备这个讲座的时候想到一个点，PPT中讲那个例子就是说，有留守经历的农民工，更不愿意像他的父辈、母辈那样从事制造业的工作，也更不愿意留在农村。拆分型作为一个体制，它的基础就是说，要城乡分离，我是去城市打工赚钱的，但是赚了钱我最后是要回到农村来花的，简单讲就是这样。但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他的目标是要逃离农村，这个体制就不一样了。
而整个拆分型体制在运作过程中导致了农村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把农村的社会结构掏空了，农村的下一代年轻人是不向往农村的。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里面全是城市里的例子，很多偏远农村的孩子都不好理解，教材里讲的都是什么东西，从来没见过。等等。但是现在是农村的资源大量向城市集中这样一个情况，导致下一代不愿意再继续待在农村。甚至说，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看，劳动力其实没有真正完成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问题，像三和青年那样，我休息三天干一天工，干一天工够我吃三天，也可以叫作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是生理意义上的劳动力再生产。我赚的钱能够买房，解决了小孩子的婚姻问题，等等，过上了一个农村一般意义上的体面的生活，也叫劳动力再生产。可是问题在于，我是没有养老金的，我年纪大了之后是没有全面的医疗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它其实是没有完整的劳动力再生产，只是一个短期意义上的劳动力再生产。所以这个体制的运行在破坏它本身，它是不可能长期运行。
还有很多学者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达相同的现象,比如说因为我们有农村集体经济,因为有土地承包权,有申请宅基地建房的权利,所以很多农民在暂时失业之后，依然可以回到农村务农，等等，这是事实。这些学者把这样一个体制作为整个中国经济的稳定器去看。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样一种状态并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状态。因为很多农民在农村的生活，在这样一个资源不断向城市流动的情况下，农村的生活其实不能说是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
提问3：想问农民工的困境在那种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工家庭会不会有所减轻？
这个挺复杂的，取决于大量土地这个大量有多大。我的了解，我当然我也不是很有经验，我也没务过农，我大概的了解就是一亩土地的一年的毛收入大概是1,000块钱。
那么中国有19亿亩耕地，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今天的城市化率按常住人口算大概就60%。那么如果我们想有一天哪怕城镇化率到达了90%，农村只剩下1.4亿人口，那么人均大概就15亩地，一户人家大概的土地不会超过50亩地。如果是这种水平，以农业为生，大概是可以的，但也不是太好的水平。
但实际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土地面积是比较少的，农业本身的收入水平并不高。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农民家庭有越来越多的现金支出的压力，尤其是小孩子结婚，建房子，等等，所以他才要去外出工作。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职业承包，大概夫妻俩能够经营的面积，种粮的话可能最多可以到50-60亩，那个收入水平可能还可以，咱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新型的农业经营模式，可能有其中有一些是比较好的，我不是很了解。
提问4：近两年的职业教育等扩张和发展，带来大量的职校学生进入工厂做实习生工人。这样会造成农民工和职校学生之间的竞争吗，或者农民工更难就业工资更难提高？
关于职业教育这个问题。首先，农民工跟职校学生很可能是重叠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接受职校教育的。至于内卷竞争，因为新生代农民工跟职校学生就是重叠的，所以无所谓他们之间的竞争，哪怕没有职校学生，其实这个内卷肯定是越来越激烈的。现在找工作越来越难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作没有像以前那么好找了，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竞争始终是存在的，至于谁跟谁竞争好像没有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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