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气象台统计，今年6月以来，南郊观象台35℃及以上的高温日数为19天，为1951年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多。与此同时，截至7月6日，北京已经出现五个40℃以上的高温天。7月2日，一位48岁的导游龚贺在颐和园带队时，因连续高温暴晒，最终体力不支而倒下，死因为“热射病”，即中暑。这是一种因体温过高而引发的疾病，当身体核心温度超过40度时，就会引发恶心呕吐、呼吸和心率加快、意识模糊甚至昏迷等症状，严重则导致生命器官损伤直至死亡。
高温高湿的环境因素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是造成热射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在北京市，这已经不是今年第一例因热射病死亡的病例。其中反映出的是我们这些长期处于户外的体力劳动者们在政府的公共卫生系统中，长期被忽视的高温干预与监管缺失。大多数劳动者年龄在四五十岁，因难以和用人单位认定劳动关系，去世后无法被认定工伤。
全球平均温度自工业化以来已上升了1.1摄氏度，且将在未来继续上升，出现更频繁、更强烈、持续时间更长的极端高温事件。气温上升可能加剧职业热应激的持续时间、频率和强度，热应激指机体在高温条件下对热暴露所做出的非特异性生理反应的总和。
简而言之，人体暴露于高温环境下将产生热应激，若热应激过于剧烈，则会造成部分人体功能蛋白的失活，甚至人体结构蛋白的变异，最终导致人体生理平衡的紊乱，表现为热疾病和死亡。气温上升可能加剧职业热应激的持续时间、频率和强度，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无疑是对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劳动者生命安全的直接威胁。
在炎热环境中工作的劳动者可能面临多种与热相关的健康问题，包括大量出汗、疲劳、脱水、肌肉痉挛、头痛、皮肤问题、高核心体温、肾脏疾病、肝脏问题、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眼部疾病、消化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和感染疾病等。在炎热环境中工作的女性还可能面临阴道感染、胎像不稳、心跳加速等健康问题。此外，热应激还可能导致脊髓或脑部损伤，并增加蚊媒和水传播疾病的风险。劳动者的死亡率也会在高温条件下增加。
而在如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广大劳动者失去了选择工作环境和适应措施的自主权，以利润为导向的雇佣制劳动阻碍了我们保护自己在高温环境下的健康和安全。同时，外包劳资关系下，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形同虚设，寄希望于事后工伤认定和赔偿的可能十分渺茫。
劳动者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自保。具体来说，就是尽量不要在炎热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大部分劳动者靠的是计件工资制或提成来获得收入，很多情况下都会不自觉的限制水分摄入来减少上厕所的时间，这样很容易让自己陷入超负荷状态。从事体力劳动工作的农民和建筑工人可能会饮用苏打水和能量饮料以保持警觉和精力充沛。然而，含糖和咖啡因含量高的饮料具有利尿作用，可能使工人在热环境下更容易脱水。因此，在高温环境中工作的劳动者应该增加饮水量，避免摄入含糖和咖啡因含量高的甜饮料。
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身权益发起斗争。劳动者面对炎热的工作环境时，理应得到充足的补水、自我调节、工休制度、阴凉休息处和适当的卫生设施。而这些最基本的权益不是靠资产阶级施舍得来的，是靠和他们不断地斗争才能赢得的。当然，这不是某个势单力薄的劳动者能完成的任务，这就需要我们深入联系和团结群众，组织起群众的力量，唤起劳动者们的维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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