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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青瓦台的欢迎晚宴上，韩国的少年少女合唱团为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献上了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而在此前参观昌德宫的活动中，“第一夫人”与韩国总统府首席秘书官赵允旋女士就《大长今》、《来自星星的你》等热门韩剧相谈甚欢，宾主双方极其融洽。不过，在这一派祥和的背后，却正是这一时期东北亚局势暗潮翻滚，风云突变的关键时刻。
韩国朴槿恵总统，由于在“岁月号事件”以及后续一系列人事安排上的失败，最近又发生东部战线前哨的士兵乱射事件，虽然在地方选举中免于大败，但按照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其支持率已跌落至上任以来最低的36.1%：反对朴的年龄层，主要集中在年青一代(20～39岁)，不支持率超过了70%;中生代(40～49)的不支持率也高达63.9%;即使是保守阵营的传统支持者(50、60一代)，50一代的不支持率也达到38.5%;支持率最高的是60一代，为60.0%。
内政毫无起色，在北南关系上，也因为对美国亦步亦趋——所谓“美日韩对朝的步调一致”——表现出僵化空洞的风格，使北南关系陷入不死不活的现状。作为骨子里就媚美亲日的韩国保守集团来说，本意是想着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关系，而美国也在后面一力撮合，但日本的大幅右倾以及“战后最右首相”安倍的出现，使得韩国保守集团的算盘落空，以至于为了不被国民视作“韩奸”，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跑到争议岛屿上作些政治秀。可以说，由于日本的极右化，韩国外交的回旋余地变得越来越小：与日本真撕破脸，美国绝不会允许;与日本加强军事合作，又会丧失民心。与北方走得太近，美国绝不会允许;与北方剑拔弩张，首先倒霉的肯定是自己。与中国太亲密，美国绝不会允许;与中国疏远，又会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巨大损失。在中美之间的“新型对抗关系”日趋明显时，想在政治和军事上依靠美国，在经济与对北问题上又利用中国的韩国，平衡木游戏能玩多久，恐怕不是其自身能够左右的。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东北亚几个主要国家之中，作为“发达国家”并且向来自视甚高的大韩民国，实际上却一直扮演着非常被动和尴尬的角色。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从1945年解放到现在，朝鲜半岛的南部始终未能摆脱殖民地结构(不过是从太阳旗换成了星条旗)，始终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说来悲哀，与日本相比，韩国离一个所谓“正常国家”的标准也许更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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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正常国家”，是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右翼的“悲愿”。
对于日本而言，无论左右翼，都强烈的认同日本不是一个“正常国家”，都强烈的认识到日本处于美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所以，如果在日本，某个人喊着“反对美帝国主义”，千万不要冒失地认为这一定是出自左翼之口;同样，对于那些反对“战后体制”的声音，也不能一概视作右翼叫嚣。
虽然都以所谓“战后体制”为敌，但左右翼仍然有本质的区别。左翼所反对的，是指日本战败后，保留了反动的天皇制度，同时通过“美日安保条约”，日本被编入美国的世界霸权战略之中的“战后体制”。而战后和平宪法中的核心“第九条”，并不是他们反对的目标;右翼所反对的，是指日本战败后，被“胜利者”(美国)强加了宪法、“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等一系列“非日本固有的”制度和价值观，作为国家被剥夺了军事、外交、经济的自主性——石原所谓日本是“一条被阉了的狗”——的“战后体制”。和平宪法中的核心“第九条”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块绊脚石。另外，中国所理解的“战后体制”，用张文木先生的概括就是：“一个镇压体系”。即指对轴心国集团的镇压体系，不许这些国家再乱说乱动，并时刻保持警惕和监督。可见，“战后体制”有其特殊的复杂性。针对轴心国集团的“镇压体系”成立未久，就出现了两大阵营的对峙，导致本该被镇压的对象摇身一变为受扶植的对象。如果我们认同“战后体制”是“一个镇压体系”的话，那不仅应该批判这个体系的“造反者”，更应该严厉批判本该负起监督责任却监督不力甚至包庇纵容的一方。
毫无疑问，由于安倍的所作所为，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在东亚陷入孤立。但对于日本的外交困境，应该有一个清醒的判断。除了某些标榜“反美”，属于日本右翼“兴亚”源流中的一派之外，战后的日本主流右翼，始终是贯彻着“亲美反共”、“脱亚入美”的。他们不会太在意与中、韩的关系好坏，甚至在安倍的心腹谋士眼中，“盟友”韩国也是可以无须理睬的。更重要的是，美国已经点头，并主动为其松绑，下一步美国是否会大力推动日本“入常”的工作，不能不令人忧虑。不断地提醒美国将会引火烧身，没有多大意义。在美国看来，他正熟练地操弄着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之术，从而在国力衰退的大势下，利用地区国家的猜忌、分裂，得以继续维持其在亚太的霸权。
除了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一时期日本的又一大异动是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出现了新的进展——虽然此举遭到韩国的抱怨，但日本似乎并不在意，从中也可窥见日本内心深处对韩国之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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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与美国保持所谓的“步调一致”，令朝鲜的领导人对朴政权不再抱有过多期待。
日本学者和田春树曾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称作“游击队国家”。作为一个受到严酷封锁、制裁的国家，朝鲜在生存斗争中表现出了极其顽强的意志和非同一般的智慧，被认为“不遵守‘国际规则’”恰恰是其老到之处。1994年之后，面临着建国以来最大危机的朝鲜，面对着美日韩这样强大的联盟，如果遵守所谓“国际规则”，恐怕早就落得和伊拉克、利比亚一样的命运。在外交上采取游击战术，出其不意，一石多投的作风正是化劣势为优势的合理战略。
老练的“游击队员”善于等待和把握时机。乌克兰的动荡，俄美的对立，使朝鲜与俄罗斯迅速地接近：俄罗斯对朝鲜免除债务、赠送消防车、签署经贸合作文件、军乐团访问;朝鲜则在俄罗斯的银行开设帐户，相关贸易使用卢布而非美元结算。
比起朝俄接近，朝日的接近更引人注目。日本一向敌视朝鲜，对朝实施所谓单边制裁;在日本国内，反朝舆论与丑化朝鲜的出版物可以用泛滥成灾来形容——但同时，也有为数不少的水平较高的关于朝鲜或朝鲜半岛的著作。日本是除朝鲜本国外最早出版《金正恩著作集》的国家——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一位极右翼的首相现在试图开启朝日关系的新阶段。从政治现实的角度分析，与朝鲜无法打开对南尤其是对美关系一样，无法打开对中对韩关系的日本，反而因之找到了互相接近的理由。除此之外，虽然一直敌视对方，而且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朝鲜与日本的特殊联系往往被人忽视。这种联系不仅产生于近代殖民主义的历史，还在于日本社会中大量“在日”(在日高丽)的存在——金正恩第一书记的母亲就是归国的在日朝鲜人第二代。“在日”群体是日本“扒金宫”(弹子房)等娱乐行业的主要经营者，通过总联等组织，有关收入曾经是朝鲜外汇收入的一大来源。日本的单边制裁实际上就是企图切断“在日”群体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济通道。此外，朝鲜在日本政界也有特殊的人脉关系。朝日邦交正常化的努力，初始于1990年9月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的访朝，当时的成果便是发表了三党(朝鲜劳动党、日本自民党、日本社会党)共同宣言。可惜之后因为核问题及金丸信陷入丑闻事件，未能更进一步。但朝鲜与金丸家族自此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交，金丸之子金丸信吾是日本知名的对朝友好人士。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朝，与金正日委员长会见并发表了平壤宣言，开启朝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二次努力。但由于绑架问题，更因为布什政权的不满，正常化再次搁浅。不过为中国所厌恶的右派小泉，在金正日委员长逝世后，亲赴东京朝鲜会馆的灵堂祭奠，确也意味深长。2014年，金正恩时代，朝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三次努力开启。不能简单地把这看成是双方为了摆脱外交孤立的权宜之策，早在去年朝鲜半岛最紧张的时期，表面上与美韩“同仇敌忾”的日本，却秘密派遣了饭岛勋访朝。之后，又有以著名前摔角手猪木宽治(日本维新会议员)为代表的日本人士多次访朝。朝日关系会不会有本质性的突破，虽然还存在诸多变数，但东北亚的格局正在酝酿着新的重大变化，这一点看来是可以确定的。
中韩接近，朝日接近，一时间似乎是互换了舞伴。就在安倍晋三宣布部分解除对朝制裁的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韩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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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的历史似乎一直在某个循环结构中运动，就像媒体不断地提醒着我们：今年是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今天是“七七事变”七七(!)周年。一百二十年后、七七年后，还做如此的提醒，不正说明着战争或许会循环再来吗?东北亚现在正酝酿着大变局。但变局有着多种变法，既可能向好的方向变化，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变化;东北亚地区纠葛而微妙甚至脆弱的关系，变局仍然可能变成破局：如果美国对日本施压或日本偏执的拒绝“特别调查委员会”的结果，那朝日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将再次关闭;如果朴槿恵总统像她父亲当年做的那样，在美国的强力主导下，背离民意，与美日建立更“亲密”的军事同盟关系，韩国军部及保守在野势力再次张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和反共狂热，中国“联韩制日”的策略就会失败;如果中国听信某些策士的胡言，对朝政策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实现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互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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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北亚、对于世界正在到来的新的复杂形势，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无须问策于所谓的高参，无须求教于虚名的专家。找一套最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认真地阅读其中关于外交——当然，不止于外交——的内容，如果能从中获得十分之一的教益，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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