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65票对65票的表决结果批准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专门负责“美中竞争”事务并应对所谓“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全方位威胁”。虽然该特设委员会只有调查权和建议权，但其成立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大战略”意味和意识形态对抗色彩，是国会两党反华势力集结、对华实施“新冷战”的一个重要信号，表明美国“全政府、全社会”对华遏制围堵的力量在不断增强，今后一个时期它将充当美国国会推动反华议程的“急先锋”，不仅会限制和塑造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也会对中长期的中美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美国共和党通过中期选举以微弱优势掌控众院之后，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便急不可耐地推动设立针对中国的特别委员会，至少具有以下四方面的动机：
一是通过设立新机制为美国聚焦“中国威胁”、实施全面对华遏制策略进行动员。共和党此番操作，灵感来自于艾森豪威尔时期成立“日光浴委员会”制定对苏遏制战略的成功经验，其“照葫芦画瓢”，意在将新机制与“大战略”、遏制政策联系并结合起来，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放大，将“中国威胁”与“苏联威胁”等同起来，通过渲染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之争激化中美之间全方位的对抗，意图用“冷战胜利”的历史经验为一场“新冷战”造势铺路，煽动反华情绪，推动政府制定遏制中国的大战略并固化下来，推动新的“麦卡锡主义”成为美国的主流政治价值，调动美国国会反华议员们参与的积极性。
二是通过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使两党一致对华成为掩盖美国政治极化、两党恶斗的“遮羞布”。美国众议长麦卡锡通过15轮投票才艰难当选，不仅折射出两党对抗加剧、中间派缺失，美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已达到新高度，也表明国会两党都面临着少数极端派就能够绑架政治议程的窘境，美国的政治制度问题再次显现出来。两党围绕2024年大选的布局与恶斗已展开，众院已经对拜登“私存保密文件”启动调查，美司法部也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特朗普，众院共和党与拜登政府针锋相对……两党似乎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就是将矛头对准中国，从而把两党“团结”起来。而设立一个新的跨党派的委员会，可以营造出“两党合作”的表象。
三是通过新机制将特朗普时期共和党的反华政治议程重新摆上台面，试图影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治议程。麦卡锡一直是特朗普的忠实拥趸，其在对华政策思路上一直延续着特朗普执政时期的“打法”，以特朗普时期制定的《美国对华战略指针》为蓝本，持续炒作芬太尼、新冠病毒溯源、知识产权等问题，攻击拜登在对华政策上过于“软弱”。此番成立新委员会协调参与美国各个委员会的涉华议案和行动，本身带有很强的政策比较意味，一方面，彰显共和党对中国问题的特殊重视与行动力；另一方面，把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主张重新翻出来，引导舆论，对民主党施压。
四是试图借新机制框定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轴，给拜登政府的中美关系制造更多矛盾和障碍，毒化双边关系氛围，干扰拜登未来两年的施政。新委员会设立后，将在很大程度上扮演“扔石头者”的角色，通过频繁制造议题攻击中国、推动其他委员会的各类反华提案和立法，持续对中美关系“拱火”；同时可以牵制和分散拜登政府的精力，降低美国在处理俄乌危机、全球治理、核不扩散、地区热点等问题上的投入，迫使其将政策焦点放在处理中美关系上，试图掌控拜登政府的对华关系节奏。
“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设立及运行，将给下个阶段的中美关系带来三重风险。
首先是美国对华实施“新冷战”的体制机制“定型”风险。“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在针对反恐战争作出相应调整后一直未发生大的变化。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之后，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遏华政策主轴延续了下来。在机制建设上，拜登政府更进一步，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都成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的工作机制，而国会再成立专门针对中国的委员会，那么府会一致的、针对中国的机制框架就很可能会被确定下来。美国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也将悄然完成从反恐到大国博弈的转型，一旦该委员会联合其他委员会以立法的形式推动对华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美关系或在较长时期将面临持续“新冷战”的风险。
其次是美国两党对华强硬政策“合流”的风险。当前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症结在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做法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旧伤未解，拜登政府的另一套对华政策做法又给本就脆弱的中美关系增添新伤。在中期选举后府会分治、共和党掌控众院的格局之下，共和党借助众院平台为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强硬政策张目，会令中美关系的新伤旧伤叠加共振。在美国新一轮大选周期的推波助澜之下，两党若竞相在对华政策上逞强比硬，将在客观上推动两党对华强硬政策的协调与合流，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冲击。
再次是国会“煽风点火”的负面效应与中美政府间合作的正向效应相互角力、冲抵的风险。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一个府会分治的政治格局给拜登政府带来了新的“控局”难题，众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成立后，共和党借助国会对华攻击将成为常态，拜登政府对华作出的积极表态、推动的对话合作很可能将遭遇国会的掣肘和挑衅，中美关系既容易成为美国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容易成为两党之间进行相互妥协、利益置换的“交易品”，如何处理下个阶段的中美关系将是两国面临的共同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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