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绳可能成为东亚内部和平的“催化剂”吗

　　新崎盛晖演讲及现场讨论侧记：冲绳可能成为东亚内部和平的“催化剂”吗

　　：王欣然 徐道衡

　　10月 16日主题演讲

　　新崎盛晖：冲绳可能成为东亚内部和平的“催化剂”吗？

　　【本文为听会笔记，对演讲者、评论者和提问者的发言记录，未经其审阅。如有错漏，欢迎大家补充更正!】

　　【编者按：自日本单方面购岛所引发的钓鱼岛事件以来，人们的视线被集中在钓鱼岛的主权争端之上。与此同时，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美国的鱼鹰战斗机进入冲绳;这在冲绳引发了持续的抗议活动。根据孙歌老师的说法，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冲绳代表，有好几个都是从抗议活动的现场直接赶去机场的。而就在会议期间，10 月16日发生了美军士兵轮奸冲绳女性的事件，次日冲绳民众在冲绳军事基地外就美军暴行进行抗议。

　　近年来，随着部分学者的介绍，包括新崎盛晖的《冲绳现代史》的翻译出版，冲绳的历史及其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但问题在于，发生在冲绳的不断抗争的历史，和我们今天的各种主张之间到底构成什么样的现实关系?也许，首先应该引起的是这样一种好奇，当我们的政府、媒体、商家乃至普通老百姓都主张“钓鱼岛是我们的，誓死捍卫”之时，那些在二战之后生活在作为美军基地的冲绳的人们，他们在捍卫什么?如何行事?他们的斗争理念和思考又是什么样的?而对于这些问题的了解，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反观当前的危机。】

　　冲绳是二战期间日美两国的地面战场，也是冷战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据点。冲绳人民始终坚持以各种方式对抗美日同盟在此的军事统治，开展争取“反战和平”的斗争。在2000年代后半期，东亚内部出现了新的领土纠纷危机，冲绳民众的“反战和平”理念和多年的斗争经验能否为这一危机提供不同的参考，进而提出超越国家立场的独立观念?这是新崎教授报告的问题意识所在。

　　(一) 冲绳的战后史及现代史概观

　　二战之后，美国原本对日本采取的战略是要加以抑制，并使日本成为非武装的国家。但由于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这一战略发生了180°的调整，美国开始将日本当做“附属同盟国”进行培养，并开始推动日本重整军备。可以说，从非武装国家，到1952年日本出现警察预备队，1954年以保卫日本和平名义出现的保安队，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军备化等，都是美国这一战略调整的结果。正是在这一战略下，1952年4月，对日和平条约第3条中确立将冲绳置于美军支配之下，同日，《日美安保条约》生效，美国开始享有在日本全国设立美军基地的自由。当时，关注这一事件的周边国家(中国、印度、埃及等)对此条约提出了抗议，以表示对冲绳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其中，中国在1953年1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所刊登的《琉球群岛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便是其中一例。

　　美国对冲绳的分离统治是其将日本定位为“附属同盟国”政策的基础。在1950年代，日本本土也有不少美军基地，这一事实导致了这一时期日美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日本政府为了稳定日美关系，积极推进美军基地集中于冲绳的政策。这一政策遭到了冲绳人民的坚决抵抗。60年代具有“反战和平”“越南人民连带斗争”性质的抗争运动的高涨，加上美国对越战争的失败，使得美国在冲绳的军事支配陷入了困境。美国为使“附属同盟国”日本承担维持美军基地的责任，于1969年签订《日美共同声明》，决定将冲绳于1972年返还于日本。对此，中国本来持强烈批判态度，称之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但随着中美建交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态度急转，不再批判以返还冲绳为核心、强化日美同盟的这一政策。

　　随着1972年冲绳返还日本，构成了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的一个环节。日本政府承担维持美军基地的费用，同时两国政府将美军基地集中到了冲绳。由此，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减少到原来面积的1/3，导致75%的美军基地集中于仅占国土面积0.6%的冲绳，基地问题不再是日本的问题，而是变成了局部的问题，或者仅仅是“冲绳问题”。70年代至80年代，冲绳人民的斗争仍在继续，但是却陷入了孤立状态。

　　之后，随着911之后美国反恐战略、美军基地的重新整编、中国崛起和影响力扩大、经济危机等，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在此期间，冲绳民众与同样面临美军基地问题的韩国发生了连带，并通过2000年对抗峰会运动建立了与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等跨东亚区域的国际交流。

　　(二)何谓冲绳

　　从地理上看，冲绳位于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台湾、菲律宾的中心，到各地距离基本相等，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其成为支配亚太地区的军事据点，同时，这也意味着冲绳的反对斗争承担着将其转换为和平据点的课题。

　　冲绳在历史文化中与日本的关系并不明朗，既有文化上的亲近，又有着几次被出卖的惨痛经历，因此可以说既属于日本，又不属于日本。从“双重朝贡国时代”到日本单方面的“琉球处分”，无论是17世纪的德川幕府还是18世纪的明治政府，都不约而同的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将冲绳岛及其原住民出卖。所谓琉球处分，是日本明治政府以民族统一近代化的名义，通过武力强行将琉球统合入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这一进程在冲绳民众中一直存在争议。一种看法认为这是武力合并，是日本帝国主义膨胀之始;另一种则认为这是琉球近代化的必然过程，“琉球处分是解放奴隶”。尽管随着时代不同和政治立场的影响，这些评价都有所变化，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琉球处分是在解放主体尚不成熟的阶段中，国家权力单方面采取的措施。而琉球被统合入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日本，关键环节在于美国进攻日本时唯一的地面战“冲绳战”。这对于冲绳日后的发展以及日本复归运动中民众的态度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二战之后，冲绳民众的斗争以“冲绳复归日本运动”和非暴力斗争为特点。当时，被美军占领为军事用地的冲绳民众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即“日本复归”与“独立”。要求“复归日本”，是基于文化历史上亲近感与作为经济圈的一体性以及将战后日本视为放弃了军队的和平宪法的民主国家。而独立论则立足于一个现实的认识：美国不可能放弃冲绳;这样的话就可以和美国合作，扩大自治权进而独立。然而美军犯罪事件的频繁发生使得这样的独立论缺乏说服性。冲绳群岛会议以17对 3的赞成复归日本的决定。对于冲绳人民而言，而完全无视其决议，而继续将冲绳置于美军统治之下的对日和平条约的第3条，则无异于“第二次琉球处分”，因此有民众提出“复归和平宪法”的运动。

　　1950年代由于美军基地还未集中到冲绳地区，因此日本与冲绳的反美民族主义还可以互相呼应，然而到了60年代，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几乎都转移到了“非日本的冲绳”，“日本复归运动”开始出现了变化，冲绳民众面对严格的军政统治以及同日本本土的社会经济差别，尽管依然使用“复归和平宪法”的口号，但是同日本本土的感情却已经逐渐疏离，变成了“爱憎各半”。此后，在美国越战、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的契机下，冲绳民众的抗争也转变成为以“反战复归”为主，脱离了民族主义的新冲绳斗争。

　　冲绳民众斗争的特点在于非暴力斗争的传统，这虽然是基于与绝对性暴力相对峙的必然选择，但同时更是因为冲绳民众有着对于惨痛战争经验的世代继承，因此不再愿意让生活之场所再度变成战场。只有以非暴力的合法性去对抗现代国家意志以及国家暴力，才能真正维护和平。

　　(三)将尖阁(钓鱼岛、钓鱼台列岛)问题作为东亚和平的“试金石”

　　日本与三个邻国存在领土争端，这些领土争端对东亚和平事关重要。新崎盛晖表示，自己将把冲绳民众视为自己的生活圈的尖阁诸岛作为问题的中心来讨论，并由此提出了“生活圈”这一概念。

　　1895年日本政府以“无主地先占”的国际法原则将尖阁认作日本领土，中国政府将此行为视为侵占，并据《册封琉球使录》指出尖阁诸岛一直是中国固有领土。之后1943年的开罗会议及1945年的《波茨坦宣言》都没能彻底界定尖阁诸岛的归属。而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介绍冲绳民众的反美抗争时也未对此地的归属进行质疑。1956年，美国开始使用尖阁诸岛中的两个岛屿为军用射击靶场，中国未对此发出抗议声明。

　　尖阁诸岛的主权真正成为问题是在1968年联合国ECAFF调查团发现了东海周边领域可能拥有石油资源之后。此后中日都先后发表声明表示对此岛的主权。在冲绳，几乎100%的民众都认为尖阁诸岛属于冲绳。但其理由并非基于中日两国所主张的“固有领土”，而是自己的“生活圈”，这一概念不仅包含着经济含义，更包含了历史文化方面的含义。

　　所谓的“固有领土”、“国境”等概念只是在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才出现的，我们应该考虑走出近代欧美国家带给东亚的这些带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的国境、领土概念，转而关注“地域居民的生活圈”这一概念。在没有国境概念的时候，冲绳与台湾的渔民就已经在生产劳动中创造出了共同的生活圈并和睦相处。需要强调的是 “地域居民的生活圈”不同于“国家固有领土”，不具有排他性，比如冲绳渔民的生活圈并不会排除与台湾渔民的生活圈相重合。我们应该将这一经验应用于领土纠纷，把将这一区域作为历史、文化、经济圈的民众们的意见和讨论纳入中日商谈之中。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不能只有国家立场的代表人，日中两国、冲绳和台湾的历史学家，以及生活于此地的渔民的声音都是不可缺少的，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得一贯的历史认识，才能展望未来的共同生活，这也是冲绳“反战和平”斗争的目标所在。

　　学者回应：

　　罗永生(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新崎先生讲述了冲绳复杂的历史和冲绳民众多年来和平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很具挑战性的想法。其中最为有力的便是面对错综的主权争论，将焦点放回民众自己“生活圈”的呼吁。他也希望这能成为东亚和平的催化剂。

　　由此我联想到了香港的保钓运动。我虽未赶上1971年保钓运动诞生的“维园大示威”，但深受七十年代“保钓”象征的“民族意识”的影响。在英殖民的背景下，这种“民族意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启蒙作用，打破了保守沉闷的政治气氛，但在那时的“保钓”运动中，冲绳几乎被完全忽略。九十年代，在香港即将回归的背景下，政治角力的中心变为接受还是不接受中国为香港制定的政治安排，“保钓”则成为“亲中派”和“民主派”之间的争夺焦点，而冲绳仍然没有出现在香港人的视野中。直到今天，“保钓”对于香港人与其说是一种由战争记忆与反帝追求推动的运动，毋宁是一种参杂了一代人身份焦虑和怀旧回忆的周期性活动。而新崎先生的发言，点出了这一运动和回忆中的“启蒙的盲点”。那就是，在挣扎着进行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中，有什么是“我”排斥或遗忘掉的，而参与这种种排斥和遗忘的，又是哪些不断在浮动变换中的正义诉求，或意识形态话语?新崎先生文章中最令我动容的就是冲绳人面对身份归属问题的那种千回百折，香港人后殖民身份的焦虑不也正与此相似吗?

　　如今，国家主义的主权关系难以承认和容纳各种不同的主体性。冲绳经验中的“复归和平宪法”即以比喻的方式指出日本政府背离了战后和平宪法的精神，这一我称之为“异见者的宪政主义”也可用在“一国两制”中，来解读在香港，国家政策如何偏离宪法精神。

　　新崎先生两次提及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对琉球群岛(包括尖阁诸岛)人民反美斗争的支持，支持琉球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这个文本最近也在网上流传并被讨论，讨论往往集中于它是否否定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声称。但我关注的是，它至少见证了中国曾经是一个坚定支持冲绳人民斗争的国家。它为何在发现石油和港台出现“保钓”运动后强调钓鱼岛主权?这是否也构成冲绳现代史作为一连串被出卖的历史的一部分?

　　之前对冲绳的理解支持现在变为对于历史严格反思与智性回应的自我要求。因此我认为，冲绳能否转化为东亚和平“催化剂”的一个关键在于，能否使冲绳人民的斗争成为钓鱼岛争议的一部分。具体来说就是在一个为了反制东亚民族主义无限升温，冲突危险不断升高的和平运动中，突出冲绳经验，并以“冲绳作为方法”。一方面继续批判美日的霸权主义，另一方面重新审视由海外回传中国，以保钓运动为轴心的新型民族主义，重构东亚民众不为各自国家主义暴力困囿的新的主体性。

　　任佑卿(韩国圣公会大学东亚研究所HK教授)：

　　按照新崎先生的《冲绳现代史》，战后冲绳6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作是冲绳人民抵抗美军基地的斗争史。对此，任佑卿表达了自己的佩服、好奇和困惑。

　　佩服在于，新崎先生所描述的冲绳人民在反美基地的抗争史中所体现出的非暴力、锲而不舍的坚韧以及超越国族主义的宝贵经验。参照韩国社会中充满暴力(殖民、战争、独裁、父权、剥削等)，无意识的亲美以及至今未能超越国族主义的抗争经历来看，这种经验更显得难能可贵。

　　我的好奇是，一，社会中的父权制和国族主义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韩国，女性问题经常被动员到反美运动中而成为国族主义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女性问题往往被遮蔽甚至强化了男权中心的国族主义。如果冲绳民众运动能够超越国族主义的话，那么这会不会减少父权制或男权主义的程度?二，从“复归和平宪法之下的日本”到“反战复归”，冲绳的民众运动和“国族主义”保持了一定距离，并体现出以1980年代“冲绳共和社会宪章”为代表的强烈的反国家意识。冲绳民众的运动，是如何维持这一“既反复归又不独立”的内在张力的?

　　我的困惑则在于，一，冲绳的斗争为何还未获得胜利?在冲绳，90%的地主将土地出租给美军基地，一直参与抗争的“一坪地主”只占很少的数量。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当我们主张民众的生存本能，或推崇“为了生存而学习的民众”时，怎么看待民众的生存本能，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幻想，往往把他们变为保守势力这个问题?二，在场的人应该都会同意冲绳应该成为东亚和平的“催化剂”，那么反过来说，东亚能否成为冲绳和平的“催化剂”?1972年中日建交时，中国默认了美日安保体系的存在，对这段历史，我们该如何理解?

　　龚卓军(台湾台南艺术大学副教授)：

　　首先，在PPT中，龚先生给出了好几张不同的冲绳及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地图。其中，有的是军事防御图，有的是行政地图，有的是国家和城市地图。尽管是针对同一块地理区域，但每一幅地图绘制、标示和呈现的方式都大不一样。如果说不同的地图就是不同的想象方式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至今都没有一张呈现新崎先生所说的“生活圈”想象的地图。

　　其次，新崎先生在文中所提及的2011年建成的“琉球渔民慰灵碑”见证了冲绳台湾两地渔民长期而坚固的友谊。1895年“台湾处分”使得台湾与因1879 年“琉球处分”而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冲绳成为兄弟，有人形容如表链与表身一样。然而，早在16世纪，因气候原因而漂流至台湾的冲绳渔民教会了台湾渔民不同的捕鱼技术。基隆的繁荣与琉球渔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渔夫的力量”正生动有力地证明了新崎先生所说的“生活圈”这一概念。

　　另一方面，冲绳与台湾之间劳力与物资的交流，突显了帝国内部无法消弭的文化语言与生活习性的差别，这种多重的话语与民族的交错与对话的框架并不是由民众，而是由帝国设定的。1879年的“琉球处分”与1895年的“台湾处分”均为日本明治政府的官方现代术语，其一贯逻辑是善人(日本)惩治恶人(琉球，台湾)。出兵台湾的藉口就是“对琉球人民遭受杀害实施报复，是日本帝国政府的义务”。尽管，琉球方面对54名琉球人在台湾被当地生番袭击一事的态度就是力求息事宁人，但明治政府全然不听。1874年的出兵，实际目的是台湾的战略与经济地位。

　　20世纪初，冲绳人将台湾移民加以他者化，也将台湾人祖先自闽南移垦台湾与台湾人移垦冲绳两段历史加以叠加，制造了台湾人属于“前现代”民族的刻板印象，之后来台的冲绳劳工，又反过来认为台湾象征了“现代开化”的世界。这些双向移动的经验，形成了一种“交界圈的现代性”经验结构。

　　在后冷战美国经济帝国构架下的交界圈中，如何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质的种种发展与力量之外，消除其基本原则，特有力学与单一历史，再造新的交错与对话，将依赖于我们如何重返“渔夫的力量”。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冲绳的抗争活动不仅在维护其本土的区域安全，同时也在维护东亚地区的共同安全。在漫长的苦难史中，冲绳人民产生了特殊的以“反战”为核心的认同方式，他们 “既是日本人，又不是日本人。”这一点其实与白乐晴教授的“第三方”观点相呼应。在东北亚的区域内，单纯的国家概念已经不能提供给人民安全与幸福，同时，简单的与国家政权相对抗也无法解决问题，如何在白乐晴教授提出的范畴内，同国家形成一种超克与适应的关系，以及形成新崎先生所言的生活圈，并使之扩大化和具体化，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印度甘地主义与冲绳人民的抗争方式看似雷同，但这其中是有差别的。非暴力不妥协的抗争形态究竟是以什么为动力?冲绳本地的宗教经验和传统价值观又为其运动形式提供了何种资源?1972年，冲绳的施政权由美国“归还”日本，冲绳社会发生了关于主权和主体认同的巨大分歧。是反战复归，还是反战独立?前者意味着对日本的归属，后者意味着依靠美国。在激烈论辩之后，冲绳人找到了第三种思路，那就是以反战而不是以复归为中心的“反战复归”运动。此后，1980年代后由诗人川满起草的《琉球共和社会宪法草案》，同样不具有任何实质效力。但在孙歌看来，这恰恰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思路，这种把宪法理念与现实国家政治加以区分的认识模式，体现的是在无路可走的状态下坚守不同于国家意志的社会理念。

　　同时，就钓鱼岛的争端，新崎先生提出了不应固守欧美近代国家的主权观念，而应强调“生活圈”的解决思路。这个思路值得认真对待，然而行政版图上并没有所谓 “生活圈”，我们也不能悬置国家而空谈“生活圈”。在现实斗争策略中，生活圈概念需要其他因素补充。钓鱼岛不仅是主权问题，更涉及到战争史和民众的情感记忆，民众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力量也也应该放入生活圈概念中。就今天的状况而言，国家和社会的二分对立已经无效，更有效的提法是和平还是战争的二分法。我们应该向冲绳人民学习，给政府施以压力，让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解决问题，避免战争。这也是目前最接近生活圈思路的解决途径。在谈及钓鱼岛问题时，往往只有国家视角而缺乏民众视角，我们应该在保证民众视角参与的条件下，是同冲绳人民一起保卫真正的和平。

　　新崎回应：

　　(一)如何理解反战复归中的反复归论?

　　反对复归，并不代表着要求冲绳的独立。这一部分是因为民族独立运动容易受到权力的利用，另一部分是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和思想的问题。就此而言，仅仅独立是难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在冲绳，支持独立论的人也非常之少，有无1%都难说，有这种想法的人去参加政治选举的话也是得不到票数支持的。这并不是批判独立，而是说要看：独立以何种方式被提出。有一种所谓的“酒吧独立论”，即酒醉了就叫嚣着要独立，而清醒时又渴望日本的援助。我认为从政治意义上看，建立一个新国家是难以成功的，这也未必真的有利于冲绳人民。南斯拉夫被民族主义者煽动独立并最终解体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应以此为鉴，谨慎处理独立问题。我们的岛屿如此之小，却引发了这么大的争端，难道独立了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人民就真的获得解放了吗?那样的话我们虽然独立了却不能够自立，而我们应该做的是不独立，先自立。在日本现存的政治框架下，一方面与其进行抗争，一方面追求自立。在当今的国际框架中，还存在很多问题，“生活圈”概念可能有效果，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战争的记忆也会保存在生活圈内。更好的解决途径应该是超越传统的领土主权之争，跨越国界，联合抗争。比如日韩合作，冲绳大学以教学为由邀请韩国学校前来进行祭祀活动，修建纪念碑，打破了冲绳的本土局限，加强了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同时，还应该将广大劳工、慰安妇等受难者加入进抗争活动，扩大联盟的主体，使其变得更为广泛，也只有这样冲绳的自立才能成功。当这样的经验在全亚洲被广泛接受时，大家就可以共同协作，问题就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二)针对任佑卿教授提出的“冲绳斗争为什么还没有获得胜利?”

　　冲绳的反战地主虽然只有三千人左右，并且多数只有一坪土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运动的失败，因为运动的目的在于分割土地的同时使每个人都成为抗战主体。抗争的意义不在于人数，而是在于有人去反抗美军基地的存在，反抗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我们不应该关注数字的多少，而是应该关注抵抗的方式。过去使用过的方式也许今天又被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单的重复，在这其中会产生更多的反抗智慧。即便斗争失败了，也并非没有意义，作为一种尝试，它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其中，这是我对民众运动的看法。

　　现场提问：

　　张承志：新崎先生的讲演对我很有启示。冲绳与中国有着长期的交往，对冲绳而言，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存在，请问现在冲绳人民如何看待中国?

　　新崎盛晖：很早之前，冲绳就处在双重附属、双重朝贡的结构下，而直接侵犯冲绳的是萨摩藩。在冲绳，基本没有“反中派”与“厌中派”。但是，现在媒体对于钓鱼岛事件的报道让冲绳人感到很困惑，为什么曾经如此亲近的国家，现在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行为，但总体来说，对中国持好感的人占冲绳人的大多数。

　　白池云：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十几年后，冷战结束。然而，冷战结束后的领土问题好像更加严重。50年代，中国曾批评美军在冲绳(包括钓鱼岛)的所作所为，支持冲绳人民的反美斗争，但从71年开始，中国开始强调钓鱼岛，这里当然有石油的问题，那么这些事件背后的历史逻辑是怎样的?

　　孙歌：我们不能把一个国家道德化或人格化地加以看待，这是一个基本前提。要求一个国家一以贯之，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提给中国，而不是去质疑美国?因为美国一向出尔反尔，大家都习惯了，而大家又认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必须说话算话。但不能以“公理”，或“伦理”来要求每一个国家。所谓“公理”本身也是不公的，它是由霸权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制定的，即便是国际法也是如此。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展实际上非常艰难，恢复与日邦交是中国在当时的一种策略。当时中苏交恶，彼此都认为对方是修正主义，因此在外交上都试图从西方寻找支持。72年，邓小平曾指出钓鱼岛无疑是中国的，但是现在可以先将围绕它的争议“放着”，留给后人解决。而日方则展现出了其在外交中一贯的暧昧态度，钓鱼岛最终以口头协议的方式被搁置起来，而留下任何的文字。另一个原因是中日在二战结束二十多年后才恢复外交关系，这本身就会积累大量问题，中日摩擦不断与此密切相关。72年的中国政府必然会有一些权宜的策略。总之，我们不能抽空具体的历史情境来谈论这些问题。

　　陈光兴：上个世纪，身处东亚的我们面对着众多“回归”，或“复归”，台湾，韩半岛，冲绳，香港，澳门等。1945年台湾回归中的问题没有得到清理，从某种意义上影响了香港回归，今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就是一个直接表现。那么我们如何将这些“回归”联系起来，打开没有被整理的回归问题的历史经验?冲绳回归的知识清理，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我们反思这一类问题的参考坐标?

　　孙歌：如白乐晴先生所说，我们要从“第三方”来重新想象国家。从西方进口的民族国家理论对东亚已经失效，但今天，我们仍然完全以民族国家这一视角来看中国。而钓鱼岛问题正好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东亚的契机，就看我们如何利用了。新崎先生关于冲绳“不谈独立谈自立”是一种有趣的说法，事实上这也许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民族国家/主权概念的另类国家，新型国家/人民关系的想象。在类似这样的想象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将这些“回归”联系起来。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